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生平,早年經歷,親美親俄,投靠日本,推動合併,晚年生涯,評價,負面,正面,
生平
早年經歷
鹹豐八年戊午（1858年，朝鮮哲宗九年）六月初七日，李完用出生於朝鮮京畿道廣州（一說全羅道益山郡）。他本貫牛峰李氏（牛峰在今朝鮮黃海北道金川郡），是朝鮮的名門望族之一。他的父親叫李奭俊，原名李鎬奭。後來他被過繼給遠房同族李鎬俊為養子。他還有一個庶兄李允用，是興宣大院君的女婿。
李完用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於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高宗十九年）十一月獲增廣文科丙科及第，除授待教。李完用雖然自幼接受漢學教育，卻是在開化思潮下影響的一代人，他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進入美國人教學的育英公院學習英語，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光緒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七月，李完用被任命為參贊官，隨全權大臣朴定陽出使美國。次年五月因病返國。經過這次美國之行，李完用成為了親美的人物。
朴定陽一行。坐者左起第二為李完用
朴定陽一行。坐者左起第二為李完用李完用歸國後被任命為電報局會辦，隨後歷任吏曹參議、外衙門參議、內務府參議、承旨、內務府協辦、吏曹參判、育英公院辦理等官職。開國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八月被起復為駐日全權公使，但被他以疾病推辭。同年十一月，李完用參加了金弘集內閣，任外務協辦。次年五月朴定陽組閣，他被擢升為學部大臣。當時日本挾甲午戰爭打敗清朝之威而控制朝鮮，被日本趕下台的閔妃準備拉攏西方勢力，從日本人和親日派手中奪回政權。李完用在這個時候就投靠了閔妃集團，他經常在俄、美使館區的貞洞一帶活動，視為“貞洞派”（親歐美派）的中堅人物。
親美親俄
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貞洞派的實際領袖閔妃在景福宮中被日本浪人暗殺，是為“乙未事變”，同時日本重建了朝鮮親日政權。李完用作為貞洞派要員在當天即被免職。李完用急忙找到跟他有多年交情的美國駐朝公使安連（Allen.H.N，即霍勒斯·艾倫），躲進了美國公使館。同時他又積極與其他“貞洞派”官僚策劃政變，企圖奪回政權。李完用和李允用兄弟參與了當年十月十二日發生的“春生門事件”，結果被親日政權擊潰，李完用又一次躲進了美國公使館。後來他又出入俄國公使館，與俄國公使韋貝爾（Вебер）及親俄派領袖李范晉等人頻繁接洽，企圖把日本控制下的高宗李熙轉移至俄國公使館中。建陽元年（1896年）2月11日，這個計畫終於成功，高宗逃到了俄國公使館並宣布逮捕金弘集等親日大臣，史稱“俄館播遷”。親日內閣垮台後，由金炳始出面組建親俄內閣，李完用在俄館播遷中立下大功，所以在俄館播遷當天即被任命為外部大臣，後來又把李范晉排擠出內閣，一時成為當時朝鮮炙手可熱的人物。
李完用在做外部大臣期間，向俄國、美國、法國、德國等歐美列強出賣了礦山、森林、鐵道等大量利權，所以有史家說：“完用輩之賣國手腕，不待庚戌（1910）之末日，而已見於移蹕俄館之日矣。”同時，李完用又積極支持美國籍的徐載弼建立獨立協會，他自己則任獨立協會的二把手——委員長。他在獨立協會期間逐漸拋棄俄國，完全倒向美國，在集會演講時曾說過“朝鮮如果不依靠美國就會是波蘭的下場”，他拒絕了俄國關於鹹鏡道一帶礦山採掘權的要求，甚至企圖阻撓俄國人派遣軍事顧問。俄國公使韋貝爾對於李完用的背叛十分惱火，向高宗施壓，要求驅逐李完用，李完用於建陽二年（1897年）被調任為學部大臣，而親俄的閔種默則接替外部大臣一職。俄國仍不滿足，繼續施壓，同年9月李完用左遷平安南道觀察使，20餘日後調回中央任中樞院議官及秘書院卿，這些其實都是閒職，表明李完用已經遠離政治中心了。
李完用在獨立協會的影響下背俄投美，但他與獨立協會中以尹致昊為首的民間人士對立逐漸加劇。尹致昊對李完用非常不滿，早在俄館播遷之前，他就在日記中寫道：“我非常不喜歡李完用，他的貴族驕傲、他的狡猾、他浮淺的卑劣、他的頑固——喜歡頑固對待他的同僚和下屬，卻屈服於強權——所有這些都讓我不由自主地對他產生偏見。……他是一個渺小的化身。”俄館播遷後尹致昊與李完用共事時，發覺他更多的卑鄙行徑，認為“李完用在玩弄一個聰明的把戲，他那隻知道吝嗇的哥哥李允用不擇手段地謀取財富，李完用不需名譽受損就能分享到好處……李完用如此冷漠無情，所以我從來沒能在和他的友誼上取得丁點進步。”大韓帝國光武二年（1898年）2月27日，獨立協會舉行改選，李完用接替安駉壽出任第二任會長。3月11日，李完用被外放為全羅北道觀察使，由尹致昊擔任代理會長。尹致昊趁李完用不在，大肆宣傳他任外部大臣時割讓利權的行徑，因此李完用為獨立協會會員所不容。7月17日，獨立協會召開大會，一致決定將李完用開除出會。光武五年（1901年）李完用回京，此後就一直任宮內府特進官。這完全是一個類似顧問的閒差，此時的李完用處在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投靠日本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強迫大韓帝國簽訂《日韓議定書》，將韓國拉進日本陣營。隨著日本在戰場上的勝利，失勢已久的李完用轉而投靠日本，搖身一變成為親日派分子。光武九年（1905年）9月18日，李完用被任命為學部大臣，重新躋身中樞。日本勝利以後，打算將韓國變為其保護國，於是在11月派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來到韓國，強迫韓國政府締結保護條約。伊藤博文抵達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以後，便重金收買了李完用等人，要他們促成締約。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下午3時，大韓帝國政府大臣在慶運宮漱玉軒召開御前會議，參政大臣（總理大臣）韓圭卨堅決反對同意日本提出的條約，其他大臣也跟著反對，只有李完用獨自說道：“這種條約，如果不締結那就是萬幸了；一旦締結的話，還是修改幾句為好。”結果遭到韓圭卨的痛斥，說他不該有這種念頭，李完用被迫表示拒絕締約。當天晚上，數萬日軍開進慶運宮，伊藤博文及駐韓日軍司令官長谷川好道入宮，強迫韓國政府締約。韓國高宗皇帝稱病不去，由政府八大臣負責接待伊藤一行。在會議上，伊藤博文拿出事先擬好的條款，強迫韓國政府同意。李完用及外部大臣朴齊純、內部大臣李址鎔、軍部大臣李根澤、農商工部大臣權重顯寫下“可”字，而參政大臣韓圭卨、度支部大臣閔泳綺、法部大臣李夏榮則寫下“否”字。其中韓圭卨抗議最烈，最後被日本兵強制拖出宮廷，拘禁他處。伊藤博文以5人對3人宣布締結條約，李完用又要求在條約上加上保護皇室康寧之句，得到伊藤的同意。最終朴齊純代表韓國政府與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簽訂了《日韓保護協約》（第二次日韓協約，又稱“乙巳條約”），韓國喪失了外交權，淪為了日本事實上的殖民地。
李完用其實早就主張廢黜高宗。在光武十年（1906年）12月10日，在韓國統監伊藤博文回國時，李完用訪問駐韓日軍司令長谷川好道，向他進言道：“相信伊藤統監重新回到韓國時，設法矯正陛下的性格，為使國政改善取得成效而熱心盡力，但是，歸根到底充分了解陛下的性格後，無疑認為最終還是無法挽救的。我們也懂得，雖然憑藉多年的君臣之情誼，採取種種手段努力改變聖意，可是到底無補於事。相信作為最後手段則唯有採取正如其實例見於本國歷史那樣廢立之舉。不過，如果這事公開和日本方面商談，得到其同意，那么事態會變得非常麻煩。要緊的是，只是由我們3、4名同志堅決實行，以免累及日本。可是，至少必須事前求得日方的同情。”對此，長谷川以時機尚早為由未曾予以承諾，但認為“不得不預先心裡有所準備”，對李完用的用意示以理解。由此李完用更加得到日本人的賞識。
李完用
李完用當時朴齊純內閣軟弱無力，統監伊藤博文屬意唯日本馬首是瞻的李完用擔任新任參政（總理）大臣，建立更加親日的新政府。光武十一年（1907年）5月22日下午4時，伊藤博文進宮謁見高宗皇帝，說李完用是對韓日關係進展與“施政改善”推進方面的合適人選，極力推薦其為參政大臣。雖然高宗以其年齡、經歷及一般輿論等為由，明確表示反對，但是伊藤斷定一般輿論絲毫不能成為其基準，歷數至今為止高宗的排日活動，以此堵住高宗的嘴巴。下午7點，在伊藤的要挾下，高宗迫不得已召見李完用，下令組閣。就這樣，李完用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由學部大臣擢升為議政府參政大臣，取代了朴齊純；6月14日，在日本人的“建議”下，高宗下詔廢除延續數百年的議政府制度，仿效日本實行內閣制，李完用為大韓帝國首任內閣總理大臣。日本此舉的目的是透過限制反日的高宗皇帝的君權，來擴大李完用傀儡內閣的權力，以便日本的侵略。高宗對伊藤及李完用內閣深惡痛絕，即使李完用進宮謁見，高宗也稱病拒絕，每天老淚充眼，悲不自勝。高宗自然不甘心受日本人擺布，他在早些時候秘密派遣李相卨、李儁、李瑋鐘到荷蘭海牙，希望他們在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上向全世界控訴日本的侵略暴行，收復韓國的主權。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海牙密使事件暴露，高宗的委任狀及親筆信也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伊藤博文聞訊後勃然大怒，立刻招來李完用，對他說：“韓皇既然自己無視保護條約而對宗主國謀叛，此時日本便有充分的理由對韓國立刻宣戰。閣下宜以首相之職責奏聞韓皇，促其作出‘決斷’”。所謂“決斷”就是高宗退位，也就是說李完用上年就醞釀好的廢黜高宗的想法將在此時實現。伊藤博文逼退高宗的計畫並不是由他本人出面進行，而是操縱李完用等展開逼宮，這點在他於7月7日向日本政府的報告中說的很清楚：“本官深切留意於退位一事，倘使韓人做出過於輕率之舉動，而其責任則歸於日本，如此情況是絕對不允許的。”伊藤指使總理大臣李完用、農商工部大臣宋秉畯等人逼宮，又嗾使韓國親日組織“一進會”在民間展開支持高宗退位的活動。李完用內閣從7月7日到18日舉行了3次御前會議，會上李完用和宋秉畯兩人交相威脅高宗退位。同時李完用還強迫內閣其他大臣和他們一起逼退高宗。7月17日午後，李完用等7大臣入宮，又一次逼高宗退位。高宗拍案大怒道：“朕寧死決不退位！卿等將朕欲賣與統監乎！”就這樣罵了很久，李完用等人被迫退出。次日日本外相林董來韓，揚言宣戰。高宗被迫同意下詔“將軍國大事委託皇太子代理”。日本卻偽稱韓國皇帝已經退位。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20日，在位44年的高宗李熙禪位於皇太子李坧即位，改元“隆熙”，是為純宗。在禪讓儀式上，宮內府大臣朴泳孝等人企圖撲殺李完用，但事泄失敗。
高宗退位後4日，伊藤博文又脅迫李完用簽訂一個新的條約，這個條約的內容是解散大韓帝國軍。“乙巳五賊”中的其他人已經不想再幹這種賣國勾當，但李完用竟然答應了伊藤博文的要求，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同意並單獨在條約上籤字，史稱《丁未七款條約》（第三次日韓協約）。經過逼退高宗、解散軍隊等事件之後，李完用繼乙巳勒約之後再次遭到了全國的唾棄。當時逼退高宗的七大臣被稱為“丁未七賊”，李完用作為“七賊”之首而遭到人們攻擊。在高宗退位儀式上，就有一個叫李炳鼎的宦官痛罵李完用道：“大監世臣也，立朝三十年，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今日此舉，乃大監之成功乎！”結果就被當場拿下。漢城市民聽說李完用勾結日本逼退高宗以後，怒髮衝冠，再次搗毀了李完用的住宅，並將李完用祖宗八代的神主全部焚燒。李完用一家被迫逃到宋秉畯家寄居（宋秉畯住在泥峴日本人聚居區，較為安全），極為狼狽。李完用在鐘路上行走，旁邊一群兒童不停罵他“賣國奴”。就連李完用的兒子李升九也感到羞恥，自殺了。據說李升九自殺後，李完用又霸占了他的媳婦任氏，翁媳通姦一時傳得沸沸揚揚。
推動合併
此時的李完用已經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但日本人對他的待遇非常優厚，日本於隆熙二年（1908年）賞給他十萬日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額），不久後又授給他“旭日桐花章”，以示表彰。自此李完用就更加死心塌地投效日本，積極推動日本對韓國的吞併。他對於日本的一系列要求毫無異議，唯命是從，於是他就任總理以後短短一兩年時間，韓國的軍隊被解散，法部和軍部被廢止，東洋拓殖會社奪取了韓國大片土地的開墾權。
隆熙二年（1908年），李完用奏請關閉祭祀明朝皇帝的大報壇，坊間普遍認為忘明朝之恩是不祥之兆（歷史上中國明朝曾在壬辰倭亂期間救援朝鮮抵抗日本侵略）。果然，隆熙三年（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被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槍殺；12月22日，李完用應邀前赴漢城明洞教堂，悼念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剛從教堂出來時，遭到李在明抽刀行刺，車夫朴元文被刺死，李完用受重傷。李完用遂前往京畿道溫陽溫泉療養。途中警備甚嚴，李完用只帶了他的寡媳任氏去溫陽。
這時無論是日本還是韓國，“合邦論”都甚囂塵上。韓國方面的宋秉畯、李容九等一進會頭目已經開始策劃“合邦請願運動”，隆熙四年（1910年）春，反對合邦的聲音已經逐漸被壓下來，日本也著手正式吞併韓國。2月，日本首相桂太郎發照會，嘉獎一進會的“貢獻”。李完用在溫陽養病，沒能“躬逢其盛”，心中十分忌恨。儘管一進會氣焰很盛，但日本遇到關鍵問題還是得找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隆熙四年（1910年）6月，日本的韓國統監府打算廢除韓國的警察，但韓國內閣中（當時的內閣只剩四個部）度支部大臣高永喜和學部大臣李容稙表示反對。日本人遂派人到溫陽徵詢李完用的意見，李完用點頭之後，韓國的警察機構就消失了。
隆熙四年（1910年）7月23日，新任韓國統監寺內正毅來到漢城，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為了徹底滅亡韓國。他準備利用李完用和宋秉畯之間的矛盾，實現對韓國的迅速吞併。他命令在日本的宋秉畯在下關待命，一旦李完用內閣對於合邦有支吾之詞的話，就立刻召來宋秉畯，由他取代李完用組閣。果然，李完用聽說後十分慌張，於7月29日拖著尚未痊癒的身子趕回漢城，搶在宋秉畯之前與日本接洽合併事宜。他走的時候有家人勸他辭去官職，李完用說：“我為國民怨府久矣，退則有禍，寧始終依日以自保也。”8月16日上午9時，李完用和農商工部大臣趙重應前往拜訪寺內正毅，進行了兩個小時的密談。新聞記者聞訊後趕來採訪，統監府當局卻聲稱“兩大臣為了慰問日本水災來拜訪”。次日，韓國各大報紙均報導了李完用因慰問日本水災去拜訪寺內正毅的訊息。事實上，這次密談就是日韓合併相關會談的序幕。
在當天的密談中，寺內正毅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合併的要求，李完用和趙重應表示沒有意見。不過李完用提出合併後的兩項要求：一、保留韓國的國號（日方打算在合併後改“韓國”國號為“朝鮮”）；二、將皇帝（純宗）、太皇帝（高宗）在合併後封為公爵，以免過分刺激民心。寺內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當夜，李完用又一次找到寺內，並對他說如果不答應他的兩項要求的話就拒絕簽約。寺內表示改“韓國”為“朝鮮”是日本內閣的決議，無法收回；至於對韓國皇帝、太皇帝的待遇問題，不只封公，就算封王都可以。次日，寺內正毅將他擬出的條款及將韓國君主封王的問題電告日本內閣，日本內閣表示同意並予以批准。當然，這一切都是李完用和寺內正毅的秘密交涉，當時外人並不知曉。
隆熙四年（1910年）8月18日，李完用在韓國內閣會議上公開討論寺內正毅提出的條款，由於當時的內閣大臣幾乎都是親日派，所以都同意合邦，唯獨學部大臣李容稙誓死反對，條款竟未得到通過。李完用對此十分慌張，他害怕一旦合併條約不能迅速達成，一則使秘密外泄，遭到全國人民反對，又會有性命之憂；二則被日本趕下台，讓宋秉畯奪權。因此他四處奔走，遊說其他高官和元老同意日韓合併。兩位外戚閔丙奭和尹德榮在李完用的威脅利誘之下由反對合邦變為同意，這就為李完用加了重重的砝碼。21日夜晚，李完用去找純宗皇帝，告知合邦之事，純宗知道事情已經無法挽回，痛苦地同意了李完用的要求，李完用走出以後，純宗就掩面哭泣。接著，李完用又去德壽宮謁見太皇帝（太上皇）高宗，高宗平靜地表示：我是個不能參與政治的人，對合邦不便發表意見，一切皆由皇帝和大臣們商量吧。李完用欣喜若狂，急奔而出。高宗則在他走後仰天長嘆，痛哭失聲。
大韓帝國皇帝純宗簽署的李完用全權委任詔書
大韓帝國皇帝純宗簽署的李完用全權委任詔書8月22日下午1時，朝鮮王朝召開了最後一次御前會議，地點在昌德宮之興福軒。會上除了韓國的皇族和大臣以外，還有兩個日本人——宮內府次官小宮三保松和統監府書記官國分象太郎參與以監視會議。日本的軍、警、憲也對漢城全城進行戒嚴，會議是在警備森嚴、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召開的。李完用在會議上說明日韓合邦已經不可避免，並說經過與統監府的交涉，內閣全體大臣一致贊成合邦。政界元老金允植及皇族代表李載冕也沒有強硬反對而被迫同意，其他皇族和大臣看見皇帝如此，也就不再說什麼了，會議遂匆匆結束。而誓死反對合邦的學部大臣李容稙則被李完用故意不通知出席會議，他後來聽說後，只能捶胸頓足地痛哭而已。
李完用拿著純宗皇帝授予的委任狀趕往統監府，和農商工部大臣趙重應向統監寺內正毅報到，並於下午4時以大韓帝國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在合併條約上籤字，寺內正毅代表日本政府也簽了字，《日韓合併條約》在寺內正毅的頤指氣使、李完用的一手包辦下終於簽訂了。至此，大韓帝國暨五百多年的李氏王朝為日本所滅，朝鮮半島也開始了長達36年的殖民地時代。
晚年生涯
作為《日韓合併條約》的韓方主導者，李完用與參與此事的另外七位內閣大臣被合稱為“庚戌國賊”。8月29日，條約正式生效，大韓帝國滅亡。日本的朝鮮總督府開始進行殖民統治。韓國的稱呼也被恢復為“朝鮮”。李完用的待遇自然不菲，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純宗三年）10月1日頒布的“總督府官制”中，李完用被任命為朝鮮總督府中樞院顧問，10月7日被封為日本帝國的伯爵，位列華族，並頒給恩賜金15萬元。此後李完用又投身於“日鮮融化”的事業中，他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純宗四年）以後頻繁渡日，並參拜明治天皇陵，謁見大正天皇。大正五年（1916年，純宗九年），當日本宣布朝鮮李王世子李垠與日本皇室之梨本宮方子訂婚的訊息時，李完用於8月4日在《每日申報》上撰文，回顧了他在合併前與伊藤博文提出的聯姻建議及他在日朝皇室間“穿針引線”的作用，並提出了“內鮮同化”（內，指日本本土）的口號。大正八年（1919年，純宗十二年）1月27日，李完用被任命為中樞院副議長。在這一年發生“三一運動”，孫秉熙等宗教領袖甚至寄希望於李完用出面呼籲獨立，李完用直言不諱的告訴他：如果獨立實現了，我的腦袋就沒了。在三一運動過程中，李完用先後三次發表對獨立運動的警告文，三一運動後又向新任總督齋藤實呈上《內鮮人融合問題具申書》，為日治朝鮮的長治久安出謀劃策。由於他對日本忠心耿耿，日本於大正九年（1920年，純宗十三年）晉封他為侯爵。
晚年李完用
晚年李完用此時的李完用非常得意，他還出任一連串親日組織的名譽會長或顧問的職位。但他的內心卻十分恐懼，因為作為頭號賣國賊，他是眾多朝鮮愛國志士仇恨的對象，他在大韓帝國時期除了李在明暗殺事件以外，他還曾遭到李鐸、李東秀等人的暗殺，因此有人說他患上了“刺客恐懼症”。合併以後，李完用的警備異常森嚴，但仍有人不斷試圖暗殺他。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公布的“七可殺”中，李完用就被列入其中。大正十年（1921年，純宗十四年）10月8日，李完用遭到了韓宗河的炸彈襲擊，大正十四年（1925年，純宗十八年）12月16日又遭李榮九暗殺，不過兩次暗殺事件他都毫無發損。
大正十五年（1926年，純宗十九年）2月11日，李完用死於肺炎（當年被李在明暗殺時傷及半邊胸部，以致失去機能，被認為是遠因）。日本追授他大勛位菊花大綬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朝鮮李王家以外唯一受此勛的朝鮮人。
評價
負面
李完用一生都以外國為倚靠，早年為親俄、親美派，後期完全倒向日本，最終出賣了自己的祖國。因此當代不論是朝鮮或是韓國的主要論述，都將李完用視為親日派與賣國賊，一直以來對他“走狗”、“賣國奴”的詈罵不絕於耳。不僅是朝鮮半島，就連在中國，李完用也是“賣國賊”的代名詞，清末、民國時期曾湧現出包括《亡國恨》、《賣國奴》、《李完用賣國秘史》等大批描寫李完用的文學和戲劇作品，使李完用作為賣國賊的形象深入中國人心，以至於當時的中國政界和知識界普遍使用“李完用”或“李完用第二”來代指賣國賊，此種例子不勝枚舉，比如張學良曾在密信中說“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類者，確願作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點小利祿，言之不覺淚下……”，而1938年底汪精衛發表“艷電”投日叛國時，重慶《新華日報》也發表了名為《汪精衛叛國》的社論，其中寫道：“汪精衛竟然配上了李完用、鄭孝胥而成了東亞的第三‘傑’了。”可見“李完用”這一用詞在當時的中國相當流行。
正面
不過後來也有部分人士認為李完用是為了顧全大局才親日並贊同合併的，並且李完用早年也是期盼國家富強才親美親俄的，並且積極參與獨立協會，鼓吹獨立。後來迫於形勢投靠了日本，李完用曾一再強調是大勢所趨。在1905年《乙巳條約》締結、韓國淪為日本的保護國時，贊成締約的李完用在全國民眾的反對聲下，宣稱他的目的是：“我們只是把外交一項權力暫時交給鄰國，而我國富強的那一天終將會到來，因而我們要積極地與日本相互提攜。日本不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有利條件，而且開發韓國是他們的一貫方針，儘管日本完全有吞併韓國的能力，但他們並沒有那樣做，而是為扶持韓國的獨立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還再三強調，如果沒有日本的指導，韓國的內政改革就不能順利進行。李完用本人對此也深有感慨，他在被李在明刺殺後、在溫陽療養時曾做了一首詩：“大韓醫院降元吉，明窗淨機獨坐時。吾死吾生何足說，此心惟有後人知。”表達了他對於當時人們不理解他的苦衷的痛苦。所以，有韓國學者評價他是“愛國和賣國的兩面相”。
李完用書法
李完用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