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風格
王鑑和王時敏、袁樞一樣,早年曾經得到過
董其昌的親自傳授,他一生的畫業就是沿著董其昌注重摹古的方向發展,繼續揣摩董源、巨然、
吳鎮、
黃公望等諸多前輩大家的筆意,仿古吸收並轉化古人的筆墨結構,形成了自己豐富的山水畫語言。
王鑑畫的坡石取法黃公望,
點苔學吳鎮,用墨學
倪瓚。尤其是他的
青綠設色山水畫,縝密秀潤,嫵媚明朗,綜合了
沈周、文徵明清潤明潔的畫風,清雅的
書卷氣躍然紙上,歷來為後人所稱道。擅長山水,遠法董(源)、巨(然),近宗
王蒙、黃公望。
運筆出鋒,用墨濃潤,樹木叢郁,後壑深邃,
皴法爽朗空靈,匠心渲染,有沉雄古逸之長。間作青綠重色,亦能妍麗融洽。信雲林山水意極綿密。
仿山樵山水,仿趙大年《春景》
沒骨山水、仿洪谷子設色山水,疏密奇正,純以
篆法寫輪廓。仿子久《秋木山色圖》《仿黃公望煙浮遠岫圖》、摹
沈石田山水、仿
董源《
秋山圖》仿范華設色山水、仿
巨然山水,骨重氣輕。其作品大多摹古,信效名家,缺乏獨創,並具有濃厚的復古思想和
形式主義畫風。
生平經歷
早年時期
王鑑,字玄照,後避清聖祖康熙
玄燁的名諱,改字元照,圓照,號湘碧,染香庵主,曾祖父
王世貞(1526年— 1590年)是晚明著名文人、鑑藏家和顯宦,官至南京
刑部尚書,精
古詩文,與
李攀龍等並稱“
後七子”,為文壇盟主;富收藏,爾雅樓中藏書萬卷,書畫文物無數;著有《
弇州山人四部稿》《藝苑後言》等。
父王士驥,
萬曆十七年(1589年)進士,官吏部
員外郎。王鑑出身於這樣一個文學世家和官宦門第,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養和藝術薰陶,“締歲即好點染”,他亦自述:“自幼習董熟耳。”表明他最早學畫是從
董源入手的。
以後又追蹤
巨然和
元四家,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時的《仿雲林山水軸》和
天啟元年(1621年)擬巨然的《
山水圖》,可證其最早的畫學淵藪。
畫風漸進
王鑑於崇禎六年(1633年)三十六歲時中舉人,三十八歲以祖蔭任
左府都事,進而出仕廣東廉州太守,“時粵中開一米,鑒力請上台得罷。”他以剛正態度力罷開礦惡政,卻險遭
牢獄殺身之禍,二年後即罷歸。至四十歲,他的仕宦生活即告終止,與王時敏相仿,在明亡以前即由“兼濟天下”的官員變為“獨善其身”的文人。其間,他亦傾心於繪畫,如自述所言:“餘生平無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他以子侄輩與年長六歲的
王時敏相交,故早年畫法甚受時敏影響。
(畫冊中《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更高清版請看: 《仿倪雲林溪亭山色圖》更高清大圖請看:)
崇禎九年(1636年) 結識
董其昌,得以見到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卷》、吳鎮《關山秋霽圖軸》等名跡,雖然董其昌不久即去世,但其
繪畫理論和創作實踐對王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時,王鑑還與楊文馳、
程嘉燧、
張學曾、
卞文瑜、
邵彌、
李流芳等
文人畫家來往,
吳偉業曾作“
畫中九友歌”以贊諸人之交誼和畫藝。四十歲以後,王鑑即專心於繪事,“盡力
畫苑”,成為專業的文人畫家。罷官歸里不久,畫名已遠布四方,如崇禎十年(1637年)夏所作《秋山圖軸》(
上海博物館藏),
王時敏題跋即云:“玄照畫道獨步海內,展作紛紛,不無魚目混珠之嘆。”
崇禎十一年(1638年)所作《仿黃公望山水軸》(日本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王時敏又題曰:“玄照此圖,
丘壑位置深得梅道人三昧,而級法出入董、巨。……當今畫家不得不推為第一。展現不覺下拜,遂欲
焚硯矣。”王時敏在董公謝世後已成為畫壇領袖,他卻對王鑑讚賞有加,譽為“獨步海內”、“當今畫家不得不推為第一”,並有“遂欲焚硯矣”之嘆,可想見王鑑當時的盛譽。
歸里生涯
事實上,王鑑歸里後四十年內,由於主客觀條件的不同,確實較之王時敏在畫藝上更加
專志潛心和勤奮刻苦,在藝術功力上亦更勝一籌。王時敏之子
王撰在比較其父與王鑑的生活景況時就說:“先世以世務牽制,晚年愁冗紛集,兼多向平之累,興會所至,時一渲染,未逞朝夕從事於斯。
而湘
翁則蕭然一身,屏去崖事,得以餘力專意盤稽。”指出王時敏因家務繁冗,生有八子數女,婚嫁負擔沉重,故無暇朝夕作一間,而王鑑妻子早逝,也未續娶,可能亦無兒女,雖晚景孤寂,卻能全身心投入藝事,這無疑是很不相同的兩種
客觀環境和條件。其次,兩人的思想狀態似乎也有所區別,明亡後二王都選擇了明哲保身、退隱林下的道路, 既不當抗清復明的志士,也不屬入仕新朝的貳臣,而成為以畫自遣的遺民畫家。
但是,
王時敏入清有“出城迎降”之舉,內心常自嘲自責:“偷生稱隱逸,慚愧北山靈。”王鑑則無此明顯失節行為,呈正常的遺民心態,如吳偉業贈詩所曰:“布衣懶自入侯門,手跡流傳姓氏存。聞道相公談翰墨,向人慾仿趙王孫。”實際上在明亡之前,
睢陽袁樞的名氣更大一些,其畫業最受
董其昌、
王鐸的推重。
滿清定鼎,曾經備兵睢陽道的袁樞秉承父志,憂鬱絕食數日而死,與其父親
袁可立一樣,作品遭到滿清“
文字獄”禁毀,傳世者無多,現藏於
廣東省博物館的有其《平泉十石圖》。
作品集
《花石盆蘭圖》
軸 絹本 設色 159.2x71.1厘米
收藏和數據:
款識題跋:
自跋:
甲戌(1634年)夏日寫。王鑑。 賞鑒跋: 本幅:
石台之上蔚盆蘭。台下秋花各種攅。位置合宜精寓意。寧論傅綠與塗丹。
辛卯新秋御題。(印記:乾、隆)
著錄書籍:
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第二冊,頁580; 故宮書畫錄(卷八),第四冊,頁82; 故宮書畫
圖錄,第九冊,頁11-12。
簡要介紹:
此幅繪
玲瓏石上置一盆幽蘭,花葉繁茂,穿插得宜,顯示了深厚的寫實功底。清初王鑑以山水名家,此幅寫生花卉款印也是王鑑,然字號知如,定是與王鑑字元照者是兩人,而此王鑑無考,以俟知者。(夏純景)
《仿梅道人山水圖》
立軸 紙本 水墨 78.1x41.7厘米
收藏和數據:
款識題跋:
自跋: 己酉(1669年)春仿梅道人筆似舜翁老年台詞宗正,王鑑。
鈐印:
作者印: 王鑑之印、湘碧。 收藏印: 逸仙秘玩。
簡要介紹:
此幅畫為王鑑仿元代畫家
吳鎮筆墨所繪。遠處山巒此起彼伏,高峰陡峭險峻;山中樹木蓊鬱蒼翠,數座樓閣掩映於群山和樹木之中;山腳下流水潺潺,河中亂石數塊,岸邊邊雜樹叢生,一派山中自然之景呈現眼前。
人物關係
友人:
袁樞(袁以收藏
董源、
巨然作品為最,王鑑從中受益者頗多,書畫往來相互
題贈。)
歷史地位
王鑑是清初正統派的領袖之一,與王時敏、
王翬、
王原祁並稱“
清初四王”;增添
吳歷、
惲壽平兩人,又統稱“四王吳惲”,亦與
王時敏、
王原祁同歸“
婁東派”。他在當時聲名煌赫,影響頗大,但由於其生平事跡記載多有缺略,藝術上又與並稱“前
二王”的王時敏淵源相近,風格亦頗多共同點。因此,對王鑑的個案研究殊為缺乏,往往是在論述王時敏時順便談及,視“二王”為一體,乃至有學者認為:“和王時敏同時代的王鑑,作品之間經常類似到如果不具有一對利眼,就無法區分它們的地步。”
其實,王鑑與王時敏雖處於同一歷史時期,但生活經歷並不相同,畫學道路也有所區別;雖同受
董其昌繪畫思想影響,崇尚以“南宗”為主的傳統,但範圍和重點有所不同,所形成的筆墨風格亦相迥異;雖同屬“
婁東派”,但王鑑對“
虞山派”的王翬更有直接影響,
吳歷也受過其指授,故一日史有“後學津梁”之譽,其影響與作用自與王時敏有別。因此,具體而微地梳理王鑑的生活經歷和畫學道路,師承範圍和筆墨風格,以及在畫壇的影響和地位,並將“二王”聯繫起來對照剖析,當能揭示出王鑑藝術自具的特色和獨特的貢獻, 給予其獨立的準確的歷史定位。
評價
在晚明的亂世中,既不能“兼濟天下”,就只好“獨善其身”。即使在數年後多鐸率清軍攻破
常州、
無錫、蘇州等城之後,他也沒有迎降清軍,出仕新朝,而是守住清白,繼續繪事。
他的繪畫卻因此受益,身為明朝遺老,無處宣洩的亡國之恨令他在
故紙堆里尋找寄託,而大量臨摹古畫,不僅夯實了他的
傳統功夫,也暗合了明朝遺老的民族情結。所以,他“從董巨入手廣泛吸收
北宋范寬、江貫道以至五代
荊浩、關同等,南宗北宗,無所不學,打下深厚的基礎,進而優遊於
元四家倪雲林、
黃子久、王叔明、
吳仲圭之間?”(蔡星儀《王鑑藝術論》),他的多數“仿”、“摹”、“橅”、“擬”作品就是這一時期留下的,他也因此與
王時敏一起並列清“
四王吳惲”之首,在
美術史上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
王鑑藝術天賦極高,又是性情中文人,且看是什麼原因驅使他畫下這本冊頁的:丹青一派,自吳中文沈、華亭董
宗伯後,幾作
廣陵散矣。近時惟吾婁太原喬梓、延陵伯仲得
傳正脈,予每見其所作,即欲焚棄
筆硯。但習氣未除,見案頭箋素便塗抹
滿紙,知不免為法眼捧腹,右古十幀,不敢求形似也。
丙申冬十二月王鑑識。 這是冊頁最後王鑑自題的跋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