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題
《梅泉野錄》是
朝鮮王朝末期的一部
野史,作者為當時的
朝鮮文學家
黃玹,書名是以他的雅號“
梅泉”命名的。原本為抄本,總計7冊6卷(第一卷分上下兩冊),採取
編年體的體裁,基於時間順序以
筆記的形式記錄了當時的歷史,全書用
漢語文言文寫成,凡25餘萬字,行文風格與體例格式與
中國古代
雜史筆記非常相似。
黃玹從1894年開始進行該書的撰寫,所以該書對於1894年以後的事實敘述尤詳,占了該書後5卷的篇幅。《梅泉野錄》是作為韓末四大文學家之一的
黃玹嘔心瀝血之作,也是他的最負盛名代表作。
《梅泉野錄》敘述的時間上至1864年
興宣大院君攝政(偶爾提及先前的一些典故),下迄1910年《
日韓合併條約》簽訂(訊息傳來後作者
黃玹自殺,最後一段內容為高鏞柱代筆),而記錄範圍則包羅了當時
朝鮮的
政治、
經濟、
文化、
軍事、
外交、社會風俗等多方面的內容,也包括一些外國新聞和昔時典故。對於朝鮮近代史在這一時期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該書幾乎無一遺漏地作了詳實而獨到的記錄,對於當時的風雲人物也多有刻畫和品評,將這一時期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和社會變遷生動而完整的展現出來,是研究
朝鮮王朝末期歷史的基本史料之一,1990年它在
日本出版時取的副標題“
近代朝鮮志·
韓末人間群像”,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1955年,
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刊行《梅泉野錄》,該書至此問世。1971年,《梅泉野錄》又作為“韓國史料叢書”的第一部而再版。1978年韓國學文獻研究所又將《梅泉野錄》收入《黃玹全集》中。由於《梅泉野錄》用
漢文寫成,1973年李章熙將其翻譯為
韓文,其後又出現了《完譯梅泉野錄》、《全譯梅泉野錄》等多種韓文翻譯版本。此外該書曾被翻譯為
日文在
日本出版,足見該書影響之大。
內容
《梅泉野錄》是一部記載著上迄1864年
興宣大院君攝政,下至1910年《
日韓合併條約》之間的
野史,共分為7卷6冊。第一卷分上下兩冊,記載
甲午(1894年)以前之事,第二卷記載時限1894年到1898年,第三卷是1899年到1903年,第四卷是1904年到1905年,第五卷是1906年到1907年,第六卷是1908年到1910年,總體按照編年的順序來敘事,其行文則與一般野史筆記相同,都是由許多條短篇幅的記事組成的。其主要內容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部分,即當時
朝鮮發生的大小事件、正史所不錄的宮闈秘事和名人軼聞、當時的
社會輿論和社會風貌。其中《梅泉野錄》對於近代朝鮮所發生的一系列
波瀾壯闊的重大事件幾乎無一遺漏的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可以與官方檔案相互參照、互為補充,並且作為民間視角所見之各種歷史事件也具有其獨特的價值。此外由於作者
黃玹又是一名文學家,因此該書也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作者用流利的
漢語文言文撰著該書,行文生動形象,可讀性強。《梅泉野錄》的行文受
中國古代
筆記的影響很深,作者本人就非常喜愛《
世說新語》,他在自殺前遺言將只陪葬《世說新語》一部,似乎可以印證這點。
《梅泉野錄》雖為
野史,但其史料價值非常高,是官方檔案資料的重要補充,特別是《高宗實錄》等官方史料是在
日本殖民當局編修、多有隱藏和歪曲的情況下,這種覆蓋整個高宗時代的非官方史料更凸顯其價值,因而《梅泉野錄》在
朝鮮王朝末期各種史料脫穎而出,被列為“韓國史料叢書”的第一部(截止2009年已刊行53部)。首先《梅泉野錄》對重大事件不僅盡數囊括,且其敘述比較準確,鮮少虛妄杜撰之詞。而對於宮闈秘事和名人軼聞的記載,雖很多不見於
正史,但可以與《大韓季年史》、《東學史》、《近世朝鮮政鑒》、《
韓國痛史》、《續陰晴史》等同期私家史書進行參照對比後發現,書中記載的很多傳聞都是如實的,至少是有根據的,特別是《梅泉野錄》一書一直處於秘藏狀態,很晚才發掘出來,因此參照對比結果也就更有價值。而《梅泉野錄》中部分獨家披露的秘史,雖然不見於
朝鮮其他史料記載,但也很有價值。以其關於1892年
大院君府邸爆炸事件的記錄為例,此事不見於
朝鮮其他公私文書,卻有
日本的機密報告為證,而
中國《
申報》也有報導說:“朝鮮大院君邸有
炸藥之變,當局者鹹秘不敢宣,其似防各國緝聽者,然此事關係甚大……外間物議頗覺洶洶。”從此可見《梅泉野錄》記事的可信度。《梅泉野錄》最有價值的地方是關於近代朝鮮的
社會輿論和社會風貌的描述。《梅泉野錄》中透過“或曰”、“識者”、“聞者”、“議者”、“論者”、“輿情”、“世”、“物議”、“士”、“民”、“士民”、“人”、“時人”等字句來描述當時的
輿論,一方面增強了該書的客觀性,另一方面形象地展現當時整個
朝鮮社會的縮影,是把握當時朝鮮輿論動向和社會狀況非常珍貴的資料,同時對於
科舉制度的沒落、
商品經濟的發展、
世界市場的捲入、
社會生活的變化等方面也有很大篇幅描述。透過《梅泉野錄》一書,不僅可以了解近代朝鮮的重要人物和所發生的重要事件,更可以掌握轉型中的朝鮮的
社會變遷,因而其成為研究朝鮮近代史的必讀史料。
作者介紹
黃玹是從1894年開始撰寫《梅泉野錄》,一直到1910年他自殺殉國為止。黃玹以文學聞名於世,但非常喜愛歷史,且記憶力超群,據記載“精聰絕人,閱書萬餘卷,皆能記憶,綱目及
明史尤熟”,“
國朝典故,無不搜覽,了如指掌”,這為他著述《梅泉野錄》創造了條件;而他不僅關注過往的歷史,更憂心於當下時局,“雖隱處田野,心不忘世,愛君憂國,溢於色辭,頗留意時務,兼講外國之事,其志非徒然也”,他進行著述的直接動機則是“
甲午以後,慨念世變”,因而為了給後世留下這一時期的寶貴資料,所以開始以
隨筆形式創作《梅泉野錄》。其內容來源有其親身目睹,比如他在1878年到1888年之間遊歷於首都
漢城(今
首爾)及各地,目睹了許多重要事件,而對
甲午戰爭的敘述則有“余過
成歡,訪戰場遺蹟”這類親身考察的記錄;有他所耳聞之事,其耳聞來源不僅有
金澤榮、
李建昌、
李沂等平生好友,也有
金炳德、
金允植、申正熙等朝廷大員(1883年
黃玹曾親自拜訪流配智島的申正熙),還有鄭萬朝、柳濟寬、朴台榮等相關事件親歷者,這種耳聞來源在《梅泉野錄》中有時會出現“某某對余言”、“余聞之某某”等記述。其他來源則有敘述
甲午戰爭時多引用
中國的《
中東戰紀本末》,在1898年以後的記述則多引用《
皇城新聞》、《
大韓每日申報》等
報紙上的報導。
思想觀點
內政觀
黃玹通過撰寫《梅泉野錄》,不僅敘述了歷史,也表達了他個人的
歷史觀。黃玹作《梅泉野錄》的立場基本上屬於傳統知識分子的範疇,不過又與當時
朝鮮儒生中所盛行的盲目排外的“衛正斥邪”思想有顯著不同。
黃玹的觀點是屬於“東道西器”的,以及傳統之道為根本,同時採納西方先進文物,他“好考觀歷代史籍所載治亂盛衰之跡,以及兵刑錢穀之制,亦嘗留心於
泰西利用厚生之術”。黃玹的觀點決定了他在《梅泉野錄》中敘事的筆觸。他對於當時影響朝鮮政局的三名重要人物——
大院君、
閔妃和高宗,都沒有“
為尊者諱”,而是採取批判的態度,比如他稱
大院君“功罪參半”,稱
閔妃“
馴致亡國”,對於高宗則直接批評其“於君人之德無一
允蹈”,並記載了許多關於他們荒淫無道的傳聞。他對當時的執政大臣大多以批評為主,不管主張開化或守舊,而其肯定的對象則是清廉正直的大臣,如
金炳始、
魚允中、
金弘集等。黃玹在對朝鮮時政的記述中從未有過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的狀況,而是根據他所掌握的事實客觀敘述,這點難能可貴,比如他雖屬儒生,但對於1881年反對《
朝鮮策略》的辛巳斥邪運動的儒生們,則稱為“
拘曲之儒”;而對於
日本指示下實行的
近代化改革“
甲午更張”,並未嗤之以鼻,而是這樣評論道:“此諸條未必出於真情為我,而不謂之對症之劑則不可也。力而行之,安有今日之禍?傳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噫!”
外國觀
黃玹對外的觀點則表現出明顯的反侵略性和
民族意識,特別是對
日本侵略
朝鮮及
親日派的賣國行徑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與批判,而對
義兵運動等反日鬥爭進行詳盡描述並予以肯定。但他對日本並非像其他
儒生那樣基於華夷觀念而盲目否定,而是出自理性的批判。比如
黃玹對日本發動
甲午戰爭的謀略有以下精闢的論述:“蓋倭之狡謀欲圖我,不可不使絕清。欲絕清,不可不使自主,故有乙亥之約(
江華條約)。且料我國多內亂,必將又待清援,因其派兵互照之文,可以逞
搤吭拊背之計,故有乙酉之約(
天津會議專條)。論者謂
李鴻章外交失策,致東蕃之淪喪,然其實倭之藐清久矣,視我國為外府,必取乃已。藉使當日載辭約案曰:‘中國可派兵,日本不可派兵’,則事機既至,倭有不動兵者乎?其斷斷援約者,特以為口實耳。”又對
日俄戰爭時朝鮮的社會狀況描述道:“是時朝野鹹以為倭猶人也,俄即獸耳,若勝倭則席捲南下,人種將滅,舉祝倭勝俄敗,故所在往役,不辭輸運之勞,而不知倭包藏禍心,固在於宣戰之日。”對
伊藤博文訪問朝鮮則寫道:“博文名聞外洋,與中國
李鴻章並稱東亞人傑,至是年老頗持重,及構我釁,尤以我國為重輕,自請前往經略……時議以博文必有非常之舉,及陛見,雍容將禮,勉以
淬厲,告政府改舊從新,泛觀無惡意。”可見黃玹對於
日本並非盲目排斥和一味抹黑,而是基於客觀事實描述,對於日本侵略陰謀的評述也是一針見血。對於
歐美列強,黃玹也站在儒者的立場予以排斥,特別是對西方的
文化侵略進行批判。他在《梅泉野錄》中將洋貨稱為“淫巧奇衺之物”,將
萬國公法稱為“夷狄無君之法”,將本國教民稱為“教匪”、“莠民”、“奸民”,並揭露了教民以
法國、
美國為後援作威作福之事。與對日本和歐美相反,
黃玹對當時
朝鮮半島的另一股勢力——
清朝則明顯流露出親近的態度,稱
壬午(1882)、
甲午(1894)清軍出兵朝鮮為“東援”、“清援”,將
間島協約稱為“還
間島於清”,而對因干涉朝鮮內政而飽受詬病的清廷駐朝大臣
袁世凱則高度評價,稱其“
明達夙成,留京師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任東事十餘年,威惠備著,
倭人憚之”,對袁世凱干涉朝鮮內政的行為頗有恕詞,對其鎮壓
甲申政變也有生動的描述:“世凱投袂,而起兵凡二千人,
厲兵至宮門。群倭依松穴牆,丸射如雨,世凱辮髮裹頂,超而登斬門納兵,舞劍衝突,渾身如
梨花,鉛丸紛紛墮地”,甚至帶有奇幻色彩。不過
黃玹對駐朝清軍的軍紀敗壞也有揭露。
局限性
黃玹作為一名傳統的封建文人,對於後世所高度讚揚的“進步勢力”如
開化黨、
東學黨等,都站在封建
統治階級的立場而對其激烈非難。比如他稱開化黨為“賊”、東學黨為“匪”等。這些都是限於時代和階級局限性所致。而且《梅泉野錄》作為一部傳統史學著作,不管其史料價值多么高,在缺乏科學思想和方法論的指導下,很難把握社會發展過程和
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因此也沒有對此以因果關係為基礎加以科學的敘述。
出版過程
《梅泉野錄》由於1910年
日韓合併時
黃玹的自殺殉國而停筆。由於該書對
日本侵略
韓國的實情多有揭露和批判,而書中記錄和評論之政治人物也有很多在世,其中內容必定回引出許多爭議(從不久後
金澤榮參酌該書部分內容寫成《韓史綮》遭受攻擊之多便可窺見,亦可從
黃玹遺留的4首絕命詩發表後就遭到日本殖民當局的壓製得到印證)。因此黃玹臨終前,告訴他的子孫不要把書交給外人,於是他的子孫就秘密保藏此書,此書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為人知。但是只有孤本很容易亡佚,於是黃玹的子孫又製作了幾部副本,並送往在
中國的黃玹生前摯友
金澤榮處,請他校閱。其後
金澤榮作《韓史綮》,《梅泉野錄》也成為這部書的重要來源,這是被金澤榮寫在《韓史綮》的序文和跋文中的。但《梅泉野錄》並未因此流傳出去,仍處於秘密保管狀態,鮮為人知。
1939年,時任
日本殖民當局朝鮮史編修會的
朝鮮史學家申奭鎬為了採訪韓末
義兵運動的史料,前往
全羅北道出差,在南原的朴政植家中發現了《梅泉野錄》副本,申奭鎬非常興奮,他在借閱後又前往
黃玹家族所居的
全羅南道求禮郡去找黃玹後人,希望看見《梅泉野錄》的親筆原本,但遭到
黃玹長子黃岩顯的拒絕。於是申奭鎬只好在暗中作了一個副本,保存在朝鮮史編修會中。這也是《梅泉野錄》第一次為
韓國國內史家所讀到,當時
京城(今
韓國首爾)
帝國大學教授田保橋潔所著的《近代日鮮關係之研究》(
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40年)就引用了部分《梅泉野錄》的內容。1945年
朝鮮半島光復以後,
大韓民國成立了國史編纂委員會,隸屬於
韓國政府文教部(現
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專門負責蒐集、編纂和出版韓國歷史書籍,申奭鎬出任首任委員長。經歷了
韓戰後,國史編纂委員會的工作正式啟動,他們的第一項事業則是出版“韓國史料叢書”,作為記錄朝鮮近代史的傑作的《梅泉野錄》成為該套叢書第一部付梓的書籍。由於此時已經沒有多少忌諱之處,因此當申奭鎬再度前往求禮請求《梅泉野錄》原本。
黃玹的次子黃渭顯爽快同意了申奭鎬的請求。國史編纂委員會參照
黃玹的《梅泉野錄》原本、
金澤榮的校閱副本及申奭鎬的副本,將其內容進行全面校勘與整理。《梅泉野錄》遂在1955年1月順利出版,至此方才問世。
翻譯版本
韓文
日文
評價
正面
《梅泉野錄》一書在
韓國史學界一向被高度評價並廣為徵引,幾乎所有關於
朝鮮王朝末期歷史的著述都引用過該書,這從其被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列為“韓國史料叢書”之首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其
韓文翻譯版本達10多個,甚至還被翻譯為
日文,這種現象在《
朝鮮王朝實錄》以外的韓國史料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可以看出《梅泉野錄》極受史學界相關研究者重視,從側面印證其史料價值。曾任
韓國文教部部長的
歷史學家李瑄根認為《梅泉野錄》“有必要作為政治家、教育家、行政官、其他一般人士的教科書,此外作為中高等學校歷史教師的參考書更是絕對必要的。”韓國歷史學家李離和也評價“《梅泉野錄》是近代史的寶庫”。
負面
不過也有學者對《梅泉野錄》提出質疑,比如
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國史編纂委員會委員長李泰鎮教授便認為《梅泉野錄》是站在
大院君所重用的
南人的立場來創作的,因而更偏向於
大院君,對於
明成皇后的記述很多都不可信,對明成皇后的評價也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