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基本概況,歷史沿革,中央蘇區,景點建設,經濟發展,
基本概況
中央蘇區，亦稱“中央革命根據地”，是指在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贛南和閩西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是全國13塊革命根據地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塊。中央蘇區以瑞金為中心，轄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贛南5個省級蘇維埃政權。
2013年7月23日，中央黨史研究室正式下發《關於原中央蘇區範圍認定的有關情況》（中史字[2013]51號）檔案，確認中央蘇區範圍縣為97個，其中江西省49個、福建省37個、廣東省11個。
中央蘇區縣分為三類，一類為已經審批確認和可以確認為中央蘇區範圍的縣（市、區），共97個；二類為歷史上與中央蘇區有密切關係，但要明確認定尚有一定難度，建議視同考慮的，共4個；三類為歷史上按隸屬關係不在中央蘇區範圍內，但建議在實施有關規劃時比照享受有關政策的，共24個。
江西省（49個）
鷹潭市：貴溪市
萍鄉市：蓮花縣
福建省（37個）
廣東省（11個）
韶關市：南雄市
潮州市：饒平縣
河源市：龍川縣
2009年05月14日，《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正式出台。《若干意見》提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中央預算內專項資金和中央預算內投資，以及其他中央專項資金，都要加大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扶持力度，特別要加大對原中央蘇區縣、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的扶持力度。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等資金時，福建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等參照執行中部地區政策，福建原中央蘇區縣參照執行西部地區政策。適當降低中央投資項目地方投資比例，支持發展特色產業和重大項目建設，對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給予專項補助。對具有全國或區際意義、有助於形成海峽西岸經濟區整體競爭力的項目，在項目布點與審批、土地利用等方面給予重點支持。
2012年6月28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1周年之際，《國務院關於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正式出台。《若干意見》指出，贛南等原中央蘇區地跨贛閩粵，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最大最重要的革命根據地，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人民共和國的搖籃和蘇區精神的主要發源地，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和巨大犧牲，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贛南等原中央蘇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由於種種原因，經濟社會發展明顯滯後，與全國的差距仍在拉大。振興發展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既是一項重大的經濟任務，更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對於全國革命老區加快發展具有標誌性意義和示範作用。支持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是儘快改變貧困落後面貌，確保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迫切要求；是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戰略需要；是建設我國南方地區重要生態屏障，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是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大舉措。《若干意見》對贛南等原中央蘇區的戰略定位是：全國革命老區扶貧攻堅示範區，全國稀有金屬產業基地、先進制造業基地和特色農產品深加工基地，重要的區域性綜合交通樞紐，我國南方地區重要的生態屏障，紅色文化傳承創新區。發展目標是：到2015年，贛南等原中央蘇區在解決突出的民生問題和制約發展的薄弱環節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到2020年，贛南等原中央蘇區整體實現跨越式發展。
2014年3月，國家發改委印發《贛閩粵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規劃》（發改地區[2014]480號）。規劃以原中央蘇區為核心，統籌考慮有緊密聯繫的周邊縣（市、區）發展，規劃範圍不等同於原中央蘇區範圍。規劃範圍包括：江西省贛州市、吉安市、新余市全境，撫州市黎川縣、廣昌縣、樂安縣、宜黃縣、崇仁縣、南豐縣、南城縣、資溪縣、金谿縣，上饒市廣豐縣、鉛山縣、上饒縣、橫峯縣、弋陽縣，宜春市袁州區、樟樹市，萍鄉市安源區、蓮花縣、蘆溪縣，鷹潭市餘江縣、貴溪市；福建省龍巖市、三明市、南平市全境，漳州市薌城區、龍海市、南靖縣、平和縣、詔安縣、華安縣、雲霄縣、漳浦縣，泉州市安溪縣、南安市、永春縣、德化縣；廣東省梅州市全境（含梅江區、梅縣區、興寧市、五華縣、豐順縣、大埔縣、平遠縣、蕉嶺縣），河源市龍川縣、和平縣、連平縣，潮州市饒平縣，韶關市南雄市，共108個縣（市、區）。規劃總面積21.8萬平方公里，2013年末總人口4748萬。與2013年7月中央黨史研究室認定的第一類中央蘇區縣、第二類視同考慮的區縣的範圍相比，擴大了7個縣（區）：
- 鷹潭市餘江縣
歷史沿革
中央蘇區
景點建設
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傑率隊到我縣調研時，對我縣充分挖掘蘇區紀念景點的歷史文化積澱，不斷開發利用黨史資源，保護革命遺址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陳雄，縣領導朱團能、高向榮、謝保家、蘇宇霖、梁金良、蘇松炎、陳文杰陪同調研。
安溪革命烈士紀念碑位於鳳冠山，是我縣第一批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碑上鐫刻有朱德、鄧子恢的題詞，記述著12位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跡。調研組來到碑前，深切緬懷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對我縣將紀念碑建設成為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表示讚賞。
調研組隨後來到魁斗鎮佛仔格村，參觀中共安溪中心縣委舊址，詳細了解中共安溪中心縣委成立經過、閩南工農游擊隊二支隊的戰鬥事跡。中共安溪中心縣委於1932年11月成立，曾直接領導安南永德四縣黨的組織和人民革命鬥爭，譜寫了福建革命鬥爭史上光輝的一頁。
大量文獻資料和史實表明，安溪蘇區是在閩西蘇區的福建省委和福建省蘇維埃政府領導下創建的，應屬於中央蘇區範圍。中央蘇區，亦稱“中央革命根據地”，是1929年至1934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贛南和閩西建立的革命根據地，是全國13塊革命根據地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塊。中央蘇區的確認，需要經過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審定。福建有22個縣被確認為中央蘇區。我縣已成立申報中央蘇區縣領導小組，並形成申報材料，上報省委黨史研究室。
經濟發展
一九三三年，當湘鄂西和鄂豫皖兩個蘇區的紅軍主力相繼退出原有根據地後，蔣介石便集中五十萬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同時進一步加緊經濟封鎖。他們把這兩手同時並用：軍事"圍剿"是"殺死政策"，經濟封鎖是"餓死政策"。中央蘇區軍民面臨著打破敵人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兩大任務。打破軍事"圍剿"，由在前方的周恩來、朱德指揮。打破經濟封鎖這副艱難的擔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澤東的肩上。
二月中旬，被撂在長汀休養了四個月的毛澤東，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帶著賀子珍、孩子及警衛員一同回到瑞金，住在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葉坪村。但把他調回來工作其實是有條件的。中央檔案館保存著臨時中央或蘇區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殘缺的電報，裡面寫道："我們可以同意現在召回澤東同志與公開批評他的錯誤觀點，批評方法應該說服教育，並繼續吸引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將削弱我們的地位。"可見，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難條件下重新出來工作的。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以很大的精力來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
這在當時是關係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那時候，中央蘇區大體上有三百萬人口，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不發展生產怎么行呢？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極其重視。原來擔任《紅色中華》主編的王觀瀾回憶道："生產如何發展？與戰爭如何結合？戰爭第一，生產、生活如何辦？毛澤東同志提出，這些問題不解決，革命戰爭能不能維持，就成為大問題。"
為了消滅中央蘇區，國民黨政府在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經濟封鎖，企圖使中央蘇區軍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的補給"，造成經濟枯竭，無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這種經濟封鎖更加緊了。"企圖建立縱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鎖網，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每人每天只買鹽三四錢，每月不得超過一斤，把民眾的糧食搜掠到反動的堡壘里去。"嚴密的經濟封鎖給中央蘇區造成的困難越來越大："農民分得了土地，生產出來的稻穀、花生、大豆等農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而蘇區的食鹽、洋布、煤油、西藥等工業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當時流行一句話：'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由於工業品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民眾的生產和紅軍的給養。"
一九三一年底，臨時中央一些"左"的經濟政策推行到中央蘇區來，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據地經濟嚴重惡化：工商業凋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端缺乏，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因缺糧而發生饑荒。
這便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嚴峻局面，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毛澤東先從健全領導機構著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員會常會決定："為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以適應革命的發展，議決呈請中執委批准設立各級國民經濟部，並委任鄧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國民經濟部部長。"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命令指出："過去蘇區對於國民經濟問題異常忽視，應該予以迅速的轉變。"四月，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成立，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局和對外貿易處。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中央政府通告，強調指出："革命戰爭的猛烈發展，要求蘇維埃採取堅決的政策，去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抵制奸商的殘酷剝削，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使民眾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戰爭得到更加充實的物質上的力量。這一重大任務，是迫切擺在整個蘇維埃與廣大工農民眾的面前。"
為了廣泛動員民眾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運動，全面部署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臨時中央政府先後召開兩次大會：一次是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舉行；一次是北部十一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縣（原寧都縣）舉行。這種經濟建設大會，以前在蘇區是沒有開過的。
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也是放在中央蘇區經濟工作面前的一項嚴重任務。由於這種嚴密的封鎖，造成中央蘇區內鹽、布、西藥奇缺，而糧食、鎢砂、煙、紙、樟腦卻出口困難，直接影響了民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革命戰爭。有人回憶說："毛澤東同志很重視這項工作，號召我們有計畫地組織人民，發展對外貿易，把糧食、鎢砂、木頭、樟腦、紙張、菸葉、夏布輸出到白區去，賣得適當的價錢，從白區購買必需品，如食鹽、布匹進來，分配給人民，打破敵人的封鎖。當時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同志，副委員長陳雲同志、朱琪同志都親自抓這項工作。"他們採取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儘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勵國民黨統治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民黨統治區開設商店和採購站等。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溝通了中央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商品流通，活躍和發展了蘇區經濟。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穀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