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人物軼事,個人評價,
人物生平
1900年赴日本留學，支持君主立憲，反對孫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歸國，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被調入外務部。1913年被袁世凱指派為第一屆參議院議員。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長。
曹汝霖
曹汝霖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
1915年1月參與同日本公使談判“二十一條”。
1916年4月任交通總長，後兼署外交總長，並任交通銀行總理。
1917年1月通過西原龜三向日本興業等銀行借款500萬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內閣交通總長。次年3月兼任財政總長，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軍餉。
1918年秋，不惜喪失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財政方面所據要職，成為新交通系的首領。
此後轉入實業界，仍任交通銀行總經理，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天河煤礦公司總經理，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井陘、正豐煤礦公司董事長。
1927年任張作霖軍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長。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
1942年3月，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長。
1949年去台灣，1950年赴日本。
1957年遷居美國。
1966年8月4日逝世於美國底特律，終年89歲。
人物軼事
北京趙家樓的歷史該不算太悠久，但卻極有知名度，因為當年震驚中外的“五四”、“火燒趙家樓”即發生於此。趙家樓是老北京的一條胡同。樓為何冠以“趙家”，至今仍是一個謎。清光緒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師坊巷志稿》，於當時北京坊巷考注甚詳，也許是趙家樓在當時不甚有名氣，朱一新對趙家樓主人未加註解。歲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沒無考了。趙家樓是條小胡同，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據考原為前後曲折U字形走向，總長不超過三百米，後被一分為二，前邊稱前趙家樓胡同，後邊則稱為後趙家樓胡同。“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東院基本焚毀。上世紀50年代後曹氏舊宅被拆除，於原址建起新樓，成為某單位招待所。後來又改為趙家樓飯店，門牌是“東城區趙家樓1號”。
趙家樓何時成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見到準確資料。從回憶資料來看，曹宅當時分東、西兩院，西院為中式房屋，東院則為西式平房。我所見過曹氏差人的回憶是1918年9月至曹公館當差，可見成為曹宅起碼是1918年。其實，曹汝霖不僅在趙家樓有公館，他還有兩房姨太太，分別在錫拉胡同和西觀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帶著幾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從原籍上海亦遷來，均住趙家樓。
曹汝霖與陸宗輿、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學，1904年一同歸國參加“經濟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職銜。曹汝霖任職商部商務司，後調外交部。北洋時期當了大官，幾次喪權辱國，向日本大借款，還是“二十一條”談判的參與者，被視為親日派，所以“五·四”運動中曹氏受打擊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氣的是，火燒曹宅說蜂起，有漏電失火說，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說，而支持、同情學生運動的報刊，也多採用此二說。當然目的是保護學生免遭當局迫害（學生激於義憤，首先點火者即當年北京高等數學科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後隨毛澤東在湖南從事驅張運動，1933年病逝）。6月10日總統徐世昌頒令罷免曹、陸、章三人職務，也否認學生燒毀曹宅，曹汝霖在醫院看到報紙後，大為生氣，馬上找徐質問。始憤而以辭去交通總長等職務泄憤。罷官之後，仍擔任交通銀行經理（當時報章說曹辭去交通銀行經理職務，實際依然保留）。但他經“五·四”風波，受刺激很深，發誓不再過問政治，願做在野之民。他先潛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一天后又躲進東單三條同仁醫院，仍覺得不保險，又搬到北海團城（當時團城由京綏鐵路局管轄），閉門謝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國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復古《飲中達觀》表述自己今後的志向，其詩云：“人生安分即逍遙，莫問明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底勝勞勞。一心水靜唯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王榭功名有遺恨，爭做劉阮醉陶陶。”看來，曹汝霖是將安分守己視為座右銘的。儘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鬱鬱寡歡。因為他儘管在租界當寓公，深居簡出，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和原諒他。他的兒子在天津南開讀書，卻沒有一個同學肯與他同坐，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獨桌。課間、放學，也沒有一個同學理睬他。這種情況，曹汝霖不會不知道，其內心痛苦之狀可想而知。
在趙家樓修葺後，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處。但曹仍以天津居住為多。1922年，他於燈市口同福夾道又蓋起一座新樓，東院有戲樓，甚為宏偉，後門則在箭廠胡同7號。11月，曹為父親辦“彩觴”堂會，大宴賓朋。直繫上台後，因曹在北洋集團中屬交通系，與皖系親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夾道宅寓則租給丹麥公使作為公使館，只留下後院，家人改從箭廠胡同後出入。1937年始將此處宅寓賣掉。
火燒趙家樓時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個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謎團。一般都認為曹恰巧不在，學生們則痛毆了章宗祥。實際上，據後來考證，曹汝霖早就聞聽“學生們要鬧事”，在家與章宗祥、日本人中江醜吉（此人在學生痛打章宗祥時以身體護住，才使章僥倖活命）、警察總監吳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對付學生（當時院中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一種說法是學生們衝進來時，曹汝霖藏進兩間臥室夾層的箱子間。但據曹氏僕人目睹：曹聽到叫罵聲後，溜出小後門直奔廚房，換上廚役的衣帽，又出東小門逃往東交民巷法國醫院。
個人評價
曹汝霖被定義為著名賣國賊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為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的。這次談判簽訂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其實就是將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細化與公開化。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曹汝霖便從顧問變成了外交部次長，一屁股坐到了對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著軍艦、槍炮的檔案（就是當時稱為賣國的“二十一條”）。曹汝霖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對這段歷史記述道：“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陸征祥）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後動……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於拒絕而撤回。會議結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曹汝霖
曹汝霖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將“二十一條”親送日本公使館時，曹汝霖也是“余心感淒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袁世凱死後，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西原借款”，使得早前在“二十一條”談判中極力主張對日強硬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協。而升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和擔任駐日公使的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此時已被推到強大民意的對立面。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陸宗輿被免職。
五四運動後的曹汝霖
五四運動前，曹汝霖曾集交通總長、財政總長、交通銀行總理等數職於一身，是北洋政府權重一時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由於部分列強與日本事前簽署了密約，協約國公然將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從而引發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當時，交通總長曹汝霖因負責把部分權益讓予日本，與貨幣局總裁陸宗輿及駐日公使章宗祥並稱為“三大賣國賊”。五四運動中一句著名口號即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五四”當天，學生遊行到趙家樓曹宅，曹汝霖躲了起來。學生誤把當時在曹宅的章宗祥當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頓，並放火燒了曹宅，此即火燒趙家樓事件。後來，一些學生被抓，事件演變成大規模的罷課、罷工及罷市。6月10日，賣國賊曹、陸、章三人被免職。
曹汝霖銅浮雕
曹汝霖銅浮雕“五四”過後，曹汝霖先在醫院躲了幾天，後搬到北海團城（當時由京綏鐵路局看管）暫住。曹在這裡足不出戶，每天以寫字打發時光，還改了個名字叫“覺廠”，有點閉門思過的意思。
五四運動時，曹汝霖42歲。此後他沒再任過要職，似乎也沒有東山再起的企圖，而是熱衷於慈善活動。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車的車夫施捨100套棉衣。施捨的方式也比較特別，每次由家裡當差的抱著幾套棉衣出門，看見街上有衣不蔽體的車夫，便雇他的車，拉到僻靜的小胡同，叫車停下來，施捨給車夫一套，然後再去物色下一個對象。據說這個辦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領。曹家還經常向人施捨棺木。
上世紀20年代，由曹汝霖發起，共有20多人出資，在阜城門內白塔寺溝沿建了一所醫院，取名中央醫院。醫院落成並買進所需醫療器材後，尚餘20萬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銀行。中央醫院屬於慈善性質，用這20萬元支撐醫院的開支，窮人來看病，一概不收醫療費。後來新亨銀行倒閉，醫院所剩的幾萬元，改存匯業銀行。匯業銀行歇業後，又改存中南銀行。曹汝霖一直擔任中央醫院的院長、名譽院長等職，經費方面都由他籌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長的井陘正豐煤礦公司供給。只有他到醫院時，由醫院給他的汽車灌滿汽油，這就是他從醫院得到的全部報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醫院達十餘年，日軍侵占華北後，曾想強占這家醫院。曹去找日軍交涉說:“這家醫院原來是私人經營的，而且是慈善性質。”日軍方罷手。日軍接管了協和等醫院後，一些名醫如鐘惠瀾、周華康等不願為侵略者賣命，紛紛被中央醫院網羅過來。醫院的婦產科，也在此時創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戰勝利後，曹汝霖辭去院長，請鐘惠瀾繼任，他對鐘說:“我本是個外行，維持了十幾年，雖然沒有成績，但幸而沒有大過。日本人在這裡，我不能不頂著名字應付應付。現在日本人走了，還是你們幾位專家多負些責任吧。”新中國成立後，中央醫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為人民醫院。
抗戰軍興，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不願在日偽政權任職，不在自己被國人唾棄的歷史上再加上賣國罪孽。據說日軍在籌組華北偽政權時，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選，但曹汝霖不為所動。後來，王克敏曾給他掛上“最高顧問”的虛銜，王揖唐出任偽華北政委會“委員長”時，又給曹汝霖掛了個“諮詢委員”的空銜，但曹汝霖從不到職視事，也未參與漢奸賣國活動。北平淪陷前後，日本人特別注意拉攏北洋時期的高官顯宦，如段祺瑞、吳佩孚、袁世凱之子袁克定、靳雲鵬等，但這些人都拒絕了。
曹汝霖晚年在憶及五四運動時說:“此事距今四十餘年，回想起來，於己於人，亦有好處。雖然於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