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呂振羽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省邵陽縣金稱市鎮
- 出生日期：1900-1-30
- 逝世日期：1980-7-17
- 職業：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
- 畢業院校：湖南大學
- 信仰：馬克思主義
- 主要成就：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拓荒者
- 代表作品：《史學研究論文集》、《史論集》、《呂振羽史論選集》
簡介,生平,初期,抗日時期,建國後,主要著作,貢獻,重要貢獻,20年代末,兩個方面的工作,具體劃分,第三個10年,中國史綱,40年代末,艱難曲折,值相統一,圖書資料,
簡介
呂振羽，名典愛、字行仁、學名振羽，曾化名柳崗，筆名晨光、正於、曾與。
1928年歸國後，呂振羽到北平求職，出任《村治》月刊編輯。
呂振羽1936年，呂振羽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年至1937年，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呂振羽赴南京與國民党進行合作抗日談判。
1937年秋，他赴湖南，負責湖南省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中蘇文化協會湖南分會工作。
1939年，他來到重慶，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抗日統一戰線、理論宣傳和歷史研究工作。
1942年，他到延安，先後任劉少奇政治和學習秘書，並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任職。
1945年，在抗戰勝利後，受黨委派，呂振羽赴東北工作，曾任中共熱西地委副書記、冀熱遼救濟分會副主任、中共安東省委常委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大連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東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東北人民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教授及歷史教研室顧問、中央軍委顧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等。
1980年7月17日，呂振羽在北京逝世。
為了學術研究，呂振羽曾收藏了數萬冊古今書籍；去世後，這些書籍由其家屬捐獻給北京大學和吉林大學。捐贈的這批藏書中，有線裝書1 519種，19880冊；精平裝書1 973種，5 506冊；總數為3432種，25 386冊。其中，如元大德本《大宗地玄本論》、明萬曆套印本《孟子》、明毛氏汲古閣本《陸放翁全集》、康熙武英殿本《淵監類函》、清稿本《根儒日記》及傅山等人的字畫及金石拓片、文人學者手跡、乾隆帝御筆詩、有稗史、筆記、札記、遊記和金石考古、地方志書等。
另外，為了紀念呂振羽先生，學校在長春和北京兩地分別建立“呂振羽紀念室”。
生平
初期
呂振羽自1930年冬至1932年初，相繼發表了《中國國民經濟的趨勢之推測》、《中國國民經濟的三條路線》、《中國革命問題研究》等論文。於1932年出版了《中日問題批判》與《最近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兩書，皆被當局列為禁書。後入中國大學任專任教授，主講中國經濟史、農業經濟學、計畫經濟、中國社會史、社會科學概論、中國政治思想史，兼任民國大學的中國經濟史、朝陽大學的殖民地問題等課程，有"紅色教授"之譽。
抗日時期
他根據考古發掘材料和古文獻中全部神話傳說性記載，系統地論證了殷以前為中國史的原始公社制階段；提出殷代是奴隸制階段、西周是初期封建制階段的論斷；論定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外，還提出了殷代奴隸制社會的生產工具是青銅器的論斷；探討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確認它發生於明末和鴉片戰爭之前。
"七七"事變後，他在從事抗日活動的同時，總結了3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社會史問題的論戰；批評和論述了存在於當時中國史研究方面的問題。他這批文章後輯集為《中國社會史諸問題》，1942年出版。
呂振羽所著《簡明中國通史》上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通史著作。1948年，《中國民族簡史》問世，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中國各民族歷史的重要著作。同年，完成《簡明中國通史》下冊，連同上冊一併出版。
建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大連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東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兼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共中央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民族歷史指導委員會委員等。
此外還擔任中央高級黨校兼任教授及歷史教研室顧問、中央軍委顧問、中國史學會理事和一些重要刊物的編委等；陸續撰寫了有關史學理論建設的大量論文，部分輯入《史學研究論文集》、《史論集》、《呂振羽史論選集》。
1963年，呂振羽蒙不白之冤，失去自由，但堅持史學研究，寫下了二十萬言的《史學評論》和三千首詩詞（輯為《學吟集初草》）。"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投入監獄達八年之久，身致重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
1980年7月17日，心臟病突發，在北京逝世。
主要著作
呂振羽貢獻
重要貢獻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主流，經歷了從1919—1949整整30年的時間。從創建的艱難歷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呂振羽所做的重要貢獻。
最初的10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草徑”的10年。“五四”運動後，在“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李大釗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觀對於史學和人生的重要意義，提出唯物史觀的治史方法，成為呼喚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先聲。經過介紹與傳播，唯物史觀在中國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受到了從未有過的重視。
《建設》雜誌刊載胡漢民等人的文章，說唯物史觀“這個學說出，而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主義，同時有絕大的改革，差不多劃出一個新紀元。許多人拿來比達爾文的進化論，確是有同等的價值”。（《唯物史觀的批評之批評》，《建設》第1卷5號）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顧頡剛認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時，則我們不該不取唯物史觀為其基本觀念。”（《古史辨》第4冊《顧序》，北京朴社，1933）
20年代末
時至20年代末，郭沫若在海外清楚地看到“辯證唯物論的闡發與高揚，使它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自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一連寫出5篇剖析中國古代社會的文章，結集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在“風雨如晦”的年代傳出“雞鳴不已”的信息，標誌著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從此開出路徑。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後來說，《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將地上的古代文獻資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資料“熔冶於一爐”，“創造出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體系。”（《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大陸雜誌》第3卷第12期）郭沫若在最後一篇的最後寫下這樣一句話：“草徑已經開闢在這兒，我希望更偉大的工程師，出來建築鐵路。”
第二個10年，在已經開出的草徑上，經過社會史論戰的推動，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骨幹隊伍已經形成。
最先追隨郭沫若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並投身到社會史論戰中的是呂振羽。《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以後在國內引起轟動，而郭沫若隻身一人在日本，呂振羽清楚地看到“那些喬裝為‘歷史家’面目出現的殷代社會研究者，無論在材料上，在結論上，大都不過從郭著作片斷的抄襲，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飾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見，且從而去反詰郭氏。”（《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10頁，三聯書店，1962）因此，打算“對陶希聖、李季諸人的中國社會史的意見附帶作一較詳細的批判，對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較系統的意見。”《〈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初版序》）
兩個方面的工作
具體劃分
在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具體劃分上，郭沫若以商代為“金石並用時代”，西周為鐵的出現的時代，進入奴隸制社會。呂振羽則根據殷墟出土物及其遺蹟的發現考察，從銅器冶煉術和冶煉場遺址的普遍存在，青銅器與其它器物出土數量的比例，以及銅器製造工藝程度等方面進行論證，認為殷代並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時代”，而“應該是青銅器時代”。
呂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隸制社會”說和殷代為“青銅器時代”的觀點，很快便為新史學陣營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卜辭通纂》中“對殷代社會的意見已有不少改變”。到40年代，他在《十批判書》中不僅完全肯定殷代為奴隸制社會，而且在《青銅時代》中認為“殷代已經是青銅器時代了”。（《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601頁）
社會史論戰從一開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學史的研究。李季、葉青、陶希聖等都打著唯物史觀的旗號寫“哲學史”、“學術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別是陶希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呂振羽認為“沒有半點‘唯物辯證法’的氣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以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為樣板，對中國歷代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個粗略系統”，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統考察，成為科學的中國思想通史的先聲。
此外翦伯贊於30年代初發表《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歷史發展階段之劃分》的長文，並於1938年出版《歷史哲學教程》一書；侯外廬於1933年寫成《社會史導論》，1934年寫成《中國古代社會和老子》；范文瀾於1940年發表《關於上古歷史階段的商榷》。這些論著開闢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研究的諸多新領域。
10年的時間，在郭沫若開出的“草徑”上，以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范文瀾為代表的一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先後自覺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的古代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力求澄清在社會史論戰中的理論混亂與資料混沌。其中，呂振羽以其三部論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政治思想史》，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發展鋪下了不可缺少的堅實路石。
第三個10年
第三個10年，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在中國深入發展的10年。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毛澤東發表一系列有關學習歷史遺產、研究歷史與現狀的重要講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和近百年來社會的論述，在中國共產黨內被認為是帶指導性的原則，為此，黨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首先推出的便是一批通史著作。
1941年，呂振羽最先出版《簡明中國通史》上冊，1948年出版下冊，下限到鴉片戰爭。寫法與歷來的通史“頗多不同”，主要是“把中國史作為一個發展的過程來把握”，“注重於歷史的具體性”，“儘可能照顧到各民族的歷史和其相互作用”，“把人民歷史的面貌復現出來。”這在我國是運用唯物史觀指導編寫中國通史的最早嘗試，作者提出的編寫中國通史的基本原則，對推動我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起著積極作用。
差不多同時，范文瀾自1940年8月至1941年年底，在集體編寫的基礎上獨自完成《中國通史簡編》上冊（五代以前）、中冊（宋至鴉片戰爭），初步建立起新的中國通史體系。
《簡明中國通史》和《中國通史簡編》代表了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通史的最高水平，並為此後的中國通史編寫奠定了基礎。
中國史綱
當然，不應忘記的還有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卷；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和《中國思想通史》第一、二、三、五卷；范文瀾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的講座《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以及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
民族問題始終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理論問題，自呂振羽步入社會史論戰以來，就一直關注民族問題的研究。《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專有《遠古中國各族系別的探討》一章，編纂《簡明中國通史》特彆強調的三點中有一點是“儘可能照顧中國各民族的歷史和其相互作用，極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義的觀點滲入”。
民主建國前夕，民族問題更具有現實意義，呂振羽從兩個方面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是中國的民族問題從來沒有系統地研究過，中國境內究竟有多少民族，他們的起源、歷史過程以及現狀怎樣，法西斯大民族主義者是完全無知的；二是“為人家書本的虛偽與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構成一些不切實際的乃至錯誤的論斷”（《〈中國民族簡史〉初版序》），於是在戎馬轉戰中套用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和社會形態理論寫成《中國民族簡史》專著，考察和論述了漢、滿、回、藏、維、苗等族的起源、發展，所經歷的歷史階段以及各自的歷史貢獻。
40年代末
又一個10年的歷程，到40年代末，呂振羽以其《簡明中國通史》、《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中國民族簡史》，與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翦伯贊分別推出的各領風騷的一批新著，形成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五大家的基本格局，標誌著在中國已經形成一個代表著歷史學發展方向和擁有未來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群體。
40年代剛剛過去，便可以看到來自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新感受。齊思和在肯定郭沫若、陶希聖對於中國社會史研究的貢獻之後，高度評價了呂振羽和范文瀾的成就，認為“對於中國社會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呂振羽先生。呂氏自民國二十年來到現在共著成了關於中國社會史六七種著作。他用了唯物辯證法，將中國社會史分期來研究。”“中國社會史之唯物辯證法的研究，到了范文瀾先生所編著的《中國通史簡編》才由初期的創造而開始走進了成熟的時期。”（《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燕京社會科學》第2卷第2期）
胡厚宣在回顧1919年至1949年中國史學發展時認為，這30年間的中國史學有三股潮流，即所謂“疑古是舊史料的鑑定，考古是新史料的開發，釋古偏重史觀，旨在套用馬列主義的經濟觀點，以說明歷史發展的意義。”他強調“釋古一系，是歷史學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來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古史研究的史料問題》第1頁，商務印書館，1950）這確實反映了30年間唯物史觀派逐漸成為“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的實際！
艱難曲折
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創建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歷程，呂振羽在這一歷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學術品格。
呂振羽是在社會史論戰中登台亮相的，他始終關注各種思想理論問題，捕捉那些帶有傾向性的錯誤理論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他歷史研究中具有濃厚理論色彩的獨特風格。
歷史研究與中國革命重大理論問題的探討緊密結合，研究歷史為現實服務，在呂振羽的論著中體現得非常明顯，因而他的研究領域也非常寬泛，涉及經濟史、社會史、哲學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史學史、革命史、農民戰爭史等諸多方面，差不多都有專門的論著出版。
值相統一
歷史研究的社會價值與歷史研究的學術價值相統一，使呂振羽的論著在體現時代精神的同時又富於科學的品格。呂振羽的論著中所涉及的理論問題，都是革命戰爭年代“敵、我、友鬥爭反映在歷史科學戰線上的論爭，其中並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科學戰線內部的一些不同意見的討論。”（《中國社會史諸問題》1961年版序）一方面要“和偽馬克思主義流派鬥爭”，一方面是“自己陣營內的‘爭鳴’”，因此在理論上理解馬克思主義必須完整、準確，在史料運用上必須謹嚴、科學。
考察殷周社會問題時，呂振羽沒有套用恩格斯的有關論述，而是從恩格斯說“最初的鐵，其硬度還不及銅的硬度高”一句話中得到“極重要的暗示”，結合對殷代青銅器所表現的勞動生產率認為：“殷代的青銅器所代表的生產力，曾創造出存在於社會內部的不勞而食的階級……把中國社會推進到文明時代。”
圖書資料
在史料的運用上，呂振羽《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一書徵引的圖書資料總數不下110餘種，當時所能見到的考古發掘資料也都儘量搜羅齊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