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
實行比較優勢
戰略的國家市場在
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
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為經濟
發展創造
公平競爭的環境。
趕超戰略作為比較優勢戰略的替代物,是指國家出於某種戰略目標(這個戰略目標可以是軍事的、政治的,也可以是經濟的)的考慮,不惜付出包括扭曲產品與
要素價格、當前的經濟效益等一定的代價,運用
行政干預,集中各種生產要素,保護和優先發展那些單憑
市場力量,即根據
比較優勢理論,無法大規模發展的工業部門。
基本特點
比較優勢戰略一般具有以下
特點:
其二,比較優勢戰略對
開發中國家產業結構的提升也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產業結構內生於
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比較優勢戰略難以迅速促進
資本形成和
資本積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
其三,從
理論上分析,比較優勢戰略能使
資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
其四,比較優勢
戰略能夠實現
以人為本的經濟
發展。 比較優勢戰略和
趕超戰略的
差別 從比較優勢戰略和趕超戰略的內在邏輯可看出,它們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是漸進緩慢的發展道路,一個是跳躍式的發展道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後進國家的發展結果看,完全運用比較優勢發展起來的國家是十分少見的,大多數落入了
比較優勢陷阱;同時,完全運用趕超戰略也紛紛陷入了
產業結構畸型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惡化,企業沒有競爭力。而能發展起來的國家一般是綜合運用兩種戰略。
優勢概念
比較優勢是國與國之間由於人口、資源等稟賦的差異形成的競爭優勢。例如,人們國家的人口眾多,
勞動力很便宜,所以在某些
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具有較低的
成本,在國際
競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這就是比較優勢。在對比較優勢的理解上,應當把握三個內涵: 第一,比較優勢的主體應該是國家(或地區),而不是其他。比較優勢是就國家之間的競爭而言的,而並非是就
產業而論。人們可以說,中國在紡織品生產方面比美國具有比較優勢,但人們不可以說,
電腦晶片業比煤炭
採掘業具有比較優勢,因為比較優勢的主體應當是國家,它是就國與國之間的狀況而論的。產業之間的演進升級,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而與比較優勢無關。
第二,比較優勢並不只是為了
出口。比較優勢這一
概念是在國際貿易
理論中提出來的,但如果把它僅限於國際貿易領域,那就大錯特錯了。隨著全球市場一體化的進展,所有的產品競爭都帶有全球化的特徵,即便人們自己生產的產品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實際也是個國際競爭。道理很簡單,如果你的產品沒有比較優勢,那么,你的產品非但無法進入國際市場,而且國外的產品會進來把你擠垮。所以,比較優勢並不僅僅是為了出口,也是在國內市場生存和
發展的需要。
第三,人們目前使用的比較優勢概念是一個寬泛的概念。
亞當·斯密提出的是絕對
成本優勢理論,
大衛·李嘉圖提出的是
比較成本優勢理論,嚴格地說,二者是存在
差別的。比如,目前中國在某些機電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成本優勢,同樣生產一台微波爐壓縮器,美國需要30
美元,日本需要20美元,但在中國僅需要5美元,嚴格來說,這是一種絕對
成本優勢,是不同於相對成本優勢的。但人們目前在使用這一
概念的時候,對兩者並沒有嚴格區分,而是泛指一種
相對優勢。
爭論焦點
一個國家應當
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
產業,生產那些
成本比較低的產品,這看起來是天經地義的。在目前關於比較優勢
戰略的激烈爭論中,很少有針對比較優勢戰略本身的,人們爭論的焦點,多數集中在對比較優勢的具體判斷上,即:什麼才是人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者說,比較優勢戰略是否等同於大力發展
勞動密集型產業?主流的觀點是,中國的優勢在於
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使中國在生產
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無論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鞋靴,還是
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勞動密集型環節,如機電產品的組裝,中國都具有成本低的優勢,因此,應當鼓勵和支持這些產業的發展,不僅在國內市場站穩腳跟,還應當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成為這些產品的主要生產國,甚至成為世界工場。這一觀點是
林毅夫較早提出來的,並且得到了
樊綱、
胡鞍鋼等學者的進一步
發展。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此表示反對。
寧向東認為,實施
勞動密集型戰略必須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
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較大,另一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生產者的供給能力並非過剩。隨著產品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在總
生產成本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很多傳統的
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不具備第一個前提條件。就第二個前提條件而言,大量
開發中國家投身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結果,造成這些產業的
過度競爭,獲利
空間減少,因此這個前提條件也不存在了。
洪銀興認為,隨著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
發展,不僅產品可以在國與國之間流動,資源、
生產要素也可以流動,而且,通過人力投資,
勞動力技能和素質的提高可以克服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劣勢。因此,勞動力豐富的優勢並不能轉化為實際的競爭優勢。
通過以上爭論人們可以看出,雙方爭論的焦點並不在比較優勢本身,而在於具體的比較優勢的判斷上。前者認為勞動力豐富構成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進而構成
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優勢,後者認為勞動力豐富並不必然造成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更不代表在
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必然具有優勢。那么,應當如何看待這種爭論呢?人們認為:
第一,
勞動力豐富導致勞動力價格便宜,勞動力價格便宜造成產品
生產成本比較低,因而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這一基本鏈條是成立的。據預測,今後20年是中國勞動力資源最為豐富的時期,每年
勞動力資源供給總量超過8億,每年新增勞動力超過1000萬,強大的
就業壓力使勞動者工資處於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即便考慮到素質差異,一個美國工人的生產效率是中國工人的10倍,但兩國的工資差異在30—40倍之間,因此在
勞動力成本方面仍然具有優勢。因此,在今後一段時期內,發揮比較優勢就等同於支持和鼓勵勞動密集型
產業的
發展,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第二,從實踐的情況來看,中國在國際
競爭中表現比較好、處於優勢地位的產業仍然是
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地區來看,如
長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地區,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著稱的,無論是中山、順德的家用電器產業,還是溫州的皮鞋、服裝產業,都屬於這一範疇。從出口結構來看,比較大宗的出口商品,除了
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是
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組裝環節。中國對於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並非不關注,但效果並不明顯,增長速度遠遠不及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實踐的情況也說明中國在
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是切實存在的。
影響因素
勞動密集型產業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這是就一般而論的,並不等於說它在任何情況下都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更不等於說它將來會一直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人們如果把這一比較優勢絕對化,就會產生很多
錯誤。實際上已經有因素在發揮作用,對現實的比較優勢狀況產生了影響。人們認為主要是兩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
貿易壁壘。所謂比較優勢學說,它的成立是要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
自由貿易,所有國家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沒有
進口限制,沒有
配額,只要世界人民需要,人們想賣多少就賣多少。如果這一假設前提不能滿足,那么比較優勢學說也就不能成立。應當說,在一般情況下,這一前提是滿足的,現在人們加入了WTO,
關稅大大降低,外國的商品可以更方便地進來,而人們的商品也可以更方便地出去,貿易還是比較自由平滑的。
問題在於,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貿易足以產生對整個世界市場的衝擊,影響
世界市場上某些產品的供求狀況,直至引起
貿易摩擦和
貿易壁壘。中國有高達40%的
儲蓄率,2004年
固定資產投資7萬億元,
勞動力每年僅新增就有1000萬人,這些投資和勞動力如果都投向
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能力相當驚人,足以對整個世界市場同類產品造成嚴重衝擊。2004年中國的
進出口總額達到95539億元,很多產品產銷量世界第一,這種狀況已經引起了一些國家的不安。中國商品在國外也屢遭
反傾銷等各種貿易壁壘的傷害。隨著中國
貿易量的繼續增加,這種問題將會越來越多,如果嚴重到一定程度,比較優勢學說將因失去前提條件而失效。
第二個因素是
資源稟賦的變化,尤其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資源稟賦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性。
林毅夫認為,由於
發展中國家資金嚴重匱乏,因此只能是選擇那些勞動比較密集的產品來生產,他們的這些產品由於
成本較低而具有競爭力,也就能夠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進而擁有最大的
利潤,資金很快積累起來,於是他們的資源稟賦開始發生變化,
資本從稀缺轉為充裕,它的比較優勢就轉化為
資本密集型產業了。儘管有一部分學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資源稟賦已經發生了悄然的變化,一些原來單純或較多使用
勞動力的企業開始提升其資本和
技術水平,從
手工業作坊變成了現代化的企業,產品的資本和技術含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中國資本匱乏而勞動力充裕,比較優勢在於
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地區
發展很不平衡,多數地區資本是匱乏的,可是並不排除在某些地區資本相對豐富一些;多數地區技術是非常落後的,也並不排除在某些地區和某些領域存在十分先進的技術,這樣中國的
產業發展也就表現出多樣性的
特點。雖然就整體來看中國的優勢在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如果某些地區確實具有發展
資本密集型和
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條件,人們也同樣應當給予支持。
以上人們提到了兩個因素,即
貿易壁壘的存在和
資源稟賦的變化,由於這兩個因素的影響,
勞動密集型產業不一定總是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如果未來這兩個因素髮生了某種逆轉性的變化,那么,中國的比較優勢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對這一點要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四、市場經濟與比較優勢的發揮
比較優勢
戰略是中國
產業發展的正確選擇,它不僅對於中國產業的健康發展,而且對於緩解中國的
就業壓力,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那么,人們一定很關心,人們如何才能實現比較優勢的
發展戰略呢?其實,這個問題不用人們太多地操心,因為比較優勢戰略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只要選擇了市場經濟,健全了市場制度,就等同於選擇了比較優勢
戰略,這是由
市場機制本身所決定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具有獨立的
經營自主權,它在進行產品選擇的時候,主要依據的是
利潤最大化的原則。雖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企業的行為模式會有稍許的
差別,但就一般意義來說,利潤最大化是企業在進行產品選擇時的惟一原則,哪種產品可以獲利更多,它就會從事哪種產品的生產。在此原則之下,企業會自覺地選取那些可以有效利用自己優勢資源的產品領域進行生產,通過自身優勢資源的利用,企業可以有效降低產品
成本,獲取最大化的利潤,或者說至少可以使自己在
市場競爭中得以生存。具體說來,中國擁有大量廉價的
勞動力,人們的企業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為了獲取更多利潤和在國際
競爭中站住腳,它們總是會自動地選擇那些利用勞動力較多的產品領域進行生產,
勞動密集型產業會自動地獲得比較快的
發展速度。早期實行
重工業優先發展
趕超戰略的國家,多多少少都存在
計畫經濟的影子,也就是說趕超戰略惟有在計畫經濟的保護下才能夠得以生存,而一旦實行市場經濟,則選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比較優勢戰略就是一種很自然的結果。
中國的改革具有非常明顯的市場化傾向,正是在這種市場化改革的催化之下,中國的經濟
發展呈現出了明顯的比較優勢
戰略的特徵。中國並未明確提出過比較優勢戰略,相反,人們一直強調的是高新
技術產業。人們作為一個大國,又具有十分光輝燦爛的歷史,這使得人們對按照
比較優勢原則參與
國際分工總是不那么甘心,人們總是傾向於認為只有高新技術產業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方向,總是希望在這些產業領域有所突破,對於
勞動密集型這些“低端”產業總是有些看不上。不僅官方如此,
社會輿論也更多地關注於
資本和
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迫切希望中國在這些領域能夠有所突破,從而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然而,現實的狀況恰恰與此相反,中國發展最快的並不是大家最關注的上述
產業領域,而是不被大家所重視的
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即便在所謂高科技領域,多數也是生產製造和加工組裝環節,而不是研發環節。這一戲劇性的結果足以說明,比較優勢
戰略不是人為的選擇,而是中國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所導致的自然結果。
從國外的情況來看也是如此。
林毅夫在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
發展經驗進行研究之後,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優勢戰略並非是
政府的有意選擇,而是“當局放棄了
趕超戰略後企業自發選擇的結果”,屬於無心插柳柳成蔭之舉。人們對韓國發展經驗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雖然韓國在初期發展中政府的干預力度很大,但是基本堅持了保護私有產權和
自由競爭的
市場經濟制度,政府並沒有代替企業制定
經營決策,產品的選擇是企業自己的事情,正是由於市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韓國在發展的每個階段所選擇的主要
產業都是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從而保障了產業的
競爭力和自然升級的過程。因此,市場經濟與比較優勢
戰略實際具有一體化的特徵,只要堅持市場經濟,就必然同時選擇了或者說大體選擇了比較優勢的
發展戰略,非但過去如此,今後也是一樣。在現階段,中國的比較優勢仍然主要在於
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在將來,隨著
貿易壁壘和
資源稟賦的變化,中國的比較優勢會發生變化,相應的,中國的
優勢產業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無論是
政府還是企業,都應引起足夠的注意,以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
缺點不足
非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包括
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的
服務業,但主要分布於服務業中,且服務業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因此,
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關鍵在於發展服務業。然而,在比較優勢
戰略的指導下,我國的
勞動密集型工業增長迅速,但服務業卻進步緩慢,無論是產值比重還是就業比重,都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
比較優勢戰略受到市場需求的限制
在
內需不足條件下,
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銷路只能主要依靠國際市場特別是美歐日等發達工業國家的消費市場,國家被迫實行
出口導向戰略。上世紀90 年代以來,我國不斷擴大對外開放,藉以換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市場,2001年還加入了WTO。然而我國是擁有13億總人口、8億
勞動力人口的大國,國際市場的規模相對於中國海量的
剩餘勞動力而言也實在太小。因為被稱為“
富國俱樂部”的經合組織(OECD)全部成員國人口的總和也不過8億,即使這些國家全部的
勞動密集型產品都從中國進口,按照一般的生產消費比例,也只需要1億左右的人工作。但
已開發國家是不可能都放棄這些
產業的,而且東協、印度等國也在擴大開放,該國際市場無法由中國獨占。儘管這幾年中國的
出口高速增長,但同時
貿易條件也在大幅惡化,針對我國的
貿易摩擦與貿易保護急速增加,說明可供利用的國際市場已經接近極限。
比較優勢戰略導致就業局勢惡化
企業間
惡性競爭。在供過於求的背景下,企業在國內大打
價格戰,在國外競相壓價傾銷。當全球競爭主要在國內企業之間展開時,所謂的比較優勢毫無意義。無序競爭更使得企業自生能力成為空談,企業要么破產倒閉,要么慘澹經營,排擠出大量失業人口。事實上,由於低
技術,企業間產品必然同質化;由於
低技術,各企業
利潤都非常微薄。所以,惡性競爭並非企業不理性,而是無力轉型被鎖定在底端的企業在市場有限下的不得已,是比較優勢
戰略長期作用的苦果,只要國家的
產業路線不調整,這種
囚徒困境還會愈演愈烈。
低工資和“
減員增效”。在比較優勢戰略下,
勞動密集型產業依附於國外
發展,大部分技術、設備和重要材料與零部件必須高價進口,而市場渠道和品牌又由國外把持,
貿易條件惡化,在激烈競爭中企業惟有從人工方面不斷降低
成本才能生存。這樣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社會保障就每況愈下,工資長期不漲(考慮到物價和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工資實際大大下降了)。同時企業還大量裁員、延長勞動時間與提高
勞動強度,以實現“
減員增效”。根據有關的統計數字計算,多年來我國
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持續低於 13%,而
已開發國家在60%左右。工資偏低、失業危機和社會保障的缺失不利於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進一步萎縮了
市場需求。企業的微觀求存措施反而惡化了其巨觀生存環境,也損害了就業。另外,低工資使在職人員供養家庭其他成員的能力下降,客觀上驅使更多的人口擠入求職隊伍,加劇了勞動市場的供求矛盾。
基幹
產業與
戰略產業受損。在比較優勢戰略的指導下,過度開放極大地損害了我國幼稚的基幹產業和戰略產業,像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很多企業紛紛倒閉,連帶地使由其帶動的各種相關企業也陷入困境,大量員工失業。由於資產的專用性,被摧垮企業的原有
資本大部分都毀沒損失了,
再就業失去依託。而這些企業和職工的受損又反過來使
勞動密集型產品失去市場,進一步地妨礙了就業。
企業被迫
資本深化。在激烈的競爭中,中低端產品的市場迅速飽和,企業不得不加快產品的升級與換代,以迎合國內外富裕群體的需求,開拓高端市場。然而產品升級帶來了資本深化,排擠出大量
勞動力。當然,資本深化也能增加就業,但由於比較優勢
戰略損害了國內的基幹
產業,資本深化所帶來的需求未能被國內利用,未能在
上游產業及
服務業等方面創造大量工作崗位,卻泄露到了國外,成為拉動國外
技術進步、經濟成長和就業的原動力。對於國內企業,除了資本密集度日益提高外,技術層次並未有所改進,對國外的依附性也更強,仍然維持著
低技術和低
附加值的特徵。因此,正是比較優勢戰略使得我國不得不咽下
資本深化絕對排擠就業的苦果。
大學生就業難和薪酬下降。
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需求吃苦耐勞的非熟練工,技術密集型企業才是吸收懂技術會管理的大學生的主渠道。在
大學擴招的背景下,片面
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
戰略必然導致大學生“過剩”。據報導,2006年有近200萬大學畢業生未能及時就業,且很多人的起薪已低至接近農民工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