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漢末,由於天下大亂,
劉表於
荊州,招致士人,當地局勢大體安定,文士、學者多前往歸附,日漸形成特殊學風,後人研究有稱為荊州學派者。荊州學風,逐漸捨棄
象數、吉凶等說法,而改以義理內容為主。
漢代時,氣化思想、
宇宙生成論盛行,演述
陰陽、天人等論題。而
魏晉時期,此類討論漸往
形上學形式發展,以
王弼、
郭象為其代表。而漢代對人性的討論,逐步發展成為魏晉時“
才性”與“人物鑑賞”等論題,其中以劉劭《
人物誌》為其代表。當時政治勢力更替,局勢混亂,原有價值體系面臨挑戰,“
名教與
自然”、“聖人論”亦隨之而起。
玄學含義
所謂魏晉玄學,與世俗所謂玄學、玄虛實有不同。觀念應出自《老子》,
王弼注《老子》時,曾提出“玄者,物之極也。”“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乃是探索萬物根源、本體等層次的觀念。
對於當時所流行的相關論題,魏晉人又稱為 “
名理”之學,詳加分析事物觀念,考究“
形名”、“
言意”等論題。
玄學由來
漢末隨著儒家經學的衰微,黨錮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一變其具體評議朝廷人物任用的當否,即所謂清議,而為抽象
玄理的討論;另一個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間的改制運動,倡自
何晏、
夏侯玄。作為一種新思潮的魏晉玄學,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態,所討論的問題,是從《周易》、《老子》、《
莊子》三本經典而來,以
老莊思想為骨架,究極宇宙人生的哲理,即‘
本末有無’的問題,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其發展並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調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從嵇康、阮籍、張湛等玄學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說,魏晉玄學是精緻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則當時的道教可謂是通俗的信仰和實踐中的操作,這二者,構成了互為表里的關係。對此,湯用彤早已指出:“中華方術與玄學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說。
漢魏之際,清談之風大盛,佛經之譯出較多,於是佛教乃脫離方術而獨立,進而高談清淨無為之玄致。其中演變之關鍵有二要義,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義,變遷附益,至魏晉之世遂進為玄理之大宗也0”①牟宗三先生也說過:“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穫。無論是‘不離於宗’之天人,或不離於精不離於真之至人、神人,皆是從心上作致虛守靜之工夫。從此作虛靜渾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養生之義亦攝於其中矣。”這一論斷甚為精透。道家本體的實體性、實在性,透過養生、長生說即可轉化為神仙術。他又說:“通過修煉之工夫而至長生,成仙,則是順道家而來之道教,已發於第二義。當然第二義亦必通於第一義。”他認為:“原始道家並不自此第二義上著眼,嵇康之《養生論》卻正是自此第二義上著眼,而向、郭之注莊,卻是自第一義上著眼。”②這是哲學與宗教的差別。由修行或服藥登仙,是人為的,而非自然的自化內化。不過,把玄學與道教的關係視為哲學與宗教,這隻具有相對的意義。
道教當時也出現了頗有哲理意味的著作,如《周易參同契》、《抱朴子》等。如果說玄學重在通過語言文字認識事物的方式是認知,則道教重在通過實踐修煉認識事物的方式是證知。二者的終極目標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和信仰。這決定了道教與魏晉玄學之間不可能完全沒有相互影響。例如,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說:“世人薄申韓,嘉老、莊之誕談……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闊……。”這裡抨擊的對象就是魏晉玄學,說明葛洪對魏晉玄學並非不知情。前面說過,王充、揚雄的思想是玄學的前導和淵源,而葛洪對這兩個人都有極高的評價③,頗為欣賞他們的思想。這說明葛洪對玄學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贊成態度的。其實,按《晉書》卷七二《葛洪傳》和劉知幾《史通·序傳》的觀點,葛洪也是玄學的清談家之一。只是此說並未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同。
魏晉玄學可分前後兩期,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的前期,是承襲東漢清議的風氣,就一些實際問題和哲理的的反覆辯論,亦與當時士大夫的出處進退關係至為密切,可概括地分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時期,在理論上有老或莊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對於儒家名教的態度,即政治傾向的不同。正始時期
玄學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從研究
名理而發展到無名;而竹林時期玄學家以阮籍、
嵇康為代表,皆標榜
老莊之學,以自然為宗,不願與司馬氏政權合作;元康時期玄學家以向秀、郭象為代表;東晉一朝為清談後期,清談只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作為名士身份的
裝飾品,並且與佛教結合,發展為儒、道、佛三位一體的趨勢。
佛教在東漢傳入後首先被附於黃老之家,魏晉時代則依附於玄學。南北朝時期佛教才逐步獨立,至隋唐方高度發展並形成各種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約是兩晉之際傳入中國的一種思潮,佛教徒借玄學的概念、命題來闡發自己的思想,以便使這種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進入上層統治階級和士人階層。但是,由於過多地使用老莊玄學概念、命題去比附譯解般若經典,則使佛學在某種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玄學內部有許多的派別,如貴無派、崇有派、獨化派等等,這些派別的影響使佛教內部發生分化,東晉時期,佛教內部因對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現了
所謂“六家七宗”的爭論。東晉時玄學家雖然也精通佛教,卻不在注老莊列中運用佛教理論。南北朝道教開始大量吸收老莊玄學與佛教理論構建神學。
因佛教開始流行,初與道家文化相結合,依附道教宏傳,故有佛道之爭,老子化胡之說。安世高與支讖等自西域東來譯經,佛學漸盛,不過“佛教在漢世,本視為道術之一種,其流行之教理行為,與當時中國黃老方技相通。”中國古代文化以道家為本,在魏晉時代,老莊的玄學特盛,“方術與玄學,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說,漢魏之際,清談之風大盛,佛經之譯出較多,於是佛教乃脫離方士而獨立,進而高談清淨無為之玄致。”以故般若學與老莊學相近。佛教到東晉時,其勢大盛,
西域大師接踵而來,中國寺僧,漸具規模。般若之學大行,談玄說妙。最可稱道者為羅什之東來,法顯之西行,道安之領袖群倫,羅什之大開譯業,真是“前無占人”。什之門下十哲四聖,皆當時精研老莊的第一流學者。
時北方世亂,道安高足慧遠隱居匡廬,研究般若,毗曇,提倡彌陀淨土,一時名賢大集,成為江南佛法之重鎮。後有真諦之譯唯識諸論,羅什法顯等又譯十誦、五分、四分等律。諸宗經論於是大備。從僧肇道生以來,中國佛教則因容納了老莊道家的對規律性實在性等的認識,使佛性論原有的條件性相對性的成分繼續保留的同時,真實性與永恆性的因素空前增長。中國化佛教肯定了真實無妄的本體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範圍,彌補了印度佛教的邏輯斷裂,使其認識得以進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論,佛教教義只有在中國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圓融之境,達到了佛教對宇宙人生認識的最高水平。
玄學分期
【正始時期】
代表人物:何晏
重要著作:《道德論》,《論語集解》
核心思想
1,本末有無:“貴無論”
宇宙本體是超言絕象的,是無名無譽的,是天地萬物形成以前就存在著。
“無”具有主宰天地萬物的作用,是陰陽萬物賴以化生成形的始基。
2,自然名教 :“名教本於自然”
名教的衰敗是由於只注重形式的緣故,崇仁義,愈致斯偽。故必須抓住根本來維護
綱常名教,這個根本就是“無”,“
無名”或“道”。
3,聖人有情無情 :聖人“無情而有性”
聖人“無喜怒哀樂”,其因在於聖人無情而有性。
“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
重要成就與影響
正始時期清談的領袖人物,是魏晉以下玄學風氣的開創者。是貴無論的首倡者,突破了兩漢以來宇宙本原論的框架。
代表人物:王弼
王弼的哲學是要直探現象世界背後的本質,希望能從某種具體的事物形態之外去找尋世界統一性的原理。其主要範疇是討論五個方面的理論問題:(一)本末有無的關係問題,即本體論世界觀的範疇。(二)動與靜的關係問題,屬於運動觀的範疇。(三)言與意的關係問題,屬於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範圍。(四)性與情的關係問題,屬於人性論的問題。(五)自然與名教的關係問題,即玄理哲學與政治倫理的關係問題。
重要著作:《
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
《老子指略》認為若把某種一定的事物當作世界的始基,就不能說明世界的多樣性,所以“有”不能成為世界統一性的基礎,故要以“無”為本。
核心思想 :
1,本末有無 :“貴無論”
“貴無論”是探索現象界背後的真實本體,作為世界本性的“道”,是絕對的“無”,是“寂然無體,不可為象”的。王弼用“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本體論結構的模式來解釋“有”及“無”兩者的關係。本體與現象是不一樣的,甚至是相反的,“道”是超言絕象不可名狀的,不是一般人所能認識的對象,只有“與道同體”的聖人才能把握。
2,動與靜 :“本靜末動”
王弼認為“凡有起於虛,動直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是物之極篤也”。本體是永恆的,寂靜不動,動是相對的,是物質現象世界的東西。
3,言意之辯 :“得意忘象”和“得象忘言”
王弼的言意之辨實包含著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有形的現象世界,即“共相的言象意”;認為屬於思想層面的“意”,雖然是很抽象深微,不能直接用屬語言層面的“言”表達,但“言”可表達“象”,“意”則可以通過“象”而顯示。即是可以用“言”和“象”來盡“意”。另一是無形的本體,即所謂“殊相的言象意”;是不可用“言”和“象”盡意,只能用“微言”來啟發,用意會進行內心體驗。
王弼清楚區別“言”,“象”,“意”三者不同,對於處理語言和思想有很大啟示。
4,聖人有情無性 :“以性統情”
王弼認為聖人,也有同於常人的喜怒哀樂之情。故“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但聖人能“物物而不物於物”。
5,自然名教 :“名教本於自然”
自然為本,名教為末,自然為治之道,名教為治之具,自然為文化理想,名教為此理想的載體,故名教本於自然。
重要成就與影響 :
王弼從“以無為本”對本末,體用,一多,名教與自然等概念進行了新的解釋。他開創的玄學,不僅為儒道融合開闢了道路,而且為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的佛教文化的融合開闢了道路,宋明理學汲取了玄學本體論,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主體,三教合一的思想體系。從周敦頤的“無極而太極”,張載的“太虛即氣”,到程朱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陸王的“宇宙是吾心”的心體物用論,都汲取了王弼玄學體用論的思想方法。
【竹林時期】
代表人物:嵇康
重要著作 :《聲無哀樂論》,《養生論》,《釋私論》
核心思想 :
1,自然名教 :“越名教而任自然”
針對司馬氏集團用以篡權的名教工具,尖銳地指出儒家經典所宣揚的禮法名教,司馬氏所提倡的“以孝治天下”,本身就是束縛人性,違反自然,甚至是社會上一切偽善,欺詐等種種惡濁現象的根源。故不應為名教所拘,而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2,聲無哀樂論 :聲音和人的感情是兩種不同的事物
認為聲音和人的感情是不同的兩種事物。音樂所發出的只是客觀的音調,它不含有
哀樂的感情,哀樂則出於人的內心,完全是主觀的。
3,明膽論 :元氣陶鑠,眾生稟焉。
萬物都是稟受元氣而產生的。人性的善惡和才能,是由賦受的氣質決定,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才性兩者截然不同。
代表人物:阮籍
重要著作 :《通易論》,《通老論》,《達莊論》
核心思想 :
1,自然名教 :“折衷名教與自然”
阮籍反對虛偽的名教而崇尚自然,對司馬氏的篡奪表現消極不合作。阮籍的鄙棄名教,也和嵇康一樣,但他並不是主張真正廢棄名教,在他內心是要維護真正的名教。他崇尚自然,卻不願完全放棄名教,說明他的名教與自然調和的折衷思想。
重要成就與影響 :
阮籍的思想,由儒,而老,而莊,都有成文的專論發表。他能將莊子的思想消化,而成功地運用於現實的世界中。他對所處的時代和自身的地位認識都很透闢,使他不獨能享盛名,還能不為盛名所累。
【元康時期】
代表人物 :郭象
以反對“無中生有說”為起點,而提出“自生無待說”,進而由“自生無待說”推至“獨化相因說”,並由“獨化說”導出“足性逍遙說”並以之為中間環節,最後由“足性逍遙說”得出“宏內游外”,即“名教與自然合一說”,以為其哲學的最後歸宿。
重要著作 :《莊子注》
其《莊子序》云:“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核心思想 :
1,萬物獨化論 :“無待而獨化說”
郭象認為“無”就是什麼都沒有,故“無”不能生“有”,而“有”也不能為生。“有”是“塊然而自生”,塊然者無為而自然也,無為而自生,無有生生者也。郭象認為每一物的存在都是為它自己,而不是為其他任何一物,亦不是直接由任何物造成的。只要有一定的條件或環境出現了,一定的物就必然產生。它們的產生完全是純粹偶然的,忽然之中變化的,即“堀然自我而獨化”。
2,獨化於玄冥 :“玄冥之境”
每一物之所以產生是自然而獨化於玄冥深遠暗合之中,是種似無非無的境界,是誰也沒法了解的。宇宙的和諧是一種神秘的不可
認知的必然性,而世界的一切,又是這種必然性所支配的,因此人們只能對此玄冥的和諧順應任之。
3,足性逍遙說 :“宏內游外”
物各無待而自化,順己性而發揮,就是足性,互為有功,就能逍遙。所謂游外,即指心理上猶如閒居山林一樣逍遙自在;所謂安內,即指參與世務,日理萬機。依郭象看來,聖人的游外與安內是合二而一的。聖人雖忙於世務,然其心理上卻淡然自若,逍遙自得,猶如處在山林之中;這是因為“俯仰萬機”正是他自足其性的表現,足性則得逍遙也。聖人無心而順有,無為而任自然,逍遙而不離俗,游外即宏內也。
4,自然名教 :“名教即自然”
自然是萬事萬象的本然本性,名教就是一切政治制度,倫理規範。現實社會中“君臣上下”的名份,本身就是天理自然,絕對合理的。既是自然不過的事,只要人人安分守己,就復得其真性情了。郭象認為道家與儒家,自然與名教是可合二為一的。因此有“名教即自然”的結論。
重要成就與影響 :
郭象以有作為萬物存在的根據,又主張物各自生,自為,而自為就是自然無為,這就調和了“崇有”與“無為”的矛盾。
代表人物 :裴頠
核心思想 :
本末有無 :“祟有論”
裴頠總括萬有的道(終極)不是虛無的,根據萬物不同的形象可以分為不同類別,一切有生的存在,都是有形象的;萬物變化與相互作用是錯綜複雜的,是客觀規律的根源。裴頠不同於貴無學派,在於於他承認世界的根本是“有”,而不是虛無。他排斥無作為萬物本體的永恆和絕對性,肯定了萬有的真實存在。他肯定“有自生”,而非“生於無”。認為“無”不能生“有”,是因為萬物開始產生時,都是自己生出來的。如果一定要給它再找一個造物者作為它的依據,那是不可能的。
重要成就與影響 :
針對貴無論從抽象本體產生具體事物的負面影響而提出的。在哲學上裴頠的崇有論,是先秦以來關於物質概念認識的深化,在當時有積極意義。
代表人物 :歐陽建
重要著作 :“言盡意論”
核心思想 : 言意之辯 :
《言盡意論》說:“有雷同君子問於違眾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
通才達識,鹹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鐘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為
談證。而先生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鑑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
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鑑識不顯。鑑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回響,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吾故以為盡矣。”(《藝文類聚》卷十九)
歐陽建的《
言盡意論》,雖然很短,但是,明確地說明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的基本原則反映論。在當時玄學貴無論的影響下,很多人都主張言不盡意,在這篇論文中,
歐陽建首先明確地肯定了客觀事物及其
規律的客觀性。在
中國哲學史中,“名”與“實”的關係是一個傳統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
歐陽建堅持了唯物主義的路線。
歐陽建在這裡對於“名”和“言”作了區別。名所指的是一種一種的事物,言所講的是關於一個一個理的判斷。名的對象是事物,其內容是概念。言的對象是事物的規律,其內容是關於規律的判斷。在這篇的結尾,
歐陽建再一次說明,在主觀和客觀這兩個對立面中,客觀是主要的
重要成就與影響: 歐陽建的《言盡意論》,認為客觀世界是離開人的概念和語言而獨立存在的,但語言概念又是人們用以說明客觀世界的工具。這駁斥了當時
玄學家認為語言概念無法表達事物真相的一種看法
【東晉時期】
代表人物 :僧肇
核心思想 :
萬物是亦有亦無,有無雙遣而並存的。
重要成就與影響 :
在佛教上的貢獻主要有三個方面:
他比較正確地運用了中觀學的思辨理論,旁取儒學,玄學思想,形成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他把中,印兩地的思想文化巧妙地結合起來,初步實現了佛教哲學的中國化。
他生時玄學的鼎盛期已經過去,他通過把
般若學從依附玄學的局面中擺脫出來,使佛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僧肇的佛教哲學思想,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以後中國化佛教宗派的產生。他所提出的不少命題,成為以後
佛教哲學所經常討論的問題,也就是說,僧肇開拓了佛教中國化的途徑和方向。
主要經典
魏晉玄學主要經典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和《莊子》。清談的主要內容和很多哲學問題都源自此“三玄”。
【《周易》】
《周易》原為一本占卜的書,是儒家的經典,但涉及宇宙萬事萬物變化的問題,哲學性很強,容易和
道家思想溝通。經過兩漢和黃老思想合流的發展,在魏晉時得到非常高的重視。當時各家的《周易》注釋亦很多,但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及《周易大演論》等為代表。王弼的《周易注》是隨文註解的,《周易略例》則是通論性的著作。《周易略例》中主要是討論“一”和“多”的問題,而《周易注》中主要是討論“常,變,動,靜”的理論。從《周易略例》中可以了解王弼的思想取向。
自漢以降,易學可列為三系:一,管輅之術數系;二,漢易之象數系;三,以傳解經之義理系。王弼的易學是屬第三系的義理系。王弼論易的中心觀念,見於《周易略例》中的〈明彖〉與〈明象〉。認為眾多的事物,其運行變化雖然非常複雜,但並非完全無跡可尋,因為事物的變化,仍然受到本體的制約,必須依一定規則而行。這個規則,就是“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的“一”。因此,這種“一”,“多”的關係,既是一種“靜”,“動”的關係,亦是“本體”和“現象”的關係。運動本身,並不能制約運動,必須要有一靜止的東西,才能制約運動,使變化多端的“多”,依循一定的法則而運行。
【《老子》】
道家的思想,基本上是著重個人主觀上心境修行的探討,強調個人在修行中所觀賞的世界是什麼,而不大重視客觀宇宙的根本是什麼,但這並非完全不涉及宇宙存在的討論。《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經典,魏晉玄學家對它的重視,可說與《周易》相等。王弼的《老子注》及《老子指略》是注釋《老子》方面的代表,主要在於他“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本體論結構的模式來解釋“有”及“無”兩者的關係。
在《老子》中,“有”及“無”都是“道”的表現形態。王弼通過對《老子》的註解,將道家所講的道,從各個層面將其特徵顯示出來;如從本體與現象的關係上說明人的精神境界應追求無限,把本原論轉化為本體論,提出了
體用論和人性自然等一系列問題。王弼解釋《老子》,充分體現道家的特色,而且這些解釋都非常符合道家的基本精神,對道家在義理髮展上有很大的貢獻。
【《莊子》】
《莊子》在魏晉玄學的地位,早期不如《周易》及《老子》,西晉末漸高,南渡以後則凌駕《周易》及《老子》之上。《莊子》的盛行,不單使玄學討論的內容更為豐富,而且玄學的討論方式亦增添色彩。至於《莊子》一書的注釋,當時以向秀的《莊子注》及郭象的《莊子注》為最重要。後人一般都將郭象和向秀的思想放在一起討論。
郭象注中所表現的道家思想,最重要是“冥圓融論”。向郭以前,王弼將道家的“道”,視為主宰宇宙萬事萬物的法則,這樣“道”和宇宙萬事萬物便有一種本末輕重之別。向郭認為“道”是“冥”,宇宙萬事萬物是“?”,但是兩者並非截然二分,而是互相圓融在一起,“冥”是要通過宇宙萬事萬物的“?”才能顯現,而“?”亦須透過“冥”才能掌握,但是兩者並非分開的東西。
核心內容
魏晉玄學的核心內容牽涉哲學上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本體論,知識論,語言哲學,倫理學,美學等各個領域,都是前人未有觸及或未能深入控探討的問題。其主要討論內容有:(一)本末有無的關係問題,(二)自然與名教的關係問題,(三)言與意的關係問題,(四)聖人有情無情的問題,(五)才與性的關係問題,(六)聲無哀樂的關係問題。
一,“本末有無” :有與無的多層關係
儒家的本是仁義,所以禮的作用是和;道家的本是虛無,其作用是以自然為用。“本末有無”是魏晉玄學思想中,最根本要辨明的問題,在哲學中屬於形上之學,涉及存有論和宇宙論的問題。
貴無論 :“以無為本”
王弼所謂“無”,是宇宙萬事萬物存在的根源和本體,所謂“有”,則是宇宙萬事萬物的具體存在,包括一切人類社會的典章制度。前者是“體”,後者是“用”;前者是“本”,後者是“末”。“本末有無”之間並存無間,體用不離。道所具有“無”的本體特質,是要通過“有”的作用呈現才能掌握,故“有”“無”是互為體用的。
王弼的本體論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宇宙本體與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的關係。“道”,“太極”,“無”是無形的宇宙本體,天地萬物和人類社會是由本體產生的有形現象,本體主宰現象,所以“崇本息末”和“崇本舉末”是從宇宙本體性的高度說明“以無為本”。第二層次是人類社會中的治國之道與具體措施的本末關係,即以道治國,崇本以息末。
“崇本息末”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而不要被現象所迷惑。“崇本舉末”就是抓住本質才能把握現象,本質決定現象。
崇有論 :“有自生說”
裴頠總括萬有的道(終極)不是虛無的,根據萬物不同的形象可以分為不同類別,一切有生的存在,都是有形象的;萬物變化與相互作用是錯綜複雜的,是客觀規律的根源。裴頠不同於貴無學派,在於他承認世界的根本是“有”,而不是虛無。他排斥無作為萬物本體的永恆和絕對性,肯定了萬有的真實存在。他肯定“有自生”,而非“生於無”。認為“無”不能生“有”,是因為萬物開始產生時,都是自己生出來的。如果一定要給它再找一個造物者作為它的依據,那是不可能的。
無生有
有生無
無能自生
有能自生
有不能自生
無不能自生
有無相生:老子
獨化玄冥 :“獨化相因說”
郭象強調無就是什麼都沒有,因此無不能生有,而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萬物是各依其性以發展變化,而非取決於其自身之外的任何因素。
郭象認為“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整個宇宙是和諧的協調的整體,天下莫不相與相助,彼此相因。然而各個事物又無不都是無待而獨化的,即是自為而不為他的。而正由於獨化自為,才造成了彼此相因,猶如相互為唇齒一樣,唇並不為齒而存在,然而唇亡則齒寒,唇是獨化自為的,齒亦是獨化自為的。然而它們之間又有著唇亡則齒寒的關係。這就是無待的待,無聯繫的聯繫,萬物自生,自有,獨化於玄冥之境。
“獨化於玄冥”即指獨化於深遠暗合之中,而這種深遠暗合之所以產生,是誰也沒法了解的。宇宙的和諧是一種神秘的不可
認知的必然性,而世界的一切,又是這種必然性所支配的,因此人們只能對此玄冥的和諧順應任之。
二,“自然名教” :儒家禮教與自然的關係
自然:宇宙本體,世界本源,宇宙萬物本來的樣子
名教:人們之造作,是為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設的種種等級與教化(socialization)的總稱,也可逕直指“禮教”,制度(institutions)
第一個階段 :“何晏,王弼”“名教出於自然”
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兩者並無衝突。王弼認為禮法只是一種外表的行顯示,是由外加上去的一種偽。但他並非反對禮,只是認為從“無”作用上,去掉禮法的約束,最能達到禮法背後所要達到的真正道德。
在自然與名教的關係問題上,也就是說玄學哲學與政治倫理兩者關係上,王弼認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現。因此,他認為自然與名教是統一的,兩者並不矛盾。名教本於自然,是自然本體的表現,而本體便是“無”,因此,人類社會也應當按照這種本體的法則運作,實現無為而治。他要求統治者能清靜無為於上,“以無為為君,以不言為教”。長短,尊卑自然“各有定分”。因此,在上的最高統治者只要做到設官分職,定好名分,就可長久地坐享其成了。在這裡提倡名教的儒家與崇尚無為而治的道家,兩者並不矛盾,而是相為表里的。
第二個階段 :“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晉之際,司馬氏篡奪了曹魏政權,宣揚以孝治天下,實際是打著名教的幌子,羅織罪名,排斥異己,使大批名士遭到殺害,於是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出現,名教與自然由相互融合變成二者之間的對立。
名教與自然是有本質的衝突,兩者不可能互相協調。嵇康認為六經,禮法,名教束縛人性,與人的本性相對立。所以他公開否認“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堅決反對“立六經以為準”,“以周,孔為關鍵”,認為越名教,除禮法,才能恢人的自然情性。
第三個階段 :“郭象”“名教即自然”
主張萬事萬物各自變化,各自發展,不會互相影響。凡存在皆屬自然,而名教是存在,當然亦是自然。郭象認為“道”是“冥”,宇宙萬事萬物是“跡”,但是兩者並非截然二分,是互相圓融在一起,“冥”是要通過宇宙萬事萬物的“跡”才能顯現,而“跡”亦須透過“冥”才能掌握。名教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並非可以脫離自然,只是自然中的不同表現。由此郭象還進而提出“各安其性”,主張人人要安於自己的本分,地位和命運。認尊卑上下,大小等級,不可逾,不可錯亂。賢人,君子居於統治地位,享受爵祿,都是合乎“天性”。
三,“言意之辯” :
易繫辭載孔子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言”屬現象界,“意”則寓於本體界。“言意之辯”實為以本體界與現象界之區分為其理論出發點。言意之辯是如何認識真理,掌握世界意義的方法論問題。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其辯論內容有:人類的語言概念從何而來 形象的語言和抽象的語言有什麼作用 語言所描繪的境界是什麼境界 人的認識目的是什麼
“言”,“象”,“意”在整個語言層面看,“言”可以指語言,“意”可以指意思,“象”可以指圖象語。魏晉言意之辨有三派不同的理論。
言不盡意派 :“荀粲”
“言不盡意論”是當時魏晉言意之辨中最流行的一派,亦是魏晉以前,傳統道家對語言與思想關係的看法。這派觀點認為“言”與“象”都屬語言層面的東西,都會受語言規則的限制,對於人內心複雜的思想是不能完全表達。認為“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非物之象所舉也”。尤其是聖人之意,是象外之意,更是不能通過通俗的語言和物象表達出來。
言盡意派 :“歐陽建”
歐陽建論證可分二部分:首先他認為無論用基么語言去描述客觀世界,都不會影響客觀世界的存在;其次他認為語言是不可廢棄的,因其可以將我們面對外物時引起的不同情志,有一不同表示。
歐陽建認為“言”既能窮盡現象界之全體,則“言”就能展示“意”。他的“言盡意”是從“名”與“物”的關係說明“言”與“意”的關係。他認為物和理不依賴於言稱,言稱只是辯物析理和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回響,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所謂“言盡意”是說人的主觀意識反映客觀事物的規律(理),因此“意”是可以用語言來表達。
歐陽建則不認本體界,以“言”為概念,“意”為其具體現象。認為“言”既能窮盡現象界之全體,則“言”就能展示“意”。準此,王歐的分歧,實只為雙方對“意”是否指一現象界以上的本體界的不同理解而已。對“意”的理解既不同,此“辯”實乃一虛假之“辯”也(verbal dispute)。
意不盡而盡論派 :“王弼”
王弼的言意之辨實包含著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有形的現象世界,即“共相的言象意”;是可以用“言”和“象”來盡“意”;一是無形的本體,即所謂“殊相的言象意”。是不可用“言”和“象”盡意,只能用“微言”來啟發,用意會進行內心體驗。
王弼認為在有形的現象世界中,一般語言的使用,並不能完全表達語言使用者的意思,但圖像的使用郄可以傳達前者不能傳達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以某些字詞作一般使用時,便受到那些字詞的語意法則的限制。例如,當我們說“他像一頭豬”的時候,我們是將他跟一幅豬的圖畫作比較,他與可以在肥胖方面對比,在面形方面對比,在行動笨拙方面相對比,在懶惰方面對比,也可以在骯髒方面對比。故王弼認為“言”與“意”能夠完全接合起來,“象”可以作為中介物。
王弼認為在無形的本體界中,藉助具體事物或是形象語言的描述,或藉助某些有確定含義的概念是無法把握世界的本質。道和宇宙全是不能用名言和概念來把握的,要真正把握無限的本體就必須用超理智的直覺,即超出概念和邏輯的分析。所謂“尋言以觀象,尋象以觀意”就是用思辨的方法,從感性到理性,從現象到本質採取步步分析的方法接近本體,由於本體不能完全用理智來把握,所以“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是用超理智的直覺來把握無限的本體。既然得意在於忘象忘言,所以要能夠得到本體的“無”就必須不停留在“有”這些現象上,而必須超越於“有”之外,不停留在言語表達上,而必須超越於“言”之外。
四,“聖人有情無情之辨”:聖人與常人廣之別
何晏 :聖人“無情而有性”
凡人慾喜則喜,欲怒則怒,或應喜反怒,應怒反喜;喜怒不得其“理”
賢人“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賢人即使及於顏淵者,仍有喜怒哀樂。其所不同於凡人,僅在於其情之表現已臻恰如其分的境界。
聖人“無喜怒哀樂”,其因在於聖人無情而有性。聖人“體無”,故以自然為性,“無”在本質上不可言說,不可形容,故有具體表征的喜怒哀樂之情不單不足以表現其性,更有礙其性之展現。
由此可見,何氏所謂“無情”,不是指聖人已脫落情感,而是其情必發而為生命的表現,由於其生命為一道德生命,故其情之發必為道德感情,而非一般凡人的感性情緒。是故,無情者,無凡人之情,蓋因其修為之高,已使其情隱於無形。
缺點:使聖人遠離塵世,有違自然與名教的統一。
王弼 :聖人能“物物而不物於物”
凡人賢人:凡人具有情感活動,但與情感對象產生關係時,受外物所累,所牽制,失其自主性,不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聖人作為理想人格,並非沒有情感活動,這么點王弼以孔子悲傷於顏回之喪而力證之。但與凡人賢人不同者,在於聖人不為物累,能出入無間,常保其自主性,使感情自然流動而不過份,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此中關鍵,在於於聖人具有凡人賢人所欠的神明,此神明不單使其能保其自主性,更使其具有超越性,通過對自我於接物時的自主性而對自我產生深刻體驗(“體沖和”),從而實現與道同體(“以通無”)。
五,“才與性的問題 ”:探討人的內在氣稟與外在功績的關係
從《
三國志,魏書,傅嘏傳》稱“嘏常論才性同異,鐘會集而論之。”鐘會的《四本論》既有集當時諸家關於才性的言辨,也附有自己的論述。而在《世說新語,文學》注引《魏志》的記載中保留了一條簡要資料:“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尚書傅嘏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鐘會論合,屯騎校尉王廣論離。”
“才”是指人的才能,可指是人所根據的天賦本質,亦可指是從實際修習得來。
“性”則為人的道德品質,可以是直接或間接影響才的施展,亦可是與才沒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同派觀點 :“傅嘏,盧毓”
此派認為人的才能品格,可以是先天已有,亦可是後天獲得,人的品德高尚其才能亦必然優勝,人的才能出眾其德行自然高尚。即使人有其特殊才能,而不能行孔孟仁義之道,對於國家人民亦未能稱善,道德品格為治國的首要條件,才性相比似乎更重視德性。其論據是由儒家的人道證天道。
異派觀點 :“李豐,徐幹”
此派認為人的才能品格,可以是先天已有,亦可是後天獲得,然人有才能其品德未必高尚,人的德行高尚其才能亦未必出眾,以“才性異”來修正前派“才性同”的一些觀點,似乎更切合現實政治環境。同前派一樣,其論據亦是由儒家的人道證天道。
合派觀點 :“鐘會,袁準”
此派認為每人的先天品賦受氣不同,每人皆有其獨特性,所以人有賢愚善惡之不齊。人的才能品格是先天已有,人有才能其品德未必高尚,人的德行高尚其才能亦未必優勝,才雖是先天而來,然德行卻可後天修維而得,故才性可合一。才性合重道德與才能的互相配合,其論據是從天道證人道。
離派觀點 :“嵇康,王廣”
此派認為人的才能品格,雖是先天已有,然人有才能其品德未必高尚,人的德行高尚其才能未必優勝,才能是要經過後天修練而得,道德品行也要通過修維而得,兩者截然不同。故才性離,似乎是修正前派才性合的觀點,而加以發揚,其論據是從天道證人道。
六,“聲無哀樂之辨”:音樂聲與心之關係
嵇康於《聲無哀樂論》以“秦客”和“東野主人”的八問八難,將音樂本身作獨立研究對象,明確地說明音樂本身的特質是什麼,即究竟什麼是音樂。嵇康其實並非否定音樂可以影響人的喜,怒,哀,樂,他所否定的是音樂本身與人的喜,怒,哀,樂並無一一對應的必然關係。“秦客”是論敵,“客人”是作者。
〈聲無哀樂論〉中的八問八難中,他的各個論證的取向,都是要證明音樂本身與人的喜,怒,哀,樂並無“因果關係”,一件事件是另一件事件的因,這並不蘊含兩者必定有一一對應的必然關係。某人開啟了收音機,嚇跑來偷東西的賊人,前者是後者的因。這兩者確實具有因果關係,但是兩者並非一定具備一一對應的必然關係。同理,“有治世然後有佳樂”一事未必能否定“有佳樂然後有治世”一事,故嵇康之說有待證明。
若(i),為何不可以(ii)
若(iii),為何不可以(iv)
若(v),為何不可以(vi)
思想背景
兩漢時期,經學獨尊,為朝廷入仕乾祿之門,今文經學讖緯之說流行,天人、陰陽、符應等觀念大盛,依附政治,而日漸荒誕,深受王充、仲長統、荀悅等人批判;而古文經學則偏重章句訓詁,流於繁瑣支離。東漢所標舉的士人氣節,多已陷於虛矯。至漢末魏晉時,儒家經學雖仍為官方學術主流,然玄學風氣則隨名士清談逐漸流行,以《老子》、《莊子》、《易經》為討論
張本,喜好討論有無、本末等玄理,論辨深具理致。
漢末,由於天下大亂,劉表於荊州,招致士人,當地局勢大體安定,文士、學者多前往歸附,日漸形成特殊學風,後人研究有稱為荊州學派者。荊州學風,逐漸捨棄象數、吉凶等說法,而改以義理內容為主。
漢代時,氣化思想、宇宙生成論盛行,演述陰陽、天人等論題。而魏晉時期,此類討論漸往形上學形式發展,以王弼、郭象為其代表。而漢代對人性的討論,逐步發展成為魏晉時“才性”與“人物鑑賞”等論題,其中以
劉劭《人物誌》為其代表。當時政治勢力更替,局勢混亂,原有價值體系面臨挑戰,“名教與自然”、“聖人論”亦隨之而起。
玄學論題
玄學重視萬物根源存有等相關論題,深受老莊思想影響,而有深入發展,王弼《老子注》、郭象《莊子注》為魏晉玄學重要論著,更為老、莊最首要註疏。
而當時名士詮釋儒家典籍,如何晏《論語集解》、王弼《周易注》、《論語釋疑》、《周易略例》等多以道家思想,援引解釋儒家觀念。會通孔老”乃為當時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