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於山東聊城一個舉人之家,初字夢簪。祖籍江西永豐,先祖
傅以漸,是清代順治年間的首任狀元。
宣統元年(1909年),就讀於天津府立中學堂。 民國二年(1913年)考入
北京大學預科。民國五年(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本科國文門,曾著《文學革新申義》回響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提倡
白話文。
民國七年(1918年)夏,受到民主與科學新思潮的影響,與
羅家倫、
毛準等組織
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響頗廣,從而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
民國八年(1919年),
五四運動期間,傅斯年擔任遊行總指揮,後因受
胡適思想影響,反對“過急”運動;不久退出學運,回到書齋。
留歐歲月
民國八年(1919年)夏,傅斯年大學畢業後考取
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負笈歐洲,先入英國
愛丁堡大學,後轉入
倫敦大學研究院,研究學習實驗心理學、生理學、數學、物理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等。
民國十二年(1923年),傅斯年入
柏林大學哲學院,學習比較語言學等。
大學任教
民國十五年(1926年)冬,傅斯年應
中山大學之聘回國。民國十六年(1927年)任中山大學教授,文學院長,兼任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學創立語言歷史研究所,任所長。此後數年,他一直工作在學界,掌管過西南聯大、北京大學以及台灣大學的校政,培養出了大批優秀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同年,
四·一二政變發生後,傅斯年寫信給李石曾,表示贊同蔣介石的清黨。
民國十七年(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籌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年底,歷史語言所成立,傅斯年任專職研究員兼所長,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編。
民國十八年(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
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及“
中國古代文學史”。其間先後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等職。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他參加胡適主持的獨立評論社,在《獨立評論》周刊上發表的政論文章,擁蔣反共,但贊成抗日,對
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有所批評。
九一八事變後,傅斯年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0月出版了《
東北史綱》一書,針對日本學者“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反動言論,從歷史角度詳細地論證了東北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史實,字裡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此書後由李濟翻譯成英文,送交
國際聯盟。《東北史綱》一書為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明確指出東北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各國公認之事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南生活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傅斯年赴重慶,連續四次當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任西南聯大教授,主張抗戰,抨擊貪官污吏。抗戰勝利後,一度代理北京大學校長。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傅斯年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當選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同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遷台餘生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月,傅隨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台北,併兼
台灣大學校長。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嚴懲貪官污吏,整制政風,反對“中國走布爾什維克道路”;在學術上,信奉考證學派傳統,主張純客觀科學研究,注重史料的發現與考訂,發表過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論文,並多次去安陽指導殷墟發掘。他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延攬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績。
晚年傅斯年身體肥胖,患有高血壓,醫生囑咐他少吃鹽或不吃鹽,並戒肉類葷腥。又查出患有膽結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灣省議會答覆教育行政質詢時過度激動,講完話時,大約是6時10分,傅斯年滿含怨氣地慢步走下講壇。就在即將回到座位時,他突然臉色蒼白,步履踉蹌,坐在台下的陳雪屏見狀,趕緊上前攙扶,傅只說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陳雪屏懷中昏厥過去。離得較近的議員劉傳來趕緊跑上前來,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員的坐席上,讓其躺下,順便拿陳雪屏的皮包做了枕頭。從此傅進入昏迷狀態。“突患腦溢血逝世於議場”,享年55歲。傅斯年逝世後,葬於台灣大學校園,校內設有希臘式紀念亭傅園及“傅鐘”;其中,“傅鐘”啟用後成為台灣大學的象徵,每節上下課會鐘響21聲,因傅斯年曾說過:“一天只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主要貢獻
史語研究
傅斯年回國後在
中山大學教書,民國十六年(1927年)秋,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民國十七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後他即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以史語所為基礎,對中國近代學術事業作出很大貢獻。為近代中國學術事業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到史語所領導研究工作,如:陳寅恪、徐中舒、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李濟、董作賓、梁思永。民國十六年(1927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是史語所的鼎盛時期,傅斯年收羅很多人才到史語所來。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大家,如:陳槃、石璋如、丁聲樹、勞乾、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尋、全漢升、鄧廣銘、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董同和、馬學良、張琨、逯欽立、周法高、嚴耕望等等。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過傅斯年的培養,也或多或少繼承了他嚴謹的重材料、重考證的學風。
文獻整理
傅斯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後,還參與搶救、整理明清檔案。清朝內閣大庫的檔案,內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從宣統元年(1909年)國庫房損壞搬出存放後,幾經遷徙、幾易主人,潮濕腐爛、鼠吃蟲蛀,損失極為嚴重。其中一次主管者——歷史博物館以經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價格將此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著名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由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萬元將這批幾乎要進造紙廠的檔案買下,然而已由15萬斤減為12、3萬斤,少了2萬多斤。搶救下這批十分珍貴的檔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傅斯年極重視史料和新史料的獲得。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說:“(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視清檔案的搶救整理和殷墟的發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擴張新材料。
考古研究
傅斯年參與了科學發掘河南
安陽殷墟的工程。小屯殷墟因出土甲骨出名之後,古董商、藥材商蜂擁而至。殷墟現場受到嚴重破壞。傅斯年遂呈請
中央研究院院長批准,由史語所考古組正式組織人員去小屯發掘。開始困難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義、利己主義、風頭主義一時俱來,他們阻撓發掘或強制停止發掘。傅斯年親到
開封(當時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
南京國民政府的權威,下依河南開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辦事才幹,人事關係才得疏通好,發掘工作才得順利進行。
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傅斯年在百忙中,數次親到小屯視察指導。規模最大的一次發掘是第13次,時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安陽。石璋如回憶說:“那時是殷墟第13次發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為殷墟發掘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際間最煊赫的時期。約在五月中旬,氣候已經相當的熱了,他和法國的東方學者伯希和先生到達安陽……伯希和先生對著那樣偉大的陵墓,那樣排列整齊的小墓,那樣大量並精美的燦爛的器物,在孟真所長面前,不斷的驚訝和讚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軍侵華形勢日急,殷墟發掘被迫停止下來。
教育事業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培養出來的,對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中,對北大也是特有貢獻的。20世紀30年代是北大輝煌的盛世,教授陣營盛極一時,名家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聖、孟森、湯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陳寅恪等都在北大講課。當時蔣夢麟是北大校長,但推動北大盛世出現的卻是胡適、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蔣夢麟回憶說:“當我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辦公了。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傅斯年對北大的第二次貢獻,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裡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俞大彩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難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長以報胡適的決心。他給夫人的信又說:“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人物評價
胡適:“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併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
周作人卻認為傅斯年不過是一個外強中乾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顯示得大膽,動不動就叫囂,人家叫他傅大炮,這正中了他的詭計。”
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說:“有一個學生領袖傅斯年,終其一生不肯加入國民黨。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還鼓勵他的老師胡適要採取跟國民黨並不很合作的態度。這一點我覺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們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個人著作
編著
作品名稱 | 出版地點 | 出版時間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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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孟真先生集》 | | | |
《傅孟真先生集》 | 台北 | 1952年 | 5卷本 |
《傅斯年全集》 | 台北 | 1980年 | |
《傅斯年選集》 | 台北 | 1967年 | 10卷本 |
《傅斯年學術論文集》 | 香港 | 1969年 | |
| 北京 | 1932年 | 此書由李濟改寫為英文 |
《歷史上的東北:一個大綱》 | 北京 | 1932年 | |
| 上海 | 2012年 | |
| 上海 | 2012年 | |
刊載
作品名稱 | 所在刊物 | 時間 | 頁碼 |
---|
《青年的兩件事業》 | 《晨報》 | 7月3日,5日,1920年 | |
《周東封與殷遺民》 | 《傅斯年全集》 | - | 894-903頁 |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 | 《傅斯年檔案》 | - | 945頁 |
《中國近三百年對外來文化之反應》 | 《傅斯年檔案》 | - | 708頁 |
《發刊詞》 |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 | 1927年 | - |
《先秦文籍的演化》 | 《傅斯年檔案》 | - | 433頁 |
《性命古訓辨證》 | 《傅斯年全集》第二冊 | - | 492--736頁 |
《夷夏東西說》 | 《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 - | 823-893頁 |
《留英紀行》 | 《晨報》 | 1920年8月6日、7日 | - |
《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 | 《北京大學日刊》 | 1918年8月10日 | - |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 《觀察》 | 1947年 | 6-9頁 |
《美感與人生》 | 《晨報》 | 1920年7月7日、8日、9日、10日 | - |
《歐遊途中隨感錄》 | - | - | - |
《社會革命:俄國式的革命》 | 《新潮》 | 1919年 | 128-129頁 |
《時代的曙光與危機》 | 《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 | 1995年 | 34頁 |
《宋子文的失敗》 | 《世紀評論》 | 1947年 | 5-7頁 |
《大東小東說》 | 《傅斯年全集》第三冊 | - | 745-758頁 |
《談兩件努力周報上的物事》 | 《古史辨》第二卷 | 1926-1941年 | 288-301頁 |
《禹貢九州釋名》 | 《傅斯年檔案》 | - | 637頁 |
合著
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吳金鼎,郭寶鈞,劉嶼霞,《城子崖》,南京,1934年。
軼事典故
對話李濟
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特別重視史料的發掘。為此,傅斯年曾主持購進清代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費資不少,但在整理的過程中傅斯年卻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靜心齋對
李濟說:“沒有什麼重要的發現。”李濟卻問:“什麼叫重要發現?難道說先生希望在這批檔案內找出清朝沒有入關的證據嗎?”傅斯年聽了大笑。
彈劾孔宋
1938年,傅斯年擔任國民參政員,曾兩次上書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上層雖不予理睬,但後來還是讓他抓住了
孔祥熙貪污的劣跡,在國民參政大會上炮轟孔祥熙並最終把孔轟下台。孔的繼任者
宋子文也難逃此數。傅斯年一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動,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個國民參政員一下子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歷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寧府對獅
自北大畢業後,傅斯年考取了官費留學。從1919年至1926年,他先後留學英、德。留學期間,傅斯年一心撲在學習上。據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在《雜憶趙家》中記錄。當時的留學生大都“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就鼓勵大家離婚,但這么多留學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來讀書、心無旁騖不理會男女的只有陳寅恪和傅斯年,以至於有人把他倆比作“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在“許多留學生都以求得博士學位為鵠”的世俗風氣中,傅斯年連個碩士學位也沒拿到。但是,沒有人不佩服他的學問淵博。
學生尊崇
傅斯年先生疼愛學生是眾所周知的。傅斯年夫人
俞大彩的回憶文章記道:“他常在中午返家時,偕我到各宿舍探視,並查看學生的一伙食。他一進餐廳,男生必高呼歡迎校長,女生則擁到他身旁。他去世後,學生們痛哭哀悼,是青年們發乎自然的真情。”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腦溢血猝死於台灣大學講台,新聞報導曾廣播說“傅斯年先生棄世”,被其學生聽成了“傅斯年先生氣死”。於是台灣大學學生聚眾要求校方懲辦兇手,直到當時台灣國民政府官員出面解釋清楚,學生才退去。由此可見傅斯年先生深受學生喜愛。
解圍胡適
民國六年(1917年)9月,胡適被北大蔡元培校長聘為文科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很多學生認為胡適是“思想造反”,不配做大學教授,有人甚至醞釀要將他趕出北大。
顧頡剛是哲學系的學生,他聽了胡適講課,卻從中聽出了門道。他認為,胡適讀的書固然不如原來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他聽說有人想要趕走胡適的事,就請好友傅斯年聽聽胡適的課。傅斯年聽後也感到確有新意,很佩服他對內容的把握和他講課的風格。於是,就跟哲學系的學生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條路是不錯的,你們不能鬧。”傅斯年平時在學生中很有威信,他的一席話,就將這場醞釀的風波平息下去了。
身體肥胖
學者中間傅斯年的體胖是有名的。一次羅家倫問他:“你這個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質量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可以壓倒一切!”這樣的話真是能給肥胖的人壯氣。
不過,關於傅斯年之胖的故事還屬以下這則最為有趣。傅斯年、李濟還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別為他們三個人雇好了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工人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抬,於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
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斯年最後走出來的時候,剩下的兩個工人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傅斯年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於是兩個工人抬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尷尬!我想許多人看到這裡都會莞爾一笑,因為在四川抬滑竿的,實在沒有太壯的人!
決鬥孔庚
還有一次為中醫問題,傅斯年反對
孔庚的議案,兩個人激烈辯論,孔庚當然辯不過傅斯年,於是在座位上開始辱罵傅斯年,說了許多的粗話,傅斯年氣得說:“你侮辱我,會散之後我要和你決鬥。”等到會散之後,傅斯年真的攔在門口要和孔庚決鬥,可是他一見孔庚七十幾的年紀,身體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將雙手垂了下來說:“你這樣老,這樣瘦,不和你決鬥了,讓你罵了罷!”
拒不做官
早在1946年初,蔣介石就與
陳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補充一個國府委員。陳布雷對蔣介石說,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適人選。蔣介石提議說:“找傅孟真最相宜。”陳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與秉性,對蔣介石說:“他怕不乾吧?”蔣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願當官,他很有信心地說:“大家勸他。”結果,任說客說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
蔣介石到台灣後,把傅斯年當作“座上賓”,時常邀請他到總統府吃飯,商議國事。李敖在《李敖有話說》中講了這樣一個細節:“到台灣來以後,有一天,當時的代總統
李宗仁到台灣來,在台北的松山飛機場要下飛機的時候,
蔣介石跑去歡迎李宗仁。在松山機場的會客室裡面,蔣介石坐在沙發上,旁邊坐的就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發上面翹著二郎腿,拿著菸斗,就這樣叼在嘴裡,跟蔣介石指手畫腳地講話。其他的滿朝文武全部站在旁邊,沒有人在蔣介石面前敢坐下。憑這一點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灣的地位。”
親屬成員
後世紀念
1993年聊城市政府決定成立“傅斯年陳列館”,1994年程思遠副委員長專門為傅斯年陳列館寄來了題詞:“傅公高風亮節,足為後世楷模”。季羨林先生為傅斯年陳列館題寫了匾額。傅斯年陳列館是國家及省文物管理部門批准設立的名人紀念館,館內還坐落著省級文物單位——傅氏祠堂。在傅斯年陳列館的院裡,還立有《留別李莊碑》、《八項命令碑》、《東昌府東關敕封土地神祠記碑》等歷史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