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司馬昭弒君
- 時間：260年6月2日
- 地點：洛陽
- 後果：曹髦等人被殺，司馬昭繼續掌權
事件背景,司馬之心,曹髦之志,天象災異,事件起因,事件經過,宮禁之議,南闕之禍,曲室之謀,事件處置,賊喊捉賊,殺人滅口,迎立新君,事件結果,事件評價,事件影響,禪代進程,政治陰影,司馬惡名,事件爭議,政變過程,曹髦葬禮,王經之舉,成濟之族,陳泰之死,陳壽曲筆,文藝演繹,演義小說,影視作品,
事件背景
司馬之心
正始十年（249年）起的十年間，司馬懿及其子司馬師、司馬昭先後發動高平陵之變、嘉平之變，鎮壓淮南三叛。在這些事件中，司馬氏集團廢少帝曹芳，逼死宗室曹彪，殺大臣曹爽、桓范、何晏、王凌、夏侯玄、李豐、張緝、許允、毌丘儉、諸葛誕等（大多誅及家人），其權力日益鞏固下來。
司馬氏集團注重豢養親信，培植勢力。司馬師曾暗中豢養死士三千人。司馬昭也豢養死黨，例如替司馬昭弒君的成濟，弒殺曹髦時擔任太子舍人；傳世文獻中並無關於曹髦立太子的記錄，胡三省判斷，成濟的太子舍人之職，是司馬昭私相授受的結果。他們也注意把控軍權，控制禁軍的中護軍賈充即是司馬昭的心腹。
曹髦之志
自正始十年（249年）至甘露三年（258年），曹魏皇權日漸衰微。尤其是曹芳被廢后，皇宮衛士被大量削減，僅以老弱戍守；又據毌丘儉所言，司馬師不上朝覲見君主，曹髦欲探問其疾病，也被司馬師拒絕，皇權之衰微可見一斑。
曹髦雖無實權，但才慧早成，有志於中興曹魏，尤其推崇中興夏朝的少康。即位之初，曹髦曾採取減省用度、派遣侍中巡視等舉措。司馬師死去後，曹髦命司馬昭鎮守許昌，令尚書傅嘏率六軍回京師，由此可以達到削奪司馬昭的兵權的效果，但司馬昭用傅嘏及鐘會的計謀，公然抗旨，自己率軍回京。曹髦計畫落空，又不得不對司馬昭加以籠絡。此後，曹髦還曾寫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對此感到厭惡，二人的矛盾逐漸激化。
天象災異
曹髦在位時期出現了一些異常“天象”，例如頻繁出現的“龍現於井”的情況，又如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己酉，260年1月30日）發生日食。西漢的京房、東晉的乾寶等學者，依據天人感應等學說，認為此類現象預示著君權衰落、禍事興起。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當事人的心理狀況也難免受到此類天象的影響，例如曹髦借“龍現於井”寫作的《潛龍詩》即是以此類觀點為主旨的。
事件起因
曹髦受逼及討伐司馬昭（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此外，盧弼根據《晉書·文帝紀》的記載，推測當時司馬昭的確有廢黜曹髦的圖謀，而《魏氏春秋》記載的鄭小同的被毒殺，也正是緣於司馬昭擔心自己廢立君主的圖謀泄露。另據《魏晉世語》、《晉書·石苞傳》等記載，時任鎮東將軍石苞曾覲見曹髦，被曹髦挽留了很久。司馬昭派人請來石苞詢問情況，石苞說：“這位君主可不是一般人。”次日石苞就離開洛陽，不幾日即發生司馬昭弒君之事。
事件經過
宮禁之議
甘露五年五月初六（戊子，260年6月1日）夜，曹髦親自帶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人奪下陵雲台發放鎧甲兵器等物，準備趁機親自率領他們出宮討伐司馬昭。時值下雨，有司奏請改日行動。
曹魏西晉洛陽宮平面復原圖
曹魏西晉洛陽宮平面復原圖於是，曹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對他們說：“司馬昭的野心，連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天我要親自與你們一起出宮討伐他。”王經勸阻曹髦說：“古時魯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專權，討伐失敗而出走，丟掉了國家，被天下人所恥笑。如今權柄掌握在司馬昭之手已經很久了，朝廷內以及四方之臣都為他效命而不顧逆順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宮中宿衛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憑藉什麼？而您一旦這樣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卻反而使病更厲害了嗎？禍患恐怕難以預測，此事應該慎重。”曹髦從懷中拿出黃絹紹書扔在地上說：“這樣做已經決定了！縱使死了，又有什麼可怕的！何況不一定會死呢！”
曹髦說完，就進內宮稟告郭太后。王沈、王業要王經與他們一起告密，但被王經拒絕。王沈、王業遂奔出宮殿，疾馳稟報司馬昭，使得司馬昭得以有所防備。
南闕之禍
五月初七（己丑，6月2日），曹髦拔出劍登上輦車，率領殿中宿衛和奴僕總共幾百人，鼓譟著出擊。此時，司馬昭之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和司馬昭心腹、中護軍賈充均率兵向皇宮進發。司馬昭之弟司馬乾想從閶闔門（系曹魏宮城正門）入宮，被時任大將軍掾滿長武（滿寵之孫）、孫佑等勸阻，改走東掖門；參軍王羨也被滿長武阻攔。
曹魏西晉洛陽城平面復原圖
曹魏西晉洛陽城平面復原圖曹髦在東止車門遭遇入宮的司馬伷及其手下，曹髦左右之人怒聲呵斥他們，司馬伷的兵士被嚇得逃走了。
曹髦率眾繼續前進，至皇宮南闕，賈充率聽命於司馬昭的軍隊也從外入宮，迎面與曹髦戰於南闕之下，曹髦親自用劍拼殺，並且警告說自己是要有所討伐的，敢於輕舉妄動者將被族誅。一說，賈充的部眾停下來不敢交戰，甚至想要退卻。
騎督成倅之弟成濟，擔任太子舍人，也在賈充麾下，問賈充說：“事情緊急了，你說怎么辦？”賈充說：“司馬公養你們這些人，正是為了今日。今日之事，沒什麼可問的！”成濟答道：“是。”於是立即抽出長戈上前刺殺曹髦，戈刃刺穿了曹髦的身體而從其後背露出。曹髦死在車下。
曲室之謀
南闕交兵（《遺香堂繪像三國志》）事件處置
賊喊捉賊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當天，頒布郭太后令，宣稱曹髦弒母不孝，將他廢為庶人，就以庶人禮安葬；並且表彰告密的王沈、王業，而要求將與司馬昭不同心的王經及其家屬逮捕治罪。這篇令被收錄在陳壽的《三國志》中。其中關於所謂曹髦弒殺太后的說法基本不被採信，但“從懷裡掏出黃素詔書”、“聲稱要親自出宮討伐大將軍”等多個細節，在裴松之注徵引的多篇關於司馬昭弒君的文獻中得到了反映。
殺人滅口
五月七日（己丑，6月2日）司馬昭弒君之後，司馬氏集團進行了一系列政治清算。
司馬昭善後（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
司馬昭善後（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其一，逮捕王經及其家屬，交付廷尉。王經向他母親謝罪，他母親臉色不變，笑著回答說：“人誰能不死，只恐怕死的不得其所。為此事大家同死，還有什麼遺恨！”到被誅殺的那天，故吏向雄為之痛哭，悲哀之情感動了整個街市之人。司馬炎在位時，認為王經“守志可嘉”，賜其孫郎中之職。
其二，將成濟作為弒君事件的替罪羊加以誅殺。一同被殺的還有成濟之兄、同在軍中的成倅。據《魏氏春秋》記載，成濟兄弟不服罪，光著身子跑到屋頂，破口大罵，被人從下方射殺。
其三，追究閶閭門守將的責任。據《魏晉世語》記載，司馬昭弒君後，責問司馬乾何以來遲，司馬乾便把被滿長武勸阻的事告訴司馬昭。參軍王羨因被阻攔，懷恨在心，也向司馬昭責難滿長武。司馬昭本就因平定諸葛誕時滿長武及其父昌邑侯滿偉的表現不滿，借這個機會拷打滿長武，杖殺了他，並貶其父滿偉為庶人，人們為他們感到冤屈。另據《晉書·荀勖傳》記載，司馬昭想要對孫佑加以族誅，荀勖勸阻，其中說道：“現在成倅的罪過只由他自身來承擔，孫佑卻被族誅，恐怕忠義之士會私下議論。”於是司馬昭轉而將孫佑貶為庶人。
五月九日（辛卯，6月4日），群臣上奏，尊郭太后的“令”為“詔”。五月二十六日（戊申，6月21日），司馬昭又上疏郭太后，聲稱：自己本想捨棄己身、聽候曹髦裁決，但考慮到曹髦想謀殺太后，於是動兵，但仍命令將士不得傷害任何人，並曾連續發命，不得迫近天子輦車；成濟私自闖入兵陣導致曹髦被殺，現已將成濟軍法從事，還應逮捕成濟家屬，交付廷尉治罪。太后詔在再次責難曹髦後，同意了司馬昭的要求。
迎立新君
六月一日（癸丑，6月26日），太后下詔令群臣為常道鄉公曹璜更名。後定名曹奐。六月二日（甲寅，6月27日），常道鄉公繼位，即魏元帝，改元景元。
事件結果
司馬昭在弒君前，本有封晉公、升相國、加九錫的賞賜。弒君之後，五月二十一日（癸卯，6月16日），司馬昭對三項封賞加以推辭，郭太后下詔對他加以表彰。曹奐繼位後，於六月四日（丙辰，6月30日）即下詔讓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此後於景元二年（261年）八月、景元四年（263年）二月繼續下詔封賞，都被司馬昭推辭。直到當年十月伐蜀屢有斬獲，曹奐又進行封賞，司馬昭方才接受。
事件評價
司馬孚：殺陛下者，臣之罪。
王祥：老臣無狀。
張悌：曹髦之死，四方不動。
陳壽：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
元子攸：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又作：“吾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
房玄齡等《晉書》：①為帝之主，不亦難乎？······反雖討賊，終為弒君。（評司馬昭）②王沈才經文武，早屍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處道文林，胡貳爾心？③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
葉適：至髙貴公，則又有可哀者。司馬懿父子暴擅亟奪，五年未遠，國祚已非魏有。······侍從、群臣一語不酬對，更假數歲，不過身親授受而已。而或者乃指《易》屯膏之義，謂小貞則吉，大貞則防，未知亡國與殺身，小大何所別異，而尚以吉凶言乎！宜公欲以少康自比而終不能也。公立時年十五，英才逸氣，與少康、晉悼略相似，哀哉！哀哉！
李冶：①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為，但觀其所不為足矣。······使沈、業如經之不言，則髦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祚必不傾，司馬氏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於呼吸，而沈、業二鼠子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者，真二國之賊也。②雖然魏史不傳王經，晉史為傳沈等，而千載而下，終不能廢經之美。而沈等之臭惡，借東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胡三省：①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殲澆、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②帝有誅昭之志，不務養晦，而憤郁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掩，蓋亦淺矣，此其所以死以於權臣之手乎！③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吁！
吳澄：夫弒髦，賈充發言，成濟操刃，而《皇極經世書》及《通鑑綱目》皆書曰“魏司馬昭弒其君髦”，曷嘗歸獄於賈充與成濟哉？趙盾之專，猶司馬昭之專也；晉靈之欲殺盾，猶曹髦之欲殺昭也；趙穿之弒晉靈，猶成濟之弒曹髦也。趙盾陽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其弒君之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誅首惡也。
劉友益（元代學者）：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況唱逆者賈充，而抽戈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略不他及，何哉？趙穿親舉桃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盾。況昭久操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夛濟三族，天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弒賊討，始可以成禮葬矣。
邱濬：魏主髦之被弒，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特假手成濟耳。昭殺之，以欺世逭誅，今亦以“昭誅”書之何？用以示戒萬世，使人莫為賊臣所欺也。······人人不為權奸所用，則彼安能以其一人智力為之哉！
李贄：①王經極老成，然曹髦亦自不弱，屈於勢耳。②比操前事又加利矣，快心，快心。（就《三國演義》而評）
王夫之：使司馬昭殺賈充以謝天下，天下其可謝，而天其弗亟絕之邪？己謀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惡其人，心之不昧者也。
毛宗崗父子評本：然而弒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弒之，而使賈充弒之；賈充又不自弒之，而使成濟弒之。所以然者，誠畏弒君之名而避之耳。熟知論者不歸罪於濟而歸罪於充，又不獨歸罪於充，而歸罪於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就《三國演義》而評）
何焯：或以公是舉失之輕脫，正使隱忍不發，亦不過作陳留王耳，吾殊健其勇決也！
牛運震：高貴鄉公遇弒之事，人所共憤。司馬氏又誣之以謀危太后之罪，豈復有天道邪！
李慈銘：①高貴鄉公······決計討司馬昭，亦不失為英雄。後人見其敗死，謂之寡謀輕舉，為魯昭公之續。不知楚莊王之討斗椒，叔孫昭子之討豎牛······皆冒險奮發，卒底於成。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勇決速斷，固除亂之首務矣。後世人君，狃於魯昭高貴之事，因循容忍，以釀大禍者，不知凡幾，可勝慨哉！高貴自言：“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耶！”二語慷慨激烈，千載下讀之猶有生氣。②觀《高貴紀》所載太后追廢之詔，醜辭誣詆，令人髮指，以賢如髦，而致斯慘酷，操之餘殃，甚矣。其時儒學重臣，若王祥、王沈、高柔、裴秀、盧毓輩，皆坐視此變，附和賊臣，經術之害，固有甚於匡、張、孔、馬者焉。
蔡東藩：魏主髦鹵莽從事，仿佛孫亮，亮且不能誅綝，髦亦安能誅昭？南關遇弒，莫非其自取耳。惟王經見危授命，始則進諫，繼則抗逆，身雖被戮，名獨流芳，而經母亦含笑就刑，賢母忠臣，並傳千古，以視成濟之為虎作倀，亦夷三族。其相去為何如乎？
呂思勉：①論兵力，高貴鄉公自非司馬昭之敵，高貴鄉公亦豈不知？然而敢於率兵直出者。一則忿威權日去，感情衝動，未免要孤注一擲；一亦由專制時代，皇帝的名義到底非尋常人所敢輕犯，他也有個幸勝的希冀。試看司馬昭的兵，既已潰退於前，賈充的兵又要漬退於後，則他的估計原沒有十分錯，無如狠惡而敢幹犯名義的人，歷代總是有的，尤其是在軍閥手下。而高貴鄉公就在這種情勢之下犧牲了。②這樣辦，成濟自然是冤枉的。但我說：冤枉或許只有一半、因為不許傷害高貴鄉公的命令，說不定司馬昭在當日是當真發出的，至少沒有叫他傷害高貴鄉公，因為這根本用不著。而成濟當日，殺人殺得手溜，竟把他刺得胸背洞穿，這也只好算作蠻性發作，自取其咎了。③然而俗話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司馬昭下如此辣手，難道不怕其餘的武人看著寒心么？然而他竟不怕。而其餘的武人也竟不能對他有什麼反響。.這就可見得他對於武人控制力之強，亦可見得成功者之非出於偶然了。
事件影響
禪代進程
在政治權力層面上，隨著曹髦的被弒殺，從朝廷到地方，忠於曹氏的勢力大體已被全部翦除。司馬代魏的最後一個障礙被掃除（另有觀點將鐘會視作最後的障礙），司馬氏的地位更加鞏固。對司馬氏而言，其篡魏的遮羞布已被撕下，篡魏勢在必行。對賈充、王沈而言，他們對司馬昭功勞卓著，必將獲得豐厚的政治回報。
然而，從社會輿論的角度看，司馬氏雖權勢愈甚，卻因礙於弒君的惡劣影響，被迫暫緩魏晉禪代的步伐。有研究者認為，這是曹髦以生命為代價，為新即位的曹奐留下的一筆政治遺產。不過，與曹芳和曹髦為了應對司馬氏的篡權奪位試圖掙扎抵抗不同，曹奐對司馬氏集團及其所推進的魏晉禪代採取了服從的態度。而司馬昭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弒君所帶來的道德危機，使魏晉禪代重新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遂力排眾議發動魏滅蜀之戰，借伐蜀之功為其禪代鋪平道路。最後，曹奐禪位於司馬炎，使魏晉禪代終告實現。
政治陰影
儘管最後禪代成功，司馬昭弒君事件仍成為了司馬氏集團揮之不去的政治陰影。例如，王沈被曹髦尊稱為“文籍先生”，卻不忠於曹髦而告密，導致司馬昭弒君，故而受到輿論的批評。西晉建立後，賈充還曾在宴會上被庾純批評為“天下凶凶，由爾一人”，反駁後又被庾純質問“高貴鄉公何在”。賈充的母親見到古今皆重忠義，故多次痛罵親手弒君的成濟，只是不知其子賈充也參與了弒君之事，僕人們聽到她罵成濟都偷偷地笑。另據《資治通鑑》記載，賈充曾質問孫皓其之前在東吳實行的酷刑是怎么一回事，不料被孫皓反唇相譏：“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這令賈充十分尷尬。直到東晉，據《世說新語》記載，當晉明帝聽王導講述晉朝建立的過程，聽到司馬昭弒君等事時也忍不住捂住臉說：“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司馬惡名
弒君事件後，直到唐代前，各類傳世文獻往往不直接將司馬昭稱為弒君者。例如在《魏晉世語》中，該事件被稱為“高貴鄉公之難”，《世說新語》中，稱這一事件為“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至唐代，《晉書》在《文帝紀》中，曾引用趙盾弒君的典故，說司馬昭“反雖討賊，終為弒君”；但在《石苞傳》、《荀勖傳》中，又分別使用了“成濟之事”和“高貴鄉公欲為變”的表述。清人郭倫在《晉記》中批評後者“大悖於理”。
唐代人蕭穎士則直書“司馬昭弒帝於南闕”，許嵩《建康實錄》也說“魏相國司馬昭弒其君髦”。此後，宋代邵伯溫《皇極經世書》、朱熹《資治通鑑綱目》、蕭常《續後漢書》，以及宋元之際馬端臨《文獻通考》引述其父馬廷鸞語、郝經《續後漢書》，也有與之類似的提法，金朋說還有題為“司馬昭弒魏主”的詩作。《三國演義》中，“司馬昭弒君”及類似語詞更是反覆出現。
此外，《漢晉春秋》記載的曹髦之語，後演變為成語“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為謀朝篡位、爭權弒君的代名詞，還用於泛指人所共知的陰謀。
事件爭議
政變過程
記載司馬昭弒君的各種典籍，在內容上有諸多分歧。例如：
關於曹髦的計畫，《太后令》、《漢晉春秋》、《魏氏春秋》等均稱曹髦在召見王經等時就已經決心出宮討伐司馬昭，但《晉書》稱曹髦的計畫是在宮中召見百官並罷免、放逐司馬昭，並下令宮禁戒嚴、只待天明，但因為得知王沈、王業告密，才改變計畫，主動出擊。
關於人物言論，《漢晉春秋》記載曹髦說“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但《魏晉春秋》未記載此語，而是記載曹髦說：“假如這都可以忍耐，還有什麼不能忍耐的！今天務必行動。”《魏末傳》記載的賈充鼓動將士的話，較之其他史籍中的更為露骨，即，當成氏兄弟率部下出列，又回頭問賈充說“要殺，還是要抓”時，賈充徑直說：“殺！”即使同是《漢晉春秋》，也因版本不同而存在岐說，例如《三國志注》中曹髦所說的“正使死，復何懼”一句，《世說新語注》中“懼”作“恨”，含義有所不同。
關於曹髦敗亡的過程，《晉書·文帝紀》等稱司馬昭的部眾不敢與曹髦的部眾交戰，但《魏氏春秋》反映出曹髦死前其部眾已經潰散，淪為孤家寡人，成濟是在這種情況下受賈充鼓動弒殺曹髦。而《魏末傳》則記載曹髦在雙方交戰中曾有“放仗”（即“放下武器”）的命令 （一種理解是曹髦自知不敵，下令投降），但還是被趁機弒殺；該書還將刺殺曹髦者記載為成濟和成倅兩人。此外，關於弒君所用的兵器，也有戈和矛的不同說法。
曹髦葬禮
據《三國志》，曹髦的葬禮由庶人禮加恩提升為王禮，《漢晉春秋》則稱曹髦下葬時，送葬隊伍未掛旌幡，只有幾輛喪車。百姓們圍觀，有人說：“這就是前些日子被殺的皇帝啊！”還有人掩面哭泣，悲痛不已。
裴松之認為，《漢晉春秋》所記算不上王禮。他還引述子貢的話，認為《漢晉春秋》的這一記載與傳世文獻對紂惡行的記載相似，誇大其詞，是對司馬氏的誹謗。周壽昌則認為，裴松之並沒有充分認識到司馬昭的“凶威”，所謂王禮可能只是名義而已。同時，周壽昌也注意到了《帝王世紀》關於曹髦被以公禮安葬的記載。
此外，《漢晉春秋》記載曹髦在丁卯日下葬，但甘露五年五月無丁卯日。司馬昭弒君之後最近的丁卯日為景元元年六月十五日（260年7月10日）。
王經之舉
《晉諸公贊》記載，王經拒絕與王沈、王業一同向司馬昭告密。《晉紀》也反映出王經忠於曹髦。但《魏晉世語》則記載，王經是因為“正直” 才沒有離開宮禁，且他也通過王沈和王業向司馬昭傳達自己的心意；王業並沒有傳達，這才導致王經及其母被殺。學者們普遍質疑《魏氏春秋》的記載，《資治通鑑》也採信《晉諸公贊》的記載，未採信《魏氏春秋》；但圍繞《魏晉春秋》中“正直”的含義，仍存在爭議。
劉孝標認為，此處的“正直”並無特殊含義，而《魏晉世語》既說王經正直，又說王經向司馬昭傳達心意，是自相矛盾的，《晉諸公贊》和《晉紀》的記載則是可靠的。盧弼也認為“正直”應當“如本字意”，又徵引他人觀點並附以己見指出，從王經最後的慘烈結局來看，他應該是忠於曹髦的；《魏晉世語》關於王經向司馬昭傳達心意的記載，就其來源而言，很可能是促成司馬昭弒君的王沈等人為了抹黑王經的形象而捏造的。
成濟之族
《三國志》、《晉書·文帝紀》都有成濟、成倅的家人被株連的記載。然而，丁國鈞據荀勖勸諫司馬昭不要誅殺孫佑的話（也就是“今成倅罪止其身”），認為所謂株連夷族並未實行。不過，從《三國志》記載的司馬昭的表章看，成濟和成倅被殺與司馬昭上奏請求株連兩事間有一定間隔，荀勖所說的“成倅罪止其身”，或許只是司馬昭上奏請求株連之前的情況。
陳泰之死
據《三國志》記載，陳泰死於司馬昭弒君這一年，但未記載具體死因，也未提及陳泰參與司馬昭弒君事件的處置。《晉紀》、《魏氏春秋》、《漢晉春秋》則均記載陳泰在司馬昭弒君之後提出殺死賈充以向天下人謝罪，司馬昭不接受。不過，《魏氏春秋》稱陳泰在商議前曾和司馬孚一起伏帝屍痛哭、商議後嘔血身亡；《晉紀》是否記載陳泰之死不詳，但其記載陳泰原本閉門不出，應不存在伏屍痛哭之事；《漢晉春秋》則稱陳泰是在請求誅殺賈充而被司馬昭拒絕後，回到家中自殺而死。
裴松之在《三國志注》中曾對《晉紀》和《魏氏春秋》的記載進行辨析。他認為，由於《晉紀》記載陳泰在司馬昭對弒君事件進行善後時官居太常，而《三國志》本傳沒有陳泰當過太常的記載，故《晉紀》記載的來源存在疑問；至於《魏氏春秋》的記載，則是在《晉紀》記載基礎上加以改編的結果，更加缺乏真實性。對於前述《漢晉春秋》的關於陳泰之死的記載，裴松之則沒有徵引和討論。
陳壽曲筆
對於司馬昭弒殺曹髦的過程，陳壽在撰寫《三國志·三少帝紀》時僅以“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加以直接敘述，不僅字數短少，而且未記載死亡地點和原因，也不稱曹髦為帝，而改稱舊號“高貴鄉公”。其餘部分，主要是善後時郭太后的令和司馬昭等人的表章，其中貶斥曹髦、褒揚司馬、不提賈充、諉過成濟。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批評陳壽等史學家把責任推到成濟身上，對司馬昭弒君的真正過程避而不談，不及習鑿齒的秉筆直書。清代學者趙翼也批評陳壽，認為“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被弒殺者就像壽終正寢一般；弒君之主謀司馬昭，不僅無罪，反而有“討賊之功”，是“曲筆之甚者”。
清代學者何焯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陳壽不記載死亡地點，是遵循了春秋筆法，暗示出曹髦並非自然死亡，猶有良史風範；而通過詳細抄錄令和表章，也可以間接呈現司馬昭弒君的本來面貌；這樣書寫，是必要的變例。梁章鉅對他進行反駁，認為陳壽記載司馬昭弒君的方式讓人費解，從春秋筆法的角度解讀不過是為陳壽開脫。盧弼則認同何焯的觀點，還有論者稱陳壽是“變例直書”。
據研究，陳壽修史的確深受《春秋》影響。儘管如此，當代學者對陳壽的舉動的評價仍很不一樣。學者於植元認為：“太后令”的出籠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其執筆者也並非陳壽；陳壽修史，不得不將之存錄，但他仍費盡心計在史料的剪裁和安排上為被弒的曹髦鳴不平，“只是讀者需要細心揣摩方可悟出究竟”。柯美成則認為，陳壽就司馬昭弒君之事對司馬氏進行的回護是不能否認的。
文藝演繹
演義小說
羅貫中著《三國演義》第一百一十四回。
影視作品
1994年版電視劇《三國演義》第八十一集《司馬昭弒君》。
2013年紀錄片《中國通史》之《西晉統一》。
2015年紀錄片《園林》第三集《桃花源有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