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婁東派
- 類別：中國畫流派之一
- 亦稱：太倉派
- 核心：王時敏、王原祁、王鑑
畫派簡介,畫派名稱的來源,代表畫家,揭秘發現畫派,起源,相關記載,畫派形成過程,繪畫風格,畫派的興盛,石濤便與畫派演變,畫派的衰落,影響意義,
畫派簡介
“婁東派”中國畫流派之一。山水畫家王原祁，繼其祖父王時敏家法並仿黃公望法，名重於聖祖康熙（1661--1722）間，一時師承者甚多，以族弟王昱、侄王愫，弟子黃鼎、王敬銘、金永熙、李為憲、曹培源、華鯤及溫儀、唐岱等為著；其後有曾孫王宸、族侄王三錫，以及盛大士、黃均、王學浩等。因婁江（即瀏河）東流經過太倉，故又稱“太倉派”。此派崇古保守的畫風與“虞山畫派”相依託，對後世影響頗大。
畫派名稱的來源
在太湖進入東海的三條主要河流之一的婁江東面，是著名的歷史名城太倉，也稱婁東。這裡不僅是鄭和七下西洋的始發地，也是崑曲和江南絲竹的發源地。300多年前，這裡還誕生了一個在中國美術史上舉足輕重的畫派，這個畫派的影響力甚至一直延續到了今天。這就是以王時敏、王原祁、王鑑為核心的“婁東畫派”。
代表畫家
婁東派的主要畫家有：黃鼎、唐岱、華鯤、吳振武、王昱、方士庶、張宗蒼、董邦達、錢維城、王宸、王學浩等。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與吳歷、惲壽平六人在清初並稱為畫壇“六大家”，其中，四王的擅長、崇尚、畫風相近，形成“四王”畫派，占據了畫壇的正統地位。
王時敏（1592－1680），字遜之，號煙客，晚號西廬老人，江蘇太倉人。祖父王錫爵為明代相國，崇禎初，王時敏以蔭仕太常寺卿，人稱其為“王奉常”。少年時與董其昌、陳繼儒往來密切，為“畫中九友”之一。入清後隱居不仕。工詩文書畫，擅山水，並富收藏。精研宋元名跡，並受董其昌影響，致力於摹古，於黃公望追摹尤多。但因缺乏對造化的真切感受，因此，作品多經意於筆墨章法之變化，而面目較為相近。傳世作品較多，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其24歲時摹寫宋元古蹟而成的《山水大冊》，上海博物館也藏有相類似的《仿宋元六家》冊。早期繪畫比較工細清秀，如上海博物館所藏《雲壑煙灘圖》軸，37歲時作，用黃公望法雜以高克恭皴筆，乾濕互用，墨色蒼渾。晚年時，以黃公望為宗，兼取董、巨和王蒙諸家，更多蒼勁渾厚之趣。故宮博物院藏其《落木寒泉圖》軸、《仙山樓閣圖》軸、《山水軸》，分別作於72歲、75歲、84歲，可見其晚年山水面目。他也是“婁東派”的開創者。
王時敏作品
王時敏作品王原祁由於受皇室青睞，政治地位顯赫，代筆者亦較多，主要有王敬銘、趙曉、溫儀等人。追隨他的人也較多，遂形成“婁東派”，幾乎獨霸當時畫壇。前期婁東派畫家主要有唐岱、董邦達、華鯤、黃鼎、方士庶、張宗蒼、錢維城等，後來還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和“後四王”（王三錫、王廷之、王廷國、王鳴韶）諸家。唐岱為王原祁弟子，兼法宋元，筆墨工穩深沉，時“婁東派”中的院體畫家。董邦達、錢維城上逼董其昌、黃公望，兼承松江、太倉、婁東諸派遺意。黃鼎、方士庶、張宗蒼，發展了王原祁的乾筆畫法，多用乾筆皴擦，淡墨渴染，有蒼鬱之趣。華鯤為王原祁弟子，山水畫具有王蒙、倪瓚的風格。“小四王”中，王昱為王原祁族弟，山水畫面貌最似王原祁，筆墨松秀，並長於淺絳設色畫法。王愫為王原祁侄，善於乾筆皴擦，得元人簡淡法，間作青綠。王宸為王原祁曾孫，山水承家學，以元四家為宗，枯筆重墨，風格荒古。王玖為王翬曾孫，承家學，又師黃鼎，善用枯筆，取法虞山派、婁東派之長。“後四王”中，王三錫為王昱侄，得王昱法。王廷之為王玖長子，山水清雅。王廷國為王玖次子，秉承家學，有輕靈秀潤之致。王鳴韶兼學虞山派。這些畫家的共同之處是：雖然各擅一技，名重一時，但都未能擺脫“四王”的窠臼和臨古摹古的路子。
揭秘發現畫派
起源
20世紀20年代前後，北洋軍閥統治前期，在中國滿布陰霾的天空中，響起一聲春雷，一場崇尚科學、反對封建迷信、抨擊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爆發了。
出人意料的是，在這場文化革命中，屬於美術範疇的中國畫會成為重要內容之一。1919年1月，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撰文，“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因為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採用洋畫寫實的精神。”
改良中國畫的主張並非陳獨秀首創。最早提出改良中國畫的是戊戌變法領袖康有為。1917年，康有為在自己的美術史論著《萬木草堂藏畫目》的序言中明確提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由畫論之謬也。請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訓。”
也就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後來深深地影響了現代中國畫的徐悲鴻也發出了“中國畫學之頹敗，至今日已極矣”的哀嘆。
在這樣一批名宿大家的推波助瀾聲中，中國的文化領域迎來了一次“美術革命”，美術革命的對象正如陳獨秀所言，是要革“王畫”的命。
相關記載
在中國遠古大禹治水的神話中，太湖流域有“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的說法。震澤是太湖的古名；三江，指的是太湖進入東海的三條主要河流——東江、淞江和婁江。眼前的這條江就是婁江，在婁江的東面是著名的歷史名城太倉也稱婁東。這裡不僅是鄭和七下西洋的始發地，也是崑曲和江南絲竹的發源地。300多年前，這裡還誕生了一個在中國美術史上舉足輕重的畫派，這個畫派的影響力甚至一直延續到了今天。這就是以王時敏、王原祁、王鑑為核心的婁東畫派。
畫派形成過程
婁東畫派的代表人物都姓王，王姓在明清時期一直是太倉的望族。在中國美術史上，婁東畫派和四王是兩個相互糾纏和重疊的概念。四王中的三王——王時敏、王鑑、王原祁都出生在太倉，王翬則出生在離太倉不遠的虞山。王翬年輕時就追隨王鑑學畫，後經王鑑介紹，到太倉做了王時敏的入室弟子，日後自成一派稱為虞山畫派。四王在婁東一帶，學習和推崇以明代畫家董其昌倡導的南宗山水畫法，很快就形成了特有的婁東畫風。
繪畫風格
在繪畫風格與藝術思想上，婁東畫派深受董其昌的影響，他們臨摹大量古人作品。在借鑑古人立意、布局、運筆、色彩、線條等方面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們以臨古為主的藝術實踐中積累了深厚的筆墨功夫，重視筆墨的趣味和美感，在作品中表現出平淡天真、超逸蕭散的文人畫審美特徵。
這個畫派引領滿清畫壇300多年。直到20世紀初，中西文化在新舊更迭的大革命時代劇烈地撞擊和交融，這個在封建時代煊赫一時的畫壇正統成為美術革命中口誅筆伐的對象。不管是出於政治的還是藝術的目的，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中，王畫一直被視為腐朽和落後的代表。這種情形一直到近十年間才有所改觀，在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一輪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藝術界和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王畫的價值。
畫派的興盛
一個發端於偏僻的婁水之畔的畫派，為什麼能夠成為統治中國畫壇三百年的盟主呢？對這個畫派產生重要影響的董其昌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又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呢？事情還得從清兵入關的時候說起。
這是清順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6月。太倉城的天氣異常悶熱，沒有風，城外偶爾傳來幾聲悽厲的烏鴉叫聲，不祥的空氣籠罩著這座古老的小城。
南征的清軍已經圍城三天。就在不久前，傳來了清軍在揚州和嘉定屠城的訊息。兵臨城下，太倉城中有威望的士族們聚在一起商量對策，這其中就有曾在明崇禎朝做過太常寺卿的王時敏。
天平的一頭是名節，一頭是全城百姓的生命，孰輕孰重？王時敏在痛苦和矛盾中反覆掙扎。
終於，在血色殘陽中，王時敏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率領士紳們打開了太倉的城門。
降清之後，王時敏拒絕了滿清朝廷的入仕邀請。這位背負著極大精神壓力的老人把餘生都傾注在了讀書作畫上。正是因為王時敏寄情于山水的逃避，才有了後來的婁東畫派，他的孫子王原祁才能成為引領一代畫壇的傑出領袖。
在今天的太倉城，矗立著一座巍峨的牌坊，牌坊的一面寫著“四代一品”，另一面寫著“兩世鼎甲”，這是太倉人為紀念明清時當地的望族——王錫爵家族而建造的。
從王錫爵開始，王家四代人歷任明清兩朝的重臣。權重一時，又是文人世家，王家收藏了大量的名人字畫，收藏之富在江浙一帶是屈指可數的。
在那個印刷術落後、又沒有公眾博物館的年代，誰家中的名人真跡多，誰家的子弟就有比別人更優越的條件學習書畫。王時敏的孫子王原祁就是在名人真跡的浸泡下長大的。
王時敏非常鐘愛這個孫子，竭盡所能傳授繪畫技藝。王原祁從小就顯示出極高的繪畫天賦。據說曾經有一次，王時敏看到書房的牆上掛著一幅畫，怎么也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畫的，直到小孫子笑出聲來，才驚詫地發現，這幅和自己難辨真偽的畫居然是13歲的孫子畫的。
儘管收藏有大量的名人真跡，但王時敏指導孫子用的教材，最主要的卻是一本他自己年輕時學畫用的冊頁，冊頁是他的老師董其昌親手繪製的。
說到婁東畫派，董其昌是一位不得不說的人物。
董其昌字玄宰，官至南京 禮部尚書，曾做過太子的老師。明代後期著名的畫家、書法家、書畫理論家、書畫鑑賞家。他在中國美術史上的突出貢獻，就是提出了南北宗畫論。他按照佛教禪宗的分法把中國畫分為南北兩宗，兩宗的主要區別是風格：南宗是文人畫，有書卷氣，有天趣，是“頓悟”的表現；北宗是行家畫，只重苦練，無天趣可言，是“漸修”的表現。董其昌在《畫禪室隨筆》中將中國繪畫分為南北宗時，將繪畫的目的是“為寄”、“為樂”，還是“為功”、“為利”，作為衡量判別一位畫家究竟隸屬何方陣營的重要尺度。
董其昌崇南貶北的繪畫思想，深刻地影響了王時敏、王原祁，深刻地影響了整個婁東畫派。
當時的董其昌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大家，能夠得到他親自傳授的人寥寥無幾。在王錫爵還在明朝任首輔的時候，由他一手提攜起來的董其昌就已經成為王家的繪畫教師，王時敏和董其昌的關係實質上是半師半友的關係。
王時敏盡得董其昌衣缽，他又把這衣缽原原本本地傳給了孫子王原祁。
大量學習真跡，爺爺的悉心傳授，加上天資聰穎，王原祁很快成長為一名遠近聞名的畫家。那么，清代著名畫家數以千計，王原祁為什麼能夠脫穎而出，成為有清一代畫壇的領袖人物？這和王原祁盡得董其昌的精髓，畫風酷似董其昌有著莫大的關係。因為，就在王原祁出名的時候，北京的紫禁城裡出了一位同樣是天資聰穎的皇帝，他不僅酷愛書畫，而且酷愛董其昌。
這是清康熙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坐落在北京朝陽門外的東廟剛剛被整修一新，康熙皇帝帶著許多文武大臣一起到東廟參加落成法會。皇帝為廟宇題寫匾額是法會上少不了的頭等大事，令人意外的是，康熙剛剛為東廟題寫完匾額，又提筆專門書寫了“谷詒堂”三個字，賜給了隨行的一位大臣。
這位地位特殊、備受榮寵的大臣，就是來自江蘇太倉的畫家王原祁。兩年前，他剛剛被康熙欽點進入南書房擔任供奉畫家。
這一年，王原祁已整整60歲了。或許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在他生命中的最後15年，會得到大清皇帝的賞識，從此官運亨通、地位顯赫。
王原祁先在康熙南書房為內廷鑑定書畫，後來奉旨主持編纂了中國書畫史上的一部類書巨著——《佩文齋書畫譜》。70歲以後，王原祁榮升翰林院掌院學士、經筵講官，畫名大噪朝野。
那么，為什麼王原祁會備受康熙皇帝的賞識呢？康熙皇帝又為什麼不選擇那些比王原祁更有名的畫家，偏偏選中了王原祁呢？
作為一位文化藝術素養極高的皇帝，康熙對董其昌可謂是推崇備至。他曾說過“董其昌書法，天姿迥異，其高秀圓潤之致，流行楮墨間，非諸家所能及也。”
石濤便與畫派演變
在四王名動畫壇的時候，在江南也有另外四個人畫名遠播，石濤便是其中之一。這四個人都是出家人，於是人們把他們合稱“四僧”。
四僧都以明朝遺民自居，在政治上對清政府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在他們的筆下，絕對看不到四王那種恬淡溫和、中規中矩。他們直面自然、直面人生，隨意揮寫胸中的真情實感，通過筆墨撫慰心中的創傷和痛苦。
王原祁曾經對石濤作過這樣的評價“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為第一，予與石谷皆有所未逮。”這裡所說的石谷就是四王中的另一位集大成者王翬。
四僧與四王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文人，一個在野，一個在朝，畫風也涇渭分明。但就是在康熙皇帝對漢族文人所採取的溫情脈脈的懷柔政策之下，兩個不同陣營的大師竟然聯手完成了一幅流傳後世的名作。
在今天的台北故宮博物院中收藏著這樣一幅畫，它是作為一代大師石濤被皇家收藏的唯一一幅作品，但嚴格來說，這只能算是半幅作品。而另一半，則是由另一位大師王原祁完成的。
畫派的衰落
就是這樣一個統領畫壇數百年的第一畫派，在近現代的地位卻一落千丈。在西方文化介入近現代中國文化變革，西方藝術成為現代中國藝術的主要參照系的情況下，康有為、陳獨秀把矛頭直指王畫，後來在現代中國畫壇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徐悲鴻等人又把這一思想延續了半個世紀，婁東畫派的作品幾乎成了反面教材。
直到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中國以博大的胸懷吸納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視野逐漸開闊了的中國畫壇才開始重新審視婁東畫派，認真品味那些誕生在康乾盛世的偉大作品，王畫的藝術和社會價值因此被重新發現。
影響意義
婁東派的影響，至同、光而不減，竟有“小四王”和“後四王”之稱。以王昱最接近王原祁本家面目。黃鼎多用於乾筆擦，淡墨渴染，有蒼鬱之趣。方士庶曾受其法。唐岱兼法宋元，筆墨工穩，略變王原祁面貌，成為婁東派中的院體畫家。錢維城所畫，則兼有松江派的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