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個人生活,婚姻生活,家庭成員,人物榮譽,人物訪談,訪談一,訪談二,
人物生平
王光美出身名門。她的父親王治昌（王槐青）在辛亥革命前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在民國初年代理北洋政府農商部總長，參加過1919年的巴黎和會及1921年的華盛頓九國會議。光美，就是其父親在華盛頓參加九國會議時得知喜得千金後所起的名字。
王光美，中國小讀書時數理科特彆強，為當時“數學三王”尖子之一，物理界的人公認，王光美實際上是最應該從事物理研究的，如果王光美去讀博士，她甚至有可能是楊振寧或李政道的學姐。當時在荷蘭的圖書館裡有王光美的學習成績單，上面寫著“數學女王”。
1943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物理系。
1945年輔仁大學理科研究所畢業，獲科學碩士學位。
1945年任輔仁大學物理系助教。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王光美就和北平地下黨組織有聯繫，還結識了學校工委領導人崔月犁。日本投降後，在輔仁大學任助教，並獲得碩士學位的王光美打算到美國留學，並得到了美國密西根大學的批准。但1946年春節期間，一位客人的到來，改變了這個25歲的姑娘的生活道路。
1946年春節期間，在輔仁大學已任助教的光美正打算到美國留學讀博士時，中共地下黨組織的人交給她一個紙條。紙條上告訴她，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政府及美國三方為實施停戰協定，調處國共兩黨軍事衝突，將成立北平軍調部。請她到那裡擔任中共方面的翻譯。軍調部建立後，共產黨方面先後調集近500人，有葉劍英、羅瑞卿、李克農、耿飈、黃華等為中共代表團主任和團員，但缺少英語譯員。崔月犁經過調查，認為王光美是合適的人選。王光美曾顧慮自己是學高能物理的，接觸的多是自然科學的專業術語，如果去軍調部當翻譯，有關軍事、政治的用語會不熟悉。特別是她已經被美國兩所著名大學錄取，並分別通知她儘快辦理留學手續，她有些躊躇不前。但她又想，自己知道共產黨比國民黨好，並主動靠近地下黨組織的，共產黨需要我時，我怎能推辭呢？經過慎重考慮，王光美推遲了來自美國的錄取通知，前去軍調部報到。王光美拿著那個紙條，先與新華社北平分社社長兼解放報社社長和總編輯的錢俊瑞接上頭，之後拿著介紹信到王府井附近的翠明莊，找到了在那裡辦公的中共代表團秘書長李克農。李克農詢問了王光美的家庭和學校情況，從第二天起，王光美成為了正式譯員，為葉劍英等主任們擔任翻譯。1946年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譯，後赴延安，擔任外事翻譯並參加土改工作。1946年10月，由於國共內戰爆發，軍調部內中共人士陸續離開北平。11月1日，王光美匆匆告別父母，到北平西苑機場登上了一架小型軍用飛機。這是專為延安航線使用的小型專機，機組人員由美國人擔任。當王光美步入機艙時，裡面坐著兩個人，一位是美軍軍官，另一位是比較沉默的年輕人。到延安後，她才知道這位年輕人叫宋平，是南京談判中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的秘書。
1967-1978 年蒙冤入獄。1967年1月6日，王光美接到一通電話，說她正在讀中學的女兒劉平平在路上被汽車軋斷了腿，要動手術，要她到醫院來簽字。她一到醫院，便被清華大學造反派扣押，此即所謂“智擒王光美”事件。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幫”製造的劉少奇之冤波及而受批鬥，被冠稱為“梅花黨的黨魁”，並以罪名“美國特務”在1967年7月中旬起在秦城監獄入獄達十二年。
1978年12月22日，在秦城監獄被單獨關押了12年之久的王光美獲釋。她的面容明顯憔悴、蒼老，但神情依然寧靜淡泊、柔和從容。與丈夫的訣別已是12年前的事了。八億多人高喊“打倒劉少奇”時，王光美堅定地站在丈夫身邊。在狂暴的批鬥大會上，王光美和劉少奇被人拳打腳踢、推拉拽扯。看到劉少奇被打倒在地，王光美不顧一切地掙脫，向劉少奇爬過去，他們的手緊緊地拉在一起。這是他們生離死別的最後一面。
1979年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局長。
1980年，劉少奇終於得到徹底平反。追悼大會的前幾天，王光美帶著子女來到劉少奇曾度過生命最後一刻的河南開封。一位攝影師攝下了當時的一個鏡頭：王光美捧著丈夫的骨灰盒，欲哭無淚，一路上只是用臉緊緊貼著骨灰盒。
劉少奇骨灰遞交王光美，令人心碎的一幕
劉少奇骨灰遞交王光美，令人心碎的一幕1995年，致力於救助貧困母親的“幸福工程”正式啟動。王光美淡泊名利，作為這一大型扶貧計畫的發起人多方奔走。11年來，在她的努力下，“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已在全國設立了389個項目點，累計投入資金3.1億元，救助貧困母親及家庭15.4萬戶，惠及人口69.5萬。
晚年的王光美愛好依舊廣泛，喜歡攝影，京劇和中外音樂，對芭蕾舞劇，尤其是《天鵝湖》更加偏愛。對於“文革”中所遭受的痛苦與冤屈，王光美沒有怨言，她選擇了寬容。在她家的客廳正牆上，一直掛著那幅1962年毛澤東登門看望劉少奇一家時的合影。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時許，劉少奇夫人在北京因肺部感染引起心臟衰竭病逝，享年85歲。
個人生活
婚姻生活
1948年婚後，王光美和劉少奇在西柏坡。家庭成員
王光美於1921年出生在北京，那正是她父親王治昌在官場“登峰造極”的時代。王治昌赴美國出席華盛頓九國會議，這時接到家中電報，知道自己終於有一個女兒了，頓覺樂不可支，觸景生情，為之取名“光美”。王光美母親董潔如的娘家在天津，是從事實業的。
王光美的父親王槐青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曾經擔任農商部工商司長，母親董潔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於北洋女子師範大學。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後四位都是妹妹，其中她與哥哥王光英歲數最為接近，自幼親密無間。用王光英的話來說，王光美是最受父母親寵愛的，什麼事情她都得頭份，什麼事情都把她舉在前面。也許正因為如此，王光美從小跟母親之間就非常親密。那時候，家裡面五個女孩子，就五個小床那么住，後來王光美上大學了，工作也忙了，母親就讓妹妹們四個在一起，然後給她一個套間。這套間原來還是一個過堂，母親把它封起來，因為她知道夜裡王光美念書念得
王治昌夫婦共有十一個兒女，按年齡順序，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個哥哥，下有四個妹妹，她是王氏家族的大女兒。這些兄妹中，有半數以上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投身了革命。
王光美的四哥王光傑是兄妹中第一個加入共產黨的，他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就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他是無線電專家，盧溝橋槍聲打響的第二年，他受黨組織派遣到天津，設立秘密電台和延安保持聯繫。王光傑到解放區後，改名王士光。新中國成立後，王士光曾任國家電子工業部副部長。
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相差兩歲，兄妹之情甚篤。
人物榮譽
她曾榮獲“中華人口獎”榮譽獎。
2006年10月17日，她獲得了中國消除貧困獎“成就獎”。
人物訪談
訪談一
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滿了傳奇色彩。王光美生前最後的職務是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發起的扶貧計畫“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晚年的王光美將精力貢獻給“幸福工程”，為了幫“幸福工程”籌款，王光美曾將母親傳給她的古董公開拍賣。
迄今為止，有關她的記載大都處於她的丈夫劉少奇的影子當中。但在不久前，我們終於有機會走近了王光美，在整個採訪過程中，王光美健康開朗，心境平寧，讓我們再一次領略到了當年第一夫人高雅的丰采與高貴的風範。
挺晚的，夏天很早起來，在院裡念書，這樣的照顧確實是挺特殊的。
王光美的父母曾經多次掩護共產黨人，兄妹當中也有五人先後參加了共產黨。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從輔仁大學研究生部畢業的王光美成為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的英語翻譯，1947年和談破裂，王光美決定奔赴延安。決心一下，她就跟母親說，母親挺贊成的，也沒有掉眼淚，倒是王光美有點捨不得媽媽。沒想到剛到延安，就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呆了十天就撤退了。“遭遇”劉少奇
記者：您還記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嗎？
王光美：我第一次見到劉少奇是因為徐冰帶我們去看朱老總。徐冰把我們從北京參加執行部的人帶到延安去看朱老總，朱老總留我們吃飯，吃飯的時候，康克清說，你們一起也去見見少奇。就這樣，她帶著我們這些人，就見到了劉少奇，跟他握了握手。那是第一次見到少奇，也沒說話。有一天少奇到我們辦事局參觀，辦事局就隔著村嘛，中央同志來參觀是大事嘛，都有人陪著走，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就到了我的房子了，參觀的人跟著去了，我們這是城市去的，還掛著點相片什麼的，其實就是個小屋，我和吳青兩人住，都掛著一些相片什麼。他瞧瞧，轉轉，走走。又過了一段時候吧，我和吳青又換了一個村，他又來一回，好像還組織了一個我們這個村的舞會，他來參加，事先在我們屋坐了坐，這次坐的時候可能有點表示吧。
記者：你們的進展很快嗎？
王光美：怎么說呢，忽然有一天，是葉總還是王炳南通知，因為我那時是在軍委外事組，通知我說，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談話。我很納悶，我剛到延安來，怎么找我談話呢？我就說那棗園我不認得，我不知該怎么去。他們就給了我一匹老馬，說是王震的馬還是誰的馬，說這老馬識途，認得棗園，認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著這匹馬走吧！我不會騎馬，跟著這匹馬過延河的時候，正好過來一輛吉普車，濺了我一身水，馬受驚一跑，把我嚇壞了。我看了一眼吉普車，裡面坐著江青，這是我和江青的第一面，沒打招呼。到了少奇那兒，什麼都沒有，少奇也不知道招待我什麼，說著說著就從特別破的抽屜里拿了一個極髒極小的梨給我。我想了半天說，這怎么吃。他說，我這兒有刀。我拿起刀削梨，我削的那個梨，整個梨皮在上面不掉下來，少奇說這是怎么削的，我從來沒看見過人這樣削梨。
1979年1月王光美出獄後參加春節聯歡會
1979年1月王光美出獄後參加春節聯歡會記者：後來少奇有沒有跟您說過，那個時候他是已經喜歡上您了，才故意讓你去的呢還是怎么樣？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觸了才知道少奇是沒有愛人的，就是那天吃飯，他說讓我跟他上晉察冀，這話裡有話，就這么含蓄的，讓我上晉察冀。我留在晉西北也是搞這個土地改革，為什麼讓我上晉察冀，這是他的意思，但當時我還不懂。他上來就說他家裡，說他家裡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個孩子，這些孩子歲數是多少，他身體有胃病，還有什麼病，身體怎么不好，完全工作沒有時間……我當時覺得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說這些幹嗎呀。
記者：但是從內心來說您喜歡他吧。
王光美：那時我特別尊敬他。
記者：尊敬他幹嗎就要嫁給他？
王光美：還沒有啊，後來接觸多了才覺得，呀，這人……
記者：這人好是嗎？他好在哪兒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兒呢，我佩服他是因為我讀過他的書，另外看他做什麼工作都特別專心，真專心，真刻苦。然後他在找我這個過程中，反正有時候跟我說話多點，以後不是上我們單位參觀就是上我們這屋，觀察什麼都特細。
記者：您嫁給了一個比自己大十幾歲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後還擔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工作上您們是上下級的關係，而在生活中，是不是像所有的夫妻一樣，有時候也會鬧點小彆扭？
王光美：那當然。我剛剛和他結婚那會兒，禮拜六看電影，警衛員拉著他去看電影了，他就沒想起找老婆一塊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兒去了，後來我想我一個人在這兒也不對呀，就生氣，像這種笑話，也是有的。進了中南海，也有類似的事，他在中央開完會，直接去懷仁堂看戲去了，然後通知我去懷仁堂。我生氣了，說既然開完會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下，把我也接過去看戲？他真是不懂這個，他不懂愛人心理，後來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他也就在乎了。
記者：生孩子的時候，他是不是對您很照顧和體貼？
王光美：也看你怎么說，他其實還是挺動心的，知道我要生了，而且我高齡難產，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個什麼重要的會，我挺諒解這個的，可他還是來了。看到孩子和看到我，還真不是一個時候，因為小孩已經進嬰兒室了，他到嬰兒室看的時候人家抱起來給他看。到我那兒，他親了我一下，以示慰問。
王光美和劉少奇結婚以後，完全變為一個輔助的角色了，她遵循了一個傳統女性的原則，做賢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獻給了劉少奇的工作和他們這個家庭。正因如此，在中南海里，國家主席劉少奇一家成了有名的幸福家庭。
經歷“文革”
如果王光美當初不是選擇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計畫的那樣出國留學的話，她後半生的軌跡又將是怎樣的呢？但命運不讓人有任何的假設，她選擇了去延安，嫁給了劉少奇，所以，在那場中國當代最大的悲劇當中，王光美也就成了一號女主角。
記者：我們知道，北京友誼博物館收藏的都是建國後歷屆元首出訪時所收到的禮物，其中有一條來自緬甸的紅寶石項鍊，送禮人是緬甸前總理奈溫,他當初大概沒有想到，這份美麗而善意的禮物後來竟成為受禮人羞辱與災難的禍端。這條項鍊是奈溫送的，他怎么會送您一條項鍊？
王光美：那一年，我去東南亞訪問。我不是沒有首飾什麼的嗎，外交部到外貿部給我借的，借了一個別針，說你起碼得有個別針，還有一個就是項鍊。偏偏到那布里海濱游泳的時候，奈溫來跟我們說話，說話時，手一拽，項鍊就鬆了，我就一把抓住了，我就怕它丟，因為我自己知道是借的，我得還。奈溫說沒關係，他口氣特大，說沒事，我下海給你撈，管他掉幾顆就掉幾顆，沒事。後來他就送了我一條項鍊。
記者：那您挨斗的時候，您站在台子上，他們硬要您穿上旗袍還穿高跟鞋，高跟鞋是讓您穿上還是掛在您脖子上？
王光美：那個我現在說不太準了，好像是上我家來，我還住中南海的時候，車子就開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門，進來幾個人，說要翻我們家。我出訪的衣服都放在一個小套間裡，我平常用不著就放在那裡，衣服、鞋子什麼亂七八糟的，他們好像挑了一些，在褲子上給我套上旗袍，是來接我的這些造反學生給我穿的。
王光美與劉少奇
王光美與劉少奇記者：您一下在30萬人面前，他們非常侮辱性地給您戴上桌球這種項鍊，您當時心裡在想些什麼呢？您害怕嗎？
記者：所以您心裡有這個冤，所以就不服氣了？
王光美：冤，我就橫出去了，只能我橫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橫出去，恨，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應該恨誰，反正是挺為難的，因為我一看，薄一波等幾個我挺尊敬的領導幹部都一個一個給弄成這樣，我要說上幾句什麼話，我不是檢討的。
記者：您還頂人家了？
王光美：是，我還頂他們，那時候我也有點愣勁。
記者：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交也不是很多吧？
王光美：是不多，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給我打電話，我不敢給她打電話，真有一次，為了她上蘇聯治病的事吧，我給她打電話，電話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緊張得不得了。
記者：您覺得江青她對您有沒有這個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不好說。我跟少奇出去是組織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塊出去，第一不帶她，也跟不了。關鍵不在這兒，就是後來她搞樣板戲，她想通過樣板戲抓領導界，她對文藝界演什麼戲有很多很多意見，她來跟我說。那時候我是少奇的秘書，我覺得我接觸誰特別是接觸這些負責人，有什麼話我都跟他講，回來匯報，當然我們倆生活在一起，也有這條件，我跟他說了，少奇就不吭聲，只說你別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就聽衛士長說少奇約了江青談了話，對江青說你別跟光美談這亂七八糟的事情，說了她幾句。
王光美
王光美記者：那時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說江青吧？
記者：江青自殺死了以後，您當時感覺是什麼，因為這個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這個呀，還不是私人恩仇，江青確實給黨帶來很大破壞，她損害黨的利益，危害黨的事業，這一點她真是該死。至於她為什麼死，我聽人說她用襪子纏著椅子腿，因為我們一般人手裡都沒有什麼東西，她就用襪子接起來，勒在這兒，因為她已經絕望了，她覺得沒有希望了，所以就這樣。
記者：批鬥回來以後，少奇他有沒有安慰你？
王光美：少奇沒法說，他一說就等於對這運動的性質表態了。
記者：那旁邊沒有人的時候不能說兩句嗎？
王光美：我們旁邊不可能沒有人，他警衛員就不止一個。警衛人員後來也成了造反派的基本成員。
記者：您對少奇有沒有動搖過？
王光美：沒有過。少奇實際上是一個很重情的人，在文革中，他不願意連累小孩，跟我談過，說你應該劃清界限，把孩子帶走，這樣可以保護家庭。但是我非常堅定，從來沒有過動搖，在那個時候，稍微有一點動搖，絕對不會有那種表現，我那個時候有點不顧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邊，而且他不說話的時候，我都是替他辯護的。
記者：您們是不是經常一起被批鬥？有一次斗完了以後你還拉他的手了？
王光美：是。那個時候是在我們家裡，然後是中南海的批鬥。一開始外面全都圍攻中南海，逐漸演變到這個地步的，家裡貼了大字報，少奇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他態度也不敢特別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員都抓起來了，後來電話線也給拔掉了，他沒法再跟中央聯繫了，然後造反派來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他。我們一個關在後院，一個關在前院，我見不著他，我被推出來的時候，看他在挨打，心裡很痛。我當時也被按著頭，到最後他喊得比較厲害的時候，我便衝過去抓住他的手。
記者：您為什麼會突然拉著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覺得越是這個時候，我就越應該證明，越是跟他站在一起，我們當時都分開住了，他們把我拉到後面院去了，那時候隔著三個院，中後面是童小鵬的院，童小鵬搬走後，我住後面。都隔離開，只是在鬥爭會上能見到，然後中間休息一次，到我們書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給他點水喝。然後他喝了一杯水，就這些點滴的印象，難以破滅，因為無緣無故真狠呢。
記者：您在監獄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麼？
王光美：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對我來說今天是幾月幾號，不知道，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陰天、晴天，因為只有一個窗戶，天氣熱的時候，上面兩個窗戶開著，底下兩個窗戶不開。那個監獄的床，炕是木炕，但是都矮，但這矮我現在才懂，本來監獄的炕都是一個木板床，它都是兩個凳子，中間一塊木板，它為什麼矮，我們常年都坐在那兒，不許動，也不許抬頭看窗戶，是不讓你逃跑，所以這床必須低。
王光美等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哈蒂妮
王光美等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夫人哈蒂妮記者：您見到自己的孩子之前最擔心他們什麼呢？
王光美：我第一沒想到他們還活著，第二我也不知道見了以後對他們後果怎么樣。有一天看管的那個人說他們要來看我，說這是毛主席批示，小孩寫信給主席要求見爸爸媽媽，於是他就把主席批示給我了，主席寫著，爸爸已死，可以見見媽媽。我認識毛主席的字呀，經過批示，小孩都從外地趕來的，一個在山東，一個在山西，都趕來，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所以我見了他們一次。
記者：您知道少奇已經不在人世的時候，您……
王光美：我問了一句，我說怎么……也不讓我問，不跟我多說，就是病了，馬馬虎虎搪塞，所以到現在少奇臨終前什麼樣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於開封。我倒覺得他去世是好事，這點有時候別人不能理解，見不到活受罪呀，我當時氣得罵管我的人，我說可能是便宜了少奇，我諷刺那個整我的人，因為我想，少奇活著，他們說不定整他整得更厲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他走了倒好，我心裡是這種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話能說得清。
記者：您在那裡面有沒有過絕望的時候，就是想也許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覺得我會出來。
王光美重見天日了。1979年也就是入獄12年後，王光美終於重獲自由了。 1980年，王光美出獄後一年，劉少奇也獲得了平反，當時他已經逝世十年了。中央為他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詞，許多人都哭濕了衣衫，而全中國人也在電視機中看到了這個情景，並為之動容。
健康生活
惡夢已經過去，生活還在繼續，今天的王光美不僅是一位兒孫滿堂的祖母，也是一位積極投身於社會的長者。
一個人住了監獄十多年，要在美國，不可能有人相信你心理上不受刺激，沒有毛病，但王光美出獄後心態一直很平和。這當然是因為她的性格比較豁達，她只看將來。她也回顧，但她不受過去的影響，不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思想負擔。對別人的醜惡面她也不計較，她覺得那是由一個時代造成的，一個集體的活動不能看作是一對一。能夠寬恕他人，給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帶來了自由和安寧。
經歷過文革那么殘酷的政治鬥爭，王光美不再希望搞運動，而是主張實事求是，該教育教育，該處分處分，有組織部、統戰部，哪個部管什麼都有規定。如果這些機關都腐敗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調整誰都行，就是不能搞普遍運動。她認為，一搞運動就很容易走火，呼啦一下子，誰也不知道誰冤枉了，哪個過火人不是自己想過火，國家這么大、人這么多，要是好壞不分呼啦一下子誰也控制不了，那造成的損失就太大了。她相信文革的事不會重演。
現在的王光美身體狀況非常好，她每星期還游泳兩次，每次游20分鐘。都快八十的人了，游20分鐘她竟然不覺得費勁，假如允許，游40分鐘也行，不過她控制自己只游20分鐘。她笑著說：“真是沒有比賽的那個能力了，假如我跟別人賽，我準輸，游不快，比如我那司機、服務員，他們肯定比我快。”
良好的身體狀況使王光美能夠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會公益事業當中，1995年起她擔任了幸福工程的組委會主任，幫助窮鄉僻壤的貧困母親改善生活。
王光美儘管年事已高，但仍然堅持深入窮鄉僻壤看望那些需要幫助的貧困母親們。她的愛心與親善贏得了那些母親們發自內心的熱愛。一次她去門頭溝——那是她去得較近的地方，一位貧困母親拉她坐在床沿上，給她鋪了一塊布，那是一塊非常乾淨的布，她們沒有別的，只能這樣來表達對王光美的愛與敬重。這件事讓王光美感動不已，她覺得這是她們對她的優待和信任。
王光美經常教育她的小外孫們要關心別人，要為貧困地區的孩子著想。在她的言傳身教下，孩子們也養成了幫助貧困孩子的習慣。王光美的女兒們說，她手裡不能有錢，一有了錢，她馬上想一定要送給誰，捐給誰，一定要幫助誰，那錢轉眼就沒有了。
1996年的時候，王光美還把母親留下來的幾個瓷器都拍賣了，拍賣了50萬元，都捐給幸福工程了。剛捐完，就有一個外國記者打電話問她，母親不在了，她怎么會捨得把母親的東西給賣了。王光美說，我捨不得，但那么多貧困母親都沒飯吃，我留這些乾什麼，我確實把這些東西給了她們，因為我自己的媽媽好。她是上過學的，她有條件上學，她就有文化，這有文化的母親跟沒文化的母親是很有點區別的，但是我接觸的農村婦女她們都勞動，我希望她們也能有文化，至少能不受貧困。
這就是今天的王光美，不再是當年魅力四射的第一夫人，但她的寬容心，她的慈祥，她的善舉，她一顆母愛的靈魂，依然讓萬眾景仰！
訪談二
孫興盛同志的文章《把歷史的真相告訴人民——採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回憶》，引起較大社會反晌，一些報刊予以轉載。作者提出，該文雖然已經交代了採訪王光美及其子女的全過程，但仍有一些重要內容沒有寫進去，十分可惜。有鑒如此，作者受邀寫出續篇在《百年潮》發表，以饗讀者。
不可迴避的問題
前面回顧了我們採訪、整理、送審等全過程，還有一些沒有寫進文章的問題，是不可迴避的。宋文郁太忙，就由我去補充採訪，繼續請教。那天正碰見少奇同志的子女們在房間裡商量父親追悼會的事，王光美對我說:“小孫，我們沒有把你當外人，家裡的事都不迴避你，你有什麼不清楚的儘管提出來。”
於是我就說我還沒弄明白，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親密戰友，後來兩人怎么出現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說從1956年黨的八大他們就有分歧和權力之爭，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的是“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王光美坦誠相告來龍去脈，使我深受教益，時隔近30年，仍然記憶猶新。
從2 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志主持一線工作。國家這么大、事情那么多，情況非常複雜又都沒有經驗，少奇同志看問題的角度、深度和工作風格與毛主席不盡相同，難免有些不同看法，而且毛主席經常有些新思考、新想法，少奇同志總覺得有點跟不上。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孫興盛中，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有些問題就曾有過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和想法，都是屬於工作中正常的意見差異，從無權力之爭，也沒有影響兩人感情。少奇同志非常尊重毛主席、緊跟毛主席，忠心耿耿地維護著黨的團結統一和步調一致。
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作的《政治報告》是按照毛主席講的《論十大關係》為基準起草的，各項報告和決議都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深入討論通過的，充分體現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是緊密團結、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的。八大閉幕不久，毛主席認為決議中有關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還不夠完善，對決議中的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是陳伯達在八大閉幕式前提出，經毛主席同意臨時加上的。毛主席此時並沒有否定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後來他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的不夠完善，但是得到了好處，並未發生毛病。”（毛主席改變八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的事）。
1961年9月，王光美歡迎尼泊爾王后來華
1961年9月，王光美歡迎尼泊爾王后來華黨的八大前後，國內外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確令人深思。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蘇聯領導集團內部的激烈鬥爭，影響極大；接著，國內也出現了不少民眾遊行示威、罷工、罷課，農民鬧退社、鬧缺糧的嚴重風潮，甚至出現毆打鬧事、要“共產黨下台”的事件。這對於剛剛建國7年，一直還沉浸在歡悅、自豪和自信中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震撼。
為了鞏固新中國和執政地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致決定，從政治思想和經濟建設兩個方面來解決問題:一方面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整黨整風，鞏固執政地位；另一方面是想通過一系列大的改革，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都發動起來，以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快速發展。於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家都是一致贊成和擁護的。在剛開始的一段時間，“三面紅旗”也的確調動起廣大人民民眾極大熱情，創造出不少令人興奮的成果。大家都以為找到了高速度發展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沒想到結果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高指標、強迫命令、瞎指揮、大辦鋼鐵、大辦食堂和浮誇風、“共產風”等，造成很大損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見，但大都認為主要是下面執行的問題。1959年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卻又錯誤地批判了彭老總，在全國掀起“反右傾”運動，促使“左”的錯誤更加嚴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自然災害，新中國遭受巨大災難，這才感到問題的極端嚴重性。在總結三年困難原因、尋找克服困難的辦法問題上，兩位偉人之間才開始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意見分歧。
兩位偉人的分歧
1962年初，中央擴大工作會議（一般通稱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總結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以來的成績和經驗教訓，共克時艱。少奇同志在大會口頭報告中，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主席來說不會是愉快的。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判斷，有明顯的不同意見，可以說，這是兩人分歧的開端。
七千人大會之後，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決困難的措施上同毛主席產生了分歧，這就是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問題。包產到戶是一種統稱，實際上包括20世紀60年代初在我國農村形成的各種形式的以家庭為主要單位的生產責任制。毛主席曾在1961年同意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試驗包產到戶。少奇同志內心是贊成在農村搞包產到戶的，但為慎重起見，沒有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明態度。1962年初，田家英從湖南農村調查回京向少奇同志匯報工作，提出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少奇同志表示贊同，並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匯報。在此期間，陳雲、鄧小平等也在不同場合表示了贊同包產到戶的意見。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僅沒有同意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嚴厲批評了田家英等人。儘管田家英匯報說是個人意見，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談話時，仍對少奇同志前一階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滿，指責他在包產到戶問題上為什麼沒有頂住。此後，少奇同志收回了自己的意見，並在接見中央下放幹部的談話中，專門講了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
圖為1966年4月，劉少奇和王光美訪問緬甸。
圖為1966年4月，劉少奇和王光美訪問緬甸。毛主席從反修防修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少奇同志對此是贊同的，他認為“大躍進”以來黨內和社會上確實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腐敗現象，黨內確實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對這些必須花大力氣整頓，必須對廣大黨員和幹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一個發展過程。這個教育運動應當怎么搞，並不是一開始就有了一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毛主席在探索，少奇同志在探索，黨的各級領導也在探索。在探索中，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發生。隨著運動的深入進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運動的性質和工作方法上出現了分歧。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多次對少奇同志進行不點名的嚴厲批評。
首先是在運動的性質問題上，少奇同志的著眼點主要放在整頓基層組織的基層幹部上，主要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等經濟領域問題，並且把出現的問題主要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他雖然提出過“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認為問題主要在下面。因此，他多次提出，現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在一起。毛主席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更多考慮的是黨內當權派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反覆強調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反修防修的嚴重形勢。71歲生日那天，毛主席特意用自己的稿費請許多人吃飯。他在給大家遞煙時舉例說，現在用幾盒香菸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麼有什麼，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了。他堅定地認為，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特別是那些“當權”的腐敗幹部最危險。正是基於這種估計和看法，他決定把農村“四清”（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和城市“五反”（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合在一起，統稱“四清”運動，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他反覆強調，“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運動的具體做法上，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不滿意的。王光美問我搞過“四清”沒有，我說在大學的最後兩年參加過兩次“四清”，落實“前十條”和“二十三條”都參加過。王光美又問我，你對“桃園經驗”怎么看？當著王光美的面，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毛主席雖然一開始沒有對“桃園經驗”表示不同意見，但後來還是不點名地進行了嚴厲批評，主要是批評工作隊搞“人海戰術”、“繁瑣哲學”、“紮根串聯，搞神秘化”。毛主席強調要相信民眾、依靠民眾，放手發動民眾起來鬥爭。
這次會議起草和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會後，少奇同志主動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評。此後，他又在自己家裡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聽取對自己的批評和幫助，並委託陳伯達把每天生活會的情況向毛主席匯報。儘管少奇同志做了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間的裂痕並沒有消除。毛主席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1970年12月，當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少奇同志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
我不禁問:毛主席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確表示“不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不是個人恩怨問題。“二十三條”下發全黨後，並沒有產生“立竿見影”、“轟轟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這是因為“四清”運動的許多提法都改變了，從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隊和廣大幹部民眾都不理解，都不知道“黨內走資派”是什麼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該如何搞。大家無所適從，顧慮重重，生怕搞錯了犯“反黨”錯誤。農村、工廠發動不起來，連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藝界也搞不起來，《海瑞罷官》也批不起來。毛主席從來沒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氣憤，斥責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閻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線同志領導不力、右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護和抵制。
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裡，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開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嚴肅批評，強調“黨有黨紀，國有國法”、“內外有別”。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志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裡寫信向毛主席告狀，並以“絕密”件寄去大字報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以學生運動為“好形式”，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極具煽動力的口號鼓動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轟轟烈烈。少奇同志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制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與康生、陳伯達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志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民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民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民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么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會當眾這么堅決地對抗自己和民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
我問，少奇同志為什麼非要在工作組和民眾運動問題上“頑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給我很大啟發。毛主席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糾正黨風反對腐敗時，歷來都是熱衷於大搞民眾運動，喜歡轟轟烈烈，而且是“放手發動”。可這是一把“雙刃劍”，轟轟烈烈中涌動著無政府主義極左思潮，可以使熱情變成狂熱衝動，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時加強領導、正確引導，就很容易失控，產生極大的破壞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無政府狀態相當嚴重，少奇同志敏銳地感到極左的危險，認為必須派工作組控制局面，抵制極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終沒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後連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夥及其極左運動害得很慘。
關於毛主席與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惡化的來龍去脈，王光美不贊成在孩子們的回憶文章中寫很多。我們很理解、很尊重這個意見。
平心而論
不過，我還是特別注意、也很想知道，王光美和孩子們是不是特別恨毛主席。人們都以為，少奇同志的悲劇，是毛主席一手造成的，要不是他重用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一夥，“文化大革命”不會搞成那樣，造成那么大的災難。他們能不恨毛主席嗎？！但在整個採訪過程中，我感到他們每次講到毛主席與少奇同志的分歧，都是相當平和、實事求是的。說他們一點不怨恨也不是，先是有怨有恨，後來有怨無恨，早已跳出個人及家庭悲劇的拘囿，更為客觀、公正、理智、豁達。
王光美告訴我，“文化大革命”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和複雜性，毛主席用那些人也是有歷史緣由和認識過程的，發動那樣大規模的民眾運動，不可能不用那些人，即使不用他們，也必然會有和他們類似的一幫人跳出來興風作浪，毛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憑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他還有針對地說:“對劉、鄧要準許革命，準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毛主席對少奇同志也是很關心照顧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民眾中去鍛鍊，毛主席勸他:“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裡，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幹部，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菸。過了好一會兒，毛主席才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卻把書名說錯了。畢竟是幾十年的親密戰友，毛主席最後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門口，親切地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民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
不堪回首
王光美被打成了“大特務”1966年8月12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少奇同志在常委中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選舉後，少奇同志表態，願承擔所有責任，並請求辭去常委、國家主席等所有職務。這時，唯有林彪情不自禁地叫“好”，當即站起來主動要和少奇同志握手，其野心昭然若揭。
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會上講，九大時要選少奇同志為中央委員。這便使林彪、康生、江青、謝富治這夥人非常緊張。他們大都是靠打倒少奇同志起家的，特別害怕少奇同志“東山再起”。一旦如此，他們不僅難以獵取“國家主席”位置，現在的地位也恐怕不保。他們感到少奇同志活著就是最大威脅，“後患無窮”，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於是，他們便立即在毛主席面前造謠誣衊，借所謂“二月逆流”事件，說“劉少奇代理人”還在抵抗運動，“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現象”，極力動搖和改變毛主席的態度。他們非常懂得，要徹底打倒少奇同志就必須“立案審查”，單用毛主席清楚的現實問題是不行的，必須用毛主席不清楚的歷史問題；而少奇同志從來沒有“歷史舊賬”，和毛主席之間更沒有“歷史積怨”的空子可鑽，於是他們就利用毛主席最賞識的“革命小將”“紅衛兵”搜尋“歷史罪證”，將誣衊少奇同志策劃和批准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材料、證明少奇同志有“叛徒”、“內奸”和“工賊”問題的所謂“歷史材料”，都擺到毛主席面前，使得毛主席真的覺得自己“不知道劉的歷史情況”，不得不在3月21日同意“調查”少奇同志的“歷史問題”。於是，他們把這當作“尚方寶劍”，暗地裡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一是立即成立龐大的“特偵組”，由康生、江青、謝富治直接掌握，一手操縱和控制處理少奇同志的大權，用卑鄙殘暴的逼供手段造假證據，甚至將毛主席明令保護的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夫婦逼得自殺身亡。毛主席和周總理得知大發雷霆，責令“嚴肅處理”，而他們只讓特偵組長作個“檢查”了事，仍舊迅速編造《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欺騙毛主席、黨中央和全黨、全國人民。二是切斷電話線，斷絕少奇同志同毛主席、周總理及政治局的一切聯繫，嚴密封鎖全部訊息，讓少奇同志沒有任何機會和辦法申訴。三是掌握輿論，先羅織罪名，掀起一輪輪大批判高潮，造成“徹底打倒”的既成事實。四是緊緊控制和不斷策動紅衛兵和造反派多次舉行大規模批鬥大會，借民眾的手，用慘無人道的暴力手段把少奇同志往死里整。他們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策動幾十萬紅衛兵和造反派成立“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特別是8月5日中南海“批鬥劉鄧陶大會”，康生老婆曹軼歐以“中央文革特派員”身份，親臨現場指揮，覺得“火藥味不濃”，命令打手們“要殺氣騰騰”，將70歲高齡的少奇同志打得鼻青臉腫腿瘸，再也直不起來。他們按照林彪“一號命令”，把病危的少奇同志秘密押往開封“特別監獄”，最後少奇同志死在那裡。他們還製造王光美“特務”案，林彪親自判決死刑“立即執行”。毛主席看到“判決書”，立即寫下“刀下留人，要留活證據”幾個大字，王光美才保住性命。在這場浩劫中，少奇同志一家有4位親人被迫害致死，6位骨肉關進監獄，連只有六七歲的瀟瀟也挨過圍攻和批鬥。
晚年王光美永遠的懷念
我們生平最難忘的採訪順利完成，平平、源源、亭亭的《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已全文發表，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我們感到特別欣慰。使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做了一點份內的事，卻讓王光美始終記在心裡。
此後的歲月，王光美一家都很忙，我不便打擾，很少見面，但一直保持聯繫和深厚友情。王光美特意簽名送我一套《劉少奇選集》，近20年來幾乎年年春節都給我寄她親筆簽名的賀年卡，少奇同志百年誕辰時還寄我一套少奇紀念郵票，我都珍藏著。1986年我因病住305醫院，王光美帶著源源愛人去看望住院的老廚師郝苗同志，看見我便親切問候我的病情，還讓源源愛人叫我“叔叔”，我真是不敢當。
1998年冬，在首都機場大廳，我正辦登機手續，王光美匆匆趕飛機，老遠看見我就打招呼。我忙上前握手問候，她說是去河南參加紀念少奇同志的活動，為“幸福工程”看望那裡的貧困母親。我看見她老多了瘦多了。這位和自己人民緊緊相依為命的偉大母親，用她那瘦弱身軀僅有的一點餘熱，溫暖著天下母親，讓人心痛又無限敬佩。
2004年6月，我從報上看到王光美親自召集，由源源親自聯絡，毛主席和劉主席兩家後人相聚一堂，共話友情，使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格外驚喜和感動。這使我想起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時，聽老中辦的同志講，自從毛主席仙逝之後，毛主席和江青生的女兒李訥身體和精神都很不好，常住醫院，不能上班，獨自帶著兒子生活非常艱難。王光美剛從監獄出來得知此情，就帶著家裡的趙阿姨找到李訥，親自購買廚房用具幫她安家，料理家務，打掃衛生，談心聊天，關心她的身體和生活。可我們採訪時，王光美和孩子們從來沒有提過這些事。後來，李訥新婚，愛人王景清在延安時曾是少奇同志警衛員，結婚時王光美帶著孩子們熱烈祝賀，兩家來往更為親密。再後來，李訥兒子王效芝結婚，是源源做的媒，在新婚典禮上，源源一席講話，感動了婚禮上的所有人。在王光美家裡，至今掛著毛主席和王光美及孩子們親切談話的巨幅照片。不僅如此，林彪女兒豆豆當年在河南病了，誰也不敢在報告上籤字，也是源源簽的字，安排她回北京治病。
源源跟我講，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相逢一笑”時還是很講原則是非的，從來不迴避那段歷史悲劇。雖然結局各不相同，每個人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也不同，但這場悲劇是共有的，是刻骨銘心的，常常成為我們共有的話題。但是，作為後來人，包括我的母親，都不願意總是生活在歷史的噩夢中，去記恨歷史、記恨已逝的人，更不會將仇恨傳到後輩人身上，而是應該用科學歷史觀實事求是地去重新審視那段歷史，真正了解和理解發生那場悲劇的歷史背景、歷史條件和歷史原因，多多理解偉人們的真實心跡，多多寬容偉人們的歷史局限和過失，多想想老一輩們親密團結、同心同德、共同創建我們黨和國家勝利輝煌的美好一面，多吸取那些有益於向前看朝前走的歷史經驗。這場歷史悲劇給我們最大的精神遺產，就是使我們懂得，只有團結和諧，才有幸福美滿、繁榮富強；如果分裂內斗“窮折騰”，必然是災難重重、悲劇無窮。現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團結和諧、親密合作，用科學發展觀建設我們執政黨，健全民主與法制，既堅決懲治腐敗絕不手軟，又提高執政興國的黨性修養，強調構建和諧社會“不折騰”，證明我們黨更加成熟了。這是爸爸生前的願望，也是母親最感欣慰的。所以，在她晚年感到自己力不從心、時日無多的時候，讓我把兩家後人邀在一起聚聚、吃個飯，共敘情誼。其實，這不是第一次，卻是母親生前最後一次，表達了她的心意，實現了她的願望。
王光美
王光美是啊，正是在王光美的倡導和帶領下，兩位偉人的後代拂去歷史的塵埃，友情長存，這既是告慰兩位偉人在天之靈，也是給人民和歷史一個交代、一個示範，體現出王光美的高風亮節、博大胸懷和無疆大愛。2006年10月17日，我從新聞中得知85歲高齡的王光美在13日凌晨仙逝，急忙趕往劉家，又到305醫院悼念，多年不見的源源迎著我，萬般悲切。靈堂四周，勝利的鮮花簇擁著王光美笑容燦爛的遺像。我眼前浮現出當年採訪時的美好情景，心頭湧起陣陣悲痛，噙著熱淚，向中華民族這位傑出女性深深地鞠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