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志存家國嗤心性,鬥爭文字疾風雷,得失久諳關世運,報國誰知白首心,人物成就,史學方法和歷史教學,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人物評價,人物著作,程應鏐史學文存,目錄,
人物生平
志存家國嗤心性
程應鏐，1916年11月4日（舊曆十月初九）出生於江西省新建縣大塘鄉。這時，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但到求知時，他的思想和知識已完全受其惠賜了。程家是當地大族，他的太高祖程矞采，歷任江蘇、山東、雲南巡撫，雲貴、湖廣總督，同族的程茂采也官至安徽巡撫。他的父親程懋琨（後改名覺吾）先後在河北和江西當過縣長，母親況葆琴是一個舊式婦女。五歲那年，他入私塾讀書，私塾設在家中的望廬樓，讀的是《四書》、《左傳》和《古文觀止》等古籍。在望廬樓里，他接受了六年舊式教育。祖母是幼年對他影響最深的人，經常給他講家史，希望他成為太高祖那樣公正清廉的官吏。
程應鏐
程應鏐1928年，程應鏐去南昌，半年補習完考中學的課程。次年考入江西省立二中，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他的讀書面大為拓寬，生理衛生、植物學都使他感到前所未聞的驚異。1932年，他以成績優良免試直升該校高中，就讀理科。南昌當時是"新生活運動"的中心，教育也頗受這一運動的影響。他和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風島社”，開始向刊物投稿。1933年，他寫過一篇《我們的西北》，投寄給在南昌出版的《汗血周刊》，次年正式發表，時僅十九歲。因新任教務主任有意為難，指責他和幾個同學不服管教，1934年，他被迫轉學到南昌私立心遠中學。這個學校的歷史教師講中法戰爭，講甲午戰爭，講戊戌政變，常講得流淚，而他也聽得流淚，影響之下，喜歡上了歷史，決定棄理學文。
1935年夏天，20歲的程應鏐考取了燕京大學歷史系。秋天，他負笈北上，賦詩說“異鄉月好不須圓”，抒發了開拓新生活的豪邁胸襟。一入大學，他就如饑似渴地沉溺於俄國小說、古典詩詞和《世說新語》之類的著作中。然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受抗日民主運動的影響，他漸漸感到蔣介石所說的抗日是靠不住的，便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並成為12月16日示威遊行的前鋒隊員之一。他後來回憶：“一二·九運動給了我很大的影響。過去不敢喊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十二月九日那天，我高聲喊著，一邊喊，一邊淌著滾熱的眼淚。”以後的3.31、6.13幾次示威遊行，他也都參加了。
1936年年初，程應鏐參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聯盟。這年，燕京大學成立了“一二·九文藝社”，他成為負責人之一，主持名為《青年作家》的文藝刊物。當時大家都希望得到著名作家的支持，推他作代表去找沈從文。於是他初謁這位傾慕已久的作家，沈從文為《青年作家》的創刊號寫了一篇幾千字的長文-－《對於這新刊誕生的頌詞》。其後，兩人保持著終生的交誼。這年春夏之際，他與燕京大學同學王名衡、劉春發起組織“大學藝文社”，出版《大學藝文》的雜誌。他還代表燕京大學“一二·九文藝社”和“大學藝文社”，參加由清華大學發起組織的北方文學社成立大會。他當時是藝術至上論者，強調寫什麼都可以，但必須“情慾其真，景欲其切”，才能打動人心。這一主張，遭到劉春的尖銳批評，撤消了他出席“北方文學會”的資格。這年，他加入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年底，參加上海婦孺慰勞團赴綏遠，同行有柯華、週遊、李植人、李植青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程應鏐留在北平，一度想去西山找游擊隊，沒有成功。8月初，他經天津至秦皇島，由海道在8月12日到上海。次日轉乘滬杭車至嘉興，由蘇嘉路經蘇州到南京。在南京居留月余，參加過平津流亡同學會的工作。9月中，他離開南京，回新建故鄉小住數日，即由九江去漢口，借讀於武漢大學歷史系，與趙榮聲、劉毓衡（即陳其五）辦過一份叫作《活報》的刊物，僅出了一期。12月，因范長江的介紹，他到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115師343旅686團工作，主要編印團宣傳科發行的一種油印報，開始使用流金的筆名。這年，他發表在《大公報》上的《離散之前》《平津道上》、《記綏遠》、《給一二·九運動中的朋友們》等文章，真實反映了盧溝橋事變以後人民的流離失所和慷慨紓難的情景。
1938年4月，柯華從八路軍總部來到686團，他打算搞一個火線通訊社，刊發八路軍戰地訊息和照片，邀請程應鏐參加。徵得領導同意，他們同去延安。延安有關方面同意他們去武漢，一方面向國民政府辦理通訊社的登記手續，一方面採購通訊工作所需的器材。南下途中，在耀縣碰到週遊，便邀他一道參加通訊社工作。5月，周恩來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他們，認為國民黨不會批准通訊社立案的，要求他們等延安電示再定行止。在武漢待命期間，程應鏐寫了一些記述八路軍抗戰的報導、散文和小說，主要有《汾水的西岸》、《我們怎樣在這裡生長著》《黑夜的游龍》和《姑射山中的風雪》等，他還以八路軍的戰地生活為題材，寫過一本名為《一個士兵的手記》的小書。6月底7月初，他趁待命的機會回家省親，在故鄉組織大塘讀書會，舉辦過農民識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刷寫抗日標語，還演出過短劇《放下你的鞭子》。其後，讀書會有些成員分別去了延安和新四軍，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當他返回武漢時，柯華、週遊已奉命北返，他便由江西經湖南、貴州輾轉到昆明。
自1938年9月起，程應鏐轉入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繼續學習，閱讀了大量中國歷史要籍，為以後的史學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大約十月，經友人徐高阮的創議，他參加創辦了聯大第一張壁報，名為《大學論壇》。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運動中的青年，其中王永興、李宗瀛是北平學聯的負責人，徐高阮、丁則良是地下黨。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執筆，丁則良寫了一首七言古詩，題為《哀聯大》，詩中有譏諷，有對學海無波的憂慮。這批年輕學子，對聯大也不滿意，與前線血肉搏戰相比，這裡猶如一潭死水，他們渴望波瀾壯闊的生活。課餘，程應鏐繼續向報刊寫稿。1939年，因沈從文推薦，他參加了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的編輯工作，結識了鳳子和孫毓棠。不少聯大的學生在這一副刊上發表他們的處女作。他自己也發表了《秦皇島上》、《副官》、《故鄉小景》和《澄江小記》等大量文學作品。他在聯大兩年，除了學習，便是寫小說和散文，內容多與抗戰有關，也充滿了對故鄉的思戀。這些文章，一部分收入《一年集》。這個集子作為章靳以主編的《烽火叢書》的一種，1940年由沈從文推介出版。194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將其列入《文季叢書》改版重印。
鬥爭文字疾風雷
1940年夏天，程應鏐畢業於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之前，他已在聯大所屬師範學院的史地研究室參加過一個時期的工作，師範學院有意留他擔任助教。就在這時，燕京大學同學趙榮聲從洛陽來信，他當時是共產黨員，正在洛陽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當秘書，希望程應鏐也去那裡。於是，程應鏐決計重返抗戰前線。8月初，由昆明間關赴洛陽，行程十分艱苦，從重慶到寶雞幾乎走了一個月。到西安時，他因痢疾猛襲，幾度昏迷，多虧途中結識的國民黨某軍副師長蔡劍鳴將他送入醫院，才轉危為安。到達洛陽後，他擔任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同上校秘書。1941年夏季，轉入第一戰區第13軍任同上校秘書，仍駐洛陽。這一期間，他到過葉縣、鄭州、登封、密縣、新鄭，招待過記者，參觀過名勝古蹟。工作之餘繼續小說、散文、舊詩的創作，有的寄到重慶《大公報》，有的則在洛陽《陣中日報》和《北戰場》上發表。在《北戰場》上，他發表了長篇小說《京兒與小慶》的部分章節。洛陽的軍旅生涯離他的追求相去頗遠，他在詩里抒發內心的不滿：“蕭條山市堪沽酒，寥落軍書好醉眠”；“何時棄此冷官去，獨向湖邊賦索居”。同時，他對抗戰前途和民生疾苦依舊投以殷切的關註：“民困應知徵調久，邊烽頻報捷書遲。諸公好畫平戎策，莫任蒼生靡孓遺！”
1942年年初，他為了營救軍中一位受迫害的女譯電員，避居13軍在臨汝的辦事處。3月，化名上官靈亡命安徽太湖縣，匿居趙榮聲故里半年有餘。
10月，他結束避難，返回洛陽擔任第一戰區政治部主任張雪中的私人秘書。1943年初，他將戰區政治部所屬抗日宣傳演劇一隊和原13軍政工隊的演員合併，成立了《北京人》劇團，在洛陽連續演出《北京人》一劇達20天。後來還準備排演《蛻變》，被政治部主任秘書等造謠誣指為共產黨。見洛陽已難立足，而趙榮聲夫婦正從太湖經過洛陽去成都燕京大學復學，程應鏐便與他們同赴成都，然後經重慶去貴陽花溪清華中學任國文教師。
1944年8月，程應鏐與李宗蕖在貴陽結婚。不久，他攜妻移居昆明，擔任雲南大學文史系助教，並在私立天祥中學任教。因丁則良的介紹，他與聞一多、吳晗相識，和民盟發生了關係。由於吳晗的介紹，他與丁則良雖都不是盟員，但參加過民盟邀集的座談會。《民主周刊》發行後，程應鏐寫過《一二·九回憶》和《一個十九歲的上等兵》等文章，都是交給聞一多，由他拿去發表的。1945年6月起，因沈從文的關係，他開始編輯《觀察報》副刊《新希望》。聞一多認為這個副刊脫離政治，不贊成他編這樣的副刊。聞一多和沈從文原來是老朋友，這時，聞一多轉向激進，認為沈從文還是老一套，沒有進步。程應鏐對兩位師長都十分尊敬，認為他們都是好人，還打算調和他們的關係。回顧程應鏐後來的治學與為人，不時可以看到這兩人對他的深刻影響，追求慷慨壯烈的事業與嚮往瀟淡自然的情趣，是他性格深處看似矛盾卻依傍共生的一對因子。
終於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政治現狀並不符合程應鏐所追求的民主社會的理想。這年歲末，昆明“一二·一事件”深刻教育了程應鏐，他與廣大學生一起投入了民主運動。1946年，他曾任天祥中學訓導主任。不久，學校遷往距昆明七、八里地的小壩，遷校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他請當時在校任教的馮契寫了一首遷校的歌詞，以後成為這個學校的校歌。他在天祥中學時，向學生大力宣傳“獨立不懼，樸質自然”的人生精神。
1946年4月，聞一多希望程應鏐也能和他一樣勇敢地過問政治，他因而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7月16日，聞一多被暗殺的次日，他去醫院瞻仰了尊敬的師長的遺體。他後來指出：“這件事對我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我對國民黨反動派如此無恥地暗殺一個正直的學者，充滿了憤恨。”一時傳聞他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在學生協助下，他隻身匆匆飛抵武漢，把妻兒都留在了昆明。
8月，程應鏐挈婦將雛回鄉探親，1947年2月由故鄉抵滬，任新陸師範學校教員。8月起改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在這裡他結識了孫大雨和戴望舒。這年秋天，他們介紹他參加了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上海教育界當時發表支持反飢餓、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的宣言，他與大教聯成員都簽了名。9月起，程應鏐兼任市立師範專科學校的訓育主任，因站在學生方面與貪污學生一伙食費的校長董任堅作鬥爭，11月被當時的市教育局撤去兼職。從9月起，他兼任上海法政學院教授；為生計所迫，他還在培明女中和越旦中學兼課。1948年，因支持學生運動，他被市立師範專科學校解聘，但仍在法政學院任教。這年9月起，因張芝聯介紹，聘為私立光華大學副教授，繼續參加民主運動。1949年春，他由尚丁（孫錫綱）接上了民盟上海市組織關係。4月的一天，他正在光華大學上課，有人告訴他，國民黨在市立師範專科學校貼出逮捕的名單，第一個便是他。他當即去找張芝聯，請他用光華的車把自己送走。他蟄居了將近兩個月，除了幾個最親近的人，誰都不見面。從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間，他在《中國建設》和《啟示》等雜誌上發表了《知識分子的路》《論所謂中國式的代議制度》《論持久和平》《民主主義的真諦》《論新中國文化的創造》等長篇政論，還寫了《幫忙與扯淡》、《痴人說夢》和《停戰乎？和平乎？》等雜文，宣傳民主政治，抨擊專制獨裁，揭露國民黨的和平陰謀。在避難的日子裡，他迎來了新舊政權的更迭。
得失久諳關世運
對新政權的誕生，程應鏐當時是由衷高興的，有《聞解放軍雲集江岸喜成一絕》。1949年5月，程應鏐仍在光華大學和法政學院任教，還擔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組織委員會的成員。他後來被任命為民盟上海市支部臨時工作委員會的委員，還兼任過組織委員會的副主委，積極參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動。例如，7月15日紀念李公朴和聞一多的大會，他不但參與了籌備工作，還是主要負責人之一。與此同時，被國民黨反動派查封的雜誌《展望》周刊也被軍管會批准復刊，他也參加了《展望》周刊的工作，當時《展望》的負責人是尚丁。在復刊第1期上，他寫了歡呼上海解放的社論。自7月底8月初起，他擔任了《展望》周刊的編輯部主任。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處指定程應鏐擔任光華大學的政治教授，同時，上海市軍管會中教處派他前往高橋中學任校長。次年年初，他辭去《展望》的編輯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專任高橋中學校長。他平生有兩大願望，一是辦刊物，二是辦學校。出長高橋中學，滿足了他辦學的宿願。他本來就有一套辦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橋中學，便把這些主張付諸實現。在極端困難的經濟條件之下，他從辦公費中節撙款項，購置圖書。其後幾年，圖書費成倍增加，學生已能在圖書室里閱讀到各種中外文學名著。他努力貫徹“教學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的口號，把升學率作為衡量辦學好壞的標準。到任不久，他還抓了學生勞動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短短數年，高橋中學就成為聞名滬上的浦東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橋中學校長、光華大學教授的同時，教育局一度命程應鏐兼任上海工業專科學校秘書長，負責行政領導工作，但他在暑假後就辭去這一兼職。這年冬天，教育局組織部分中學的行政負責人和教師去安徽宿縣參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縣王堂村工作了一個多月。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光華大學和大夏大學合併成立華東師範大學，他辭去了原先兼任的光華大學的教職。這年，他參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學習，通過以後，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橋中學的高中政治教員。思想改造運動，是新政權成立以後第一次觸及舊知識分子靈魂的政治運動，樹立了執政黨的絕對權威。程應鏐感到自己不是黨員，不適宜做行政領導工作，幾次向教育局辭職，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學和科研，都未獲準。
1954年暑假，他從高橋中學調至上海師範專科學校任歷史科主任。在其後三年間，他代理過一年教務主任，擔任過校工會主席，但主要負責歷史學科的建設工作。在各種會議上，他總是強調必須尊重教師，認為師專既然是高校，就應當從速確立學銜，不能都是一般教師。他十分重視圖書資料室的建設，添置了象《明實錄》、《冊府元龜》這樣的重要典籍。他還認為歷史教學必須充分利用實物，向學校建議籌辦文物陳列室。在爭取到資金以後，他致函委託在北京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沈從文，在京代為收購故宮博物院不收購的文物。文物陸續運達上海，他捐贈了自己所藏乾隆宮紙和數種絲織物，還趁沈從文以政協委員身份視察之便，邀請他來校對文物陳列室作具體指導。1957年，文物陳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現已改建為上海師範大學博物館）。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師範學院成立，程應鏐出任歷史系主任。這年，他當選為民盟上海市委委員，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6年，當雙百方針提出時，程應鏐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的主張來詮釋這一方針。這種自由主義的理解，使他毫無顧忌地批評時政，而終於運交華蓋。在一次民盟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他公開批評說：“學校現在權威太多，黨委書記是權威，校長是權威，一級一級的領導，都是權威，只有教授不是權威。而學術問題，真正的權威是教授，是每一門的專家。不去掉這些權威，學術就不能發展。”1957年鳴放期間，他大力宣傳北大民主牆，認為這是一個新五四運動。反右鬥爭開始後，費孝通在報上被點了名，許傑也在上海被點了名，他在公開場合認為許傑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不會是右派。還說：“倘若這樣，以後知識分子都不能講話了。”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學生”點名劃為右派。他堅定認為自己並沒有“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和某些黨員幹部相處不好，只是個性脾氣，決不是反黨。他聲明：“寧可粉身碎骨，也不能當右派。”但一個知識分子在狂暴的政治風雨面前，是多么渺小孱弱和無能為力。他也想到過自殺，只因兒女尚在童稚，才沒有走這條絕路。直至這年8月底，在強大壓力下，他見一向比自己進步的一些朋友也都淪為右派分子，才被迫承認自己是右派。從7月份起，他被免去歷史系主任的職務，入資料室工作，等待所謂處理結論。即便如此，為歷史系的建設，他仍然不計一己之榮辱，主動提議整理文物陳列室所購置的碑帖。他利用“交代檢討”的間隙，白天赴上海圖書館查核有關資料，入夜則伏案運思，揮毫作跋。在這個急風暴雨的仲夏，他將歷史系收藏的全部碑貼研究了一遍，每一通碑帖都撰寫了一篇見識精到的跋語，交系備用。
1958年9月，程應鏐參加了由上海市委統戰部直接領導的部分右派分子勞動學習班，地點在上海縣顓橋鄉。1959年2月起，他又參加了上海社會主義學院第一期的“學習”。7月結業，回上海師院歷史系工作，從教授貶為中文系馬茂元等人的助教。仍須一方面在校學習，一方面在市委統戰部和民盟市委學習，每月還必須向黨組織匯報思想，這種匯報持續了三年。在這些陰霾的歲月里，他幾乎每天都寫思想改造日記，自題為《嚴譴日記》。1957年以後直至1960年摘去帽子，他除了和母親、姐弟還偶有通信，與一切朋友都音問俱斷。工資已被割得難以養家餬口，1959年之後，為貼補家用，家裡的藏書一批一批地賣去，所剩已經無多。這對以學術為生命、以圖書為資糧的學者來說，是最不堪忍受的。
1960年9月，程應鏐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允許正式授課。他感到作為教師還必須有點真才實學。從1961年秋天開始，他的注意力逐漸轉到如何重理舊業，掌握魏晉南北朝的歷史資料，為著書立說作準備。他一邊讀書，一邊積極準備作論文。從1962年起，他因原任民盟市委委員，就不再在學校進行政治學習，而是直接參加由民盟上海市委組織的政治學習。直到1965年春夏之際，他才由民盟市委通知仍回學校學習。這一期間，只要一有餘暇，他就埋頭於史學研究，儘管當時沒有學術刊物會發表他的文章，但他還是陸續完成了《農業勞動力與三國兩晉南北朝田制的變化關係》、《魏晉南北朝民族略論》和《拓跋部漢化過程中問題述論》等論文。
由於週遊和吳晗的促成，約程應鏐在一套《中國歷代史話》中選作《南北朝史話》。1963年，他寫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吳晗通讀了全文，回信鼓勵他：“就按這個樣子寫下去。我們打算把它印出來，作為擔任其他各朝史話作者的參考。”寫作過程中，吳晗和他通過四、五封信，討論的問題，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吳晗都明確表示了意見。1964年春，《南北朝史話》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樣。1961年和1962年，對於歷史問題，不同意見屢見諸報端；1964年初夏，學術界正在醞釀一場大批判。作為一位歷史學者，程應鏐對當時討論或批判的歷史問題，是有自己想法的。經過《史話》的寫作，這些想法更為明確，他很想為《史話》寫一篇序，闡述自己對有關史學問題的系統看法。但這個念頭只在腦子裡轉了一下，便放棄了。書稿交出半年之後，這年初冬，終因政治大氣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9月，程應鏐參加上海師院農村學習訪問隊，去松江城東公社學習訪問，住了40天，參加了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的一些會議，主要是成立貧協的會議。訪問結束時，學院領導號召寫家史，他也參加了兩篇家史的討論，寫了部分初稿。回校不久，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批判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文章。當時，他以為吳晗的問題是個學術問題，也希望是個學術問題。但在表示意見時，卻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個犯過錯誤的人，不能再犯錯誤。1966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吳晗與胡適》，他不僅感到吳晗問題已經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預感到又一場階級鬥爭風暴的來臨。他的內心充滿了恐懼，希望自己能夠保住平安，被迫把吳晗1963年的來信交給了歷史系黨總支。
風暴終於來了。“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階段，他每次去看大字報時，總是擔心大字報會集中揭露自己的問題。吸取了反右鬥爭的教訓，他主動交代了和吳晗的關係，和週遊的關係，交出了週遊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師院的紅衛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圖書和詩稿，還準備燒毀文物陳列室的珍貴藏品，把他與魏建猷和張家駒等人掛牌游斗，沉重的鐵質游鬥牌壓壞了他的頸椎神經。他認為紅衛兵全面地否定過去的文化“太過分”，也“不合法”。運動初期的驚濤駭浪過去以後，他作為牛鬼蛇神被送到學校附近的桂林二隊勞動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場，到梅隴鎮去拉磚瓦，去七寶鎮車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寶路上拉糞車……。這一期間，他與親朋好友都斷絕了往來。晚飯後，和妻子一燈相對，唯一可以排悶的，便是讀書。從中學便已熟讀的《資治通鑑》成為他唯一的精神伴侶。他常常是坐在破沙發上，翻到哪裡，就讀下去，時而沉浸在歷史之中，忘記了一切，時而古今對讀，發出會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應鏐是在寫檢查交代中度過的。這年5月，全國開始清理“階級隊伍”，他也沒完沒了地寫交代，現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計就有十餘份。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離審查。4月12日寫了長達20頁的“罪行交代”，約25000餘字，三天后，續寫“我的交代”，約萬言。當月，他被“解放”。5月，參加“教育改革探索小分隊”赴橫沙島。
1971年4月，工宣隊發還抄家取去的書物，而程應鏐所珍愛的詩稿本卻不見蹤影，於是他憑藉著記憶默錄出部分舊作。10月2日，他為默錄的詩稿寫了一段跋語：“齠齡學詩，至今四十餘年。自二十五歲至五十歲，所作均曾留草，文化大革命中，為紅衛兵取去。當時竊惟革命人們可以據此審查我的一生，因其中頗有與時事有關者，即友朋答贈的篇什，也可見交遊。這種東西，本來是應當燒掉的。為了使兒女從這裡取得一些教訓，則還有可以保存的理由。我這個人自幼讀孔孟之書，後又受到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浸潤。在洛陽，雖有憂憤，但仍幻想改良。在昆明，憂憤深了一些，改良的幻想也破滅了，卻仍然拒絕到工農兵中去。‘北去南來'、‘東行西上'，固實有所指，但也不過是對朱顏失去的悵惘而已。《寄宗蕖》一首，是解放前在上海生活、思想的寫實，仍舊落了古人的圈套，即有悲哀，也不過是一千年以前嵇康、阮籍的悲哀。”但跋語強調“讀其詩，想見其為人”，“重錄了這些東西，不免和它們一同回到了過去的日子”，肯定詩草對了解其人其事的價值。這些詩草與他在1949年以前的小說、散文、報導、雜感和政論，後來大都收入《流金集·詩文編》。
報國誰知白首心
從1972年起，程應鏐結束了在大豐“五七幹校”勞動，參加上海師範大學二十四史標點組，先後參預標點了《宋史》、《尉繚子》、《荀子簡注》、《國語》等，尤以《宋史》標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標校完畢，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標點組開始標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續資治通鑑長編》。
1977年，程應鏐仍在二十四史標點組工作，該標點組後來改為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應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為十餘年前的舊稿《南北朝史話》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華已經21年，見到闊別已久的師友，撫今追昔，既感慨，又高興。在北京的50天裡，他往往上午校改書稿，下午去訪尋古蹟，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約有兩次去小羊宜賓胡同探訪沈從文。他還去探望了吳晗的遺孤，吳晗是促成他寫《南北朝史話》的師友之一。稿子修改完畢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濛濛細雨，他獨自坐在窗下，寫了一首懷念吳晗的詩：
地下能相見，生逢不可期。秋深雲漠漠，風老雨絲絲。
遺札當三復，淫威逞一時。勞人還草草，寂寞待春歸。
1978年，高考恢復以後首屆歷史專業的本科生入學，程應鏐不僅為他們制定了教學計畫，還親自擔任了《中國歷史文選》的教學工作。這年歲末改正右派錯劃，他出任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為歷史系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業殫精竭慮，忘我工作。同時，他的學術活動和社會兼職也日漸增多。1979年，程應鏐被選為新一屆的中國史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成為全國第一批恢復招生的中國古代史碩士點學科帶頭人。這年3月，他在為即將出版的《南北朝史話》所作的《後記》里說；“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我還應當在我的晚年為我國史學作出一點什麼來。”他確實是以這種精神鞭策自己的，迎來了自己學術和事業的最後收穫期。寫完《後記》，他趕赴成都參加全國史學規劃會議，會上決定成立宋史研究會，並推北京大學鄧廣銘、暨南大學陳樂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酈家駒和上海師範學院程應鏐組成籌備小組，責成上海師院負責具體籌備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參加《中國歷史大辭典》編輯會議，與北京大學鄧廣銘同被聘為《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主編。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參加中國歷史大辭典編委會會議，會議決定分卷出版《中國歷史大辭典》，希望宋史卷能作為斷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書。會後，他全力投入了《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的組織工作。10月，他與鄧廣銘、陳樂素髮起組織的中國宋史研究會在上海師範學院舉行成立大會。會上，他代表籌備小組介紹了宋史研究會的籌備經過，並被選為秘書長，主持宋史研究會秘書處工作。這年，他開始為撰寫《范仲淹新傳》作前期準備。
1981年，程應鏐完全擺脫學校里的工作，夜以繼日地為《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審稿、定稿。1982年4月，他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療，但夢牽魂繞的卻是儘量奪回十年浩劫損失的時光，為史學研究多做貢獻。
盛夏出院，程應鏐繼續擘劃《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有關事宜。與此同時，他進一步著手《范仲淹新傳》的寫作準備工作。盛夏休息在家，便瀏覽家藏的宋人筆記，有關范仲淹的則隨筆錄下。約10月開始，作范仲淹傳記長編，斷續花了一年時間。
1983年，程應鏐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礎上創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長，並把上海師院的古籍整理專業建設成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點學科之一。10月，他赴昆明參加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研究學術討論會，並與妻子重遊昆明、貴陽等舊地。返滬後赴無錫參加中國歷史大辭典編委會會議。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參加紀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西南之行，故地重遊，令他感慨和興奮，為此他寫了一組《重遊西南雜事詩》。江西是他的故鄉，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誌敏，歐陽修和陳寅恪，以“氣節文章堪繼往，江山人物自開顏”的詩句來頌往勉今。他頻繁地參加各種重要的學術活動，幾乎令人難以相信他是一個癌症初愈的年近七旬的病人。這年秋天，他開始寫作《范仲淹新傳》。寫作之前，他對怎樣研究歷史人物的問題考慮了很久。上海師院校慶，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這個問題作了一次學術報告。10月去貴陽，在貴州大學又講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師範大學講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歷史研究》創刊三十周年的徵文約稿函，便寫了《談歷史人物的研究》。《范仲淹新傳》的寫作，自然而然地成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論述思想的一次實踐。
1984年初夏，程應鏐赴京參加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工作會議，被聘為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委員（這一時期，他還是上海市古籍整理領導小組成員）。11月，赴無錫參加中國歷史大辭典編委會會議。是年，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在成都成立，他與譚其驤、周一良、唐長孺、何茲全、王仲犖、繆鉞、田餘慶、韓國磐、吳澤等同被推為顧問。這年歲末，由他與鄧廣銘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出版面世。這年，為推動海內外宋史學術交流，他還創辦了《宋史研究通訊》作為中國宋史研究會的會刊，並題寫了刊名。
1985年7月，《范仲淹新傳》完稿。1986年4月，他赴杭州大學參加國際宋史討論會。月末，赴貴陽參加清華中學恢復舊名活動。10月，《范仲淹新傳》出版，自去年定稿後即著手《司馬光新傳》的寫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所名譽所長。
1987年9月，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四屆年會上增補為副會長，仍兼秘書長。因十年浩劫中被揪斗時傷及頸椎，頸椎壓迫症引發多種疾病而住院治療。這時，他的《司馬光新傳》已經完稿，惟傳主事跡著作編年僅成其半，徵引史料也未及覆核，遂委託助手完成。自此，他久困病榻。臥病期間，偶以筆墨書錄昔年所作舊詩。1991年8月，《司馬光新傳》的出版，給他帶來了一絲快樂。1994年7月25日，程應鏐病逝於上海寓所。
人物成就
史學方法和歷史教學
在史學思想上，程應鏐既受傳統史學的濡染，又汲取了新史學的理論方法，兩者交融結合，形成自己的治史特色。他充分肯定由劉知幾首倡、章學誠補充的“史學四長”之說，認為“現代能寫出一本可稱為史學的著作的，也必須具備這四長”。在史學的功能與作用上，他主張以史為鑑，古為今用，故而對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對司馬光的“鑒前世之興衰，考古今之得失”，都極為推崇，以為他們“以古為鑑的作史目的，實際上也是在史學的領域對古今關係的一種解決”。他所主張的以史為鑑、古為今用有兩層涵義：一是指歷史研究應該找出規律性的動向，以幫助當代人認識歷史發展的方向與大勢；二是指總結歷史上某一方面的具體的經驗教訓，作為當代相關問題的借鑑。
程應鏐先生著作《范仲淹新傳》封面
程應鏐先生著作《范仲淹新傳》封面程應鏐強調“學問之道，在於求真”，因而十分重視史料功夫。他自述大學時代所受的史學方面的訓練，“考證、校勘占的份量頗重”。這種傳統史學的早期訓練，以及後來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研究的經歷，使他在治學方法上尤其重視史料的作用。他認為“考證的目的在於求真”，讚譽司馬光的《通鑑考異》“在某種意義來說，開創了我國求實的學風”，肯定清代樸學中有“一種科學的精神”。他主張，“學歷史是要有點‘考據癖'的”，任何史料史實上的疏忽偷懶，都是他絕對不能容忍的。他一再告誡學生要抵禦名利思想的侵襲，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作為座右銘，靜心坐下來認認真真多讀幾部中國古代基本史籍。他讓研究生第一年以逐字逐句研讀《資治通鑑》為日課，就是要求他們打下研治中國古代史的深廣紮實的基礎：通過查找《通鑑》的史源，初通目錄版本之學；在比勘相關史料時，校讎之法也得以略涉門徑；在史料比較和溯源的同時，既可觀摩司馬光和胡三省在史料運用與考辨上的精當，若偶有訛誤發現，又可粗知考證的門道；而《通鑑》正文和胡注涉及的典章制度、史事人物更是研治中國歷史必不可少的基礎知識。
然而，程應鏐治學並不局限於史料考據促迫煩瑣的天地中。五四以來的新思潮促成了他治史方法的另一側面，即重視理論，推崇會通。他認為：“史料不等於史學，不論他掌握了多少史料，都不能說他是史學家。”“霸業千秋余古蹟，議論終須大手筆”，說出了他對史學研究中理論的高度重視。他所強調的史學理論修養，有特定的內涵。首先，要有理論追求的勇氣。他曾指出：“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領袖，絕不是科學的態度”，還經常引用張載“剖破藩籬是大家”的詩句，來提倡好學深思，不為前人與他人所囿，也不為自己所囿。在他看來，剖破藩籬，解放思想，是提高史學理論修養的前提。其次，對理論的的追求是不應該有止境的。他認為：理論是隨著事物的變化發展而逐漸完善的，事物的發展變化永無止境，理論的完善也沒有盡期。因此，“認為有一種一成不變的理論，是直接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其三，他所說的史學理論並不僅僅狹隘地局限於歷史唯物主義。“傳經我愛他山石”，這史學理論的他山之石，包括了人類思想寶庫中一切對歷史研究有參考價值的理論遺產。他曾向學生推薦過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丹納的《藝術哲學》等名著。“議論終須不傍人”，他在史學研究是這樣要求自己的，也總是以有無新見解來評價當代學人與自己學生的史學成果的。
程應鏐自幼養成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濃厚興趣至老不衰，青年時代又從事過文學創作。這種愛好、修養與經歷，使他在治學方法上特別講究文字的表達。他相當欽佩和推崇史學名家張蔭麟那些“不用引文使人讀起來十分有味的歷史名篇”。他的史學論著《南北朝史話》、《范仲淹新傳》和《司馬光新傳》等，無不形象生動鮮明，文字清峻雅潔，絕無斧鑿的痕跡，卻有一種文情並茂、攝人魂魄的魅力，堪稱史學和文學相當完美的結合。但鮮為人知的是，為了追求史學著作在表述上的信達雅，他讓當時還是國中生的女兒讀他《南北朝史話》的稿子，以推敲行文是否通俗生動，而其中《崔浩之死》一節竟先後屬稿達11次之多。他招研究生，都必須經過作文考試方得入其門下，文章優劣是錄取與否的最重要參數。這種做法在歷史專業研究生招生中是別具一格的，其理由正如他說的那樣：“不能構想一個文理紊亂的人將來能進行思路清晰、識見敏銳的科學研究。”
總之，程應鏐強調紮實的史料功夫，卻不主張僅以羅列史料為能事；推重理論，但也反對游談無根的空疏之論。他認為：歷史研究，無論巨觀微觀，都應當是具體的。他不止一次指出：研究歷史應該從微觀搞起，只有把微觀搞清楚了，才能準確把握與清晰鳥瞰整個巨觀的歷史。他認為：巨觀理論與微觀研究的結合，獨斷之學與考索之功的結合，卓特的史學成果與生動的文字表達的結合，是可以也應該在一個優秀史家身上完成的。他所推許的剖破藩籬的史學大家，應該在史實史料方面具有廣博精深的素養，並能把握歷史發展中帶有普遍性或關鍵性的課題，以新的理論和方法，通過精煉優美的文字表述，作出新的概括和總結，從而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果。
作為長期從事師範教學的歷史學家，程應鏐對歷史教學和學生培養有自己的見解和特點。他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學生對歷史課沒有興趣？他以為，學校對歷史教學不重視，中學歷史教科書編得不好，歷史教師缺乏專業訓練，等等，都是導致學生不愛上歷史課的原因。而高等學校歷史系的課程設定、歷史教學和研究又直接影響著中學歷史教學。因此他特別反對把歷史研究與教學簡單化，“簡單化的結果，就使極其豐富的歷史內容，剩下幾條筋，無血無肉，乾癟得像癟三，青少年是不會有興趣的”。他還反對以一成不變的理論在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中貼標籤，在他看來，貼標籤“是不會有說服力的，就會使得學生以為歷史味同嚼蠟”。他主張歷史課可以通過講人物，使學生了解過去。比如講秦漢，就要講秦皇、漢武，項羽、劉邦，陳勝、吳廣；講均田制，就要講文明太后、魏孝文帝；講改革，就要講王安石、司馬光；講淝水之戰，不能只講戰爭性質、雙方力量對比，要講苻堅、苻融、謝安、謝石……通過人物的講授，使歷史課變得津津有味，才能使學生從中獲得教益，否則，“要激動青少年的心大概是不可能的”。
程應鏐在大學先後講授過世界史、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史、宋史、國學概論、中國歷史文獻學、史學方法論等課程。很多學生說，聽他講課，如同一種藝術享受。他的歷史課既有理論上的開掘拓展，又常常在關鍵處旁徵博引，中西比較，信手拈來，適時點化，使學生在豁然會悟、欣然有得中感受其中的深度和廣度。他講課時，感情十分投入，有時激越雄辯，使人奮立；有時深沉低徊，令人感慨；或描摹人物，或引據詩詞，高屋建瓴又揮灑自如，把學生帶入應接不暇的不同境界。20世紀70年代末，他曾為中文、歷史兩系講授中國通史，大梯形教室為之爆滿，以致走廊、門廳處都臨時加座。他對自己的歷史教學的最高要求是：“每上完一節課，就像是寫了一首詩，完成了一篇創作。”為了達到這種深度和魅力渾然一體的教學境界，數十年中，他始終要求自己把每堂課要講的每句話寫成講稿，及至走上講台卻又不帶講稿，其中，需要付出多少創造性的艱苦勞動！他曾深有感觸地說：“要上好歷史課，最主要的還是學習，比在大學讀書時還要學習得認真，為培養人而學，為未來的建設者而學，為那些將來要超過我們的人而學。”這種高度的責任感和不懈的追求，正是他幾十年歷史教學常講常新的源泉所在。
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
自西南聯大畢業以後，程應鏐不論處身何種環境，從事什麼工作，都始終鐘情於史學研究。他被打成右派以後，仍默默進行著學術積累。如此辛勤耕耘20年，才有機會從20世紀70年代末葉起將自己關於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刊布於世。他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其思維方向、學術觀點、研究結論等，在當時都有獨到領先之處。
程應鏐先生著作《司馬光新傳》封面
程應鏐先生著作《司馬光新傳》封面其一，述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塢壁的性質、特點和歷史作用，為深入了解當時人民的生存狀況提供了一幅真實的場景圖。
塢和壁都是古代軍壘之名，但當時的人民，尤其是戰亂時期的大部分北方人民，卻生活在塢壁裡面。對這一現象，陳寅恪、范文瀾、唐長孺等學者的論著中都分別提到引證過，或附帶論述過。但首先對這種現象進行全面深入論述的，應推程應鏐發表在《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上的《四世紀初至五世紀末中國北方塢壁略論》。
從研究社會史的角度看，有關塢壁的記載十分重要，但在現存史料中卻分布得非常零散。早在20世紀60年代，程應鏐幾乎把當時所能找到的有關塢壁記載都鉤輯齊備，然後構思了這一力作。這篇論證塢壁的代表作，有以下幾個特色：第一，較完整地勾勒出塢壁在當時中國產生和發展的來龍去脈，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塢壁簡史。第二，對塢壁的各個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考察，例如塢壁居民的構成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他們的軍事屬性和生產勞動情況等等，實證了塢壁在相當時期內是北方大多數人民的生存處所，對了解當時社會面貌至關重要。第三，論述了塢壁在當時的作用與地位，不乏精彩獨到的見解。例如“塢壁對胡族統治者的鬥爭，客觀上促使了胡族的漢化”；“永嘉亂後，漢族先進的生產事業被塢壁保存下來了。個人常以為對北魏的均田制，從生產方面估計過高，恐怕不合乎事實。《齊民要術》所總結的生產經驗，實標誌著塢壁生產的水平，而不是均田制制度下生產的水平”等等。他在其他文章中還指出：“永嘉亂後，我國北方最重要的一個力量，是以塢壁為主的地方勢力”（《拓跋部漢化過程中問題述論》，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叢刊《魏晉南北朝史論集》，1986年）；“五胡十六國真正統治地方的是塢壁主”（《農業勞動力與三國兩晉南北朝田制的變化關係》，載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流金集》）等。這些提法在當時發前人所未發，對後人亦大有啟迪，開闢了一條通過前人的生存環境來揭示社會結構的研究路徑。
其二，以考實均田制在北魏實施的具體情況，來把握少數民族統治下的胡漢關係。
北魏的均田制歷來是史學界引人矚目而眾說紛紜的熱點，但一般學者都把注意力放在對制度本身的研究上。程應鏐對均田制的研究則獨闢蹊徑，把研究方向著重放在與之關聯的胡漢關係上。他的研究，透露出對包括土地制度在內的經濟體制與民族關係之間的獨到洞察力，即經濟利益驅導著民族關係發展的趨勢，而民族關係最根本的表現形式，就是經濟體制中各民族所占的地位。為什麼北魏要建立均田制？它究竟在什麼時候，在那些地區實行了均田制？均田制與私有土地關係如何？給哪些人帶來了好處？它對當時和以後的社會產生了什麼影響？等等。對這些問題，程應鏐都用民族政治關係的互動演變來進行解釋，從而為理解與闡釋當時土地制度提供了一個新視角。他的《論北魏實行均田令的對象與地區》（載巴蜀書社1990年《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通過考據有力證明：第一，“對鮮卑平民，均田令是不適用的”，“肯定北魏在畿內和近畿之地沒有實行均田令”，“在中原，為州郡所領的雜戶、營戶，也沒有包括在均田令實施的對象中”；第二，“均田令中並無計口受田之文”，計口受田的對象主要是被遷在平城附近的“新民”，二者並不相同；第三，“均田令是文治的重要內容”，而文治又是主要對漢族而言；第四，“均田令所要解決的矛盾，是北魏朝廷和漢族塢壁主對民戶的爭奪，看來並不適用於解決鮮卑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矛盾”；最後的結論是，“北魏均田令只是在中原實行了的，對於漢族塢壁主、中小地主、自耕農和被清查出來的蔭附才適用”。也就是說均田制是民族矛盾發展的結果，它適應北魏拓跋鮮卑政權統治中原漢族人民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們和塢壁主所代表的漢族地主階級的矛盾，這也表明那時的胡漢關係包涵著多重形式。與此同時，北魏均田制的局限性，通過這篇論文的論證也已一目了然。
從現存有關北魏均田制的史料來看，這一論點完全可以自成一家之說。儘管不能斷言北魏均田制的其他說法難以成立，但它們並不見得比程應鏐的論證更有道理。而不同說法並立存在，將更有利於研究接近歷史的真相。
其三，通過對勞動者名實關係的探索，對魏晉南北朝社會結構進行全面剖析和新的闡述。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變革的時代，各種社會矛盾交錯複雜，人們的社會地位升降不定，諸種身份變化無常，代表著極為複雜的社會構成，決不可簡單地歸結成諸如統治與被統治、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所謂兩大階級的矛盾。例如“吏”，歷來把它作為官的一種通稱，大吏就是大官，故連稱為“官吏”。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吏的內涵非常複雜，既有為官之吏，也有當兵之吏，更有被當作勞動力使用的吏，其間高下貴賤貧富的差別可以說千變萬化。因此在吏這個稱謂之下，究竟在什麼時間，什麼條件下呈現了不同的身份？其間不同的身份又是如何轉化的？當時許多關於身份的稱謂，如門生、賓客、部曲、士等等，無不和吏這一稱呼的內涵演變有著同樣的情況。程應鏐對此產生了莫大的興趣，認為這是一條了解當時社會結構真相的絕佳途徑。於是他與時任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的同窗好友熊德基共同倡導這方面的研究，他自己先後寫了《釋乾》、《釋吏》、《釋新民》等一系列文章，在《中華文史論叢》上陸續發表，作為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種類繁多的勞動者進行個案研究的切入點。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其任務不僅在於通過自己的研究來揭示歷史的真相，而且要盡其可能地讓歷史的真相使更多的人知道，惟有如此，才能使史學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一個有社會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的史學家，一定會努力使自己的論著簡明暢曉，也一定會努力撰寫史學通俗讀物。程應鏐的《南北朝史話》，就是一個成功的樣板。
《南北朝史話》初稿完成於1964年，由於政治原因，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但15年的拖延，並未使其喪失在知識領域中的前沿性。這本書的特點是，第一，囊括了南北朝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的大事要點，無一遺漏，可以說是一部較全面敘述當時歷史的通俗簡史。第二，文筆簡練明快，生動流暢。例如敘述南齊一朝的興亡，前後不足二千字，卻把齊朝興衰契機、政治特點和歷史地位等等，交代得一清二楚，同時還把齊高帝蕭道成、齊明帝蕭鸞等事跡與心態描繪得栩栩如生。整部書僅12萬字，引人入勝，可以一口氣讀完。第三，字裡行間充滿著歷史的智慧。這種智慧既有來自前人的，也有來自作者本人的。例如談到梁朝的連坐法不起作用時說：“嚴酷的刑罰，阻止不了求生的鬥爭”。又如提到那一時期宗教時，指出“現實的鬥爭卻使宗教分為‘邪'‘正'。‘邪教'一詞實際上是統治階級對於農民反抗思想的詛咒。‘邪'‘正'的對立，使道教在南北朝被重新改造”，等等。這些真知灼見隨著史實的描述，潛移默化地印入讀者的腦海，使人在了解歷史的同時，享受了智慧的薰陶。第四，作者在敘述過程中，筆觸里充滿著強烈的愛憎和情感，對真善美的頌揚和對醜惡卑劣行為的鞭撻，在全書的字裡行間到處都流露了出來。這種來自正義感和歷史道德觀的深情，使原本冷冰凍的史實能變成一團喚醒良知、驅人向善的烈火。
《南北朝史話》一問世，即譽滿京華，獲得了有關專家的交口稱譽，周一良推許為每一句話都是言之有據的。該書儘管一印再印，仍然經常脫銷，還先後榮獲過全國優秀圖書獎和全國優秀青年讀物獎，成為當時歷史通俗讀物的一個範本。
人物評價
他的史學成就、教育事業與人格精神，是留給上海師範大學的一份珍貴遺產，值得我們學習繼承並發揚光大。
個人興趣尤其愛好文學詩歌，因此，他的研究具有文史結合的特色。他在歷史學教育上，傾注心力，為中國歷史學事業的發展培養了很多優秀人才。
人物著作
程應鏐的史學著作主要有《南北朝史話》、《范仲淹新傳》和《司馬光新傳》，學術論文結集為《流金集·學術編》，文學作品有《一年集》，其他散文、雜感和政論結集為《流金集·詩文編》。
1994年，為紀念他從教五十周年，原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1977級和1978級部分學生集資出版了《流金集·學術編》，《前言》指出：“先生無論在人格道德、學識文章上都是我們敬重的老師；師恩是沒齒難忘的，師道是仰之彌高的，先生半個世紀所從事的業績在社會大生命中將是傳之久遠的。”
程應鏐史學文存 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