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身份考證,
人物經歷
“第一奇書”《金瓶梅》成書約在明萬曆年間，以“禁書”、“奇書”聞名，《金瓶梅》具有獨特的文學價值和藝術成就。1932年，北平圖書館從山西介休收購到一部明刻本《金瓶梅詞話》。這個版本刊行於公元1617年，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刻本，內容更接近原著，刻本前還附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第一句話就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指明書的作者為“蘭陵笑笑生”。“蘭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該序最後一句話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這樣，就為人們考證《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一個新線索。山東蘭陵縣蘭陵鎮和江蘇武進縣，古時均曾名“蘭陵”，但從書中大量使用山東方言來看，作者應是山東人，而不會是江蘇武進縣人。
身份考證
“蘭陵笑笑生”只是筆名，究為何人呢？該本欣欣子序後接著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話說“《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則說是“嘉靖間大名士手筆。”就是說，“笑笑生”是明嘉靖間“一巨公”、“大名士”。
王世貞說
明刻本《山林經濟籍》與《萬曆野獲編》最早透露出王世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鳳撰於康熙12年的《稗說》與清初的《〈玉嬌梨〉緣起》均指實為王世貞。其後清人陳陳相因，推波助瀾，一時形成非王世貞莫屬的輿論。此說20世紀30年代遭到魯迅、吳晗、鄭振鐸等人的嚴重打擊。1979年朱星重倡此說，並列舉出十條理由：（一）王世貞是“嘉靖間大名士”；（二）他能寫小說，並有小說傳世；（三）他有能力個人完成宏篇巨製；（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夠時間；（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寫出官場大場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與王世貞經歷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揚；（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寫作《金瓶梅》的情懷；（九）他祖籍山東，又做官山東，具有運用山東方言的條件；（十）他知識面廣，能寫出《金瓶梅》這樣的百科全書。黃霖、徐朔方、趙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說重又混入諸說林立的迷茫之中。許建平《金學考論》、霍現俊《〈金瓶梅〉發微》再次舉起此說大旗，從外證、內證兩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論證，許建平甚至認為“21世紀《金瓶梅》研究應從王世貞研究作為新的突破口和起點”。
丁純丁惟寧父子說
此說見於房文齋先生所著《金瓶梅傳奇——蘭陵笑笑生秘史》，東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該書指認《金瓶梅》一書為丁純父子之作，蘭陵笑笑生就是丁純、丁惟寧。
丁純（公元1504—1576年），字質夫，號海濱，山東諸城天台人。27歲考中舉人，做了20多年的“歲貢”，卻屢試不第。直到50歲上，方才除授鉅鹿縣訓導，後又升任長垣縣教諭，成為一縣學政的全權主持者。由他開始撰寫《惡豪傳》，後經其子丁惟寧繼續創作，更名為《金瓶梅》。
丁惟寧（公元1542—1611年），字汝安，又字養靜，號少濱。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進士。後授保定府青苑縣知縣、山西長治縣知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中憲大夫湖廣副使。才華橫溢，學富五車。主編萬曆版的《諸城縣誌》，年僅45歲退職後還家，居於九仙山山麓下（即今山東省日照市五蓮縣丁家樓子村），現村中有丁公祠堂（文物保護單位）。
丁惟寧在五蓮縣蘭陵峪旁隱居二十餘年，埋頭撰寫《金瓶梅詞話》。後繼其第五子丁耀亢（公元1599—1671年）增刪、修正、校訂、出版。蘭陵笑笑生即丁純父子之稱。“蘭陵”並非山東嶧縣之蘭陵，而是山東五蓮縣九仙山之陽的一條深谷，原名就叫“蘭陵峪”，鄉民俗稱“蘭陵口子”，後改為“洗耳泉”。
為《金瓶梅》寫跋的“廿公”寫道：“《金瓶梅》為世廟時一鉅公寓言，蓋有所刺也。然曲盡人間醜態，其亦先師不刪‘鄭衛’之旨乎，中間處處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繼丁其偉、金亮鵬先生考證，“廿公”就是丁惟寧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廟時”，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純在嘉靖年間鄉試中舉後，被授為直隸鉅鹿訓導。明清時代的諸城一帶，有以先人在何處做過官，便以其地冠稱某公的習俗。這裡的“鉅公”，正是丁耀亢對其祖父之尊稱。
“欣欣子”為誰？即鐘羽正也。鐘羽正，字淑濂，號龍淵，青州鐘家莊人。萬曆八年（公元1580年）進士，任禮科給事中，工科左給事中，曾主編《青州府志》。署欣欣子，暗寓欣然自得、欣然自適之意。笑笑生，“笑”什麼？一則，笑對世事之荒謬坎欹；二則，笑對人生之禍福。
“東吳弄珠客”，即董其昌也。董為晚明著名的大才子、書畫家，是丁惟寧的摯友，稱《金瓶梅》“是驚天地、泣鬼神的警世寶典”。
按：《金瓶梅》的作者是否丁純父子？“蘭陵”是否山東五蓮縣九仙山莊之峽谷？“蘭陵笑笑生”是否就是丁純、丁惟寧？凡此種種，國內外金學專家正在進一步考證中，此說尚未有定論。
賈三近說
這是20世紀新時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說。倡論者為張遠芬。其《金瓶梅新證》提出十條證據：（一）蘭陵是山東嶧縣，賈三近是嶧縣人；（二）他有資格被稱為“嘉靖間大名士”；（三）小說的成書年代與賈三近的生活時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閱歷足可創作《金瓶梅》；（五）小說中有大量嶧縣、北京、華北方言，賈三近分別在這些地區居住過；（六）小說中有幾篇高水平奏章，賈三近正精於此道；（七）小說中有些人物事件類似賈三近；（八）小說多有戲曲描寫，賈三近有此生活積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閒居，有創作的時間保證；（十）他寫過小說。
屠隆說
黃霖首倡。他發表了一組八篇文章，提出七條依據：（一）小說第56回的《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出自《開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說有不少浙江方言，與屠隆籍貫相合；（三）他祖籍武進，古稱蘭陵；（四）他潛心佛道，與小說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縱”罷官，堅持寫作“淫雅雜陣”，其情慾觀正是小說的思想傾向；（六）他具備創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礎與文學素養；（七）他與劉承禧、王世貞關係密切，此兩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當為屠隆所贈。為了證明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要先從他的身世說起。屠隆是今寧波市倉水街屠園巷人。屠家在明代是寧波四大家族之一，屠隆從小天資聰穎，被譽為神童。他14歲時就考中秀才，備受當時的大詩人沈明臣青睞，隨後名滿寧波。此後，他從15歲考到33歲，18年未考上舉人。34歲才勉強中舉並做了一個小官。因政績明顯，不久後他就被提拔成郎中，隨後遇小人被摘掉烏紗帽，只好回到寧波老家以賣文為生。屠隆一直活到萬曆三十三年，年64歲，最終死於花柳病，還被後世文人譏諷為中國第一個死於性病的文人。“屠隆從寧波至京師，一生遊歷四方，深知商業內幕和市井風情，又從京官淪為乞丐度日，對人生和人心有著透徹了解，因而才能寫出這樣一部小說。”此外，國內目前發現的最早萬曆年間的版本為戴松岳的論點提供了實物佐證，也是最關鍵的論據，“萬曆年間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蘭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賢里寫下這篇序言的。而這個明賢里就是寧波城中的鑒橋頭乾溪里，經查家譜，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孫屠本畯。屠家最先是從常州遷徙至現在的寧波，常州當時又被稱為蘭陵，屠隆號笑笑先生，所以蘭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李開先說
此說始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1962年版的一條腳註，是存疑的語氣，1979年重印時便把“李開先的可能性較大”一句刪除。據說這一條腳註系吳曉鈴所加。吳曉鈴1982年6月在美國發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講演時重申此說。徐朔方因為是“集體累積說”的創始人，所以他主張李開先是《金瓶梅》的寫定者。徐朔方的根據是：（一）李開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條件，如為山東人，歷任京官，創作有戲曲多種，其《詞謔》、《詩禪》表明他對市井文學的愛好和修養，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實的“嘉靖間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證明了其與李開先關係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宮·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開先《寶劍記》第五十齣原文等；（三）《金瓶梅》與《寶劍記》從內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處。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證》支持此說，並提出四點新見：（一）李開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詞意與感覺均與“笑笑生”相似；（二）李開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門慶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寶劍記》使替身（侍女錦兒）死去，而主要人物（林沖之妻）繼續發展故事，這種手法與《金瓶梅》同出一轍；（四）西門慶形象不統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開先的“自我投影”。後來卜鍵覓蹤章城，訪書南都，發現《李氏族譜》，著成《金瓶梅作者李開先考》一書，從《寶劍記》與《金瓶梅》、李開先與西門慶、清河寓意、蘭陵意旨等諸多內證，以及個人素質、作文風格、交遊類群等一些資質，集此說為大成。
徐渭說
最早透露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錄》。1939年阿瑟·戴維·韋利（英）在英譯本《金瓶梅》的導言中首次提出，卻鬧了一個音近而誤、張冠李戴的笑話。不期60年後，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卻完成了此說剝繭抽絲、瓜熟蒂落般較為全面的論證。該書首先通過對小說中佛、道教描寫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為“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活動在嘉靖朝的人物”。接著“指出小說作者同時又是資料豐贍的戲曲學者、技巧純熟的戲曲作家、素養全面的畫家與擅長套用文寫作的幕客”；“作者應該有邊關甚或禦敵的生活閱歷”，“具有較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和禦敵衛國意識”；“作者有強烈的方言俗語愛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區（按指紹興、山東、北京、蘇州、山西、福建、廣東等）的生活經驗”；“有著書藏名於謎的愛好”。並通過《〈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紹興酒及其他紹興風物》、《〈金瓶梅〉中的紹興民俗》、《〈金瓶梅〉中的紹興方言》等考證，“證明小說作者必為紹興人”。然後逐一論證“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條件”。潘承玉還把小說諸謎如“廿公”、“徐姓官員”、“清河縣”、“蘭陵”、“笑笑生”等破解為“浙東紹興府山陰縣徐渭”，歸結到“紹興老儒說”。潘承玉還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認為董其昌是流傳線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齡是傳遞抄本的關鍵人物，而“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來自徐渭，而且極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還做有《金瓶梅文本與徐渭文字相關性比較》，“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寫，《詞話》也是徐渭所寫”。他進而論證“紹興士人與嚴嵩”、“沈練與嚴嵩父子”、“徐渭與沈練”，在《緣何泄憤為誰冤》一節中，認為“徐渭因感於鄉風並激於沈練的死而寫《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這支筆，則同時飽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嚴格地說，潘承玉才是徐渭說的創立者。
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出版於1999年，書中他詳細論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說”。河南大學文獻信息研究所研究員邢慧玲在閱讀了潘承玉此書後，特地從河南趕到紹興。看了紹興的城市結構，邢慧玲驚嘆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府兩縣”格局和“縣前街”、“東街”、“大街口”、“獅子街”、“燈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內外景觀布置在紹興城幾乎全部找到實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書屋”，邢慧玲驚呼：“《金瓶梅》中西門府所在地就在紹興！我要潛心研究，將畢生精力獻給徐渭，獻給《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證》為何讓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證》中，潘承玉對《金瓶梅》文本進行了全面細緻地分析，列表詳細對比小說中關於佛教與道教描寫前後的變化。通過對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寫年代是由佛教長期失勢轉而得勢，道教長期得勢轉失勢的時代。小說所反映的時代跨嘉、隆、萬三朝而以嘉靖朝為主，全書定稿約在萬曆十七年後，進而得出結論：作者非嘉靖或者萬曆年代人物，應當是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種，涉及《西廂記》、《兩世姻緣》等戲劇作品24部。
很多場合，人們應該說、罵、哭的時候，作者難掩戲曲創作的衝動，以“曲”代之，創作出眾多戲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寫上惟妙惟肖，巧妙運用了繪畫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學評論家張竹坡說：“讀《金瓶梅》，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詩、詞曲、駢文等文學性文體，《金瓶梅》作者運用了部分非文學性套用文體，其中多為官場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據以上三點，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說家，必定還是一位嫻熟的戲曲作家、畫家和善於寫作官場套用文的幕客。
關於小說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證。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縣知縣說武松：“雖是陽穀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兩縣”在同一城的現象並不多見，小說中東平府含有兩個縣治，陽穀縣與清河縣，西門府所在地為清河縣。小說中雖明確說明西門慶所住地址為“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但是明朝時，東平府並非“一府兩縣”的格局，由此認為小說所寫故事的發生地即山東清河縣的觀點不嚴密。
如果西門府不在山東，那么小說地理原型究竟在哪裡？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發現整個北方地區僅有順天、西安兩府，南方地區有應天、蘇州、杭州、湖州與紹興五府，存在“一府兩縣”現象。
為了確定具體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繼續尋找《金瓶梅》中的線索。
小說第四十八回中寫道：“(東平府)調委陽穀縣丞狄斯彬，沿河查訪苗天秀屍體下落”，“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由此得出兩縣治的具體方位是：清河在東，陽穀在西，兩縣中間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證的“一府兩縣”的府城中，兩縣治呈東西向排列於府治兩側，並以河為界，只有紹興一府。
通過對小說文本與明朝史實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顛覆金學界傳統論斷的新觀點：《金瓶梅》中所描寫的地理原型非山東清河縣，而是浙江紹興市。
至此，小說中婦女唯一髮型為“杭州簪”，向西門慶借銀子的“杭州劉學官”又稱“前邊劉學官”等等，與小說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講到：“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與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聽人說：“我那邊下著一個山東賣棉花客人。”與小說地理原型為紹興在邏輯上完全吻合。因為，只有是紹興主人才會對朋友說我這邊有個山東客人，山東主人沒必要故意稱對方客人是山東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滿足“一府兩縣”格局的紹興，才會稱“杭州劉學官”為“前邊劉學官”。
既是紹興人，又集畫家、戲劇家和幕客為一體，明朝時哪位紹興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終種種線索集中於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紹興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吳敢教授在第四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長篇論文《20世紀〈金瓶梅〉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中說：“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證》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邏輯最為嚴謹、推論最為精微、行文最為典訓、結構最為周到的一種。”
蘭陵笑笑生與王世貞有深仇大恨
無論是《金瓶梅詞話》，還是《繡像金瓶梅》，均可以發現其中有大量影射王世貞（1526-1590年）乃至太倉王世貞家族的內容，態度甚不友好。
一，兩個版本第十七、十八回，均出現了倒霉的兵部尚書王黼，因為保衛京師不力，致使敵軍深入，被言官彈劾，五月下獄，被皇帝親自判決秋後斬首。王世貞的父親王忬(1507-1560年)恰好就是這樣死的，死後也恰好被追封為兵部尚書。王世貞和親友，極其忌諱此事。
二，兩個版本第六十五回歡迎六黃太尉的山東官僚行列中，出現了兩個例外人物，他倆既不是北宋晚期的真實人物，也不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間進士。一個是“右布政陳四箴”，現據考證是影射萬曆十七年冒死上諫的大理寺官員雒於仁。一個是“青州王士奇”，現據考證是影射青州兵備副使王世貞和他的長子王士騏。同時出現的黃甲、凌雲翼、狄斯彬同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癸卯科江南省試舉人，王世貞恰恰在這一科。而王世貞和凌雲翼、狄斯彬、曹禾、黃元白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
四，《繡像金瓶梅》敵視王世貞，進一步升級。第一回中應伯爵說“如今年時，只好敘些財勢，那裡好敘齒”，明顯影射李攀龍、王世貞因為少年顯貴而排斥老詩人謝榛的醜行。
六，《繡像金瓶梅》第七十二回王招宣府上“世忠堂”有對聯“喬木風霜古”，這句詩本來是楊士奇的，後來被王世貞抄襲過。書中把這句詩掛在臭名昭著的王招宣府，諷刺可謂毒辣。王招宣府只有王三官，那王大官和王二官哪裡去了？
七，《繡像金瓶梅》第九十三回敗家子“陳敬濟”當了道士，取名“陳宗美”，成了孌童。王世芳(1503-1563年)，字濟美，王世貞堂兄。王世懋(1536-1588年)，字敬美。王世貞，自己字元美。如果是王世貞或者門客這樣寫《金瓶梅》，情何以堪？
可知作者蘭陵笑笑生既是嚴嵩的仇家，又是王世貞的仇家。二者交集，現有作者嫌疑人中唯有徐渭符合這一條件。
王稚登說
魯歌、馬征提議。他們提出十三條根據：（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稱“蘭陵”的武進人；（三）他對屠隆不滿，因選其《哀頭巾詩》、《祭頭巾文》入小說，以示譏刺；（四）小說中的詩歌曲與王稚登所輯《吳騷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記》中某些內容、用語與《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詩文與小說詩文一脈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說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與小說均有中原正統觀；（九）他符合“嘉靖間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貞的門客，故以小說為王世貞之父報仇；（十一）小說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醜類之再現；（十二）小說三次引用他感觸深刻的詩句“侯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十三）小說反映的作者模樣正與他的情況若相符節。
蔡榮名說
究竟誰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書上所署筆名“蘭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人士？這箇中國文學史和金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四百多年來一直困擾著專家學者和讀者。2008年11月浙江學者陳明達推出長篇論文《（金瓶梅）作者蔡榮名考》，論文中解釋《金瓶梅》作者為明朝黃岩人氏蔡榮名。
蔡榮名（1559--？）字去疾，別字簸凡，明黃岩人。出身書香門第，習研古詩文。曾祖父蔡餘慶，進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紹科，舉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進士出身，官至禮部郎中。蔡榮名少小聰慧異常，17歲時考中頭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縟節，多次赴省試均未中舉。於是就縱情詩酒，醉中成詩。著有《太極注》、《芙蓉亭詩鈔》。蔡榮名於24歲北上拜謁王世貞，深受賞識，延為上賓。留住在府。陳明達從八個方面考證：1，書中大量獨特的黃岩方言證實只有黃岩人才能寫得出來。2，蔡榮名的出身、經歷和秉性符合寫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詩鈔》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證據。3，王世貞鼎力相助蔡榮名完成寫作《金瓶梅》。王世貞詩“袖攜天台石，吐作弇山雲”。“兩年兩扣先生門，沾沾所見愜所聞”及蔡榮名《弇山行》證實，《金瓶梅》初稿是蔡榮名的，也是蔡榮名在弇山園兩年最後定稿的。4，王世貞“袖攜天台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為此，爰馨平日所蘊者，著斯傳”；《金瓶梅》36回955頁：蔡狀元道：“學生蔡蘊，賤號一泉，”“泉”，水源也，黃岩話“水、書”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蘊書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書稿出處，證實笑笑生就是蔡榮名。5.“蘭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貞詩“吾憐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蘭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貞詩“沾沾所見愜所聞”中的“沾沾”；6，欣欣子書於明賢里之軒”。“欣欣”的第二個含義是“欣欣向榮”，所以，整個署名隱含“榮名閒里書之於軒”。7，《金瓶梅》跋中的“鉅公”指張居正。王世貞與張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張居正，必須讓作者隱姓埋名，所以託名“蘭陵笑笑生”。8，歷來許多學者不解的疑惑在蔡榮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鳳城”、“芙蓉亭”等的出處。
趙南星說
最先提出的乃清人宮偉謬，見《春雨草堂別集》卷七《續廷聞州世說》。趙南星（公元1550—1627年），河北高邑人，明代萬曆進士，系東林黨重要人物。《中華文史論叢》1985年第4期發錶王勉《趙南星與明代俗文學兼論〈金瓶梅〉作者問題》一文，提出“《金瓶梅》很可能是趙南星在他一班朋友如吳昌期、徐新周、王義華等人協助下完成”的觀點。該文主要從《金瓶梅詞話》的“欣欣子序”和書前的“開場詞”入手，認為它們和趙南星有著密切的關係，進而主張趙南星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合適的人”。
李漁說
此說先見於清代康熙年間刊刻的《第一奇書》在茲堂刊本題“李笠翁先生著”。李笠翁，即李漁（公元1611—1679年），浙江蘭溪人，清初文學家、戲曲理論家。因張竹坡批評的《第一奇書金瓶梅》中圖後下半頁有“回道人題”的字樣，正是李漁的化名。此說不足為信。理由是就以其所著《肉蒲團》一書來看，筆法的流暢程度，寫作思想的嚴謹以及廣博的知識層面都和《金瓶梅》有巨大的差距，觀李漁的作品幾乎可以用不入流來形容，觀其一生的遭遇也不是能夠寫出這樣的鴻篇巨著的，持此說之人可能是由於李漁善於寫情色作品的緣故。
盧楠說
此說見《金瓶梅》滿文譯本序。該書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穀旦序：“此書乃明朝閒散儒生盧楠斥嚴嵩、嚴世蕃父子所著之說，不知確否？”
盧楠，明代文學家，字少楩，大名濬縣人。太學生，明末廣五子之一，著有《蠛蠓集》等。他是王世貞的高足，富有才華，極為熟悉濬縣、臨清一帶的社會風情、市民生活，具有創作《金瓶梅》的條件。王汝梅教授在《談滿文本金瓶梅序》一文中，申述了盧楠說，然無確證。
馮夢龍說
馮夢龍（公元1574—1646年），明代著名通俗文學家。字猶龍，別號茂苑野史、龍子猶、顧曲散人、姑蘇詞奴、詹詹外史、平平閣主人、墨憨齋主人等等，長州（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崇禎中，由貢生授福建壽寧知縣。清兵渡江時，參加過抗清鬥爭。受李贄為代表的晚明進步文學思潮影響頗大，重視小說、戲曲和通俗文學。編纂話本小說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民歌集——《桂枝兒》、《山歌》；筆記——《古今談概》、《情史》；改寫小說——《平妖傳》、《新列國志》；散曲集《太霞新奏》；戲曲《墨憨齋定本傳奇》等。馮夢龍是晚明一位極為活躍而多才、多藝、多產的作家。《蘇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誌》中曾稱讚他“才情跌宕，詩文麗藻，尤明經學”。他幼年家貧，讀書用功，對文、史、哲深有研究。曾在私塾里教過書，講解《春秋》，所以後來能寫出《春秋衡庫》。中年時期，靠賣文為生，曾給蘇州的書社（店）編寫過大量的書稿、書籍。據《太霞新奏》中的有關記載和散曲，我們知道他青年時期曾經熱戀過一位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後來侯慧卿嫁了人，使他大失所望，遂絕跡青樓，結束了放浪的生活。可見馮夢龍曾經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放浪於青樓。由於他在青樓歌場、茶坊酒肆活動，使他對市民的社會生活十分了解，也使得他有機會觀察和分析那些沉淪於社會底層的女性們的生活和心態。他做官是在56歲的晚年。
台灣師範大學教授魏子云認為《金瓶梅詞話》中的《祭頭巾文》一文，在馮夢龍所編寫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的“凡例”中，有“金陵遊客”馮夢龍寫《頭巾賦》的記錄，所以，《開卷一笑》和馮夢龍的《古今談概》、《古今笑林》、《智囊補》等著作後，認為文句“不惟有其語態雷同處，且有引言慣用語”，可以“肯定《金瓶梅詞話》是馮夢龍參與的改寫本，連‘欣欣子’與‘東吳弄珠客’都是馮夢龍的化名”。陳昌恆先生則從考索馮夢龍的名號入手，得出“東吳弄珠客”、“蘭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馮夢龍的化名。它三篇序跋，署名、尾語不同，但實為一文，倘排比研究，則構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論文。同時具體論證了馮氏創作《金瓶梅》的三個階段。另有些學者指出，“崇禎本”《金瓶梅》詞話亦宜出自馮夢龍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傳播和成書過程的研究中，馮夢龍的特殊作用，應值得注意。
專家們認為《金瓶梅》不一定是世代累積型的一種集體創作，但並不否定曾經有人系統整理或最後修定，而且這個最後修定，也難以確定是一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一次初步完成後，又經同時或不同時代的人對作品進行較大的或最後的修定、寫定。同時要解開《金瓶梅》作者之謎，還必須從三個框框裡跳出來：第一，“嘉靖間”，第二，“山東人”，第三，“大名士”。才能比較科學地去探討，而現存萬曆本，即丁巳年（公元1617年）刻本，應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這與馮夢龍關係極大，最後修定者或寫定的非他莫屬。
薛應旗說
薛應旗：江蘇武進人，字仲常，嘉靖進士。屢遷南京考功郎中，忤嚴嵩，謫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以大計罷歸，有著作《宋元資治通鑑》、《考亭淵源錄》、《甲子會紀》、《四書人物考》、《高士傳》、《薛子庸語》、《薛方山紀述》、《憲章錄》、《方山文錄》等行世。清代宮偉鏐《春雨草堂別集·續庭聞州世說》，倡《金瓶梅》作者為薛應旗之說。根據是薛為嘉靖大名士，又為武進人，與“蘭陵笑笑生”的地域標準契合。
賈夢龍說
賈夢龍：賈三近之父，字應乾，號柱山，生於明正德八年，曾隨其父賈宗魯在江南高淳、南陽生活二十餘年（賈宗魯曾任南陽教授），三十多歲時回到嶧縣，任教於縣學，後又到直隸順德府內丘縣任訓導。隆慶五年六十歲時歸養嶧縣。賈夢龍的著述，有《昨夢存》、《泮東詩集》、《永怡堂詞稿》等行世。持“賈夢龍”說者為棗莊市政協許志強。第二屆國際《金瓶梅》學術討論會（1992年6月15日~16日，山東棗莊）上，他向大會提交了《〈金瓶梅〉與〈永怡堂詞稿〉》的論文，從十二個方面列舉了賈夢龍所著《永怡堂詞稿》與《金瓶梅》的共同點和一致性。
汪道昆說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號太函、南溟，晚年號函翁，徽州西溪南松明山人。明代後五子之一，詩人，劇作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歷任義烏縣令，襄陽知府、福建副使、右斂都御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轉左侍郎等職，史稱“汪司馬”。持“汪道昆說”的是潘志義（安徽省黃山市徽州區西溪南鄉供銷社職工），他向第二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提交了《〈金瓶梅〉的成書時間及著者考》論文，依據是汪道昆與徽商的關係，此說已引起學界注意。
其他
此外還有李先芳說、沈德符說、馮維敏說、謝榛說、臧晉叔說、金聖歎說、田藝蘅說、王采說、唐寅說、李攀龍說、蕭鳴鳳說、胡忠說、劉修亭說、李卓吾說、湯顯祖說、陶望齡說、丁耀亢說、丘志充說、袁宏道兄弟說等，不一而足。
還有更早一些的“紹興老儒”、“金吾戚里門客”、“某孝廉”等。據統計，這個名單截止到2013年已有60餘眾之多了。但這絕不是最後的數字，說不定哪一天，這個名單就要上升到三位數了。
除此之外，還有“世界累積”型的“集體創作”說。而丁朗先生則認為，《金瓶梅》的原著作權，並不屬於“蘭陵笑笑生”。所謂“蘭陵笑笑生”基本上是一個冒名頂替、欺世盜名的人物。他有可能是現存《金瓶梅詞話》第五十三和五十四這兩回的修改者。更大的可能是，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么一個人，純粹是炮製序文的那位夫子為了滿足出版商的需要，心血來潮，隨手杜撰出來的一位“烏有先生”、“子虛真人”。丁朗先生主張“掛一張尋人畫像在北京街頭”，他給這位作者花了一幅肖像，認為他應具有這樣一些特點：一、他長期生活於北京東部城區。二、他經常出入於“本司三院”之類的地方。三、他對武官生活的了解超過了他對文官生活的了解；他對京城知識的了解超過了對外地知識的了解；他對實際生活知識的了解超過了他對書本知識的了解；而他的書本知識（包括歷史、地理知識等等）又主要來源於宋元活本和各種戲曲的戲文之中。四、他幾乎沒有什麼詩才，甚至不大懂得詩詞格律，而對流行歌曲及民間小調的愛好，非同一般。五、他與曲藝界關係密切。六、他同嘉靖朝失勢一派的太監們觀念一致，愛其所愛，惡其所惡。而且他本人極可能是個性無能者和性變態者。七、他同明嘉靖丁未科的某些進士有交往，同時可能與嘉靖皇帝有深仇大恨。（見丁朗著《金瓶梅與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儘管《金瓶梅》作者候選人名單越來越長，而且如黃霖關於屠隆說，卜鍵關於李開先說，魯歌、馬征關於王稚登說，許建平、霍現俊關於王世貞說，潘承玉關於徐渭說等，在當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並稱五大說，但平心而論，尚沒有一說為學術界所普遍認同，同時以上所有說法均無直接證據證明蘭陵笑笑生的籍貫與姓名。四百多年以來，學者們為了解開這個謎，作了多少深文周納的辨析、研究，至今仍是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因此，周續賡副教授曾幽默地說，除非哪一天地下出土了什麼有關文物，否則這場爭論便永遠不會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