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化

明朝時期，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出現平民化與世俗化趨勢，文學藝術空前繁榮。宋明理學也在明朝達到完善。 文學方面，比較有特色的，表現在詩文、小說、戲曲三方面。

明朝調動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從多方面對中國古典文化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包括類書、政書、叢書、文集、總集、字典、詞典、書目等等。其中尤以類書和叢書為最，其規模宏大、編制精密，不僅在中國屬於空前，即使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屈指可數的。

明朝時期對古代科學技術的大力總結主要是由私家學者來完成的，這又一次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封建王朝重人文輕科技的缺陷。

明代地理學著作與史學近似，前期多官修，後期多私修，這與明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強弱以及王學的興起有一定的關聯。方誌的纂修在明後期也成為一種風尚。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明代繼續發展，農學、醫藥學、金屬冶煉等方面都居世界領先地位。

明後期著名的史學家有鄭曉、高岱、王世貞、李贄、焦汯、嚴衍、談遷、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他們把史籍分為國史、野史和家乘三類，比較全面地概括了這一時期中國史學發展面貌，有助於對史料更客觀地進行對比研究和探索。

明朝末期耶穌會士競相來華，給明清之際的中國帶來了西方文化。與西學注入中國文化系統的同時，中國文化也經西方傳教士的宣傳介紹，在歐洲流播開來。在西方文化的傳入和影響下，中國文化開始了新的征途。

歷史年代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一個特殊的王朝。公元1368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滅元稱帝，國號大明，到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在景山自縊身亡明朝覆滅，共立國276年曆十二世，傳十六帝。後有南明王朝18年為清所滅。

明朝前朝國力雄厚，經濟繁榮，海外貿易一度發達。但在中後期，卻閉關自守、日益衰敗，使中國失去了領先於世界的地位，被歐州迎頭趕上並超出。

類別劃分

文學

文學方面，中國小說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就是出於明朝。馮夢龍加工編輯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寫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等：與“三言”類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說集還有凌濛初編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發現的《型世言》（陸人龍編著）。傳統雅文學的發展在明代繼續發展，著名文人有劉基、宋濂、高啟、方孝孺、唐寅、歸有光、徐渭、王世貞、袁宏道、錢謙益、張岱、吳偉業等人。散曲家則有王磐、馮維敏、薛論道、陳譯、康海等人。

萬曆時期，猛烈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與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他們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竟陵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主張獨抒性靈，並且乞靈於古人，目的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 詩文

明初開國時，劉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詩人高啟所著古詩更是膾炙人口，永樂北遷後，詩文大都趨向文筆工整，詞章藻麗，內容多歌功頌德，點綴昇平，為解縉、三楊所提倡，帝王宮廷所支持，稱“台閣體”。正統時，大儒薛瑄等仍以台閣體相標榜。但台閣體大都為應制、應酬之作，缺乏活力，逐步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滿，至弘治時，被稱為擬古派的復古運動遂應運而起。

擬古派的文學復古運動前後掀起兩次高潮，時間達百餘年之久。第一次高潮稱為前七子時期，從弘治時開始。代表人物是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為首。他們樹起“復古大旗”，“文稱左遷，賦尚屈宋，古詩體尚漢魏，近律則法李杜”，理論上以“文必秦漢，詩比盛唐”相號召。第二次高潮從嘉靖時起，稱為後七子時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而以李、王為首。李文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擬古人”，王世貞影響更大，天下無不爭效其體。在政治上，“前後七子”，大都是反權貴的，他們在官僚地主中屬於中、小地主階層。在文體上，擬古派反對台閣體，可以說是一種文學的改革運動，但隨著時間的轉移，他們則成為保守派，阻滯了文學的發展。明中期的文學領域中，從沈周開始，直至正德時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都是中小地主階層的在野派，他們不僅精於詩文，且擅長詩、畫，唐寅才華橫溢，其狂放不羈在封建社會中也是罕見的。他們受商品經濟發展新興市民的階層勃興的影響，企圖擺脫傳統文學框架的束縛，頗有朦朧的個性解放的特點。

明朝初期政治家、文學家宋濂

在嘉靖時極力反對擬古派而又獨來獨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順之、歸有光等人，在四川還有楊慎等。

萬曆時，堅決反對擬古派復古運動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壇興起。後兩派都是湖廣的文學流派。公安派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為突出：竟陵派有鍾惺和譚元春。公安派是擬古派的死敵，此派一洗學人追尚擬古派的局面，為文為詩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公安派與李贄、湯顯祖為至友，習性、好尚皆有相同相通之處，也都具有一定的叛逆意味。

• 小說

明代的小說創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最著名的為《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遊記》和《金瓶梅》。《水滸傳》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創作的，是根據宋元以來有關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話本和雜劇編寫而成。塑造了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頌了農民戰爭，同情他們“逼上梁山”的悲憤的遭遇。此書對長期受地主剝削壓迫的農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別是對明末農民起義有深遠的影響。水滸的故事在各地廣泛流傳，有的演為戲文，或從說書人的口中傳播開來。

四大名著之一《西遊記》

羅貫中根據長期流傳於民間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故事編寫成的《三國志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根據歷史編成的小說。書中描寫了魏蜀吳三國之間複雜錯綜的軍事和政治鬥爭，塑造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

吳承恩作的《西遊記》通過各種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揭露了明統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會的醜惡現象，同時歌頌了中國勞動人民反抗壓迫，堅決向一切災害困難和邪惡勢力作鬥爭的精神品質。但作者還不能擺脫“佛法無邊”和“輪迴”、“報應”等宿命論的思想。

署名蘭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刻畫了封建社會中大商人、土豪劣紳家庭的驕奢淫侈生活以及他們勾結地方官僚和最高權貴宦官的罪惡活動。所寫還有世俗的風土人情。但淫穢行為和變態心理的描繪使該書減色不少。

明代長篇小說比較著名的還有《封神榜》、《東周列國志》、《三遂平妖傳》、《禪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話小說《三言兩拍》，即馮夢龍的《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凌濛初的《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更為流傳。《三言兩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會的黑暗面，反對了封建禮教的束縛，對男女之間的自由愛慕寄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潤澤灘闕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賣油郎獨占花魁娘》、《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這些小說後被改編為戲曲，幾百年來，得到廣大觀眾的喜愛。

• 戲曲

在明代，雜劇已日益衰落，來自民間的南戲卻不減昔時之盛。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士人的提倡，戲劇已成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動。

江南各地的地方戲非常流行，有餘姚、海鹽、弋陽諸腔。嘉靖時，崑山樂工魏良輔和劇作家梁辰魚合作創成崑曲，用笛管笙琶合奏，以後傳入北京，也成為北京流行的戲曲。傳奇方面，經明初文人的改編潤色，宋元時的南戲《荊釵記》、《拜月記》、《白兔記》、《殺狗記》等，被稱為荊、劉、拜、殺，即明初的四大傳奇。其後，湯顯祖有《還魂記》、《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被稱為“臨川四夢”，以《還魂記》最著名。明朝的傳奇打破傳統規格，情節也更加複雜。湯顯祖是萬曆時期著名的戲劇作家。他反對在傳奇的寫作上過分講求音韻和格律，所創作的劇本也打破了音韻、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結構和思想內容。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傳奇藝術的高峰。晚明的作家高濂的《玉簪記》和周朝俊的《紅梅記》都是僅次於《牡丹亭》的寫情的出色作品。另一戲劇家李玉所寫的傳奇《一捧雪》和《清忠譜》，直接揭露嚴嵩、嚴世藩父子和宦官魏忠賢的罪惡，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明朝的文學與戲劇在對“情慾”的描寫上是較為開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劇中就充滿許多對少女情懷的正面刻寫。

思想

明朝初期把理學推向至尊位置、實行八股取士之後，程朱理學便成了封建政治教條而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的餘地。雖然也產生了幾位所謂的理學名家，如薛萱、吳與弼、胡居仁等，但也都是些死守先儒教條。明英宗以來，明朝的政治統治有所動搖。這使得封建統治者中部分文人不得不尋求新的理論以挽救地主階級面臨的社會危機。於是出現了以王守仁為代表的主觀唯心的王學。

明代學術思想的發展，大體經歷了程朱理學為官方學術和皇朝統治思想，王守仁“心學”的崛起與廣泛傳播，反對聖賢偶像、封建禮教束縛的“異端”思潮的濫觴以及明後期反理學或心學空疏誤國，倡導“實學”這樣曲折的過程。各種學說並立，名家輩出與有識之士對理學或心學的修正批評，以及啟蒙色彩的新思想的出現，為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進步思想家總結和終結宋明理學，批判封建專制統治，為早期啟蒙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創造著思想條件，也為明清之際實學高潮的形成推波助瀾。

明朝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王陽明

哲學思想上，王陽明繼承陸九淵的“心學”並發揚光大，他的思想強調“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並且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將“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而王陽明的弟子王艮更進一步的強化此方面的論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義。而李贄則更肯定“人慾”的價值，認為人的道德觀念系源自於對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現追求個體價值的思想。而隨著西學的傳入，科學精神與實學風尚也開始流行。明末之際，伴隨著朝代的更替與異族的入主，哲學家開始更多的思考現實問題與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

而明代晚期書院的興盛，衝擊官學的地位。許多知識分子利用在書院講學之際藉機批評時政，例如曾講學於東林書院的顧憲成及高攀龍，就常諷刺時政，也使東林書院成為與當權派對抗的中心，進而造成東林黨爭。當時學者也會借用寺廟周邊的空地舉行“講會”，倡導新的思想價值與人生觀。

在社會急劇變動的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尖銳的反君主專制的啟蒙思想，已經達到了民本傳統和的極限，具有一種衝破千年專制網羅之潛勢，一旦新的階級出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這種文化精神，經過改造，便將直奔民主主義。但是由於清軍入關，這一線民族主義被推遲兩百多年。

• 陽明心學

王守仁，世稱陽明先生。著作有《王文成公全書》。因發展了陸九淵的學說而被後人並稱“陸王心學”，或簡稱王學，也稱陽明心學。陽明心學以“心”為本體，以“致良知”為目的，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觀點	來源和闡釋
“心外無物”; “心外無理”的心本論	“心者身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凡知覺處便是心”
	“心”即“我的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
	“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
	“先聲游南鎮，一友人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關？’先生回答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聽言動，即事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 心”不僅是萬事萬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倫理道德原則。
“知行合一”的認識論	“心雖主於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於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知行如何分得開？”“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
	“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事，故有一念發動雖有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實質是恪守儒家倫理，成為聖人。
“致良知”的倫理學說; 和修養論	“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是非之心，不濾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明明覺者也”
	“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
	“致良知，不假外求”，“若能向里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
	為什麼？“臂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而已”
	如何“致良知”？“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上級，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所以在本質上與朱熹“存天理，滅人慾”沒有什麼兩樣。
王門“四句教”的教育觀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露、雷、電、陰霾、噎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只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此。……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二君以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

與王守仁同時的還有兩位氣本論思想家，即王廷相和羅欽順，兩人都主張物質的氣是世界的本原，理在氣中，氣變理也變，既批判了朱熹“理在氣先”和“理與氣是二物“的說法，也反對陽明“心學”，和王守仁進行了多次辯論，強調天地萬物絕非心的產物。

• 泰州學派——陽明左派

王守仁死後不久，其學說開始分化為左派和右派，並逐漸向下層轉移。陽明左派以王艮、顏鈞、梁汝元、何心隱、李贄為代表，他們不僅更加反對程朱理學，而且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禮教也有微詞。該派以王艮居首，倡導發揮人之自然本性，比較接近廣大下層民眾，其學說已經多少改變了原來鞏固封建統治的性質，被視為異端，特別是李贄，被人稱為“異端之尤”。又因為王艮是泰州人，所以該派又叫泰州學派。

1、泰州學派王艮

王艮，明代哲學家，泰州學派創立者，有《王心齋先生遺集》。認為“天性之體，本是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凡涉人為，便是作偽”。著名命題是“百姓日用即是道”。又有“淮南格物說”：“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如格式之格，即潔矩：吾身是“本”，是個“矩”：家國天下是“末”，是個“方”。矩正則方正，強調身為家國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命”作為封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因泰州在淮河以南，故名“淮南格物說”。

2、李贄

李贄，明代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師出王艮之子王襄。著作有《李氏焚書》、《續焚書》、《藏書》、《續藏書》、《李溫陵集》、《初潭集》等。其思想深受王守仁和泰州學派影響：李贄公開以“異端”自居，畢生以反對禮教、抨擊道學為己任。其思想受王守仁和泰州學派的影響很深。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觀點	來源和闡釋
以心為本的“童心說; ”倫理哲學觀	繼承並修正王守仁的“良知”說，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童心”說：“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 失卻真心 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心之初也。” 因此，所謂“真心”就是普通人所說的真心真意，是對“自然人性”的肯定，是對人的最初的純真“欲望”的肯定。從“童心”說出發，他批評了當時的假道學家和八股文，認為八股文是一篇篇失去了童心的假話空話。從這裡出發，李贄抨擊了整個封建禮教和儒家道學，建構出了他的利義觀、自然觀、歷史觀和文學觀。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利義觀	李贄所謂“童心”，其實就是“人慾”。依照他的意思，人們的道德觀念、世間萬物之理，既不是王陽明的“良知”，也不是朱熹的“天理”，而是人們對“衣”和“飯”的實實在在的物質生活資料的要求：“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
	“趨利避害，人人同心”，人們的“私慾”、“物慾”，乃至“好色”、“好貨”，就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因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如無私，則無心矣”; 李贊為“私”和“利”辯護，是明代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商人抬頭的標誌。
“經史相為表里”; 的歷史觀	“經史一物也。史而不經，則穢史矣，何以垂戒鑒乎？經而不史，則為說白話，何以彰事實乎？”
	“經”指現實政治思想儒家學說，“史”指的是歷史編纂的方法和內容。二者相結合才能使歷史研究適應現實政治的需要。他由此把批判推及到整個封建道學，指出儒家經典六經、《論語》、《孟子》不過是史官臣子對當時政事的讚美之語，或是迂闊的門徒的隨手筆記，反對“鹹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一思想在當時簡直是大逆不道了。
以氣為本的自然觀	世界“惟是陰陽二氣”，“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 ，自然觀方面有唯物主義傾向。
文學方面	李贄重視小說、戲曲在文學上的地位，將《西廂曲》和《水滸傳》稱作“古今至文”，並將它們與六經、《論語》、《孟子》並提，在當時頗有影響。

以王艮、顏鈞（山農）、梁汝元、何心隱、李贄為代表的王學左派比較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們的學說已經多少改變了原來鞏固封建統治的性質。

• 啟蒙思想

明末清初社會鼎革之際，一批思想家在總結明亡教訓時，開始把目光投向專制君主。出現了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方以智、唐甄、傅山、陳確等為代表的許多傑出學者。

1、黃宗羲和唐甄的思想

黃宗羲，明末清初史學家、思想家。領導“復社”成員堅持反宦官權貴的鬥爭，幾遭殘殺。明亡後返回故里，課徒授業，著述以終。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學、經學、地理、律歷、數學、詩文雜著為類，多至五十餘種，近千卷。後人編有《黃梨洲文集》。他治學的主要目的就是經世致用。

觀點	來源和闡釋
反對君主專制的政治觀	把鋒芒直接指向封建專制主義的大害——國君。“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因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而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失，固其所也。”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明夷待訪錄》這部書在清初不脛而走，引起有識之士的共鳴，對清末民主思想的興起，亦起過鼓動作用。
經世務實的歷史觀	黃宗羲在各種學問中尤以史學成就為最。他的主要著述幾乎都是歷史方面的。認為“二十一史所載，凡經世之業，亦無不備矣”， “國可滅，史不可滅”。他論史注重史法，強調徵實可信。所著《明儒學案》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學術思想史專著，開清代浙東史學研究之先河，對研究明代近三百年的學術思想發展很有價值。在其影響下形成了以研究歷史著稱的浙東學派。

與黃宗羲同期的唐甄是清初批判君主專制的又一健將。他通過對“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君主集權過程分析，指出專制權力造成雙重惡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蟻之不類於我”，勢尊無加：一方面則形成“自尊則無臣，無臣則無民，無民則為獨夫”的政治孤立困境。他們的言論，如電掣雷鳴，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

2、顧炎武的思想

顧炎武，明清之際思想家、史學家，自二十七歲起始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明亡後曾多次參加抗清鬥爭。失敗後，潛心著述，不再入都。學問廣博，晚年治經側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對後來考據學中的吳派、皖派都有影響。

顧炎武

顧炎武為學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後世學者或是繼承了他的為學方法，或是發揚了他的治學精神，不僅演成了乾嘉漢學的鼎盛局面，而且取得了清代學術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觀點	來源和闡釋
“舍經學無理學”; 的哲學觀	顧炎武承繼明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慾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他贊成張載關於“太虛、“氣、“萬物”三者統一的學說，承認“氣”是宇宙的實體：“盈天下之間者氣也”，“非器則道無所寓”。反對空談“心、理、性、命”，提倡“經世致用”的實際學問。認為“六經之旨與當世之務”應該結合，並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兩句古訓，肯定社會歷史（“文”）的探討和操守氣節（“恥”）的砥礪同樣重要。在面臨著以什麼取代心學的抉擇這個問題上，他選取了經學，認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提出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命題。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政治觀	顧炎武明確區分“國家”和“天下”兩個概念。認為“國家”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則是萬民的天下。他大聲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近人梁啓超把顧炎武的這一觀點總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提出了限制君權的理論和構想：“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即“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實際是要改良現行封建制度中的君主“獨治”，實行“眾治”。

3、中國古代傑出的唯物主義者王夫之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學家，明亡後也同樣多次參加抗清鬥爭。後徙居於湘西石船山下草堂，刻苦研究，勤懇著述垂四十年。一生治學以北宋唯物主義學者張載為宗。他治學領域極廣，目的在探尋“上下古今興亡得失之故，製作輕重之原”，以便經世致用。他學術成就宏富，尤以哲學、史學、文學最為卓著。生平著述極富，多至百餘種，四百餘卷，惜生前未得刊行，漸至散失，經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王夫之

王夫之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主要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氣化”論，對宋明理學做了批判性的總結。“氣”和“器”是物質實體，而“理”和“道”則是客觀規律。他用“氤氳生化”的命題來說明”氣”變化日新的辯證性質，看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處於對立統一之中，承認“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同時也認定“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歷史進化論，反對保守退化思想，指出社會和自然界一樣是一個“生生不息、變化日新”的發展過程。認為“習成而性與成”，人性是隨著環境習俗的變化而變化的，否定了“人性不變”的說法。在知行關係上，反對陸王“以知為行”和禪學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論點，強調行是知的基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總之，王夫之已經初步用辯證的觀點去觀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思想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王夫之在政治上反對豪強大地主，維護封建中央集權，但要求改革政治，主張限制君權。在歷史觀賞主張歷史研究要針對現實社會的需要提出具體可行的改革方案。他還繼承和發展了唐代學者柳宗元重“勢”的思想，提出“理勢合一”的歷史進化論，認為“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

觀點	來源和闡釋
以氣為本、“氤氳生化”的哲學觀	針對宋明理學 “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主義觀點，他精闢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無其器則無其道……”
	“虛空者，氣之量。氣彌淪無涯而希微不形，則人見虛空而不見氣”
	“氣者，理之依也”
	“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
反對君主專制的; 政治觀	“公天下”，“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非一姓之私也”，反對“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
	“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見諸行事”、經世致用的歷史觀	在史學上，王夫之反對“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的復古思想，主張“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慾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乎？”
	“史之為書，見諸行事之徵也。則必推之而可行，戰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為便，進諫而君聽以從”

4、方以智和顏元

明末清初之際的有名思想家還有方以智和顏元。

方以智，明末清初思想家、科學家，特彆強調“質測”（實驗科學）的知識，主張“寓通幾（哲學）於質測”。認為西學“詳於質測而拙於言通幾”。認為“盈天地間皆物也”，“一切物皆氣所為也，空皆氣所實也”，反對“離氣以言理”、“離器以言道”的宋明理學。主張“以實事證實理，以前理證後理”的認識方法。著述甚豐，主要有《東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物理小識》、《藥地炮莊》、《四韻定本》等。

顏，清初哲學家，顏李學派創始人，強調“躬行踐履”、講求實用，對清初樸實學風的形成產生過積極的影響。顏元極為重視教育的職能，提出了“本原之地在學校”的思想。政治上反對豪強兼併，主張“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他的實學思想為其學生李塨繼承和推衍，形成清初學術史上一個有影響的流派，即“顏李學派”。

史學

明前期官修史籍多，後期私纂史籍多，這與明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強弱以及王學的興起有一定的關聯。明後期著名的史學家有鄭曉、高岱、王世貞、李贄、焦竑、嚴衍、談遷、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他們把史籍分為國史、野史和家乘三類，比較全面地概括了這一時期中國史學發展面貌，有助於對史料更客觀地進行對比研究和探索。

明朝後期，由於國勢衰弱，統治者對史學控制不力，因而私人作史出現了高潮.當時的私史，不論是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有較大發展。它們絕大多數是總結明朝政權的盛衰得失，其中有不少揭露了最高統治者的荒淫腐敗，批評歷代君主的昏庸無道，對君權神聖提出了大膽的懷疑。

• 國史——包括實錄、會典和正史等書

正史中的《元史》二百一十卷，是太祖洪武二年至三年修纂的，總裁官是宋濂和王禕。此書雖有缺點，但完整保存，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官修的《明實錄》和建文、景泰兩帝的附錄，幾乎囊括了明代的全部歷史。實錄除皇家詔諭外，還引用和記載了大量的大臣奏疏和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各方面活動的材料。但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有所偏護和隱諱，對某些歷史事件和人物評價也不公允。《大明會典》是記載明章國典的，存兩種。一是正德《大明會典》，共一百八十卷，截止於孝宗弘治十五年，正德四年刊行。一是萬曆《大明會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新補了嘉隆等朝的條例，萬曆十五年刊行。兩書可相互參考。會典類今存者還有洪武時的《諸司職掌》和嘉靖時戴金所輯《皇明條法事類纂》等。

• 野史——包括非官書的別史、雜史和筆記等

明後期私人所編歷史極多，不僅可正國史之是非，還可補國史之不足。以明代論，屬於紀傳體的有鄭曉《吾學編》、何喬遠《名山藏》、鄧元錫《皇明書》，李贄《續藏書》和尹守衡《明史竊》等：屬於編年體的有薛應旂《憲章錄》，黃光升《昭代典則》，陳建《皇明從信錄》和《皇明通紀輯要》、談遷《國榷》。屬於紀事本末體的有高岱《宏猷錄》：屬於雜史類的有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朱國楨《皇明史概》：屬於典制類的有徐學聚《國朝典匯》、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屬於筆記類的有葉盛《水東日記》、王錡《寓圃雜記》、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謝肇淛《五雜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等。

• 家乘——包括私纂的碑傳、行狀、年譜、家譜等書。

碑傳總集著名的有徐紘撰《明名臣琬琰錄》及《續錄》，還有焦竑《國朝獻徵錄》，有的年譜、行狀是單行的，如戚國祚《戚少保年譜耆編》、《李東陽年譜》、《霍韜年譜》、《顧亭林年譜》等：有的則附錄在文集中，如張居正《張江陵文集》附錄行狀，周順昌《燼餘集》附錄年譜，《海瑞集》則行狀、碑傳、年譜皆有附錄，此外，還有大量抄本的家譜出現，以供研究之資。家乘每多腴詞，須與國史和野史相互參照。

明人重當代史，對古史的研究亦有成績。如張溥對《通鑑紀事本末》的論評，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馮琦和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等。

宗教

明朝的興起與元末信奉明教與白蓮教的紅巾軍息息相關，所以明太祖建立明朝後對宗教採取抑制和利用兼併的政策。他主要希望阻斷摩尼教、白蓮教與彌勒宗等宗教組織再度變成反朝廷的起事軍，並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來維護社會秩序。結果，得到“皇糧”全面保障的佛教與道教演變成缺乏精神上的創新追求，亦脫離廣大信眾，民眾轉而尋求民間宗教作為慰藉。

明朝流行對不同宗教兼容並取傾向，民間宗教性信仰、習俗多樣而活躍。基本精神在信仰自由主義、保持國家政治世俗性質、維持社會穩定和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集中體現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會理念並倚賴士大夫群體的努力。其變動因素和矛盾來源，則在諸教向國家政權機關的滲透、皇室特殊化行為、民間泛神論多元信仰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綜合主義。在此期間，回族的形成與猶太教的消亡，表現出作為外因的社會環境（特別是政治壓力）與作為內在動力的宗教本土化、世俗化運動，對宗教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圖冊來源】

明朝中期以後，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動加強的刺激與儒家的矛盾尖銳起來。這種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強烈反對寺院修建並發表闢佛言論。明朝政府對藏傳佛教政策與對漢傳佛教政策有同有異。其重要差異之一是，明朝對藏傳佛教政策與對西部邊疆政策緊密相關，而對漢地佛教政策則於周邊關係政策基本無關。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傳佛教為“番教”，認同程度遜於內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長某些“法術”，對其有特殊興趣，並因而導致士大夫針對相關政策的批評。道教起源於本土民間信仰，在明代與儒家士大夫的衝突比較和緩。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響到國家政治，也影響到士大夫與君主的關係。士大夫在反覆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時，對道教的批評也日趨尖銳。民間宗教以最貼近下層百姓生活的組織形式和內容，滿足中下層民眾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滿足他們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這是明朝中葉之後，民間宗教如火如荼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明朝政府將民間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無干預，對視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會活動時則嚴厲禁止。

明朝還是信仰伊斯蘭教諸民族、藏傳佛教黃教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時期。伊斯蘭教在社會生活中相對封閉，在明代政策中大體上表現為一個民族政策問題而不是一個宗教問題，基本與國家以及其他社會成分相安無事。明朝中期以後，天主教再度傳入中國，當時士大夫尋求改革，明朝對天主教大致寬容。

教育

明朝初期實行“科舉必由學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強調：“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不先於學校。”並將學校列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而不重視書院，書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機構也就是國子監。而各府、州、縣政府也皆立學校。府、州、縣學的學生稱為生員，俗稱秀才或相公。明處生員數目有定額，大致府學四十人，州學卅人，縣學廿人。明代中後期，地方官員六事皆舉者極少，“學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傳統書院再次承擔起培養科舉人才的重任。明代書院的創辦，以嘉靖年間為最多，據統計，明代書院共有1239所。書院的經費來源，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官方撥置、和私人捐贈。由於政治上的牽連，書院屢遭劫難，歷史上共有四次禁毀書院的記載，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間開辦的書院就越多。

明朝國子監辟雍大殿

科舉在明朝是正式的選拔官吏制度。科舉考試分為兩級，每三年舉行一次，稱為大比。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考生必須用八股文做答。所謂股，即對偶之意。八股文萌芽於宋朝，形成於明成化以後。由於八股取士的制度，讀書人既不通經史，又不諳實際，嚴重束縛民眾智慧的進步。

科技

明朝對古代科學技術的大力總結主要是由私家學者來完成的，這又一次說明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封建王朝重人文輕科技的缺陷。明朝科學家在總結古典科技的同時還繼續推動著中國科學技術的繼續發展，農學、醫藥學、金屬冶煉等方面都居世界領先地位。

• 著作眾多

伴隨著西學的傳入，中晚明的科學技術出現新的進步。中晚明科學著作眾多，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程大位的《算法統宗》、吳有性的《瘟疫論》、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這些科學家幾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

• 農學

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是探究農業科學、總結中國歷代農學著作和當時農業生產經驗並吸收西方科學技術編著而成的一部科學巨著。全書分為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牧養、製造、荒政等十二門，是中國現存最大的一部古農書，內容有三個方面：一是保存、整理並補充了歷代以來的農業科學資料。二是記載了當時各地老農的生產技術和經驗，反映了當代深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水平。三是記錄了徐光啟的科技革新思想和當時經營地主思想，他反對傳統的“風土論”，強調“人力定能勝天”的說法，認為北方也可種稻，薄地也能植棉，關鍵在如何鑽研選種和種植的技術。

• 物理

1637年宋應星在《論氣·氣聲》中對聲音的產生和傳播作出合乎科學的解釋，認為聲音是由於物體振動或急速運動衝擊空氣而產生的，並通過空氣傳播，同水波相類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提出：“宙（時間）輪於宇（空間），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時間和空間不能彼此獨立存在的時空觀。在《物理小識》中正確地解釋蒙氣差（即大氣折射）現象。民間光學儀器製造家孫雲球製造放大鏡、顯微鏡等幾十種光學儀器，並著《鏡史》。

鄭和寶船

• 金屬冶煉

明代的冶煉技術也在宋代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煤炭冶鐵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下編記載五金采冶、兵器和火藥製作、制曲、釀酒、珠寶玉料采琢等生產技術與經驗。書中說：“凡爐中熾鐵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鼓風器也有了改進，已由簡單的活門木風箱改為活塞推拉的木風箱，這種風箱能連續供給較大的風壓和風量，從而提高冶煉的強度。土高爐也有了重大改進，已能把冶鐵爐與炒鐵爐串聯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說：”凡鐵爐用鹽和泥造成，出爐未炒為生鐵，……熔流時又作方塘留之，灑乾泥灰而持柳棍疾攪，則熟矣“。這種冶鐵技術減少了炒煉熟鐵時，再熔化的過程，縮短了炒煉熟鐵的時間，降低成本，是冶鐵史上的一項重要成就。

明代煉鋼技術也有新的發展，嘉靖時已發明了‘蘇鋼’冶煉法，現代冶煉專家周志宏說：”蘇鋼冶煉法在國外還沒有類似發明，顯然是一種創造性的發明，……整個過程適合現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堝而創造出一種淋鐵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鐵分開，成為比較純的工具鋼“。

在重慶三峽地區發掘了大規模明代冶煉遺址，是三峽地區發掘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冶煉遺址之一，也是重慶境內發現的最大的冶煉遺址，對於研究明代的金屬冶煉業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考古價值。

• 曆法

徐光啟的《崇禎曆書》是明代崇禎年間為改革曆法而編的一部叢書，共46種，137卷。由徐光啟主持的曆局負責編纂，從多方面引進了歐洲的古典天文學知識。主要內容包括天文學基本理論、天文表、天文學中計算必備的數學知識、天文儀器知識和中西各種度量單位換算表五類。該書引入了清晰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經緯度概念，以及球面天文學、視差、大氣折射等重要天文概念和有關的改正計算方法；還採用了一些西方通行的度量單位如60進位制等。

• 數學、音樂、生物學

明朝宗室在科技上也有極大的貢獻，朱載堉世界上第一次正確地提出十二平均律，並在數學、天文學方面亦多有建樹：明初周王朱橚把四百餘種植物種於府內，並讓王府畫工將植物繪圖編製成書，名為《救荒本草》。《救荒本草》共記有植物414種，並詳細描述各種植物的形態、產地、生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是生物學歷史上的重要書籍。

• 西學東漸

明朝末期，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在他們傳播教義的同時，也大量傳入西方的科學技術。當時中國的科學發展趨於緩慢，落後於歐洲。隨著西學傳入，使得中國的少數士大夫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造成中國人對於中西學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變。西學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曆法、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影響衝擊亦不大。而當時傳入中國的學問非常多樣，也有一些士大夫著手與傳教士合作翻譯西方書籍或著書介紹西學，例如徐光啟就曾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時，基於雙方文化的歧異及認知方面的不同，也引發一些衝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天工開物》書影

藝術

• 繪畫

明代畫家之眾超過宋元，整個明代的畫法變革也是起伏跌宕。明初，以崇尚宋代繪畫的宮廷畫和浙派繪畫為主，名手遍布宮廷與民間。中期，遠承文人畫傳統的吳派興起於蘇州，文人畫全面占領畫壇。後期則有開拓獨抒性靈的寫意花鳥畫新領域的畫派；以醜為美的變形人物畫與精到傳神的肖像畫派；講求筆墨、力倡文人畫的華亭山水畫派；尤以代表華亭派的董其昌影響最大。

明代的繪畫成就巨大，大致偏重於文人畫派，往上承襲唐、宋、元三代的體系，再經過充分發揮後而自成一家的。明代畫風迭變，畫派繁興。在繪畫的門類、題材方面，傳統的人物畫、山水畫、花島畫盛行，文人墨戲畫的梅、蘭、竹及雜畫等也相當發達。其中最興盛的山水畫派可分為氣勢恢弘的浙派、蒼勁活潑的院派與清麗縝密的吳派三種。著名的書畫家如擅長花鳥的徐渭、擅長人物畫的陳洪綬，“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畫大師董其昌。明朝繪畫以山水和花鳥為主。人物畫和社會風俗畫相對較弱。由於宗教藝術在明朝的衰落，明朝的雕像改以城隍、孔子、關公、岳飛等為主。

明朝繪畫的派系和代表人物、代表作
“院體浙派”畫
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	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
戴進	溪堂詩思圖	吳偉	漁樂圖
文人畫——吳門四家（明四家）與吳門畫派
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	代表人物	主要作品
沈周	廬山高圖	文徵明	蘭竹圖
唐寅	孟蜀宮妓圖	仇英	桃村草堂圖
陳道復和徐渭的寫意花鳥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陳道復	葵石圖	徐渭	松石萱花圖
“松江派”（華亭派）與董其昌的“南北宗”論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董其昌		葑涇仿古圖
南陳北崔和曾鯨的人物肖像畫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
陳洪綬	授徒圖	曾鯨	王時敏像

• 瓷器

明代制瓷業以景德鎮為中心獲得了發展。主要成就是：景德鎮瓷胎繼續沿用了元代的“二元配方法”，創造了“脫胎”瓷器。石灰鹼釉基本形成，發明了吹釉法，釉下青花術普遍發展起來，它不但是景德鎮，而且成了全國瓷器生產的主流。在低溫釉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釉上彩，達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成化時期還開創了釉下青花和釉上鬥彩相結合的新工藝。單色釉技術有了較大提高，永樂、宣德時期的銅紅釉，充分顯示了明代窯工的高超技藝。除江西景德鎮外，福建德化的象牙白，山西晉南的法華三彩，也都反映了明代制瓷技術的傑出成就。景德鎮和法華三彩採用牙硝為助熔劑，是一項重要貢獻。明代還發明了階級式龍窯和倒焰式饅頭窯，為提高熱利用率，改善燒成條件和產品質量，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明代早期青花釉里紅龍紋壇

• 書法

明朝朝廷極力推崇書法，明朝書法以行書和草書為主。明初書法陷於台閣體泥沼，沈度學粲兄弟推波助瀾將工穩的小楷推向極致，“凡金版玉冊，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二沈書法被推為科舉楷則，於是台閣體盛行。明中期吳中四家崛起，書法開始朝尚態方向發展。祝允明、文徵明、王寵與唐寅是這個時期的代表，書法開始邁入倡導個性化的新境域。晚明書壇興起一股批判思潮，書法上追求大尺幅，震盪的視覺效果，有名的有張瑞圖、黃道周、王鐸與倪元瑞等，而帖學殿軍董其昌仍堅持傳統立場。

明朝書法發展歷程和代表作品
明代初年
宋克《急就章》
明代中期
沈周《聲光貼》。	文徵明《赤壁賦》（局部）	唐寅《落花詩》。
明代後期
徐渭《七言律詩》	董其昌《三世誥命》	王鐸《賀張心翁壽表》

• 建築

參見：明長城、故宮

明代的建築工藝創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明朝建築作品。南京城建設於洪武二年，完成於洪武十九年，城牆周長達66里，一般寬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長的城牆。南京城突破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勢修建。皇城位於東部，市肆和居民區位於南部，西北則是軍營。洪武二十三年起，明政府開始修建南京外廓，周圍120里，開十六門，將雨花台和鐘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則較為方正，體現皇權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宮殿建築也十分宏偉，故宮即為例證。明朝各種歷制建築也十分嚴謹工整。天壇、太廟、社稷壇、孔廟都是十分巍峨莊嚴的建築。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謂歷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萬里長城（明長城）更是舉世無雙的巨作，保衛明朝的邊疆，依然聳立。

明長城分布

• 服飾

參見：明朝服飾

元朝滅亡，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詔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舊”，因此明朝漢族男子服式沿襲大襟右衽交領和圓領這兩種傳統服飾式樣。但又大量吸收元代服飾特點，發展出曳撒、兵笠等特色服飾。明代婦女的服裝，主要有衫、襖、霞帔、褙子、比甲及裙子等，衣服的多變與款式做工達到一個高峰。不過明朝滅亡後，服飾也因滿清剃髮易服政策而消散，僅在朝鮮文化、越南文化、琉球文化中被保存下來。

軍事學

明代的軍事技術、裝備和作戰方法有較顯著的變化，軍事理論研究有較大的發展。洪武年間，各地衛所駐軍已有百分之十裝備火銃。永樂前期創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隊神機營。明中期戚繼光編練的水、步、騎、車、輜重等營，使用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編制總數的一半左右，車營平均每十二名士兵裝備一門火炮，騎兵裝配六十門虎蹲炮。明後期由於倭寇侵擾，北邊警繁，歐洲殖民者的尋釁，促使一些學者提出經武練兵和充實邊防海防的許多新觀點、新措施。

明代紅夷大炮

中晚明的軍事科技也有所進步，各種新式火器大量湧現。西方的佛郎機火炮、紅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國製造和使用。

各具特色的軍事著作紛紛問世，主要有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嚴城守的海防戰略理論和繪測沿海地圖、海防圖的《籌海圖編》：以練兵、教戰、用器、布陣見長的名著《紀效新書》、《練兵紀實》、《陣記》：精於火藥、火器研究的《兵錄》：茅元儀輯的大型軍事類書《武備志》，匯集了歷代軍事理論、戰略戰術、軍用物資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實際上是一部資料豐富的軍事學史。此外還有傳播西方火器製造和使用技術的《神器譜》、《西法神機》、《火攻挈要》等。

文獻學

明代編輯了大量的類書和叢書。其中類書《永樂大典》世界馳名，共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包括目錄凡例），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輯入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藝、農藝等圖書七八千種，是中國最大的一部類書。

永樂大典書影

《三才圖會》一百零六卷，明代王圻、王思義父子編撰的大型圖錄類書。全書分天文、地理、人物、時令、宮室、器用、身體、衣服、人事、儀制、珍寶、文史、鳥獸、草木等十四門。每門之下分卷，條記事物，取材廣泛，所記事物，先有繪圖，後有論說，圖文並茂，相為印證。為形象地了解和研究明代的宮室、器用、服制和儀仗制度等提供了大量資料。

隨著民間刻書業的發展和封建地主知識分子的要求，江南地區刊刻叢書者很多，有關各代歷史特別是明代歷史的有《今獻匯言》、《歷代小史》、《紀錄彙編》、《百陵學山》、《鹽邑志林》、《國朝典故》等。這些書的問世，開清代叢書大盛之先，但是搜書求種類多而非全本，刻字亦多有訛誤。

地理學

明代地理學著作與史學近似，前期多官修，後期多私修，方誌的纂修在明後期也成為一種風尚。

《寰宇通志》系景泰時陳循等奉敕纂，《大明一統志》系天順時李賢等奉敕纂。

這兩部書勾劃了明朝的疆域全貌，是保存下來的研究明前期地理形勢的絕好資料。羅洪先《廣輿圖》是明朝的一部著名的地圖集，是以元朝朱思本《輿地圖》為底本，改編為明朝內容創製而成的，有十三布政司圖、九邊圖和漕運圖等。西洋傳教士利瑪竇也在北京繪製了若干中國地圖，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輿萬國全圖》。這是一本世界地圖，但把中國擺放在圖中央。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採集史料豐富，重在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之跡，以及對各地形險要的敘述，考證翔實。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方誌資料彙編，書中保存了各地大量的經濟風俗資料。他還著有《肇域志》，無刻，有抄本。

坤輿萬國全圖

明朝末年，中國出了一位有名的地理學家和旅行家，他就是徐弘祖。徐弘祖，號霞客，從22歲開始有計畫的遠遊，直到去世為止。足跡遍及中國東部、中部和南部及西南部，所到之處，對地貌、地質、水文、氣候、植物等科學問題，都作了深入而細緻的考察，並逐日寫成考察記錄。他的全部考察日記後經友人整理定名為《徐霞客遊記》，69萬字，既是科學著作，又是文學遊記。其主要貢獻是詳細地考察和記述了中國西南廣大地區的岩溶地貌，成為世界科學史上最早出現的關於岩溶地貌研究的寶貴文獻。

影響意義

對中國影響

明朝推翻了元朝殘暴的民族壓迫統治，恢復了中華衣冠制度，典章文物，審美情趣，把中華文化發揚到一個新的高度，是明朝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華文明輝煌燦爛的程度。

明朝文化保留和激揚了中國人的骨氣，剛勁之氣。

明遺民王余佑（號五公山人）和顧夢遊 通過詩詞來表達自己對明朝深厚的感情。馮夢龍在明亡後迅速編印的《甲申紀事》中記載了許多上至朝臣，下至普通平民的忠烈之士殉國的事跡。明朝的遺民林古度說：“兒時一萬曆錢，佩之終身”，他有詩說“登高空憶梅花嶺，買醉都無萬曆錢”明朝的遺民傅山有詩說：“苦楚四十年，矢作崇禎人”。

明末農民軍將領李自成的義子乃至義孫，最後成了擁護明朝最堅定，抵抗清軍最頑強的力量，他們在南明時期，不再打自己的旗號了，而完全成了忠於明朝的力量。到明朝中央政府已經消失，最後彈盡糧絕，重重圍困，山窮水盡的時候，任何其他功利的想法實際上都已經不存在。而此時李來亨在茅麓山和整個大陸都已經淪陷的時候，仍舊打著明朝旗號抗清的明軍將領，農民軍已經變成了“明軍”。甚至姚雪垠的《李自成》的結尾，寫到這最後的時候，反覆強調的也不是他們的闖王李自成餘部的身份，而是強調他們的明軍身份。

對世界影響

明朝文化燦爛繁榮，不僅在中國國內有著深遠的影響，而在周邊國家和地區也深受明朝文化的影響。

• 東亞

明朝與日本之間的文化交流是繼元朝之後繼續深入吸取中國文化，其中起突出作用的，與宋、元代一樣，仍是是日本的僧侶們。他們請求明朝賜予書籍，或自己覓購或接受他人贈送書籍。而他們索要或自己蒐集的，大部分是宋、元的，少數是明初的書。總之，遣明使時期，那些在日本人中受中國文化浸潤最深的以五山禪僧為代表的人們，利用入明的機會，繼續表現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渴望、追求與吸收，但又顯出與過去時期不同的特點。當然，不僅日本僧人入明，也有明朝僧人去日本，為傳播中國文化而努力。

明朝的時候，日本還派過遣明使，朝鮮在李朝時代的初年也向明朝派遣使節，據統計有300多次。

身著明朝服飾的保大帝皇后

到了17世紀，日本的江戶時代，中國儒家的朱子學，就是朱熹的理學，已經成為日本的官學，日本民間盛行的是陽明學。

在明朝滅亡之後，朝鮮認為清朝統治是蠻夷的統治，而朝鮮人自己的君王是明朝皇帝冊封的，與清朝相比，自己國家的社稷則是正統。正是這樣的對明朝的嚮往和對清朝的蔑視，使得朝鮮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自己已經模仿複製了明朝的文化。

琉球建國採納明朝體制，從吏制、禮儀到教育制度與中國大陸並無二致，這樣的好處是迅速將蒙昧時期的琉球一步帶進發達的封建時代。21世紀的沖繩文化，還保留著濃郁的閩南風情。媽祖廟和孔廟依然是顯眼的建築。與日本本島的民居喜歡雕上魚形裝飾不同，沖繩民居門前都蹲著一對“風獅爺”（當地人稱嘻莎），這是久米村人從福建帶來的華夏遺韻。擊鼓、舞獅一直是琉球人的酷愛，琉球人還留有過春節的氣息，在沒有正月慶典的日本算是獨樹一幟。

明代是中越兩國關係史上的重要時期，其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較之宋、元各代均有重大的發展。而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帝到20世紀時期還身著明朝服飾。

• 西方

明朝時期，歐洲天主教士的東來，將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同時他們也將部分的中國學術傳到西方，形成一種文化交流，不過他們傳入中國的西學多，而傳往西方的中學則較少。

中國經學的西傳，利瑪竇之來到中國廣東，首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義大利，此為四書西譯之始，時為公元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繼之在公元1626年（天啟六年），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又將五經譯為拉丁 文，並在中國杭州出版。後來到清代初年，一般西洋傳教士紛紛大量的翻譯中國經書，寄往歐洲，並盛稱中國倫理哲單與政治思想的深湛，因而激起歐洲思想界的波瀾，曾一度非常嚮往中國。

中國醫藥的西傳，為永曆王太后致送國書給教皇的波蘭籍教士卜彌格，曾以拉丁文著中醫示例一書，內容述有中國人看舌治病法，與醫名二百八十九條，此為最早具體向西方介紹中國醫學的一本書。

中國的美術工藝如絲織品與磁器，很早便由商人傳入歐洲，唯中國式的庭園建築則在明清之際才傳入歐洲，且一度成為風氣，這其間也多少受傳教士的影響。

公元1750年英王的建築師詹培士（W. Chambers）為肯特公爵（Kent）建築了一所完全中國式的建築，有雕欄、玉砌，有假山、浮屠。轉瞬間這種風氣流傳到法國與德國，為一部分德法人所喜好。德國的卡賽爾伯爵特別建造了一座中國村。其一切布置都仿中國，甚至村中的女子都穿著中國服裝。又有德國園藝家溫赤（Ludwig A. Unyer）著書盛稱中國的園亭建築，小橋流水、樓台亭榭，極盡變化曲折之美，能引人人勝：非若歐洲建築之徒事整齊崇峻，而全無合蓄者所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