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

管仲改革又稱管仲變法。管仲（約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潁上人（今安徽省潁上縣），周穆王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後世譽為“聖人之師”、“華夏文明的保護者”、“華夏第一相“。

管仲在齊桓公支持下，於丞相任位內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戰國策》、《國語·齊語》、《史記·管晏列傳》、《管子》、《左傳》等都有記載他的生活傳記。

管仲的重商政策，使齊國工商業繁榮發達，依靠國家壟斷商業及經營（計畫經濟）而致富成為強國。

《左傳》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不朽。”

管仲在長達40餘年的丞相任期內功成名就。其既是學識淵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績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說是先秦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範。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遺產也仍有借鑑意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管仲
• 別名：管夷吾、管子、管敬仲
• 國籍：齊國
• 出生日期：約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
• 逝世日期：公元前645年
• 職業：經濟學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
• 主要成就：輔佐齊桓公完成霸業在齊國改革，富國強兵
• 代表作品：《管子》
• 後人評價：華夏第一相

時代呼喚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沒有“國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個諸侯國恪守秩序，相安無事，因此沒有任何求變的動機及欲望。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被犬戎殺死，西周終結。從此，天子權威喪失。

春秋時期，列國並峙，征戰不休。此時，邊境各族也發展起來。北方狄人南下，西方戎人東進，南方蠻人也想北上。各國開始火拚，爭強求富就成了新的時代主題。

當時齊國已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國庫空虛；同時齊國面臨著複雜的外部形式嚴峻，各鄰國之間不斷發生戰亂，對齊國也是虎視眈眈。國家倒懸之際，非常需要站在歷史前沿的改革者出現。

春秋列國形式圖

經歷了夏、商、西周中華文明的勃興時期，中國從奴隸社會過渡到了封建社會的大變革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工商業逐步開始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行業，中國商人開始成為相對自由的群體。這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成就霸業，紛紛採取強化商品經濟方略以富國強兵。重商政策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工商黃金時代，也為中國商人大展身手提供了寬闊的舞台。

管仲祖先是姬姓，與周王室同宗。父親管莊是齊國的大夫，後家道中衰。管仲自幼刻苦自學，通“詩”、“書”，懂禮儀，知識豐富，武藝高強。因家貧，為謀生做過當時認為是微賤的商人。他遊歷廣泛，閱人無數，見過世面，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他當過兵的時候臨陣脫逃。他幾次想當官，但都沒有成功。管仲有位好朋友鮑叔牙，兩人友情很深。公元前674年，他和鮑叔牙分別做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的師傅。

齊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齊國動亂，公孫無知殺死齊襄王，自立為君。一年後，公孫無知又被殺，齊國一時無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糾和小白，都力爭儘快趕回國內奪取君位。管仲為使糾當上國君，埋伏中途欲射殺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銅製衣帶鉤上。小白裝死，在鮑叔牙的協助下搶先回國，登上君位。他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桓公即位，設法殺死了公子糾，也要殺死射了自己一箭的仇敵管仲。鮑叔牙極力勸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為齊國強盛著想，忘掉舊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議，接管仲回國，不久即拜為相，主持政事。

改革舉措

政治行政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彆強調建立一套嚴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級官吏的辦法。古人云：“聖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張，在官吏的任命與管理上，要“以勞受祿”、“受祿不過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他還激烈地批評以下三種不良現象：“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他認為這三種現象都是國家的大患、動亂的根源。

管仲整頓行政管理：“叄其國而伍其鄙”。所謂“叄其國”，就是將國劃分為21鄉，士居15鄉，工居3鄉，商居3鄉，分設3官管理。所謂“伍其鄙”，就是將鄙野（國都之外的廣大地區）分為5屬，設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屬下有縣、鄉、卒、邑4級，分別設立縣帥、鄉帥、卒帥、司官管理。整頓行政系統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農、工、商各就其業，從而使部落的殘餘影響被徹底革除，行政區域的組織結構更加精細化，並且有效地維護了社會穩定。

用人人事

他提出的用人原則是：“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員時，都必須根據其實際的政績，特別是要有取信於民的真實政績,而不是虛假的、表面的政績。此外，他還總結出一套對於各級官員實行獎懲的具體辦法。

國中“慈孝”、“聰慧”、“拳勇”出眾者，由鄉長推薦試用，稱職的委任為吏，任用稱職的又可以晉升，直至升為上卿助理。選賢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祿制，擴大了人才來源，這一制度成為日後科舉制度的雛形。

兵制改革

其原則是“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措施是“參其國而伍其鄙”，其內容為：將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工商之鄉不從事作戰，實際從事作戰的是士鄉十五。五鄉為一帥，有一萬一千人。由齊君率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是為三軍，就是“參其國”。一鄉有十連，一連有四里，一里有十軌，一軌有五家，五家為一軌，這就是“伍其鄙”。軌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處在一起，因為利害禍福相同，所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見《國語·齊語》)。這是一種社會與軍事相結合的戰鬥體制，亦為後來大規模的戰爭作了準備。

經濟政策

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如何實現“富民”的目標呢？管子認為發展農業生產最重要。因為“五穀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務也”。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就要“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

同時他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無末利，則本業何出?”因而管子認為，農、工、商各業必須同時兼顧，“務本飭末則富”。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記·平準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四庫全書管子

管子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若此記載為可信，則於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管仲實行了糧食，“準平”的政策，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漢書·食貨志》下)。這種“準平”制，平衡糧價，間接承認了農民自由買賣糧食的權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農的生產利潤。

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質好壞、產量高低來確定賦稅徵收額，同於馬克思級差地租。

管仲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有效利用齊國的林木和漁業資源，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即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即禁止人們為了眼前利益而濫伐濫捕,以保護樹木和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破壞。伐木和捕獵只準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管仲修齊太公“九府圜法”，在齊國設立了專管貨幣的機構——“輕重九府呻”。齊國由政府統一鑄造貨幣，這種規範的貨幣呈刀形，名為“齊法化”或“節墨法化”，俗稱“齊刀”。

管子熟練的運用輕重之術對外策劃了衡山之謀、石壁謀和菁茅謀，堪稱古代貨幣戰爭的經典案例。

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統的闡述了消費對生產的促進效用。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國，“事斷於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儀表，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奸。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確；殺有罪，不寬赦；執行刑罰一定說到做到，民眾就會畏懼。權威明示於眾，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嚴格執法，公開執法。

“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譯過來就是：國君統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開，下面行事就都能合於制度。如果國君立法不能統一，下面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會增加。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公開公平公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法制

“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則死，益令則死，不行令則死，留令則死，不從令則死。五者死而無赦，唯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譯過來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沒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說，隨意增刪法令的，不執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須處死，法令有了權威，下面的人就畏懼了。

“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國的法制主義理念，在齊國實施。此後，“事斷於法”便成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論。在這一基本理論的指導下，管仲整肅齊國內政，上下齊心，國家實力得到迅速提升，從而實現了稱霸中原。

社會政策

在社會政策方面，管仲特別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他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因此，他認為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

管仲推行禮法並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稱為“德治”，形成了“霸業”和“禮治”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即禮、法統一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治國的過程中，禮義教化與厲行法制是相輔相成的，“明智禮足以教之……鄉置師以導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致矣”（《權修》）。這一理論較之儒家的重禮教輕法制，較之秦晉法家的嚴刑峻法，較之道家的消極無為思想，無疑是一種更全面、更有價值的理論。

外交主張

管仲輔佐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號，打敗侵燕的北戎，“存邢救衛”，制止了狄人的侵襲，又舉兵擊敗了兵力強盛的楚國。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會各國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會齊桓公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戰略獲得了很大成功，後來孔子稱讚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改革思想

人性趨利

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後人所漠視的治國思想是“以商止戰”。就國家內政而言，“以商止戰”就是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就與各諸侯國的關係而言，“以商止戰”就是擴大對外貿易，並以軍事的威懾力維持均衡。

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本思想。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因為“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順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從其四欲”，即“百姓厭惡勞苦憂患，我就要使他們安逸快樂；百姓厭惡貧困低賤，我就要使他們富足顯貴；百姓厭惡危險災禍，我就要使他們生存安定；百姓厭惡滅種絕後，我就要使他們生養繁衍”。他認為，為政者只要懂得這些道理，把給予看成是取得，就是從政的法寶了。基於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管仲雕像

在管仲眼裡，老百姓是“人”---好逸惡勞，貪財好色，自私自利，但也有人情親情。在管仲眼裡，官員和皇帝也是“人”，只是多了一些欲望野心和責任而已。在管仲眼裡，這個世界不是由“好人”或“壞人”組成的，而是由“自私自利”的人組成的，所以“政之所興，在順民心”。

孔子和孟子看到了人性的善，尤其在沒有利益衝突的時候。商鞅和韓非看到了人性的惡，尤其在面臨利益衝突的時候。所以，儒家和法家的觀點確實是對立的，但他們都推崇管仲。管仲既看到了人性的善，也看到了人性的惡，更看到了人性的“貪”---貪生怕死，貪財好色。齊國之所以富強，正是基於管仲對人性的了解，並想辦法使之有機會得到人性的滿足。

藏富於民

在經濟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和“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實現‘富民’，管子認為發展農業最重要。因為‘五穀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務也’。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就要‘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

管子不僅重視農業生產，同時也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無末利，則本業何出?”因而認為，農、工、商各業必須同時兼顧，‘務本飭末則富’。

在社會政策方面，特別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他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又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因此，他認為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如何調節？他的辦法是‘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富而能奪，貧而能予，乃可以為天下’。如何奪富予貧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徵收消費稅；限制富人進入某些行業，以免與民爭利；間接運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財物等。同時，對貧者要‘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此外，管子在對外貿易、貨幣和價格、糧食等許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論述，這些論述集中在《管子·輕重》篇里，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均田分力

管仲推行的在‘均田分力’基礎上的‘相地而衰征’的政策，順應時代發展，以適應當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使齊國收到了‘粟如丘山’之效，導致了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均田分力’就是把土地經過公開折算後租給農民，使其分戶耕種。《管子·乘馬》中說：‘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可以使人民自覺抓緊農時。他們會知道季節的早晚、光陰的緊迫和饑寒的威脅。他們會自覺地早起晚睡，全家人都關心勞動，不辭勞苦地經營。若不實行均田分力，地利就不能充分利用，人才不能充分發揮。不告之農時，人民就不抓緊；不教以農事，人民就不積極幹活。’‘均田分力’把勞動者在土地所有者野蠻強制下的勞動變為自覺主動的盡心盡力的勞動，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與‘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賦制改革，就是依據土壤的肥瘠徵收數額不等的實物農業稅。‘相地’又稱‘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準確，再對土壤進行質量區分。

四民分業

這一方針是把國民分紅軍士、農人、工匠、商賈四個類別，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區域。管仲指出四民分業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作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歷，進步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推進商品出產和流轉有很大效果；三是營建專業空氣，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然後構成作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建傑出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潛移默化，在父兄的薰陶下自然地把握專業技能。

管仲將“工商”與“士農”並排，以為這些人是“國之石民”，他說：“齊國大眾，公之本也。”

專業分工、子承父業的準則讓齊國的製造業技能領先於其他國家，以絲綢為例，中國最早呈現的絲織中間就在齊國首都臨淄。其時，臨淄出產的冰紈、綺繡、純麗等高級絲織品，不只齊國國內供應充沛，還許多熱銷周邊各諸侯國，乃至“全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對外開放

齊國地處海邊，漁業和煮鹽業一貫興旺，管仲規則，魚鹽能夠自在出口，關口只掛號而不予交稅，以便當諸侯各國。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實施單一稅制，在關口征過了的，在商場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關於前來齊國經商的商人，他更是大開國門，無盡期待，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討取稅費，步行背東西來的不要去交稅，這樣來的人就會越來越多”。他還主張齊桓公專門建立款待外國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處，來一搭車者供應自個飯食，來三搭車者供應馬的飼料，來五搭車者裝備可供自在調遣的人員。從此，“全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為了活潑販子，管仲乃至首開公營色情業。“管子之治齊，為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

他在國都臨淄開了七間官辦的倡寮(“女市”)，每一間有妓女(“女閭”)100人，共700人。管仲以此招引外來商旅，並大收其稅。在後世，管仲因而被拜為娼妓業的“祖師爺”，好像魯班在木匠業的位置。

在這種自在貿易方針的鼓舞下，能夠想見齊國商業的昌盛以及商人的活潑，《戰國策·齊策》如此記載齊國首都臨淄盛極一時的富貴現象：“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

據核算，其時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其時國際上最大規劃、最富貴充足的城市，而與其一起的雅典城生齒不到5萬。

戰略合贏

齊桓公與管仲屢次商討富國之策，齊桓公主張對生齒、房子樓台、樹木、家畜交稅，管仲逐個否定，在他看來，稅收是有形的，直接向公民收取財物，自然會導致公民的不滿。“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管子·國蓄》。最佳方法是“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並提出了“寓稅於價”的方法。並給指出“唯官山海為可耳。”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工業，無一民眾能夠頃刻脫離。他說，萬乘之國的生齒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征人頭稅，應交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錢，為三千萬錢。若是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斟酌漲價出售，每月能夠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於徵人頭稅的收入。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交稅，不致導致公民的“囂號”對立，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即“煮沸水以籍全國”。

鐵的專賣也是相同。管仲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耘仍是做女工，都需求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鐵制東西，只需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於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比，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於人頭稅的徵收總額。表面上，國家並沒交稅，實踐是“無不服籍者”。

管仲發起鹽鐵專營，但不是主張政府親身下場，興辦公營鹽場或公營鐵廠---後世之人學管仲，以為專營即是公營，多入歧途。

食鹽工業

在鹽業，管仲實施專賣方針，敞開鹽池讓民間自在出產，然後由國家統一收買。因為操控了鹽業的出售和產值，進而操控了報價，齊國的鹽出售到別國去，價格能夠舉高到成本價的四十倍，國家和商賈都得利頗豐。在冶鐵業上，管仲實施的是國有民營。他首要嚴峻地著重了國家對一切礦山資源的獨占，所謂“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台法則宣告，只需一發現礦苗，就立刻要由國家保護和封存起來，有勇於私行挖掘者，左腳伸進去的，砍左腳，右腳伸進去的，砍右腳。進而，政府又控制了鐵器的定價權，並對所出產出來的鐵器進行統購統銷。

在這些條件之下，管仲敞開冶鐵作坊業，答應由民間商人自主經營，其增值有些，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適當於徵收30%的所得稅。《管子·輕重乙》：“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因為自己的經商經歷，管仲深知經商之苦，故對“負任擔荷，服牛輅馬，周流四方”的商人恤懷有加。他雖最早倡導“鹽鐵”官營，但是並沒有禁斷民間商人的介入。《管子·海王》篇記載，齊桓公曾要求管仲下令“斷山木，鼓山鐵”，禁止民間商人經營冶鐵。管仲不同意。管仲說：“如果那樣去做，會激起民怨，一旦國家危難，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分利共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這就是說，如果國家以壟斷經營的方式經營冶鐵，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得不償失的。

管仲主張制定嚴格的交易法規以規範市場，將商人的趨利行為納入一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公平環境之中，才能使工商經濟發展健康有序。他實行的“輕重”之法，即國家干預與市場競爭並重的經濟政策使齊國終於躍上春秋五霸之首。

由政府控制資源，然後把經營權下放給民間商人，以必定份額分配利潤，這即是後世十分盛行的“財物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

‘官山海’政策的推行，鹽鐵利潤的獲得，迅速增加了齊國國家財政，為齊桓公的霸業奠定了堅實的財政基礎。早在公元前841年之前，周厲王就任用榮夷公大力推行‘專利’政策，其本質也是國家對戰略經濟資源的掌握。但由於種種原因，周厲王的改革很不得人心，導致改革走向徹底失敗。管仲的國家專營政策建立在對周厲王改革失敗的經驗教訓之上，增加了這項關係到齊國富國強兵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性改革成功的可能性。管仲推行的國家戰略資源專營的理論和具體實踐對後世王朝國家經營管理產生了重要歷史影響，並且成為大一統之後的帝國存在下去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一。

統計考核

“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人事有軌，必有軌，鄉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什麼是軌？統計。上面一段話就是說凡是需要統計，不懂得統計理財，那就根本無法治理國家。統計學，在管仲這裡非常重要。據黃仁宇說，中國長期處於封建王朝，沒有現代化的原因，就是因為統計學沒有建立起來，“無法用數目字管理”，那是因為後世沒有貫徹管子的思想，否則不會是這樣。

管仲專門成立了一個負責統計的機構，他們的統計非常全面，人口、土地、產出、總值、男女勞力等等，都要進行統計，之後，根據統計結果進行各方面的決策，同時也根據統計結果來進行下一個年度的預測。這也是現代會計學預算和決算的來源。

統計和預測的結果全部保密，以防止商人從中謀得利益。那么，誰可以從中謀取利益呢？政府。通過統計，政府掌握各種借貸的時機，從而賺取利潤。也同樣通過統計，國家也設立各種便民措施，譬如到了春天老百姓需要什麼，到了秋天老百姓需要什麼，所有這些，政府都提前做好準備。所以，老百姓被政府賺走了錢，無話可說；而政府給他們提供的便利，他們又會非常感激。

年終總結很重要，考核制度很重要。

每年的臘月最後五天是年終總結，齊桓公親自臨朝聽政，議定罰、罪、刑、殺。年終總結之後，就是全年考核。

每年正月初開始，就是齊國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時間，也由齊桓公親自進行。考核的對象是五鄉鄉師和五屬大夫，考核之後，做得好的有賞，最後一名會受到批評警告。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

考核結束之後，開始法律學習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頒布，但是在初六開始召集五鄉鄉師和五屬大夫進行學習，認真領會法律精神。為什麼五鄉鄉師和五屬大夫要專門有一個學習班？因為他們還要負責把法令傳達到各地。學習班結束之後，五鄉鄉師和五屬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轄範圍，必須第一時間把新法令公布出去，然後才能回家，否則這叫做“留令”，屬於死罪。

同時管仲設立了“嘖室”，嘖是什麼意思？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嘖室”就是信訪辦。

“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這是管仲設立“嘖室”的目的。

信訪辦的門口寫著四句話：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翻譯成現代話就是：法律是不是簡明易行，刑罰是不是審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簡單而不擾民，稅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繳交。什麼意思？就是說在以上這些方面有投訴的，無任歡迎。

直接批評國君的過失的，被稱為正直之士，他們的意見都會被受理。

巨觀調控

管仲關於巨觀調控的理論集中體現在《管子》一書《輕重》篇中。‘輕重’概念從廣義上說是指君王處理諸多政事的權衡之術，但其重點是指國家控制商品流通和與社會經濟生活有關的內容。其中又分為探究商品流通規律的理論文章，稱輕重之學。用輕重理論控制商品流通的具體措施，稱為輕重之術。輕重之學包括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和商品輕重關係理論三部分；輕重之術包括平衡物價、國家專營、調控貨幣、戰略物資國有等一整套完整的國家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模式。

《管子》認為商品價格不斷圍繞一個軸心上下波動是一個客觀規律。‘常則高下不二，高下不二則萬物不可得而使用。”（《輕重乙》）常固不變的價格是不存在的，如果價格恆定不變，就無法調節流通。只有價格上下波動，價值規律才能發揮其自發的調節作用，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管子》把貨幣看成是流通手段，“黃金刀幣者，民之通貨也。’（《輕重乙》）要求君主通過對貨幣的控制，掌握住糧食等重要商品，以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從而進一步搞好經濟調控。“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國蓄》）。

《管子》認為，商品、穀物和貨幣之間存在著如下關係：商品輕重與否，取決於這種商品的多少，“少或不足則重，有餘或多則輕”；穀物被“囤積則重，被拋售則輕。集中於國家則重，流散於民間則輕；貨幣流通得通暢則重，流通不通暢則輕；國家政令與該商品關係重大則重，關係不大則輕，這些論點在《國蓄》、《輕重乙》、《揆度》等篇中都有論及。

有形的手，無形的手

《管子》把穀物、貨幣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是：‘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乘馬數》）‘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幣重則谷輕，幣輕則谷重。’（《山至數》）並強調了糧食在三者關係中起決定作用。

輕重之術有以下幾個方面：

1．穩定物價的措施。國家採取“斂輕散重”的策略，購進人民所輕者，拋售人民所重者，這樣既可以穩定物價，又能使政府從中獲利。‘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故人君散之以重。’（《國蓄》）國家還需要採取‘以重射輕’的方法穩定物價。就是用高價收購市場上跌幅較大的商品，以改進商品價低滯銷的狀態，使物價穩定下來，防止商品飛散他處。因為任何商品都是‘重則至，輕則去’，（《揆度》）商品的價格‘重’，外地的同類商品就會涌人；商品的價格‘輕’，本地的商品就會外流。與‘以重射輕’相對應的措施是‘以賤泄貴’，就是以低價推銷的辦法，把過高的價格拉下來，這就防止了‘大賈蓄家’囤積居奇而‘豪奪吾民’。（《國蓄》）

2．國家採取對糧食、食鹽、鐵等重要商品進行控制的措施。國家控制了‘民之司命’、‘萬物之主’的糧食，就可以控制整個經濟，利用對糧食的壟斷價格，激發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從而保障國家的經濟基礎。

管仲建立了國儲糧準則，國家收買儲備了許多糧食，其數量足以操控商場糧價的動搖，以到達豐飢平衡的成效。管仲對糧食十分重視，他不容許任何人操作糧價，禁止在饑饉之年使用糧食生意欺凌農人，糧價動搖有必要由國家掌控。

3.調控貨幣。《管子》認為，貨幣是國家控制經濟的重要工具，‘先王運用貨幣，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輕重乙》）為了掌握貨幣的鑄造和流通，《管子》制定了一個貨幣投放與管理的措施，稱為‘幣乘馬’。‘乘’指‘算’，‘馬’指計數的‘法碼’。《管子》提出的貨幣投放與管理的基本步驟和方法是：第一步先在方圓6里的地區內作典型調查，第二步由點及面估算全國的貨幣需求量，以此為基礎確定貨幣的鑄造發行量。這樣周密的治國理財謀略，必然帶來經濟的穩定發展。

《管子》主張在對外貿易中靈活運用輕重之術：為保證本國缺少而重要的商品不外流，採取‘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的措施，保持重要物資的高價，也會使天下的重要物資流入我國。而對本國的剩餘商品，則採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輕’的低價政策，促其對外傾銷。在一般情況下，要做到‘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保持大體相同的輕重關係。

刺激消費

管仲的經濟思想中，最為奇特的一項是鼓勵消費，他甚至倡導奢侈，這在古往今來的治國者中可謂僅見，在《管子》一書中就有一篇奇文《管子·奢靡》。

管仲提出“儉則傷事”的觀點，並指出：大家都不消費，就會造成商品流通的減少，從而妨礙生產營利的活動，故曰“傷事”。 要如何才能推動消費？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費，甚至無比奢侈地去消費。

管仲倡導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就是說，只要不人為地堵塞利源，商賈就會日夜不息地從事營運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斷地消費，貧窮的人才有工作可做。

為了強化自己的觀點，管仲甚至做過極端的比喻，他建議在煮蛋之前應先加雕繪，在燒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後瀹之，雕橑然後爨之。”

管仲紀念館

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對侈靡的推崇，並不僅僅為了自己的享樂。在《管子·乘馬數》中，他談及了一個非常先進的觀點。他說，每當年歲凶歉的時候，人民沒有本業可作，國家就應該進行宮室台榭的修建，以促進人民就業，尤其要雇用那些喪失了家產的赤貧者。這時候修築宮室，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促進就業，平衡經濟。

管仲認為，想要成為金融霸主，還必須動用“貴虛”之術。讓他國的生產者“賤有實，敬無用”。

所謂“賤有實”，就是在敵國面前裝出一副“輕賤有用之物的架勢”，所謂“敬無用”，就是讓我國的上流人物假裝對“無用而淫巧之物”加以重視，促使敵國加以跟風。

他在《侈靡》一章中進一步論述說：“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亦即是說，對於國外的富商、官員和百姓，必須提倡“消費主義”，讓他們想方設法窮奢極侈。要提倡讓他們吃最好的飲食，聽最好的音樂。把普通的蛋品雕畫，敬之若稀有之物，吹噓它的妙用，然後煮食，吸引敵國以十倍之利加以購買；把木柴刻得美輪美奐，然後焚燒，假稱這是比萬年青松還要珍貴的材料，敵國的富商必然紛至沓來，加速進貨，爭當代理。丹砂礦產的洞口不要堵塞，商賈販運的渠道不要阻滯。讓外國用這些“無用之物”的富人奢侈消費，讓本國製造這些“無用之物”的窮人勞動就業。這樣，本國的百姓將安居樂業，敵國也就危如累卵。

商戰秩序

愚公之谷

齊桓公出外打獵，因追趕野鹿而跑進一個山谷時。看見一老人，就問他說：“這叫做什麼山谷？”老人家回答說“叫做愚公山谷。”桓公說：“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他回答說：“用臣下的名字做它的名字。”桓公說：“今天我看你的儀表舉止，不像個愚笨的人，老人家為什麼起這樣一個名字呢？”老人家回答說：“請允許臣下一一說來。我原來畜養了一頭母牛，生下一頭小牛，長大了，賣掉小牛而買來小馬。一個少年說：‘牛不能生馬。’就把小馬牽走了。附近的鄰居聽說了這件事，認為我很傻，所以就把這個山谷叫做愚公之谷。”桓公說：“您確實夠傻的！您為什麼把小馬給他呢！”桓公就回宮了。

第二天上朝，桓公把這件事告訴了管仲。管仲整了整衣服，向齊桓公拜了兩拜，說：“這是我的愚笨。假使唐堯為國君，咎繇為法官，怎么會有強取別人小馬的人呢？如果有人像這位老人一樣被欺凌，也必定不給的。那位老人知道現在的監獄斷案不公正，所以只好把小馬給了那位少年。請讓我下去修明政治吧。”孔子說：“弟子們記住這件事，桓公是霸主；管仲是賢明的宰相。他們尚且有把聰明當作愚蠢的情況，更何況那些不如桓公和管仲的人呢！”

金龜換糧

管仲說：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管仲是一個理財天才，如果股市給他做莊家，大家都要傾家蕩產，因為錢都被他賺了。

有一天，管仲給齊桓公上完理財課，齊桓公聽得是目瞪口呆，佩服得五體投地。

“還有別的理財辦法嗎？”齊桓公問。

“還有啊，多著呢，譬如有一種方法叫做御神用寶，想不想聽？”

“想聽想聽。”齊桓公興趣十足，聽這名字就很帶勁。

“北郭有個人，挖地的時候挖出來一條龜，這條龜就值一百畝地。”

“真的？”一條破龜就值一百畝地，齊桓公不信。

“那等著瞧吧。”管仲笑了。

第二天，管仲派出十乘車的使團前往那個人家，賜給他黃金一百兩，用金制大盤把那個龜給“請”回來，一路敲鑼打鼓，說那個龜是東海海神的兒子。回來之後，供奉在大台上，每天殺四頭牛祭祀它，號稱無價之寶。當然，牛肉最終都拿去賣掉，一點也不浪費。

四年之後，齊國出兵攻打孤竹，打聽到丁家糧食夠大軍吃五個月。於是，管仲去找丁家，說是把無價之寶抵押給他，換他的糧食。丁家受寵若驚，收了那條龜回家供著，而齊軍出征孤竹的糧食問題就這么解決了。

買鹿制楚

《管子·輕重》中記錄了這么一個故事。管仲或許稱得上是世界上第一個發動“經濟戰爭”的高手，實施經濟杯葛主義（boycott）的大國領導人——

齊桓公把南方的楚國看成王霸事業上的“假想敵”，整日裡都在琢磨如何削弱楚國①。

但楚國的軍事戰鬥力很強，這讓齊桓公頭疼。他問管仲：“楚國是一個強國，其人民精通格鬥的技巧。我們要舉兵討伐楚國，恐怕力不從心。一個楚國就很麻煩了，以後的路該怎么走？”管仲說：“大王您出高價購買楚國特產的鹿吧。這一招準管用。”齊桓公於是在與楚國交接的邊境上設立了一座小城，並派人到楚國購買活鹿。楚國活鹿的價格為八萬錢一頭，管仲讓齊桓公派中大夫王邑帶了二千萬錢去楚國大肆搜購。

楚王聽說了這件事情，樂了，對其宰相說：“那個金錢，是人都喜歡的，也是國家賴以生存的東西。而鹿，不過是禽獸而已，楚國多的是，即使都不要也無所謂。現在齊國出那么多錢來買我們不需要的東西，這是我們楚國的福氣啊！老天讓齊國這個傻冒來便宜我們，太好了！趕快發布命令，讓老百姓趕緊捕捉活鹿，儘快把齊國手上的錢換過來！”

為炒做這一事件，管仲還煞有介事地對來自楚國的官方採購商人說：“你能給我弄來二十頭活鹿，我就賞賜你黃金百斤；弄來二百頭，你就可以拿到千斤黃金了。楚國就算不向老百姓徵稅，財用也夠了。”於是楚國上下都轟動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無論男女老少，全都來勁了，頗有點“全民炒股（或炒房）”的意味。老百姓都放下手頭的農活，漫山遍野地去捕捉活鹿。

這個時候，管仲讓大臣隰朋悄悄地在齊、楚兩國的民間收購併囤積糧食：楚國靠賣活鹿賺的錢，比往常多了五倍；齊國收購囤積的餘糧，也比往常多了五倍。

於是，管仲對齊桓公說：“好了，這下我們可以安心去攻打楚國了！”齊桓公問：“為什麼？”管仲回答：“楚國拿了比往常多五倍的錢，卻誤了農時，糧食又不可能幾個月時間就可以收割的，楚國到時候一定會去收購糧食的。到時候我們封鎖邊境就行了。”齊桓公恍然，於是下令封閉與楚國的邊境。

結果楚國的米價瘋漲，楚王派人四處買米，都被齊國截斷，逃往齊國的楚國難民多達本國人口的十分之四。楚國元氣大傷，三年後向齊國屈服。

註：①齊桓公大會諸侯，討伐楚國，藉口是楚國一直不向周王室交納貢品。齊國主導的諸侯聯軍出兵進攻楚國是在公元前656年，楚成王派大臣屈完去和齊桓公談判，接受了齊桓公的責備，並答應向周王室進貢。戰爭結束。

衡山之謀

所謂‘衡山之謀’，是指春秋時期齊國征服衡山國的貨幣戰爭。
衡山國盛產兵器，衡山利劍，天下無雙。管仲早就在謀劃征服衡山國，不過，要想以武力攻打衡山國，肯定要費一番功夫。替代性做法是，管仲在起兵前一年就派人到衡山國高價收購兵器；十個月後，燕、代、秦等國都跟著到衡山國收購兵器，可謂天下爭購。看到賺錢的情況，衡山國君告訴宰相：‘天下各國都爭購我國兵器，可使價錢提高二十倍以上’，衡山國百姓於是紛紛放棄農業轉而打鐵。
一年後，齊國派人到趙國購運糧食，趙國糧價每石十五錢，齊國卻按每石五十錢收購。包括衡山國在內的諸國都運糧賣給齊國，就在各國為發財歡呼的時候，齊國突然封閉關卡、停止收購糧食和衡山國兵器。
在夏收前，對衡山國出兵。此時，衡山國已經無糧可用，兵器也差不多賣光了，又不能在別國買到糧食，在經濟和軍事兩個戰場上敗的精光，只得奉國降齊。
‘衡山之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以高價誘使敵方放棄本業，追求某種產業的畸形利潤，最終造成敵人經濟癱瘓。
在任何時代，一種商品價格暴漲都會帶來巨額利潤。這種利潤高的讓人炫目，除非這種利潤來自於國內壟斷性技術，那是一定會出事情的。高利潤會吸引相當一批人衝進去，而且，這批人往往還是能率先看到商機的精英。等到一個國家幾乎全民乾一件事情的時候，暴利就要終結了。

石壁謀與菁茅謀

話說葵丘會盟之後。齊桓公對管仲說，咱們舉辦這么大一場盛會，花了不少錢，風頭也出盡了，可怎樣才能把這些虛名轉變為實實在在的利潤呢？不然的話，寡人想去朝拜天子，會感覺費用不足，仲父有沒有什麼好的辦法？

管仲又接到了新的任務，怎樣幫他的國君快速籌到一大筆錢。回去的路上，邊走邊想，一時竟沒了主意，正不知如何是好時，經過一片亂石崗，車馬難行，不易通過。驀然間，想到一個妙招，拍著腦袋叫道：‘有了！’於是，管仲急忙回車轉去，與齊桓公商議。

管仲說：“主公，某處有一片亂石崗，請下令招聘一批玉匠，把這些亂石頭，按標準雕製成一塊塊的石壁，一尺長的定價一萬錢，八寸的定價八千，七寸的定價七千，石珪定四千，石瑗定五百。”齊桓公聽了，將信將疑，但還是都照他所說的做了。

石壁完成之日，管仲就來到洛陽，朝見天子。天子親切地會見了這位霸主的仲父。當時，天子的弟弟姬帶還在為分家的事和天子扯皮。管仲作為大諸侯國的宰相來到朝廷，是來為天子兄弟倆說和勸架的。
管仲說：‘為了大王的尊嚴，我國君主打算率領諸侯們前來朝拜先王的宗廟，一者可以觀摩學習周禮，二者也能為大王助威！亂臣賊子們見到這架勢，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天子說：“好，那就叫諸侯們都來朝拜先王宗廟，這沒問題。”管仲又說：‘請大王發令，凡是來朝拜先王宗廟的諸侯，都必須帶上‘石破天驚’壁，作為獻給大王的貢禮，否則，不準入朝。’
所謂‘石破天驚’壁，就是從那一堆亂石頭裡鑿出來的，找到一個好項目，立馬就值錢了。

天子說：‘可以，這沒問題。’便向天下各地發出了號令。、諸侯們一般很少有機會參觀朝拜天子先王的宗廟，機會難得，一票難求呀。於是，天下的諸侯們都載著黃金、珠玉、糧食、彩絹和布帛，紛紛趕到齊國，爭著搶著來購買門票‘石破天驚’壁。、就這樣，齊國的石壁流通於天下，天下的財物流歸於齊國。

一大堆廢棄了的亂石頭，原先只是半文不值的障礙物，但在管仲的運作下，卻變廢為寶，價值連城，狂賺了一大筆。這一筆賺了多少呢？相當於八年的稅收。
所以，齊國爆發了這筆橫財後，齊桓公為他的百姓減負，也就不收稅了，一直到他去世的八年間，都再沒有向他的百姓們征過稅。那誰還不喜歡呢？
這就是管仲的經濟謀略，叫做“石壁謀”，這個故事就被記到了《管子》這部書里。

新上任的天子，也在為錢發財。因為從前面幾代天子起，就很難徵到稅收了，所以天子手裡其實也沒什麼錢。怎樣才能賺到錢呢？天子就請教了這位東方最早的經濟學家。
管仲很樂意為天子出主意，他看天子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資源，只有楚國進貢來的不值錢的茅草，謂之‘青茅’，這是長江流域特產的一種三條脊梗直貫到根部的茅草。先不讓走漏風聲。發令說，天子準備去泰山祭天，只有這一次機會特許諸侯們陪同他一起去祭天，想去的人，快來報名呀。
因為諸侯是沒有資格祭天的，所以這次機會就格外的珍貴，大家都願意去。然後再發令說：‘凡隨天子去祭天的，都必須攜帶一捆菁茅，作為祭祀之用的墊席。沒有菁茅的，不得入內。’
於是，天下的諸侯們便紛紛掏出黃金來，爭先恐後地搶購。能夠陪同天子出席這么大的盛會，黃金算什麼，再貴也值！菁茅的價格頓時出現井噴，上漲了幾十倍，一捆可以賣到百金。
所以，天下的黃金就象流水一樣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周天子僅僅在這三天時間賣茅草的錢，就已經相當於他七年的收入了。”

我們看到，管仲的經濟思想不過是本著物以稀為貴的原理，這在蒙昧的春秋時代無疑是可貴的。

改革評價

政治思想

管仲的一生，不僅建立了彪炳史冊的功勳，還給後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書中記錄了他的治國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張法治。全國上下貴賤都要守法，賞罰功過都要以法辦事。他認為國家治理的好與壞，根本在於能否以法治國。管仲非常重視發展經濟，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就是國家的安定與不安定，人民的守法與不守法，與經濟發展關係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貴的地方，如他主張尊重民意，他說“順民心為本”，“政之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對後代影響很大。

經濟評價

管仲是中國歷史上亘古未有的經濟學家。他提出的“國富論”，比西方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早了將近兩千三百多年，堪稱世界範圍內經濟學的鼻祖。

今天看來，管仲提出“以商興國”，即依靠發展工商經濟，來強大國力，實現富強的主張，比起西方的“重商主義”學說的兩位代表性人物：英國的托馬斯·孟(1571—1641，代表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被認為是重商主義的“聖經”)和法國的德·孟克萊田(1575—1622，代表作《獻給國王和王后陛下的政治經濟學》，被認為是政治經濟學之嚆矢)，同樣也早了兩千二百多年。這兩位經濟學家都意識到了商品經濟對國家的重要性，不約而同地提出：“國家的繁榮依賴於資本供給，經由商品經濟(對外貿易)增加國家財富是最佳途徑……”而這個觀點，基本上也正是管仲在當時提出來的：以工商經濟強國，以工商經濟立國。

管仲對中國文化還有一個巨大的貢獻，就是發現了“水”。在《管子》一書中，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水是萬物的本原”，這一思想，比泰斯勒早了許多年。

正因為認識到“水”的種種特性，通過水與地的各種複雜關係進行對比，所以，才有管仲對商品經濟和國家興衰的獨特認識，也才能解釋為什麼第一個將商品經濟提升到“富國強兵”高度上的，只能是管仲。

管仲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重商主義創始人，也是第一個意識到商品經濟巨大能量的人。管仲作為從青年時代就開始經商的一個標準商人，一個具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治國大師，他迅速幫助齊國確立了“富國強兵”的發展思路，並且明確地將發展工商經濟作為提升綜合國力的一條捷徑。事實上，也正因為工商經濟的迅速崛起，才導致了齊國能夠以偏居海濱一隅的小國，而完成九合天下，位尊春秋首席霸主的大業。而管仲獨創的“以商興國”、“以商立國”的“重商主義”，唯經濟決定論，更是成為齊國之後，其他諸侯國爭相效仿的一個基本模式。

管仲所推行的經濟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工商文明中所蘊含的技術進步，使齊國的財富實現了快速增長。管仲的經濟學思想使經濟活動中的‘技術’含量明顯增加，並且將經濟活動中的技術文明上升到制度文明的高度。在較短時間內實現富國強兵目標的齊國，很快成為無可匹敵的春秋第一霸。管仲的經濟學思想給諸侯國治理國家帶來了劃時代的變化，工商文明中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高額附加值為諸侯爭霸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證，並使諸侯國“大國崛起”的夢想成為可能。在人類從蒙昧、野蠻走向文明的軸心時代，中國人就有了如此全面深刻的經濟學理論，不能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蹟。

儒家評價

孔子曾稱讚管仲：“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篇》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野蠻人了。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歷史上管仲相齊，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諸葛亮相蜀,使劉備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二人皆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且居功至偉。

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啓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現代意義

管仲的經濟思想雖然有“重商”的特色，卻是在把商業視為最末的基礎上。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核心還是在於農本以及富國，更傾向於經世濟民之含義，雖其策術之實用多取於商業，但究其目的是為治民富國平天下。這與資本主義國家在貪慾的驅使下無限逐利，在競爭中弱肉強食的價值觀是有很大區別的。把管仲的經濟思想與西方的重商主義混為一談是不正確的。而過分強調管子與西方經濟學思想的相似性，與其說是民族自豪感作祟，其實是深深的自卑。中國自古以來的人倫規範思想，要求人在追求個體化利益時不能損害社會性利益。

管仲的“國家主義”在當今社會甚至還仍然有一些道理：國家對商業的規範，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制度層面，還應該深入於道德層面。去年的“奶粉”、“牛奶”事件，更強調了商業倫理的重要性。也正如管子要求商人為“誠賈”一樣。管子深知商人逐利忘義的缺點，既要通過商業使國家富強，又要防止商業衝擊、破壞人倫。
有人認為當今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預示著資本主義經濟走到了盡頭，我並不這樣認為。但它確實揭露了資本主義貪慾的可怕以及盲目追求最大財富的惡果。也許中國在這次大危機當中可以“獨善其身”的原因正在於千百年以來先賢傳下來的智慧：人性、和諧、勤儉、甘於貧困。

思想淹沒

第一，齊國一世而衰，以商治國的思想徹底破產。

齊國坐擁最強國力，卻採取了不擴軍和不兼併的“和平稱霸”戰略，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併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後，齊桓公死於宮廷政變，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自此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均以開疆拓土而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與儒家格格不入。

管仲墓

儒家以“賤商”著稱，在他們看來，管仲從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風、施政綱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論語·憲問》中，子貢就認定“管仲算不上是一個仁者”。 他的諸多經濟政策，無論是刺激商貿、鼓勵消費還是“以商止戰”，在儒家看來，統統都是異端邪說，鹽鐵專營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西漢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馬光都是專營政策的最大反對者。儒家在經濟治理上只有“三斧頭”：一是“以農為本”，二是“輕徭薄賦”，三是“克己復禮”。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裡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