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獨應等，浙江紹興人。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曾經擔任北平世界語學會會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周作人
- 別名：知堂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紹興
- 出生日期：1885年1月16日
- 逝世日期：1967年5月6日
- 職業：作家
- 主要成就：翻譯家，思想家
- 代表作品：《魯迅的青年時代》
- 哥哥：周樹人（魯迅）
生平履歷,早年經歷,留學回國,抗戰時期,建國前後,新中國,文革之後,家庭成員,成就貢獻,翻譯經典,作品一覽,研究魯迅,文學特點,散文,翻譯,世人評價,
生平履歷
早年經歷
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紹興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壽，字星杓。後因應考，改名奎綬。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里接受傳統的漢學教育。
周作人
周作人1901年，受國內新學風潮影響，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校間，根據“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為作人，號朴士。在管輪班（輪機專業；輪機科）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師學堂學習海軍管理，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學日本。
1906年，到達日本後先補習日語，後攻讀海軍技術，最後攻學外國語。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日本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課餘和魯迅翻譯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說集》一、二部分，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賣出20多本。雖然胡適曾說這個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譯外文作品的失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但是《域外小說集》無論是古文的文采還是譯者對外文的理解都很傑出。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人曾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學《說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梵文等。
留學回國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視學（督學）半年，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
周作人
周作人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
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抗戰時期
留平教授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里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神秘槍擊案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有關槍擊案的殺手是誰一直眾說紛紜。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
實際上，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裡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輾轉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美國基督教背景）國文系每周授課6小時，客座教授職稱。行刺後日本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在客觀上加速了其“落水”的進程。
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
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定會會長。
1943年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副理事長。
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導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建國前後
1945年12月，抗戰結束後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作人的朋友和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作人說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967年7月發表）一文寫到“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占據，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設備，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是蔣夢麟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而新任校長鬍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鄭振鐸說“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他曾通過尤炳圻聯繫以前教過的台灣籍學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灣，1948年起在台灣大學教書）表示有意到台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作人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中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訊息了。”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托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托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說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毛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但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卻是事實，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胡適日記》1920年1月15日有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周作人的學生在台灣的有許世瑛（許壽裳大兒）、張我軍（板橋人）、鄭騫、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張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
新中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上書毛主席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毛澤東批了：“照辦。”
周作人晚年
周作人晚年翻譯
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愛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文革之後
1966年5月，文革開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
1966年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年82歲。
家庭成員
兒子周豐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北京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工作。周豐一和愛人張菼芳照顧周作人度過晚年。
前輩 | 祖父：周福清（1838~1904年） 父親：周伯宜 （1861~1896年） 母親：魯瑞 （1858~1943年） |
兄弟 | 長兄：周樹人（1881~1936年）（即魯迅） 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 |
配偶 | 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1909年在東京結婚） |
子女 | 兒子：周豐一1997年病逝 兒媳：張菼芳 長女：周靜子 次女：周若子1929年夭折 |
成就貢獻
翻譯經典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周作人受到剝奪政治權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決）的處分，在首都北京的家裡專事翻譯和寫作，但不允許以本名出版。
這段期間，他翻譯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多部，同時應邀校訂別人的譯稿。有些沒有結集的日本文學中短篇譯作散見中國和香港傳媒。
他每個月開銷頗大，在寫給香港曹聚仁的信件裡面曾說：“人民文學社派人來說，每月需用若干。事實上同顧頡剛一樣，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說四百。以後就照數付給”。“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這是我拮据之實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給他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這項任務（胡喬木提議，毛澤東主席批准），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日本文學和古希臘文學經典漢語譯本。
周作人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
周作人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包括古希臘喜劇《財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全譯本、古希臘悲劇《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翻譯）；日本現存最古的史書《古事記》、滑稽短劇《狂言選》、平安時代隨筆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風呂》）和《浮世理髮館》（日文《浮世床》）等。
他應邀校訂北京翻譯社的《今昔物語集》本朝部譯稿和豐子愷的《源氏物語》全部譯稿（與錢稻孫合作）。
他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和羅馬帝國希臘化地區當時流行的新約希臘語；通用希臘語不同）寫作的古羅馬敘利亞作家、哲學家路吉阿諾斯的作品選《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周作人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並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語。
1936年 | 山本書店 | 《北京の果子》 |
1938年 | 改造社 | 《周作人隨筆集》 |
1939年 | 文求堂 | 《中國新文學の源流》 |
1940年 | 冨山房 | 《周作人文芸隨筆抄》 |
1940年 | 創元社 | 《瓜豆集》 |
1944年 | 実業之日本社 | 《結縁豆》 |
1955年 | 築摩書房 | 《魯迅の故家》 |
1973年 | 築摩書房 | 《日本文化を語る》 |
1998年 | 駿河台出版社 | 《水の中のもの―周作人散文選》 |
2002年 | 平凡社 | 《日本談義》 |
2002年 | 新風舎 | 《魯迅小說のなかの人物》 |
作品一覽
《歐洲文學史》 | 《近代歐洲文學史》 | 《談龍集》 | 《藝術與生活》 | 《雨天的書》 | 《兒童文學小論》 |
《兒童文學小論》 |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 《談虎集》 | 《魯迅的故家》 | 《夜讀抄》 | 《知堂回想錄》 |
《自己的園地》 | 《魯迅小說里的人物》 | 《瓜豆集》 | 《周作人書信》 | 《苦竹雜記》 | 《書房一角》 |
《老虎橋雜詩》 | 《魯迅的青年時代》 | 《永日集》 | 《藥堂雜文》 | 《苦茶隨筆》 | 《過去的工作》 |
《知堂乙酉文編》 | 《周作人文類編》 | 《木片集》 | 《苦口甘口》 | 《秉燭談》 | 《風雨談》 |
《藥味集》 | 《周作人散文全集》 | 《看雲集》 | 《知堂書話》 | 《立春以前》 | 周作人自編文集 |
《知堂文集》 |
研究魯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另一項重大的貢獻是撰寫《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里的人物》這些回憶性文章，為魯迅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在報刊發表散文隨筆，後輯成《木片集》。
經曹聚仁介紹，在香港傳媒連載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後結集出版。
文學特點
散文
周作人一生當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餘年，深得日本文學理念的精髓。錢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著一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這種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情”（調），“氣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藝術生命所在，它正是與日本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這種難以言傳的情調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裡行間，深深淺淺的情思當中總是涌動著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緒。對日本文藝中的“物哀美”，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種情緒，而這種情緒所包含的同情，意味著對他人悲哀的共鳴，乃至對世相悲哀的共鳴。在不同的層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葉渭渠所指出：這種無常的哀感和無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
周作人在情感處理方式、諷刺修辭運用、語言以及文體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審美經驗的影響，與這種影響相關，他形成了一種近似於日本傳統文學的文風，以溫和、沖淡之筆書寫個人的閒適、寂寞與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實，他看似有閒而心無暇,不只是由閒適透出淡淡的哀緒,而且在閒適背後隱有無限憂愁；他不是以創作去體驗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這種寂趣,而往往是借創作排解寂寞、憂愁,由此與日本文風區別開來。
翻譯
“興趣型”翻譯家周作人，兼顧當時的國情，是翻譯與研究相結合的學者化的翻譯，其文藝觀和創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譯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響。他缺席“抗戰”翻譯，在“受命”翻譯時顯得規矩正式了很多。
周作人在《現代日本小說選》中講了他不選日本自然主義的理由。在給沈雁凍的一封信中指出：“專在人間看出獸性來的自然派，中國人看了容易受病。”
在現代中國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學、性心理學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對於性問題的健康的正常的態度，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義。因此，對森鷗外《性的生活》的翻譯和發表，超出了文學本身的價值。周作人在1938年譯出時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漢語標題，也考慮了當時的國情，雖然是先進，也總不是“明目張胆”。
錢理群說過：“對於周作人，他也許並不否認，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積極追求譯書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於一己的興趣，他是以興之所至的態度來從事譯作，不可能那么嚴肅認真，也只願自然、自在地過著消閒的生活。不願以任何外在的東西——哪怕是譯書這樣有價值的思想文化活動——來束縛自己。”
世人評價
周作人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偽職後，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貢獻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譯，然而他卻在歷史發展中淪為漢奸文人。另外，他在保護北大校產、掩護國民黨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過貢獻。在《周作人傳》中就能看到3個周作人：一是“偽官吏”的“周督辦”，一是“尋夢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為國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可說是中國散文的一個高峰。
他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後，周作人作為《語絲》周刊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寫了大量散文，風格平和沖淡，清雋幽雅。在他的影響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廢名等作家在內的散文創作流派，一個被阿英稱作為“很有權威的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