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柳詒徵
- 別名：希兆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鎮江
- 出生日期：1879年
- 逝世日期：1956年2月3日
- 職業：歷史學家、圖書館學家、書法家
- 畢業院校：三江師範學堂
- 主要成就：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
- 代表作品：《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
- 字：翼謀
人物生平,得意弟子,人物軼事,學術成就,史學觀點,主要著作,為學守則,人物風骨,
人物生平
1880年，柳詒徵出生於江蘇鎮江丹徒，5歲父親病故，母親帶其與其姐投奔外祖鮑家，入鮑家書塾讀書。
柳詒徵
柳詒徵1914年2月，應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歷史教授；
1927年，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
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並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抗戰期間，先後任教於浙江大學、貴州大學和重慶中央大學，兼任國史館纂修。新中國成立後，執教於復旦大學。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
曾主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現存書目》。
柳詒徵生平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880至1899年，柳氏父親早死，幸母親持家、教導，故培養了柳氏重孝敬、求仁愛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陳善余的教導，產生了研究目錄學及中國歷史的興趣。
第二階段：1900至1927年，維新變法，柳氏進入江楚編譯局，就學於倡言變法的繆荃孫，隨師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歷代史略》為教材；1915年後，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國文、歷史科，南高改並為東大，柳氏為歷史系教授，任教中國文化史、東南亞史、印度史等，與吳宓等主辦《學衡》；1926年正值東大發生“擁郭拒胡”的學潮，而柳氏反對校長郭秉文及學生運動，遂離東大；
第三階段：1927至1937年，柳氏就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整理舊籍，分類編目，並完成了三十六冊的《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更主編《國學圖書館年刊》，撰成《國學圖書館小史》；九一八事變，南京告急，柳氏東奔西走請求政府接收藏書，但政府可供藏書的地方不足，故書籍被戰火焚毀，自謂“對祖國文化未盡到全責”。
1879年出生。7歲失父，家境貧寒，同姐隨母到外婆家，課督於母鮑氏，就讀於鮑氏書塾，日誦經書、詩文。以家無藏書，勤奮借抄。
1896年，柳詒徵17歲考中秀才，後曾就讀於三江師範學堂、江陰南菁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師從繆荃孫、黃以周、李瑞清等人。卒業後曾任教江南高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實業學堂、寧屬師範學堂、兩江師範學堂、北京明德大學；並一度主持鎮江府中學堂校政。
1902年，隨繆荃孫前往日本考察近代教育。回國後曾就學於三江師範學堂。
1903年創辦思益國小。之後曾任江南商業高等學堂、兩江師範學堂等校教習。
1912年主持鎮江府中學堂。不久轉任北京明德大學教授。
1914年，兩江優級師範學堂改建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受江謙之聘任文史地學部歷史、國文教授。
1920年南京高師改為國立東南大學。
1925年國立東南大學發生學潮，1926年柳詒徵北上，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
1937年，抗戰前夕，為轉移圖書入川奔走。抗戰爆發後講學於國立浙江大學、國立貴州大學。
1938年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
1946年，抗戰勝利後，復回南京出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兼任國史館纂修。
1948年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榮。
晚年以讀書校書為樂。曾請同鄉印人趙蜀琴鐫“一生書里活”之印。
1956年2月3日，在上海逝世。平生布衣蔬食，卒後僅遺一床一桌，書10餘箱。
得意弟子
人物軼事
博雅宏通
柳詒徵少時失父，家境清寒，常“僅賴少許醬豆腐下飯”。但其母出身書香門第，柳詒徵自幼受母教誨，許多古代文史要藉經典，讀得爛熟，背誦如流，17歲便考中秀才；當時一位詩人曾作“次韻柳翼謀”七律一首，結句對柳詒徵有“君看一代稱韓柳”之贊。此後柳詒徵又先後於金陵锺山書院、江陰南菁書院師和三江師範學堂師從名儒繆荃孫、黃以周和李瑞清。他學習勤奮刻苦，“日常閉門自禁於斗室案頭之中，鹹與書籍為伍”，與當時一些紈絝子弟的奢侈懶惰惡習恰成鮮明對照。經年積累，大師培育，使他學問日臻豐厚圓熟，以致他“日後寫稿，竟不假思索，往往振筆疾書，文不加塗改，作詩也如雲移流水，生花妙筆，一氣呵成。”自三江師範學堂畢業後，柳詒徵又得繆荃蓀資助東渡日本留學一段時期，就使他對當時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進一步的接觸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學也遠遠突破了乾嘉學派的眼界，如他將董仲舒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易稱為“正其義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他解釋說，“所謂利非為個人私之利益，乃指國計民生與國利民福而言；所謂功，非貪天功之說，乃指努力創建以竟全功言”，這和孫中山當時提出的“民生史觀”正是共通和相合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期，柳詒徵被聘為國文歷史教授，並曾任史地部和歷史部主任。國立東南大學時期，他主講中國文化史和中國通史，“聲如洪鐘，有條不紊，娓娓動聽，文法理工諸科學生，不論選讀與否，大都趨之若鶩，課堂總是座無虛席，擠得水匯不通。”柳詒徵“對來學之士，無不因材施教，誨而不倦，且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學家張其昀曾談到他在南高師受三位教師的影響最深，即劉伯明、柳詒徵和竺可楨。他當年報考南京高師時，由於體格瘦弱而被認為不符錄取條件，後柳詒徵力陳其成績優異，提請複議，因而得被錄取。在學期間，柳之教澤，使他終生受用不盡。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誌學，柳詒徵認為，各省縣的志書，卷帙浩繁，比國史所記載尤為詳備，應該充分利用，以補國史之所不足；二是圖譜學，柳詒徵曾引宋人鄭樵語：“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並親創以搜求圖譜和實物為職志的史地陳列室；三是史料學，柳詒徵曾引黃梨洲明儒學案語：“學問之道，以自己用得著為真”，強調史藉如煙海，必須有方法加以選擇。並認為章實齋在《文史通義》中所說的兩種方法，“裁篇別出”和“重複互注”，是做學問必須具備的功夫。而在張其昀離校畢業時，柳詒徵在其紀念冊上僅題“守約”二字，告誡他讀書不宜廣而宜專，並向他解釋說，“重要的書宜分精讀與瀏覽兩類，對精讀者必須自始至終絲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點，虛心涵泳，融匯體察，如此方能貫通領悟；至於瀏覽者，僅系供參考之用，庋藏儲備，隨時調閱，能提要鉤玄，明其大體即可。”張其昀所在的一班國文系一班學生十多人，經他精心培植，以後在學術上都卓有成就，除張其昀外，如繆鳳林、景昌極等人，因而吳宓曾評價為南高東大“空前而絕後”之最優秀之一班。
柳詒徵說文化
柳詒徵說文化柳詒徵著述極豐，其力作有《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歷史要義》等，而“把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其所著《中國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冊，約一百餘萬字，“每編分章分段，緊接於段落後必附引經史、諸子百家語，以及現代中外學人的讜言偉論，藉供讀者的徹底了解。書中所紀俱系前言往行，簡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證今，以今鑑古，期能於歷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謬誤，而後折衷至當，以成定論。”其《中國歷史要義》一書，分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誠、史義、史術、史化十大篇。有的學者評價該書，“更見精采，美不勝收”，“在我國的史學名著之中即以之持與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實齋的《文史通義》相較，要亦可以先後比美。”除了史學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詒徵“詩文書法”也“俱足名家”，“為文不論說理、記事及其抒情，無一不精”，被人推許為“直入六朝堂奧”；其詩則得到吳宓“雄渾圓健，充實光輝”的評語；而“書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隸，幾無不能；尤以隸書筆法，與其師李瑞清相近”。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對這位學術大師的治學成就，吳宓在《空軒詩話》中曾有一番較全面的評述，他將其與梁啓超相比：“近以吾國學者人師，可與梁任公聯鏢並駕，而其治學方法亦相類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謀先生詒徵。兩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據、義理、詞章，以綜合通貫之法治國學；皆萃其精力於中國文化，皆並識西學西理西俗西政，能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論；皆歸宿於儒學，而以論道經邦、內聖外王為立身之最後目的；皆緣行道愛國之心，而不能忘情於政治事功；皆富於熱誠及剛果之勇氣；皆能以淺顯犀利之筆，為家喻眾曉之文；皆視詩詞為餘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兩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處。”
“低頭菩薩”竟成“怒目金剛”
柳詒徵在南高、東大和中央大學之時，平素給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長須，平日身著長袍馬褂，一尺長的旱菸桿繫著黑布菸袋，始終不離手中；無時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學生見面行禮，他總是拱手作答，最為謙虛。言語幽默詼諧，一派謙謙君子風度。抗戰期間，江蘇省政府遷至興化，一天，柳詒徵有事與一隨從一起入興化城，崗哨衛兵照例盤問其居住地址，柳詒徵竟啞然無以為對，哨兵斥之離去，柳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門城內建設廳長住宅，崗哨始準隨從入城通報，由建設廳長到北門迎接後方得進城。以後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詒徵卻連連誇獎哨兵訓練有素，忠於職守，並自嘲說：“這是報應，我平時當老師時常給學生吃鴨蛋，此次我連吃三個鴨蛋。”說畢大笑。但“緊要關頭”，柳詒徵卻“自然不肯馬虎放過”。抗戰勝利後，柳詒徵選聘為江蘇省參議員，凡關乎國計民生之事，他總是仗義執言。一次開會時，省主席及各廳長均列席被質詢，當時教育廳長曾為一件事指責議員吹毛求疵，柳詒徵先生當即抗聲而起，手指某廳長聲色俱厲地斥責說：“你是我在高等師範時的及門學生，何以這樣糊塗，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須知道議員是代表人民行使神聖的任務，你們不過暫時負一時治權責任，應當小心，敬聽主人翁代表的意見。沒有民主修養就不配列席會議，就不配做民主國家官吏。”想不到一個“低頭菩薩”竟成“怒目金剛”，教育廳長一時被訓斥得面紅耳赤，呆若木雞，不知所對，而全場則掌聲不已。
淡泊名利
柳詒徵幼時隨母居外祖家，步入社會後四海為家，債賃為居。雖然如此，他仍淡泊錢財。早年在兩江師範學堂執教，當時為尊師起見，一般每月工資例由會計親送教師，而兩江師範會計卻要教師自己去領。柳為維護師道尊嚴，數月不領，學期結束即請辭，校長李梅庵不捨，托陳善余詢問原委，遂後才責正會計，得以挽留。1938年，柳詒徵應竺可楨之敦請到位於貴州泰和的浙江大學講學，在課堂上講到日寇在南京大屠殺時，義憤悲昂，突發中風昏倒在講台。校長竺可楨延醫急救，後柳又在校休養三月。離校時，竺派校車送行，並讓秘書送去舟資三百元，柳詒徵以因病講學未成，堅決不收川資、薪金。
學術成就
文史學家
柳詒徵是中國近現代史學的先驅、開創人。1903年編寫《歷代史略》 ，打破綱監的編年形式，從唐虞三代至明末，系統敘述歷代史事沿革，是最早的一部近代新式中國歷史教科書。他也是中國編著新型歷史教科書最早、最多的學者。1905年完成《中國商業史》，是最早的中國商業史專著。1910年完成《中國教育史》，是第一部中國教育史著作。柳詒徵1923年完成《中國文化史》 ，為中國文化史的開山之作。柳詒徵透過許多著作，闡明中國文化義理，是中國文化學的奠基人。柳詒徵是現代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國學導師。作為現代中國文化宗師，創辦《學衡》雜誌、《國風》半月刊、《史地學報》等學刊，致力於中華文化的昌明、發揚。
柳詒徵《國史要義》
柳詒徵《國史要義》現代儒學宗師
柳詒徵是現代儒學宗師。作為史學家，由史學昌明儒學。他認為，儒家經典《詩》 、《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為未經驗者之先導也；另一面，中國史學通貫儒學，儒學精神是中國古代史學的核心。柳詒徵發表論著，對孔教正本清源，指出了儒學之於現代社會的意義，“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以孔教拯救現代社會，“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以柳詒徵為南雍雙柱之一的南京大學，是現代儒學復興的策源地；以其為國學支柱的學衡派，成為後世新儒家的學術濫觴。
國史要義
國史要義歷史哲學家
柳詒徵是一位歷史哲學家。“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他在《國史要義·史識》篇中定義歷史哲學：“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著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群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群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
圖書館學家
柳詒徵是一位目錄學家、圖書館學家。1927年主持國學圖書館，直至1948年。其間提供住讀方式便利來館的遠方好學之讀者，為中國“圖書館事業中之創舉”。為便於“群彥之責索”，乃編著藏書總目，延聘王煥鑣、周雁石等數人經數載努力，1935年完成《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這是中國第一部圖書館藏書總目。
教育家
作為教育家，柳詒徵愛才、重才，言傳身教，培植弟子，“多能卓然而立”，人稱“柳門成蔭”。更多的人則是受到柳氏學問、道德、人格、理想的影響。
柳詒徵著作
柳詒徵著作在中國學術界，有說他“培養出來的文、史、地、哲各門乃至自然科學方面的著名專家最多”。弟子如繆鳳林、張其昀、宗白華、茅以升、陳方恪、陳訓慈、范希曾、鄭鶴聲等人，皆有造就。柳氏教學之法，鄭鶴聲曾說，“柳先生的教學方法，以探求書本為原則。他講中國史的時候，並不編 輯課文，或某種綱要，僅就一朝大事，加以剖析，而指定若干參考書籍，要我們自動地去閱讀，讀了以後，要把心得記在筆記本上，由他詳細批閱。他要學生平時以閱讀正史（二十四史）為主，並經常從正史中出許多研究題目，要我們蒐集材料，練習撰作能力，由他評定甲乙，當為作業成績。這種治學方式，的確是很基本的，促使我們養成一種嚴謹篤實的學風，使我們一生受用不盡”；張世祿回憶說他教導學生要能做“比較思考”，鼓勵學生“自己找問題去鑽研歷史”；胡煥庸回憶他的授課“夾敘夾議，既不是枯燥無味的考證，也沒有不著邊際的空談，真可說是廣徵博引，有引人入勝之功”；茅以升曾說，“我從先生受業八年，感到最大獲益之處，是在治學方法上從勤從嚴，持之以恆”。
柳詒徵題字
柳詒徵題字書法家
柳氏初學唐碑，以顏、柳為基礎，既而學趙、董，純是帖學館閣路數。1901年後學北碑，經張謇而受張裕釗的影響，又與張小樓相切磋。1908年後入兩江師範學堂任教習，又受到李瑞清的啟迪，臨寫北碑突飛猛進。篆、隸、真、行、草各體兼能，尤以北碑成就最高。善書漢、魏二朝碑版，尤擅寫經石峪、顏真卿。
史學觀點
著名學者柳詒徵是一位地道的實證主義者。柳氏史學之魂，乃是政治實用主義。就史學流派而言，民國史學有求真與致用之分野。柳氏乃屬致用一系。就史學淵源而言，柳氏史學實為晚清國粹派史學的邏輯延伸。就經學與史學的互動而言，柳氏史學可視為其經學立場在史學領域的展開。這種展開，從史學的立場看，就是所謂“史術通貫經術”，亦即以“史”來表現他的根本理念。所謂“史”，乃“學術”之代詞。而“經”則是他所謂“政治”、所謂“實用”、所謂“禮”的對應語。近代史家一般都信奉進化史觀，柳先生卻不大相信，提過許多質疑，作過諸多批判。柳還不大相信歷史運動的因果聯繫。柳詒徵的思想既有核心，又有系統，層次清楚，邏輯井然，形成一個相互銜接的系統。
柳詒徵史學觀點
柳詒徵史學觀點論孔子
他認為，中國兩個最大的學問家是老子和孔子，其學問均從史學產生出來。孔子不是經學家，而是史學家。老子與孔子所講的“道”，就是“從歷史上看出人類常走的路”，即人生之規律。所以，理學與道學均來自史學。又說，孔子學說貫穿中國全部歷史，此前之史則賴孔子得流傳。認識孔子，就掌握了讀史之綱。他還認為，清代乾嘉諸儒獨到之學實為史學而非經學。柳對清代考據學整體評價不高，對漢學有所批評，對宋代文化評價甚高，均與陳一致，但陳認為清人以經學見長，幾乎無史學，則其史學內含實與柳氏殊異。柳的經學與史學相互交融，陳則相互分別，故產生上述殊異。這也反映了柳的古文經學立場。將柳詒徵的上述言論置諸章太炎、劉師培、鄧實諸家中，可謂水乳交融，難加區分。
史德論
在近代史家中，柳氏身上的道德色彩顯得特別濃重。所謂“道德”，包含熱愛國家、尊重傳統、崇尚氣節、端正人格、勤奮工作、一絲不苟等豐富內涵，但核心是“養心術使底於粹”，從而促進民族國家的利益，出發點是現實政治。他曾說：“吾之人本主義，即合全國為一道德之團體者。”與此相適應，《國史要義》專列《史德》篇，修正劉知幾、章學誠、梁啓超等人的“史德”論，按以己意，重新申說，力圖“兼本末、包內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與政治實用主義相配合，形成一套獨特觀點。就文章寫作角度看，他從史德方面提出過一些規範，如文無溢美、不為諱飾、不為曲筆之類，但更注重的，還是從道德角度對人進行規範，最終把史學理論轉化為一種促進民族發展的道德哲學與倫理學。
柳詒徵書法
柳詒徵書法他認為道德是一種正義感。觀察歷史，應以這種正義感為準繩。在他看來，依道德準則衡量歷代王朝的正統性無可非議。他一反近代新史學家的觀念，令人驚奇地對向來遭受批判的傳統“正閏觀”持肯定態度。這種肯定完全是從現實政治出發的。就是說，只有肯定持有正義的王朝的正統性，才能使現實中不具有正義性的野心家不敢輕舉妄動，所謂“使亂臣賊子懼”。
在柳的史德論中，歷史、史家、道德實形成一個互動為用的循環。歷史（即儒家經書）是培養人類道德修養的源泉。史家帶著道德感去寫史，又通過撰史活動增進自身及社會的道德感。柳的“史德”觀，實已擴展到現實政治，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宗旨，指明了史家修德的途徑（有賴於史）與作用，拓寬了“史德論”的領域，而且並不認為“史學致用”是不德。
柳詒徵書法
柳詒徵書法史學功能論
由於信奉史學中心論，柳自然會把歷史說成無所不能，這是他史學功能論的特點。1925年，在《學衡》發表《歷史之知識》，著重闡述史學功能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歷史能提供人類以往活動的經歷與經驗，供現代人參考、套用。“研究歷史的最後目的，就在乎套用。”“我所希望於研究歷史的人，並不在乎成為考據家或歷史家，而在乎自己套用。”一針見血地表明了他的政治實用主義思想。
柳氏的史學功能思想貫穿著他的基本史學觀念和史學目的思想。無論史學功能多么完備，也要看運用者的心術，所以他又說：“史籍之用，亦視學者之用心何如。用之當，則可為人類謀幸福，為國家臻治平；用之不當，則可以啟亂飾奸。”這樣，史學功能思想就又與史德論結合起來了。
歷史研究法
柳氏認為，中國古代雖無歷史研究法之名，但三傳之於《春秋》，各有師說，以解析《春秋》之義法，準此而言，則世之有歷史研究法莫先於中國。從此觀念出發，他把歷史研究法劃分為兩個方面：讀史之法與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中，他對文字學方法、統計學方法、校勘與考據方法發表過精闢見解，都貫穿著“以史為根本”、不希望藉口科學方法來干擾史之根本地位的史學中心論，比較有特點，也都無懈可擊。而且，他雖精於校勘考據之學，但不主張唯考據是能，則又是政治實用主義使然。 讀史之法看上去似乎是技術性比較強的方法，而且主要是一個實踐經驗問題，可以見仁見智。實際上，它同樣反映柳氏的基本史學觀念。他主張讀原著，反對唯讀教科書，就表明了他對新式教科書的態度（這也是章太炎的態度）。讀原著還有讀經的意思，所以他提出：“治史學莫先於讀經。”柳在讀史之法中提出的最有價值的觀點是：讀史須求得圓通。
柳詒徵書法
柳詒徵書法主要著作
柳詒徵一生髮表論文50餘篇，專著多種。其中《中國文化史》70餘萬言，引用資料自六經、諸子、廿五史、歷代名家著述、國外漢學家論著及近代雜誌、報紙、統計報導等達600餘種。
《中國文化史》
《國史要義》
《東亞各國史》
《印度史》
《南洋群島史》
《國學圖書館小史》
《中國版本概論》
《劬堂題跋》
《中國教育史》
《中國商業史》
《商業道德》
《中國財政史》
《柳翼謀文錄》（台北廣文書局1970）
《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為學守則
一保身：遏嗜欲、省思慮、平怨怒、節飲食、謹言語、懲偷惰。
二修德：事親孝、與人忠、立志堅、律己嚴、執事敬、處境淡。
三勤學：讀經書、考史事、講理學、習國政、作詩文、究技藝。
人物風骨
柳氏的學問之深，一般人不敢問津。所謂卓異者，知識分子之風骨也。那么他在治學上有哪些獨到的見解，做人上有哪些卓異的地方呢？
柳詒徵書法
柳詒徵書法治學
做人
為人行事上，最見其風骨。柳先生成人後，終其一生，奉行“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
柳詒徵書法
柳詒徵書法1925年國立東南大學風潮中，柳先生遭人攻訐，說他想做文學院院長，又說他想做江蘇教育廳 長，先生也不分辯，只是馬上辭了國立東南大學的教職，遠走東北，應了國立東北大學之聘。直到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國立東南大學改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柳先生才回來任該校教授兼籌備委員。當時實行的是大學區制，全省的專門學校和中學校，都歸這個大學管轄。
中央政府規定，指撥江蘇田賦180萬，充教育專款。而省財政廳長說，江蘇預算已經制定，田賦收入並無餘款可以指撥。校長和財政廳長商量不通，派柳先生和另外兩三個籌備委員去仍是不通。隔了一天，校長再派柳先生等兩人去。財政廳長說，已說過一個錢也沒有，何必又來說空話。柳先生說，這次不是來說空話，只是商量一個具體的辦法。接下來說：我曉得財政家都有個秘訣，收入是以多報少，支出是以少報多。財政廳長一聽立即站起來說，哪有這樣的情形，若是這樣，你來當廳長我去教書好了。柳先生說，請您莫動氣，我若是不明了江蘇財政的實際情形，也不敢亂說，我是讀書人，已從《賦役全書》上看到了最近全省的各種統計數字。我們江蘇的老百姓向來不敢拖欠國稅，但是每年秋勘之後，徵收總不足額，那是各縣知縣和胥吏舞弊，名為民欠，其實都可追繳。所以每年的預算，都有帶徵積欠一項。前天廳長讓我們看的本年預算，田賦收入項下，既與征額之數不符，又和前幾年實征之數不符，又未載明帶徵積年的欠款，這不明明是以多報少嗎？你若不相信，我可以將我寫的一篇賬請你細看。廳長無語。柳先生又給對方出主意，說，你既已在省府會議上說過沒錢，再開會時，也不必說這筆錢是從哪裡來的，只說教育經費至關重要，教育界諸位逼迫太甚，我沒有辦法只好承認了，各位就不必問這筆錢的來路，你看這樣說好不好？這話若可行，就一言為定，180萬照撥，你若不以為然，我就將我所寫的，在各報上公布，請莫見怪。“這位廳長，真正漂亮，聽我一席話，滿口應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