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主要經驗,“經驗”過程,中央肯定,經驗背景,修改十條,少奇巡視,中央電話,主席指示,形成檔案,形成文字,代擬批語,主席審批,歷史秘聞,影響歷史,錯誤糾正,
主要經驗
先搞紮根串邊，訪貧問苦，從小到大逐步組織階級隊伍；然後開展背靠背的揭發鬥爭，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統地進行階級教育，開展對敵鬥爭；最後進行組織建設。“四清”的內容已經不止是清工、清帳、清財、清庫，而是要解決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
“經驗”過程
中央肯定
中共中央隨即批示進行了肯定，“桃園經驗”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在許多問題上有普遍性，值得向全國推廣。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
桃園經驗的總結報告人王光美
桃園經驗的總結報告人王光美經驗背景
《王光美訪談錄》：關於“桃園經驗”
王光美：1964年五一節前我回到北京。在鄉下5個月確實比較辛苦，自我感覺身體有點差，我想休整一段時間再說。要不要再去參加一期“四清”？下一期到哪裡？當時都沒有具體打算，也根本沒有想到要總結一個“桃園經驗”。之所以後來形成一個“桃園經驗”，並且產生那樣的影響，我認為主要是當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形勢發展的需要。從1964年開始，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督促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四清”運動，由試點轉向全面鋪開，成了全黨全國的一項中心政治工作。各省、各中央機關都動起來了，派出了大量工作隊。各級領導親自帶頭，下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回北京後，中央直屬機關黨委要我向機關幹部作一個關於“四清”的報告。這樣，我在中直機關黨委召集的幹部會上，講了桃園大隊“四清”的做法和體會。不久，又應邀在全國婦聯召集的會上講了一次。
修改十條
桃園經驗的中共中央倡導者少奇巡視
為了解面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準備修改《後十條》，少奇同志決定到一些省市巡視。正好這段時間，各地都在開三級幹部會議，貫徹中央工作會議精神。1964年6月底，我陪他離開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河北省委正在那裡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因為撫寧縣桃園大隊是河北省“四清”的一個試點單位，劉子厚、林鐵同志便要我在會上介紹一下經驗。7月5日，我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講了一次。這次比在北京講得詳細，講了兩個半天。7月6日，我們離開天津到濟南。山東省委也在召開省委工作會議。省委的同志已經聽說，我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有一個報告，便要我在他們的會上也講一講。這樣，我在山東又講了一次。講過之後，當時會上就反映強烈，要求印發書面材料，組織學習。與會同志說是幾個沒想到：沒想到我這樣的人能下去，能真正蹲點，能講出這么一些經驗。
中央電話
當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全面鋪開，但工作隊下去之後，普遍面臨的問題是不知道怎么開展工作。我的報告之所以引起注意，可能就是這個原因。省委的同志向少奇同志提出，要組織傳達學習我的報告。這樣，少奇同志就讓我給河北省委打個電話，請肖風同志幫忙，將我在河北報告的錄音整理出來。離開山東，我們繼續南下，先後到安徽、江蘇、上海。在上海，突然接到中央電話，說毛主席讓少奇同志回北京開會。我們趕緊往回走。回去途經鄭州停了一下。河南省委的同志也要我講一講。於是，我留下作報告，少奇同志先回北京。
主席指示
少奇回北京後，不知怎么中央沒有開會。毛主席對少奇說：“大熱天你們坐火車一站站跑幹嗎？不如坐飛機，可以多跑幾個地方。”在北京待了幾天，8月5日少奇同志和我又再次南下。這回去了湖北、湖南、廣東。在廣州住的時間比較長，8月11日到，20日離開。離開廣東以後又去了廣西、雲南。這接連兩次南下，少奇同志主要是和各地的領導同志研究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調閱當地這方面的會議簡報、材料，並且在一些省的幹部大會上作關於“四清”、“五反”和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報告。少奇同志在廣州停留，主要是為修改《後十條》。真正具體動手修改的，是田家英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他們倆把初稿寫出來之後，交給少奇同志。少奇又修改了一遍，加寫了一些話。8月16日，少奇同志讓田家英同志把《後十條》修改稿帶回北京，呈報毛主席和黨中央審核。
形成檔案
黃崢：這時各大區中央局的第一書記正在北京開會。田家英同志將修改稿拿到北京後，中央書記處決定先印發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讓大家討論提意見，然後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同志審閱修改。最後形成正式檔案，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後來習慣稱這個檔案為《後十條修正草案》。
形成文字
光美同志，“桃園經驗”是不是也在這期間形成文字的？
王光美：是的。自從我在河北、山東介紹了桃園大隊“四清”運動的經驗以後，南下的一路上每個地方都提出要我講一講。結果只有在湖北武漢沒有講。王任重同志對我說：“天氣太熱，饒了你吧！讓大家聽錄音。”不少地方還要求印發書面材料。陳伯達幾次找來，極力主張發出這個材料，說現在下面特別需要這樣的經驗介紹。我說：“這是口頭講話，沒有文字推敲，當檔案發出不行。”他說：“就這樣好，口語化。”在這之前，周恩來同志看到了我在全國婦聯介紹桃園大隊“四清”的講話記錄。他給少奇同志寫來一個條子，建議把這個講話記錄轉發下去。少奇在邊上批了一下，說已經有人建議發全文，這個稿子就不要發了。少奇同志同意把桃園大隊的經驗轉發各地參考，要我再認真修改一下。這樣，在廣州的那幾天，我就關在房間裡改這個記錄稿。
代擬批語
一天晚飯後我在外面散步，趙紫陽、田家英同志截住我，要我參加他們一起修改《後十條》。我說：“不行不行，我也在忙著改稿子呢！”我把講話稿改出來後，交給少奇同志。他拿去也改了一遍。8月19日，少奇同志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
少奇同志代中央擬的批語，全文是這樣的：“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記錄，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文字雖長，但是好讀，各地黨委，特別是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急需了解這種材料和經驗。現特發給你們，望你們印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所有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的隊員閱讀。這僅僅是一個大隊的經驗。在許多問題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許多問題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雙十條”的基本精神是徹底革命的精神；必須放手發動貧下中農和其他農民民眾才能解決幹部的“四不清”和對敵鬥爭中的各種問題，把社會主義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產高潮；在民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後，要掌握民眾運動的火候，適時地提出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強調貫徹中央各項具體政策的規定；縣、區、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許多幹部以至工作隊的許多成員對於放手發動民眾有無窮的憂慮，不把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民眾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而片面地強調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不把貧下中農作為我們黨在農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嚴重的幹部和他們上面的保護人要用各種辦法抵抗“四清”運動；等等。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是在許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桃園大隊的經驗是有普遍意義的。但是，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情況，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觀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所以桃園大隊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不要把它變成框框，到處套用。到底各個地方、各個大隊有些什麼情況，有些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又如何解決，都要領導運動的同志在放手發動民眾的過程中，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且認真地同貧下中農商量和討論，才能真正了解，並且找出比較最好的解決辦法。這是不能偷懶的，沒有什麼捷徑可走或其他取巧的辦法的。桃園大隊的經驗，只是給我們指出了進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處理某些問題的方法，並不能使我們順利地去解決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問題。這是各地同志閱讀這個檔案時必須注意的。
主席審批
少奇同志將這套材料報送毛主席審批。8月27日，毛主席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根據毛主席的批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及有關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討論。大家都同意發出。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檔案正式轉發了桃園大隊的“經驗總結”。關於“桃園經驗”形成的前後經過，大體上就是這樣。
歷史秘聞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了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重點介紹了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和河北省保定地區搞“四清”的經驗。會議經過討論,決定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從這次會後,在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縣、社進行了四清運動。這個運動是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意義的運動,既是為了整頓經濟生活中的“混亂秩序”,也是為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大躍進”以來的民眾運動建設方式,使經濟範圍內出現了混亂現象。在巨觀經濟中表現為一些人倒買倒賣國家緊俏物資;在微觀經濟中,則表現為管理混亂,多數企業、社隊財產賬目不清,幹部多吃多占很嚴重。通過行政手段治理這種混亂現象,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四清運動是貫徹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精神的重大行動。關於這種政治目的,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即有明確的說明。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義根子。
為了實現“反修防修”的戰略目的,也由於對基層幹部的問題估計得較為嚴重,四清運動採取了和以前的政治運動不同的領導方式和活動方式。運動的領導,不是由原單位、原地區的領導人負責的,而是由上而下派遣工作團(隊)全權負責;在工作方式上,則採取了戰爭年代開闢新區的做法,先“訪貧問苦、紮根串聯”,進而在此基礎上“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再進行清查和“奪權”鬥爭。固然,從清查經濟問題來說,由上而下是必要且正常的,否則自己查自己,自難有結果。但一開始就以對待“階級敵人”的方式對待基層幹部,不免會擴大打擊面。
四清運動不僅在方式上“左”的色彩很濃,在內容上,也完全受已經形成的“左”的理論的支配,將階級鬥爭突出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理論上極力強調階級鬥爭在運動的各項具體內容中的中心地位和重大意義。《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強調:“進行階級鬥爭,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這是決定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根本問題。”《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則提出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在運動的實際內容上,則把展開階級鬥爭和“奪權”作為中心內容。
而作為全國“奪權”典型的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的所謂“反革命兩面政權”的冤假錯案,即產生於以上背景中的社教運動。
1963年夏天,河北省委已經在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蒲藍大隊搞過了“四清”試點。同年冬,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四清”工作隊根據省委的指示,參照蒲藍大隊試點的經驗。這個工作隊是由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帶領的。工作隊擬定了工作計畫,大體分了幾個步驟:先搞紮根串聯,講“雙十條”,初步組織貧下中農的階級隊伍;然後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對敵鬥爭;最後搞組織建設,掀起生產高潮。工作隊進村以前,先在秦皇島學習了一個星期,在該地訂的初步計畫是3個月,可是進村後“越搞越複雜”,實際上搞了5個月。
進村以前,公社向工作隊介紹,桃園大隊是一類隊,支部書記吳臣是貧農,忠實可靠,“‘四不清’的問題大概沒有”。“只有一個民兵連長、治保主任關景東清出大概是200塊錢的問題”。進村以後,支部書記給工作隊介紹情況:“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費,貪污盜竊、投機倒把保證沒有。”“現在主要問題是,關景東的200塊錢,到現在只退了100元,那100元他不願意退,一直拖著。”
工作隊決定“要把真實情況了解清楚”。首先發動民眾,第一次向民眾講“雙十條”到了370多人。民眾開始有顧慮,工作隊就採取分組討論的辦法,把黨員、團員、幹部分開單獨討論,民眾按隊分組討論。但民眾還是有顧慮,工作隊就先組織少數“根子”(積極分子)開會,逐漸擴大範圍,從小到大。根據民眾要求,又搞了意見箱。
經過這樣背靠背開會,基層幹部開始感到有了壓力,有些幹部開始交代問題。工作隊認為這裡的幹部有幾類:一是真勞動者出身,只要能談透,敢於自我革命,如關景東。二是出身也還好,就是不敢講,受人控制如袁秀英、盧彥來。三是對工作隊表面嘻嘻哈哈,實際上牴觸很大,如支書吳臣、副支書趙樹春。
於是工作隊認為“問題逐漸暴露,鬥爭日益尖銳,‘四清’和‘四不清’的鬥爭,確實是包含著嚴重的階級鬥爭”。基於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工作隊開始“選根子”,支部提了26個“根子”,工作隊只選用了14個,又自行發展了11個。經過半個多月,各生產隊組織了貧協小組,大隊建立了貧協籌委會,工作隊宣布“四清”正式開始。工作隊採取邊“洗澡”、邊揭發、邊查賬、邊查證的辦法,同時讓基層幹部自覺“洗澡”、放“包袱”,自覺“下樓”。
“四清”開始時工作隊開了公社三級幹部會,而後讓桃園大隊幹部“洗澡”,也互相“搓澡”。但工作隊覺得吳臣“不老實”,“嚴重的問題都不交代”,給工作隊“製造麻煩,混淆是非”。
經過3次放“包袱”高潮,本來應該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吳臣被無限上綱:“吳臣想把持桃園的領導權,想要復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對敵鬥爭的革命成果……由宗派鬥爭發展到反黨程度,由人民內部矛盾轉為敵我矛盾”;“吳臣是鑽進黨內的壞分子。過去他所領導的桃園支部……‘打著共產黨員旗號,辦的國民黨的事。’吳臣實際上是鑽進共產黨內的一個國民黨分子。”可笑的是一直到工作隊撤出,承認“還沒查出他和國民黨有組織聯繫,也沒有查出他與反動組織或特務組織的聯繫”。即使是這樣,依然咬定“我們沒查出來,並不等於就沒有這種可能性”。最後,公社黨委批准把吳臣清除出黨,而且同意定他為壞分子。
以上冤假錯案卻形成了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其“經驗”的主要內容是:先搞紮根串聯,訪貧問苦,從小到大逐步組織階級隊伍;然後開展背靠背的揭發鬥爭,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統地進行階級教育,開展對敵鬥爭;最後進行組織建設。“四清”的內容已經不只是清工、清賬、清財、清庫,而是要解決政治、經濟、思想和組織上的“四不清”。
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給毛澤東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劉少奇代中央擬的批語,全文是這樣的:
《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記錄,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文字雖長,但是好讀,各地黨委,特別是農村和城市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急需了解這種材料和經驗。現特發給你們,望你們印發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所有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的隊員閱讀。這僅僅是一個大隊的經驗。在許多問題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許多問題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雙十條”的基本精神是徹底革命的精神;必須放手發動貧下中農和其他農民民眾才能解決幹部的“四不清”和對敵鬥爭中的各種問題,把社會主義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產高潮;在民眾充分發動起來以後,要掌握民眾運動的火候,適時地提出實事求是地對待問題,強調貫徹中央各項具體政策的規定;縣、區、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許多幹部以至工作隊的許多成員對於放手發動民眾有無窮的憂慮,不把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民眾作為基礎和前提條件,而片面地強調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不把貧下中農作為我們黨在農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嚴重的幹部和他們上面的保護人要用各種辦法抵抗“四清”運動;等等,都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即是在許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樣的問題,因此,桃園大隊的經驗是有普遍意義的。但是,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情況,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觀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所以桃園大隊的經驗只能作為參考,不要把它變成框框,到處套用。到底各個地方、各個大隊有些什麼情況,有些什麼問題,這些問題又如何解決,都要領導運動的同志在放手發動民眾的過程中,進行艱苦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且認真地同貧下中農商量和討論,才能真正了解,並且找出比較最好的解決辦法。這是不能偷懶的,沒有什麼捷徑可走或其他取巧的辦法的。桃園大隊的經驗,只是給我們指出了進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處理某些問題的方法,並不能使我們順利地去解決各個地方、各個大隊的問題。這是各地同志閱讀這個檔案時必須注意的。
劉少奇將這套材料報送毛澤東審批。8月27日,毛澤東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及有關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討論。大家都同意發出。
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將其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務院各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軍委政治部轉發,並作了批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緻的典型經驗總結……桃園大隊的經驗……給我們指出了進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處理某些問題的方法……”自此,“桃園經驗”風靡全國。
在大背景下產生的桃園大隊的冤假錯案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作為社會主義矛盾的,是大量的不具有階級鬥爭性質的社會矛盾和社會現象。在1963年發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中國社會矛盾的狀況基本上是這樣一種狀況,而不是那種誇大情況的“左”的估計。因為認識上的偏差,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造成階級鬥爭擴大化,出現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冤假錯案(如桃園大隊“奪權”典型、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奪權”鬥爭經驗等等)。據《撫寧縣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統計,四清運動使撫寧縣1939名黨員、幹部受錯誤處理,270人非正常死亡,2007人被錯誤管制,1014戶被錯劃地主、富農。
1967年4月23日,撫寧縣轉達中央文革指令,以桃園“造反派”名義,在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召開撫寧縣各界代表和唐山地區各縣代表參加的萬人大會,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王光美。同時,會上為原桃園大隊黨支部書記吳臣平反,宣布摘掉“四清”為其戴的壞分子帽子,恢復黨籍。5月6日,《解放軍報》點名原桃園大隊大隊長關景東為“黨內走資派”。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戲劇性的一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1978年以後,根據黨中央的有關政策,經歷年複查,改變了原處分決定,還為4924名地、富、反、壞分子摘掉了帽子,為6339名地、富子女改變了本人成分,改變地富出身的7810名,解放了一大批受株連的家屬和親友。
影響歷史
在1966年5月文革拉開序幕時，中國大地上還正進行著另外一場尚未結束的政治運動，那就是“四清運動”。這場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完全作為一種文革式的政治運動來思考的。他在強調指出：這場運動要解決的“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還是第一個中共的領導人把這個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助長了運動的左傾傾向，更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
首先，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配偶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4年8月27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把這一經驗作為一個中共的“有普遍意義”的典型向全國批發了。姑且不論“桃園經驗”的極左和荒謬，它更大的危害性還在於劉少奇向全黨，從而也向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利用自己的夫人參與上層政治的範例。在劉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還沒有這么乾過。劉以後，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期搞得“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園經驗”就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毛澤東大大地發展了劉少奇開創的“夫人參政”的經驗，在文革中已經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了。
其次，劉少奇倡導的“桃園經驗”、“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和“天津的小站經驗”等都採取“民眾運動”（其實是“運動民眾”）的方式，主張另組“階級隊伍”，進行“奪權鬥爭”，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進而“全面奪權鬥爭”的文革思路。
最後，劉少奇的所謂的“四清”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搞出來“經驗”全部在複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一種叫“燕飛”的廣發使用的批鬥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
錯誤糾正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65年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對於劉少奇在“四清”經驗的錯誤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和糾正。會議紀要又稱作二十三條。如下：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一、形勢。
一九六二年九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由於城市和農村展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於全黨執行了黨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於人民民眾、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努力，我們政治戰線上，經濟戰線上，思想文化戰線上，軍事戰線上，都出現了大好形勢。近幾個月來，全國有百萬以上的幹部，深入了城鄉基層單位，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
我國近年來迅速取得的一切偉大成就，證明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正確的，同時，進一步地證明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我們的黨不辜負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希望。
我國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反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企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恢復資本主義。這種階級鬥爭勢必反映到黨內。有些社、隊、企業單位的領導，受到腐蝕，或者被篡奪。我們的工作，在前進過程中也存在著許多問題。實踐證明，只要全黨更深入地、更正確地繼續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各項決定，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這個綱，依靠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那么，城鄉存在的許多問題，並不難發現，也不難解決。
必須把兩年多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堅持下去，進行到底，絕對不能鬆動。
現在的問題，是要總結過去這一時期運動的經驗，肯定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以便取得更大的勝利。
二、運動的性質。
幾種提法：
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2、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
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最後一種提法，概括了問題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同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從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於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的科學論斷相符合的。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斜路上去。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的陣地。
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
支持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
在下面的，有已經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劃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在上面的，有在社、區、縣、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其中：有的本來就是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蛻化變質分子；有的是接受賄賂，狼狽為奸，違法亂紀。
有些人是不分敵我界限，喪失無產階級立場，包庇自己的親屬、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資本主義活動的人。
三、統一提法。
四、搞好運動的標準。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次有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過：
搞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標準是什麼？
1、要看貧下中農是真正發動起來了，還是沒有發動起來。
2、幹部中的“四不清”，是解決了，還是沒有解決。
3、幹部是參加了勞動，還是不參加勞動。
4、一個好的領導核心是建立起來了，還是沒有建立起來。
5、發現有破壞活動的地、富、反、壞分子，是將矛盾上交，還是發動民眾，認真監督，就地改造。
6、要看是增產，還是減產。
……那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認為這幾條用以衡量我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否做得好的標準，是適當的。現在我們也認為是適當的。
五、工作方法。
1、在整個運動中，省、地、縣級黨委和工作隊，必須逐步做到，依靠民眾大多數，依靠幹部大多數（包括放下包袱的幹部），實行民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
2、運動一開始，就必須向幹部和民眾說明來意，把政策交給他們。
明確宣布，不論在什麼社隊，不論在運動中或運動後，都不許用任何藉口，去反社員民眾。
3、工作隊必須在運動和鬥爭過程中，發動貧下中農，組織階級隊伍，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逐步形成領導核心，同他們一道工作。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數人當中活動。
4、在運動中，自始至終要抓生產。同時，要注意抓當年分配（生活問題）。如果不抓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勢必脫離民眾，勢必給我們的事業帶來損害。
5、要從當地情況出發，實事求是。民眾需要解決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工作中有什麼偏向，就糾正什麼偏向。
6、在運動中，要大膽放手發動民眾，不要象小腳女人，不要束手束腳。同時，要深入細緻，不要大轟大嗡。要擺事實，講道理，防止簡單、粗暴的作法，嚴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體罰，防止逼、供、信。
7、總之，在整個運動中，必須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總是極少數。有些人犯了錯誤，還可改正。對四清的對象，必須善於分化他們，區別對待，把最壞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六、集中力量，打殲滅戰。
領導運動，要有全局的觀點和全局的部署。要經過初步的調查研究，進行初步的排隊。
要適當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從那些問題最多、影響最大的重要地方著手，突破一點，推動全局。
點的工作不只是指大隊，要上下左右適當地結合起來搞。
要分批分期，波浪式發展，解決一批地方的問題，又解決另一批地方的問題。
各省、市要有調配力量的機動權，必要時可以調集一些幹部，在運動中培養訓練。
不是靠人海戰術。不要在一個縣、社、隊，集中人數過多的工作隊。這樣，點可以多搞一些，也利於走民眾路線。
重要的是，要儘可能地配備能夠掌握黨的政策和懂得走民眾路線的骨幹。
七、蹲點。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個教導，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遵守的。
過去我們黨採用的開調查會等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方法，應當繼續採用。
蹲點，解剖麻雀，是一種很重要的領導方法。領導幹部必須有選擇、有計畫地繼續蹲點，深入基層，深入民眾，在運動和鬥爭中，取得比較系統的經驗。
蹲點，可以有不同的辦法。
要有一批人比較長期地蹲在一個大隊，從頭到尾，把運動搞完。
中央局、省、地、縣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人，要實行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領導方法。除了選擇一個地方蹲下來以外，他們還可以在自己蹲點的地方或其他地方，召集會議，對其他點的工作和全大區、全省、全專區、全縣的面上的生產等項工作，進行調查研究和指導。
他們還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巡視，或者組織小型巡視團，以便掌握動態，互通情報，交流經驗。
八、抓面的工作。
必須兼顧點和面。
現在進行四清運動重點以外的面，占全國的絕大部分。這些地區的主要任務，是生產建設，必須認真做好。
中央局、省委和地委要抓全大區、全省、全專區的工作。
面上，也要適當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提高幹部的政治覺悟，啟發自覺，洗手洗澡。應當向他們明確宣布，問題不大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退賠好的，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產，將功補過，就一律既往不咎。
面上，有的縣，如果有條件，經過省委批准，也可以進行一些四清試點的工作。
可參考一些地方整訓幹部、由點帶面的有效辦法。
九、幹部問題。
1、看待幹部，要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對他們，要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態度。
2、情況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種：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情況嚴重的。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是多數。
3、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對於犯錯誤的人，要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他又說過：“對於那些犯了錯誤但是還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藥的分子有區別的黨員和幹部，不論其出身如何，都應當加以教育，而不是拋棄他們。”
現在，我們仍然必須遵守毛澤東同志的這些指示。
我們對於犯錯誤的幹部應當採取的政策是：“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
結對敵”，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
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4、對那些犯輕微四不清錯誤的，或者問題雖多但交代好的，要儘可能早一點解放出來。
對於那些錯誤性質一時分辨不清楚、又不適宜留在原工作崗位上的幹部，可以調換工作，或者集訓，進行審查。
5、經濟退賠，不能馬馬虎虎，同時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嚴重，檢討又較好，經過民眾同意，退賠可以減、緩、免。
6、對於有些犯錯誤的幹部，給以必要的、適當的處分。這是為了教育他們，改造他們。只要他們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黨就會團吉他們，民眾就會團吉他們。
7、不稱職的幹部，有的可以調整，有的可以改選。不夠條件的黨員，可以勸他們退黨。這些都可以放在運動後期處理。
性質嚴重、領導權由階級異己分子或蛻化變質分子把持的，要奪權。先鬥爭，後撤職。一般的，黨籍問題放在後頭解決。個別特別嚴重的，可以同時撤職，開除黨籍，以至拘留。
鑽進來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富農和其他壞分子，都要開除黨籍。
在要奪權的地方，或者在民兵組織嚴重不純的情況下，要採取妥當辦法，把民兵的槍枝、彈藥收上來，發給貧下中農中可靠的人。
8、個別對民眾有嚴重威脅的反、壞分子，必要時，有的可以暫時放在當地看管起來，有的送農場勞動，同時審理他們的案件。
重大案件，例如，殺人放火或有其他嚴重罪行的現行犯，要逮捕法辦。
9、有些壞幹部是會有集團的，但不要把集團劃得太多，劃得太寬。
十、建立貧農、下中農協會。
貧農下中農的人數和在生產中的勞動力，在農村總人口和總勞動力當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們是大多數。貧協一經組織，富裕中農和其他一些願意上進的人就會靠攏，就把這些對社會主義經常處於動搖狀態的人們也團結起來了。
十一、時間。
一個大隊，半年左右。一個縣，一年或更多一些時間。
從一九六四年秋冬算起，三年左右，搞好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區。
六、七年內，全國搞完。
只要在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正確，運動的進展，就可以爭取快些。
十二、宣布對隱瞞土地的政策。
瞞地，經過民眾討論，自願公開後，國家對這部分土地，五年左右，不加負擔，不加徵購。
十三、財貿部門的工作要同四清運動配合。
不準因為那裡搞了四清，就增加負擔和多收貸款。財貿機關應當在投資、貸款等方面，適當支持進行四清地區的生產建設。
十四、工作隊的成員。
不一定要十分“乾淨”。犯過錯誤的，也可以參加，一方面便於教育改造他們，另一方面，他們有些人可能熟悉內情，對工作有用處。
工作隊要不斷總結經驗，定期整頓。
十五、給出路。
對地富反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要在民眾的監督下，勞動改造，幫助他們重新做人。
犯了嚴重四不清錯誤的人，有的不當幹部了，不當黨員了，可以讓他們當社員，好好勞動。
十多年來，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分子，已經戴上帽子的，可否摘帽子？
沒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給戴？都由民眾審議決定。
十六、四清要落在建設上面。
拿一個縣來說，在四清中，四清後，要逐步把黨的領導核心搞好，逐步把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工具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逐步建設好一個社會主義的縣，使生產、建設、科學、文化、教育、衛生、公安、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進。
全國所有社、隊的生產建設，都要像大寨那樣，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
十七、生產隊規模。
生產隊可以在四清過程中，經過貧下中農充分醞釀，充分討論，由民眾決定，進行適當調整或者改組，是否以三十戶左右為有利？居住比較集中的，可以超過三十戶。居住比較分散的，可以少於三十戶。這些都不要由上面決定。
十八、基層幹部任期。
要按六十條規定，定期進行民主選舉。連選連任，一般的，以四年為限。貪污的，犯嚴重錯誤的，不稱職的，可以隨時撤換。
十九、監督問題。
幹部要有上下監督，主要是民眾監督。在四清運動中，要同民眾研究出一套有效的監督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監督機構的權力，要大於同級的執行機構。
二十、四大民主。
所有社隊，都要學習人民解放軍，實行政治民主，生產民主，財務民主，軍事民主。
二十一、工作態度。
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
二十二、思想方法。
把什麼事情都看成是絕對的，靜止的，孤立的，不變的，是形上學。
羅列一大堆表面現象，拼湊一大堆枯燥無味的條文，使人得不到要領，是煩瑣哲學。
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上學和煩瑣哲學。
二十三、上述各條，原則上也適用於城市的四清運動。
（原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