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管會

隨著解放戰爭的不斷的勝利，許多大中城市解放。中共決定城市管理一律採用軍事管制制度，並設立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軍事管制委員會
• 外文名：military control commission
• 簡稱：軍管會
• 產生時間：20世紀中期
• 目的：肅清反動殘餘勢力

組織簡介

軍管會，動盪時期的對策。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對廣播電台、糧食和物資倉庫、監獄等“要害”部門實行軍管，隨即擴大至民航系統。隨著局勢一天天的混亂起來，需要“管”的單位越來越多。各單位的“當權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誰能負起管理之責？只剩下部隊了。於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軍委根據毛的指示作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這一檔案首次將“三支兩軍”作為一個整體性任務向全國全軍提出）。僅在1967年前5個月中，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各軍區就對全國7，752個單位實行了“軍管”，並對2，145個單位實行了警衛保護，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個銀行（占全國銀行的42%）、547個廣播電台（占全國廣播電台的24%）、111家報社（占全國報社的53%）、10個鐵路局（全國共18個鐵路局）。

具體參看：三支兩軍和軍宣隊。

主要特點

(1)軍事管制與新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相聯繫，是新中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最初形式；

(2)同解放戰爭時期相比，在組織結構上，多了軍政委員會這樣一個層次；

(3)無論軍政委員會，還是軍管會，都吸收了大量的民主黨派人士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參加。

典型案例

成立背景

1948年10月解放軍發動了遼瀋戰役，消滅了國民黨軍隊在東北的主力。面對蔣介石留下的一個通貨膨脹、生產蕭條的城市，能否在新政權的手中重拾生機？對於贏得武裝鬥爭勝利的共產黨來說，這是挑戰。當時瀋陽陷入了不戰而亂的困境，混亂和蕭條充斥這個大城市的角落。瀋陽的平均物價指數5個月內上漲了3到4倍，糧食則漲了9倍。公營企業中大約7萬完全發貨幣工資的工人實際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們的薪水根本買不到日常用品。這箇舊時都市人數一天比一天減少。

面臨問題

1、財政的平衡

2、貨幣發行的平衡

3、火車運輸的周期、車輛運轉的數量。

4、散俘問題。

瀋陽是作為國民黨後方基地性質的大城市，政府機關係統眾多，人員複雜。滯留在城內的國民黨後勤部隊官兵，解放軍歷次戰役後放出的歸俘，加上大量戰敗後回城的散兵，據估計人數在3萬人以上。瀋陽解放的速度超過很多人預期，接管人員事先沒有準備好可以收容散俘的幾個解放團的架子，這樣一來，儘管他們一進瀋陽，就在各區政府和衛戍司令部指定地點，花大力氣對這些散俘進行登記和檢查，但這只能規範一部分。至少5000左右散俘散落在城市各個角落，成分複雜，根本無從統計。11月3日，解放軍入城第二天，就傳來瀋陽車站被人破壞搶劫的訊息，一些沒有重兵守衛的小倉庫和國民黨官員住宅也出了亂子。據說，這些破壞事件中都有國民黨散俘的參與。另一方面，正值東北嚴寒時，瀋陽城內被正式接收的散俘加上隨軍俘虜有5萬人之眾，需要接管人員給他們解決棉衣、糧食，這無疑是給物資奇缺的瀋陽城火上加油。

5、國統區經濟體系和解放區經濟體系迥然不同，解放區是糧賤布貴，國統區是糧貴布賤。

穩定物價要首先控制在物價中起主導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滿”和當年邊區的物價都是布價帶頭，布價漲，豬肉漲，小米也漲，因為棉花未來，糧食出不去，被人稱為“吃飽了，冷死了”。如今在瀋陽，糧價領導著物價。

6、供給速度不平衡。瀋陽地區1948年是農業嚴重受災的歉收年，瀋陽周圍各縣高粱顆粒未收。

進入瀋陽和集中在瀋陽周圍的部隊有30萬人之多，加上10萬左右的瀋陽市民，每月需要糧食7500噸。儘管瀋陽市民糧食存儲要遠遠高於長春，但政府糧食儲備幾乎為零。國民黨軍隊在撤退前，把軍糧全部售出，因此部隊進城後僅僅繳獲了300萬斤糧食。陳云為了防止後備糧沒有運到城中、存糧已經告急的情況出現，在進城前，事先安排有關人員在瀋陽市附近適當地點集中了一批糧食。11月2日以後，軍管會調集了所有能夠調度的汽車搶運糧食進城，每天有大約3000到5000輛大車投入其中，一天運糧2000噸糧。即便如此，這批應急糧食全部運完之後，瀋陽市的糧食缺口仍然存在。時任瀋陽市長朱其文召集商人攤集糧食，由瀋陽商會會長盧廣績出面向瀋陽周邊糧業大戶借用2000噸軍糧。另一條最主要的供糧路線，是從開原、安東方向搶運糧食進城，但戰爭中支離破碎的鐵路成了瓶頸。

7、共產黨自己的部隊也同樣需要約束和管理。

大量部隊進城市後，遵守紀律和相互協調的問題變得更突出。1948年中期，毛澤東已經意識到，這支即將贏得武裝鬥爭勝利的軍隊，需要警惕在純潔思想的戰爭中倒在地上。他為此寫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文章。幾個月前，發生在高家堡、井陘、陽泉、石家莊的違紀事件，雖然只是軍隊中的個別現象，不足以影響整體，但多少令這支向來以紀律嚴明著稱的軍隊難堪。1948年底，共產黨已經有300萬名黨員，250萬人的軍隊，這已是世界上5支規模最大的軍隊之一，其指揮方法和管理方法自然跟在井岡山的時候不可同日而語。

8、在瀋陽軍管會成立之初，對“進城之後單位必爭房子”的問題就有所顧慮，因此特別規定房產分配權屬東北局，任何機關無權占房子。但在實際接收工廠和房子的過程中，小的紛爭不斷。

從哈爾濱和其他解放城市有接連幾批宣傳、青年部門的工作人員抵達瀋陽，他們進城後大半忙於接收房屋和安家，軍管會在找房子與爭奪接收對象上，與後來人員發生了很多應付上的困難，這種內耗抵消了力量。李銳在回憶中說，“陳雲同志後來又一次打招呼，的確是擔心，房子一分則亂，勢必忙於內爭而疏於對外接收了”。

9、瀋陽解放不久，正值舊曆年關，工人們普遍產生了反抗情緒，向資方提出一系列提高待遇的要求，作為恢復生產的條件。

在一些私營企業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勞資糾紛，工人們不僅高呼罷工，還砸爛了機器。一年前在鶴崗煤礦發生的混亂是他主持東北解放區財經工作時最令他有挫折感的事情。工人運動一度中斷了正常生產，因為技術職員在工廠中被打擊和排擠，工人出身的政治廠長把握不住生產全局，令短時間裡鶴崗發生事故900多次，死傷900多人。瀋陽的工廠會重蹈覆轍嗎？瀋陽有超過7萬名的產業工人，連家屬占據瀋陽市總人口的1/3，工廠復工後，這個比例還在增加。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決定著整座城市的運轉。

綜上所訴，物價能否恢復到一個合理的水平。物價不解決，工商業不能開門，城鄉之間沒法打通。

解決之道

10月27日，全國第一個接管城市的政權機構——瀋陽軍管會在最短的時間內成立，總共抽調了4000名幹部。這些幹部中的很多人後來專門組成了一個班子，為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軍管會除市委外，下轄經濟、財政、後勤、鐵道、政務等5個處，以及市政府、公安局、辦公室、衛戍司令部等單位。

作為整個城市的“中樞”，從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瀋陽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匯集到軍管會，最終要在陳雲這裡得到批覆。面對這些棘手的問題，陳雲提出了以下方法。

對於散俘問題，最好的辦法，是把這些人先遣送到其他後方城市。但情況卻沒那么簡單，瀋陽作為全國解放的中間城市，承擔著南北銜接的功能，短時間不僅沒法疏散人員，還有大批新俘虜陸續從長春送到瀋陽。原則上，在瀋陽解放後向平津送；平津解放後，再向南方送。

軍管會還要對付那些發戰爭財的投機分子。為了避免投機商趁機搶購、本地商人將物資收藏起來以及物價先落速漲的現象，軍管會公開公布了靠近瀋陽的解放區，哈爾濱、吉林、開原、安東各地物價，同時公布瀋陽百貨公司買賣貨物的價格，使商人對物價有所準備，敢於開市買賣。“儘管物資主要還是靠政府補給，但作為一個城市來說，恢復市場交易才能真正恢復活力。”負責金融接管的王企之回憶，“為了吸引市場上更多糧食入城，我們規定瀋陽糧價要高於產糧區。當時高粱米每斤規定3000元，市價總在3000元以下，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定價向來比市價低的現象剛好相反，這是給瀋陽市民印象最好的一件事。”

在農村，共產黨有的是糧食，但如果農產品不能交換出去，農村就被城市給脹死了。在“北滿”時，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副書記李富春曾經講過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國民黨特務對他說，如果共產黨的根據地沒有鹽，沒有布，要想打破農民對國民黨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現在，城市也沒法離開農村，共產党進城了，他要幫助城市人解決他們的需求。農村正好可以反過來解救城市。

對於鐵路問題早有預見。東北是全國鐵路網最為密集的區域，瀋陽又是整個東北的鐵路中心，瀋陽接收工作全面部署前，陳雲就數次提到鐵路問題的戰略價值。他說，“瀋陽周圍一個很大地區災荒嚴重，要使混亂時間縮短，基本問題是修好鐵路”。東北局向幹部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在1948年11月底之前修好瀋陽以北以東的鐵路，並集中力量修四平以南到瀋陽的鐵路。這為瀋陽恢復秩序爭取了時間。

當年共產黨在解放區的做法，是用糧食跟蘇聯人開展貿易，換回足夠的布匹和食鹽，然後拿出一部分進口的布匹食鹽換購蔣管區農民民眾的糧食，限制餘糧流入敵占區的大城市，加強對其經濟封鎖。現在，農村需要向城市徹底敞開糧禁了。

東北農村的糧食是充沛的。1948年瀋陽解放前，為了遏止物價的劇烈波動，陳雲曾提出解放區除徵收200萬噸公糧外，還需要外購40萬噸糧食，辦法是以鹽、布向農民換糧。一次在東北局的高幹會上，陳雲說，“我們要掌握一定數量的必需物資”，這些物資包括，“除各種開支與出口外，要經常保持40萬噸至50萬噸糧食。除糧食外，手裡還要多掌握100萬匹布”。這些物資在1948年冬的重要關頭成為瀋陽的後盾。

“當那些不好的思想在我們的接收幹部里露出苗頭時，”陳雲說，最好的辦法，是儘早發現並杜絕它。這在接收城市的初期顯得尤為重要。陳雲留意到那場“靠左行靠右行”之爭的導火線，是紛紛派人到軍管會找房子的機關單位時，他就嚴肅地跟周圍的幹部們打了招呼：東北野戰軍司政後機關和衛戍瀋陽的主力縱隊，在新的戰役開始前，要在瀋陽好好休整，因此，“北滿”機關在野戰軍離開瀋陽之前，各單位和機關都不要動房子的心思，千萬不要派人來打前站，找房子。

平均主義仍是瀋陽接管時期共產黨幹部內部分配的主要形式。軍管會在1949年規定，對於後方來瀋陽的幹部實行供給制，這實際上是老解放區供給辦法的繼續。供給制只解決幹部本人的吃、穿、用。大機關自辦供給食堂，一般幹部吃大灶，縣團級以上的科處長吃中灶，局長以上幹部吃小灶。穿衣按幹部規定年限發放，日常生活必需的用品，除了牙膏、肥皂外，還有黃煙，後來改成一般幹部配給“光明”煙，縣、團級配給“大生產”煙。1950年，當瀋陽完全轉入恢復建設期後，薪金製取代了供給制。

瀋陽軍管會向近百個大中工廠派了軍代表，一些沒有被派軍代表的私營企業也有監委進廠接管。陳雲對這些接管幹部說，“過去剛進城就發動民眾，搞清算鬥爭。後來，又在工廠、商店發動工人、店員鬧分紅”，“這些都不是治本辦法，治本辦法只有生產”。共產黨剛進城時強調的工人權益不能取消，是對革命意識形態的延續，但一心想著鬥爭和革命的工人是不能認真生產的，而城市能否迅速恢復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統一全國以及實現下一個戰略目標的關鍵，如何解決意識形態與政府責任的矛盾，於是也成為對新政權的一個考驗。

推廣過程

“軍管會”模式被迅速複製到其他解放城市。1949年2月8日，“軍隊變成工作隊”的要求在毛澤東起草的復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電報中被首次提出。這個電報向即將進軍江南的各野戰軍司令強調：我們現在正在準備3.5萬名幹部隨軍南下，但是這個數目很小。占領八九個省、占領幾十個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幹部，數量極大，這主要依靠軍隊本身自己解決。毛澤東用他一貫的語氣說，軍隊就是一個學校，310萬野戰軍，等於幾千個大學和中學。

經驗總結

1、處理這些紛繁複雜的事情顯然需要大量的接管幹部，數量有限的幹部應對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城市系統和不斷出現的新情況顯得力不從心。新城市看起來需要一個既有軍事職能、又有強大行政管理職能的政權機構。瀋陽接收人員參考了3年前蘇軍和國民黨熊式輝的接收方法，即在軍管會下，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一切被接收單位只對軍管會負責，最後結束時，由軍管會派出的代表負責簽字驗收。城市軍管會主任的任命，由各中央局提出名單，然後經中央批准，軍管會成員則從軍隊和地方兩個方向挑選。軍管會是瀋陽為未來全國城市接管提供的最重要的經驗之一。

2、瀋陽恢復時間是如此之短，連共產黨自己的幹部也沒能完全預料，以至於當初軍管會成立時4000名幹部中只有不到10名是稅收幹部，後來接管人員們才意識到他們大大低估了瀋陽商業的恢復能力和活躍程度。由於擔心臨時啟用國民黨稅務人員會導致貪污，瀋陽不得不在最初的相當長時間，稅收一直中斷。“大約損失100億元以上，每天最低4億到5億元。”

3、為了減輕負擔，軍隊進城時釋放了瀋陽所有監獄的犯人，而後來發現有1/2的盜竊案是一些被釋放的慣犯所為。陳雲在給天津、北平的接管幹部提供經驗時談到了這點，他說，“只有政治犯應迅速釋放，但老盜竊犯應繼續拘留，查明情況，分別處理”。

4、必要時需要自己出面熨平在所難免的內部利益之爭。新政權既要通過權力行使來改造舊世界，也要為城市和風氣樹立新的道德示範。他這樣要求自己。當陳雲的警衛員建議他把那輛陳舊的老式汽車更換時，他嚴厲地批評了這個年輕人。這名警衛員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瀋陽軍需倉庫里還有很多新車，我就向首長建議換一輛。

5、在妥善處理工資問題的基礎上，兼顧“勞資合作”的宣傳。因為在剛剛解放的情況下，工資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讓所有人滿意，軍管會先給工人普遍發生活維持費10萬元，等於40斤糧食，這樣做兼有使東北幣占領市場的作用。11月份的工資發臨時工薪。因為當時瀋陽糧食極度緊張，工資標準就不能按解放前折糧數發，基本上根據國民黨的底薪等級，工人、職員、技師從每月80斤到400斤。工資包括一半貨幣、一半工薪券，東北財委定於1949年7月起對支付比例調整為貨幣60%，工薪分為40%。職員可持工薪券到瀋陽財政局供銷處的供給商店或指定商店購買各種實物，這樣可以保證工人生活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

瀋陽市總工會通過舉辦訓練班，辦工人學校，反覆闡明“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政策，告訴工人們，脫離實際要求過高的工資、勞動紀律鬆弛對生產和工人自身都不利，只有在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改善勞資雙方的經濟地位。

1949年8月，東北總工會和東北工業機械部希望從縮短工時、提高勞動生產率入手來同時解決工人運動、工資制度和工廠管理這三個方面的問題。最初，整個瀋陽只有155人報名參加縮短工時的競賽，經濟收入的增加和宣傳模範的精神榮譽讓更多工人加入了運動，創紀錄一時成為企業的風潮。這讓1948年底瀋陽接收以來，工廠設備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生產率低下的情況大為改觀。

重要意義

在1950年上半年全國工商業陷入困難的時刻，政府將“勞資合作”改為“降低工資，勞資團結，渡過難關”。有些企業要渡過難關，不僅需要政府的幫助，也需要工人支持，包括忍受裁員減薪這樣暫時的犧牲。周恩來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要求對工人進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教育，工人被減薪，少數還失業，這是經濟恢復時期對資本家所做的必要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