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基本信息,作者簡介,圖書目的,專家點評,思想體現,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本選讀,
基本信息
書名：《文史通義》
作者：章學誠
類型：史學理論
成書時間：清嘉慶六年（1801年）
作者簡介
章學誠（1738-1801年），字實齋，號少岩，浙江會稽（今紹興市）人，是我國封建社會晚期一位傑出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不僅批判了過去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他對編纂史書的具體做法，又表現在他所修的諸種地方志之中。
章學誠
章學誠章學誠在這部書中提出了“經世致用”、“六經皆史”、“做史貴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論斷，建立了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同時還在總結前人修志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志屬信史”、“三書”、“四體”、“方誌辨體”和建議州縣“特立志科”等重要觀點，建立了方誌理論體系，創立了方誌學，從而奠定了章學誠在清代史學上的重要地位。
章學誠在《與族孫汝南論學書》一文中回憶他的童年時說：“仆尚為群兒，嬉戲左右，當時聞經史大義，已私心獨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這說明章學誠自幼對經學和史學理論就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且所發的議論經常令大人吃驚，在這方面顯示出良好的資質。章學誠十五六歲時，隨父親到湖北應城，從館師學習舉子業。但他對此卻很厭煩，於是偷偷說服了妻子，將金銀首飾摘下，賣錢換來紙筆，雇來縣裡的小書吏，連夜抄錄春秋內外傳，以及東周、戰國時的子、史書，然後根據自己的意圖，把它們分析開後重新組合，編纂成紀、表、志、傳體裁的史書，共100多卷。可是這些事情還沒來得及完成，他便因“館師所覺，呵責中廢”。可見他在青少年讀書時期，主要經歷也是用在歷史編纂學方面的。他真正萌生撰寫一部史學理論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歲的時候。章學誠曾說： “嘗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約為科律，作為數篇，討論筆削大旨。”（《與族孫汝南論學書》）
章學誠在太學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決心著手撰寫《文史通義》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學誠因“二三當事，猥以執筆見推”，進入太學志局，參與《國子監志》的編修工作。但他一旦進入志局，便感到處處受牽制，難以施展自己的才幹。尤其令他氣憤的是，志局監領嫉賢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權力，顛倒是非，排擠和打擊真才實學之士。數年之後，章學誠忍無可忍，於是憤然離開志局。離開志局後不久，他給曾任順天鄉試考官、一向很關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寫了一封長信，陳述了自己離開志局的原因和今後的打算。他說：“學誠用是喟然謝去，非無所見而然也。昔李翱嘗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幾至三代兩漢，而史才曾無一人堪與范蔚宗、陳承祚抗行者，以為嘆息。夫古人家法，沈約以前，存者什五，子顯以下，存者什三。
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關於《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年代，章學誠未曾明確說過，但還是可以通過他的一些行跡和言談推斷出來。在上面給朱春浦的這封信中，章學誠還說道：“出都以來，作為《文史通義》。”這表明《文史通義》一書的動筆時間，應當在他出都後不久。根據他信中說明的情況，章學誠是在出都的次年寫的《文史通義》，那時已經距離他離開故鄉整整20年了。章學誠離開故鄉是1753年，則《文史通義》的動筆時間應當是1772年，章學誠時年35歲。
由於章學誠一生貧窮，為了生計常常要四處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穩坐下來從事學術研究，所以《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時斷時續，進展十分艱難和緩慢。學誠逝世前一年，因為積勞成疾，已經雙目失明，即使這樣，仍筆耕不輟。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計畫的《圓通》、《春秋》等篇還未及動筆，便遺憾地死去。可見，《文史通義》一書的寫作，自章學誠35歲起，至他64歲逝世時止，共歷時29年。但嚴格說來，仍沒有寫完。
圖書目的
章學誠撰寫《文史通義》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闡發史意或史義。他在《和州志·志隅自敘》一文中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做也。”在這裡，他通過與以上諸家的比較，明確指出自己撰寫《文史通義》一書，就是為了闡發史意。此外，章學誠還在《文史通義》的許多篇章中談到了闡發史意的重要性。例如他在《文史通義·言公》篇中說：“做史貴知其意，非同於掌故，僅求事文之末。”在《文史通義·史德》篇中說： “史所貴者義也。”在《中鄭》篇中說：“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等等。
《文史通義》局部
《文史通義》局部《文史通義》命名來源。章學誠為何如此強調史意的重要性呢？他認為史學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義三個部分，其中史義是靈魂，因此最為重要。他在《文史通義·申鄭》篇中說：“孔子做《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據此，章學誠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文史通義》，表明他希望通過對史書和史文的研究達到通曉史義的目的。
專家點評
他把闡發史意作為《文史通義》一書的最高宗旨，也是與當時的學術背景有關的。自清初顧炎武開創考據學派之後，由於清政府採取了高壓與懷柔相結合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至乾嘉時代，考據學者們終日埋頭典籍，不問世事，竟為無用的魚蟲之學。
唐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撰寫的《史通》，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樹立了第一個高峰，後人若要趕上或超過他，就必須尋找到前人遺留下的空隙，並以此為突破口，創立自己的理論體系，決不能走前人走過的路。當章學誠青年時就在史學理論方面嶄露頭角，人們把他與劉知幾相比，他不但不高興，反而辯駁道：“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正是因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一書中大力倡導史意，言劉知幾所未言，才使他得以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樹立起第二個高峰，真正能夠做到與劉知幾比肩齊名。
思想體現
首先，扶持世教，匡正人心。他在《上尹楚珍閣學書》一文中說：“學誠讀書著文，恥為無實空言，所述《通義》，雖以文史標題，而於世教民彝，人心風俗，未嘗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竊附詩人之義焉。”學誠在這裡說的“世教”，當然是指儒家的仁義道德學說，這正是他的歷史局限所在，不過我們還是應當辯證看待這個問題。章學誠的這一觀點，在政治上雖然是消極的，但在學術上卻具有進步意義。
其次，扭轉僵化的考據學風。這點前文已有論述。
再次，對考據學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風進行揭露和抨擊。章學誠在《又與朱少白書》一文中說：“鄙著《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為之言，不盡為文史計者，關於身世有所棖觸，發憤而筆於書，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仆身後之桓譚也。《通義》書中《言公》、《說林》諸篇，十餘年前舊稿，今急取訂正付刊，非市文也，蓋以頹風日甚，學者相與離蠐攘臂於桎梏之間，紛爭門戶，勢將不可已也。得吾說而通之，或有以開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或於風俗人心不無小補歟！”
《文史通義》還為中國方誌學奠基。該書外篇四至六都是方誌論文。章氏雖長於史學，但從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學理論，用於編修方誌的實踐中。編修方誌在他一生活動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並使他成為方誌學建立的極其重要人物。梁啓超把他譽為我國“方誌之祖”、“方誌之聖”。
78 年代全國修志熱潮興起後，他的方誌學說還被用來當作啟蒙理論學習，《文史通義》也成為非談不可、非讀不行的熱門了。但該書內容龐雜，結構鬆弛，又缺少中心議題，各篇之間可以說互不關聯，這也許是因為作者一生生活極不安定，全部著作幾乎都寫於“車塵馬足之間”的緣故。
內容簡介
《文史通義》共8卷，包括內篇和外篇兩部分，內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於該書版本很多，內容不盡一致。1921年，吳興劉承乾所刻《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內篇增1卷，《文史通義》“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
文史通義
文史通義又增《補遺》8篇。解放後，中華書局據劉刻本排印，又附增《補遺續》5篇。另外，舊本《文史通義》卷前刊有章學誠次子華紱寫的序文一篇，劉刻本未載，解放後排印本補入。
其一，“六經皆史”論。關於我國史學的源流，《文史通義》開卷便宣稱"《六經》皆史也"。又說："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東學術》中，進一步闡述："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章氏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以為《六經》皆屬先王的政典，記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說明史之源起先於經，並且指明經術乃是三代之史而為後人所重視。雖然"六經皆史"不是章氏的創見，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經亦史"的見解，但是在乾嘉時期，針對"漢學"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據和"宋學"專尚"空談性天"的兩個極端，"六經皆史"提出學術必須"切合當時人事"，在客觀上卻有著積極的意義。這個命題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學"經世"的思想，不但將史學的產生上溯至《六經》之前，而且擴大了古史研究的範圍，對先秦史學史和史料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對於"六經皆史"的論述，《文史通義》的《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經解》、《史釋》、《浙東學術》等諸篇，均有涉及。
其二，有關歷史編纂學問題。這是該書的主要內容之一，散見於《史德》、《說林》、《書教》、《答客問》、《原道》、《釋通》、《古文十弊》諸篇中。章氏發展劉知幾的史學理論，於"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問題。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史德》）具備"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學"。"義"指歷史觀點，"事"指歷史事實，"文"則是表達的文筆。在章氏看來，三者以"義"為主，而"事"與"文"不過是求"義"的根據和技巧而已。然後，"義"畢竟是史家主觀的東西，那么，如何使主觀的"義"與客觀的"事"一致呢？章氏認為，"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這是說，史家治史要有尊重歷史真實的基本態度，即"填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態度。這裡的"天人之際"，是指客觀的史實與主觀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觀的偏見代替客觀的史實。所以，章學誠所說"史德"的內容，實際上就是"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態度。只要按照這個要求去做，就"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史德》）這是"欲為良史"的基本條件。
在章學誠看來，古來史書就其性質而言，基本可分為兩大類，即所謂"撰述"和"記注"（《書教》），或稱為"著述"與"比類"（《報黃大俞先生》），又稱之為"著述"與"纂輯"（《博約中》）。雖然稱謂不盡相同，而含義並無區別。前者指史家的"獨斷之學"，即史學著作；後者屬文獻資料彙編，即史料纂輯。章學誠可說是我國古代史學史上，第一個嚴格區別史著與史料的史學家。在體例方面，章氏認為通史有“六便”和“二長”八個優點。“六便”是：免重複，均類列，便銓配，平是非，去牴牾，詳鄰事。“二長”是：具翦裁，立家法。但也有“三弊”，就是：無短長，仍原題，忘標目。尤其稱讚像鄭樵撰述《通志》這種專門的學者。對於紀事本末體，章學誠亦備加讚許，以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書教下》），兼有紀傳史和編年史所不具備的優點。
其三，把方誌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我國方誌起源很早，《周官》載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當時的地方志。自宋元以來，纂修方誌之風日盛，清初修志之風更加盛行。但是，把方誌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提出系統的理論主張，始自章學誠。章氏不但對方誌的性質、內容、體例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而且將其主張貫徹於具體的編修方誌的工作中。章氏的有關方誌的論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義》和《章氏遺書》中。這是章氏對方誌學的傑出貢獻。
關於方誌的性質，歷來把它列入地理類。章學誠認為，方誌"乃史體"，與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學，自有專門"（《跋湖北通志檢存稿》），二者不能混淆。從性質上劃分了方誌與地理的區別。至於方誌的內容，章氏認為，它既然屬歷史，專載一方，就不應只重地區沿革，而輕一方文獻。因此，在體例上，他主張方誌立三書，即記載大事記和人物的"通志"、記載典章制度的"掌故"、記載文獻詩文的"文征"，以及作為附錄的"叢談"。為了徵集文獻資料，便於編修方誌，章學誠還提出了各州縣建立志科的主張。
《文史通義》相關圖書
《文史通義》相關圖書由於章學誠是封建社會末期史家，在《文史通義》中，有其高於前人的評論，但也擺脫不了宣揚綱常禮教之例，如他把謗君和怨悱的人說成"亂臣賊子"、"名教罪人"。對於歷代史學名著的評論，其觀點仍有值得商榷之處。書中所論史實，也存在錯誤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揚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義士，章學誠僅從《鮚崎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傳事有重複，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氣節的一片真心，看成是為自己的文集爭體面。這些是我們在閱讀《文史通義》時，應加以注意的。
圖書目錄
卷一內篇一
卷二內篇二
卷三內篇三
卷四內篇四
卷五內篇五
卷六外篇一
卷七外篇二
卷八外篇三
卷三內篇三
卷四內篇四
卷五內篇五
卷六外篇一
卷七外篇二
卷八外篇三
文本選讀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今雲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雲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為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為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游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雲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雲，《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為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雲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雲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雲《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雲，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雲。）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擾之文，亦泛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鐘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歷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後，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勖《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贊，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亦其時勢為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傑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後，而慾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為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為言詞，何可得耶？
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後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云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書，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並總集別集為三類，遂為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為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為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並《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為一類；遂為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騭《文士傳》，（《典論·論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鑑》，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國小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暗，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為傳志，乃為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為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為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云云。是篇為大成，而章為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後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為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為書，後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為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為後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為篇三百，而為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為篇。篇之為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系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後》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後，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謂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後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瞭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為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為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為二，《宗室》以一為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並《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
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捲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捲軸，勢自不能過長；後人紙冊為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為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為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為名，從質而標冊為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為一書，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後世片紙，難為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為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為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為題簽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歷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為乎其所不得不為，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歷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後，而身為冢宰，故製作禮樂，為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辟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歷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歷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曆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為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為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後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后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後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為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為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為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為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為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為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為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為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惎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為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為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囅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為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製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為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13k4j國k1jda學iuf57網97n67
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人，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為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為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顏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說，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說，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畫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為己，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為而發，是亦為誇多鬥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