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楊小凱
- 別名：楊曦光
- 國籍：澳大利亞
- 出生日期：1948年10月6日
- 逝世日期：2004年7月7日
- 職業：經濟學家
- 畢業院校：普林斯頓大學
- 信仰：基督教
- 主要成就：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方法和理論
提出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 - 代表作品：《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等
- 重要事件：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
人物經歷,個人履歷,學術成果,人物軼事,混亂歲月,鐵窗十年,再陷紛爭,慘澹人生,人物評價,十周年祭,
人物經歷
他的論文見於“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期刊”、“發展經濟學期刊”、“經濟學期刊”、“城市經濟學期刊”等匿名審稿雜誌。他和黃有光合著的《專業化和經濟組織》一書被權威雜誌書評稱為“蓋世傑作”。財務理論奇才費希爾·布萊克稱此書為“天才著作”。
他的《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被匿名書評人稱為“對經濟學根基進行重新梳理，為經濟學教學提供了嶄新的方法。”該書評人認為“楊正在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領域。是的，我敢預見，人們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趣將迅速興起，我認為它很可能成為未來的潮流。”
1987年，蒙納士大學，與家人
1987年，蒙納士大學，與家人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認為楊的工作比羅伯特·盧卡斯(Lucas)、保羅·羅默(Romer)、克魯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阿羅稱讚楊的研究使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為一體。
由於其在經濟學上的巨大成就，楊小凱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
妻子是吳小娟，他們有一女二子。
個人履歷
1962年－1968年在長沙市第一中學就讀。當時年僅19歲的他曾以一篇名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被點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楊小凱在工作中
楊小凱在工作中1968年至1978年，楊小凱在監獄服刑期間向與其共同關押的大學教授、工程師等人學習了大學課程，包括英文、微積分等；
1979年出獄後，楊小凱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一年；
1980年楊小凱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1982年畢業，獲計量經濟學的碩士學位；
1981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碩士學位；
1982年，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講師；
1988年，被授予博士學位；
1990年，楊小凱被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聘為終身教授；
1992年，出版專著《專業化與經濟組織》一書；1993年楊小凱當選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
楊小凱的著作
楊小凱的著作1994年，出任美國路易維爾大學經濟系教授、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客座研究員；
1995年，出任台灣大學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1997年，任美國《發展經濟學評論》編輯；在中國出版《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一書；
1998年，楊小凱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經濟學界關注的《經濟學原理》；
2000年1月，楊小凱成為蒙納士大學經濟學系的首席教授；
2004年7月7日早上7時49分，楊小凱因患肺癌在澳大利亞墨爾本的家中去世，享年56歲。
學術成果
研究領域：
主要著作：
1、《經濟學：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 ，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2000年。
2、《發展經濟學：超邊際分析與邊際分析》，布萊克維爾出版公司，2000年。
3、《分工和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個體經濟學分析框架》，北荷蘭出版公司，1994年。
4、《數理經濟學初步》(中文)，中國國防工業出版社，1985年。
5、《控制論的經濟套用》(中文)，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年。
6、《經濟學原理》(中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7、“經濟成長的微觀經濟機制“，《政治經濟學期刊》，1990年第33卷
8、“分工和產品多樣化“，《美國經濟評論》，1992年第82卷
9、“壟斷競爭和最優先產品多樣性“，《美國經濟評論》，1993年第83卷
10、“專業化、信息和增長“， 《發展經濟學評論》 ，1997年第1卷第3期
11、《中國政治隨想錄》
人物軼事
混亂歲月
1966年他升入湖南省長沙市一中高中部後，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這時候楊小凱是一個忠誠的紅衛兵。
1967年2月4日由於路見不平的對抗行動，被關進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監禁了兩個月。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楊小凱的“文革”活動已很大程度擺脫了當時的派性爭執，開始認真嚴肅的思考，並寫出了一批在當時屬“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來卻略嫌幼稚不成熟的論文，即《中國向何處去？》（1968.1.6）。結果連康生、陳伯達、江青都知道了楊小凱，華國鋒也知道並且也認為楊小凱是反革命，於是1968年2月楊小凱第二次被關進了黑暗的監牢，而且長達十年之久。
鐵窗十年
楊曦光在獄中開始了人生中最為漫長而黑暗的日子。只有高中學問的楊曦光暗自選擇知識作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內容。幸運的是，那個時代的監獄裡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學富五車卻皆因政治問題入獄。在艱苦繁重的勞動之餘，楊曦光拜當時關在牢里的二十幾位教授、工程師為師——他們成為楊曦光黑暗歲月中一團團溫暖的光。在監獄裡，楊曦光還拜師學習了英語、機械、經濟和數學。與生俱來的質疑精神和個人經歷使他並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在沒有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之下，他開始了與世隔絕中的自由思考。在獄中，楊曦光自己推導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層級理論、納什議價模型以及勞動分工理論。
在長達十年的監禁生活里，楊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有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與當時主流意識形態不相容的東西。獄友曾愛斌一直幫他深藏在監獄的木工房裡。
再陷紛爭
1978年4月，楊曦光刑滿釋放時已是而立之年。楊曦光出獄後，沒有一個單位敢錄用這位著名反動文章的作者。他在父親家閒居了一年。這一年，他在湖南大學數學系旁聽了不少課。這些旁聽都是由湖南大學剛復職的一些教授安排的。也是在這一年，他決定埋葬“楊曦光”，同時埋葬那段苦難的歷史。他恢復使用乳名“楊小凱”。
楊小凱著作
楊小凱著作改名後不久，楊小凱找到工作，在湖南新華印刷二廠當校對工。
1979年楊小凱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實習研究員，但因“政審”不合格，被拒絕參加考試。1980年他用乳名“楊小凱”再次報考，在當時的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于光遠的幫助下，他終於獲得參加數量經濟學考試的機會，後被錄取為實習研究員。
1980年，55萬在23年前被錯整的所謂“右派”們，都已全部獲得平反，但楊小凱還沒有被平反，主要是因為華國鋒當時還在位，而楊小凱的入獄是華國鋒做的批示。後來胡耀邦代替華國鋒成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後親自批示中央組織部：“楊曦光的問題要由法院依法處理。”
儘管楊小凱展示了他過人的才華，但由於沒有正規文憑，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當時任武大校長劉道玉得知楊小凱非常有才華，但由於戶口不能進京而沒有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錄用時，立即派人到湖南，把他和妻女的戶口調到武大。為了讓其安心工作，劉道玉又疏通關係將楊小凱及其父母的“歷史問題”徹底平反。因此，楊小凱被武漢大學聘為助教，教授數理經濟學課程。在武漢大學期間，楊小凱出版完成了《數理經濟學基礎》和《經濟控制理論》兩本著作。他估計的一些計量經濟模型未能在國內引起反響，卻獲得了當時來武大訪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鄒至莊的注意。
1983年，在鄒的安排下，楊小凱被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伴隨楊小凱十幾年的厄運在這一年才算最終結束。他沒有選擇學成回國，從此永遠留在了海外。
慘澹人生
2001年，正當楊小凱意氣風發之時，他被確診為肺癌晚期。這對楊小凱是個相當致命的打擊——他在平靜命運里剛剛想做些事情。
楊小凱因此開始篤信基督，每日禱告。而楊小凱的基督教信仰依然與他的學術主張相關。“哪些行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這就是從宗教和意識形態來的，而不是從經濟基礎來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決定整個制度、人與人的關係，然後就再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
2002年12月，楊小凱的身體出現奇蹟。他不僅能夠運動自如，打網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體內的腫瘤不見了。但在努力抗爭了幾個月後，2004年7月7日早上7時49分，楊小凱最終還是虛弱地走了，享年56歲。
楊小凱從不吸菸，卻患上肺癌。有人認為這恐怕是十年牢獄種下的病根。
楊小凱走後，得到了幾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學術上的“衝突者”。一位在學術場上和楊小凱常常劍拔弩張的知名學者說，“他的學術生涯只有二十年：滿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凱不枉此生。”
人物評價
楊小凱的出現使國際社會開始重新評價華人經濟學者的分量。就全球華人經濟學家而言，對中國的政治變遷和經濟改革有切身體驗和真知灼見者，是少數；能對現代經濟學作出理論性貢獻或挑戰現有理論體系者，是極少數；而同時具備這兩者者，更是鳳毛麟角。而楊小凱，就是這樣一個人。
關於楊小凱的經濟學貢獻，廣為人知的是：他為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關於勞動分工是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原動力這一偉大洞見，提供了微觀機制和數學框架。另一個偉大成就是成功地創立了一個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嶄新學派——“新興古典經濟學”，又稱“超邊際經濟學”。
在他離世後，連一向自負的經濟學怪才張五常都由衷感嘆：“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凱沒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種求學的際遇，他在經濟學的成就會是怎樣的。拿個諾貝爾獎不會困難吧。”
有人分析，楊小凱思想偉大之處還在於其有著強烈的處境意識，即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是他理論的真實背景。正如國際知名學者傑弗里·薩克斯所言：毫無疑問，楊小凱也是研究其祖國——中國社會轉型問題最深刻而無畏的分析家之一。
楊小凱並非一個純粹的經濟學者，在他的言說中透露著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滲透著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關注。他始終關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變遷並提出了眾多觀點，如開放戶籍制度、破除行業壟斷、允許土地自由流轉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頓大學一起讀書的一位密友說，“當時我對小凱的感覺是，他決心遠離中國政治，潛心研究學問，但後來我發現最初的感覺是錯的。小凱仍然十分關心‘中國向何處去’。”
“我漸漸發覺他從不迴避當代中國面臨的許多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他的有些觀點會引起很多爭論，甚至誤解，並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從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除非被證明是錯誤的。”他的老友，著名經濟學家文貫中說。
在楊小凱去世後，一位學術上的死對頭放下多年的驕傲對他作了一番真誠的評價：“其一，小凱是我遇到過的最有預感天分的中國學子；其二，他知道什麼是重要的思想。聰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學多識之輩也不難求，但預感好，知道什麼重要，則要靠天賦，要學也學不來。”
十周年祭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最好的紀念，或是斯人離世十年，而他當年拋出的問題仍有思考價值和爭論空間，垂範也好，批駁也罷，願楊小凱的文章得以傳世。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楊小凱已辭世十年，學界近日也以學術討論的方式延續追思。
無論是他的生活經歷，還是思想演進都充滿了矛盾與衝撞，顛覆與新生。
2014年7月5日，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主辦紀念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到場的除了他的妻子、還有昔日同窗、學生和學術夥伴們，大家不無嬉笑地聊著他的稀鬆平常。
楊小凱，原名楊曦光，而這兩個名字卻代表了前後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際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7歲的楊曦光在湖南長沙一中高中部讀書。父親楊第甫官至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母親陳素曾擔任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後任湖南省總工會副主席。文革爆發後，他的父母被雙雙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及至1968年，他的一篇《中國向何處去》，像一把匕首，尖厲地刺向權力中心，他因而被貼上“造反派”的標籤入獄十年。
1978年後，他選擇親手將“曦光”與那段崢嶸歲月一同埋葬，啟用乳名小凱，而後經年累月，獨辟新興古典主義經濟學。
妻子吳小娟回憶起1979年在湖南邵陽新華印刷二廠與楊小凱的初識，忍俊不禁。“那時我們在同一個車間工作，我排字，他校對。他老是找我的麻煩，問我一天到晚想什麼怎么犯那么多排字錯誤。我心想，管你什麼事。”十年鐵窗顯然並未磨掉楊小凱為人處事的標準和態度，這點吸引了吳小娟，兩年後，二人喜結連理。
他對待學術的認真程度近乎拚命。與他共事過的黃有光教授撰文道，“小凱是個工作狂。我們的秘書曾經說，小凱每天工作12小時，每周工作7天。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經多次勸他減少工作。但他說，有時候（其實是常常）很難停。我說，有什麼難停，你就停嘛！小凱寫過一本六七百頁的書（2001年發表），是用七個月寫完的。我寫一本二三百頁的書，卻要用好幾年。”
有熟悉他的朋友說，楊小凱被裹挾在經濟的宏大敘事中，那個時候會覺得國家和社會都是自己的，這類想法是後輩身上沒有的。
20年前，楊小凱到上海看到浦東開發，高樓林立，他那時就開始懷疑，國有企業主導的模式可能存在很大的問題。他當時寫道，“政府又做裁判又當運動員，這個模式可能持續不下去。”他當時提出整體社會效益的計算問題，指摘國有企業沒創新能力支撐不下去。
他從那時開始寫的百年中國經濟史讀書筆記，回溯了過去中國經歷哪些變革的道路。
“一條是近的老路，一條是所謂的邪路。過去老路有過機會，但被忽視了。而邪路，所謂憲政改革，他花了很多心思在邪路上研究。他在哈佛的兩年，讀了六本歷史圖書，他關注的不是把民主體制複製到中國，他更強調‘共和’和‘權力制衡’，兩個魔鬼的競爭可能比一個天使更好。他不停留在制衡層面，他想到，背後應該有經濟基礎來支撐政治上的制衡原則。”他的友人張居衍向澎湃新聞解釋說。
他認為，必須有私有經濟導致個人自由的經濟保障，對私有經濟的研究，他研究了土地私有化，比如英國圈地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他發現分為市場自發的協定圈地和國會主導圈地。這就產生了矛盾，他強調市場創新和規則，政府的主導作用如何同這個契合起來？後來他就開始研究市場、意識形態和宗教對當時政府主導人員的影響。
他似乎不斷同自己對抗，而在這種對抗中，他逐漸發現了生命中更不可或缺的力量。
朋友們在追思會上提及後期的楊小凱，卻無一例外地用了“平和”這個詞，而這與早年言辭犀利的“造反派”形象構成鮮明反差。
而吳小娟把此歸之為他信仰基督後的寬容。她說到了楊小凱信仰基督的三個時間節點，1968年，楊小凱第一次接觸基督徒是一位監獄裡的獄友，被獄友們無視甚至排擠的基督徒無怨無悔地替他們禱告，打掃，這讓楊小凱頗為感動。1999年，他們的女兒得了腦瘤，他日復一日去教堂禱告，女兒奇蹟般康復。2002年，楊小凱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後受洗信基督。
幾乎窮盡半生鑽研的經濟學，以及一貫信仰的科學似乎並未成為疲憊靈魂的最後稻草。
早期楊小凱幾乎以透支身體的方式進行“攸關性”學術研究，他的學生曲祉寧說，“老師常讓我閉起眼睛想想學問，問自己是不是真的信，是不是有意義，對社會有作用。”
他並未強求子女們研究經濟學，長女學習神學，次子研讀心理學，而幼子則修工程學。
他面對經濟學，也從狂狷慢慢過渡為謙卑。
2001年，在他最後奮力工作的日子裡，他認為他對經濟學的貢獻“大致類似哥白尼與克卜勒”對天文學的貢獻。“把專業化與分工的問題放回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我們就能在一個單一的涵蓋式的框架之內，解釋與預測像廠商的出現、商業周期、失業、貨幣、城市以及經濟成長等重要問題”。
臨近生命的終點，有一天他在散步時對學生說，“可能上帝讓我早點離開是有道理的，這樣年輕人才能更快地冒出來，把更多機會留給年輕人。”
他最後的遺憾可能是沒有看到自己的《牛鬼蛇神錄》在大陸出版，而靠個人維護的“超邊際經濟學”的網站如今已無法登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