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人物生平,早年求學,就讀北大,輾轉西南,前往重慶,再返北大,建國初期,遭受

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1998年1月10日），字恭三，中國歷史學家、著名宋史學家，是20世紀中國宋史研究的主要開創者和奠基人。1907年3月16日生於山東德州臨邑。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在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留校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史學系助教。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到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撰寫了《岳飛》一書，把岳飛傳記的寫作提高到學術研究的水平。60年代初，執筆撰寫了《中國史綱要》中宋遼金史部分，成為高校文科的首選教材之一。1980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和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1981年任博士生導師。從1954年起，先後擔任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系主任、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成員、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98年1月10日上午9時50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歲。

鄧廣銘畢生致力於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唐宋遼金史的研究。涉及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學術文化史各方面的重大課題，精於歷史人物傳記之作，在古籍整理方面，亦有精深的研究。他因其在宋史方面超越前人的成就，成為宋史學界的一代宗師。

概述圖片參考來源：《山東籍的當代文化名人》

基本介紹

中文名：鄧廣銘
外文名：字恭三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山東臨邑齊家莊
出生日期：1907年3月16日
逝世日期：1998年1月10日
職業：中國歷史學家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主要成就：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
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成員
曾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
代表作品：《稼軒詞編年箋注》、《宋史職官志考正》、《岳飛傳》、《王安石》、《韓世忠年譜》

人物生平,早年求學,就讀北大,輾轉西南,前往重慶,再返北大,建國初期,遭受批判,文革歲月,學術再盛,退休之後,主要成就,宋史研究,歷史教育,人物評價,個人作品,軼事典故,交往人物,被逼買書,拒約南下,反對八條,儒法鬥爭,親屬成員,兄弟,女兒,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3月16日，鄧廣銘生於山東省德州臨邑縣齊家莊，兄弟六人，鄧廣銘排行第二。民國二年（1913年）入讀私塾，歷時七年半。

民國九年（1920年）秋，鄧廣銘考入臨邑縣立第一高等國小，在學三年。在校期間首次接觸到新文化思潮。初讀《胡適文存》，“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周作人這許多參加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名字，也都在我的腦子裡占有了地位。”（《自傳》）

民國十二年（1923年）夏，鄧廣銘考入設於濟南之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與後來成為著名詩人、文學家的臧克家、李廣田等結為同窗好友。在熱心於新文化運動的校長王祝晨倡導下，鄧廣銘閱讀大量介紹新思潮的報刊雜誌，如《創造月刊》、《京報》、《語絲》、《現代評論》等；校方還特地延請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人來校作短期講學，使學生們的眼界大為開闊。

民國十三年（1924年）秋，鄧廣銘加入由高年級同學創辦之“書報介紹社”，得以恣意瀏覽南北各地所出之新書，受到了“真正的啟蒙教育”，並對歷史上一些建立了大功業、具有高亮奇偉志節的英雄人物起了無限憧憬之情，並且了解到治史考史工作之大有可為，對於其後的治學道路，起到了一些導向作用。

民國十六年（1927年）秋，鄧廣銘升讀後期師範（相當於高中）二年級。因反對軍閥張宗昌任命之守舊派新校長，參與發起全校學生罷課，被開除學籍。是年冬，鄧廣銘至北平，旁聽北京大學英語課程。

民國十七年（1928年）夏，因學費無著，鄧廣銘又返回山東，四處謀求職業。民國十九年（1930年）秋，鄧廣銘再次從山東前往北平，一方面在北京大學旁聽一些課程，一方面入讀一私立中學畢業班，以期取得高中畢業文憑，報考大學。民國二十年（1931年）夏，鄧廣銘報考北京大學，但未被錄取，考入輔仁大學英語系。

就讀北大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鄧廣銘在輔仁大學讀書期間，為周作人學術演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做詳細記錄。9月，由北平人文書局出版。同年夏，鄧廣銘考取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當時北京大學教授名家累累，有胡適、傅斯年、孟森、錢穆、顧頡剛等人，極一時之盛，為鄧廣銘的早期學術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鄧廣銘與北京大學英文系學生李廣田、師大中文系學生王余侗等共同編輯文學刊物《牧野》，於該刊發表《創刊號題詞》及雜文、文學作品多篇。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秋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夏，北京大學三年級的鄧廣銘與同班同學傅樂煥、張公量共同為天津《益世報》主編《讀書周刊》（名義上由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毛子水主編），開始於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國聞周報》及《益世報·讀書周刊》等報刊發表書評等類學術文章。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秋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夏，鄧廣銘就讀北京大學四年級，期間選修胡適“傳記文學習作”課，以《陳龍川傳》作為畢業論文，獲指導教授胡適讚賞。

鄧廣銘從北大史學系畢業後，胡適將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員，併兼史學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長就是由胡適兼任的。傅斯年當時從這一屆的文、史兩系畢業生中物色了幾位有培養前途的人，要他們去史語所工作，其中也有鄧廣銘。但由於此時史語所已經遷往南京，鄧廣銘表示自己還是願意留在北京大學，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強。留校以後，鄧廣銘在文科研究所主要從事兩項工作，一是與羅爾綱一起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曆代石刻拓片，二是協助錢穆校點整理他為編寫《國史大綱》而蒐集的一些資料。

在畢業後的一年間，鄧廣銘確定了他畢生的學術方向。在胡適給他的畢業論文《陳龍川傳》所寫的評語中，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陳同甫與辛稼軒交情甚篤，過從亦多，文中很少說及，應予補述。”這就是鄧廣銘研究辛棄疾的最初契機。另外，他選擇這樣一個學術領域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也有很大關係。在《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一書的《自序》中，他如是說：“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之所以形成，……從客觀方面說，則是為我所居處的人文環境、時代思潮和我國家我民族的現實境遇和我從之受業的幾位碩學大師所規定了的。”幾年前，他在一次訪談中說到當初選擇陳亮做傳記，其中隱含的一個動機，就是“當時日寇步步進逼，國難日亟，而陳亮正是一位愛國之士；後來我寫辛棄疾，也有這方面的原因”。這是那一代學者身上所承載的國家和民族責任感。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鄧廣銘的《〈辛稼軒年譜〉及〈稼軒詞疏證〉總辨正》刊出，獲得胡適、陳寅恪、夏承燾等大家之好評，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研究資助。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北平逐漸為日軍占領，北京大學決定南遷。鄧廣銘轉往“北平圖書館”繼續研究工作，受到趙萬里先生多方幫助。

輾轉西南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夏，鄧廣銘於北平西北城寓廬撰成《辛稼軒年譜》編例。同年秋，鄧廣銘應北京大學師友召邀，準備南下赴昆明西南聯合大學。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鄧廣銘編寫完成《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初稿；編成《辛稼軒詩文抄存》。同年夏8月，鄧廣銘奉傅斯年之召，自天津遵海而下，經上海、香港、越南河內繞道前往雲南昆明，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高級助教。途經上海的時候，鄧廣銘拜謁任教於之江大學的夏承燾。是年冬，夏承燾為《稼軒詞編年箋注》作序，稱“予友鄧君恭三治文史，瞭然於遞嬗之故，出其緒餘，為《稼軒年譜》，並箋其詞，曩余獲見一二，驚為罕覯。頃恭三自北平游滇，道出上海，乃得讀其全稿。鉤稽之廣，用思之密，洪興祖、顧嗣立之於昌黎，殆無以過。”

此時陳寅恪已被聘為北京大學文研所專任導師，在這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裡，鄧廣銘與陳寅恪同住一樓，朝夕相從，“實際上等於做他的助教”。鄧廣銘晚年在談到他的學術師承時說，自從踏入史學之門，“在對我的治學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給予我的指導和教益最為深切的，先後有傅斯年、胡適、陳寅恪三位先生。”不過從他一生的學術軌跡來看，陳寅恪對他的影響似乎並不明顯。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春，鄧廣銘完成《稼軒詞編年箋注》例言於昆明青雲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並旁聽陳寅恪的課程，實際上鄧廣銘成為陳寅恪的助教，日夕親其謦欬。鄧廣銘《自傳》說：“這對我來說，收穫之大確實是勝讀十年書的。從陳先生的處事接物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學者的風範”。在昆明期間，鄧廣銘與毛子水先生切磋往來頗勤。12月，鄧廣銘隨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鎮。此後兩年間，鄧廣銘從事於《宋史》部分志、傳之校正工作。

前往重慶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鄧廣銘徵得傅斯年的同意，應聘前往重慶，以便把仍滯留於北平的妻女接出。經友人何茲全介紹，鄧廣銘去CC派劉百閔主持的中國文化服務社任編審，主編《讀書通訊》。發表《<宋史·職官志> 抉原匡謬》、《評周谷城著〈中國通史〉》等作品。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7月，鄧廣銘經傅斯年鼎力舉薦，被內遷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聘為史地系副教授。由於他在復旦講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課“中國通史”頗受學生歡迎，兩年後就晉升為教授。在此期間，鄧廣銘的《陳龍川傳》、《韓世忠年譜》、《岳飛》三部著作也相繼由重慶的獨立出版社和勝利出版社刊行。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秋，鄧廣銘帶領復旦大學史地系高年級學生參觀在重慶舉行之文物展覽，曾昭燏親自解說，李濟作總結報告，學生獲益良多。鄧廣銘又徇學生之請，請傅斯年、郭沫若至史地系作學術演講。《韓世忠年譜》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出版，《陳龍川傳》再版。發表《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問題辨析》、《辛稼軒交遊考》、《〈宋史·許及之王自中傳〉辨正》等篇文章。鄧廣銘還應重慶勝利出版社之約，撰寫《岳飛》一書。為更加完善，鄧廣銘再回李莊，蒐集有關岳飛資料；是冬，《岳飛》寫成。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鄧廣銘任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8月15日，抗戰勝利之日，鄧廣銘《岳飛》印出發行。鄧廣銘回憶說：“這兩件事情的巧合，使我永遠難忘。”（《自傳》）重慶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在其未回國就任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長。鄧廣銘應傅斯年先生邀約，決定回北京大學史學系任教。當時有一種不成文的慣例，若是在別的大學做了教授，到北大只能降格做副教授，當傅斯年提出名義問題時，鄧廣銘並無異議。

再返北大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5月7日，鄧廣銘由重慶飛返北平，自次日起，應代理校長傅斯年要求，協助工作，成為北京大學校長辦公室無聘書、無薪給之兼任秘書。8月，校長鬍適就職後，鄧廣銘仍兼任校長室秘書。10月，任天津《大公報》副刊《文史周刊》執行編輯（胡適主編）。同月，北京大學正式開課，鄧廣銘任史學系副教授，講授“中國通史”及“隋唐五代宋遼金史”課程。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鄧廣銘發表《〈宋史〉岳飛、張憲、牛皋、楊再興傳考辨》。同年出版《辛稼軒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稼軒詩文抄存》（上海商務印書館版，1956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杜、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香港中華書局重印）。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鄧廣銘發表《〈宋史·職官志〉考正》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陳寅恪為之作序，稱譽云：“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其神思之縝密，志願之果毅，逾越等倫。他日新宋學之建立，先生當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無疑也。”完成〈〈宋史·刑法志〉考正》。協助胡適、黎錦熙訂補《齊白石自述編年》，自《白石詩草》及其朋輩的著作中搜輯出有關白石生平的資料，鄧廣銘與二先生共同寫成《齊白石年譜》。發表《漢武帝的“王霸並用”的治術》、《西周初年的封建》、《北宋舊黨人士的“兩截底議論”》、《辛稼軒晚年的降官和敘復》及《揭發“國定錯誤”廢除“國定課本”》等篇文章。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月初，鄧廣銘將《齊白石年譜》定本寄交已經離開北平的胡適。3月，鄧廣銘與胡適、黎錦熙合編之《齊白石年譜》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2月，鄧廣銘的《〈宋史·刑法志>考正》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建國初期

1950年，鄧廣銘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1951年，鄧廣銘參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由是年起，北京大學史學系、清華大學歷史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天津《大公報》編輯副刊《史學周刊》，鄧廣銘代表北京大學史學系參與其事。秋，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之文理學院各系與北京大學合併，北京大學遷至燕京大學原址，北京大學史學系改稱歷史系（由翦伯贊擔任系主任）。此後多年間，鄧廣銘負責講授《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史》、《宋史專題》及《史學方法論》、《唐宋農民戰爭史》等課程。期間發表《論岳飛》、《論鐘相、楊么的起義和岳飛的絞殺起義軍》等文章。

1952年，鄧廣銘發表《論王莽的代漢和改制》、《試談唐末的農民起義》等文章。1953年，《大公報》停刊，《光明日報》創辦《史學》專刊，鄧廣銘在范文瀾、翦伯贊領導下，由北京大學歷史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編輯，鄧廣銘仍代表北京大學歷史系參與其事。其間，《王安石》一書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並發表《“銅活字”和“瓢活字”問題》、《翟讓究竟是在哪一年起義的》等文章。

1954年，鄧廣銘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當時學校因批判胡適之唯心主義，批判胡風之“反革命文藝思想”，停課甚久。於其間，鄧廣銘將舊著《岳飛》大加修改，易名為《岳飛傳》。還發表《唐代租庸調法研究》、《愛國詞人辛稼軒》等文。1955年，鄧廣銘出版《岳飛傳》（北京三聯書店版）。

1956年，由周一良、張芝聯介紹，鄧廣銘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在《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初稿基礎上進行修改補充，撰成二書之《題記》。《辛棄疾（稼軒）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表《〈遼史·兵衛志〉中“御帳親軍”、“大首領部族軍”兩事目考源辨誤》等文章。

遭受批判

1957年夏，反右運動起，北京大學停課數月搞運動。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出版（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版，1962年上海中華書局、1978年、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除此之外，鄧廣銘還發表《論趙匡胤》、《評向達教授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等文章。

1958年，鄧廣銘在雙反運動（後改為“拔白旗運動”）中受到批判，歷史系集中批判“資產階級史學觀點、資產階級史學方法”。鄧廣銘因在教學過程中提出年代學、職官制度、歷史地理與目錄學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而受到批判。“歷史系學生以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要拔掉我這面白旗。結局是宣布不許我再上課。”（《自傳》）《光明日報·史學》專刊改由北大歷史系獨負編輯之責，專刊之領導仍為范文瀾、剪伯贊二人，由鄧廣銘、田餘慶、陳慶華、張寄謙四人任執行編輯，實際上以鄧廣銘為此四人小組之組長。一直到1963年，鄧廣銘才重新獲得為學生授課的資格。但此後迄至文革結束，學術研究工作基本處於停頓狀態。

1959年，郭沫若、翦伯贊相繼在《光明日報》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起學術界討論與關注，鄧廣銘旋即在《史學》上引起了關於如何評價曹操的一場討論，影響及於全國，後因陳伯達的干預而中止。期間，鄧廣銘參加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設計工作。鄧廣銘與王振鐸合作，為科學出版社《中國古代科學家》一書撰寫《蘇頌》篇（1963年修訂再版）。

1960年，鄧廣銘參加由周揚領導之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設之討論會。1961年，翦伯贊在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建設討論會上接受編寫《中國史綱要》之任務，其後鄧廣銘即以全力編寫該書之宋遼金史部分。鄧廣銘發表《也談關於岳飛和趙構的一段資料》。

1962年年初，鄧廣銘於蘇州“南林飯店”討論《中國史綱要》稿；是冬，《中國史綱要》之《宋遼金史》、《元明清史》部分由人民出版社先行印出。

1963年，鄧廣銘恢復為北京大學學生講課資格。鄧廣銘在《光明日報·史學》專刊上刊出孫達人批判“讓步政策”之文章，繼而引起一場討論。鄧廣銘發表《南宋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及《唐宋莊園制度質疑》等文章。

1964年秋，鄧廣銘至順義縣天竺公社樓台村參加“四清運動”。1965年夏，鄧廣銘由順義縣返回北京。

文革歲月

1966年，全國性史無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國高等院校一律“停課鬧革命”。鄧廣銘旋被指為“反動學術權威”，免去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職務，成為革命之“對象”。自9月開始，鄧廣銘或在北京大學勞動基地太平莊勞動，或回校於“勞改大院”住牛棚參加“改造”。其後雖曾一度獲準至北京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中之《宋史》標點工作，但不久鄧廣銘即被校內“新北大”、“井岡山”兩派組織押回北京大學，進行批鬥。

1969年10月，根據軍宣隊決定，鄧廣銘與北大教職工一起下放至江西鄱陽湖畔之鯉魚洲，從事圍湖造田勞動。

1971年5月初，鄧廣銘被遣返回北京大學。同年九·一三林彪叛國逃亡事件後，北京大學大批師生員工返校。

1972年，在軍宣隊領導下，鄧廣銘在昌平獻陵村“開門辦學”，參加勞動。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應邀訪華，在毛澤東主席會見田中角榮時，“據說曾稱讚他訪華的勇氣，與宋代宰相王安石‘三不足’精神中之‘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頗相似云云”。於是，人民出版社派員與鄧廣銘商洽，請鄧廣銘將舊作《王安石》中敘述“三不足”精神之處加以擴充，爭取當年出版。鄧廣銘堅持“舊作必須進行大量修改，只擴充‘三不足’精神部分絕難了事。”（《自傳》）。其後，鄧廣銘受到“評法批儒”與“批林批孔”諸鬧劇之干擾，出版社要求《王安石》一書須富於“時代氣息”，因而一改再改。

1975年，鄧廣銘《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學術再盛

1978年，鄧廣銘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在教學科研工作中撥亂反正。鄧廣銘還將1954年改寫過之《岳飛傳》重新大幅度修訂，修訂工作亘時五載，改寫部分占全書百分之九十以上。發表《剝掉羅思鼎“史學權威”的畫皮》、《歷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等文章。

1979年，鄧廣銘痛下決心抓本系師資力量建設，同時力排眾議，聘請校外專家學者來系兼課。《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一書，經刪削有關“儒法鬥爭”與“批林批孔”的內容後再版發行。鄧廣銘發表《從一篇黑文看羅思鼎們對宋史和王安石變法的懵懂無知》、《不需要為沈括錦上添花》、《“黃龍痛飲”考釋》等篇文章。

1980年春，鄧廣銘與鄭天挺、周谷城、白壽彝、劉大年共同被推舉為中國史學會理事會主席團成員。同年秋，“1000至1900年中國社會和經濟史”中美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任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團長嚴中平，另一副團長王毓銓）。同年冬，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出任該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同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於上海成立，鄧廣銘被推舉為會長。發表《就有關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臘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鑑定問題答張國光君》、《〈鄂王行實編年〉中所記朱仙鎮之捷及有關岳飛奉詔班師諸事考辨》、《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與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以及《論改革、改良與改良主義的區別》等文章。

1981年，鄧廣銘任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呼籲成立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以求“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同年辭去北大歷史系主任職務。出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副主任、遼宋西夏金史主編。發表《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偽作》、《論秦檜是殺害岳飛的元兇》以及《略論愛國主義和民族英雄》等文章。

1982年，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古史中心）成立。鄧廣銘擔任該中心主任近十年之久，“在此十年之內，此中心培育出許多名傑出學人，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我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自傳》）鄧廣銘還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後改任顧問）。於河南鄭州參加並主持第二屆宋史年會。發表《王安石對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構想》、《再論岳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偽作》、《關於宋江的投降與征方臘問題》等文章。

1983年，鄧廣銘代表社會科學界，任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同年任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後改任顧問）。同年，《岳飛傳》（增訂本）、《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修訂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夏，鄧廣銘於民盟中央舉辦的第二期“多學科學術講座”作“兩宋政治經濟問題”學術講演。秋，鄧廣銘於杭州參加並主持第三屆宋史年會，發表《略談宋學——附說當前國內宋史研究情況》講話。是冬，鄧廣銘率大陸宋史學者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第一次國際宋史研討會，海內外學者共聚一堂。海峽兩岸學者得以直接見面，交流學術意見。鄧廣銘、程應鏐主編之《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發表《三十卷本〈陳龍川文集〉補闕訂誤發覆》、《陳亮反儒問題辨析》等文章。

1985年5月，鄧廣銘與徐規共同發起，北京大學與杭州大學聯合主辦中國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為祖國大陸舉辦的第一次宋史國際學術盛會。《岳飛傳》（增訂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鄧廣銘發表《談談有關宋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略論有關〈涑水記聞〉的幾個問題》、《〈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考》、《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運動》等篇文章。

1987年4至5月，鄧廣銘應日本學術振興會之邀，訪問日本。於石家莊參加並主持宋史學會第四屆年會。在求實出版社《中國古代史講座》發表《兩宋遼金史簡述》；同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校點增訂本《陳亮集》。發表《中國文化的繼往與開來》等篇文章。

退休之後

1988年，鄧廣銘退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赴廣東中山大學參加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並於閉幕式上發言。與學生漆俠合著之《兩宋政治經濟問題》由知識出版社出版。

1989年，鄧廣銘主持編輯出版《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發表《關於周敦頤的師承與傳授》、《學術研究中的實事求是》、《〈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前言》以及《胡適與北京大學》等篇文章。與張希清合作校點之《涑水記聞》於中華書局出版。

1990年，鄧廣銘發表《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大金國志〉與〈金人南遷錄〉的真偽問題兩論》、《朱陳論辯中陳亮王霸義利觀的確解》以及《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贊》等篇文章。

1991年8月，鄧廣銘與漆俠聯合發起，北京大學與河北大學共同主辦第二屆中國國際宋史研討會。10月，值胡適誕辰百周年紀念之際，鄧廣銘赴香港參加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之“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題為《胡著〈說儒〉與郭著〈駁說儒〉平議》之學術報告。是年辭去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之職。發表《對有關〈太平治跡統類〉諸問題的新探索》、《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學派中的地位——附說理學家的開山祖問題》，《辛稼軒歸附南宋初衷和奏進<美芹十論>的主旨——紀念辛稼軒誕辰八百五十周年》、《陳傅良的<歷代兵制>與王銍的<樞廷備檢>》等文章。

1992年春，鄧廣銘於開封宋史學會年會上，辭去宋史研究會會長一職，被推舉為名譽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發表《試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詔書之謎》、《略論辛稼軒作於立春日的<漢宮春>詞的寫作年份和地點——讀鄭騫教授<辛稼軒與韓佗胄>書後》等文章。撰《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自序、自傳於北京大學朗潤園第十公寓。

1993年3月，鄧廣銘南下杭州參加岳飛誕辰八百九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題為《岳飛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人物》之學術講演。發表《關於王安石的居里塋墓及其他諸問題》、校點本《宋諸臣奏議》弁言、《讀〈漫談辛稼軒的經濟生活〉書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把史學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以及《我和北大》等篇文章。

1994年，《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由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唐代租庸調法研究》等學術論文三十九篇，附錄包括《自傳》、《主要著述目錄》等。

1995年，《辛稼軒詩文箋注》（鄧廣銘輯校審訂、辛更儒箋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鄧廣銘發表《〈辨奸論〉真偽問題的重提與再判》、《我與胡適》等文章。鄧廣銘編輯《鄧廣銘治史叢稿》，12月，撰成該書自序。

1996年，鄧廣銘發表《〈永樂大典〉所載〈元一統志·陳亮傳〉考釋》、《為王安石的〈明妃曲〉辨誣》、《略論王安石“為天下理財”的主張及其實踐》、《關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之我見》以及《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等文章。8月8日，鄧廣銘與冰心、柴澤民、王蒙、賈蘭坡、季羨林等五十五人聯名上書國家主席江澤民，呼籲緊急拯救三峽文物。

1997年，鄧廣銘《王安石統一中國的戰略構想及其個人行藏》、《漫談我和胡適之先生的關係》發表。3月，鄧廣銘完成“四寫王安石”工作。5月，《辛稼軒年譜》（增訂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6月，《鄧廣銘治史叢稿》作為《北大名家名著文叢》之一，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收入作者之學術論文四十八篇。7月，鄧廣銘因病住入友誼醫院。臥病中修改完成《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一文，校讀《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校樣，安排了有關《宋諸臣奏議》的出版及本人學術全集的編纂事宜。10月，《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原計畫繼續修訂《岳飛傳》、《陳龍川傳》、《辛棄疾傳》等三部著作，由於臥病而未竟其志。

1998年1月10日上午9時50分，鄧廣銘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歲。1月17日，遺體告別儀式於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鄧廣銘為黎東方《細說中國歷史》所作序文、與劉浦江合作之《〈三朝北盟會編〉研究》刊出，《再論〈辨奸論〉非蘇洵所作》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學術集林》發表。

主要成就

宋史研究

從1940年底至19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從事對《宋史》的考訂工作，後來發表的《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欽若、劉恕諸傳的考證文字，都是在此期間完成的。從他1941年7月8日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來看，他當時似乎有一個對《宋史》全書進行通盤考訂的龐大計畫，信中稱他“已認整理《宋史》為畢生所應從事之大業”，“單論《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絕非三二年內之所可理董畢事者，並本紀、列傳、世家等計之，勢須視為畢生之業矣”。其實他那時已作過考訂的亦不止後來發表的那些篇章。在同一封信中還說：“現札記之已經寫出者，為《職官志考校》約十萬字，《食貨志考校》方成四萬餘字，全部寫完後亦可得十萬字左右，預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傳部分亦曾寫就四五萬字。”另外在《宋史·職官志考正》的“凡例” 中，還提到對《河渠志》和《兵志》也做了考訂，但大概都沒有最後定稿。

宋代傑出人物的譜傳研究（陳亮—辛棄疾—韓世忠—岳飛—王安石）是鄧廣銘宋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他最早研究的宋代人物是陳亮。先後發表《辛稼軒年譜》、《稼軒詞編年箋注》、《宋史職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等，陳寅恪為《宋史職官志考正》作序。1943-1946年，鄧廣銘撰寫了《岳飛》一書，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廣徵博引，考證辨析，鉤沉發覆，匡誤糾謬，把岳飛傳記的寫作提高到學術研究的水平。鄧廣銘先生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始，傾注了巨大心力，歷經半個世紀四寫王安石。文化大革命期間迫於時代要求完成了《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上個世紀80年代初修改後再版，“儒法鬥爭”烙印依然明顯，年過80的鄧廣銘四寫《王安石》花了很多功夫做史料的考訂和辨偽工作。1997出版的第四版《王安石》只是這個計畫的第一步，該書鋪展出頗具特色的熙寧變法改製圖景，凸顯出一個抖落掉污染、誤解和扭曲的政治改變家形象，使王安石以其本來的風度和丰采，再現於讀者面前。

1980年，宋史學會宣告成立，鄧廣銘教授出任會長，在他的努力之下，開創了宋史研究的新局面。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宋史學界悄然向實證學風轉向，實證性的專題研究已占據宋史研究的主導地位，熱衷辨析史事，究心典章制度，蔚然成風，這不能不與鄧廣銘的大力提倡密切相關。

歷史教育

鄧廣銘擔任執行編輯期間除了做好編輯的本職工作，還為史學界發掘和培養了不少後輩人才。不少青年作者投稿到《史學》專刊，鄧廣銘對他們的來稿看得非常仔細，常常鼓勵他們參與到學術討論的實踐中去，在《史學》專刊許多青年學者得到鼓勵和認可，在歷次學術討論得到鍛鍊，從此堅定地走向史學研究的道路。鄧廣銘網羅各地人才，張廣達、王永興、吳榮曾、吳小如都由他收入北大歷史系麾下。以下為鄧廣銘培養的部分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姓名	就讀年份	學歷
漆俠	1948年—1951年初	研究生肄業（已故）
顧菊英	1959年—1962年	研究生肄業
唐兆梅	1960年—1963年	研究生肄業
李裕民	1963年—1966年	研究生畢業
姚德明	1964年—1966年	研究生肄業
張希清	1979年—1982年	碩士畢業
孔繁敏	1979年—1982年	碩士畢業
周生春	1982年—1985年	博士畢業
李寶柱	1982年—1985年	碩士畢業
鄧小南	1982年—1985年	碩士畢業
馬力	1982年—1985年	碩士畢業
楊若薇	1983年—1986年	博士畢業
陳植鍔	1984年—1987年	博士畢業（已故）
劉靜	1984年—1987年	碩士畢業
包偉民	1985年—1988年	博士畢業
殷玉梅	1985年—1988年	碩士畢業
羅家祥	1986年—1989年	博士畢業
江小濤	1986年—1989年	碩士畢業
屈超立	1987年—1988年	博士肄業
趙建武	1990年—1993年	碩士畢業
（資料來源：鄧廣銘誕辰一百周年會議資料）

歷史教育人才的培養有賴於一定的途徑和方法。鄧廣銘長期從事高校的歷史教學工作，在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60餘載。在課堂上為學生提出了許多關於歷史學習的理論與方法，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學習中國古代史的“四把鑰匙”的理論。具體來說這四把鑰匙分別是：年代學、歷史地理、職官制度、目錄學。這是鄧廣銘對傅斯年先生"史學即是史料學"的繼承和發展。

人物評價

鄧廣銘自評：我這個人，既非才子也非庸人，而是介乎二者之間。我的‘三十功名’是從‘塵與土’中爬出來的。這幾十年來，我在學術上沒有停頓，一是因為有大師指導；二是因為一直處在學術中心；三是因為我所交往、包括‘交戰’的，都是一個時代的人物。
漆俠：先生畢生盡力於學術研究，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治學精神，學術上卓越的成就，將如生活之樹一樣，萬古長青。
鄧小南：父親坦率磊落的性格，即使在逆境中，也表露無遺。
周一良：“與一般史學家不同的一點是，他不但研究歷史，而且寫歷史。…… 當代研究斷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這一段歷史，又能寫這一段歷史。 ”
陳智超：（鄧廣銘）寫作六十年，論戰一甲子。
郝斌：鄧先生的性格本來豪爽、痛快，那幾年（撥不亂反正），他簡直處於亢奮狀態。
包偉民：先生是對於宋代歷史研究貢獻最大的學者。他提出了關於宋代歷史的一系列核心議題，對其中許多專題展開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學術觀點至今仍難被超越。他的研究更旁及遼、金歷史，並提出了構建“大宋史”學術體系的主張。他的這些學術貢獻推動著這一研究領域學科體系的建立。鄧廣銘先生在這一學術領域作為組織者與推動者的歷史地位，無人能及。

個人作品

作者	作品	出版社	出版年份
鄧廣銘編撰	《辛稼軒先生年譜》	商務印書館	1947
辛啟泰原輯；鄧廣銘	《稼軒詩文鈔存》	商務印書館	1947
鄧廣銘著	《王安石》	三聯書店	1953
鄧廣銘著	《岳飛傳》	三聯書店	1955
辛棄疾著；鄧廣銘輯校	《辛稼軒詩文鈔存》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辛棄疾著；鄧廣銘輯校	《稼軒詞編年箋注》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7
鄧廣銘著	《辛稼軒年譜》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57
鄧廣銘著	《王安石：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	人民出版社	1975
辛棄疾著；鄧廣銘輯校	《稼軒詞編年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鄧廣銘主編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第五冊，封建社會》	中華書局	1982
翦伯贊、鄭天挺、鄧廣銘主編	《中國通史參考資料：宋遼金》	中華書局	1982
鄧廣銘著	《岳飛傳》	人民出版社	1983
鄧廣銘、酈家駒主編	《宋史研究論文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鄧廣銘、酈家駒主編	《宋史研究論文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鄧廣銘、程應主編	《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4
林甘泉、鄧廣銘、張希清著	《歷史科學研究的新曆程：1978至1986年《史學》專刊文論》	光明日報出版社	1987
陳亮著；鄧廣銘輯校	《陳亮集》	中華書局	1987
鄧廣銘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鄧廣銘、漆俠著	《兩宋政治經濟問題》	知識出版社	1988
司馬光撰；鄧廣銘輯校	《涑水記聞》	中華書局	1989
鄧廣銘、漆俠主編	《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	河北大學出版社	1991
辛棄疾著；鄧廣銘輯校	《稼軒詞編年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鄧廣銘著	《鄧廣銘學術論著自選集》	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
鄧廣銘著	《鄧廣銘治史叢稿》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鄧廣銘著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人民出版社	1997
鄧廣銘著	《鄧廣銘學術文化隨筆》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8
鄧廣銘著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鄧廣銘著	《鄧廣銘學述》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鄧廣銘著	《韓世忠年譜》	三聯書店	2007

軼事典故

交往人物

在北大求學期間，鄧廣銘遇到了對他此生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胡適，另一位是傅斯年。

胡適自1932年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至“七·七事變”後才去職。在此期間，他為史學系講授過中國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概要等課程。鄧廣銘上四年級時，選修了胡適開設的一門“傳記文學習作”課。這門課要求每位學生做一篇歷史人物的傳記，胡適開列了十幾個歷史人物供學生選擇，其中宋代人物有歐陽修和陳亮。鄧廣銘在此之前曾寫過一篇有關浙東學派的文章，於是便決定寫一篇《陳龍川傳》，作為他的畢業論文。1936年春，鄧廣銘完成了這篇12萬字的畢業論文，得到胡適的很高評價，胡適給了他95分，並寫下這樣的評語：“這是一本可讀的新傳記。……寫朱陳爭辨王霸義利一章，曲盡雙方思致，條理脈絡都極清晰。”胡適還到處對人稱讚這篇論文，“逢人滿口說鄧生”，這對初出茅廬的鄧廣銘是一個極大的鼓勵。這件事情對他以後的學術道路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他之所以選擇宋史研究作為其畢生的學術事業，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來撰寫歷史人物譜傳，先後寫出《陳龍川傳》、《岳飛傳》、《辛棄疾》、《王安石》這四部奠定其學術地位的宋人傳記，與胡適都有很大關係。可以說，一部《陳龍川傳》，基本上決定了鄧廣銘一生的學術方向。

鄧廣銘在《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經說到，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三位前輩學者是胡適、傅斯年和陳寅恪，“而在他們三位之中，對於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則是傅斯年先生。”鄧廣銘與傅斯年的師生淵源始於大學時代。傅斯年的本職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1930年，北大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因採用一中學教師編寫的中國近代史教材作為自己的講義，受到學生攻擊，因而去職，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鄧廣銘入學後不久，系主任一職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陳受頤接任，但傅斯年仍長期擔任史學系兼職教授。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先後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擇題研究、漢魏史擇題研究等五六門課。其中“史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給鄧廣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並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掛在嘴邊。前幾年，鄧廣銘在一次訪談中談到傅斯年的史學觀念對他的影響時說：“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後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我置身這樣一種學術環境中，受到這種風氣的浸染，逐漸在實踐中養成自己的治史風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觀念。”如果說鄧廣銘在學術方向的選擇上主要是受胡適的引導，那么他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則留下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烙印。不過要說傅斯年對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還是在畢業以後的十年。

若是就狹義的專業領域的師承關係來說，不論是胡適還是傅斯年，對宋遼金史都談不上有什麼專門研究。大學時代，鄧廣銘也上過兩門屬於這個領域的專業課，一門是蒙文通講授的宋史，另一門是姚從吾講授的遼金元史。但這兩位先生都沒有給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帶來什麼重要影響，他對這兩位學者的評價也比較低調。

被逼買書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間，傅斯年總是千方百計地想要把鄧廣銘研治宋史的專業思想鞏固下來。當時正值《宋會要輯稿》刊行，因價格不菲，鄧廣銘原本不想買的，傅斯年卻非逼著他買下一部，並先由文研所墊付書款。鄧廣銘晚年回味這段往事，不無感慨地說，他最後選擇宋史研究作為終身的學術事業，可以說是傅斯年給逼出來的。

拒約南下

從此以後，鄧廣銘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母校北京大學。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為台灣大學校長，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實該校的師資力量。就在這年12月中旬胡適飛往南京之後，傅斯年屢次以北大校長鬍適和教育部長朱家驊的名義致電北大秘書長鄭天挺，指明要邀請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鄧廣銘。當鄭天挺詢問鄧廣銘的意向時，他這樣回答說：“如果單純就我與胡、傅兩先生的關係來說，我自然應當應命前去，但目前的事並不那樣單純。胡、傅兩先生事實上是要為蔣介石殉葬去的。他們對蔣介石及其政府的關係都很深厚，都有義務那樣做。我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並無任何關係，因而不能跟隨他們採取同樣行動。”儘管鄧廣銘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未來的新政權懷著一種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沒有作去台大的打算。

反對八條

忠誠於學術是鄧廣銘的一貫原則，儘管有時候堅持自己的信念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長張盤石讓李新主持中國小歷史地理地圖教材的編寫工作，李新為此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及部分歷史學家討論編寫條例，其指導方針是由吳晗起草並經周恩來批准的“八條”，“八條”的基本原則是要根據新中國的疆域來解釋歷史，將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國與國的矛盾看作是國內的民族矛盾。鄧廣銘在會上堅決反對這一原則，認為應該尊重歷史，不能根據現實去曲解歷史。因為“八條”是總理批准了的，所以他的意見顯得很孤立，但他始終堅持己見，結果會議不了了之。後來有人向上面反映說：鄧廣銘把會議攪黃了。

儒法鬥爭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據說毛澤東在會見田中時，曾對他說過這樣一番話：二戰後的日本歷任首相全都反華，而你卻要來恢復中日邦交，這很類似於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蘇修對你此次來訪極力反對，而你卻置之不顧，這又頗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氣概。於是人民出版社就來找鄧廣銘商量，請他按照毛澤東的談話精神，對50年代寫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補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當時的慣例，將鄧廣銘此次重寫的《王安石》印出百來本討論稿，送到各大學和研究機關進行討論，而反饋回來的意見，都說對“儒法鬥爭”反映得很不夠，於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後這部書稿終於比照“儒法鬥爭”的需要改定出版了。

親屬成員

兄弟

大哥：鄧廣鐸。

四弟：鄧廣鎮。

女兒

鄧可因，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幹事。

鄧可蘊

鄧小南，1950年6月生於北京，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員等。

鄧廣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