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分析
楊小凱等採用
超邊際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在對
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進行揚棄的基礎上,構建了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架構。新興
古典經濟學從
分工演化出發,用
非線性規劃和其他非古典
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
古典經濟學(ClassicalEconomics)中關於
分工和
專業化的經濟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作為解釋一切
經濟活動的根源,打破了傳統經濟學巨觀與微觀之間的樊籬。
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
稀缺資源在多種經濟用途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的學問”,即研究靜態條件下的
資源配置問題。但以
亞當·斯密為代表的
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克服資源稀缺限制、增加稀缺資源供給問題,即能夠改變
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分工與演化問題。而分工演化與
交易費用存在兩難衝突。據此,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兩難衝突的學問”,並由“分工與
交易費用”這一兩難衝突展開討論,試圖解決傳統經濟學微觀與巨觀割裂的問題。
歷史
起源
現代
西方經濟學的系統性發展源自
亞當·斯密,中經
大衛·李嘉圖、
西斯蒙第、
穆勒、
薩伊等,逐漸形成了一個經典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就是
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紀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歷經了“
張伯倫革命”、“
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所謂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
個體經濟學和
總量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
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區別於先前的
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過去100年間的研究成果和發展特徵,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證偽主義的普遍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分析工具的數理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交叉的邊緣化。
“
張伯倫革命”擯棄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作為普遍現象,把壟斷看作個別例外的傳統假定,認為
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更多的是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 “壟斷競爭”或“
不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他們運用
邊際分析法,分析了“
壟斷競爭”的成因、均衡條件、
福利效應等,從而完成了微觀經濟的革命。
“
凱恩斯革命”使得
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巨觀分析的分離,從而在理論體系上劃分為個體經濟學和總量經濟學,而凱恩斯則成為現代總量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凱恩斯完成
理論創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經濟學關於充分就業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論基礎“
薩伊定律”,認為在通常情況下,
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是小於
充分就業的均衡,導致
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均衡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於“
消費傾向、
靈活偏好和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據此凱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議強調,政府須採取
財政政策增加投資,刺激經濟,彌補私人市場的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實現充分就業,消除產生
失業與危機的基礎。
“預期革命”的演繹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經濟變數具有重要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這種波動是通過
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變化將導致總需求的變化,而總需求的變化又將導致經濟波動。所以他們認為,從
貨幣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預經濟的
巨觀經濟政策是無效的,因而不僅存在“
市場失靈”,也存在“
政府失靈”。
發展
新古典派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對以往新古典派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進行細化,而於1970年代形成的學派。其理論框架由
理性預期假說和
自然失業率假說組成。該學派主張
市場經濟能自動解決失業、不
景氣等問題,而政府主導的穩定政策沒有任何效果。在失業和通貨膨脹的兩難問題不僅在長期,短期也不存在這一點上,與貨幣主義不同。
新興
自20世紀80年代以後,以
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於分工和專業化的精彩經濟思想,變成決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現代分析工具復活古典經濟學的思潮。比如,他們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重新闡述
斯密的分工理論及其對
國際貿易原因的論述。他們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學的尋找經濟成長的微觀機制,建立起巨觀經濟成長的微觀模型;他們將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在多種經濟用途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的學問”的定義,改變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的各種兩難衝突的學問”,其主要任務是對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係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
整合
此外,西方
主流經濟學在20世紀末,以美國經濟學家
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經濟學》教科書為代表和標誌,又開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論創新在於:一是將
總量經濟學的表述直接奠定於紮實的
個體經濟學基礎之上,從而實現對
薩繆爾森《經濟學》的超越;二是加強對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
逆向選擇問題等新課題的研究並取得新成果和新發展;三是進一步注重政府干預經濟的積極作用,認為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就能
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
論點
職能
新興
古典經濟學關於組織實驗的模型是動態的。該模型與靜態模型相比的區別是,人們對分工組織的信息會隨時間的流逝而自發演進;與以前的動態模型相比的區別是,人們對分工組織的知識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加。
政府是
社會組織中的一種,政府形成的過程是組織實驗的成功案例。
社會契約的國家觀從某種程度上驗證著新興
古典經濟學的組織理論。
社會契約理論假定,國家之前是人類無
政府的自然狀態,所有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人,都占有因自然法而產生的自然權利。因人們濫用自然權利,使生命及財產得不到保障。為擺脫這種自然狀態,人們慢慢經過明示或暗示的同意,訂立一種契約以建立足以保障
自然權利的國家和
政府,這樣,人類由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以契約建立的國家和
政府,任務是遵守自然法,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人們訂立契約的過程,就是對分工組織的信息隨時間流逝的自發演進;
社會契約理論的國家觀,是人們對分工組織知識隨時間推移而逐漸增加的結果之一。
政府的產生是分工發展的需要,政府的形成是組織實驗的結果。社會需要
政府採取辦法促進整個社會的增長和發展,這就是政府的職能。
成本
關於政府成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政府已經存在的基礎上,揭示
政府職能與成本的關係,其視野仍是外生性的。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人們在談論
政府成本問題時,一般會產生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消極意義上看待成本,認為成本增加是絕對壞事,要打造小政府大社會;
二是靜態地機械地看待政府成本問題,沒有將成本問題與分工演化與生產力提高進行動態勾連;
三是政府成本的樂觀主義觀,將成本與促進生產力進步和
社會事業發展聯繫在一起。
從新興
古典經濟學演化的角度來看,
政府的產生創造了新的專業和分工結構。當人們通過中間人保護自己利益的成本低於自己保護自己利益的成本時,
政府就得以存在。對於“
政府”這一新的分工的
交易費用,是我們要考慮的對應於
政府職能的兩難衝突,也就是新興
古典經濟學視角下的政府成本。把
政府產生的分工意義和由該分工而承擔的
交易費用結合起來,我們則看到了一個政府從孕育、產生到發展的過程。把
政府放入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來看,政府其實就是社會分工的產物,政府職能就是
專業化的結果。當建立
政府所帶來的收益超過支付
交易費用(政府成本)所產生的損失時,人們會選擇建立政府,通過交一定的費用(
稅收),讓政府履行保護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穩定的職能,讓政府代為辦理自己沒有力量辦或辦的效率不高的事情。人們通過交稅所購買的產品,就是需要
政府履行的職能,也即是前文所述的促進增長和發展。
研究成本問題的目的是為了正確對待
政府成本問題,即要從分工演化視野中認知成本,這其中的關鍵不是成本的消極性現象表觀,而是成本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建設性意義。從分工演化視野研究
政府職能與成本問題,得出的結論與主流看法存在重大區別。
政府職能與成本取決於分工演化的“現實需要”,而分工演化又取決於政府職能取向與成本效率,兩者存在著互動性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