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與康乾政治:清代卷》是2013年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林乾、句華。
基本介紹
- 書名:言官與康乾政治:清代卷
-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 頁數:248頁
- 開本:16
- 品牌:時代華文書局
- 作者:林乾 句華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1206517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大陸第一套以人物群體為中心,通過其人其事在歷史關鍵處的作為來探究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特點,並以今天的立場加以分析的普及歷史讀物。
◆通過對這一時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現,詳細解讀了這個既振奮也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樓宇烈、雷頤、高占祥、秦暉、高全喜、楊天石、陳明、張鳴、吳思、馬勇隆重推薦!
◆季風書園、萬聖書園、鳳凰讀書、新浪歷史、搜狐讀書一致推薦!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代:
政治、思想、文化、江山的一統,無不令以往朝代汗顏;
但這又是一個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政治的神秘、臣僚的奴馴、精神的禁錮,
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視王侯的精神支柱,
為268 年的清王朝留下了揮之不去的惆悵。
◆通過對這一時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現,詳細解讀了這個既振奮也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樓宇烈、雷頤、高占祥、秦暉、高全喜、楊天石、陳明、張鳴、吳思、馬勇隆重推薦!
◆季風書園、萬聖書園、鳳凰讀書、新浪歷史、搜狐讀書一致推薦!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代:
政治、思想、文化、江山的一統,無不令以往朝代汗顏;
但這又是一個悲哀的“戮心”的朝代:
政治的神秘、臣僚的奴馴、精神的禁錮,
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視王侯的精神支柱,
為268 年的清王朝留下了揮之不去的惆悵。
作者簡介
林乾,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國家重點學科法律史學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典志組專家。主要著作有《中國古代權力與法律》《傳統中國的權與法》《曾國藩傳》《清代衙門圖說》《嘉靖皇帝大傳》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項目、北京市規劃項目等多項課題。發表專業論文六十餘篇。
句華,1986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項,省部級課題多項。主要研究方向為公共管理。發表論文多篇。
句華,1986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項,省部級課題多項。主要研究方向為公共管理。發表論文多篇。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歷史,不在教科書里。
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實的多方敘事裡,在學人藉助新的方法論和史觀獲得的洞見里,在當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風景里。
——《新周刊》
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實的多方敘事裡,在學人藉助新的方法論和史觀獲得的洞見里,在當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風景里。
——《新周刊》
名人推薦
我們研究的歷史,就是人的歷史,歷史中的國家、民族、階級,包括我們要研究的問題、事件及其後果等,其基本構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
歷史不是“無用之學”,它能清楚地告訴我們,過去的很多錯誤,包括當今的很多問題,到底是怎么來的。它能夠提醒我們,注意歷史的漸進性,避免無謂的冒進與犧牲。它因而也就能為我們今天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提供很多解決問題、避免犯更多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楊奎松
歷史不是“無用之學”,它能清楚地告訴我們,過去的很多錯誤,包括當今的很多問題,到底是怎么來的。它能夠提醒我們,注意歷史的漸進性,避免無謂的冒進與犧牲。它因而也就能為我們今天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提供很多解決問題、避免犯更多錯誤的經驗和教訓。
——楊奎松
圖書目錄
序一
序二
卷首一葉落知天下秋
有一個美麗的傳說
魏徵已無接班人
海剛峰留下的教訓
草昧初創還是有意迴避
畢竟是個視窗
無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章“亡天下”和改朝換代
晚鐘敲響為哪般
因言獲罪的流放者
政治婚姻與福臨的悲劇
改朝換代和士大夫的選擇
第二章美化的聖祖和真實的歷史
巡按之廢與裁減科道
言路的沉寂和風聞言事
震驚朝野的彈劾案
河務案與英主認錯
“漢家傳統”與太子風波
第三章走向極致的秘密政治
猜不完的登位之謎
說不清的“華夷之別”
小班底辦大事
“小報告”的制度化
台諫合一:君主不再受監督
科甲朋黨謝濟世
書院不聞讀書聲
一種發明:“選優”的皇位繼承法
第四章儒家傳統政治的終結
從曹一士的奏摺說起
從“君臣同體”到主奴界定
為那拉皇后鳴不平
修書、禁書與焚書
盛世誇讚與天子的陶醉
講真話者可殺
卷尾天下艱難誰共肩
人口專家走西口
理學、漢學與士風推移
為一代言官把脈
後記
序二
卷首一葉落知天下秋
有一個美麗的傳說
魏徵已無接班人
海剛峰留下的教訓
草昧初創還是有意迴避
畢竟是個視窗
無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章“亡天下”和改朝換代
晚鐘敲響為哪般
因言獲罪的流放者
政治婚姻與福臨的悲劇
改朝換代和士大夫的選擇
第二章美化的聖祖和真實的歷史
巡按之廢與裁減科道
言路的沉寂和風聞言事
震驚朝野的彈劾案
河務案與英主認錯
“漢家傳統”與太子風波
第三章走向極致的秘密政治
猜不完的登位之謎
說不清的“華夷之別”
小班底辦大事
“小報告”的制度化
台諫合一:君主不再受監督
科甲朋黨謝濟世
書院不聞讀書聲
一種發明:“選優”的皇位繼承法
第四章儒家傳統政治的終結
從曹一士的奏摺說起
從“君臣同體”到主奴界定
為那拉皇后鳴不平
修書、禁書與焚書
盛世誇讚與天子的陶醉
講真話者可殺
卷尾天下艱難誰共肩
人口專家走西口
理學、漢學與士風推移
為一代言官把脈
後記
後記
寫這樣一本書,心中十分惶恐。
我對兩宋歷史發生興趣,還是在上大學的時候。那時內地的宋史研究還很薄弱,歷史系幾個有志於此的同學湊到一起,自發地展開學習和討論,並嘗試著做一些題目。誰知畢業後各奔東西,有的越洋求學,有的乾脆改了行。我勉強算是未離開專業,乾的卻是圖書編目。其間雖也力圖還復舊願,寫了些與宋史沾邊的東西,說到底仍屬歷史文獻的校勘與整理。倏忽十幾年過去,我終於獲準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國內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輩出、碩果纍纍的景況,當我重新檢索曾經感興趣的課題時,驚訝地看到眾多領域都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儘管這使我可以藉助同行的撥引,弄清過去尚還模糊的許多問題,然而要我這樣一個重操舊業的人再做新的掘進,則需要補很多的課。
就在這時,好友趙世瑜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在由他主編的這套縱談上下幾千年的書系中承擔兩宋卷的編撰。這使我放下了手頭所有寫作計畫,重新認識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歷史。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幾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與他們一同求索、一道感傷
本書從1992年初春動筆,年底方寫出頭兩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寫作延至1994年1月。
這本書從最初規劃到最終脫稿,其間有不少變化。開始想寫五章,加上卷首、結卷,其七部分,由於卷首一下沒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開,寫至五章,已逾20萬字,不得不倉促收筆,捨去相當重要的“改造儒學的大師”一章。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為線索,勾畫自“慶曆興學”以來的教育(各式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狀況,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與心態,原本還有結卷,試圖從縱的方面總結兩宋的歷史特點和對今日社會的影響。這兩部分撰寫難度較大,將其捨去,雖有意猶未盡之感,卻有暫時解脫的輕鬆。
本書主要採用敘事筆法,是受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的影響。敘事史學具有古老的傳統,因其獨特的表現力而擁有眾多讀者。但在相當長時期中,這類著述被忽視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專注問題,撰寫論據謹嚴的著作,有興趣拜讀並參與討論的僅限若干同行,而大眾永遠滿足於一般性介紹,或通俗故事,或奇聞趣話。難道嚴肅的史學著作就不能採用更加靈活的結構和較為通俗的語言來表述嗎?難道通俗讀物就不能展現出作者個人的史觀及分析嗎,實際上。無論古今,“述而不作”都難以做到。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每一代歷史家都脫離不了自己所處的現實,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對以往時代的認識與反省,不同經驗的人又會有不同的思索與觀點,這種反省與思索正是現實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歷史著述才得以不斷推陳出新,歷史學才得以進步。從這個意義看,敘事史學這一傳統還應繼承下來,這也正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參考和融八了許多最近的史學研究成果。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余英時先生《士與中國文化》、金錚先生《科舉制與中國文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師鄧廣銘先生、陳樂素先生、漆俠先生、程應鏐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來、朱瑞熙、關履權、汪聖鐸、李裕民、張希清、張其凡、周寶珠、賈大泉、賈玉英諸先生對兩宋歷史的考述,均成為筆者認識和把握宋代制度、風尚的主要依據。上述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釋中說明,有的未及標出,尚希見諒。
我對兩宋歷史發生興趣,還是在上大學的時候。那時內地的宋史研究還很薄弱,歷史系幾個有志於此的同學湊到一起,自發地展開學習和討論,並嘗試著做一些題目。誰知畢業後各奔東西,有的越洋求學,有的乾脆改了行。我勉強算是未離開專業,乾的卻是圖書編目。其間雖也力圖還復舊願,寫了些與宋史沾邊的東西,說到底仍屬歷史文獻的校勘與整理。倏忽十幾年過去,我終於獲準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國內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輩出、碩果纍纍的景況,當我重新檢索曾經感興趣的課題時,驚訝地看到眾多領域都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儘管這使我可以藉助同行的撥引,弄清過去尚還模糊的許多問題,然而要我這樣一個重操舊業的人再做新的掘進,則需要補很多的課。
就在這時,好友趙世瑜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在由他主編的這套縱談上下幾千年的書系中承擔兩宋卷的編撰。這使我放下了手頭所有寫作計畫,重新認識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歷史。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幾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與他們一同求索、一道感傷
本書從1992年初春動筆,年底方寫出頭兩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寫作延至1994年1月。
這本書從最初規劃到最終脫稿,其間有不少變化。開始想寫五章,加上卷首、結卷,其七部分,由於卷首一下沒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開,寫至五章,已逾20萬字,不得不倉促收筆,捨去相當重要的“改造儒學的大師”一章。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為線索,勾畫自“慶曆興學”以來的教育(各式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狀況,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與心態,原本還有結卷,試圖從縱的方面總結兩宋的歷史特點和對今日社會的影響。這兩部分撰寫難度較大,將其捨去,雖有意猶未盡之感,卻有暫時解脫的輕鬆。
本書主要採用敘事筆法,是受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的影響。敘事史學具有古老的傳統,因其獨特的表現力而擁有眾多讀者。但在相當長時期中,這類著述被忽視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專注問題,撰寫論據謹嚴的著作,有興趣拜讀並參與討論的僅限若干同行,而大眾永遠滿足於一般性介紹,或通俗故事,或奇聞趣話。難道嚴肅的史學著作就不能採用更加靈活的結構和較為通俗的語言來表述嗎?難道通俗讀物就不能展現出作者個人的史觀及分析嗎,實際上。無論古今,“述而不作”都難以做到。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每一代歷史家都脫離不了自己所處的現實,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對以往時代的認識與反省,不同經驗的人又會有不同的思索與觀點,這種反省與思索正是現實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歷史著述才得以不斷推陳出新,歷史學才得以進步。從這個意義看,敘事史學這一傳統還應繼承下來,這也正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參考和融八了許多最近的史學研究成果。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余英時先生《士與中國文化》、金錚先生《科舉制與中國文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師鄧廣銘先生、陳樂素先生、漆俠先生、程應鏐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來、朱瑞熙、關履權、汪聖鐸、李裕民、張希清、張其凡、周寶珠、賈大泉、賈玉英諸先生對兩宋歷史的考述,均成為筆者認識和把握宋代制度、風尚的主要依據。上述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釋中說明,有的未及標出,尚希見諒。
序言
這套叢書的組織、撰寫和出版至今,已經悠悠20年過去。對於一個普通的學者來說,20年差不多是其學術生命的一半。本叢書的作者或從青年進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這套書,眼前已不僅是由一個個歷史人物編織成的歷史畫卷,還有各自20年學術生涯的風雨如磐。
當年組織這套叢書的初衷,是希望專業的歷史學者用比較通俗的形式,給讀者奉獻一套比較生動可讀的歷史讀物,既不失學術性和思想性,也充滿趣味性,使社會大眾更喜歡歷史,更理解歷史。這些想法的詳細表述仍可參見原書總序,茲不贅述。
由於各種原因,這套叢書在當年並沒有引起巨大的反響,這讓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報》上一篇小文中的話
我們指出了史學價值或功能之實現,不僅依賴於史學及史學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賴於客群自身的改造。但這並不是說,史學只能消極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說.要想成功地實現史學的價值,必須依賴全社會的努力。
當時的情況是,在改革開放進行到第十個年頭的時候,商品大潮湧起,傳統基礎學科不為人所重,歷史讀物無人問津,業內對“史學危機”議論頻頻。我當時以為,除了歷史學者自身的問題外,當時的社會氛圍也不可能形成對歷史作品的關注。
時至今日,情況已然大變,社會對歷史題材的興趣變得濃厚了許多,央視《百家講壇》講秦漢,講唐宋,講明清,一時間吸引了許多普通觀眾的眼球。一些對歷史感興趣的作者撰寫的通俗讀物(如《明朝那些事兒》等),也頓受市場歡迎。這固然有傳播方式已突破了傳統的紙媒、變得多樣化的緣故,與學者放下身段,採用類似“說書”的方式有關,也與客群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無關係。
眾所周知,目前國內旅遊業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幾番,但遊客無論去國內旅遊還是到國外觀光,除了自然風光外,最多的就是歷史遺蹟,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對歷史多了幾分興趣。過去人們到北京旅遊,“白天看廟,晚上睡覺”,意思是那時旅遊只有看故宮、天壇、雍和宮這些“寺廟”,晚上又沒有什麼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們對歷史有了幾分興趣,有了幾分知識,再去看就沒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這樣看來,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還是無誤的。普通客群中的內行越來越多,這是歷史學者樂於看到的。
2006年前後,由於社會上對通俗講史與寫史現象議論紛紛,褒貶不一,一些媒體希望我談談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後,終於將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成文,發表在刊物上。我在該文中指出,通俗講史與寫史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這個傳統與專業的講史和寫史具有不盡相同的取向,表達的是不同的歷史觀,所以這個傳統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目標是真正認識這個時代,我們不能總是用本專業的某些優長,去評價別人的短處。我們需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說得中肯一點,這才是我們史學家的本事。否則我們研究歷史會變得尋章摘句,而不是對歷史有巨觀的思考和把握。這不是一個達到很高水準的表現。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面對這種現象應該很平淡,不應該讓社會感覺到我們很焦躁不安。我們不能自己放棄了這個普及歷史知識的責任,卻在不斷地指責他人;我們需要做的,是對古今中外通俗講史的情況認真做點研究。
又是6年過去,我自己沒有對通俗講史的傳統做出任何研究,也沒有再寫什麼通俗的歷史讀物,但我並沒有停止相關的探索。我發現,一些影視工作者開始對歷史題材感興趣,但是,由於沒有有能力的專業人士介入,他們只好親自操刀處理這些極為複雜的題材。他們往往查閱了許多論著,也諮詢了相關專家學者,但由於不具備專業素養,使他們無法分辨孰優孰劣,無法超脫舊觀念的窠臼。比如,電視片《圓明園》以郎世寧及其作品為主線,展現圓明園這個“萬園之園”的盛衰,播出後頗受好評,但是,它仍然講述了一個大清王朝在乾隆時期達到極盛,而到晚清則以“火燒圓明園”為標誌,在列強擠壓下走向末路的傳統故事。可以說,只要讀過中學的歷史.對這一歷史敘事都會耳熟能詳。影片給觀眾留下的,只是新技術手段造就的瑰麗畫面,卻缺少打動人心的思想。
我們這套書出版後,《博覽群書》的李焱為此專門組織了一次小規模的討論,後來以《歷史學術如何走向大眾》為題在該刊上登出。在討論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當時看到一則報導,是陳凱歌的《荊軻剌秦王》上映後,一些影視專家批評該電影過於沉悶,陳凱歌辯解說,他就是想通過這個故事來表現那個時代的人們的精神。王和認為,陳凱歌未必知道秦的時代精神是什麼。我相信王和的判斷是對的,陳凱歌力圖表現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並不是根據史實總結出來的。
我們當然不能苛責這些影視工作者,我們甚至應該感謝他們,用普通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歷史知識,儘管並不盡如人意.我們必須審視自身,為什麼多年來的歷史教育只朝向一個歸宿,即培養歷史學家?為什麼少有能夠用學術語言以外的語言(如文學語言、影視語言,甚至音樂語言)傳遞最新的歷史內容與思想的人才?經過嚴格學科訓練的高學位畢業生為什麼只能擠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這條獨木橋々20年前我呼籲全社會文化素質的提高,有助於史學價值的實現:20年後全社會文化素質的確提高了,就要求我們這些人不斷拿出無論形式還是內容上的精品,否則又怎能抱怨螢屏上清宮戲的泛濫或者對歷史的戲說?
我並不奢望創作於20年前的這套書正是這樣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覽群書》的討論中,我在介紹了各書內容之後,多少還是表達了一些遺憾。這畢竟是多人合作的結果,各自的文風和對主旨的理解多少會有差異,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齊劃一。但是,這畢竟反映了我們當時所做的努力。這次再版,本應做一些大的調整,向我們希冀的目標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調。正如,作者黃燕生說,當他重看自己的書稿時,覺得現在已經寫不出當年那樣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領導崗位,或因教學科研任務比以前更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訂。我期望,在今天的讀者看來,這套書並未落伍。
我要感謝安徽出版集團旗下的時代華文書局落實本套叢書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許多老朋友、老學生,現在都是那裡的元老或中堅。我們的書花落此家,又為我們的舊誼增加了新的緣分。
這套書的再版也讓我想到許多舊事為本書的初版做過許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棟已經多年未通音訊了,陳琳國、房德鄰、沈長雲諸學長也難得一見,葛承雍、王崗、黃燕生、彭衛均有職在身,諸務繁雜,林乾略年輕,正是工作繁重的時候,王和一貫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爾相聚,不過與當年經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個時代,做書似乎是一種理想的實現,也因此結識了許多好友。上世紀80年代中,華夏出版社的《20世紀文庫》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參與的於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見甚稀,至於主其事的鄧正來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許本書再版問世時,是我們這些老友重聚的珍貴機會,這也許和書的出版同樣重要吧。
當年組織這套叢書的初衷,是希望專業的歷史學者用比較通俗的形式,給讀者奉獻一套比較生動可讀的歷史讀物,既不失學術性和思想性,也充滿趣味性,使社會大眾更喜歡歷史,更理解歷史。這些想法的詳細表述仍可參見原書總序,茲不贅述。
由於各種原因,這套叢書在當年並沒有引起巨大的反響,這讓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報》上一篇小文中的話
我們指出了史學價值或功能之實現,不僅依賴於史學及史學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賴於客群自身的改造。但這並不是說,史學只能消極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說.要想成功地實現史學的價值,必須依賴全社會的努力。
當時的情況是,在改革開放進行到第十個年頭的時候,商品大潮湧起,傳統基礎學科不為人所重,歷史讀物無人問津,業內對“史學危機”議論頻頻。我當時以為,除了歷史學者自身的問題外,當時的社會氛圍也不可能形成對歷史作品的關注。
時至今日,情況已然大變,社會對歷史題材的興趣變得濃厚了許多,央視《百家講壇》講秦漢,講唐宋,講明清,一時間吸引了許多普通觀眾的眼球。一些對歷史感興趣的作者撰寫的通俗讀物(如《明朝那些事兒》等),也頓受市場歡迎。這固然有傳播方式已突破了傳統的紙媒、變得多樣化的緣故,與學者放下身段,採用類似“說書”的方式有關,也與客群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無關係。
眾所周知,目前國內旅遊業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幾番,但遊客無論去國內旅遊還是到國外觀光,除了自然風光外,最多的就是歷史遺蹟,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對歷史多了幾分興趣。過去人們到北京旅遊,“白天看廟,晚上睡覺”,意思是那時旅遊只有看故宮、天壇、雍和宮這些“寺廟”,晚上又沒有什麼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們對歷史有了幾分興趣,有了幾分知識,再去看就沒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這樣看來,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還是無誤的。普通客群中的內行越來越多,這是歷史學者樂於看到的。
2006年前後,由於社會上對通俗講史與寫史現象議論紛紛,褒貶不一,一些媒體希望我談談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後,終於將一次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成文,發表在刊物上。我在該文中指出,通俗講史與寫史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這個傳統與專業的講史和寫史具有不盡相同的取向,表達的是不同的歷史觀,所以這個傳統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目標是真正認識這個時代,我們不能總是用本專業的某些優長,去評價別人的短處。我們需要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說得中肯一點,這才是我們史學家的本事。否則我們研究歷史會變得尋章摘句,而不是對歷史有巨觀的思考和把握。這不是一個達到很高水準的表現。
作為歷史學家,我們面對這種現象應該很平淡,不應該讓社會感覺到我們很焦躁不安。我們不能自己放棄了這個普及歷史知識的責任,卻在不斷地指責他人;我們需要做的,是對古今中外通俗講史的情況認真做點研究。
又是6年過去,我自己沒有對通俗講史的傳統做出任何研究,也沒有再寫什麼通俗的歷史讀物,但我並沒有停止相關的探索。我發現,一些影視工作者開始對歷史題材感興趣,但是,由於沒有有能力的專業人士介入,他們只好親自操刀處理這些極為複雜的題材。他們往往查閱了許多論著,也諮詢了相關專家學者,但由於不具備專業素養,使他們無法分辨孰優孰劣,無法超脫舊觀念的窠臼。比如,電視片《圓明園》以郎世寧及其作品為主線,展現圓明園這個“萬園之園”的盛衰,播出後頗受好評,但是,它仍然講述了一個大清王朝在乾隆時期達到極盛,而到晚清則以“火燒圓明園”為標誌,在列強擠壓下走向末路的傳統故事。可以說,只要讀過中學的歷史.對這一歷史敘事都會耳熟能詳。影片給觀眾留下的,只是新技術手段造就的瑰麗畫面,卻缺少打動人心的思想。
我們這套書出版後,《博覽群書》的李焱為此專門組織了一次小規模的討論,後來以《歷史學術如何走向大眾》為題在該刊上登出。在討論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當時看到一則報導,是陳凱歌的《荊軻剌秦王》上映後,一些影視專家批評該電影過於沉悶,陳凱歌辯解說,他就是想通過這個故事來表現那個時代的人們的精神。王和認為,陳凱歌未必知道秦的時代精神是什麼。我相信王和的判斷是對的,陳凱歌力圖表現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並不是根據史實總結出來的。
我們當然不能苛責這些影視工作者,我們甚至應該感謝他們,用普通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歷史知識,儘管並不盡如人意.我們必須審視自身,為什麼多年來的歷史教育只朝向一個歸宿,即培養歷史學家?為什麼少有能夠用學術語言以外的語言(如文學語言、影視語言,甚至音樂語言)傳遞最新的歷史內容與思想的人才?經過嚴格學科訓練的高學位畢業生為什麼只能擠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這條獨木橋々20年前我呼籲全社會文化素質的提高,有助於史學價值的實現:20年後全社會文化素質的確提高了,就要求我們這些人不斷拿出無論形式還是內容上的精品,否則又怎能抱怨螢屏上清宮戲的泛濫或者對歷史的戲說?
我並不奢望創作於20年前的這套書正是這樣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覽群書》的討論中,我在介紹了各書內容之後,多少還是表達了一些遺憾。這畢竟是多人合作的結果,各自的文風和對主旨的理解多少會有差異,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齊劃一。但是,這畢竟反映了我們當時所做的努力。這次再版,本應做一些大的調整,向我們希冀的目標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調。正如,作者黃燕生說,當他重看自己的書稿時,覺得現在已經寫不出當年那樣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領導崗位,或因教學科研任務比以前更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訂。我期望,在今天的讀者看來,這套書並未落伍。
我要感謝安徽出版集團旗下的時代華文書局落實本套叢書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許多老朋友、老學生,現在都是那裡的元老或中堅。我們的書花落此家,又為我們的舊誼增加了新的緣分。
這套書的再版也讓我想到許多舊事為本書的初版做過許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棟已經多年未通音訊了,陳琳國、房德鄰、沈長雲諸學長也難得一見,葛承雍、王崗、黃燕生、彭衛均有職在身,諸務繁雜,林乾略年輕,正是工作繁重的時候,王和一貫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爾相聚,不過與當年經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個時代,做書似乎是一種理想的實現,也因此結識了許多好友。上世紀80年代中,華夏出版社的《20世紀文庫》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參與的於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見甚稀,至於主其事的鄧正來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許本書再版問世時,是我們這些老友重聚的珍貴機會,這也許和書的出版同樣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