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聚賢

衛聚賢（1899～1989），字懷彬、號介山，又號衛大法師，山西運城市萬榮縣人。民國16年（1927年）畢業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歷任暨南大學、中國公學、持志大學教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衛聚賢
• 外文名：Wei ju xian
• 別名：字懷彬、號介山，又號衛大法師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山西運城市萬榮縣
• 出生日期：1899年
• 逝世日期：1989年
• 職業：考古學家
• 畢業院校：清華國學研究院
• 代表作品：《中國考古學史》，《中國考古小史》，《十三經概論》，《古錢》
• 生肖：豬

人物簡介

民國17年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民國18年發掘南京明故宮。民國19年主持南京棲霞山三國墓葬發掘，並致力於江浙古文化遺址調查。民國24年春，參與常州淹城遺址調查，同年秋參加上海金山衛戚家墩古文化遺址考察研究。民國25年上海成立中國古泉學會，擔任評議。同年8月任“吳越史地研究會”總幹事，主編《吳越文化論叢》。民國26年上海市博物館落成，擔任設備選購委員。民國32年在重慶任“說文社”理事長，主編學術月刊《說文》。民國38年離開大陸，歷任香港珠海、聯合、聯大、光夏、遠東、華夏等書院教授，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台灣輔仁大學教授。

郭沫若、衛聚賢考古中

生平履歷

人物概述

衛聚賢(1899—1989),字懷彬,號助臣、耀德、衛大法師等,曾化名魯智深、韋痴子等,山西運城萬泉(今萬榮縣)皇甫鄉北吳村人。

衛聚賢是民國著名學者,其一生極富傳奇色彩,亦堪為其時學界之一怪。他拔起於逆境,以自學出身,終有志者事競成,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得王國維等親炙,後以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鳴世,著述頗豐,且是學界中的組織者,但以其所論多怪異,研究方法又不同常人,加上他後來離開大陸,於是更為人所罕知,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了,於是他幾乎已經成為中國歷史學界的一塊“化石”了。

讀書楷模

發奮讀書,有志者事競成的楷模

衛聚賢的身世真是淒涼,他本是甘肅慶陽縣西峰鎮人。明清一代西北民族矛盾衝突,回、漢兩家血爭不已,衛氏的外祖父即是僥倖存活下來的一家磨坊主人,其女名蘇春梅,嫁慶陽安氏為妻,生有兩子,後以西北饑饉,安氏一家家破人亡:安母餓斃,安氏病故,其兩弟一自殺一逃逸,只留下妻孥三人無以為生。時有山西萬泉北吳村財棍衛世隆因積欠財資遁人慶陽,在一家雜貨店充店員,後積攢本錢,加入股本,做了這家小店的經理,但美中不足,衛氏“命克”,曾先後娶有兩女,皆自殺命歸黃泉,膝下亦無子女,及聞蘇春梅寡居在家,遂往聘之,納為妻室,並將蘇與前夫所生子易姓為衛氏,視為己出。

這兩個“拖油瓶”的男孩,長者名考娃,幼者名雙考,雙考即衛聚賢之小名,“聚賢”是他後來自擇的名字。衛聚賢自幼在繼父的店裡做學徒,7歲始人私塾,後在慶陽讀國小,以營養太差,記憶力受損,時被老師和繼父杖責。18歲時隨繼父返山西家鄉,繼續高小,又以家中拮据被繼父數度中止學費而輟學,不得已乃兼本鄉國小初小教師勉強維持學業,後打聽到運城二師每月可發給二元津貼,遂赴該校就讀,然不久即因在“五四”運動中支持被開除同學被校方勒令退學,仍返本鄉國小執教。衛又自幼在繼父監督下習商幫賬,白天要書寫流水賬至四五十頁,晚上還要點錢過賬,以至身心俱傷,致體格亦發育不全,後來他每憶及此,不寒而慄,稱之為其一生“三噩夢”之一(即幼時遭人毆打、成人時的失業)。後衛聚賢終無意承繼父業,私逃出家,以不惜失去經濟來源的代價發奮讀書,他先到太原警察教練所謀職不成,欲報考太原工專又以曾參加學生運動的“前科”不被錄取,後在母親暗中資助下藉助同學衛懷彬的文憑(其後遂以之為其字)考上太原商專。

衛聚賢在太原讀書,可謂“蓬頭垢面而讀詩書”,時其繼父已故,承繼家業的兄長仍無意負擔其弟的學業用費,衛聚賢只好靠借貸求學(至抗戰前才算償清),其艱苦備嘗的窘境,竟有如每遇開學則“負衣裸行”,即無力支付交通費又捨不得穿校服,其平日衣裳已是鶉衣百結矣;每赴食堂就餐,必選食最便宜的飯菜,冬天更索性借校爐煨羹湯以代飯菜,如是多年,竟成習慣。他後來任職於中央銀行,月薪200餘元,亦節儉若是,人鹹以為怪,而衛聚賢嘗謂:生活簡易則腦筋簡單,於事業學問大有益,若講究三碗八盤,調味太重,致腦筋複雜,則多所顧慮矣。衛聚賢又以窮窘不能多用紙張,後寫字習慣便字型微渺,寫信也從來不逾兩頁,人謔戲其人大而字小,人胖而字瘦(其貌似濟公,人又稱之為“衛道法師”,其亦以“衛大法師”自況、.以為“兩不相稱”云云。

清華怪才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怪才

衛聚賢太原讀書原本亦熱心於社會活動,後以參加學生會活動失意,轉而鑽研古史,又索性中止學業赴北京投考師大歷史研究所,卻因該所從不招收外校學生而罷, 他遂在師大旁聽,兼在私立新聞大學就讀。1926年,他又投考其時中國第一流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而此時衛聚賢並無一張正式文憑可以出示。考試時,史學泰斗王國維先生觀其作文題目為“春秋戰國時代之經濟”,問其做該題取何材料?答以《國語》、《左傳》;又問對此兩書之成書時代有何疑問, 衛不能答,其後其乃悉心於兩書的研究。

衛聚賢考取後,益發奮刻苦攻讀,黽勉向學,其又以自幼持操算盤,精於統計,遂慣於運用“歷史統計法”而別開蹊徑。清華一些同學原來就小覷這一無文憑的山西人又“土得掉渣”的同窗,常嘲譏他用統計方法研究歷史,相與調侃道“研究院來了個商人”,至衛聚賢《左傳研究》書成,梁啓超對之讚嘆不止,眾人乃服之,方對之刮目相看。其時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有《左傳真偽考》寄趙元任,趙轉給李濟,衛見後甚“垂涎”,又苦於外語程度不高,於是邀同窗陸侃如與之合譯之,繼請趙元任校正,胡適也為之作了長序。

清華國學研究院從1924年至1928年共有四屆,衛考取的是第二屆。衛聚賢在清華受教於梁啓超、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李濟“五大導師”,尤其受梁啓超、王國維教誨獨深(衛畢業論文《“春秋”研究》與《“左傳”真偽考》即得二師之啟發和指點而成),衛專修中國上古史,研究課題是《左傳》,導師是王國維,此外李濟先生的建構中國考古學對其構成了直接影響,其時國學研究院山西弟子僅衛氏與史念海二人而已,學友則劉節、徐中舒、謝國楨、王力、姜亮夫、高亨、蔣天樞、劉盼遂、陸侃如、吳其昌、羅根澤、姚名達、周傳儒等。

研究院有《國學論叢》季刊,由梁啓超主編,為國際著名刊物,多收研究院導師和畢業學生論文,其中衛的論文《{左傳)之研究》亦曾得國際漢學人士關注,並給予好評:《清華周刊》也刊有他的《晉文公生年考》等;衛還與同學成立有“述學社”,這個團體是為反對國學研究中“頑固的信古態度”和“淺薄的媚古態度”而成立的,它宣稱“寧可冒著‘離經叛道’的罪名卻不敢隨隨便便的信古;寧可拆下‘學貫中西’的招牌卻不願隨隨便便的媚古”,這是他們在整理國故和西學東漸浪頭上一種健全的姿態,“述學社”出版《國學月報》,先後刊有衛的《晉惠公卒年考》、《萬泉衛氏考》、《春秋的研究》、《釋家補正》、《金滕辨偽》等論文, 在該刊的“社員著述一覽”中標有衛的《春秋地圖》和《一得錄》,而“社員著述出版預告”則有他畢業論文的《左傳研究》,那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春秋的研究》是由“朴社”出版的,加上其前寫成的《國語的研究》,這三研究後來又合為《古史研究》,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此書在中國史學界影響頗顯。

求學王國維

衛氏是王國維生前最後弟子之一。1927年6月1日,王國維參加衛聚賢等畢業典禮和師生敘別會後,是夜又照常批閱學生試卷,完畢,乃草擬遺書藏之於懷,翌日遂投湖。

王國維投湖是中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其原委是北伐軍將抵華北,清華園內有小刊物作漫畫醜詆“研究系”,諷刺清華研究院由梁啓超居長而左右之,梁遂不安,告假返天津,眾人亦惶然,有避人東交民巷者,有出國遠遁者。繼聞湖南農民運動誅殺了大地主也是大學人的葉德輝,園內傳單紛至沓來,且謂將剪辮子(衛氏解釋王的保留辮子,是為了出入故宮參觀考古資料的方便,後來溥儀被逐出故宮,王始終保留了這條辮子)等,更有出示“擬殺之名單”者,王國維憂心忡忡,又無術可避,“老實得像火腿”的王國維竟遍問學生何以為計,詢至衛聚賢,彼建議王國維可徙居太原,因山西表里山河,持掌山西的閻錫山又善變,幾乎成功地在若干次國內政治紛爭中使山西處變不驚,免於動盪,且衛氏正與三二同好在晉祠開辦興賢大學,可聘王先生授課,薪金暫委屈先生月奉百元,每月僅來校上課一次。但王未置可否,只說:“山西無書”,衛答太原文廟有藏書,且太原私家藏書者也不乏其人,王仍未允可。豈料半日後王國維竟投湖,衛聚賢頓足長嘆,只有叩首大哭了。

王國維死北京,其先世之祖王稟於北宋抗金時死於太原保衛戰,則王氏一殉於中國文化將既倒,所謂殉道,一殉於朝廷冠冕制度,亦所謂“守道義”,皆“狐死正首丘”之義。後來衛氏在台灣輔仁大學授課,將其所知道的王國維死因書告王國維的公子王東明先生,信中亟稱“王先生如果不死,學術上成就會更大,因王先生身體瘦而健康,那年他才51歲,他可以活到八九十歲的”;對友人他又稱王之死乃“高人一等”,因為其若尚在,“被留在鐵幕中,一樣也被清算了”。

奠基考古學

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

衛聚賢清華畢業後,與友人在太原合辦私立興賢大學,其任副學監。後由鄉人、馮玉祥連襟薛篤弼介紹赴南京任大學院科員,專事審查歷史教科書,繼又兼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期間曾參與主持發掘南京新石器文化與明故宮遺址。

此前中國考古界有江南無新石器文化的定讞,衛聚賢發掘棲霞山漢墓時發現有紅色含砂質粗陶片,他以此為線索,連續野外作業數月,終於發掘收集和整理出石斧、石刀、石錛以及幾何花紋陶片數百件,證實江南確存在新石器文化,又發現大明通行寶鈔之印鈔銅版。

其後,衛聚賢因與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不合而辭職,此前李濟先生髮掘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文化遺址揭開國人獨立考古發掘之序幕,受此影響,衛聚賢返鄉發掘漢汾陰后土祠及萬泉新石器文化遺址,部分出土文物曾運往北平展覽,事被北平女師大研究院知悉,遂聘其為該院研究員,派其代表該院與山西圖書博物館合作,偕董元忠和美國畢夏波共同發掘山西萬泉荊村瓦渣斜新石器遺址,以便能將出土文物運至北平整理後陳列(現仍收藏於中國歷史博物館)。衛聚賢還兼任了北平女師大圖書館主任,他於館內參考摩爾根《古代社會》等書,系統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撰成“母系時代”、“奴隸社會”等多篇論文。然不久,女師大解約,衛聚賢又有失業之虞,乃南下就上海暨南大學之聘,迨“一二.八”戰爭後又被迫返鄉,任太原國民師範學校教員,兼省政府之“十年建設委員會”委員。

“淞滬停戰協定”簽字後,衛繼往上海任教,1934年離開暨大,相繼在中國公學、持志學院、正始中學等執教,後又由友人介紹在國民黨監察院受聘為審計科長兼駐外稽查委員、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專員和協纂。“央行經研處”,曾有兩位學有專長的山西學人,一為衛氏,一為冀朝鼎。以鄉人孔祥熙的眷顧和財力,衛氏乃得己聚集文物而研究之,且不斷擴大研究領域。此之前後,衛聚賢已有《中國財政史》、《中國商業史》、《山西票號史》等問世,又於公餘研究吳越史地,並與蔡元培、于右任、吳稚暉、葉恭綽等發起組織“吳越史地研究會”(1936年8月成立,會長蔡元培,副會長吳稚暉、鈕永建,于右任等為評議,董作賓等為理事),由衛聚賢任總幹事主持會務(山西會員還有孔祥熙、王用賓、陳高傭、梁園東、李健吾等),是會囊括中國歷史、考古學者專家以及諸政要,後研究出版有《吳越史地研究論叢》(後上海文藝出版社給予影印再版)。

此前衛氏在南京發掘六朝古墓時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以石器數量不多,尚不足定讞為江南有新石器文化,衛氏乃立志揭開此謎,後偶見立法委員何遂在杭購得石鏃三枚,人疑為古玩商自北方所獲而販之,衛聚賢遂赴杭州調查,知其出土於古盪地區(今浙大附近),於是進行考古發掘,終從古墓中發現陶片等物,經研究後證明 “江南於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其間,他還在餘杭良渚、金山衛戚家墩等處進行考古發掘活動,結論為“古代吳越自有其本位文化”,與現今之考古研究結論相符,其時他撰成並與人合作撰成《杭州古盪新石器時代遺址之試探報告》、《金山衛考古記》、《奄城考古記》、《南京明故宮發掘報告》、《歷代建都南京的貨幣》等。

為了擴大考古範圍、並引起大眾重視,衛聚賢(在民國史界中有“智多星”之稱號)除在各地講演宣傳之外,還出點子於江浙各縣遍設“吳越史地研究會”分會,並把其考古所得之樣本分送每縣,陳列於縣國小和民眾教育館內,令民眾看視而得知其為吳越古物,若以後發現有相同者,就可以據此報告給分會或上海總會,以便組織調查和發掘。這樣,今世人共知之“良渚文化”等多賴其開闢草萊,其亦為吳越考古之奠基人,其時他還曾將部分出土文物運至上海展覽,影響廣泛。他還組織有 “說文社”,自費出版《說文月刊》。

重大創見

說文社衛大法師和中國八發現美洲說

上海淪陷後,衛聚賢隨中央銀行西遷,其任秘書處秘書。衛氏在後方主持抗戰期間唯一的一家考古民間學術團體“說文社”,主持唯一的一家國學刊物《說文月刊》,以社、刊會友,借孔氏資助編刊《巴蜀文化》、《西北文化》等專號,其又慷慨好客,一時“說文社”的“聚賢樓”群賢畢至,乃網羅大後方文化界、文教界名流如郭沫若、周谷城、顧頡剛、馬衡、胡小石、常任俠、楊仲子、金靜庵、王獻唐、傅振倫等從事學術研究,這在戰爭年代是難能可貴的。

衛聚賢與郭沫若等曾配合教育部共同發掘了重慶江北漢墓,繼在成都白馬寺發掘出青銅兵器等,開拓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他還與于右任等赴西北敦煌等處參加考古活動,並任西北聯大文學院院長兼教授,時衛聚賢多次呼籲籌備開闢通俗博物館,自己也多方著手收藏、收集有關文物,可惜他於1940年經河內轉往重慶時遇敵機轟炸,所攜文物俱毀,但他心不死,開始重新收集和收藏文物。抗戰結束後,衛聚賢辭去一切職務,專事“說文社”的工作,主編《說文報》,又兼西南美專教授。

1949年重慶解放,為表示對新政府的擁護和支持,衛聚賢將其多年收藏的近千種、近萬件古代文物和民俗文物以及尚未整理的古錢、貨幣、清代和民國文獻等悉數捐贈給西南軍政委員會,其餘文物及書籍等後來也由其子女捐贈給了西南圖書館。但衛聚賢后終因對新生的政權產生隔閡而離去。1950年,他轉赴台灣又寓居香港,其後相繼在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香港聯大(聯合書院)中文系、珠海書院、光夏書院、遠東書院等研究和執教。

1954年(一說1974年),衛聚賢有一驚人之舉,即他發起乘木舟橫渡太平洋的試驗,以圖證明“中國人發現美洲”之說(其著有《中國人發現美洲》以及《中國人發現澳洲》、《中國古代與美洲交通考》)。關於“中國人發現美洲”是衛氏多年的主張,他依據古籍記載,以為在哥倫布之前已有百餘箇中國人曾到達過美洲,民國歷史學界也有許多人附和之,如東晉高僧亦是山西人之法顯較哥倫布提前千餘年抵達美洲,章太炎即首肯之。此外尚有殷遺民、孔子、張衡、慧深、李白、楊貴妃等抵美洲之說,以及大洋彼岸的考古發現、印第安人的種姓和文明等,似皆可支撐此說,衛聚賢“大膽假設”又“大膽求證”,於是年率人員乘坐依照廣州出土漢代船形的複製木舟,經南洋東駛美洲,不料在距彼岸數百里處失事,幸而遇船紋助方脫離危險。此後,又有大陸山西人的連雲山(軍隊離休幹部,前《人民日報》國際評論員)持此兌並撰成《誰先到達美洲》一書。

1975年衛聚賢退休後赴台,任台灣輔仁大學教授。晚年的衛聚賢渴盼祖國統一,以其譜牒學的功力參加“尋根認祖”的活動,先後為移居台灣數百年的不少大陸籍人士找到祖籍,並著有《台灣山胞由華西遷來》、《台灣山胞與粵閩關係》等。

與世長辭

1989年11月16日衛聚賢於新竹逝世，享年90歲。

個人作品

著有《中國考古學史》、《中國考古小史》、《古史研究》、《中國社會史》、《古今貨幣》、《古器物學》、《台灣山胞由華西遷來》等。

學術貢獻

衛聚賢一生著述等身,他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錢幣學家、博物學家、文化人類學家。

他的著作中,其中最具影響的是中國第一部考古學史的《中國考古學史》(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一)、《中國考古小史》、《十三經概論》、《古錢》、《古錢年號索引》、《楚辭研究》、《文字學》、《古器物學》等亦有顯名,大多系由商務印書館先後再版多次。他還是中國古錢學會(會長丁福保,衛氏與之合著有《古錢》,編刊《古錢學》雜誌)的成員(評議委員)。

衛聚賢除主持過南京古物保存所外,還參與籌備上海博物館,該館1937年1月10日正式開館(葉恭綽董事長,衛氏為購選委員),它現在是東方明珠上海的一座標誌性文化場館了。

衛聚賢治史始於其在太原讀“商專”時,因專業相關,其時之興趣在中國商亞史。他第一本著作《一得錄》,從傳統考據學的興趣出發,收有“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介子推隱地考”等,後著有《春秋圖考》。清華研究院時受王國維等親炙,他深得“二重證據法”等現代學術精神浸染,又受顧頡剛等開拓的“疑古”風氣薰陶,將古史研究與“疑古”精神和方法結合,撰成《左傳研究》和《春秋研究》,在太原興賢大學時又著有《國語研究》,此三本《研究》後來即結集為著名的《古史研究》第一集。衛聚賢立志系統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典籍,後在南京古物保存所時又有第二集,是對《山海經》、《穆天子傳》、《禹貢》三書的研究成果, 惜該書被“一二.八”戰火毀版,他抽出《穆天子傳》增人《墨子》、《老子》、《扁鵲》等篇,乃以《古史研究》第二集(分上、下)出版,其主旨在探索春秋戰國之際的文化交流問題。北平時期,衛氏受進步學者發動的“新啟蒙運動”影響,初步接受了一些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後他在上海便以其社會發展史觀撰寫論文, 匯為《古史研究》的第三集,闡述母系社會、奴隸社會遞進的規律。衛聚賢的《古史研究》是時人注目的史學界新作,其後相繼收入《民國叢書》和《民俗民間文學影印資料叢書》等內。以他為主並主編的《吳越文化淪叢》也先後被收入《民國叢書》和《中外文化要籍影印叢書》之內。他除文史考古之外還致力於三教九流、小說民俗等研究,如研究社會史上的公私組織,他曾以“衛大法師”名義出版有《中國的幫會》(亦名《幫》、《黨》、《江湖話》)等。亦先後收入各叢書中。

學術觀點

衛聚賢治史及考古的主要學術觀點：

一是延長歷史年代,以商殷為原始社會及氏族社會分界點,再下為封建社會;

二是主張中國文化源於東南沿海,而非傳統的以單純的由中原輻射而及四方的習說,認為南洋土族與吳越俱一民族,並從南京棲霞山、杭州古盪、餘杭良渚、蘇州石湖、金山衛戚家墩、常州奄城、湖州錢山漾、福建武平等處考古發掘論證黃河流域石器文化乃由東南沿海而來,且吳越民族與殷商、南洋土族俱同一淵源的支脈,這與現在的考古學界逐漸認同的中國新石器時代之多元性、共生性結論相符;

三是主張春秋戰國之文化受外來文化影響,即民族遷徙、商業貿易、遣使戰爭等使外來文化傳播進來,更甚而主張《山海經》為印度隨巢子之遊記,因所記有非中國所有而為印度所有者;《穆天子傳》則為中山國人之西遊記;他還附和胡懷琛“墨翟印度人”之說。

這些衛氏當時所論,多與常說相悖,因而亦頗受時論非議,有的學校甚至不允許學生在作文中引用其說,凡一引用皆以零分對待。而衛氏亦對傳統學術多有不滿,認為上古研究將神話當史實(即佞古),學者不相信考古資料(如章太炎)更不親自參加考古;近代研究學者則又不重視第一手資料,研究範圍和材料狹仄,他遂主張歷史、考古、社會、民俗的綜合研究,並著重從兩方面下手,一邊疑古辨偽,一邊廣為蒐集一切可資利用的“材料”(鬥神、錢幣、廢紙、邊地民族服裝、官宦名裔物品等),但也對“疑古派”有所“修正”,即認為治學要求應為十分之七的證據、十分之二的議論、十分之一的標題,反對一味“疑古”,這與現在考古發掘和學術界的發展來看是有相契之處的。

衛聚賢曾把其時中國歷史學界分為“博學派”(即信古派,多為富家子弟所襲,甚少新鮮主張)、“嚴謹派”(常從小題目下手,而少大刀闊斧之作,此多落魄人家子弟)、“疑古派”及“建設派”(不滿於現狀的托古改制者流),其自稱游移於後三派之中,究其原因乃環境使然云云。他繼承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傳統,以為其所研究是為中國之前途服務,即“欲明了前途應走之大道,其法有三:一為歷史的,即從歷史上觀察各演變之跡,由上古之事以推中古,由中古之事以推近古, 由近古之事以推現在,現在之事以求將來；一為環境的,世界各國現都走人那一條道,我國當然不能孤立,從其大多數走的道路中跟著走；一為本身的,本國的情形如何?人民的能力如何?所處的國際地位如何?走某一條道,是否走得通。假如從歷史上指示我們應走某條道,世界各國也走某條道,我們的本身也能走到某條道, 三方面都走著某條道,是走某條道就無危險可言了”。於是治學方法,“欲求本身則在調查和統計,欲觀環境則在翻譯和考察,欲知歷史則在考證與考古”,其既倡之,亦踐履之。

衛聚賢的治學方法也獨具特色,其基本方法為統計法、比較文法、音韻學、民俗學、考古學等,在當時被視為走野路子的學者。衛聚賢對歷史統計學有較深入的研究和開創,著有《歷史統計學》;比較文法之運用則如比較《山海經》、《墨子》,以為其文法與中國文法有異,由此判定非國人所著。

衛聚賢開始從事研究歷史之時,正處在時代大潮和考古新發現相挾之際,他敏感於風氣遞嬗,既得舊學之根蒂,又得新學之浸染,中國歷史學的新舊雜糅集中於其身上,其人亦堪為百年中國歷史學遷變的一個範本。可惜後來兩岸隔絕,其人其說漸漸為人忘卻,他的研究成果迄未有系統的整理和詳實的評說。

摘自：《文史月刊》2004年02期　作者：散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