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榷

《國榷》為記載明朝歷史的私家編修編年體史書，1958年由古籍出版社分六冊出版，作者談遷（1594年-1658年）。該書鑒於經史官員壟斷了明歷代實錄，很多地方忌諱失實，而各家編年史書又多膚淺偽陋。談遷尋訪到各種資料，廣徵博引，力求徵信。天啟元年（1621年）始編著，初稿六年後完成，據稱此書“六易其稿，匯至百卷。”順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竊，他又發憤重寫，順治十年（1653年），談遷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閱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國榷》，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基本介紹

• 書名：《國榷》
• 作者：（明）談遷
• ISBN：9787101003727
• 類別：歷史
• 頁數：6233
• 定價：492
• 出版社：古籍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58年12月
• 裝幀：精裝
• 卷數：104卷
• 字數：4284000字
• 冊數：6冊

寫作背景

談遷的一生經歷了萬曆朝至崇禎朝，還經歷了南明弘光小朝廷，歷順治十四年（1657年），終拒仕清，以一個貧民創作出一部明史巨著。

談遷生活的年代，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期。明朝統治者消極怠政、宦官專權亂政、黨爭結社頻頻，天災不斷，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再加上清軍不斷叩關。值此國危的時代，“士習甚囂” 的言論不絕於耳，懷抱著經世致用之大志的晚明士大夫們不甘朝野傾軋、世風日壞，期望憑一己之力，救國家與人民於危難之中。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願望往往受現實的摧殘，在農民起義的洪流和清軍鐵蹄的征服下，這批在野士大夫們被迫接受這樣的身份轉換，成為了明朝遺民，從此開始了對人生及未來的抉擇和思考。談遷就是這樣一位“遺民”的代表，他親歷時代的巨變，思想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轉變，更迭的世局逼其發出“亡國不亡史”的疾呼。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萬曆皇帝行將入土，這不僅僅是明朝歷史走向衰亡的時期，更可以說是談遷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點。談遷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夏，談遷赴京考試再次失敗之後，他並未像其它書生那樣終其一生繼續考取功名，而是認清了自己“才駑，自放田間南山白石”，選擇“綴耕之暇，匯為《兔園冊》”的耕讀之路。“壬戌夏，識錢而介，無月不晤。甲子後分袂，相距三舍，而郵僅再郵焉。”從天啟二年（1622年）夏認識每月會面，到天啟四年（1624年）兩人分手仍維持書信往來，談遷與錢而介的交往使得其“廢然返矣” ，由漫無目的耕讀到有意識地讀書，從吟詩作文到集中研習經史著作。

談遷提道：“男兒墮地，止此血性。為君父用，則有忠孝；為古人用，則有措舌；為二氏用，則有名理；為千秋百世用，則有青簡丹筆。”他放棄了科考，也等於放棄了從政路線。既然不能在政治上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就乾脆退而求其次，走學術研究路線。“經史是古代學術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讀書人主要的研究方向”，談遷“少讀國史，輒仰名閥”，再加上晚明時期，湧現出了大多數在競爭激烈的科場中屢次敗北，遂把畢生精力放在學術文化研究上的學者型史家，於是形成了一股治當代史的風氣。史家群體的出現，使得修國史成為士人們引以為傲的事情，受這一時風的影響，在閱讀了大量當代史著之後，天啟元年（1621年）前後，談遷終於選擇了自己後半生的奮鬥目標一治當代史。

自古以來，修史總是作為一種“鑒往事，知來者”的文化觀念，根植於儒家文化體系中，無論治世，抑或是亂世，修史總能達到這樣的目的，或揚長避短，或褒貶善惡。而明末清初正處於社會大變革的亂世時期，更是為大批史學家修史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厚重的文化土壤，對國家和社會前途命運的擔憂成為他們致力於撰史的動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們對過去現實的反思和對未來走向的探討”。明清易代對於像談遷這樣的史家而言，不僅僅是變了天，換了皇帝，更是正統、道統如何繼續維持的問題。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對前途命運的擔憂，在他們心中泛起了巨大的鏈滴，經歷了身心上的痛苦之後，思想上同樣經受了一番衝擊，必然希望從根源上找到明代社會何以走向滅亡。而修史則是他們表達這一心理變動最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史學家，以史言志可以說是清楚明白地表達他們政治立場的平台。然後站在史家的立場上，希冀探究明王朝由盛到衰的根本原因，並用自己儒家士人固有的傳統道德規範去評價有明一代的統治得失。

史料取材

明實錄

《國榷》取材於明歷朝實錄，但又校正實錄。因為實錄“見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士奇）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芳）又多醜正，神（萬曆）熹（天啟）之載筆者皆宦逆閹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優勤惕厲，而太史遁荒，皇成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可見明代歷朝實錄中，太祖、孝宗、神宗、熹宗各朝記載有失實、醜正、歪曲的毛病，崇禎朝沒育實錄。

明亡後，崇禎、弘光兩朝實錄，已無人顧及，談遷不忍“國滅而史亦隨滅”，他訪求邸報、詢及遺老，補齊兩朝史事，寄亡國之情丁先朝史書的編修，自署“江左遺民”。這和常時留心國史典故之史家編撰史書的心情是有所不同的。

私家著述

《國榷》又廣采溥引，遍覽私家著述，擇善而從，取捨嚴謹，秉筆公正，不以個人愛僧為務。他參閱“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其中徵引最多的有：雷禮的《大政記》、《列卿記》，鄭燒的《今言》、《吾學篇》，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薛應旗的《憲章錄》，焦址的《獻征錄》，高岱的《鴻欲錄》；屠叔方的《建文朝野彙編》；徐學謨的《世廟識余錄》，鄧元錫的《明書》等等。所以，他編撰《國榷》雖據實錄，但又不完全依賴。

編纂歷史

天啟元年（1621年）始編著，初稿六年後完成，據稱此書“六易其稿，匯至百卷。”順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竊，他又發憤重寫，順治十年（1653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邀請，攜稿赴北京，訪問前朝遺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閱讀公家檔案，重新校訂《國榷》，以三十餘年編成《國榷》一書，署名“江左遺民”。

《國榷》

天啟元年（1621年），談遷28歲，談遷母親亡故，他守喪在家，讀了不少明代史書，覺得其中錯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編寫一部真實可信符合明代歷史事實的明史的志願。在此後的二十六年中，他長年背著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處訪書借抄，飢梨渴棗，市閱戶錄，廣搜資料，終於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後陸續改訂，積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萬字的巨著《國榷》。豈料兩年後，順治四年（1647年）8月，書稿被小偷盜走，他滿懷悲痛，發憤重寫。後經4年努力，終完成新稿。順治十年（1653年），59歲的他攜第二稿遠涉北京，在北京兩年半，走訪明遺臣、故舊，蒐集明朝遺聞、遺文以及有關史實，並實地考察歷史遺蹟，加以補充、修訂。書成後，署名“江左遺民”，以寄託亡國之痛，使這部嘔心瀝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作品目錄

卷數	時間起止
題記
喩序
自序
義例
卷首之一
卷首之二
卷首之三
卷首之四
卷一	元文宗天曆元年戊辰九月至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
卷二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二十八年丁未
卷三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至二年己酉
卷四	太祖洪武三年庚戌至四年辛亥
卷五	太祖洪武五年壬子至七年甲寅
卷六	太祖洪武八年乙卯至十二年己未
卷七	太祖洪武十三年庚申至十六年癸亥
卷八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至二十年丁卯
卷九	太祖洪武二十一年戊辰至二十五年壬申
卷十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癸酉至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
卷十一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至惠宗建文三年辛巳
卷十二	惠宗建文四年壬午
卷十三	成祖永樂元年癸未至三年乙酉
卷十四	成祖永樂四年丙戌至七年己丑
卷十五	成祖永樂八年庚寅至十一年癸巳
卷十六	成祖永樂十二年甲午至十六年戊戌
卷十七	成祖永樂十七年己亥至二十二年甲辰八月
卷十八	成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八月至仁宗洪熙元年乙巳五月
卷十九	仁宗洪熙元年乙巳六月至宣宗宣德元年丙午
卷二十	宣宗宣德二年丁未至三年戊申

（參考資料：）

歷史價值

客觀真實

該書記敘從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誕生﹐到順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弘光政權滅亡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間的歷史。

《國榷》寫出了《明實錄》因政治利益顧忌而沒有寫出的真相。如果分段來考察，《國榷》中對於開國時期最費時間。明朝的開國史，尤其是洪武朝殺功臣之事，最為難寫，問題最多。自晚明以來，朱國禎、錢謙益諸人，一直在關注這段歷史。談遷作為一個鄉村秀才，自然不知道朱國禎、錢謙益在做這些事。當然，《明實錄》是較為全面記錄明朝歷史活動軌跡的史書，所以，談遷寫《國榷》繞不過的。歷史的真相，經常被各種利益集團無端蒙蔽，因此，要通過重讀來廓清事實真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私修國史與官修國史的不同，某種程度是政治原則與歷史原則的不同。

《明實錄》的不足之一，就是掩飾真相，主要是洪武朝殺功臣之事，其次是靖難之役的粉飾。經過二次改修的《太祖實錄》，確實編進了不少朱元璋欣賞燕王的故事，由此可以肯定，《明太祖實錄》有關燕王部分記錄，都是臨時編制出來的，這就是典型的政治粉飾。這種政治粉飾，可以欺騙一時，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歷史。從這些事例中，談遷總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而其在里者已不可見。”也就是說，實錄提供的是表面事實，而缺乏內在原因的資料。或者說，實錄中不少內容都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信息，必須輔之其他材料來揭示。

糾正失誤

《國榷》補充、糾正了《明實錄》存在的失誤。金澤中將之概括為幾個方面：（1）遺漏重要史實；（2）過於主觀；（3）敘述錯誤；（4）記錄疏略；（5）觀點混淆。從以上的五個方面實錄考證與補充例子來看，談遷確實是下了功夫，作過考證的。《國榷》中所記事實，作為知識，經過了科學意義上的拷問，也更具有參考意義。也就是說，《國榷》突出的應該是實證精神上與參考價值上。考證顯示的是研究水平，考據是一種歷史研究。用考據解決的問題，數量不多，但成績值得高度肯定。將實錄與群書作一對比研究的人，談遷是其中之一。在明末清初，能有機會閱讀《明實錄》，且作過詳細研究的人並不多。《明實錄》的政治性，使之不能完全原封不動地被使用，必須重新被拷問。在這種情況下，《國榷》無疑是判斷《明實錄》真偽的最好佐證材料。

補充不足

《國榷》可補明末三朝記錄不足之缺。可考的《國榷》抄本，多是關於明末天啟、崇禎、弘光三朝的。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一定原因的。明朝自嘉靖以來，出過不少明史，多寫到嘉隆朝，間及萬曆朝。前14朝編年史已經有著作出版，自然不需要再抄了。崇禎朝、弘光朝的編年史，是談遷《國榷》特有的。1958年版《國榷》六大冊，僅晚明三朝就占了一冊，可見內容詳細程度。特別是崇禎十七年（1644年）至弘光二年（1645年）之間，內容尤為詳盡。談遷是當時人，有自己的感性與理性視角，這部分歷史內容的選擇，自然有其獨到的史料與編纂價值。現存《崇禎長編》內容不全，《國榷》就有了獨到的價值，也特別詳細。特別是，清朝早期一段歷史，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國榷》有較為詳細的記錄。

史料檢索

《明實錄》有史料信息檢索功能。與《明實錄》的詳寫相比，《國榷》的特點是簡略。這是不足，也是優點。如果《國榷》與《明實錄》一樣詳細，就沒有了《國榷》的地位。詳略的不同，決定了他們的不同價值與不同的歷史地位。今人如欲使用《明實錄》材料，而又嫌實錄部頭太大、檢索不便的話，完全可以先讀一下《國榷》，然後再按圖索驥，到《明實錄》中找相應的更詳細的材料。古代中國政府有一個規定，實錄不能公開流傳。《明實錄》也一樣，長期擱置在皇宮中。晚明以後，開始流傳民間，有了多種抄本。但因為是政府之物，有政治風險，又因篇幅太大，所以，一直沒有正式刊本。流傳下來的，僅有多種抄本。尤其是實錄是編年體史料長編，材料按時間順序編排，沒有詳細的內容目錄，更沒有索引。所以，《明實錄》的翻檢與使用是十分不便的。在這種情況下，有一部簡明扼要的《國榷》是十分迫切的。當年吳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對《國榷》這部書表現出欣喜若狂之情。在《明實錄》不能完全檢索化的時代，《國榷》的檢索功能是不能代替的。

作者簡介

《國榷》 作者談遷，明末清初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明亡後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人。終生不仕，以傭書、作幕僚為生。喜好博綜，子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天啟元年（1621念）始，完成《國榷》初稿。崇禎十七年（1644年）為內閣大學士高弘圖幕僚，為高弘圖和張慎言所器重，薦為中書舍人、禮部司務，參與修史，但不願"以國之不幸博一官"，力辭未就。順治二年（1645年）回原籍，增補《國榷》中崇禎、弘光兩朝史事。順治十年（1653年），應弘文院編修朱之錫聘，攜稿赴京，校補釐訂《國榷》。對清初賦役制度混亂繁重，曾上書戶部，建議"立法定製"、"輕徭薄賦"。順治十三年（1656年）夏，南歸海寧。次年夏又應沈貞亨聘，去山西平陽（今山西臨汾）作幕，是年冬病死於幕所。其他著述有《棗林雜俎》、《棗林外索》六卷、《棗林集》十二卷、《棗林詩集》三卷、《北游錄》、《西遊錄》二卷、《海昌外志》八卷、《史論》二卷等。

談遷

相關評價

《國榷》作為研究明史的一部重要參考書，它的史料價值為史學家們所公認。黃宗羲稱談遷寫《國榷》“按實編年，不街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國榷》的可貴之處是作者的“按實”編撰，肯於“直書”，寫出了《明實錄》避而不談的事，也記錄了清朝統治者忌諱的一些史事。

談遷受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編撰《國榷》的目的最終還是為了維護綱常名教。所以在書中大力筆伐朱棣冒嫡奪位，鼓吹`帝統必不可違，世系必不可紊”。在明清之際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候，還在糾纏朱棣是否“正出，，景帝應杏讓位的問題，其思想認識與同時代的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相比，顯得落後而且迂腐。但他把朱棣篡改過的實錄作了大量糾正，不僅暴露出封建統治者在爭權奪位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兇狠殘忍，而且也給後人留下了部分較真實的歷史記載。

書中敘事有的過於簡略，有的事件前後記敘重複且說法不一。另外，封建正統史觀、儒家天命論、佛道等迷信思想，在書中也有濃重反映。由於書中對清政府頗多譴責，當時成為禁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