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火器
- 又稱：熱武器或熱兵器
- 含義：高壓氣體推進發射物的射擊武器
- 時間：公元9世紀
起源,歷史,宋代,元代,明朝,清朝,相關典籍,天工開物,注釋,原文翻譯,相關書籍,戚繼光簡介,思想和方法,
起源
火藥是人類掌握的第一種爆炸物，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而且被認為是對人類歷史所起作用最大的發明，是我國人民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偉大貢獻。英國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曾指出：“《武經總要》中，記載著三種關於火藥的配方，它們是所有文明國家中最古老的配方。”他還指出：“我們現在則認為，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中世紀早期的中國人就首先用硝(硝酸鉀)、硫黃和碳源之一如木炭製成了這種獨特的混合物。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在約公元1600年左右曾說過，在火藥、印刷術和指南針這三項發明中，火藥的發明對於人類歷史所起的影響最大，儘管他本人始終不知道這三者都起源在中國。
火藥起源在中國古代的煉丹術，三種主要成分硝石、硫磺以及硫磺中的鉀化物，都是煉丹術中常用的藥物。秦漢時期，封建帝王為祈求長生不老，崇信方士，尋求不老之藥，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是這期間最熱衷者。在他們的提倡下，煉製所謂長生不老之藥的方術——煉丹術日漸發展，後經兩晉南北朝至唐代，煉丹家的活動不停。雖然成仙的幻想終成泡影，但在實驗化學方面卻作出了一定貢獻。如南朝時的陶弘景已總結出以火焰實驗法來鑑別硝石(硝石，硝酸鉀)與芒硝(硫酸鈉)，方法已近似近代分析化學所用以鑑別鉀鹽和鈉鹽的火焰實驗法。後來，又有了使硫黃“伏火”，以摸索各種藥物成分而掌握火藥配方的試驗。這種約始於唐代的試驗在進行時如稍有不慎，便可引起爆炸乃至丹房失火等事故，因為這些藥料配合起來易點火，能猛烈燃燒並發生爆炸，所以被人們稱作“火藥”。
將火藥用在武器製造並投入實戰，在我國約開始在唐代末年。唐哀宗天祐四年(907)。鄭璠攻打豫章城(今江西南昌)時，曾利用“發機飛火”燒毀這個城的龍沙門。這一次戰例一般被認為是火藥武器出現的最早戰例。宋太祖開寶八年(975）滅南唐時，使用過用弓弩發射的火箭和用炮(發石機)拋射的火炮，正是因為改用裝有火藥的彈丸來代替石頭，於是“炮”字原來從“石”才改為從“火”了。這之後不斷有關於製造火藥兵器的記錄，然而具有最完備系統的，還是《武經總要》中關於火藥和火器製造的記載。
《武經總要》中記載了被李約瑟博士稱之為“最古老的配方”的三種火藥兵器配方。包括：一、火炮火藥法；二、毒藥煙球火藥法，三、蒺藜火球火藥法。其中第二種“毒藥煙球”，就是本節開始時描述的以炮發射的毒煙火器，其配方是：“球重五斤，用硫黃一十五兩，草鳥頭五兩，焰硝一斤十四兩，芭豆五兩，狼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霜二兩，黃蠟一兩，竹茹一兩一分，麻茹一兩一分，搗合為球。貫之以麻繩一條，長一丈二尺，重半斤，為弦子。更以故紙十二兩半，麻皮十兩，瀝青二兩半，黃蠟二兩半，黃丹一兩一分，炭末半斤，搗合塗敷於外。若其氣熏人，則口鼻血出。二物(按，指毒藥煙球與煙球)並以炮放之，害攻城者。”一般認為，火藥出現於中國唐代。北宋《武經總要》第一次提到“火藥”一詞。中國沒有出現近代火藥學是因為注重套用而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宋元，火藥兩大理論兩個出現在明朝（君臣佐使、陰陽乾坤幻出神物），但缺乏系統的化學知識。在火藥的配製工藝上，明代的《西法神機》與《火攻掣要》記載的火藥配製技藝同歐洲17世紀的火藥配製技藝十分相近，從中國火藥配比與英國相差無幾，但火藥質量不佳有泥沙。
歷史
在中國歷史上，在公元9世紀被發明後，有被用在放煙火和戰爭武器的用途。中國發明的槍在12世紀傳至亞洲其他地區，在13世紀傳入歐洲。
宋代
突火槍北宋初期的戰場上，一群戰士齊力牽動了大炮的拽索，炮梢猛地翻轉過來，皮窩中的炮彈砰然彈出，直射敵方軍陣。但這時拋射出去的並不是以往使用的沉重的石彈丸，而是一個用紙和麻皮裹成的圓球，外表還塗有瀝青和黃蠟，此球落入敵方陣地，只聽轟然一聲巨響，隨後一道火光騰空而起，並噴發出一股嗆人的煙霧。被巨響和火光驚呆的敵人驚魂未定，又受到有毒煙霧的襲擊，不少人口鼻流血，昏倒在地，其餘的人就分散奔逃，發生了混亂
這種新出現的炮彈便是我國早期火藥武器的一種，名叫“毒藥煙球”，《武經總要》中記載了它的名稱和性能。同時還記載了當時軍隊中裝備的其他火藥兵器，並且開列了火藥的三種配方，這就明確地證明，早在公元1044年以前，我國北宋軍隊就已經裝備有多種早期的火藥兵器了，同時也標誌著中國古代以火藥爆炸的殺傷力而起主要作用的火器(火藥兵器)走上了戰爭的舞台。
北宋時已懂得在火藥三種主要成分的基礎上，為達到不同的軍事目的而增減配方中的其他成分，製作出作用不同的火藥兵器。“毒藥煙球”，爆炸後球內毒劑發煙起毒氣彈的作用，蒺藜火球是利用爆炸的強大推力，把球內的鐵蒺藜撒放開來，藉以殺傷敵人；火炮火藥法主要是爆炸後起燃燒作用。
總起來看，北宋初期雖已掌握了火藥的生產技術，生產了性質不同的火藥兵器，但仍屬火器製造的初級階段；現代槍械雛形的管形火器還沒有出現。儘管如此，以火藥用於兵器製造，實在是兵器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從此冷兵器時代過渡為火器和冷兵器並用的時代。火藥武器登上戰爭舞台，預示著將導致軍事史上的一系列變革，終將使戰爭的面貌徹底改觀。
元代
火銃的出現
南宋後期，由於火藥的性能已有很大提高，人們可在大竹筒內以火藥為能源發射彈丸，並掌握了銅鐵管鑄造技術，所以使元朝具備了製造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技術基礎，中國火藥兵器便在此時實現了新的革新和發展，出現了具有現代槍械意義雛形的新式兵器——火銃。
元代銅火銃
元代銅火銃製作和原理
火銃的製作和套用原理，是將火藥裝填在管形金屬器具內，利用火藥點燃後產生的氣體爆炸力射擊彈丸。它具有比以往任何兵器大得多的殺傷力，實際上正是後代槍械的最初形態。中國的火銃創製於元代，元在統一全國的戰爭中，先後獲得了金和南宋有關火藥兵器的工藝技術，立國後即集中各地工匠到元大都(今北京市)研製新兵器，特別是改進了管形火器的結構和性能，使之成為射程更遠，殺傷力更大，且更便於攜帶使用的新式火器，即火銃。
起源
一九六一年張家口地區出土了一件火銃，全長38.5五厘米，銃管的筒部較細但口部外侈更甚，呈碗口狀，口部內徑12厘米，外徑15.8厘米，故又被稱為大碗銃。此銃與前述元至順三年銃基本屬相同類型，也是安放在木架上施放的，被定為元代遺物。
與上面銅銃不同的另一類銅銃，口徑比較上一類小得多，一般口內徑不超過三厘米，銃管細長，銃尾也向後有銎孔，可以安裝木柄。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七四年在西安東關景龍池巷南口外發現的，與元代的建築構件一起出土，應視為元代遺物。銅銃全長26.5厘米，重1780克。銃管細長，圓管直壁，管內口徑2.3厘米。藥室橢圓球狀，藥室壁有安裝藥捻的圓形小透孔。銃尾有向後開的銎孔，但不與藥室相通，外口稍大於里端。發掘出土時藥室內還殘存有黑褐色粉末，經取樣化驗，測定其中主要成分有木炭、硫和硝石，應為古代黑火藥的遺留，是研究我國古代火藥的實物資料。另外，此銃的口部、尾部及藥室前後都有為加固而鑄的圓箍，總計六道。與這件銅銃形狀、結構大致相同的銃，在黑龍江省阿城縣半拉城子和北京通縣都出土過。這類銅銃尾部的銎孔，是用以插裝木柄的。
兩類比較
將以上兩類元代銅火銃比較一下，可以看出它們的不同特點。從重量看，前面那類重而後面那 類輕。以至順三年銃和西安出土銅銃相比，二者重量之比約為四比一；從口徑看，前面那類大而後面那類小，前類超過十厘米，甚至超過十五厘米，而後類僅二至三厘米，仍以至順三年銃與西安銃相比，二者口徑之比約為4.6:1，也就是說前者約為後者的五倍；從使用方法看，前一類尾部銎孔粗，銎徑以至順三年銃為例，近九厘米，這樣粗的銎孔如裝以木柄，柄粗也應為九厘米左右，而單兵用手握持這樣粗的柄是極困難的，何況還要點燃施放，銅銃還要震動，所以非安放木架固定的做法不可，而後類的柄徑不過三厘米左右，正適於單兵用手握持施放。同時，從火銃本身的特點看，前類口徑大而銃體短，後類口徑小而銃體長。從以上幾方面的分析比較看，它們確實代表了兩種不同類型，前類可以視為古老的火炮；後類就是供單兵手持使用的射擊兵器，可以說是近代槍械的雛形。
火銃這種新式武器，自元代問世之後，便以因為青銅鑄造的管壁能耐較大膛壓，可裝填較多的火藥和較重的彈丸而具有相當的威力，又因它使用壽命長，能反覆裝填發射，故在發明不久便成為軍隊的重要武器裝備。到元朝末年，火銃已被政府軍甚至農民起義軍所使用。《元史·達禮麻識理傳》中便記有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達禮麻識理為對抗孛羅帖木兒，布列戰陣，軍隊中“火銃什伍相聯”，可見裝備火銃數量已相當可觀。
明朝
分類
明朝還出現了使用火藥推進的箭矢－火箭。除了普通的火箭外更有推進藥與爆炸藥分開的二級火箭－火龍出水。
將爆裂物做成了地雷與漂在江河上的水雷，敵軍觸及時會牽動引線將鋼輪轉動以摩擦燧石點火而爆炸。
火銃
火銃逐漸分為單兵使用的手銃與重火力的碗口銃。手銃通常是發射霰彈，所以會裝上木馬子，後期的單兵用銃演變出了原始的一排輪髮式與轉輪式的構造。碗口銃架設在城牆上或船上，通常會架在一個可旋轉的炮架上，類似天平的形狀，而兩端各安一座，一端在開火時另一端可以填彈。
由葡萄牙傳入鳥銃（主要是火繩式的扳機，但也有輪簧式與燧髮式的扳機）與佛朗機炮。鳥銃在傳入之後演變出多管轉輪的迅雷銃。而佛朗機炮與明朝的大炮不同之處在於佛朗機炮是以使用子炮的方式而減少了填彈時間。
由葡萄牙傳入鳥銃（主要是火繩式的扳機，但也有輪簧式與燧髮式的扳機）與佛朗機炮。鳥銃在傳入之後演變出多管轉輪的迅雷銃。而佛朗機炮與明朝的大炮不同之處在於佛朗機炮是以使用子炮的方式而減少了填彈時間。
元末明初，太祖朱元璋在重新統一中國的戰爭中，較多地使用了火銃作戰，不但是用在陸戰攻堅，也用在水戰里。通過實戰套用，對火銃的結構和性能有了新的認識和改進，到開國之初的洪武年間，銅火銃的製造達到了鼎盛時期，結構更趨合理，形成了比較規範的形制，數量也大大提高。
從北京、河北、內蒙古、山西等地出土的洪武年間製造的銅火銃看，大致是前有細長的直體銃管，管口沿外加一道口箍，後接橢圓球狀藥室。藥室後為銃尾，向後開有安柄的銎孔，銎孔外口較粗，內底較細，銎口沿外也加一道口箍。另在藥室前側加兩道，後加一道加固箍。河北省赤城縣發現的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火銃長44.2厘米，口內徑2.2厘米，外徑2厘米。銃身刻銘文“驍騎右衛，勝字肆佰壹號長銃，簡重貳斤拾貳兩。洪武五年八月吉日寶源造。”將它與內蒙古托克托縣黑城古遺址發現的三件印有洪武紀年銘的火銃相比，可以看出它們的外形、結構和尺寸都大致相同。托克托出土的一號銃為洪武十二年(一三七九年)造，全長44.5厘米，口內徑2厘米，為袁州衛軍器局造；二號銃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造，長44厘米，口內徑2厘米，鳳陽行府造；三號銃長43.5厘米，口內徑2厘米，也是洪武十年鳳陽行府造。以上四件洪武火銃鑄造地點雖不在一起，但形制、結構基本相同，長度僅相差一至十毫米，內口徑相差二毫米，說明當時各地銅銃的製造已相當規範化。
從洪武初年開始，終明一代，軍隊普遍裝備和使用各式火銃，據史書記載，洪武十三年規定，在各地衛所駐軍中，按編制總數的百分之十裝備火銃。二十六年規定，在水軍每艘海運船上裝備碗口銃四門、火槍二十支、火攻箭和神機箭二十支。到永樂時，更創立了專習槍炮的神機營，成為中國最早專用火器的新兵種。明代各地的城關和要隘，也逐步配備了火銃。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在雲南的金齒、楚雄、品甸和瀾滄江中道，也安置了火銃加強守備。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年)和二十年，明成祖令北京北部的開平、宣府、大同等處城池要塞架設炮架，備以火銃。到嘉靖年間，北方長城沿線要隘，幾乎全部構築了安置盞口銃和碗口銃的防禦設施。火銃的大量使用，標誌著火器的威力已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但是，火銃也還存在著裝填費時，發射速度慢，射擊不準確等明顯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而在明代軍隊的全部裝備中，冷兵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綜其上述，我國元末明初火器的發展，特別是明初洪武年間火銃的製造和使用，在當時世界兵器領域內是處於絕對領先的地位。從明代中葉以後，長期陷於發展遲緩狀態的中國封建經濟以及統治階級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屬管形射擊兵器發展的勢頭停滯下來。十五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的火炮、火槍得到較快的發展，而中國的兵器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襲祖制，有些手銃的形制甚至百年一貫。火藥兵器沒能在自己的故鄉引起革命的變革，而當它傳入歐洲後，資本主義新型生產關係的興起卻使它發揮了革命的作用。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更促進了槍炮的改進和擴大生產。到明中葉，發明了火銃的中國不得不從國外舶來品中汲取養份，仿製了比火銃更先進的“佛郎機”和“紅夷炮”，以及單兵使用的鳥銃等。中國火器的製造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火箭
在明代時，火器也被稱為神機，其中火箭又被稱為神機箭，這種取名大概是因為“神機”不須像弓弩那樣費力上弦的關係。
天啟年間明朝軍官從葡萄牙人那裡購得紅夷大炮，為英國製造的早期加農炮，最遠射程可達二十里以上。天啟六年（1626年）紅夷大炮在寧遠之戰中發揮極大威力。據史料記載，後金的攻城行動在明軍猛烈炮火的攻擊下，八旗官兵血肉橫飛，屍積如山，是努爾哈赤成軍以來的第一次挫敗。
紅夷大炮在實戰中表現優異，引起了明朝的重視，除了進口以外還大量仿製，但是明朝末期國力不濟，無法鑄造和進口更多造價昂貴的紅夷大炮。但是紅夷大炮以逐漸成了明朝軍中重型火器的中堅力量，將原來的重型大口徑火銃淘汰。
1639一1642年，明清雙方展開松錦大戰，雙方都使用了紅夷大炮，明軍在關內加緊造炮，清軍把紅夷炮用在大規模的野戰和攻堅。清軍僅松山一役，就調運了炮彈萬顆，紅夷炮37門，火藥萬斤，到陣前備用。松錦戰前，清軍由於火炮量有限，質量低劣，攻城時，每每不下，因而攻堅戰往往被視為畏途。松錦一降，清軍再攻堅城，往往炸毀城牆近百米，這在以前明清戰爭史上是絕無先例的。明軍對清軍火炮的長足進展十分驚訝。如1639年明將樊成功口報:“韃賊將松山廿五、六兩日狠攻，城中拾得打進炮子六百零一餘個，俱重十餘斤，目下南牆所裝紅夷炮37門。
松錦戰後，明軍關外火炮大多落入清軍之手，只有駐守寧遠的吳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門紅夷大炮，而此時屯兵錦州的清軍已擁有近百門紅夷大炮。清人曾揚言:“將炮一百位擺作一派，憑它哪個城池，怎么當得起三四日狠攻?當時尚為明朝服務的著名西洋傳教士兼軍火專家湯若望驚呼道：“彼（指清軍）之人壯馬潑，箭利弓強，既已勝我多矣，且近來火器又足與我相當??孰意我之奇技，悉為彼有。目前火器所貴西洋大銑，則敵不但有，而今且廣有之矣。”這段話反映了湯若望的震驚，也說明了一個難以逆轉的嚴酷的真情實況。
公元1642年，皇太極命漢八旗諸頭領率所部炮匠到錦州鑄神威大將軍炮，1643年又派人赴錦州督造紅夷炮，像這樣一批批地遣官造炮，說明當時的錦州已成為清軍火器的製造基地。今人黃一農認為：當時所鑄成的35門鐵心銅體的“神威大將軍”火炮，其品質已達世界最高水平。此炮以銅鑄之，前細後粗，長2.83米，隆起四道，重1950公斤，用藥2.5公斤、鐵子5公斤，安裝在四輪炮車上，具有身管長、彈藥量大的優點，是攻摧堅城的利器。清軍在1644年入關後，農民軍雖還能利用原有的不成規模的火炮和新制火炮與精通騎射、擅長野戰和炮戰的清軍抗衡，但他們再也無法阻擋以先進的紅夷炮群裝備為主的清軍。清順治年間，出於鎮壓農民軍和消滅南明抵抗政權的需要，火器生產的勢頭有增無減。清廷在北京設立炮廠、火藥廠，由兵仗局統一管理，由此導致了清代第二次火器生產的高潮。
佛郎機炮
公元十一世紀，當火藥兵器在中國戰場上大顯神威的時候，西方還不知道關於火藥的知識。二百年後，歐洲的學者，首先是阿拉伯人，通過翻譯阿拉伯人的著作，才知道了火藥。但火藥武器則是通過戰爭傳入歐洲的。十三世紀到十四世紀，阿拉伯人和歐洲的一些國家進行了長期的戰爭，在戰場上歐洲人開始接觸到火藥武器，領略了它們的巨大威力。
十五至十六世紀，歐洲許多國家在學習中國火藥和火藥武器的基礎上，製造出了新的火藥兵器——佛郎機。佛郎機與其在中國故鄉的原型，也就是明初洪武、永樂年間著名的火銃相比，在構造上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主要具有了以下幾點優越性：1．採取了母銃和子銃的結構。母銃是炮筒，大型佛郎機的炮筒長達五至六尺，其優點是彈丸射出的初速大，射程遠，具有較大的殺傷力，子銃實際上是一枚小火銃，一般備五至九個，事先或輪流裝填彈藥備用。使用時，先把一枚子銃裝入母銃的裝彈室中，發射完後便將空子銃退出，換裝另一枚子銃。因為子銃可以輪番裝換，減少了現場裝填彈藥的時間，因而提高了發射速度。2．裝彈室加大。佛郎機的裝彈室一般占母銃全長的四分之一，寬度相當於口徑的二至三倍，敞口較大，便於子銃的安放。3．管壁厚，能承受較大的壓力和強度，保證了彈藥發射時的自身安全。4．裝有瞄準具，配有準星、照門等裝置，能對遠距離目標進行瞄準射擊。5．增設了兩側的炮耳，佛郎機的後部都加設了炮耳，從而可將炮身置於座架上。炮耳可以轉動，使火炮的射擊角度得以俯仰調整，控制射程並提高命中率。也有的佛郎機是在炮身下部安一個尖長的插銷，或是在尾部安有導向管和尾柄，通過插銷可將炮身安裝在炮架上；控制導向管和尾柄，能將炮身左右旋轉，調整射擊角度，擴大射擊範圍。
佛郎機的作用和威力如此之大，且明顯優越於中國傳統的火銃，這些情況引起了明朝官員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葡萄牙派五艘武裝艦船駛至廣東珠江口外，企圖以武力為後盾，占據廣東一島嶼。遭拒絕後即開炮轟擊守軍，當葡艦侵入廣東新會西草灣時，被當地守軍擊敗，繳獲兩艘艦船和船上火炮二十餘門，按其國名將船上之炮稱為“佛郎機”。當地官員將這些新式火炮獻給明朝政府，同時上書朝廷，建議仿製，以改善明軍武器裝備。當時的明世宗立刻同意了這一奏議。嘉靖二年，原擔任過廣東白沙巡檢，與葡萄牙人有過多次接觸，熟知佛郎機性能的明朝地方官員何儒，帶領有豐富經驗的廣東工匠奉詔到南京，在當時設備精良的火器製造處操江衙門開始了佛郎機的仿製。嘉靖三年四月，第一批三十二門大樣佛郎機仿製成功。《大明會典·火器》中詳細記載了這批佛郎機的情況，它們全部用黃銅鑄成，每件重約三百斤，母銃長二點八五尺，另配四個子銃，可分別裝填火藥，輪流發射。這是中國仿製的第一批佛郎機，因至今未見實物出土，所以具體形制不詳，但從長度和重量看，應是一種短而粗的火炮。
緊接著，明朝又陸續仿製了數量更大、形制更多的各式佛郎機，裝備北方及沿海部隊，使明朝守邊的戰鬥力大大加強。
明朝仿製佛郎機的機構主要是軍器局和兵仗局，他們在組織工匠仿製的過程中，除保留和吸收國外佛郎機的優點長處外，還作了許多新的革新和改進，使之更適於明軍各種條件下實戰的需要，明代仿製佛郎機的情況，在《明會典》和戚繼光兵書《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中有詳細的記載。《明會典》記仿製的佛郎機有大樣、中樣、小樣三種。前面提到嘉靖二年生產的第一批重約三百斤的佛郎機，就屬大樣佛郎機。出土實物中還見有五件中樣佛郎機，長二十九點三至二十九點五厘米，口徑二點六至二點七厘米，顯然是按照統一規格製造的，精密度也已相當高。小樣佛郎機的製品較多，出土實物也很豐富，一九八四年河北省撫寧縣城子峪長城敵樓內發現小樣佛郎機的三件母銃和二十四件子銃，可以組成三套完整的佛郎機子母銃。從器身銘文可知，它們是嘉靖二十四年按統一標準和規格製造，於隆慶四年(一五七〇年)運至城子峪段長城，供守城士兵使用的。
清朝
清初時任用傳教士與火器專家研製各種火炮以攻打南明、平息內亂和與沙俄交戰，1631年仿造了紅夷大炮（清朝諱夷，改名為紅衣炮），並開始大量裝備軍隊。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清朝廷製造了神威無敵大將軍炮，此炮曾在雅克薩之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後，清朝當局又製造了威遠將軍炮，此炮在1696年平定葛爾丹的戰爭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嘉慶朝後火器開始衰微，主要是境內大抵安定少有強敵，而且國政腐敗生產火器偷工減料，加上宋朝以來推廣重文輕武的觀念，人才大都投入科舉考試少有加入軍隊者。儘管過去曾認為清朝統治者由於重視騎射輕視火器，但根據清史稿、地方縣誌和駐藏軍隊的裝備記載，清軍火器普及率實質上達到了50%。然而清朝時期，中國與歐洲的技術差距是不容忽視的。鴉片戰爭前清軍的戰術和裝備大約是歐洲三十年戰爭之後的水平。如果縱向比較的話，較明朝有進步；如果橫向比較，清朝則遠遠落後於歐洲。
清末因中國鎖國已久而西方國家卻是大幅進步，中國在戰場上飽嘗敗績後開始向西方購買較為先進的各式大小火器。
清末因中國鎖國已久而西方國家卻是大幅進步，中國在戰場上飽嘗敗績後開始向西方購買較為先進的各式大小火器。
清朝有不少關於火器的著作，為平定三藩之亂，康熙特命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製造適應南方地形特點和便於戰場上機動使用的火炮。南懷仁“依洋式鑄造新炮”，並進呈《神威圖說》一書，介紹西方的制炮理論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餘年間，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無敵大將軍、金龍炮、制勝將軍、威遠將軍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數量多，而且種類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頒行的《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載有各種火炮共85種，同年的《皇朝禮器圖式》中鳥槍，紅衣大炮，子母炮這三樣火器成為制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別有薛熙撰的《練閱火器陣紀》，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訣解證》，王達權、王韜同撰的《火器略說》，薛鳳祚撰的《中西火法》，陳暘撰的炮規圖說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
《大清律例》規定：“各省深山邃谷及附近山居驅逐猛獸，並甘肅、蘭州等府屬與番回錯處毗連各居民，及濱海地方應需鳥槍守御者，務需報明該地方官，詳查明確，實在必需，準其仍照營兵鳥槍尺寸製造，上刻姓名、編號，立冊按季查點。”也就是說，為了防賊，防野獸的需要，民間可以擁有鳥槍，不過必須向官府上報，獲得持槍證明。
相關典籍
天工開物
紅夷炮。鑄鐵為之，身長丈許，用以守城。中藏鐵彈並火藥數斗，飛激二里，膺其鋒者為齏粉。凡炮爇引內灼時，先往後坐千鈞力，其位須牆抵住，牆崩者其常。
地雷。埋伏土中，竹管通引，沖土起擊，其身從其炸裂。所謂橫擊，用黃多者（引線用礬油，炮口覆以盆）。
混江龍。漆固皮囊裹炮沉於水底，岸上帶索引機。囊中懸吊火石、火鐮，索機一動，其中自發。敵舟行過，遇之則敗。然此終痴物也。
鳥銃。凡鳥銃長約三尺，鐵管載藥，嵌盛木棍之中，以便手握。凡錘鳥銃，先以鐵梃一條大如筋箸為冷骨，裹紅鐵錘成。先為三接，接口熾紅，竭力撞合。合後以四棱鋼錐如箸大者，透轉其中，使極光淨，則發藥無阻滯。其本近身處，管亦大於末，所以容受火藥。每銃約載配硝一錢二分，鉛鐵彈子二錢。發藥不用信引（嶺南制度，有用引者），孔口通內處露硝分厘，捶熟苧麻點火。左手握銃對敵，右手發鐵機逼薴火於硝上，則一發而去。鳥雀遇於三十步內者，羽肉皆粉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若百步則銃力竭矣。鳥槍行遠過二百步，制方仿佛烏銃，而身長藥多，亦皆倍此也。
萬人敵。凡外郡小邑乘城卻敵，有炮力不具者，即有空懸火炮而痴重難使者，則萬人敵近制隨宜可用，不必拘執一方也。蓋硝、黃火力所射，千軍萬馬立時糜爛。其法：用宿乾空中(1)泥團，上留小眼築實硝、黃火藥，摻入毒火、神火，由人變通增損。貫藥安信而後，外以木架匡正圍，或有即用木桶而塑泥實其內郭者，其義亦同。若泥團必用木框，所以妨擲投先碎也。敵攻城時，燃灼引信，拋擲城下。火力出騰，八面旋轉。旋向內時，則城牆抵住，不傷我兵；旋向外時，則敵人馬皆無幸。此為守城第一器。而能通火藥之性、火器之方者，聰明由人。作者不上十年(2)，守土者留心可也。選自《天工開物》
注釋
(1)空中：中間是空的。
(2)作者不上十年：這種武器發明還不到十年。
原文翻譯
西洋炮是用熟銅鑄成的，圓得像一個銅鼓。放炮時，半里之內，人和馬都會嚇死（在平地點燃引線時裝上可以使炮身轉動的機關，轉到一個缺口才停下來。炮手點燃引線之後馬上往回跑並跳進深坑裡，這時炮聲在高處爆響，炮手才不至於受傷或喪命）。
紅夷炮是用鑄鐵造的，身長一丈多，用來守城。炮膛里裝有幾斗鐵丸和火藥，射程二里，被擊中的目標會變得碎粉。大炮引發時，首先會產生很大的後坐力，炮位必須用牆頂住，牆因此而崩塌也是常見的事。
地雷：埋藏在泥土中，用竹管套上保護引線，引爆時沖開泥土起到殺傷作用，地雷本身也同時炸裂了。這便是所謂的“橫擊”，是因為huǒ藥配方中硫黃用得較多的緣故（引線要塗上礬油，引線入口處要用盆覆蓋）。
混江龍：用皮囊包裹，再用漆密封，然後沉入水底，岸上用一條引索控制。皮囊里掛有火石和火鐮，一旦牽動引索，皮囊里自然就會點火引爆。敵船如果碰到它就會被炸壞，但它畢竟是個笨重的傢伙。
鳥銃：約有三尺長，裝火藥的鐵槍管嵌在木托上，以便於手握。錘制鳥銃時，先用一根像筷子一樣粗的鐵條當鍛模，然後將燒紅的鐵塊包在它上面打成鐵管。槍管分三段，再把接口燒紅，盡力錘打接合。接合之後，又用如同筷子一樣粗的四棱鋼錐插進槍管里來迴轉動，使槍管內壁極其圓滑，發射時才不會有阻滯。槍管近人身的一端較粗，用來裝載火藥。每支銃一次大約裝火藥一錢二分，鉛鐵彈子二錢。點火時不用引信（嶺南的鳥銃製法，也有用引信的），在槍管近人身一端通到槍膛的小孔上露出一點硝，用錘爛了的苧麻點火。左手握銃對準目標，右手扣動扳機將苧麻火逼到硝藥上，一剎那就發射出去了。鳥雀在三十步之內中彈，會被打得稀巴爛，五十步以外中彈才能保存原形，到了一百步，火力就不及了。鳥槍的射程超過二百步，製法跟鳥銃相似，但槍管的長度和裝火藥的量都增加了一倍。
萬人敵：用於邊遠小縣城裡守城禦敵，有的沒有炮，有的即使配有火炮也笨重難使，萬人敵便是適合近距離作戰的機動武器。硝石和硫黃配合產生的火力，能使千軍萬馬炸得血肉橫飛。它的製法是：把中空的泥團晾乾後，通過上邊留出的小孔裝滿由硝和硫黃配成的火藥，並由人靈活地增減和摻入毒火、神火等藥料，壓實並安上引信後，再用木框框住。也有在木桶裡面糊泥並填實火藥而造成的，啟發是一樣的。如果用泥團就一定要在泥團外加上木框以防止拋出去還沒爆炸就破裂了。敵人攻城時，點燃引信，把萬人敵拋擲到城下。這時，萬人敵不斷射出火力，而且四方八面地旋轉起來。當它向內旋時，由於有城牆擋著，不會傷害自己人；當它向外旋時，敵軍人馬會大量傷亡。這是守城的首要武器。凡能通曉火藥性能和火器製法的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這種武器發明還不到十年，負責守衛疆土的將士們都應密切關注其中的技巧原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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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簡介
明代中葉，隆慶二年(一五六九年)，傑出的軍事家、抗倭名將戚繼光奉朝廷調遣，由東南沿海轉至北方邊境鎮守長城。當他率領著經過他親自嚴格訓練並參加過抗倭戰爭的三千浙兵到達北方薊州城外，準備列隊入城時，天空突然烏雲密布，電閃雷鳴，頃刻間便下起傾盆大雨。浙兵在接到入城命令以前，從早晨到黃昏，堅持列隊肅立，雖雷雨交加亦不為所動。這情形使原北方邊關軍威不整的守軍將士深為震驚，從這時起才懂得了軍隊紀律的重要。據說當時的蒙古貴族聞知此事，也深表驚嘆，不敢再輕易侵擾明朝邊境。
戚繼光是我國明代著名的軍事指揮家，他早年在東南沿海浙江福建指揮抗倭戰爭，後來又奉詔到北方總理薊州一線防務，為抵禦外侮，保衛邊疆作出了貢獻。在四十多年的戎馬生涯中，戚繼光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獨特的練兵思想和方法，他指揮的部隊所向披靡，他訓練的士兵被人們稱為戰無不勝的“戚家軍”。
思想和方法
《紀效新書》是戚繼光在浙江福建任職時，為把戰鬥力不強的明朝軍隊訓練成能勝任抗擊倭寇的強大軍隊而編寫的。全書除總序外，包括束伍、操令、陣令、諭兵、法禁、比較、行營、操練、出征、長兵、短兵、射法、水兵等十八卷，各卷並配以插圖說明。作者在“自序”中解釋書名說：名為“紀效”，即不是空口無憑而說，而是經過自己的真實閱歷，親身體會過的；名“新書”，表明這些練兵方法是源於傳統兵法，又不拘泥於傳統兵法。全書文字通俗如白話，以便於曉喻全軍士卒。
《練兵實紀》寫成於戚繼光總理北方邊關薊遼任上，包括正集九卷和雜集六卷。正集各卷為：練伍法、練膽氣、練耳目、練手足、練營陣(四卷)、練將；雜集為：儲將通論上、下、將官到任、登壇口授、軍器制解、車步騎解。
戚繼光的軍事思想和練兵思想在這兩部書里得到充分體現。戚繼光認為，打勝仗的前提是要有一支精銳的部隊，數十萬之眾，必須有誓同生死的決心，個個奮勇向前，才能取得勝利。因此，認真訓練士卒，使他們人人有勇有謀，才能有效地提高戰鬥力。戚繼光在練兵中反對搞花架子，他說：戰爭“是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片段預告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為戲劇套數。”他指出，如此練兵毫無用處。只有平時練兵也“照臨陣一般”，“不能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才能練就敢打硬仗的好兵。戚繼光剛由江南奉調到北方薊鎮時，也曾明確宣布：“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他將在薊鎮撰寫的兵書命名為《練兵實紀》，也正是取實用之意。
戚繼光還主張練兵要從嚴，要令行禁止。他強調“兵中號令，不可一字苟且”，“苟一字之種疑，則百法之是廢”，也就是說，軍中號令一定要十分明確，執行號令才能一絲不苟。他在《練兵實紀》卷三“練耳目”條中規定：“明旗鼓，各官兵耳只聽金鼓之聲，目只看旗幟方色，不拘何項人員，口來分付決不許聽之。如鼓聲不絕，便前面是水火也須跳入；如鳴金該止，就前面有貝財緞帛和馬匹亦不許一耳顧應。”為訓練部隊熟知各條軍規軍紀、號令要求，戚繼光將《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等兵書分裝成冊，發給部隊。並規定把要求將官的內容發給將官，要求士兵的發給士兵，每隊一次只發一冊，熟記之後再發第二冊。並說明對於每條軍規條款，不必“一字一句順文背出”，而只要能記得大意要領，“即為背熟之例。”為了便於不認識字的士卒都能通曉熟背兵書，戚繼光還具體要求每隊“擇一識字人誦訓講解，全隊口念心記”，從而使全軍上下人人知兵，個個會戰，便是再愚笨者也“皆得通曉”。“如此可以人自為戰，謂之節制之師。”(以上見《練兵實紀》凡例)
戚繼光練兵，還注重對士兵曉之以理，導之以情，要求將帥在身先士卒、為人表率的同時還應關心和愛護士兵。要“常察士卒饑飽勞逸，強弱勇怯，材技動靜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則和氣生氣，和則心齊，兵雖有百萬，指呼如一人。”(《練兵實紀》卷二)他說；“夫賞不專在金帛之惠，罰不專在斧鉞之威。……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斬首於前而不畏於後者，有言語之威而畏於刀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此蓋有機。機何物也？情也，理也。”這裡，戚繼光把嚴格執行紀律和深入細緻地做思想工作的相互關係，分析得十分透徹。他認為將帥只有愛護士兵，時刻了解他們的冷暖飢苦，士兵才能依將帥如依父母，也才能萬眾一心。而只有把握住“情”、“理”二字，賞罰分明，才能使三軍口服心服，自覺遵守紀律，服從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