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名達(1905—1942),字達人,號顯微,江西省興國縣人。畢業於清華大學,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學家、目錄學家,史理學創始人。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第一個勇赴國難、壯烈殉國的教授。其一生勤勉刻苦,著述宏富,在中國史學、目錄學界,以忠誠正直,學有創見而享譽。著《目錄學》等書16部。抗日戰爭期間任江西中正大學教授,組織師生戰地服務團,親赴前線,1942年在新幹縣與日寇搏鬥中英勇犧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姚名達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西興國
- 出生日期:1905年
- 逝世日期:1942年
- 職業:歷史研究法教授
- 畢業院校:清華大學
- 主要成就:成書出版著作十六種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第一個勇赴國難、壯烈殉國的教授 - 代表作品:《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
生平經歷,出身背景,大事年表,學術研究,清華研究院時期,代表作及成就,作品介紹,人物評價,相關事件,
生平經歷
1925年7月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拜梁啓超為導師,以“章實齋之史學”為題進行研究。1928年6月,經由導師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李濟、吳宓等人考察成績,認為及格,授予畢業證書。(按規定,學生在國學研究院時限為一年,成績優良者可申請留校繼續研究。在國學院短暫的院史上,留校研究時間最長者為三年,共有三人,姚名達就是其中之一)1929年3月,姚名達南下上海,先後任職於商務印書館、暨南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1934-1937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法教授,從1926年至1937年已成書出版的著作有十六種,為我國史學和現代目錄學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40年10月,國立中正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在江西創辦,校長胡先驌聘請姚名達為研究部研究教授。1942年6月,日軍侵擾浙江金華、江西上饒一帶。為了鼓勵士氣,動員民眾,姚名達發起組織“戰地服務團”,並被選為團長,率全團30餘人奔赴抗日前線,先後在新喻、峽山、新乾等縣組織了青年戰地服務團。
1942年,浙贛戰事發生,姚名達奮起組織國立中正大學“戰地服務團”,編印了《戰爭服務特刊》,發表發刊詞和《戰地服務團成立宣言》,並率全團開赴抗日前線。1942年7月7日,姚名達率領了十幾名團員,準備從石口渡過贛江。到石口天色已晚,他們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這時日軍發動突然襲擊。姚名達大聲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軍打鬥起來。他從日軍手中奪到了槍,正準備上樓占據有利地勢,一個日本兵開槍了,姚名達中槍倒地,另一個日本兵又用刺刀刺進他的胸膛。“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愛國教授姚名達就這樣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終年37歲。
胡先驌在紀念姚名達殉國一周年時,曾高度讚揚他“絕學有遺著,千秋有定評”,“英風傳石口,大節振江西”。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正式追認姚名達為革命烈士。2002年3月,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雷潔瓊為姚名達殉國六十周年題辭“抗戰捐軀教師第一人”。
出身背景
梁啓超當時所講的課程有《中國文化史》、《儒家哲學》、《歷史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補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姚名達與同學周傳儒等人根據梁的演講筆記整理而成的。姚名達由於導師梁啓超循循善誘,治史意志益堅,樂而忘身。按照清華國學研究院章程規定,一年應予畢業,授予證書。但他不忍離開導師梁啓超,更不願拋棄自己的專題研究工作,遂留院從事研究工作三年,作《章實齋史學》專題的研究。
姚名達畢業於清華研究院後,不久即南下,應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聘請,擔任編輯和特約撰述。同時從事訪書、編書、教書等工作,對史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概括起來說,約有三方面:
(一)中國史學史;
(二)中國目錄學;
(三)中國史學理論。其史學思想是精湛的,著作是宏富的。
大事年表
1905年出生於江西省興國縣。
1934-1937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法教授。
從1926年至1937年已成書出版的著作有十六種,為我國史學和現代目錄學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42年6月,日軍侵擾浙江金華、江西上饒一帶。為了鼓勵士氣,動員民眾,姚名達發起組織“戰地服務團”,並被選為團長,率全團30餘人奔赴抗日前線,先後在新喻、峽山、新乾等縣組織了青年戰地服務團。
1942年,浙贛戰事發生,姚名達奮起組織國立中正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戰地服務團”,編印了《戰爭服務特刊》,發表發刊詞和《戰地服務團成立宣言》,並率全團開赴抗日前線。
1942年7月7日,姚名達率領了十幾名團員,準備從石口渡過贛江。到石口天色已晚,他們便在村里祠堂中休息,不料這時日軍發動突然襲擊。姚名達大聲叫道:“和日本鬼子拼呀!”就赤手空拳和手持武器的日軍打鬥起來。他從日軍手中奪到了槍,正準備上樓占據有利地勢,一個日本兵開槍了,姚名達中槍倒地,另一個日本兵又用刺刀刺進他的胸膛。“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愛國教授姚名達就這樣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終年37歲。他成為為抗日捐軀教授第一人。
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正式追認姚名達為革命烈士。
學術研究
清華研究院時期
姚名達對於史學史的探討,始於章學誠,並以此為中心,延伸到其師朱筠,以及邵念魯、劉宗周、程頤等浙東史學諸著名學者的探討,撰著了多部年譜,不僅揭示出譜主思想的精華,而且寫出了其社會交往並反映出時代特點。連續兩次撰寫的系統的目錄學著作,尤其是《中國目錄學史》一書,資料詳備,源流清晰,使目錄學成為一把做學問的鑰匙。凡此諸作,均體現出鮮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後人珍視。
代表作及成就
《中國目錄學史》書是作者的代表作,寫於1935-1936年。1936年初版,1957年重印時,附有王重民作的後記,對原書進行訂正,並對若干問題作了補充與說明。作者認為,在中國目錄學發展史上,“時代之精神殆無特別之差異”。因此,該書不以時代為序,而分敘論、溯源、分類、體質、校讎、史志、宗教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結論等篇,“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畢具,一覽無餘”,詳盡闡述了中國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並概括敘述了20世紀30年代西方圖書分類編目理論傳入中國以後中國目錄學發生的變化。全書貫穿著作者的目錄學觀點,即認為目錄學是“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的專門學術。他在結論篇中指出,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特點是重分類而輕編目,強調撰寫解題而忽視編制索引。他主張統一分類,編制主題目錄,使尋書之法易學易做,目錄學成為人人共知的常識。該書史料豐富,有獨到見解,是一部有影響的學術專著。
作品介紹
《目錄學》(1934),分原理、歷史、方法3編共20章,內容比較系統全面;
《中國目錄學史》(1936),為其代表作,全書分敘論、溯源、分類、休質、校讎、史志、宗教目錄、專科目錄、特種目錄、結論諸編,詳細論述自古至抗戰前中國目錄學的發展,也介紹了西方圖書館編目理論與方法輸入中國後的成就(1957年重印時,附王重民後記);
《劉宗周年譜》
《程伊川年譜》
《邵念魯年譜》
《朱筠年譜》
人物評價
近代學術史上的姚名達
姚名達對於史學史的探討,始於章學誠,並以此為中心,延伸到其師朱筠,以及邵念魯、劉宗周、程頤等浙東史學諸著名學者的探討,撰著了多部年譜,不僅揭示出譜主思想的精華,而且寫出了其社會交往並反映出時代特點。連續兩次撰寫的系統的目錄學著作,尤其是《中國目錄學史》一書,資料詳備,源流清晰,使目錄學成為一把做學問的鑰匙。凡此諸作,均體現出鮮明的近代色彩,值得後人珍視。 1946年,歷經劫難的清華大學重返北平,校長梅貽琦在主持學校的重建工作時,特別回顧褒揚了抗戰期間犧牲的清華校友姚名達等人,譽其“皆足名垂清華史,實亦母校之光”。2002年,雷潔瓊親筆題詞,稱讚姚名達為“抗戰捐軀教授第一人”。多年之後,我們重新回眸這位走向抗日戰場的教授,我們看到的是一種知識分子勇於擔當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姚名達的自我選擇,也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精神的傳承,更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光榮。
姚名達是一位現代史學家和目錄學家,也是一位忠貞愛國的文化戰士,又是一位英勇殺敵壯烈犧牲的烈士!
胡先驌在紀念姚名達殉國一周年時,曾高度讚揚他“絕學有遺著,千秋有定評”,“英風傳石口,大節振江西”。
新中國成立後,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姚名達教授為革命烈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了烈士證明書。
1990年,江西師範大學慶祝中正大學(現為江西農業大學)——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建校50周年的時候,在校園內將湖畔一亭加以改建,命名為“顯微亭”,就是為了紀念姚名達教授。姚名達後來棄姓易名為“顯微”,這亭的命名,正是來自他後來所用之名
相關事件
創辦女子書店
20世紀30年代初,承“五四”運動後興起不久的“婦女解放”、“婦女運動”勢頭,上海出現了“女子書店”這樣一家獨樹一幟的書店,並發行《女子月刊》,為婦女解放奔走吶喊。當時,老牌的《婦女雜誌》(商務印書館)已於1931年停刊,而沈茲九主編的《婦女生活》尚未創刊,《女子月刊》和女子書店的出現,曾經引起婦女界以及熱心支持婦女運動人士的關心。熱心支持婦女運動的暨南大學教授姚名達和夫人黃心勉就是女子書店和《女子月刊》創辦人。
姚名達和夫人黃心勉要從事的婦女工作,並不只是開辦女子書店、編輯《女子月刊》,而是有一整套為婦女服務的計畫。除了書店和月刊之外,還有女子圖書館、女子義務函授學校、女子獎學金等要同時興辦,並已分頭進行,擬好緣起、章程等,並開展工作。
他們發宏願要為婦女做種種工作,最初萌芽於1929年。當時姚名達還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他感到女性沒有自己的歷史,缺乏對自身的認識,沒有為她們所需要的專用圖書館,提供她們需要的知識,因而立志研究婦女史,要撰寫一部《婦女中國史》,創辦一所女子圖書館。為此,他不斷積累有關婦女的史料,購置了幾千冊的婦女圖書,並進行《婦女中國史》的寫作。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發動侵略戰爭,在炸毀商務印書館的同時,也炸毀了姚名達夫婦的家。為女子圖書館和《婦女中國史》積累的圖書、史料以及寫就的部分書稿,都被日寇付之一炬了。整個地摧垮了他為婦女擬做工作的計畫。經此重創之餘,他心憂的不是家業毀失,而是如何幫助婦女解放的事業,從而產生了要辦《女子月刊》,推動婦女覺醒的念頭。他把這計畫與各地友人函商,雖然獲得廣泛的支持,但也不止一人建議,辦刊物先要有書店為發行依託才好,於是又有先辦女子書店的決定。所以,辦書店的動機源於辦月刊,而辦月刊之動機則又源於啟發婦女民智,推動婦女解放運動。
女子書店是靠姚名達、黃心勉夫婦掏出他們的稿費和積蓄啟動的,所以經濟力量很薄弱。但他們有許多朋友支持,甘願放棄稿酬供給他們書稿。就這樣,從最初租用圓明園的一個寫字間籌辦到1932年“九·一八”這天,遷移至霞飛路銘德里8號成立。一年多後,遷霞飛路523號,再後又遷至薩坡賽路219號。
《女子月刊》一度被當局查扣,遭受意外打擊,後來出書就寥寥無幾,出現困局。這時姚名達在店務、刊務方面擔負了更多的事務,並將批發部委任新中國書局代辦,但黃心勉已心力交瘁,就在女子書店成立3周年剛過不久的5月初病逝。姚名達突遭如此巨大打擊,一時無法接受,如他自己在《女子月刊》上一則啟事中所說“心緒不寧”,將《女子月刊》委請封禾子(即鳳子)主編,對《女子文庫》和女子書店業務,自然也就疏於料理。《女子文庫》一時陷於停頓,而女子書店也就似乎漸趨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