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列女傳》
- 又名：《九十洲繡像列女傳》
- 作者：劉向（西漢）
- 譯者：張佩芳
- ISBN：9787807533108
- 頁數：268
- 出版社：哈爾濱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9-05-01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創作背景,名稱由來,內容簡介,版本介紹,作品目錄,續列女傳,圖書導讀,編者簡介,圖書影響,史學價值,文學意義,
創作背景
《列女傳》成書經過
據班固《漢書·劉向傳》載：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衞之屬（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衞婕妤也。" ）起微賤，逾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嘆之。
列女傳
列女傳從所編一百餘個歷史故事來看，多數還是表彰美善，歌頌古代婦女高尚品德、聰明才智以及反抗精神的內容，而且有些情節生動感人，頗具女性文學的特徵。
名稱由來
西漢時期漢成帝之皇后趙飛燕失寵後招來一批壯碩美男淫亂無度，光祿大夫劉向看到趙皇后如此穢亂，實在忍無可忍，但又不便明白指出，只好費了許多功夫，引經據典，搜羅昔時賢后貞婦，興國保家之事，寫成了一冊《列女傳》。呈獻漢成帝作為諷勸，力斥孽嬖為亂亡之徵兆，以盼望朝廷有所警悟。漢成帝嗟嘆至三，頻頻予以嘉勉，但就是不講實質性的話，也終究未因此做出實際的行動，但是劉向的《列女傳》卻因而流傳下來。
內容簡介
《列女傳》，是一部介紹中國古代婦女行為的書，也有觀點認為該書是一部婦女史。作者是西漢的儒家學者劉向，不過也有人認為該書不是劉向所做，因此，如今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處會標註佚名。也有人為認為，如今流傳的版本是後人在劉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來的。《列女傳》共分七卷，共記敘了110名婦女的故事。這七卷是：母儀傳、賢明傳、仁智傳、貞順傳、節義傳、辯通傳和孽嬖傳。西漢時期，外戚勢力強大，宮廷動盪多有外戚影子。劉向認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即王教應當從皇帝周邊的人開始教育，因此寫成此書，以勸諫皇帝、嬪妃及外戚。《列女傳》選取的故事體現了儒家對婦女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所讚揚的內容在如今的多數人看來是對婦女的不公平的待遇。
《列女傳》對後世影響很大。有一些故事流傳至今，如“孟母三遷”的故事即出自該書。後來，中國的史書多有專門的篇章記敘各朝婦女事跡，隨著婦女觀的變化，各朝側重記敘表彰的婦女德行也有所不同。
1 列女傳記載的女性
1.1 母儀傳
1.2 賢明傳
1.3 仁智傳
1.4 貞順傳
1.5 節義傳
1.6 辯通傳
1.7孽嬖傳
1.8 續列女傳
版本介紹
作品目錄
母儀傳
賢明傳
仁智傳
節義傳
辯通傳
孽嬖傳
續列女傳
圖書導讀
西漢大儒劉向是中國第一個寫婦女傳記的作者，他的《列女傳》成書約於公元前20年，書共分七卷：卷一母儀傳，卷二賢明傳，卷三仁智傳，卷四貞順傳。卷五節義傳，卷六辯通傳，卷七孽嬖傳，除母儀傳記有14人外，其餘各傳均記有15人，從上古至漢代共記載了104名婦女的故事。
《列女傳》屢經傳寫，到了宋代已經不是原來的本子了，分篇也各有不同。現存的本子是7卷，每卷15人，共105人，每一卷的後面都有頌。書後有《續列女傳》1卷，相傳是東漢班昭所增加，《續傳》又收列女20人。到了晉朝，又得名畫家顧愷之為之一個個畫出圖像來，於是《列女傳》的影響才大起來。
本書的7卷就是7類，按其編排順序依次為《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母儀傳》主要以封建倫理道德為標準，選取那些言行儀表中合封建禮儀道德的母親，用以教育後代，以興教化。例如魏芒慈母的故事，講魏芒卯的後妻寧肯委屈3個親子，而絕不虧待前妻5子，勤勞憂懼，仁愛持家，致使前後8子親如一母兄弟，後來皆為魏大夫卿士。
《貞順傳》選取的是謹遵婦禮、忠貞不二的女性。如蔡人之妻既嫁於蔡，而其夫有惡疾，其母欲改嫁之。該女認為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嫁人之道，一旦結婚，則終身不改。今夫不幸染上惡疾，正應細心照料，以情相慰，怎么可以棄之而再嫁呢？遂不從。
《節義傳》選取的是好善慕書、終不背義、為了節義而不避死亡的女性。如魯義姑姊的故事。齊軍攻魯，於郊野之中見一婦人懷抱一兒，手牽一兒而行。見齊軍將至，婦人棄懷中兒而抱手牽者向山中奔去。棄兒啼哭，婦人逕行而不回頭。齊將追及而問之，才知婦人懷抱者乃是其兄之子。她解釋說：見齊軍將至，力不能護兩兒，則舍己子而反抱兄子。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背公義而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己子，是背義也。齊人聽之，而罷兵。
《辯通傳》選取的是智慧聰穎、能言善辯，以諷喻而排憂解難的女性。如齊鐘離春故事。齊無鹽氏之女奇醜無比，但很有辯才。因年已40而無能嫁人，乃自薦於齊宣王，諫曰：齊國有四殆：西有強秦之急，南有勁楚之仇。外有國難，內聚奸臣，不務眾子而務眾婦，如此，一旦山陵崩馳，社稷不穩，則一殆也。修漸台，飾以黃金白玉、珍珠翡翠，致使百姓疲憊，則二殆也。賢者醫于山林，謅諛立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則三殆也。飲酒沈湎，夜以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齊宣王聞之，愧而從之，拆漸台，罷女樂，退餡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齊國由是大安。無鹽女也因之被立為齊宣王正後。
《孽嬖傳》選取的是淫妒熒惑、背節棄義、指是為非、終致禍敗的女性。如殷紂之妃妲已，淫亂無度，唆使紂王造酒池肉林，奪男女裸體而相逐其間。又鼓動紂王剖比干之心，囚禁其子於獄，逼走微子，終使股朝佐臣盡失，殷終為周所滅。
編者簡介
劉向（約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楚元王劉交四世孫。宣帝時任散騎諫大夫。元帝時，任宗正。以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旋得釋。後又以反對恭、顯下獄，免為庶人。成帝即位後，得進用，任光祿大夫，改名為“向”，官至中壘校慰。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我國目錄學之祖。治《春秋彀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等書，《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楚辭》是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圖書影響
《列女傳》記載了某些婦女的嘉言懿行，對通才卓識、奇節異行的女子進行歌頌，展示從古至漢女性風采，封建統治階級以之作為衡量女性行為的準則。
《列女傳》是儒家對婦女的看法，其中有些所讚揚的內容在現代人看來是對婦女的不公平待遇。該書對後世影響極大，有些故事口口相傳流傳至今，如孟母三遷即出自此書。
“列女”的意思就是“諸女”之意，劉向當初是寫諸多女子，有美德有惡行，主旨並不在貞節烈女，相反，倒是拿貞節烈女作為陪襯。後世特別是宋明理學盛行，大肆提倡節烈貞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改編劉向的《列女傳》就大行其道，“列女”遂成為“烈女”，此乃歷史向世人開了個玩笑耳。
史學價值
《列女傳》的成書有其重要意義。不管作者編撰此書的主觀願望如何，客觀上，劉向把古代著名婦女事跡，“種類相從”的蒐集起來，便於人們查考和研究。人類社會本是男女兩性共同組成的，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也是男女共同勞動的結果。在數千年的古代社會里，重男輕女，婦女壓在社會的最底層，《列女傳》可以稍稍提高人們對於婦女的認識。自從劉向編撰《列女傳》以後，《漢書》即立《元後列傳》，《後漢書》則有《列女列傳》，其後許多史書有開設記載婦女活動的專欄，創立了重視婦女歷史地位的先例。所以，《列女傳》在中國古代婦女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劉向編撰《列女傳》，並不是為了反映客觀歷史進程，即不是為了作史，而是要勸諷宮闈，感悟天子，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所以全書儘管是說理寓於傳人之中，但仍有一些地方記載失實，年世舛誤，甚至故為異說，陳列虛事。這種消極現象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後世史家。他們有時在人物傳記中摻入缺乏史實依據的神靈怪異之言、佚聞傳說之辭，致使真贗雜糅，降低了傳體史書的真實性。然而，這種現象的發生，還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有著史家本身素質方面的原因，不能過多地歸咎劉向其人其書。
促使婦女傳記不斷增多，作為占人口總數一半的群體，婦女在創造人類文明、推動社會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在人類自身生產中，婦女更具有特殊的價值，作出了特殊貢獻。可是在我國，一跨入文明時代的門檻，形成以宗法制度為核心，以父系家族為細胞的私有制社會，男女有別、男尊女卑的原則就逐漸被確定下來，反映在史學上，就是輕視和忽略對婦女人物的記載。《詩》、《書》、《春秋》雖有關於婦女的記述，但僅是隻言片語。《左傳》、《國語》、《戰國策》及諸子著作中有關婦女的內容開始增多，齊杞梁妻、魯季敬姜和趙威后等不少婦女形象被塑造出來。司馬遷認識到婦女力量的存在，承認她們對社會和家庭發展的一定作用，更在《史記》中為呂后立本紀，為其他后妃設《外戚世家》，並以較多的筆墨敘述了巴清寡婦、齊女緹縈及卓文君等婦女的故事，影響很大。然而以上諸書多未著一人之生平，只是旁見側出，也沒有區分類別。
劉向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司馬遷的進步觀點，通過《列女傳》的編撰，最早有意識地為婦女立傳，並形成了比較系統、完整的體裁結構⑺。在此之後，史家逐漸注重對女性人物的記載，隨時綴錄，代不乏人。“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⑻。無論是紀傳體史書中的《列女傳》，還是野史雜傳和地方史志中的婦女列傳，都曾受到劉向《列女傳》的啟示和影響。
《列女傳》撰成後數十年，班固著《漢書》，除設《高后紀》和《外戚傳》外，獨列《元後傳》，所記女性比《史記》要多。《漢書》還受《列女傳》編撰主旨影響，增加了勸誡教化的色彩。其後陳壽《三國志》仍為后妃立傳。到了南朝宋時，范曄著《後漢書》，除了立《皇后紀》（附皇女），又仿劉向《列女傳》，在書中為皇族婦女之外的各階層婦女設《列女傳》，“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但又重“貞女亮明白之節”，立傳原則、編撰形式幾與劉向相合。《後漢書》設《列女傳》，後史因之，成為定則，《晉書》、《魏書》、《北史》、《隋書》、《舊唐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以及《新元史》、《清史稿》等，都設有《列女傳》。
在《列女傳》影響下，野史雜傳中的婦女傳記也相繼問世。晉皇甫謐《列女傳》、杜預《女記》，南朝宋虞通之《妒記》，明解縉《古今列女傳》，清劉開《廣列女傳》等，都是其中有名的著作。在其他類型的傳體史書中，也有系統的婦女傳記出現。它們在著述宗旨、內容選擇和編寫體例上，向《列女傳》取資不少，一般既重貞節孝義，又重才學文辯，既隨舉一事而為之傳，又包舉一生而為之傳。《益部耆舊傳》里《楊子拒妻》一傳，所述故事，就頗似《列女傳》中《魯季敬姜》傳主的通達知理，匡子過失。有的還借鑑了劉向“君子謂”、“君子曰”的發論形式和引《詩》證事的方法。如皇甫謐《列女傳·龐娥親》的傳末，先是用“玄晏先生以為……”引出議論和評述，然後以《詩》“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相證，說是“娥親之謂也”⑼。
許多地方史志也設《列女傳》。清代楊傳第說：劉向著《列女傳》，范曄《後漢書》“因之為史家成式，下逮郡邑志乘”⑽。拿東晉常璩《華陽國志》來講，這部我國現存最早的方誌，雖未立“列女”之目，但卻列有“先賢士女”，收入巴蜀地區漢魏間人物200餘名，而女子即占其中1/5強。它的撰作方式全仿劉向《列女傳》，“贊”似《列女傳》頌，“注”實為各人傳記，語言風格也有《列女傳》的影子。
宋、元以後，隨著方誌學的發展，各種全國一統志、省通志、府州縣誌和鄉鎮村志，幾乎都置《列女傳》。章學誠曾總結修志經驗，依據劉向《列女傳》，制定了一些編寫方誌《列女傳》的條例。在《永清縣誌·列女列傳》序例和《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中，他提出，“列女之名，仿於劉向，非烈女也”，主張並援劉向之例，“苟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談到論贊，他要求參用劉向遺意，列傳不拘一操，每人各為之贊，各為論列。關於每傳章首的表述方式，他指出，《後漢書》有失列女命篇之義，應仿劉書，“雲某氏，某郡某人之妻，不當雲某郡某人妻某也”。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劉向《列女傳》在當時的重要作用。
劉向編撰《列女傳》，除了節烈孝義，還大量收錄通才卓識、奇節異行甚至反面的人物，範圍很廣。但是，隨著封建專制政治的發展，綱常名教勢力的加強，在正史以及雜傳、方誌的編寫中，史家幾乎並失劉向之例，專從節烈載筆，“列女”逐漸變成“烈女”。對於這種取捨標準的變化，清代人已經有所認識。《明史·列女傳》序說：“劉向傳列女，取行事可為鑑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獨貴節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章學誠更明確指出：“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⑾當然，劉向《列女傳》中的節烈婦女也有十幾名，約占全書的1/10，集中於卷4《貞順傳》和卷5《節義傳》中，這為日後《列女傳》變成《烈女傳》埋下了病灶，妨礙了歷代傑出女性才能和貢獻方面史料的開拓。
文學意義
西漢劉向編撰的《列女傳》，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婦女專史和通史，又是最早使傳體脫離經、紀而獨立成書的史學著作。它借鑑《史記》的體裁結構，繼承發展了以往解經、釋紀之傳的某些合理因素，吸取精華，有所創新，完成了單行傳體的變革，在史學上引起了專寫人物傳記風氣的盛行，並促使後世婦女傳記不斷增多。
引起傳體史書迅速發展，最早使傳體脫離經、紀而獨立成書的，當推劉向《列女傳》。首先，其敘事已與解經無關。《列女傳》雖是採擷包括《詩》、《書》等諸經在內的舊文序次而成，但比事屬辭，確為一部史家傳記之書，《隋書·經籍志》以後各種目錄都將它列入史部傳記類或雜傳類。它的編撰沒有任何解說經典的意圖，敘述故事也都是依據史實，力求從客觀的角度著筆成文。其次，其記人已同釋紀無關。《列女傳》的編撰目的在於維護封建政權的穩定，但全書百餘篇人物傳記卻自成體系，並未以帝王世系和行事來冠冕、統攝，設立類似本紀的名目。
然而，《列女傳》的問世又與解經之傳、釋紀之傳結下了不解之緣。
劉向生當經學昌明時代，本身還是經學大師，其著述自然要受到解經之傳的影響。《列女傳》各傳末尾引《詩》以證，與現存《韓詩外傳》類似。這原是古書引《詩》的慣例，《論語》、《墨子》、《孟子》、《荀子》等都使用這種筆法。余嘉錫先生指出：“昔人解經有內、外傳之不同，內傳循文下意，外傳則本與經不必相比附。”⑵和《韓詩外傳》相比，《列女傳》同經的聯繫更少，它只是引《詩》證事，不釋經義。儘管這樣，《列女傳》仍有解經之傳的蹤跡。清代章學誠說它“引風綴雅，托興六藝，又與《韓詩外傳》相為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⑶。
傳體作品有的描寫傳主一生的事跡和經歷，時間跨度較大，並作多側面的記敘，如《史記》諸列傳；有的雖然獨立成篇，首尾完具，但因傳主地位不高或事業不顯，只有某些事跡可資取法，於是就選一個或幾個事跡去寫，別的僅用一語或數語略記，近似隨舉一事而為之傳的《左傳》傳經之體。《列女傳》即屬後者。同時，《列女傳》甚有《榖梁傳》清而婉的文風，清麗簡約，樸實明達。各傳形制短小，最長的1387個字（卷一的《魯季敬姜》），最短的一篇僅僅90個字（《湯妃有㜪》），一般200至400個字左右，但卻收到了文約事豐的效果。“《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⑷《列女傳》各傳傳末幾乎都以“君子曰”、“君子謂”來闡述己見，毫無疑問，這是採用了《左傳》的模式。
《列女傳》更多地受到釋紀之傳即《史記》的影響。《史記》初成時，並未引起世人的注意。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史記》才公布於眾。不過它的廣泛流傳還是在劉向之後。成帝時，劉向主持校書，常徵引《史記》作讎校折衷的依據。他對司馬遷的道德文章推崇備至，“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⑸。他還曾做過補續《史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借鑑其體裁結構，吸取其語言精華，有所創新。“他應是第一個運用此新體裁及敘事方式，脫出補續《史記》的範疇而別闢新領域者，所著《列女傳》——第一部婦女通史——即可作代表。”⑹
除了通史的體例，《列女傳》從《史記》中得到啟示最多的，當是列傳中的類傳。類傳是將同類人物匯集一起，以其志同行似，總括合寫成傳，如《史記》中的刺客、循吏、儒林、酷吏、遊俠、佞幸、滑稽、曰者、龜策、貨殖等，裡面有百官貴族，又有普通平民，從一個側面更好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列女傳》採用了這種形式，種類相從為7篇，把百餘名人物分置於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辯通、孽嬖等7個小類中，每類幾乎包括了從傳說時代到西漢中期各階級、各階層的女性。由於繼承和發展了以往解經之傳和釋紀之傳的某些合理因素，並把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列女傳》完成了單行傳體的創革，在史學上引起了一種專寫人物傳記風氣的盛行。《隋志》史部雜傳類序的一段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歷史現象，茲錄於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