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經濟學(經濟學學科):研究內容,產生髮展,理論發展,方法發展,發展趨勢,區別巨

個體經濟學（Microeconomics）(“微觀”是希臘文“ μικρο ”的意譯，原意是“小")又稱個體經濟學，小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主要以單個經濟單位（單個生產者、單個消費者、單個市場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分析的一門學科。個體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中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數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的經濟學說。亦稱市場經濟學或價格理論。

個體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中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數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的經濟學說；分析個體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在此基礎上，研究現代西方經濟社會的市場機制運行及其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並提出微觀經濟政策以糾正市場失靈；關心社會中的個人和各組織之間的交換過程，它研究的基本問題是資源配置的決定，其基本理論就是通過供求來決定相對價格的理論。所以個體經濟學的主要範圍包括消費者選擇，廠商供給和收入分配。亦稱市場經濟學或價格理論。個體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換往往使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資源配置被認為是帕累托有效的。

基本介紹

中文名：個體經濟學
外文名：Microeconomics
別稱：個體經濟學，小經濟學
內容：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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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內容

個體經濟學包括的內容相當廣泛，其中主要有：均衡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包括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和市場均衡理論）、分配理論、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市場失靈與微觀經濟政策。

個體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個體經濟學研究市場中個體的經濟行為，亦即單個家庭、單個廠商和單個市場的經濟行為以及相應的經濟變數。它從資源稀缺這個基本概念出發，認為所有個體的行為準則在此設法利用有限資源取得最大收穫，並由此來考察個體取得最大收穫的條件。在商品與勞務市場上，作為消費者的家庭根據各種商品的不同價格進行選擇，設法用有限的收入從所購買的各種商品量中獲得最大的效用或滿足。家庭選擇商品的行動必然會影響商品的價格，市場價格的變動又是廠商確定生產何種商品的信號。廠商是各種商品及勞務的供給者，廠商的目的則在於如何用最小的生產成本，生產出最大的產品量，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廠商的抉擇又將影響到生產要素市場上的各項價格，從而影響到家庭的收入。家庭和廠商的抉擇均通過市場上的供求關係表現出來，通過價格變動進行協調。因此，個體經濟學的任務就是研究市場機制及其作用，均衡價格的決定，考察市場機制如何通過調節個體行為取得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與途徑。個體經濟學也就是關於市場機制的經濟學，它以價格為分析的中心，因此也稱作價格理論。個體經濟學還考察了市場機制失靈時，政府如何採取干預行為與措施的理論基礎。個體經濟學是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基礎上，吸收美國經濟學家張伯侖和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的壟斷競爭理論以及其他理論後逐步建立起來的。凱恩斯主義的總量經濟學盛行之後，這種著重研究個體經濟行為的傳統理論，就被稱為個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與總量經濟學只是研究對象有所分工，兩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無根本分歧。兩者均使用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在理論體系上，它們相互補充和相互依存，共同構成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個體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市場出清，即資源流動沒有任何障礙；完全理性，即消費者與廠商都是以利己為目的的經濟人，他們自覺的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為目標，又知道如何實現最大化；完全信息，是指消費者和廠商可以免費而迅速的獲得各種市場信息。

產生髮展

個體經濟學的歷史淵源可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20世紀30年代以後，英國的羅賓遜和美國的張伯倫在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廠商均衡理論。標誌著個體經濟學體系的最終確立它的體系主要包括：均衡價格理論，消費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廠商均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等。

個體經濟學的發展，迄今為止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是早期個體經濟學階段，或者說是個體經濟學的萌芽階段。第二階段：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初葉，是新古典經濟學階段，也是個體經濟學的奠定階段。第三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是個體經濟學的完成階段。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今，是個體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擴充和演變階段。

通觀個體經濟學的發展過程與全部理論，始終圍繞著價格這一核心問題進行分析，所以個體經濟學在很多場合又被稱為“價格理論及其套用”。

理論發展

新消費理論

傳統的西方個體經濟學對消費者行為的構建，是建立在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前提下的。而對於消費理論研究的發展，正因源於對這前提假定條件的反思。

1.顯示偏好理論。

顯示偏好理論是由薩繆爾遜率先提出的，後經霍撒克（H·S·Houthakker）、里克特（M·K·Richer）等人的補充逐步成體系。它的產生導源於傳統需求理論的效用不可檢測性。在傳統的微觀需求理論中，消費者實現效用最大化商品組合的選擇行為，只有在消費者效用函式已知且具有良好性質時才易分析。但實際生活中卻並非如此，因為效用或偏好不能被直接觀察、能直接被觀察的只是消費者的選擇行為。如果能找到選擇行為與偏好之間的某種關係，進而言之，如果消費者的“選擇”能顯示“偏好”，那么，需求理論和偏好理論就可建立在可觀察的消費者行為的基礎上，這就為檢驗消費者行為與最大化公理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顯示偏好理論的基本思想正在於此。

2.風險條件下的選擇問題。

在風險大量存在的市場上，如何有效選擇資產症狀組合以迴避風險就變得十分重要，因此，對保險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契約等問題的研究，就成為微觀經濟理論一個十分活躍的分支。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以來，隨著認知心理學和其他心理學分支的發展，人們開始對古典經濟學理性假設和預期效用理論進行檢驗，結果發現：在確定條件下，理性公理假設成立，而在模糊或不確定條件下，人們的行為常常違背公理性假設。因此，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決策，必須考察人們的複雜心態，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觀望理論、遺憾理論及模糊模型。具體到市場中資產症狀組合決策時，出現了風險資產理論（衍生證券）、代理理論、資產組合選擇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套利定價理論等。與這一理論相應產生的是闡釋消費者在不同條件下對消費和儲蓄的不同選擇的跨時期選擇理論。動態的跨時期選擇理論在現代經濟學中已有普遍套用。

3、消費也是家庭生產的理論。

貝克爾認為，家庭類似於一家小工廠，家庭把“資該品、原材料和勞動組合起來……以生產一些其他的有用商品”。按照這個較為寬泛的觀點，新古典個體經濟學中的消費者，既是家庭消費者又是家庭生產者，是具有雙重身份的角色。認為，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在貝克爾的模型中，有時把孩子看成是消費商品）要耗費時間。時間是一種機會成本，它必須同任何物品之市場價格或制定經濟決策的行為之市場價格計算在一起。正如把孩子撫育成人需要耗費人力資源、資本和時間等投入一樣，任何最終物品或勞務的生產和消費都可以看成是為獲取一種產出而需要耗費的各種投入的組合。例如，一個人在其家庭生產中（在以貝克爾為代表的新微觀經濟理論中，消費被看作是家庭生產）所獲得的最終產品，比如“健康的體魄”，需要許多“市場物品”（那些由消費者直接在市場購買的物品）和時間投入的組合。體育器材、各種健康食品、醫療服務以及花費在鍛鍊上的時間和消費這些物品所需的時間，就是生產這種最終物品的所有投入。個人或家庭把這些投入轉化為產出（包括孩子的成長、舒適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體、精神的怡悅等等），亦即家庭的生產或消費過程，體現一種生產函式。

像一般生產企業實現生產的最最佳化要考慮生產要素套用的機會成本一樣，實現家庭生產的最最佳化也要考慮各種要素套用的機會成本。例如，看一場戲、讀一本書、或者吃一頓美食（這些都可看成是家庭生產中的投入要素）都需要花費時間，所以這些行為的完全價格必須包括用於這些行為的時間的機會成本。這種機會成本可以根據個人的市場工資來計量。例如，假設某人工作一小時可以掙到10美元，他或者用一小時在餐廳進餐，或者用15分鐘吃快餐。再假設這兩種就餐方式的花費都是6美元。儘管這兩頓飯需要相等的貨幣花費，但其消費的完全價格卻明顯不同。快餐消費的完全價格是8.50美元（6美元加上放棄2.50美元的收入），而在餐廳進餐的完全價格卻是16美元（6美元加上放棄10美元的收入）。個人最終選擇的決定因素將是每頓飯中的每一美元花費（完全成本）所帶來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產的產品價值）。其他諸如生育孩子、做各種各樣的家務、維護活動等家庭生產的價值，也可以用機會成本的概念來表示。同樣，當把時間成本與市場物品成本同等看待的時候，便在工作和閒暇之間的傳統選擇之中注入了新的見解，則成了在工作、閒暇和家庭生產之間的選擇，並且，按照質和量的概念，家庭消費類型的新觀點都是可以成立的。

新廠商理論

新古典廠商理論研究的是一種原子式廠商，即把廠商當作一個具有利潤最大化傾向的經濟個體，換言之，把廠商當作一個“黑箱”，一個最小的分析單位，所有的問題都抽象在生產函式之中。但現實與理論相距甚遠，現代企業理論的形成正是對這一假設的反思結果。

1、企業的性質。這一問題的實質是分析企業存在的理由。最早提出並對其加以解釋的是科斯，科斯從交易成本的分析角度，提出企業的存在是為了減少市場交易的成本，即市場成本的企業內部化。除科斯外，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克來因（Klein,1978）、格羅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1986）、Tirole等人分別從資產專用性、不完全契約與縱向一體化等角度，闡釋企業的本質。

2、最大化模型與委託——代理問題。委託一代理問題導源於對企業經理人員最大化行為的反思與分析。在一個企業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必須研究的問題。在正常情況下，企業經理依據其特定的信息和權能優勢獨享決策權，其行為對企業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在現代企業中，投資者或委託者與經理或代理者之間存在利益與目標的差異。委託——代理理論正是為解決經理人員對投資者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偏離而發展起來的。這一理論的意義在於使企業不再作為最小的經濟分析單位。

3、內部組織效率與非最大化廠商理論。如何激發員工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組織各種資源使企業有效運轉，是企業形式的核心問題。阿爾欽和德姆賽茨（Alchian,Demsetz,1972）的團隊理論成功地解釋了這一問題。而從管理角度來看，新古典“理性經濟人”是其管理的立足點，即管理的“利益最大化激勵”。但現實中這種管理思想並非屢試不爽。針對這種情況，西蒙（H·A·Simon）個人有限理性和追求滿意效用假說，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理論”，從而形成非最大化廠商行為理論。它的意義在於從“微觀——微觀”角度分析研究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問題，成為“最大化理論”的重要補充。

博弈論的改寫

新古典經濟學市場分析有兩個重要前提假定：1.個人決策是價格參數和收入給定條件下的最優選擇，不影響他人也不依賴他人；2.市場信息充分且無成本。這兩個前提假定使微觀經濟分析始終處在完美的一般均衡確定性分析的美妙境界中。但現實生活卻非如此，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不僅人與人之間相互影響，個體獲得信息的能力有限而且信息也是有成本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不確定性分析應運而生。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Von Neuman,Morgenstern）合作出版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標誌著“經濟博弈論”的正式創立。到1994年納什、澤爾騰和豪爾紹尼三位“博弈論”巨匠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其間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博弈論得到很大的豐富和發展。“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囚徒困境與納什均衡”、“子博弈精練納什均衡”和“貝葉斯—納什均衡與精練貝葉斯—納什均衡”理論，使博弈論在現代經濟分析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博弈論的廣泛套用已改寫了個體經濟學。

博弈論重塑了個體經濟學的獨占理論。對外部性問題的忽略是古典經濟致命的缺陷，從而對外部性問題的研究大大促進個體經濟學的發展。從古諾、貝特朗到張伯倫，經濟學家逐步認識到：現實中絕大多數市場競爭需要用寡占理論解釋。雖然寡頭競爭在現實中普遍存在，但在引入博弈論之前，經濟學家所能做的僅是重溫古諾一個半世紀前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以貝恩為代表的傳統產業組織理論中，寡占市場才被作為重點，在“結構——行為——績效”的框架中作實證研究。但當經濟學家掌握了納什均衡和更多的博弈論知識後，古諾研究就便被繼續推進了。他們不僅證實了古諾和貝特朗均衡都是納什均衡，而且在這兩個模型的基礎上，發展了多種分析技術，如沉沒成本，不完全信息模型和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佚名定理等，使現代經濟學的市場分析躍升到一個新的境界。

信息經濟學成為主流

經濟社會中，每個人都是根據他所掌握的信息作出決策。但非對稱信息環境是常態。所謂非對稱信息環境，指的是一些人具有他人不掌握的信息。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就是非對稱信息下行為個體的最優決策，主要研究兩方面問題，一是不完全信息下的經濟分析，核心是“信息成本”和最優信息搜尋；二是非對稱信息下的經濟分析。信息經濟學中的難點在於委託—代理關係中對象的不確定性，即委託人在與多種代理人打交道時無法確知自己在與何種類型的人打交道，代理人情況亦如此。20世紀60年代後期，博弈論學者哈薩尼提出了一種處理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技術，並將完全信息博弈中的納什均衡概念推廣到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定義了貝葉斯納什均衡。在此基礎上，不完全信息博弈（尤其是非對稱信息博弈）得到長足發展，信息經濟學也因此飛速發展起來。非對稱信息博弈的分析方法徹底改變了個體經濟學的全貌。關於經濟機制的設計研究中所處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問題，都是這一分析方法帶來的變化。可以說，慎密的微觀分析已滲透到我們所處的複雜的經濟系統中——從市場的有效性到公共產品的供給，從現代企業制度的各種有關問題到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經濟學已經成為當今經濟分析的主流。

方法發展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長足發展，還集中體現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變化方面。分析方法的變化帶來的是西方經濟學研究深度的推進和廣度的拓展。可以說，20世紀西方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方法論的變化對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其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研究方法的演變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體現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脈絡。

證偽主義的普遍化

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的演變歷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註：〔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發生於19世紀的證偽主義與實證主義的較量，同樣貫穿於20世紀經濟學發展的始終。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西方經濟學界出版了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第，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西方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繫。實證主義在被現實世界“證實”之後，證偽主義出來用事實和理論推導提出質疑，以此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

分析工具的數理化

經濟學與數學的結合本來不是始於20世紀，但是戰後以來，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套用是如此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卻實實在在發生在20世紀，從而使經濟學這個大廈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計量經濟學的崛起。“計量經濟學”一詞是挪威經濟學家拉格·弗里希於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註：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後來，庫普曼、克萊因、迪魯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50年代開始提出最早的巨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巨觀經濟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此後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據。需要指出的是，克萊因教授自80年代以來多次來到中國，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計量經濟研究人才。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巨觀”經濟研究方面，而在“微觀”經濟研究方面進行的開創性探索是從貝克爾開始的，他將經濟計量原則首次引入原來無法以數學來計量的領域，如愛情、利他主義、慈善和宗教虔誠等，並獲得了巨大成功。但這隻具有局部的意義，可以這樣說，對於此前的計量經濟學，我們稱之為“巨觀計量經濟學”似乎更為恰如其分——巨觀計量的分析方法是對20世紀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幸運的是，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0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授予美國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爾·麥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們在微觀計量經濟領域的貢獻。可以說這是“微觀計量經濟學”正式誕生的標誌。微觀計量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橫截面數據的微觀數據即指同一時點的條件、或是縱向數據在連續年份中的同一觀察單位。微觀計量經濟學可以在個人層面上對許多新的問題進行經驗性研究，例如是什麼因素決定人們去工作，什麼因素決定工作時間的長短，經濟激勵效應如何影響人們對教育、職業和居住地進行選擇，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和教育計畫對個人收入和就業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等等。

第二，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大規模運用。計量經濟學之所以在20世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於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並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就是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註：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他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了貨幣實際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了弗氏的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了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促進了經濟學其他相關分支的誕生和發展，例如，庫茲涅茨對季節性的波動、國民收入的長期變化和經濟成長的經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之上，又為統計分析建立了一個牢固的陣地，與此同時還大大推動了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第三是博弈論的引進。作為一個嶄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論的套用範圍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係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套用最為成功。進入80年代以來，博弈論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說已成為個體經濟學的基礎，還有人試圖以博弈論語言重建整個個體經濟學。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藉助於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託—代理”、“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

發展趨勢

假定條件的多樣化

“市場神話”與“國家神話”，各種理想國與烏托邦，來自經濟學內部和外部（其他學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極端或模糊難懂的理念、概念等，對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與支流都產生了強有力的衝擊。為了重建和發展他們自己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註：在這方面，張建偉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參見張建偉《現實主義、制度主義與中國經濟學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例如，“經濟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基礎，是新古典個體經濟學的核心，也是新古典總量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和充實，在西方經濟學中占據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紀百年中，“經濟人”的假定條件也被不斷地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例如：西蒙認為經濟人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理性”的，行為者無法在多種可能的選擇中做出最終選擇。貝克爾拓展了“經濟人”的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式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式”，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係大於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萊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發表的4篇論文中一反“利潤極大化、效用極大化、成本極小化”的經濟人傳統假定，認為上述假定在完全競爭下是適用的，而在壟斷型企業里利益最大化原則是個“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護的壟斷者和兼併者的經濟行為已經喪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的能力，從而導致了“X非效率”。為此，萊本斯坦提出了“微觀的微觀理論（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著對標準理論簡單地假設的東西進行詳細的研究”（註：Leibenstein,H(1),X-inefficiency exists-reply to an econmis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68:pp.203-211.(2),A branch of economics in mining:micro-micro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17:pp.477-502.也可詳見鄭秉文《市場缺陷分析》，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8頁。）。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並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對“經濟人”假定的修改則更為寬泛，認為這個假定過於“簡單化”，因為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凱恩斯總量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係而展開的。

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

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與肯定並非完全建立在對前一種方法或另一種方法的否定之上，而更多的是隨著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隨著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而愈加顯示出重要性和獨特性。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變中出現的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其研究領域與範圍開始逐漸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範疇，經濟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幾乎所有人類行為，小至生育、婚姻、離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對於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這種帝國式的“侵略”與擴張，有人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

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家庭作為一個“生產”的基本單位被納入微觀經濟分析之中。在人力資本理論中，舒爾茨和貝克爾認為，家庭就像一個企業，既生產用於增加未來收益的“產品”——繁衍後代、教育子女等，也生產“消費”——衣食住行、休閒保健等，因此，家庭須根據其貨幣收入與時間這兩種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決策。在邊際收入等於投資的邊際成本的均衡點上，所有投資活動的收益率都相等。從上述命題出發，人力資本理論對許多以往被認為諸如年齡與收益關係曲線、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活動進行了經濟學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價格和收入彈性的概念，對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業的持續時間等很多經濟活動現象給出了嶄新的解釋。

第二，國家和政府被視為一種“政治市場”納入經濟分析之中。1988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創建的公共選擇理論是抨擊國家干預政策最為激烈的一種理論，其研究領域和方法橫跨了經濟學（經濟計量學）、政治學（表決制度的比較研究）、社會學（行為邏輯研究）、哲學（自由概念的邏輯分析），他們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如下4個方面：

(1）政治制度和最佳經濟狀態之間的關係。該理論所要研究的是公共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的決策過程、運轉機制，即為什麼一部分人通過其政治制度（直接的或代議的）的途徑可以選擇這種而不是那種預算結構、選擇這種而不是那種稅率，即對民主社會中決定公益事業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進行微觀經濟分析。

(2）研究官僚主義經濟理論。在這裡，國家被視為一部公共生產機器作為研究對象，從而探討公共經濟部門這部機器諸如獎罰制度和個人行為等等各種機械結構，分析官僚機器對社會財富分配結構及對社會財富的使用效率。

(3）深入研究代議制政治制度的運轉邏輯。即對民主制度下的投票、集體偏好等進一步展開討論。

(4）對國家與市場的本質、國家與市場的關係進行重新定義。

通過對上述領域的研究，公共選擇理論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嚴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戰，原因是現行的代議制民主政體即公共選擇機制沒有新意，阿羅定理顯示沒有一種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溝通個人和集體，應設計一種新的政治技術和表現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義繼續發展；國家機器與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官僚主義的惡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門缺乏競爭，二是公共部門不關心費用成本，從而導致官吏越多官僚主義越嚴重。由於存在上述“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

第三，法律制度與經濟制度被納入微觀經濟分析之中。20世紀下半葉；新制度經濟學使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又一次得到復興，從而使一個陳舊的命題被賦予了嶄新的生命力，成為西方經濟學中逐漸居於一定主導地位的獨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於其主要理論巨匠科斯和諾思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制度革命”被西方經濟學界看做是20世紀經濟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布勞格對新制度主義的方法論讚賞有加，說“美國制度主義者的作品是解釋的模式……它尋求通過區分事件或活動在一個關係模型中的地位來對它們進行解釋，而這個關係模型據說是把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它的特徵”。

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是新制度學派的一個重要概念，它被認為是可以對所有社會活動和組織機構進行分析的一種理論工具。所謂“交易費用”是指所有的組織成本，即組織成本也都是交易費用。組織的實質是不同的契約安排，而組織形式的選擇本質上就是交易費用的比較。由此可以說，交易費用是制度的源泉。於是，交易費用的高和低是評價制度的一個重要標準，社會一切組織形態所遵循的假定前提是低成本組織趨向替代高成本組織。產權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最關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興趣的一個領域。“科斯定理”認為，產權完整與否主要可以從其所有者對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權、收入獨享權、自由轉讓權這“三權”來衡量；當產權明確界定之後，經濟活動中的當事人就會自發地進行談判，將外部性內在化，從而改善資源的配置效率。換言之，只要產權關係明晰，不管它屬於誰，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就不能產生背離。雖然權利屬於誰的問題會影響財富的分配結果，但是，如果交易費用為零，無論權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過市場的交易活動和權利買賣者互定契約或“自願協商”而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註：參見〔美〕羅·哈里·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

制度變遷理論被西方一些學者認為越超了意識形態的束縛。諾思認為，制度是社會的一組博弈規則，制度的框架決定了組織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反過來，組織的演化又會影響制度變遷的路徑和過程。諾思將前人關於技術的變遷、演進和創新過程中所具有的報酬遞增性質、自我強化機制和路徑依賴性質等研究思路幾乎完全推廣到對制度變遷的解釋：在制度變遷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不同的路徑最後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後的發展和演變中會得到自我強化，即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可能的選擇。所以孵化喔，在諾思看來，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兩種不同的結局，要么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加速最佳化，要么在惡性循環的路徑上滑下去、不斷惡化，甚至被“鎖定”在一種無效率的狀態中忍受長期的經濟停滯而不能自拔。

無庸諱言，新制度經濟學的誕生使西方經濟學實現了對諸如尋租理論、委託—代理理論、契約理論、經濟史的研究的深入，在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制度革命”，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是無法形成的。但是，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制度分析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而被公認的成熟體系，一些基本概念經不起仔細推敲，例如，許多經濟學家對“科斯定理”零交易費用的假設提出了質疑；再如，巴澤爾批評諾思說，由於民族和國家間的生存競爭，一個民族或國家不可能長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狀態。

案例使用的經典化

在西方經濟學中，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人人皆知的“看不見的手”就是明證。但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了“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成為一種象徵。被一些學者認為“博大精深”“深奧無比”的科斯定理，是通過一個簡單的“牛群到毗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來完成的；1977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米德在論述外部性的發生與補償時，給讀者講述的是“蜜蜂與果園”的例子；同樣論述外部性，庇古的舉例更為浪漫與優美，是“火車與飛鳥”的故事……百年來，經濟學家的筆下已為後人留下了許許多多的經典性“案例幽默”。再如一提起“燈塔”，人們就會知道是指公共物品消費中收費難的“搭便車”難題。最初舉例燈塔的是1848年的穆勒，於是在此後的一個半世紀裡，燈塔便“常明不熄”一直傳到今天，幾十名著名的經濟學家圍繞著燈塔寫出了許許多多的著名論文，甚至引出了科斯“偷看燈塔”令人捧腹的幽默詞句。燈塔，既成為經濟學中一個經典性的象徵，又給經濟學留下了一個贏得永恆的傳統，使20世紀的經濟學如詩如畫，美不勝收。

學科交叉的邊緣化

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工具箱裡，不僅保留了上個世紀留下來的一些非經濟要素、時間、社會心理等，而且，還引入了技術、信息等諸多新要素，使“技術”成了新寵，“信息”成為熱點，從而使經濟學越來越從科學技術與社會進步相互關係的角度得到全面的發展。還須指出的是，隨著經濟學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對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挑戰和哲學、精神分析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諸多學派的“侵入”，西方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它們百花爭鳴，相得益彰，成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一大景觀。

區別巨觀

研究對象不同

個體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如家庭、廠商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J·亨德遜（J·Henderson）所說“居民戶和廠商這種單個單位的最最佳化行為奠定了個體經濟學的基礎”。而總量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與規律，從總量上分析經濟問題。正如薩繆爾遜所說，總量經濟學是“根據產量、收入、價格水平和失業來分析整個經濟行為。”美國經濟學家E·夏皮羅（E·Shapiro）則強調了“總量經濟學考察國民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功能。”

解決的問題不同

個體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以實現個體效益的最大化。總量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範圍內的資源利用問題，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研究方法不同

個體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個量分析，即研究經濟變數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而總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則是總量分析，即對能夠反映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經濟變數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係進行分析。這些總量包括兩類，一類是個量的總和，另一類是平均量。因此，總量經濟學又稱為“總量經濟學”。

基本假設不同

個體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充分信息，認為市場經濟通過“看不見的手”能自由調節實現資源配置的最最佳化。總量經濟學則假定市場機制是不完善的，政府有能力調節經濟，通過“看得見的手”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

中心理論不同

個體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還包括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理論、分配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市場理論、產權理論、福利經濟學、管理理論等。總量經濟學的中心理論則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還包括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與經濟成長理論、開放經濟理論等。

個體經濟學(經濟學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