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世報

《益世報》，是天津最有名的報紙之一，羅馬天主教教會在華出版的中文日報。1915年10月10日創刊於天津，羅馬天主教天津教區輔助叫雷明遠(比利時人) 和中國教徒劉守榮創辦並主持。社址初在天津南市容業大街，兩年後遷至東門外小洋貨街，1924年又遷到天津義大利租界。抗戰前夕由羅隆基任主編。1916 年，《益世報》在北京創辦分社，後兩報各自經營。解放戰爭時期輿論傾向國民黨，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停刊。

上世紀30至40年代，《益世報》持守自由主義傾向，既反對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也不理解共產黨的革命運動，在政治傾向上在中間地帶搖擺。但在抵抗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方面，《益世報》的立場是鮮明的。堅決反抗侵略，捍衛國家主權，成為國內反抗日本侵略最激烈的大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益世報》
• 語言：中文
• 類別：社會刊物
• 主管單位：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雷鳴遠
• 編輯單位：總編輯潘智遠
• 創刊時間：於1915年10月10日
• 出版周期：日報
• 出版：南開大學出版社
• 停刊：1937年8月天津淪陷

報刊簡介

1915年，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雷鳴遠創辦了一份聲名、地位僅次於《大公報》的《益世報》。當時正值老西開事件發生，《益世報》能站在中國的立場上，積極報導和熱情支持天津人民的反抗鬥爭，抨擊法國的侵略行徑，因而給人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銷路因此大增。抗日戰爭爆發後，《益世報》先後遷到昆明、重慶等地出版。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和天津教育出版社聯合影印出版的《益世報》，日前問世。這不愧為天津文化教育、新聞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更是向天津建城600周年獻上的一份厚禮。舊日的天津，是中國的新聞輿論中心。曾幾何時，民國的四大報紙《大公報》、《益世報》、《申報》、《民國日報》就有半壁江山落戶津門。與《大公報》比肩齊名的《益世報》，作為津門報業的雙子星座，在近代新聞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因其立論公正、秉筆直書、頗能反映民間疾苦的辦報旨趣，自1915年篳路藍縷草創到1949年閉館停刊的三十餘年間，成為民國亂世的激越清流。作為言論自由的平台和社會的喉舌，《益世報》留下了許多民國名流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鉤沉。羅隆基、梁實秋、田漢、錢端升、張秀亞、范長江、張恨水、鄧廣銘……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與《益世報》緊緊聯繫在一起。1921至1922年，遠赴法國勤工儉學的周恩來，受《益世報》的邀請，從遙遠的歐洲為《益世報》寫下了56篇海外通訊……

報父雷鳴遠

《益世報》創刊於1915年10月10日，創辦人是雷鳴遠。雷鳴遠是比利時籍的天主教傳教士，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巴黎修道院做修士。1900年“庚子之亂”後，大批傳教士踏上中國的土地進行宣教活動。在這股宣教大潮中，雷鳴遠被比利時教會派到中國傳教，足跡遍及大江南北。1910年辛亥革命前，他被調至天津擔任望海樓教堂神甫。

雷鳴遠

雷鳴遠在恪盡職守的同時，也非常熱心參與天津的教育、慈善等公益事業，將傳教與文化、教育、社會公益事業結合起來。初到天津，他就在望海樓教堂內創辦誠正國小、貞淑女學，招收教內外的子弟入校讀書。辛亥革命後，關心中國時政的雷鳴遠又創辦共和法政研究所，延請專職教師和當時天津的社會名流講授現代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一時報名者踴躍。1915年，雷鳴遠聯合幾位天主教教友，廣泛募款，正式創辦《益世報》。雷鳴遠任董事長，劉浚卿和楊紹清、杜竹萱分任正副總經理。和天津其他各大報刊多將報館設在租界內不同，《益世報》報館就在南市榮業大街。

當時，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中，以法國的勢力為最大。不過，他對法國傳教士的生活作風和宣教方式極為不滿。而法國傳教士對他辦學辦報、熱心中國事務的舉動也是側目而視。《益世報》創刊後的第二年，法國人想將老西開據為己有，強行派兵把駐守此地的中國警察全部繳械，即歷史上著名的“老西開事件”。此舉激起了天津各界的反抗。雖身為天主教的傳教士，雷鳴遠卻和中國人站在一起，極力抵製法國人對老西開的侵占，授意《益世報》對天津各界的反抗運動給予連篇報導和大力聲援。為此，雷鳴遠贏得了天津各界的讚譽，同時也激化了與法國人之間的矛盾。1918年，雷鳴遠迫於法國傳教士的壓力，不得不去職離開天津回到比利時。

報刊歷史

1919年5月23日，北京《益世報》被當局封閉。總編輯潘智遠等人被逮捕。研究系律師劉崇佑為他們作了長篇辯護，但仍以妨害治安罪、侮辱官吏罪等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該報總發行人李雪舫等，被判有期徒刑兩個月。該報被查封是因為該報曾轉載一份山東第五師官兵反對出賣山東的通電，而山東督軍兼第五師師長張樹元否認該師曾發此電，於是被當局查封。

《益世報》董事會秘書兼副經理師潛叔，正經理生寶堂為抗日捐軀　1927年，惜別中國九年之久的雷鳴遠返回天津。雷神父任命李獨三為益世報經理（李獨三解放後被定為日本漢奸賣國賊, 判刑入獄). 他是山西人“教友”，但是他辜負雷神父的信任，心懷鬼胎，乘雷神父不在，將益世報出賣給日本. 雷神父經常忙於在抗日前線搶就傷員等工作. 當雷神父回到報館，得知此事, 頓時嚎啕大哭. 他立即請來他的倆位好朋友: 師潛叔和生寶堂, 研討對策。師潛叔畢業於復仁大學, 當時在津沽大學任教. 生寶堂剛從法國留學回國. 師潛叔和生寶堂密切合作，聯合益世報職工及義大利國警察將李獨三一夥從報社趕出去。雷神父重新任命師潛叔為董事會秘書兼副經理，生寶堂為正經理，他們又邀請了他們的好友——著名的筆桿子羅隆基主持益世報社論，從此益世報辦得生氣勃勃，震撼人心，宣揚正義，激勵中華兒女抗日愛國熱情.

益世報成為了當時人們最喜愛的報紙，實現了雷神父的意願。但李獨三賊心不死. 在1937年7.7 事變 (盧溝橋事變)後，他勾結日本，設下圈套抓捕師潛叔和生寶堂. 在當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日)，師潛叔一大早從報社 (現天津河北區，當時是義大利國租界地) 到津沽大學教堂（當時是英國租界地）做禮拜並領唱經. 彌撒結束後，津沽大學劉乃仁院長(神父, 後抵台灣) 找到師潛叔，告之日本最恨師潛叔和生寶堂並設法抓他們. 劉乃仁院長叮囑師潛叔和生寶堂千外別出租界地。若要出租界，一定穿他的會衣。

師潛叔拒絕了這個勸告，並說放心沒事. 和劉院長告別後，他回到家中看望家人. 他告別家人立即回到報館. 紙行隨後電話，點名讓師潛叔和生寶堂兩人取紙. 為了報社正常運行出報，師潛叔和生寶堂冒著生命危險毅然接受。由司機開車，汽車剛出義大利租界地(原金湯橋) 就被李獨三一夥日本憲兵攔截，並強迫駛往日本的紅帽衙門。司機第二天被放出。師潛叔妻子和生寶堂的妻子(法國人）四處奔走，請律師，托人，最終花錢找到一個因犯日本軍紀被關在紅帽衙門內的日本兵妻子. 她借探視日本兵機會，給師潛叔和生寶堂帶去藥，捎回口信。師潛叔和生寶堂講日本要他們簽字，將益世報倒戈日本。他們倆堅決不簽，並說益世報是天主教的報，不是他倆的. 他們倆在獄中受盡了很多酷刑。最後一次的信是由卞慧新捎出. 卞慧新(1989年受聘為天津市文史館館員、原天津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顧問。他多年致力於天津史志的研究，對天津名稱由來的考據、確定天津進入近代的斷代等研究，成果頗豐，為天津文史研究奠基者之一.) 當時離校返津，在天津車站即遭日本憲兵拘捕，被投入囚禁天津著名報人劉髯公、師潛叔, 和生寶堂等人的囚室.他被放出後捎出師潛叔托他給妻子的結婚戒指，瑞士手錶和一封信. 信的內容是為了天主，為了聖教會，為了正義, 他們倆要準備致命了，出不來了. 他們激勵人民抗日到底，並拜託妻子克服一切困難把孩子們培養成材。跟師潛叔和生寶堂差不多時間被捕的有大公報倆負責人. 由於他們簽了字，報社倒戈，很快被日本放出。大公報一直沒有停刊 (天津益世報一直停刊直到日本投降). 隨後傳出師潛叔和生寶堂被處死. 多數傳言是說他倆坐電椅被處死. 但至今沒見到屍體。當時師潛叔僅34歲. 師潛叔和生寶堂被處死後, 生寶堂夫人帶倆小孩回法國。

身為《益世報》的董事長，雷鳴遠始終關注著它的發展。長年在華的生活經歷和宗教的普世情懷，使他對中國懷著深厚的情感。他在自己的講演集序言中真摯地寫道：“此生此世，獻為中國之犧牲”。1927年重返天津之後，雷鳴遠即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及至1927年加入中國國籍之後，他便以中國人自稱。

20世紀30年代，隨著日本不斷在中國挑起各種事端，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雷鳴遠所經營的《益世報》，亦開始成為反日的輿論先鋒。報館經常頂住重重壓力，發表痛快淋漓的社論或文章。雷鳴遠對於這些反日言論，不但未加以阻止，而且還大加鼓勵。因為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長城抗戰之時，年逾六十的雷鳴遠親自組織救護隊奔赴華北的抗日戰場，進行救護工作。救護隊行至河北遵化，當有人請雷鳴遠講話時，他說：“你們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臉是外國的，我的心是中國的。我們要抗戰到底！”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天津《益世報》被迫停刊，雷鳴遠也不得不撤到大後方。經過努力，1938年《益世報》終於在雲南昆明復刊，雷鳴遠親自前往報館祝賀，並鼓勵同仁抗戰到底。1940年，這位《益世報》創辦人，病逝於重慶，終年69歲。

劉氏兄弟

1915年，雷鳴遠創刊《益世報》之時，天主教徒劉浚卿作為主要助手，出任《益世報》總經理。劉浚卿，薊縣人，民國時期移居天津望海樓天主教堂附近，得以結識雷鳴遠。劉浚卿幹練的辦事能力和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雷鳴遠的賞識，並且引為知己。雷鳴遠所創設的誠正國小、貞淑女學和共和法政研究所，皆由劉浚卿出任校長和所長，雷對劉浚卿的信任可見一斑。《益世報》創刊後，劉浚卿任總經理，全權負責報館的日常經營活動。除卻1925年到1928年奉系強占報紙的三年之外，他一直擔此重任，直到1934年去世。在雷鳴遠離開天津的九年，劉浚卿更是一人獨撐大局。所以時人亦稱《益世報》為“劉家報”。

劉浚卿任《益世報》總經理近二十年，先是借廣泛的人際關係和出色的管理能力，為《益世報》打開銷路。1919年“五四運動”時，劉浚卿又聘請徐謙擔任主筆評論時政，支持學生運動，使《益世報》的社會聲譽頗佳，一舉奠定了名報的地位。1925年奉系勢力進入天津，因劉浚卿所主持的《益世報》擁直反奉的政治立場，奉系不僅逮捕了劉浚卿，還強行接收了《益世報》。1925年到1928年三年間，《益世報》淪為奉系的傳聲筒，幾近關門的境地。1928年奉系敗退撤出天津之後，劉浚卿重新出山接掌《益世報》。面對報社資金、人才短缺以及同行業競爭激烈等狀況，他與雷鳴遠商議將《益世報》由獨資經營改為容許股本入股的有限公司形式，解決了資金短缺的燃眉之急。爾後，又起用南開大學畢業的族弟劉豁軒擔任《益世報》總編輯一職，挽回《益世報》走下坡路的頹勢。

劉豁軒與劉浚卿是同村同族的兄弟。1919年，劉豁軒考入天津南開國中，後又念完南開高中、南開大學。1928年劉豁軒從南開大學畢業後，應兄長劉浚卿之邀，出任《益世報》總編輯。劉豁軒走馬上任，很快就顯示出超群的辦報才華，與兄長劉浚卿一起使《益世報》走出困境。

劉豁軒擔任總編輯之後，首先擴充報館的編輯、記者陣容。他先後盛邀南開大學的同學汪心濤、趙莫野、唐際清等人加盟。這些年輕人雖無新聞工作經驗，但是憑著良好的素質和一股幹勁，很快就成為《益世報》中堅力量。劉豁軒又在北平、上海等十餘座大城市增設特派記者，在河北、山東、遼寧等省的重要市縣聘請通訊員，廣開新聞來源，在新聞報導方面逐漸具備了競爭能力。經劉豁軒的精心調整、充實，《益世報》再度鵲起於津門報界。

1932年，劉浚卿因患病逐漸淡出。《益世報》上下大事小情，實際上皆取決於總編輯劉豁軒的擘畫和裁斷。1934年，劉浚卿去世，雷鳴遠通過董事會正式任命劉豁軒兼任總經理一職。這種“兄終弟繼”的權力交接方式，保持了《益世報》的辦報風格，而劉豁軒出色的辦報才華，又使《益世報》更上一層樓。

20世紀30年代，時局的動盪使劉豁軒敏銳地感覺到社論對於報紙的重要性。為此，他先後以重金聘請羅隆基、錢端升等社會名流為《益世報》社論主撰。羅、錢二人銳利的時政分析，深受讀者歡迎。然而，《益世報》也因敢於言論而觸怒當局，一度被停刊封殺。身為總經理的劉豁軒，一方面既要保持《益世報》的敢言風格，一方面又要為報紙生存著想，遂不得不適度妥協。

除了注重時論外，劉豁軒對各種副刊也極為看重。為此，他力邀馬彥祥主編副刊《語林》，並約請老舍、張恨水等著名作家供稿。當時的文藝界名人如田漢、葉淺予等也都為副刊《別墅》撰稿，使其內容相當豐富充實。此外，《益世報》還在中國報界首創“社會服務版”，其內容包羅萬象。既有職業介紹、代人徵聘，又有施捨賑濟、募集捐款等方方面面。《益世報》對副刊的苦心經營，使它擁有當時副刊中最多的讀者。

1936年，因《益世報》董事會的不信任和工作的過度疲勞，劉豁軒辭去總經理兼總編輯的職務，轉而就任北平燕京大學的新聞系教授。從此，他很少過問《益世報》事務。1945年抗戰勝利，天津《益世報》復刊，他再次出任社長兼總編輯。但不久被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赴歐美考察新聞事業。1946年回國返津。1948年離開《益世報》報社，前往上海。

自雷鳴遠1915年創辦《益世報》以來，將《益世報》發揚光大的功勞，劉浚卿、劉豁軒兄弟可謂是不遑多讓。

羅隆基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時局的動盪，促使劉豁軒決心請一位強有力的筆桿子來主持《益世報》的社論，他想到了此時身在上海的羅隆基。羅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1921年，他畢業於清華學校，後留學英美研習政治學和中國近代史，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歸國之後，曾先後執教於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並且主編《新月》雜誌。劉豁軒醞釀延請羅隆基出任《益世報》社論主筆之時，羅隆基正因針對“九一八事件”而發表《瀋陽事件》一文，批評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免去大學教授的處罰。接到《益世報》的邀請函後，羅隆基欣然離滬赴津，出任《益世報》社論主筆一職。

羅隆基去職之後，《益世報》的社論主筆一職在很長一段時間空缺。劉豁軒又聘請清華大學教授錢端升任社論主筆，繼續發表抗日言論。錢端升雖然行文風格與羅隆基相異，但文章的犀利程度絲毫不遜於羅隆基。不久，錢端升同樣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也不得不去職走人。《益世報》的“屢教不改”終於惹怒蔣介石,被迫休刊三個月，後來經過多方通融才得以復刊重新出版。

隨著華北局勢的日益緊張，宋哲元逐漸控制了北平、天津地區。由於宋本人主張抗日，因此《益世報》抓住這一時機，決定再次聘任羅隆基就任社論主筆。羅隆基也通過朋友的疏通得到宋哲元的諒解，重新上任。再度擔任《益世報》社論主筆的羅隆基，依然我行我素，撰文呼籲抗日，批判蔣介石政府。只是這時的蔣介石為應付動盪不安的政局忙得焦頭爛額，無暇顧及羅隆基和《益世報》的“放肆亂言”。羅隆基的這一次主筆生涯較為長久，一直延續到1937年8月天津淪陷、《益世報》停刊。

漸入尾聲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這句古語用來形容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政局，再恰當不過。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偌大箇中國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同樣，也容不下一張有正義感的報紙。劉豁軒辭去《益世報》總經理之後，李渡三出任總經理。但不久之後就被雷鳴遠驅逐出報館。生保堂臨危受命為《益世報》總經理，不料卻被日本特務綁架殺害，《益世報》隨即閉館停刊。

八年抗戰勝利之後，《益世報》原創辦人雷鳴遠已經病歿在重慶。天津《益世報》第一任總經理劉浚卿之子劉益之，奉命從重慶返回天津，重建《益世報》。原《益世報》總編輯兼總經理劉豁軒也被再次邀請出山，擔任復刊後的《益世報》社長。劉益之兼任總經理。《益世報》在津門的叫賣聲又響了起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益世報》也隨之被接管停刊。至此，創辦30年的民國四大報之一的天津《益世報》宣告結束。而劉益之解放後曾經輾轉前往新加坡，於1952年6月創刊新加坡《益世報》，但因經營條件困難，創刊後4個月隨即就停刊了。

從《益世報》1915年創刊到如今，春秋悠悠已過九十載。即使距離天津《益世報》的停刊也有半個世紀之久了。那曾經以記載社會生活的時效性著稱的《益世報》，如今已經塵封為歷史。一切過去的都可以是歷史，但有些被記起，有些被忘卻，有些被記起後又被忘卻，有些被忘卻後又被記起。九十載後的今天，《益世報》全套影印本終於得以出版，就當做是對《益世報》九十載的回眸，對與《益世報》有關人物的懷念和對歷史的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