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銀行X效率
- 類型：經濟術語
來源,多重維度,影響因素,研究現狀,
來源
在早期對銀行效率的研究中，人們(Beston，1965，1972；Bell和Muephy，1968)基於新古典理論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側重於使用估計的線性對數成本函式對銀行的規模效率和範圍效率進行度量。後來，Beston，Hanweck和Humphery(1982)又利用超對數成本函式形式對原來的線性對數函式形式的不足進行了修正，他們認為銀行存在著U型並向上傾斜的成本曲線和最優的規模效率。
但是，Ferrier和Lovell(1990)對上述研究給予了致命的一擊，他們指出那種認為銀行總是處在效率邊界上進行生產的假設是錯誤的，因為銀行同Leibestein的企業一樣會偏離效率邊界，在效率邊界之外測定規模效率就會包含了X低效率。只有在控制了X低效率以後，才能有效地分析規模效率的大小(Allen和Rai，1996)。他們的論述引起了金融理論界的重視，並拉開了對銀行X效率研究的序幕，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是Berger，Hunter和Timme(1993)對美國商業銀行X效率的考證。他們通過實際測算後發現，銀行X低效率確實存在，而且X低效率導致的效率損失大約占銀行總成本的20%和利潤的50%，而規模和範圍無效率只占了不到5%。至此，人們將銀行效率分解為三類：銀行規模效率、範圍效率和X效率，並逐漸把研究重點從規模效率和範圍效率轉移到銀行的X效率上來，庸以研究放鬆監管、銀行併購、金融機構倒閉、不良貸款產生、市場結構與銀行績效、銀行支付體系和跨國經營等因素對銀行效率的影響(Berger和Humphrey，1997；Pilloff和Santomero，1998；Maudoset.al.，2002)。
隨著時間推移，銀行X效率的定義也在不斷演化。Berger，Hunter和Timme(1993)以及Lovell(1993)將銀行X低效率理解為銀行偏離效率邊界的程度，體現了銀行的投入、產出或者投入與產出的組合，其實際值與最優水平之間的差距。而Baueret.al.(1998)乾脆將銀行X效率等同於邊界效率(frontier efficiency)，並將其定義為銀行決定投入、產出以實現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的經營管理能力；相應的，X低效率就反映了在相同的市場條件下一家銀行同本行業邊界效率最高的銀行之間績效的差距。從中可以看出，銀行X效率是一種相對的效率範疇。Frei，Harker和Hunter(1998)進一步賦予了銀行X效率更廣的內涵；他們將銀行業的X效率(或overall efficiency)概括為“除規模和範圍影響之外的技術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和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是關於銀行整合技術、人力資源及其他資產用來生產既定產出的經營管理水平的測度”。
多重維度
現代金融中介理論對銀行存在的價值及其所發揮的功能提供了合理的解釋。人們普遍接受的觀點是，銀行中介具有識別廠商、分散風險、動員儲蓄、積累資本、配置資源、減少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發生、降低交易成本等重要功能(Levine，1998)。但是作為資金供求的中介渠道，商業銀行生產的是信息密集型的金融產品，它能否實現上述功能不僅取決於它是否能夠有效地運作，還要考慮到經營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外部效應，因此商業銀行不能簡單地與一般企業相提並論，銀行X效率的內涵和外延也與一般企業的X效率存在著較大的不同，對此，我們還必須從多重維度加以理解：
1、信息生產者與代理人的維度
早期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忽視了信息不對稱與交易成本的重要性。例如MM理論的關鍵假設就在於：無交易成本和無套利機會。在Arrow Debreu Mackenzie所描繪的完美世界中，銀行中介甚至沒有存在的必要。而Akefiof(1969)的檸檬市場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現，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在不完全市場條件下，由於信息不對稱的存在、產權制度和企業內部結構安排的不同，將導致微觀經濟主體的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的上升和不確定性的增加，從而使金融中介有了存在的微觀基礎。
正如Diamond(1984)所說，獲得企業信息是需要較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transaction and information cost)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委託一個特別的經濟人——銀行來承擔這種任務。因為銀行在貸款發放和定價的過程中會形成專有性質的信息，而這些專有性質的信息又抑制了貸款的市場交換性。Diamond(1984)進一步把銀行中介生產借款人信息的能力稱作銀行監督(bank monitoring)。Gale和Hellwig(1985)，Williamson(1986)，Stiglitz和Weiss(1981)，Bester(1985)，Clemenz(1986)，Hellwig(1991)，Freixas和Rochet(1998)等學者基於對銀行監督的不同理解，進一步深化和豐富了這一方面的研究。在他們那裡，銀行監督可以被理解成為包括事前篩選、事中談判、事後監督的綜合過程。在此過程中產生的交易成本，也相應地分為三個部分：其一，事前交易成本——交易前搜尋、評估、核實企業或項目信用質量的成本；其二，契約成本——洽談交易、訂立契約的成本；其三，事後交易成本——執行交易、監督企業的成本。由此可見，作為金融中介，商業銀行扮演著信息生產者和代理人的雙重角色，而且它在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上的優勢是其作為金融中介的功能得以實現的前提，而不同銀行在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上的差異恰恰體現了銀行監督效率的高低。
但是，銀行X效率不僅取決於銀行在獲取企業信息上的效率，還體現於銀行信息內部傳導效率和信息決策效率兩個方面。對於商業銀行來說，銀行獲取企業信息越準確可靠，內部信息傳導越順暢便捷，信息決策下達與執行越及時有效，交易成本就會越低，信貸資金使用效率就會越高，信用風險就會越小。當然，銀行獲取借款人信息的效率是銀行中介信息生產效率的基礎，並最終決定和影響著銀行貸款的數量與質量。另一方面，作為儲戶和股東代理人的銀行，它的X低效率還來自其內部和外部的委託代理關係，後者制約著銀行運用信息、支配投入資源的效率。我們可以將這種代理關係劃分為三個層次：銀企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銀行內部層級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銀行經理層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委託代理關係。三者中的任何一個鏈條發生問題都會產生額外的交易成本，影響著銀行經理層或員工的工作熱情，並容易產生機會主義行為，進而對銀行X效率產生不利的影響。如果把銀行生產信息的效率稱作監督效率的話，那么銀行代理關係則體現了誰來監督“監督人”以及監督“監督人”的效率。這兩種效率是互相作用的關係，代理成本的大小(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激勵機制的完善)影響著銀行信息生產三個層面的效率；反過來，信息生產效率提高(比如組織機構的最佳化、信息技術的進步)，也會有利於降低代理成本，減少銀行內部和外部的摩擦。總之，單純從信息生產的維度或者從代理成本的維度討論銀行X效率都是不完全的。
2、效率和效果的維度
銀行X效率不僅體現於銀行把事情做正確(do the thing right)的效率範疇上，更體現於銀行是否做了正確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的效果範疇上。換句話說，在衡量銀行X效率時不能僅僅以銀行產出的數量作為標準，還必須考慮銀行投入、產出過程中所承擔的風險以及銀行所提供的金融產品的質量(例如不良貸款的產生)。一般的，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數量會由於貸款的價格、支付期限、風險結構、信息透明程度、抵押品數量和類型、信貸契約的法律效力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明顯差異，因為這些因素直接影響著銀行發放貸款、監督借款人、控制風險的成本。如果銀行是厭惡風險的，而且政府部門設定了嚴格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就會導致銀行經理人不願意承擔相應的成本，由此容易導致貸款萎縮。相反，過度的風險偏好雖然短期內可能增加產出，但是卻可能引發新增不良貸款和潛在的效率損失。
大量的研究發現瀕臨倒閉的銀行往往與效率邊界相距甚遠，亦即存在著明顯的X低效率(Berger和Humphrey，1992；Barr和Siems，1994；Deyoung和Whalen，1994；Wheelock和Wilson，1995)。其原因之一就是銀行經營不善導致其在監督借款人方面存在著弊端，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貸款。早期研究認為，銀行實現規模擴張可以通過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來分散風險。但是Winton(1999)卻指出，多樣化策略並不是銀行規模被動的函式(passive function)，而是銀行經理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自主選擇的變數。如果銀行發現及時有效的監督難以執行，它轉嫁風險(risk shifting)的手段就是放棄監督。因為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時期，企業違約率較低，銀行不進行監督可以節約成本(skimping)，這時銀行更傾向於降低監督強度，並集中向規模較大、收益率高的企業發放貸款。但是，在經濟遭受逆向衝擊後，企業違約率上升，監督低效的銀行就不得不吞下大量貸款項目失敗所釀成的苦果。典型的案例是1982年，美國依利諾依州大陸銀行將20%的貸款份額投資在能源部門，結果在石油價格狂跌的時候遭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銀行X效率的高低還隱含著對銀行風險偏好和貸款質量的評價，在具體分析時必須考慮銀行貸款的期限結構、產業結構以及銀行資產的組合情況。否則銀行產出質量的異質性會導致對銀行X效率的錯誤估計，人們會把那些支付較多成本用於確保貸款質量和安全的銀行看作是低效率的。
3、個體效用和社會最優的維度
Cooper，Seiford和Zhu(2003)定義了兩類X效率：
(1)廣義的Pareto-Koopmans效率：對於任何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在不使現於的投入、產出水平變壞的條件下，若且唯若不存在改進其投入、產出水平的機會時，這個決策單元是具有X效率的；
(2)相對X效率：相對於其他決策單元的績效，在不使現於的投入、產出水平變壞的條件下，若且唯若不存在改進其投入、產出水平的機會時，這個決策單元是具有X效率的。
從銀行個體的角度，銀行經理人和員工對個人效用的追求與銀行成本效率或利潤效率的目標並不一定是一致的。例如，配置無效率對銀行經理人的個人效用或許是最優的(Fukuyama，1995)，因為這可以滿足他增加隱性收入、享受在職消費、提升內部威信的欲望，結果卻是產生了大量的冗員、過多的無效機構、過高的經營成本。這種x低效率相當於浪費了過多的投入資源，而且最終產生的成本要由銀行的客戶(企業或儲戶)承擔，因此存在著帕累托效率改進的可能。從產出的角度，銀行技術不效率又反映了銀行在現有投入條件下，提供了不合理的產出數量或組合，因而容易產生較大的負外部效應。例如，相對大企業，X低效的銀行往往對中小企業會採取歧視政策。因為從銀行個體角度，這么做有利於銀行經理人減少相應的監督成本和所承擔的風險，保住自己現有的工作和社會地位。但是這種行為的後果卻造成了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產生了較大的社會福利損失，同樣也存在著帕累托效率改進的可能。
因此，從廣義的社會最優維度來看，銀行X效率的外延超越了一般企業X效率理論所能涵蓋的範疇，這也說明政策當局對銀行監管的目標除了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動性等傳統指標外，還要考慮到銀行X低效率及其所能產生的負外部效應。
1、不良貸款與銀行X效率
理論上關於銀行不良貸款與銀行X效率的關係存在著多種解釋。首先是壞運氣假說(bad luck hypothesis)，這種觀點認為不良貸款通常是由於不可控制的外部衝擊造成的，比如說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的傳染等因素(Whalen，1991；Barr和Siems，1994)。因此，為了管理這些不良貸款，銀行必須支付更高的營業費用，從而導致銀行X效率的下降。
與之相反，經營不善假說(bad management hypothesis)卻認為不良貸款是由於可以控制的內生變數引起的。在這裡，銀行X低效率是因，而不良貸款是果。因為一家銀行X效率不高體現了該銀行日常經營管理能力的低下和經營成本控制能力的不足。在這樣的銀行里，業務人員的信用評級水平較差，因而發放的貸款中淨現值較低(甚至為負)的比重偏高；而且在對借款企業抵押品價值的評估上，通常存在著經驗和技術上的缺陷；此外，經營不善的銀行還往往對借款企業的事後監督不力。上述這些X效率低下的行為特徵易於導致銀行呆壞帳的積累和倒閉的風險上升。Berger和Humphery(1992)，Cebenoyan，Cooperman和Register(1993)以及Wheelock和Wilson(1995)的實證研究發現，銀行的X低效率與銀行破產比率呈顯著正相關關係。Barret.al.(1994)還證明，X效率的下降通常是銀行最終破產的先導指標。
還有一種理論被稱作成本節約假說(skimping hypothesis)，它認為銀行配置給監督企業方面的資源的多少共同影響著銀行的貸款質量和X效率。在經營決策過程中，銀行經理人通常要在短期的經營成本和長期的盈利能力以及穩定性之間進行權衡。如果出於短期利潤最大化的動機，銀行決策層可能採取縮減短期成本的策略，於是就會減少對銀行監督所必需的資源。結果，在事前篩選、事中評估、事後監督借款人方面的成本節約，立竿見影地起到了提高短期經營績效和成本效率的效果。雖然這么做暫時不會影響不良貸款的存量，卻換來了未來一段時期更低的X效率、更高的不良貸款比率。
可以說，不良貸款與銀行X效率關係理論具有著極強的政策涵義：1、如果壞運氣假說成立，那么銀行監管部門應當注意對商業銀行風險敞口的監管，比如限制貸款的期限結構和貸款投向的集中程度，鼓勵較低的貸款資產比例，減少流動性負缺口，從而可以有效降低銀行遭遇外部衝擊的風險和潛在的損失；2、如果經營不善假說成立，那么說明銀行中介面臨的風險主要來自於銀行內部，政策部門除了傳統上的安全性指標外(呆壞帳損失、信用風險等)，還應當注意對銀行X效率指標的監測，促使問題銀行完善其經營管理水平；並進一步提升其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3、如果成本節約假說成立，同經營不善假說相似，表明銀行內部因素是影響銀行長期穩健性和安全性的源泉，但是銀行監管側重點應該放在商業銀行貸款審批和監督流程在內的風險控制體系上，比如說抵押和質押貸款比率，呆壞帳準備金覆蓋率等指標。
2、銀行業市場結構與X效率
世界範圍內銀行之間的併購浪潮此起彼伏，使人們對市場結構的集中度(concentration)這一古老的話題重新展開了討論。其實，市場結構與X效率的關係也是X效率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Leibenstein一直強調壟斷市場結構對企業X效率的負面影響。不過，對於商業銀行來說，壟斷是否一定會影響銀行X效率仍然存在著較大的爭議。
(1)市場勢力假說(MP，market-power hypothesis)
市場勢力假說中，流傳最廣的是結構一行為一績效假說(SCP，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產業組織理論最初關注銀行業市場結構是基於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派的一種基本理念，即市場競爭強度的增強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相反，任何市場力量(壟斷)的存在都會導致對市場效率的偏離。在結構一行為一績效範式下，關於銀行業市場結構與銀行X效率的關係理論又被稱作平靜生活假說(QL，quiet-life hypothesis)。其實，平靜生活假說最早起源於Hicks(1935)的觀點，即如果銀行具有市場勢力(或者是占有較大市場份額或者是由於市場過度集中)，銀行經理人並不會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而只是關注如何通過設定較為有利的價格水平，籍此享受一種平靜的生活(Rhoades和Rutz，1982；Clark，1986)。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有市場勢力的銀行會限制貸款數量，並拒絕那些有潛在價值的貸款項目，從而導致單位資產的產出或利潤降低，從而導致X效率的下降。在實證方面，Berger和Hannan(1998)，Berger和Mester(1997)曾經證明，在缺少競爭的環境中，銀行經理人出於對平靜生活的嚮往，的確有動機將銀行的資金投向那些風險更低的投資組合中。另外Demirguc-Kunt，Laeven和Levine(2003)利用77個國家的銀行數據，也發現銀行市場的壟斷結構對銀行效率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
(2)效率結構假說(ES，efficiency-structure hypothesis)
ES假說從銀行效率的角度重新解釋了銀行利潤率與市場份額(或銀行業集中)之間的相關關係，得出了與SCP假說截然不同的結論。ES理論源自Demsetz(1973)，Peltzman(1977)，Brozen(1982)以及Gale和Branch(1982)的觀點。持這種理論的學者認為，銀行效率的提高是導致銀行較高的利潤率和更高的市場份額的根本原因，如果控制了銀行效率因素，則銀行獲利能力與市場結構之間並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而且沒有任何經濟意義(Punt和VanRooij，1999)。實證上，Smidock(1985)，Timme和Yang(1991)，Berger(1995)，Goldberg和Rai(1996)曾經找到了證據，支持了上述觀點。ES假說進一步包括X效率結構假說(efficient-structure-Xefficiency，ESX)和規模效率結構假說(efficient-structure scale efficiency，ESS)。ESX假說認為銀行X效率的提高會帶來較高的利潤，並且相對於x低效率的銀行來說，該銀行會獲得更大的市場占有率。銀行利潤率與市場份額之所以存在顯著而無意義的正相關關係，是因為它們都是X效率的函式，而且都與X效率呈正相關。而ESS假說與ESX相似，只不過銀行效率體現為規模效率指標罷了。
市場結構與銀行X效率的研究與實證分析對一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如果SCP假說成立，說明鼓勵銀行之間競爭，取消外部銀行準入限制，建立良好的、公平的競爭環境，對商業銀行效率的提高和績效的改善具有實質性的意義；相反，如果ES假說成立，則表明政府對銀行之間併購的限制是不必要的，過度的強調競爭反而不利於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發展。
3、公司治理結構與銀行X效率
早期Leibenstein的X效率理論強調了企業組織內部契約的不完全性和人的重要價值，認為企業存在著尚未利用的機會(X低效率)往往是由於個人(經理人和員工)缺乏努力工作的動機(或所謂的惰性，inertness)造成的。換句話說，人的因素或企業組織內部的問題是產生X低效率的主要來源，這在本質上與方興未艾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因為從契約理論的角度，Alchian和Demsetz(1972)就曾經將企業看作一種“團隊生產”的方式。他們認為，由於最終產品是團隊內成員協同生產出來的，每個成員的個人貢獻不可能精確地進行分解和觀測，因此不能按照每個人的真實貢獻率支付報酬。這就導致了一個偷懶問題(shirking problem)：團隊成員缺乏努力工作的積極性。為了減少這種規避行為，就必須讓部分成員專門從事監督其他成員的工作。而監督者必須能夠占有剩餘權益，否則它也缺乏監督的積極性。現代契約理論將如何分配企業的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稱作企業所有權安排，這也是產權制度的廣義範疇。因此，Leibenstein提出的企業X低效率的內在因素，實際上也就是如何建立有效的產權制度，完善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問題。
對於銀行產權結構與X效率的關係，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私營銀行與國有或合作制銀行之間的X效率是否存在差異；一是上市銀行與非上市銀行X效率是否有所不同。不過實證方面，銀行產權結構對銀行X效率的影響並不都是一致的，而是混合的(mixed)。例如，Cebenoyanet.al.(1993)就認為所有權因素對銀行X效率的影響不大。Altunbaset.al.(1994)對土耳其銀行業進行調查後發現，1991-1993年土耳其國有商業銀行的平均X效率與私人銀行之間並不存在顯著差異。此外，針對開發中國家銀行業，Bhattacharya，lovell和Sahay(1997)利用印度銀行數據證明，國有銀行的X效率甚至要高於私人銀行。
青木昌彥(2001)曾經強調，組織活動在組織目標下得以協調的必要條件是某種治理機制能夠產生、維持和制約參與人誤用人力資產的穩定預期，這表明公司治理的實質就是要解決委託代理的效率問題，而產權制度是企業內部組織制度形成和發揮作用的基礎，公司治理就是在既定的產權制度基礎之上對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進行構建。在銀行內部激勵機制構建方面，Jensen和Murphy(1990)，Mehran(1995)曾經提出了經理人補償理論，證明現有銀行的固定補償機制不足以激勵經理人承擔足夠的風險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因此應當建立以銀行績效為基礎的補償機制。不過從另一個角度，Arnould(1985)，Berger和Hannan(1998)，Hannan和Mavinga(1980)，Purroy和Salas(2000)等人卻認為，銀行經理人總是存在著對自己和員工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而非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經理人存在著所謂的費用偏好(expenses preference)行為，如果按照利潤最大化標準衡量銀行經理人在位期間的績效和X效率顯然並不合適。這些證據表明，銀行中介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與一般的企業存在著諸多不同，能否運用一般企業的產權理論來解釋銀行中介的問題仍然存在疑問。
4、組織結構與銀行X效率
影響銀行X效率的代理問題還體現於銀行組織結構的有效性上。Williamson(1967，1988)，Cerasi和Daltung(2000)認為，多數銀行通常建立了一套上級對下級監督的層級體制，隨著規模的擴大，內部層級就會越多，從而導致更高的銀行經營成本和內部監督成本，這就是所謂的銀行組織不經濟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組織不經濟不僅降低了銀行內部的監督效率和信息傳導效率，還容易誘發銀行經理人和員工的惰性及其道德風險，從而產生了嚴重的代理問題和X低效率。而且這種低效率不僅體現於銀行內部，同時也會產生較大的負外部性。Berger et.al.(1999)指出，大的金融中介由於組織結構無效率，因而更傾向於使用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這會導致大銀行偏好於信息較為公開和透明的大企業。相反，層級較少的小銀行，在處理較為不透明的軟信息方面更為有利，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效率更高(Stein，2000)。
5、Malmquist生產力指數和銀行X效率
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企業總是在效率邊界上進行生產，不僅忽視了X效率的存在，也沒有考慮到X低效率對企業生產力(productivity)的影響，因此，生產力(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大小只是取決於產出和投入之間的比例關係，生產力的增長也就被等同於效率邊界的位移(或者稱之為技術變遷)。然而，這種觀點是有相當大的缺陷的。因為現實生活中，除非X低效率不存在或者企業的X效率固定不變，否則就會無法準確判斷企業生產力的增長是來自效率的提高還是純粹的產出擴張，所以，研究生產力的變動必須綜合考慮X效率變化的淨效果和效率邊界的移動幅度。
其實，加入效率變化的生產力指數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經濟學家Malmquist(1953)所提出的概念以及Shephard(1970)設計的距離方程(distance funotions)。後來，Cave et.al.(1982)利用Shephard的距離方程實際測算了企業的生產力變化，並形成了後人所公認的生產力Malmquist指數分析框架(F?reet.al.1985，1994)。Berget.al(1992)是最早將這種研究方法運用到商業銀行的學者之一，他們測度了1980-1989年間挪威銀行業生產力的增長狀況，證明該國金融自由化政策實施前後，銀行生產力出現了先降後升的變化。此外，Fukuyama(1995)，Grifell和Lovell(1997)也利用了相同的方法，分別對日本和西班牙商業銀行的效率和生產力情況進行了相關研究。
研究現狀
銀行X效率的國外研究現狀
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國際銀行業的競爭加劇，各國銀行紛紛把提高競爭力放在首位，加強了銀行的管理。相應地，理論界對商業銀行效率的研究由規模效率和範圍效率轉向了X效率。X效率被認為是金融機構經營業績重要的影響因素。
關於商業銀行X效率的測度
前沿邊界分析法在國外的研究中已經比較成熟，在以DEA為代表的非參數方法與以SFA為代表的參數方法中，更多學者採用了DEA方法。在銀行效率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顯著。De Yong(2001)以美國的7000家商業銀行作樣本，考察了美國的商業銀行在1993-1999年的效率。研究發現，銀行地域範圍的擴張與銀行效率之間不具有顯著的相關關係，幾種在一個地區的銀行與跨州銀行都可能具有較高效率水平。Roberta B.Staub等（2010）針對巴西的銀行在2000-2007年的數據研究了成本、技術和配置效率，用DEA法計算得到效率的分數。發現巴西的銀行比歐洲和美國的銀行有低水平的經濟(成本)效率。巴西的銀行的經濟低效率的產生主要歸因於技術效率低下而不是配置效率低下。國有商業銀行尤其如此。沒有證據顯示經濟效率的差異是由於銀行規模類型的活動。
也有很多學者使用了SFA方法測度銀行效率。Xiaoqing Fu and Shelagh Heffeman(2007)運用隨機邊界分析方法，研究了1985-2002年中國銀行業的成本效率情況，運用二階段回歸模型估計了所有權結構和銀行改革對成本效率的影響情況，結果表明選取的樣本銀行平均在低於成本效率邊界50.60%的水平上運營，並且股份制商業銀行要比國有商業銀行更具效率。Santosh Kumar Das和 Imed Drine（2011）運用傅立葉靈活函式形式和隨機成本前沿方法分析了印度銀行業的X成本效率。研究發現，國有商業銀行是最有效的銀行，然後是國內私有銀行和外資銀行。這點與國際上的一般看法相反。並且針對這個結論提出了兩點可能的原因。
另外，也有學者運用其他方法對此進行研究。Yildirim and Philippatos(2007)運用自由分布分析法對中東歐12個轉型經濟國家的銀行在1993-2000年的效率進行研究，得出這些國家的銀行管理的非效率是顯著的，有接近一半的利潤損失由非效率所致。Leigh Drake等（2009）採用基於鬆弛函式的方法研究了日本銀行系統的效率。結果發現不同的銀行在平均效率得分，分數的離差分布、效率的比較排名三個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
銀行X效率的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的銀行體系在1983年之後才逐漸形成，學術界對銀行效率的研究開始於90年代後期，對銀行X效率的研究成為一個熱點。
關於商業銀行X效率的測度
最早的學者利用單一財務指標比較法對銀行效率進行研究。趙旭，蔣振聲（2001）採用資產利潤率等經營指標和存款費用率等成本效率指標研究我國商業銀行效率，得出我國銀行效率低於西方已開發國家銀行效率，表現於技術進步緩慢，資源配置效率低和缺乏規模經濟的結論。
近年的研究更多的採用了前沿邊界分析法。在非參數法方面，張健華(2003)利用DEA的改進模型對1997-2001年我國商業銀行的效率進行了分析，認為我國銀行業中效率最高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效率最低的是服務範圍受限的城市商業銀行，並且我國銀行業可能還存在著X低效率。陳守東、劉芳（2006）利用1996-2005年的數據，運用DEA模型全面測度了商業銀行的技術效率、成本效率和配置效率，結果表明國有商業銀行三種效率均低於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參數法方面，劉琛，宋蔚蘭(2004)運用隨機邊界分析法，利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十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996-2001年的數據，對銀行業的X非效率和技術效率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較低，上市銀行的效率較高，國有商業銀行與股份制銀行的效率差距在不斷減小；中國銀行業存在著輕微的規模不經濟，國有商業銀行顯著規模不經濟，股份制銀行存在規模經濟。劉志新，劉琛（2004）採用自由分布方法(DFA)對我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十家股份制商業銀行1996-2002年的效率進行了分析，結論表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率較低，股份制銀行中上市銀行的效率較高，中國銀行在國有商業銀行中效率最高。王聰，鄒鵬飛(2006)採用正態-半正態的SFA模型和極大似然估計技術測度了15家銀行1996-2003年的成本X效率，得到中國商業銀行的X成本效率總體情況較差，彼此差異較大的結論。
也有一些學者採用綜合兩種方法原理的新方法或是將同時使用兩種方法進行比較研究。黃憲，余丹，楊柳（2008）運用DEA三階段模型，考慮剝離環境和誤差因素後我國13家商業銀行1998-2005的X效率表現，結果發現我國商業銀行的X效率整體呈現上升趨勢，其提高主要源於配置效率。周四軍等（2008）利用1999-2005的數據，採用財務指標法和DEA法研究中國商業銀行的效率，得出兩種測度方法下國有商業銀行效率均低於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結論。林森（2009）基於StoNED方法，對中國商業銀行1996-2005年間的X效率進行了評價，發現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績效低於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時，國有商業銀行在2002年之後績效得到明顯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