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工業資產階級迫切需要找到穀物自由貿易的理論依據。李嘉圖適時而出，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這是一項最重要的、至今仍然沒有受到挑戰的經濟學的普遍原理，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和經濟解釋力。他認為，英國不僅要從外國進口糧食，而且要大量進口，因為英國在紡織品生產上所占的優勢比在糧食生產上優勢還大。故英國應專門發展紡織品生產，以其出口換取糧食，取得比較利益，提高商品生產數量。貿易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理論與絕對優勢理論都認定對外貿易可以使一國的產品銷售市場得以迅速擴張，因而十分強調對外貿易對促進一國增加生產擴大出口供給的重要作用。或者反過來說，斯密和李嘉圖站在當時新興的產業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為了給產業資本所掌握的超強的工業生產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大量剩餘產品尋找出路，從供給的角度，論證了開拓國際市場推進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以及推行自由貿易政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來，可以將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思想歸於貿易理論研究上的“供給派”（School of Supply）。全球比較優勢指數
20世紀80年代，克魯格曼和赫爾普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發展了一個基於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的壟斷競爭模型，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所決定。90年代，梯伯特進一步總結並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但多勒爾（Dollar）等學者卻認為規模經濟並不能充分解釋比較優勢，他們認為，以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現代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已開發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規模經濟只能部分解釋這些國家中的專業化，而技術差異才是對這些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
比較優勢理論近年來的發展主要是基於對外生比較優勢這一主流理論的完善和挑戰。在近年來關於比較優勢的諸多研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現象是，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和格羅斯曼為代表，在引入規模經濟、產品差異等概念體系批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新主流（Helpman and Krugman，1985；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而其他學者們又在批評這一新主流的基礎上，從專業化、技術差異、制度、博弈以及演化等不同的角度對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拓展。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引入規模經濟來分析比較優勢（Helpman and Krugman，1985）。他們發展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該模型基於自由進入和平均成本定價，將產品多樣性的數目視為由規模報酬和市場規模之間的相互作用內生決定。在自給自足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品多樣性數目很小，而貿易豐富了消費者的選擇。同時如果貿易增加了消費者的需求彈性，那么單個廠商的規模效率也能改進。這樣，單個廠商通過規模經濟作用確立了在國際市場中的優勢。實際上，克魯格曼更早時候（Krugman，1980）就提出國內市場規模會影響一國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他論述了在幾種背景下具有大的該國市場的廠商更能有效利用規模經濟從而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許多實證研究也表明出口商通常比內銷的廠商規模更大，廠商和產業的規模與出口量之間具有正相關關係。靜態與動態優勢比較
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
沿著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思路，梯伯特（James R.Tybout，1993）進一步總結並集中論述了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increasing internal returns to scale）作為比較優勢的源泉。他認為具有遞增性內部規模收益的模型在三方面優於傳統的比較優勢學說：一是該模型建立了一個從專業化中獲取收益的新基礎，即使貿易夥伴們具有相同的技術和要素比例這種專業化也存在。第二，該模型認為具有大的國內市場的廠商在世界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第三，該模型有助於理解貿易、生產率和增長之間可能的聯繫。
規模經濟並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
但也有的學者認為規模經濟並不是對比較優勢的充分解釋。多勒爾（Dollar and Wolff，1993）等提醒我們，用規模經濟來解釋比較優勢主要是針對近年來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已開發國家之間日益增加的產業內貿易。這些國家的貿易模式體現了很高的專業化程度。但是，他們認為，生產過程中的規模經濟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專業化，但不是全部。在大多數產業中，一些不同的公司共同貢獻了一個國家的出口成績，並且每個公司又有很多工廠，因此公司或工廠的規模經濟不能解釋全部的國家專業化。他認為技術差異是對已開發國家專業化程度日益深化的合理解釋 (Dollar，1993）。日本、德國和美國的許多出口品之所以被看做是高技術產品，是因為在這些產品的生產中研發所占的比例很高，以及員工中科學家和工程師占很大比例。但是，多勒爾也認為，儘管技術差異能很好地解釋比較優勢，但這種解釋只是針對短期有效，對長期比較優勢的解釋並不能令人滿意。
有的學者從另外的角度提出了質疑（Hummels and Levinsohn，1993）。質疑從赫爾普曼（Helpman，1987）的論文《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入手。赫爾普曼在該文中發展了一個簡單的產業內貿易模型，用以說明國家規模與產業內貿易的關係。該文最重要的理論洞見是指出了，當每一種產品僅僅在一國內生產時，國家的規模是世界GDP構成的唯一決定因素。並且赫爾普曼在OECD的資料基礎上分析並得出，當國家的規模越來越相似時，貿易群體之間的貿易量也不斷增加。該文中模型的假設是：每一種產品只在一國生產；所有的貿易是產業內貿易；所有國家的偏好一致。對此，哈邁斯和萊文森認為這一假設過於苛刻，該模型不適用於每年的每對貿易國。他們認為，距離會增加差別化產品貿易的摩擦成本。距離相近的國家從事產業內貿易是因為喜好多樣化。遠距離國家中的消費者願意消費國外的多樣化產品，但高運輸成本將限制這種貿易。此外像邊界貿易、季節性貿易、貿易限制以及語言文化因素都會影響產業內貿易。而且他們還進一步用OECD和非 OECD（14個國家）的資料作對比，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產業內貿易占總貿易量的比例在OECD國家為25.3%，而在非OECD國家僅為0.5%。他們認為這一實證結果也說明產品差別、規模經濟對產業內貿易的影響進而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並不充分，可能有別的更重要的因素。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
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從研究與開發（R&D）的角度推進了比較優勢理論（Grossman and Helpman，1989，1990）。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在於將原來盛行的對比較優勢的靜態分析擴展到動態分析。他們發展了一個產品創新與國際貿易的多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通過R&D產生的比較優勢和世界貿易的跨期演進。在他們的模型中，公司引進新產品會發生資源成本。前瞻性的生產者引導 R&D進入具有獲利機會的市場。新產品不完全代替老產品，並且當更多的商品可買到時，價格、利率和貿易模式會跨期演進。貿易有產業內的和產業之間的，前者受制於R&D支出，後者受制於資源稟賦。國際資本流動用來為R&D融資，在一些情況下跨國公司會出現。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動態分析儘管是建立在許多原有的靜態分析的基礎上，如克魯格曼（Kmgman，1979）與狄克西特和諾曼(Dixit and Norman，1980），但同先前的文獻相比較又有很大不同。他們不僅推進了比較優勢的動態分析，而且就動態分析而言，他們的方法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早些時候對具有產品創新的貿易的動態研究。這些研究（Kru~nan，1979b；Dollar，1986等）對貿易均衡（當產品由北方最初開發後來被南方模仿）的穩態性質提供了有用的洞見，但由於沒有考慮到所有一般均衡的相互影響和驅動產品創新率的經濟因素，從而使分析不夠完全。而格羅斯曼和赫而普曼的框架很明確地處理了對私人投資 R&D的激勵和R&D活動的資源要求。資源通過分配到R&D部門，會導致差異化產品和同質產品的生產，然後就會形成沿著貿易均衡動態路徑的赫克歇爾—俄林貿易模式。這種貿易模式，會導致比較優勢的發展。
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
楊小凱和博蘭（Yang and Borland，1991）在批評新古典主流理論的基礎上，從專業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對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他們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會隨著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於分工提高了每個人的專業化水平，從而加速了個人人力資本的積累。這樣，對於一個即使沒有先天的或者說外生比較優勢的個人，通過參與分工，提高自己的專業化水平，也能獲得內生比較優勢。他們關於內生比較優勢的分析被置於一個將交易成本和分工演進相互作用的理論框架之中。按照這一框架，經濟成長並不單是一個資源配置問題，而是經濟組織演進的問題，市場發育、技術進步只是組織演進的後果。該框架分析了經濟由自給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進的動態均衡過程，並闡釋了斯密和揚格(Anyn Young）的思想：經濟成長源於勞動分工的演進。在經濟發展初期，由於專業化帶來的收益流的貼現值低於由專業化引起交易成本增加所導致的現期效用的損失，因此專業化水平將很低；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的熟能生巧效應將使專業化帶來的收益逐漸增加，因此將會出現一個較高的專業化水平，內生比較優勢隨之不斷增強。應當強調的是，他們的框架不同於標準的新古典框架，後者對比較優勢的分析主要基於規模經濟，而他們的框架將專業化和分工置於分析的核心，並且嚴格區分了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從而發揚了斯密關於分工和內生比較優勢的核心思想。
此外，格羅斯曼和麥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還從人力資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間的比較優勢。他們發展了一個具有相似要素稟賦的國家間貿易競爭模型，分析了人力資本的分配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影響。他們發現，具有相對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互補性為特徵。在這種情況下，當所有的任務被相當好地完成時，要比一部分任務被極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務完成得很差時的有效產出更大。高效率的生產組織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資本匹配，這在有同質人力資本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另一方面，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的國家，其出口產品所使用的生產技術以人力資本之間的替代性為特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相對傑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務，而另一些任務由才能相對較低的人組成的公司來完成。那么，對於具有異質人力資本特徵的國家，如果傑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將會在對傑出人物敏感的產業中占有比較優勢。
克萊里達和芬德萊（Clarida and 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對比較優勢和貿易的貢獻。他們的觀點同傳統的經濟理論以及以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認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訊以及其他經常性社會部門將會顯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產率，一些經濟部門無疑會從中受益。這是因為眾所周知的“搭便車”問題和公共產品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沒有動力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這樣的公共產品必須由政府來供給。
還有的學者從演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理論。費希爾和卡卡爾（Fisher and Kakkar，2002）認為比較優勢是開放經濟長期演進過程的結果。在李嘉圖理論和阿爾欽框架的基礎上，他們系統化了對國際貿易的理論認識，提出了自然選擇會淘汰無效企業，並且能促進產生穩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貿易模式。他們沒有假定存在瓦爾拉斯拍賣者，而是探討了協調貿易與企業的匹配過程。他們分析的主要結論是，伴隨比較優勢的專業化（更大的國家可能不完全專業化）是世界經濟演化的唯一穩態。
套用
與比較優勢理論本身的進展相類似，比較優勢理論在開發中國家的套用也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觀點。
巴拉薩（Balassa，1981）根據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了外貿優勢轉移假說，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階梯比較優勢論。他預期各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比較優勢會隨著生產要素積累的狀況而改變。與傳統的發達與落後兩極劃分法不同的是，巴拉薩認為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更新發展階梯的過程是連續的而非中斷的。按發展階梯劃分，當今世界經濟中大致存在以下幾類國家和地區：屬第一階梯的已開發國家；屬第二階梯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屬第三階梯的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協各國（新加坡除外）、中國和印度；最後是其他開發中國家和地區。根據這種階梯劃分，階梯比較優勢呈現出動態演變的過程：各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出口，能夠取代已發展至更高階梯的國家原來的出口。在階梯式發展的格局中，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將分別發展起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執行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後國家就能夠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針對階梯比較優勢理論，對開發中國家外貿增長前景持悲觀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批評。他們批評的主要依據是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劣勢，難以攀登比較優勢的階梯。恩斯特和歐康諾（Ernst and O’connor， 1989）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出，國際間產品競爭的加劇使許多開發中國家難以維持原有的國際分工。他們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是靠使用大量非熟練勞動力生產低品質和低成本的製成品取得的。對外貿易曾經是他們經濟成長的引擎。但是，當更多的開發中國家採用相似的經濟發展策略時，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在日益增強。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廠商雖已試圖以產品升級和分散出口市場減輕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但這種調整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出口市場的集中化傾向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扭轉，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市場能夠彌補北美市場進口量降低對開發中國家出口增長所造成的損害。霍夫曼(Hoffman，1985）也舉出部分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被迫限制服裝產量以緩解來自已開發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的例證，說明落後國家進入出口主導型的發展階梯是十分困難的。
比較優勢理論
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
貿易比較優勢
動態比較優勢理論
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性
全球比較優勢指數
理論演進
靜態與動態優勢比較
從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