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價
歷來研究文學史的人,大抵對
南北朝文學評價不高。這也許是受了唐代的韓愈和
白居易等人的影響。因為韓愈提倡散文,自然對南北朝流行的
駢文持否定態度;白居易則強調“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與元九書》),當然也不會贊成大部分以“嘲風雪,弄花草”為內容的南北朝詩歌。這兩位作家的
主張雖然是有進步作用的,但其論點也不免有偏激之弊。
不過,人們在貶低南北朝文學時,對南朝似乎還肯定較多,因為當時還有
謝靈運、
鮑照、
謝朓等傑出的詩人。至於北朝文學,則在許多文學史著作中都談得很少,最多不過講講
酈道元《
水經注》和
楊炫之《
洛陽伽藍記》,而這兩部書卻並非純粹的文學作品。至於
庾信、
王褒和
顏之推則都系由南朝來的文人,一般研究者也不大把他們作為純粹的北朝作家看待。
平心而論,
南北朝文學在歷史上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為唐詩的繁榮準備了條件,這是大多數研究者所公認的。即以北朝文學而論,作家和作品雖不如南朝豐富,卻也有其一定的歷史地位,值得我們作一番探討。
^^一
歷史背景
歷史上所謂“北朝”大致開始於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進兵中原,滅
北燕前後(
公元407年左右);而結束於
隋文帝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滅陳,歷時約一百八十多年。在這個時期中,由於南北政權的長期對峙和許多少數民族入居黃河流域,使北朝的魏、齊、周三代,在文學方面的情況和南朝不很一樣。關於
南北朝文學的差別,《隋書·文學傳》曾有所論述,認為南朝文人“貴於清綺”,擅長詩歌;北朝文人“重乎氣質”,便於作套用文字。近人
劉師培作《南北文學不同論》,也主張“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和《隋書》的看法類似。但
錢鐘書先生在《
管錐編》中指出,北朝文人其實都是模仿南朝的,只不過在辭藻綺麗方面還有些不及,並非他們在文風上有什麼獨創。這一見解是很正確的。試看《北史·魏收傳》所載北齊兩位頗著名的作家邢劭和
魏收互相譏諷的話,就可知一斑。據云,
邢劭議論魏收說:“梁朝
任昉的文章,本不甚好,而魏收卻只知一味模仿他!”魏收聽到後
反唇相譏說:“邢劭自己專門去剽竊
沈約的作品,反而來笑我學任昉!”據《顏氏家訓·文章篇》載,當時北齊首都鄴城的文人分成了兩派,互相攻擊,為首的就是邢、魏二人。儘管北朝文人也曾有人非議過南朝作品,但總的來說,他們對南朝作品還是稱賞者居多。唐
張鷟《
朝野僉載》曾講到,
庾信初到北方,有些人看不起他,及見《
枯樹賦》,就不敢再非議了。相反地,庾信早年出使
東魏,回南方後講起北方文人,卻認為只有
溫子升的《韓陵山寺碑》值得一談。由此可見總的情況確是北朝人效法南朝,仰慕南朝。
如果說在藝術技巧方面北朝文學主要是模仿南朝的話,那么在內容方面卻又與
南朝文學不盡相同。這主要是由於北方曾經經歷了長期戰亂,又由於各族的雜居和逐步融合,在文化上相互影響,生活狀況、心理狀態都與南方有所不同。因此反映在文學作品中的
思想感情以至風格也有所差別。試看
北朝樂府民歌和南方的《
子夜歌》、《西曲》等民歌的差別就很清楚。即使文人的創作,區別雖不如民歌顯著,但
精神風貌卻也有自己的特點。所以我們談論北朝文學,既要看到它與南朝文學相同的一面;也不能忽視其相異的一面。
^^二
文學發展
大約可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從
北魏道武帝滅
後燕進兵中原到
孝文帝元宏(
拓跋宏因為推行漢化,
改姓為元)即位(
471年)為止是第一個時期;從元宏即位逐步推行漢化到北魏政權的陵替,分裂為
東魏與西魏(534年)為止,是第二個時期;從東魏與西魏對峙到北周滅北齊,隋文帝楊堅代周自立又滅陳統一中國為止,是第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即北魏初年。由於鮮卑拓跋氏所受漢族文化的影響較之十六國時代的匈奴、羯、氐、羌和鮮卑慕容部等都要淺得多,因而對文學不很重視。加之當時黃河中下游一帶在經歷西晉末年以來百餘年的戰亂之後,文人大抵南逃,很少有人從事文學創作,當時北魏境內較有名氣的文人只有
崔浩和
高允等。他們的文章多數是一些質樸的套用文字。但崔浩寫過一篇冊封
沮渠蒙遜為涼王的文章則
駢儷氣息較重,說明他並非不能寫
駢文,只是當時朝廷中通用的文字,一般是散體。高允也曾吟詩作賦,他的《羅敷行》只是略述漢樂府《
陌上桑》的梗概,毫無詩味;另一些四言詩更是純粹的說教,簡直
味同嚼蠟;他還寫過一篇《代都賦》,業已散佚,另一篇《鹿苑賦》見於《
廣弘明集》,亦無多大藝術價值。相對地說,從
西涼和
北涼入魏的一些文人如
胡叟、
胡方回、劉曬等人的作品,倒顯得較有文采。這是因為十六國初期割據
涼州的
張軌所建立的
前涼政權,遭受戰亂較少,一些文人避亂來到這裡。前涼的張駿和西涼的
李暠又都能提倡文學,他們兩人也都作有詩賦傳世。所以《魏書·胡叟傳》講到:“自張氏以來,此土(涼州)號有
華風。”北魏初年的文人,有不少人來自涼州,另一些人則多少受到涼州文化的影響。
這個時期的鮮卑族歌謠,據說在唐代還有保存的,由於語言的隔閡,這些作品後來全部亡佚。現今所存的“
北朝樂府民歌”,大抵保留於《
樂府詩集》所載《
梁鼓角橫吹曲》中,其中雖有少數民族歌謠,但多數產生於十六國時代的氐、羌諸族,且已經過南方樂工的潤飾。《魏高陽王樂人歌》、《鹹陽王歌》以及
胡太后所作的《楊白花歌》,似皆漢族人所作;《魏書·李孝伯傳》所載《
李波小妹歌》,也是漢族民歌。至於當時鮮卑族人所作的公文,保存於《魏書》中者,大抵與漢族人所寫的無甚差別。這些文章有些可能是出於
漢人代筆,也有些可能是
魏收載錄時作過潤飾。值得注意的是《宋書·索虜傳》所載
魏太武帝拓跋燾給
宋文帝劉義隆的兩封信,質樸幾同口語,其中有些話簡直幼稚可笑,如:“取彼亦須我兵?,此有能祝
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這篇文章大約是拓跋燾用鮮卑語口授,由別人用漢文寫成的。象這種文字,魏收自然不會收進《魏書》中去。
第二個時期
第二個時期即元宏即位到北魏衰亂這一階段,由於元宏大力推廣漢化,士人中從事創作的頗不乏人。據日本僧空海《文鏡秘府論·四聲論》說,當時“才子比肩,聲韻抑揚,文情婉麗,洛陽之下,吟諷成群”。但是曾親歷這一時期的
魏收卻說當時的文壇“學者如牛毛,成都如麟角”(《魏書·文苑傳》)。這兩人的看法其實並不矛盾,當時的文學確實由於元宏的提倡而逐步興起,至於產生較好的作品,總得經歷一定的發展階段。元宏統治時代畢竟產生了
鄭道昭、
袁翻、
祖瑩和
常景等文人。他們開始向南朝文人學習,寫出過一些比較講究辭藻的詩和
駢文。這些詩人雖然不大受人重視,卻是北朝文學開始興起的標誌。
在上述的這些作家中,鄭道昭的詩今存三首,見於《山左金石志》,其中有兩首由於刻石缺損,有的字已不可辨認。但總的來說,情調接近於
郭璞的《
遊仙詩》,在寫景手法方面,又和
謝靈運較近。常景的《蜀四賢贊》,題材和用意都取法於
顏延之《
五君詠》及
鮑照《
蜀四賢詠》,但形式上卻是四首五言八句的詩。如詠
司馬相如那首:
長卿有
艷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游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這種詩除了
平仄不調外,中間四句是對句,已接近後來的律體,這和《
玉台新詠》中所收梁中葉後的不少詩在形式上十分相似。不過那些詩一般均屬艷體,情調遠不如此詩高昂。
常景還
作過《四聲贊》,以回響
沈約的四聲說,文見於《
文鏡秘府論》,足證他是努力學習
南朝文學的。和他差不多同時的
甄琛則作《磔四聲》,對沈約的詩論提出異議,沈約也曾作文答辯,可見當時北方某些文人的意見,已能引起南方沈約這樣的大作家的重視。
這個時期北方的詩、賦和
駢文,還不足與南朝相媲美,而散文方面卻出現了
酈道元的《
水經注》。這部書雖系學術著作,而且其中有一些傳誦的片段如《江水注·三峽》,實取材於宋盛弘之《
荊州記》,但仍有不少名篇出自酈氏手筆。這些文章在散體中也夾有駢句,說明作者在行文中也頗講究辭藻。
第三個時期
第三個時期即從東西魏對峙到隋文帝統一中國為止,是北朝文學的繁榮時代。此時
東魏和後來北齊的首都鄴城,曾經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北魏分為東西兩個政權以後,北方的經濟和文化中心都在東魏境內。一些文人大抵聚居鄴城。《文鏡秘府論·四聲論》中曾讚嘆北齊文學之盛說:“及宅鄴中,辭人間出,風流弘雅,泉涌雲奔,動合宮商,韻諧金石者,蓋以千數,海內莫之比也。郁哉煥乎,於斯為盛。”這些話雖不免有些頌揚過分,但確也證明東魏、北齊時代文學的繁榮。
代表人物
東魏作家
中最著名的首推
溫子升和
邢劭。溫子升兼擅詩歌和
駢文。他的駢文大抵是一些公文和碑誌,在今天看來,似不能算純粹的文學作品。但根據當時的文學概念,文章只要辭藻華美,也常常受到稱賞。
庾信欣賞他的《韓陵山碑》,恐怕就是這個原因。溫子昂的詩,則
頗有佳作,最著名的是《擣衣》詩: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
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yēwēng)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這首詩的風格已接近初唐歌行,情調尤與
沈佺期的《
獨不見》等詩相近。溫子升其他詩作也有佳句,如《從駕幸金墉城》中“細草緣玉階,高枝蔭桐井,微微夕渚暗,肅肅暮風冷”諸句,亦和
齊梁詩風相似。據《魏書·文苑傳》載,北魏的濟陰王元暉曾稱讚
溫子升說:“
江左文人,宋有
顏延之、
謝靈運;梁有
沈約、
任昉,我子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從溫子升現存的作品看,似乎還難於得出這樣的結論。然而他那些好詩和
南朝梁中葉以後不少作家相比,倒也不見得遜色。
溫子升
邢劭
邢劭的詩存者不多,詩風似較
溫子升要質樸些,然而感情比較真摯,尤以自傷及憂時之作為佳。如《
冬日傷志篇》:
昔時惰
游士,任性少
矜裁。朝驅瑪瑙勒,夕銜
熊耳杯。折花步淇水,撫瑟望叢台。繁華夙昔改,衰病一時來。重以三冬月,愁雲聚復開。天高日色淺,林勁鳥聲哀。終風激檐宇,余雪滿條枚。遨遊昔
宛洛,踟躕今草萊。時事方去矣,
撫己獨傷懷。這首詩大約是他晚年所作。在北齊後期,孝昭帝高演殺了大臣
楊愔,朝政日亂。邢助和楊愔有交誼,曾受到一定的連累。他目睹北魏舊都洛陽經歷爾朱氏之亂以及
高歡挾持魏帝遷都鄴城後的荒涼景象,
撫今思昔,
頗有悲憤之感。他的駢文雖多屬套用文字,但他所作《蕭仁祖集序》,強調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作家,文風不能相襲,這個論點顯然是不錯的,不過他的創作實踐,卻主要還是學習南朝
齊梁的文風,這是當時北朝文人總的趨勢。
魏收
稍後於
邢劭的
魏收,曾與邢齊名爭勝。據說魏收認為要能作賦才算“大才士”,他的賦寫得比邢劭多,然而現今卻一篇也沒有留傳下來。魏收的
駢文與
溫子升、邢劭也不過是
伯仲之間。他的詩存者不多,其佳句如“瀉溜
高齋響,添池曲岸平”(《喜雨》):“凌寒翠不奪,迎喧綠更濃”(《庭柏》)等,似亦未脫
齊梁詩習氣。北齊還有一些作家如
劉逖等人,詩風都學習齊梁。尤其是南朝後期經過
侯景之亂及西魏攻克
江陵以後,一部分南方文人也避亂逃往北齊,如
顏之推、
蕭愨、
鄭公超等,對北齊文學的繁榮也作出了貢獻。北齊後期出現了
盧思道、
薛道衡和
孫萬壽等人,都由齊入隋,歷來被視為
隋代詩人。他們的詩作實際上已超過南朝陳代的多數詩人。試看隋代詩人中較有成就的大抵是北方人,相反地,由陳入隋的
江總、
虞世基、
虞世南等人卻沒有寫出多少佳作。這說明北朝文學是越到後來越繁榮,而
南朝文學卻到梁中葉以後就走上下坡路了。
北齊人物
北齊詩歌除了文人作品外,還有一首少數民族的民歌《
敕勒歌》。“
敕勒”是高車族的別名。此歌據云本用鮮卑語唱,經譯為漢語,便成了雜言體。詩中反映了高車族的遊牧生活與北國的草原風光,為歷來所傳誦。金元好問曾稱讚此詩說:“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
陰山敕勒川。”
北齊也產生了
楊炫之的《
洛陽伽藍記》和
顏之推的《
顏氏家訓》兩部散文名著。前者寫佛寺和貴族邸宅的建築以及北魏末年一些人的生活面貌,頗為生動;後者寫梁朝中葉和北齊一些上層人物的小故事也頗具特色。
北周人物
和北齊相對立的北周,由於得到了南方的
王褒和
庾信,所以文壇也頗不寂寞。庾信和王褒都是著名的詩人和
駢文家;庾信的辭賦尤多名作。但他們成名都在來到北方以前,只是入北以後,,由於生活經歷的變化而趨向剛勁。在庾、王入北以前,
西魏統治區並未產生什麼重要作家,僅有
申徽等少數人能寫一些駢文。但執政者
宇文泰已對文體的華靡很不滿意,而命蘇綽仿《尚書》作《
大誥》,想糾正文風。但他那種完全復古的文體,完全不切時用,所以實際上並未產生影響。後來庾信等人一到長安,連宇文泰的兒子們也模仿起庾信的文風來。不過他們卻並沒有寫出什麼有價值的作品。總的來說,北朝文學的繁榮主要是出現於北齊境內,北周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則主要靠
庾信和
王褒二人。這是因為北魏一百多年中,關中一帶的文化已遠不如黃河中下游;而宇文氏割據關中以後,又連年征戰,無意於提倡文化。所以到了隋代,北方文學超過南方,實際上全屬入隋的北齊文人之功。當然,
隋代也曾出現過由周入隋的詩人
楊素,但他的創作主要是受到庾信以及北齊文人的
薰陶,而且僅他一人,還不能使北周文學與北齊並駕齊驅。
發展和巨作
北魏、北齊、北周三代的文學。南北朝時期由於南北政權的長期對峙和許多少數民族入居
黃河流域,因此北朝的魏、齊、周三代,文學的發展不同於南方。大體上說,
南朝文學以前期的成就為高,產生了
謝靈運、
鮑照、謝□等作家;而北朝文學卻是後期比較繁榮,出現了某些著名文人。從文體方面說,北朝的詩、賦和
駢文,其成就比南朝小,而散文方面卻出現了《
水經注》和《
洛陽伽藍記》等名著。
北朝文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從
北魏道武帝拓跋□滅
後燕、進兵中原開始,到
孝文帝元宏即位為第一時期。從元宏即位逐步推行漢化起到北魏政權分裂為
東魏與西魏為第二時期。從東魏與西魏對峙,到北周滅北齊,隋文帝楊堅又篡周自立為第三時期。
第一時期即北魏初年,由於鮮卑拓跋氏受漢族文化的影響較淺,因此對文學也不很重視。當時的黃河流域在長期戰亂之後,文人大批南逃,很少有人從事文學創作,較有名的文人只有
崔浩和高允。他們的文章大抵是一些質樸的套用文字。但崔浩寫過一篇冊封
沮渠蒙遜為涼王的文章,則
駢儷氣息較重,說明他並非不能寫
駢文,只是當時朝廷中通用的文字,一般是散體。
高允也會寫詩,但缺乏文采。相對地說,從
西涼、
北涼入魏的一些人所作文章,倒較有藝術性,這是因為十六國初期,一些文人避亂來到
張軌所建立的
前涼政權,而前涼的張駿和西涼的
李□都提倡文學。所以涼州是北魏初年文學比較繁榮的地區,《魏書·胡叟傳》也有“自張氏以來,號有
華風”的記載。
這個時期的
鮮卑族歌謠,據說在唐代還能見到,由於語言的隔閡,後來全部亡佚。至於鮮卑族人所作的公文,所存者也與
漢人所寫的類似,有的可能就出於漢人的手筆。《宋書·索虜傳》所載
拓跋燾給
宋文帝劉義隆的兩封信,質樸幾同口語,當是拓跋燾用鮮卑語口授,由別人用漢文寫成的。
第二時期,即元宏即位以後,大力提倡漢化,據說元宏中年以後所頒發的詔書,都是他親自執筆的,其中有不少是駢體文。據《
魏書》記載,元宏能詩,所能見到的,只有他和群臣聯句中的四句。《魏書》對元宏的詩文歌頌備至,其實現存的文章,
文學價值並不高。不過,元宏推行漢化和提倡文學,畢竟對北朝文學的興起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因而在當時和以後,漸漸出現了一些文人如
鄭道昭、
袁翻、
祖瑩、
常景等,他們開始向南朝文人學習,寫過一些比較講究辭藻的詩和
駢文。這些詩文雖然歷來不大受重視,卻是北朝文學開始興起的標誌。
這個時期北方的詩、賦和駢文,還很難和南朝相媲美,而散文卻出現了
酈道元的《
水經注》,這部書雖為學術著作,但其中寫景的一些片段,多為後人傳誦。
第三時期即東西魏對立以及後來北齊和北周相對立的時期,是北朝文學比較繁榮的階段。這個時期
東魏和北齊的首都鄴城,曾經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北魏分為東西兩個政權以後,一些文人,大抵在
鄴城聚居。其中比較著名的溫子□、邢劭和魏收。他們都兼擅詩和
駢文。溫子□的《寒陵山寺碑》等駢文,在當時頗負盛名。邢劭和
魏收的詩及駢文,在辭藻、對仗各方面都已和南朝文人接近。北齊後期的一些文人如
盧思道等。也有一些較好的作品,他們都活到了
隋代。
北齊時代的少數民族作品今存者只有一首
高車族將領
斛律金所唱的《□勒歌》,歷來視為詩歌中的傑作。和北齊相對立的北周,由於有來自南方的
王褒和
庾信,所以文壇頗不寂寞。庾信和王褒都是著名的詩人和駢文家。庾信的辭賦尤多名作。但除他們以外,並沒有產生什麼重要的作家。因此《
周書》不立《文苑傳》,關於當時的文學狀況都見於《王褒庾信傳論》。北周的趙王
宇文招,滕王宇文□都曾受庾信影響,吟詩作文。現存的庾信集序是宇文□所作,文風很接近庾信。北周的創始者
宇文泰曾經命令
蘇綽作《
六條詔書》和仿《尚書》作《
大誥》,想糾正浮艷的文風,雖未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對後來
隋代李諤的上疏請正文體和唐代的
陳子昂、韓愈等人改革文體,則有一定的影響。除上述詩文作家以外,有一些少數民族人士所寫的套用文字,則和文人們不同。例如《周書·晉盪公護傳》所載
宇文護的母親閻氏給宇文護的信及他的覆信,都比較接近口語。尤其是
閻姬那封信中有一些少數民族語言,如“
阿摩敦”等,信中寫家常瑣事及離亂中的遭遇,頗為細緻;兩封信都
頗有感情。這種文字,雖不是專門的文學作品,卻是相當重要的語言文學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