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義淨十四歲出家,即仰慕
法顯、
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風。及從慧智禪師受
具足戒後,學習
道宣、
法礪兩家律部的
文疏五年,前往洛陽學《對法》(《集論》)、《攝論》,又往長安學《俱舍》、《唯識》。
唐高宗鹹亨元年(670年),他在長安曾和同學處一、弘褘等相約西遊;但處一未能成行,弘褘亦至
江寧而中止。後來他途經
丹陽,有玄逵同行。
翌年(671年),他在揚州
坐夏,遇著將赴
龔州(今廣西僮族自治區
平南縣)上任的州官馮孝詮,一同去廣州,得到馮氏的資助,這年十一月間,從廣州搭乘
波斯商船泛海南行。這時只有他弟子善行相隨。他們海行二十天到達
室利佛逝(今
蘇門答臘),停留了六個月,在此學習聲明。
善行因病返國,他即孤身泛海前行,經末羅瑜(後改隸室利佛逝)、羯荼等國,於鹹亨四年(673年)二月到達東印耽摩梨底國,和另一住在那裡多年的
唐僧大乘燈相遇,停留一年,學習梵語。其後,他們一同隨著商侶前往中印,瞻禮各處聖跡。往來各地
參學,經歷三十餘國,留學那爛陀寺歷時十一載,親近過
那爛陀寺寶師子等當時著名大德,研究過
瑜伽、
中觀、因明和俱舍,並和道琳法師屢入壇場,最後求得
梵本三藏近四百部,合五十餘萬頌,方才言旋。
武周垂拱三年(687年),他歸途重經
室利佛逝,就在那裡停留二年多,從事譯述。他為了求得紙墨和寫手,曾
於永昌元年(689年)隨商船回到廣州,獲貞固律師等的相助,仍於是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隨授隨譯,並抄補梵本。
天授二年(691年),他遣
大津回國,把自己在室利佛逝新譯的經論及所撰《南海寄歸傳》等送回。到了
證聖元年(695年),他才偕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歸抵洛陽,受到盛大的歡迎,住在
佛授記寺。他先共
于闐實叉難陀、
大福先寺主復禮、西
崇福寺主法藏等譯《華嚴經》。
久視元年(700年)以後,他才組織譯場,自主譯事。從此直到睿宗
景雲二年(711年)止,譯鈔經典並撰述共六十一部,二百三十九卷(《貞元錄》「敕
薦福寺翻經」下一百零七部,四百二十八卷)。
他所譯述雖遍
三藏,但力行專攻律部,譯事之暇,常細心地把日常重要律儀教授學徒,漉囊護生,淨瓶滌穢,嚴守規矩,樹立新范,學僧傳習,遍於京洛,為一時所稱嘆。
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卒
於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享年七十有九。
人生軌跡
立意西行
義淨七歲時,父母送他入齊州西南四十里的土窟寺,從善遇和慧智兩位法師學習。善遇法師博學多能,精通佛經,對
六藝、天文、地理、陰陽、歷算亦有很深的研究。慧智禪師研習《法華經》數十年,造詣極深。在他們的教導下,義淨掌握了豐富的文化知識,在佛學方面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貞觀二十年(646年),善遇法師去世,義淨就跟慧智禪師學習,把精力集中於佛教
內典的修習,“晝夜勤六時而不倦,旦夕引四輩而忘疲”。貞觀二十二年,義淨受
具足戒,正式出家為僧。數載勤學,義淨學業大進。慧智見他天資聰穎,前途無量,遂勸他出外求學。義淨辭別土窟寺,來到佛教中心洛陽、長安。
在
東都洛陽,義淨修習《對法》、《攝論》諸經,佛學水平又有提高。但其時佛教各派紛爭,觀點歧異,典籍的記載與解釋亦互不統一,故義淨在學習中產生各種疑問。於是他又來到長安,學習了《俱舍》、《
唯識》等經,但胸中疑問不減。為祛蔽解疑,義淨認為必須赴印度取經求法。鹹亨元年(670年),他在長安結識了并州的處一法師、
萊州的弘禕法師,眾人志同道合,相約赴印度取經。當時往印度的道路主要有三條,陸上的“
絲綢之路”因西域動亂而阻隔不通,
吐蕃道則不僅道路艱險而且常受唐蕃關係的影響。相對而言,海路較為通暢。唐朝強大富庶,南亞、西亞諸國紛紛前來貿易,
海舶雲集廣州諸地,搭乘商船赴印度求法取經成為義淨諸人的一致選擇。計議已定,遂相約離京東下,處一因母年高而罷,弘禕至江寧而止。義淨等途經丹陽時,又有
玄逵加入。鹹亨二年(671年),義淨坐夏揚州。秋,接受龔州(今廣西
平南)馮孝詮的邀請,同達廣州。馮孝詮及其家人皆篤信佛教且家資雄厚,他們敬佩義淨西天取經的志向,遂資助西行費用,馮孝詮並與波斯船主商定,許義淨等人附船前往印度。其時的廣州,萬商雲集,是唐朝南方海上交通的中心,港中停舶著婆羅門、波斯、
獅子國、大食等國的船隻,這些海船一般形體較大,船深往往有六七丈,符合海上航行的要求。義淨深知此去印度的艱難,遂在等船期間返回齊州,向慧智禪師等故鄉師友告別。再回廣州,同行者唯有門人善行,其他人均因故罷退
取經求法
海船出廣州後,經二十天左右,義淨到達
室利佛逝(今
蘇門答臘)。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國通往印度的海上要道。義淨在此地居住半年,習聲明(音韻學)。其間唯一的同行弟子善行因病無法前行,被迫回國。淨隻身繼續前行,於鹹亨三年(672年)五、六月間到馬來半島南端的末羅瑜國。由末羅瑜再經羯荼國,到達
裸人國,西北行半個月後到達耽摩立底。耽摩立底為東天竺的南界,義淨在此居住一年有餘,從僧人大乘燈學習梵語。大乘燈原籍
愛州(今越南
清化),幼時隨父母遷往杜和羅缽底國,後出家,到長安從
玄奘受
具足戒,在乘船前往印度途經耽摩立底時被強盜劫掠,被迫滯留十二年。耽摩立底雖距中
天竺的
那爛陀寺不很遠,但途中常有強人出沒,很不安全。他們等到一個機會,隨同幾百名商人結伴前往
中天竺。不幸的是義淨途中染病,“身體
疲羸”、“孤步險隘”,落在眾人後面,又遭強人打劫,受盡凌辱,幾乎喪命,但義淨還是堅持到底,趕上了大隊,來到了朝思暮想的那爛陀寺。
到達那爛陀寺後,義淨又北行至毗舍離國,再西北行至拘彝那竭,又西南行到波羅奈城東北的鹿苑雞嶺,此後重回那爛陀寺,向著名僧人寶師子和智月等學習經典,研究瑜伽、
中觀、因明、
俱舍論等學,並進行
佛教經典的翻譯,同時考察
印度佛教教規和社會習俗。前後十一年,兢兢業業,銳意進取。大約在垂拱元年(685年),義淨乘船離開印度東歸。
垂拱三年,他到達
室利佛逝,停留二年有餘,專心從事翻譯和著作。為了得到紙和筆,曾於永昌元年(689年)隨商船回到廣州,得到貞固律師等人的幫助後,又於當年十一月返回室利佛逝。天授二年(691年),義淨派遣大津將著作及新譯的佛經送回國。武周證聖元年(695年),義淨與弟子貞固、道宏離開室利佛逝回國。
譯經事業
武則天對義淨的歸來十分重視,不僅派出使者前往迎接,而且親自率眾人到洛陽上東門外迎接,並賜予他“
三藏”之號,詔命義淨住在洛陽
佛授寺。此後,義淨先後在洛陽延福坊
大福先寺、
西京長安延康坊
西明寺、東京福先寺、長安薦福寺等寺院翻譯佛經。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在長安
薦福寺經院圓寂,享年七十九歲。葬於洛陽北原上,建有靈塔。
乾元元年(758年),以塔為中心,建立了金光明寺。
義淨畢生從事
佛事活動,特別在譯經和著述方面花費了大量心血。他譯經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入抵印度
那爛陀寺至
室利佛逝返國前,他試譯了《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頌》、《一百五十贊佛頌》。第二階段是回國後至自主譯場之前,主要是整理原來的譯著,並參加
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法師主持的《華嚴經》的翻譯。第三階段,在則天久視元年(700年)以後義淨自設譯場,親自翻譯佛經,先後在洛陽、長安諸寺譯出的佛經有幾百卷之多。義淨的翻譯活動得朝廷和僧眾的大力支持。在福先寺、
西明寺譯《金光明最勝王》等二十部佛經時,印度沙門阿儞真那,中國僧人波侖、復禮、慧表、智枳、法寶、法藏、德感、勝莊、神英、仁亮、大儀、
慈訓等分別為證梵文義、筆受、證義,朝廷的成均(即
國子監)和
太學助教
許觀監護,譯文經繕寫後進呈朝廷。武則天十分高興,親制《聖教序》,對義淨的功業大加稱讚。中宗神龍元年(705年),義淨在
東都洛陽翻譯《孔雀王經》、在
大福先寺譯《勝光天子》等經時,
兵部侍郎崔湜、
給事中盧粲潤文正字,
秘書監駙馬都尉楊慎交監護。景雲元年(710年),義淨在大
薦福寺譯《浴象功德經》等二十餘部佛經時,
吐火羅(今
阿富汗)沙門
達磨末磨、中印度沙門拔弩、
罽賓(今
克什米爾地區)沙門達磨難陀、居士
東印度伊舍羅、沙門惠積、
文綱、惠詔、利貞、勝莊、愛同、思恆、玄傘、智枳等中外僧人為證梵文、證
梵本、讀梵本、證義、筆受、證譯,而修文館
大學士李嶠、
兵部尚書韋嗣立、
中書侍郎趙彥昭、
吏部侍郎盧藏用、兵部侍郎
張說、
中書舍人李又等二十餘人次文潤色,左僕射
韋巨源、右僕射蘇環監護、秘書大監嗣虢王邕同監護。
景雲二年(711年),在大薦福寺譯《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等經時,太常卿薛崇嗣監護。中外名僧參加助譯、朝廷名臣潤色,使得翻譯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義淨髮揮了關鍵作用。義淨不僅精通漢、梵文,又有在印度生活了十幾年的經歷,而且又經過試譯、助譯的實踐鍛鍊,因此翻譯起來得心應手。儘管如此,義淨在翻譯過程中依舊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堅持直譯的特點,在原文下加注說明,訂正譯音譯義,介紹產物制度,在語譯方面,區分俗語
雅語,又常在意譯漢字下標出四聲和
反切,以求得準確的發音,因此在總體上他繼承了
玄奘的翻譯特點,同時也有自己的獨創之處,這一切使義淨的譯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學術貢獻
義淨的西行和翻譯佛經活動對唐朝的佛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印度歸來時,義淨除了帶回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佛經外,還帶回
金剛座真容一鋪,舍利三百粒,這些都成為
中國宗教界的
瑰寶。所譯佛經以律籍為主,其中特別是根本
說一切有部體例範圍都較完備。另外如《集量》、《法華》等也很重要。除律部外,他也重視瑜伽一系的學問,他認為“所云
大乘,無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瑜伽則外無內有,事皆
唯識”。他譯出的佛經中也有瑜伽系的內容,同時適應當時崇尚密宗的風氣,還譯出了《金光明經》及一些陀羅尼經,有的還附有密宗源流的資料,這些都豐富了唐朝的佛學典籍。跟從義淨譯經和求學的僧人很多,他很賞識的有
崇慶、崇勛、
元廓、玄秀、玄睿、惠神等,跟隨身邊的有崇俊、玄暉、曇傑、寶嚴等,遠在各地的有法明、敬忠等,這些弟子的佛學觀點都受到義淨的影響。
除了在佛學和翻譯方面的貢獻外,義淨在地理、外交方面也很有功績。他在歸國途中逗留
室利佛逝時,寫出了《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這些著作記述了前往印度的僧人,其中二十餘人從
吐蕃道去印度,三十餘人經廣州出海去印度,這樣海陸兩途的情況在書中都有了記錄。
《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以
僧傳的形式記述了唐初從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以後到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共四十餘年間,57位僧人(包括義淨本人,也包括今屬朝鮮的
新羅、
高麗,今屬越南的
交州、
愛州等地的僧人)到南海和印度遊歷求法的事跡。書後附《重歸南海傳》,又記載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隨義淨重往
室利佛逝的四位中國僧人的事跡。這部書在內容和結構上非常有特色。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沒有採用傳統的僧傳模式,而是按57位僧人出行時間的先後總為一傳,分別敘述他們的籍貫、生平、出行路線、求法狀況。多敘述簡略,有的僅三十餘字,比如
木叉提婆篇、慧琰大師篇。只有少數的幾位僧人著墨較多,比如玄照法師、道琳法師等。著墨多少可能與義淨掌握的資料多寡有關。但無論詳略,其敘述總是按照籍貫、生平、出行路線、求法狀況的順序下來,無則預設。依此看來,該書似乎是一部“行狀”的集合。據清人
吳曾祺的《文體芻言》解,“行狀,漢時只謂之狀。自六朝以後則謂之行狀。所以述死者之行誼及其爵里、生卒年月,為乞人撰文而作。”這種行狀多讚美之詞,或者說,有褒無貶。由此觀本書,行文上確有行狀特色。以著墨最少的兩位僧人為例。卷上的《交州木叉提婆師》全文,“木叉提婆者,交州人也。不閒本諱。泛舶南溟,經游諸國。到
大覺寺,遍禮聖跡。於此而殞,年可二十四五矣。”另,卷上的《交州慧琰法師》全文,“惹琰法師者,交州人也。即行公之室酈。隨師到僧訶
羅國,遂停彼國,莫辨存亡。”由文中標註的下劃線,很清楚地看到敘述對象的籍貫、卒歿生平、出行路線、求法狀況等。這是書中最簡單的描述,著墨較多的僧人只是在此基礎上加了詳細的出行路線,求法過程及所求經卷,生平成就等。
但該書不僅僅是“行狀”的集合,它還有著自己獨特的編排手法與結構。這將在下文中詳為論述。義淨只是通過這種看似簡單的“行狀”手法,真實而清晰地反映了唐初求法僧的情況。
陸路的情況中對尼婆羅(今
尼泊爾)多有記載,玄會等僧人就是從尼婆羅返回唐朝,而客死旅途的。至於書中記錄的海道情況尤顯重要,由於
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記載了陸路的所見所聞,法顯的《佛國記》詳於陸路而略于海路,因此義淨記述的有關南海各地的情況,就成為流傳至今的關於南海各地的最早歷史地理材料,為各國研究歷史、地理和外交者所重視。書中有關印度的珍貴史料,其中對醫學記載頗多,如《
南海寄歸內法傳》第二十七章就講到印度傳統的醫學——“八醫”,並指出“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互有互無,事非一概”。第二十八章專講印度進藥的方法,其中提到印度人患病時常用少食的方法來治療,這頗具科學性。還有關於印度人的衛生習慣,如沐浴、食前洗手、散步等。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辟新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這是義淨對法顯、
玄奘功績的評價。其實在探險、求法、翻譯,著述等諸方面,義淨正是繼法顯、玄奘之後最有貢獻的代表人物。
傳世詩篇
義淨
《求法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