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時代（Heian Period）是日本古代的一個歷史時期，日本官方稱呼也可稱做平安京時代，平安京時期，平安時期。從794年桓武天皇將首都從奈良移到平安京（現在的京都）開始，到1192年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一攬大權為止。
在奈良朝末期，朝廷與貴族勢力之間的矛盾激化。為了削弱權勢貴族和僧侶的力量，桓武天皇於784年決定從長岡遷都到山城國的平安京（今京都市），在那裡籌建新都，命名為平安京，希望藉此獲得平安、吉利、安寧與和平。由於平安京在794年完工，故史家常把794年作為平安朝的開始（也有許多國際上和日本國內的權威的歷史學家把784年決定遷都的時間作為平安朝的正式開始時間）。平安時代的稱呼來自其國都的名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平安時代
- 外文名：Heian Period
- 官方別稱：平安京時代，平安京時期
- 所在時期：日本古代
- 日文假名：へいあんじだい
- 開始時間：公元794年（也有人說應是784年）
- 結束時間：公元1192年七月
- 起始標誌：平安京遷都
- 結束標誌：鎌倉幕府的建立
歷史,文化,佛教與神道,假名與文學,建築與雕刻,繪畫與音樂,書道與茶道,教育與學術,服飾與器具,對外關係,紀事年表,
歷史
遷都平安與桓武朝的改革
公元781年桓武天皇（公元781年—公元806年在位)即位。為了推進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鏡而取得統治實權的藤原種繼（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於公元784年遷都山背國（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長岡，離開了貴族和大寺院等守舊勢力盤根錯節的奈良。守舊勢力企圖加以阻止，將倡議遷都者藤原種繼殺害，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陰謀分子旋即受到嚴懲，同年天皇下聖旨宣布遷都平安京，這一事件史稱“平安京遷都”。延曆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從長岡遷到山背國的葛野，稱平安京（今京都），從遷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鎌倉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間，史稱平安時代。平安時代以後，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維新時。
桓武天皇積極維護法制，刷新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國郡司考績條例16條，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績，打擊貪官污吏。延曆16年（公元797年）新設勘解由使，責成其嚴格監督新任國司與前任的交接事宜，起到整飾地方官紀的作用。另外任用有才能者為郡司，突破譜第禁區，還大力裁減編外國司郡司。
社會經濟制度方面也進行了改革。桓武天皇鑒於班田收授制度在其實施上存在著一系列問題，乃將班授時間從6年一班改為12年一班，他還實行貸稻（出舉稻）制和改革良賤制度，將出舉稻的利率從50%降至30%；公元789年承認良賤之間通婚為合法，所生子女為“良民”。良賤制度修改是從法律上徹底取消奴隸制度的一個重要步驟，在此基礎上，10世紀初醍醐天皇統治時期（公元898年—公元929年）終於有法律明定廢除奴隸制。
在軍制方面，由於公地公民制在瓦解，公民兵制已行不通，延曆11年（公元792年）桓武天皇乃廢除邊境以外各地的徵兵制，而代之以從郡司子弟和富裕者中招募的“健兒制”。[注3]桓武朝改革使農民的債務負擔和徭役負擔相對地有所減輕，奴婢逐步得到解放，這應視為班田農民和奴隸長期以來進行各種形式鬥爭的另一成果。
桓武朝的改革使封建國家的經濟軍事實力有所增強，天皇制集權國家的權威得以保持。自公元789年起桓武天皇三次用兵東北蝦夷地區，第三次時任命坂上田村麻呂（公元758年—公元811年）為征夷大將軍，延曆21年（公元802年）田村麻呂率軍4萬往征，確保了北上川中游膽澤之地，在此築膽澤城置鎮守府；803年又在膽澤城以北築志波城，從而鞏固了這個地區的封建統治。桓武天皇也曾向日本海方面出兵開拓疆土，勢力達到能代川流域。
嵯峨等朝的改革
桓武朝以後諸代天皇也進行了改革。嵯峨天皇（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為加強天皇權力，提高工作效率，對政府機構進行了整頓，設定“藏人”和“檢非違使”。這兩者都是令里沒有規定的官職，故稱“令外官”。藏人侍於天皇左右，掌管機密檔案，傳達天皇詔效，檢非違使執掌京都軍事、警察、審判事宜。這兩個原屬臨時性的官職後來改為常設，置藏人所和檢非違使廳，許可權越來越大。隨著不斷改革，原有許多律令內容已經過時，條文需要不斷修改，嵯峨天皇命制定“格式”，取年號名《弘仁格式》。“格”是經過修改的律文，“式”是為律文之套用所做的種種細目規定。淳和朝於天長10年（公元833年）修成養老令官撰注釋書《令義解》10卷，統一和固定了令的解釋，並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天皇政府於貞觀11年（公元869年）制定《貞觀格式》（格12卷，式20卷），還進一步改進了宮廷儀式。這樣，桓武之後的幾個天皇通過設定令外官和制定格、式，為重建和維持動搖了的律令製作了不懈的努力。
封建統治階級雖然進行了一些政治改革，但是作為早期封建國家掠奪農民的土地制度——班田制的崩潰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進入公元9世紀，班田制已難以推行，征課庸調已無意義。桓武改革之後，京畿地方從公元810年至公元827年的17年間甚至沒有舉行過班田，而從公元828年班田到下一次班田（公元881年）更整整經歷了53年的歲月。
田堵制的出現
由於班田制的崩潰，國家為保證財源，便不得不採用新的租賦征課方式，田堵制（負名制）於是出現。田堵制就是讓較殷實的農戶每年承包一定面積耕地的經營，擔負納租責任。這種承包人稱“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稱為“負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國家提出申請書（“請文”）訂立契約。田堵制的採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制停止後國家力圖通過這種方式來阻止土地歸農民所有，繼續維持土地國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8世紀中期以來班田農民鬥爭的成果，即承認了農民對實際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詞似乎就是來源於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圍築堵（牆）的習慣。當然由於規定契約一年一換，說明田堵這種土地占有方法還是很不穩定的。隨著田堵制的推行，政府征課租賦已不再按照公民戶籍上的人頭，而是按照登記在土地冊上的田堵實際耕種的土地面積了。
田堵制大約出現於公元9世紀，後來田堵由於堅持鬥爭，得以逐步加強耕地的占有權，對耕地的占有相對穩定，給所占土地加上自己的名字，稱為“××××名”。於是產生了“名田”，它的所有者稱為“名主”。“名田”可以繼承和轉讓，“名主”對“名田”的這種權責稱為“名主職”。“名田”一般是1至3町，個別的才達十幾町或幾十町，因而所有者有小名主（小名田堵）和大名主（大名田堵）之分。小名主是富裕農民、自耕農，基本依靠自家勞力耕種名田，勞力不足者將部分名田租給“小百姓”、“作人”、“名子”等貧困農民。大名主是“領主名主”，多在邊疆地帶。他們的名田經營方式不盡一致，或全部出租，或部分出租，沒有出租的部分作為直營田自耕。在直營田裡往往以具有半奴隸式依附農民身份的“下人”充作主要勞力。名主雖然有大小之分，包括不同階層，但在對國家的關係上他們的立場基本一致，因為國家對他們都同樣征租和徵調徭役。
封建領主等級土地所有制的形成
這個時期莊園的農民已經成為莊園的專屬農民，即“莊民”。莊民生產糧食、農副產物、山林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這些產品除滿足莊民本身需要外，還供應住在奈良、京都的莊園領主。這表明，莊園經濟是一種農業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整個莊園便是一個同外界很少聯繫的經濟整體。
公元12世紀，莊園領主制確立起來。封建莊園占全國土地之半，而所剩餘的一半土地由於“知行國”制的確立，也逐漸封建領地化了。“知行”意為對土地財產的直接支配。“知行國”或“領國”是指特定的個人（皇族、廷臣、後來也包括“武家棟樑”）擁有知行權的國（地方），實際就是采地。至公元13世紀，這些知行國進一步變成了皇親、權貴和武家的世襲領地。
封建經濟的發展
公元10世紀以後，鐵制農具和使用牛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產方法獲得顯著進步。如實行播種前浸種、插秧、開始用水車灌田，還懂得田間除草、利用稻架曬乾的乾燥法等等，水稻產量因之有了提。公元10世紀的日本古辭典《倭名類聚妙》中列舉的旱田作物（糧食和菜蔬）多達70種⒁，證明這一時期旱田作物也得到顯著發展和普及。
農業同手工業的分工擴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莊園附近的手工業作坊，擁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織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爐匠、漆器匠、金銀器匠、佛像鑄造匠等等。這些工匠或按訂貨生產，或從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業也有發展。在奈良和京都，從市集商業已發展到店鋪商業，出現稱作“市人”、“市女”的獨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門前和莊園要地都開闢了定期集市，出現稱作“販夫”的獨立商人。在水陸要地出現了稱為“津屋”、“問”一類的棧，經營貨棧的“問丸”（往往是經濟力量雄厚的名主）為莊園保管、運送年貢或代理販賣，收取手續費。在物資集散最繁盛的淀川沿岸這類貨棧特別多。
攝關政治的出現
在公地公民制破壞的同時，天皇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機四伏，其標誌之一就是藤原氏攝關政治的出現。早在奈良末期僧侶政權垮台後，貴族勢力復又膨脹，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勢力恢復顯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搖直上，至9世紀下半期，竟達到建立攝關政治，獨攬朝政的地步。
作為最大的權門貴族，藤原氏一直受到天皇政府的優厚賞賜，以接受“職分田”、“位田”、“職封”、“位封”和臨時賞賜的名義，獲得大量土地、勞力和財富，遠勝他人。這是藤原氏政治發家的經濟基礎，但能攫取最高權力，主要是靠不斷玩弄權術打擊他氏，以及同皇室聯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紀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藏人頭之後，立即將其女兒送進宮中作仁明天皇女徹，因其女生文德天皇（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獲得天皇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製，也將其女送進宮中，從而成為清和天皇（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過製造“承和之變”和“應天門之變”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壓倒政敵。結果先則於公元857年以文德天皇母舅身份破例當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個太政大臣，繼則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為幼小外孫清和天皇“總攝庶政”，進而於貞觀8年（公元866年）正式獲得“攝政”稱號，開始了名副其實的人臣（臣下）攝政。良房之後，其養子藤原基經（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攝政，並於公元887年被剛即位的宇多天皇賦予總攬國政全權。詔書說：“其萬機巨細，己統百官，皆先關白太政大臣，然後奏下。”“關白”一詞取自中國歷史名著《漢書》，系“稟報”之意，在日本不久便變為官職之名，等同於丞相（宰相）。這樣，藤原氏便開創了日本史上“關白政治”這一特殊政體，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時作“攝政”，天皇成年後作“關白”的政體。
以藤原氏為代表的官僚貴族集團的統治已完全失去進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墮落。他們追求的是富麗堂皇的宮殿、神社和當作別墅用的佛寺、盛大的節日儀式、游宴、裝潢貴族老爺身份的文學和音樂，對於滿足這種奢侈生活來說，來自國家的龐大收入猶感不夠，於是便大搞賣官政治。對於能夠出錢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錢多少賣給國司及其以下相應的官職。國司一職最有貪污發財的機會，許多官僚貴族紛紛通過賄賂藤原氏弄到兼任國司之職，身在京都，派代宮赴任，稱為“遙任”。國司毫不顧及生產，在國衙領內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領”綽號。當時流行著“受領跌個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說法，形象地說明了國司的貪婪。
武士團的叛變與源、平兩氏的崛起
公元1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發生了兩大叛亂事件——“平將門之亂”與“藤原純友之亂”。前者發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後者發生於天慶2年（公元939年），故史稱“承平、天慶之亂”。平將門（一公元940年）屬於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總地方，公元935年同族發生內訌，朝廷進行干預。為此他糾集反抗國衙的關東武士驅走關東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關東八國獨立，在下總猿島築起宮殿，自稱新皇。驚慌的朝廷於公元940年派軍征討，但征討軍末到，叛亂已被平氏同族平貞盛和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平息，這兩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純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國（今四國愛援縣）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餘只船發動叛亂，襲擊淡路、贊歧兩國國府，邁進九州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經基平息。“承平、天慶之亂”說明，朝廷已無力鎮壓叛亂，必須藉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從這時起，地方武士的實力也開始得到中央的承認。此後，又發生了開始於房總而又迅速擴展到上總、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亂”（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將領表現無能之後，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賴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決了問題，據說源賴信之名使平忠常喪膽，不戰而降。從此，平氏勢力在關東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後，東北地方相繼發生安倍、清源兩氏的叛亂——“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實際是12年。與“後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於朝廷先後起用了源賴信之子源賴義（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孫源義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兩次叛亂才得以平定。源氏勢力從關東地方又擴展到東北地方。在這期間，源氏同關東武士“生死與共”、“團結如一”地進行了戰鬥，結下牢固的封建主從關係。源義家威名大振，越來越多的關東地方在鄉領主、名主象從前對待藤原氏攝關家那樣，向源氏寄進土地，請求保護，朝廷對此感到恐懼，以至發令禁止。原來僅僅由出身畿內地方的名主武士組成的源氏武士團，如今已經成長為以源義家那樣“武士棟樑”為核心的，在廣闊地區擁有勢力的強大的武士團了。公卿貴族面對現實雖然不得不承認源氏的武力，但對源氏武士團首領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視，封閉其進入中央政界之門。源氏勢力至源義家時達到頂點，此後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雖由於平忠常之亂而失掉關東地盤，但從在平定平將門之亂中獲有戰功的平貞盛之子平維衡時起，把根據地轉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賀、伊勢（均三重縣）之地，被稱為“伊勢平氏”，而自維衡的曾孫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時起，開始與院政政權結合，進入中央政界。
宇多天皇
宇多天皇平氏政權
除了皇室同攝關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與天皇之間以及藤原氏內部也都存在著矛盾，並且這些矛盾又總是和新興的源氏、平氏兩大武士集團之間，每一個武士集團內部的矛盾糾纏在一起。這種錯綜複雜的矛盾關係的發展，終於導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亂”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亂”兩次大混戰。在“保元之亂”中，依靠源為義（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崇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位），左大臣藤原賴長一派，被藉助於源為義之子源義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年）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1年）兵力的後白河天皇，藤原賴長之兄關白藤原忠通（公元1097年—公元1164年）一派擊敗.這使貴族們認識到，不只地方之亂，就是中央皇族、貴族之間的對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決的。此後平清盛受到後白河院重用，扶搖直上，這又加劇了平清盛與源義朝之間的矛盾。在3年後的“平治之亂”中，平清盛終於擊敗了他的對手，源義朝在逃亡中被殺，其子年方13歲的源賴朝（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於難，被流放到伊豆（靜岡縣）。
保元、平治之亂為平氏掌權鋪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職，官邸設在京都的六波羅地方，在那裡發號施令，所以他的政權史稱六波羅政權。平氏政權是從大官僚貴族封建主統治的天皇制早期封建國家向以中小封建主為社會基礎的軍事封建主集團統治的中期封建國家過渡的政權形式。平清盛從貴族、寺社那裡奪取莊園，把以畿內，西國為中心的500多所莊園和達全國半數以上的知行國弄到自己手裡，任命自己的家臣為領國的國司，任命順從平氏的武士擔任一部分貴族莊園的“地頭”，令其管理。另外，和採取閉關政策的貴族政權不同，平氏政權採取與中國南宋政權通好的政策，積極推進日中貿易。為便於南宋大型船隻駛入瀨戶內海，曾動工開鑿音戶海峽，還在攝津的福原築港，使它成為對中國貿易的重要港口。嘉應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別莊勸後白河法皇接見當時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國後立即將平清盛的行動向明州刺史報告，於是中國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賜給日本朝廷碟狀和禮品，應求擴大貿易規模。所以說平清盛對促進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政權的革新作為極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驕奢淫逸的貴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沒有改變原有的國家機構，只是巧妙地利用天皇、法皇、貴族間的對立而發展自己勢力。他沒有制定出對於捍衛新興武士封建主利益有著決定意義的政策。向貴族莊園派置“地頭”，雖然可說是後來鎌倉幕府“地頭制”的先驅，但這種地頭許可權很小，是不能違背貴族莊園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團很快喪失了對他的信賴，在經濟上遭到損失並在政治上受到打擊的後白河院、攝關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嶺（京都）的比睿山、興福寺、延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來越增加了對平清盛的反感，終於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發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夥貴族密謀打倒平氏的事件。事件平息後，平清盛加強了恐怖統治，但反平氏政權的勢力卻日益增大。
源、平之爭與平氏滅亡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聲中病死。內亂擴展至九州和四國，幾乎遍及全國。壽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義仲進逼京都，平宗盛攜年僅6歲的安德天皇倉惶出走西國，後鳥羽天皇在京都即位，於是出現東西兩天皇。同年7月28日，源義仲進入京都，後白河天皇挑動源義仲和源賴朝兩虎相爭，正在致力於鞏固自己根據地鎌倉的源賴朝，於壽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賴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義經（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軍西上，滅義仲於粟津，2月敗平宗盛於播磨的一谷。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敗平氏於贊歧的屋島，最後，3月於長門壇浦海域全殲平氏軍隊，日本的平安時代至此結束。
平安時代之前的時代是奈良時代。894年廢止遣唐使之後，發展了日本獨特的國風文化。天應元年（781年），桓武天皇即位。自此開始推行新政，一掃佛教政治的流弊，將律令政治推向了前台，這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天皇遷都平安京，奠定了後來1100年間作為日本首都的基礎，日本史上一般都很重視這次遷都，以此作為劃分時代的標誌。與前代的奈良時代相呼應，把自此開始到鎌倉武家政權成立以前的400年稱為平安時代。
這段期間被日本人視為一個文化上之高點。其最明顯的事跡是日本首都搬遷至平安京（現在的京都）。
藤原氏以外戚身分干政，從801年起計至1068年後三條天皇登基，長達兩百餘年，名義上日本是天皇集權，但大部分時間都是由藤原北家所操控，是為攝關政治。可以說是日本政治史上的倒退。攝關家族控制了朝廷要職，律令制度形同虛設。這樣使天皇大權旁落更間接造成了後來武家政治與幕府專權的情況。在平安時代中武士階層得到發展，到這個時代的後期，武士階層從貴族手中奪取了權力，建立了幕府。
自1068年後三條天皇登基起，至1156年崇德天皇時保元之亂為止，日本天皇才宣告掌握回實權。此後大權卻又旁落在平清盛手中。直至源平合戰中平氏一家被源氏家族打敗，又再被源賴朝掌握實權。自此進入了鎌倉時代。
文化
佛教與神道
因中國初唐盛行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時代也流行這些宗派。平安時代相當於中唐和晚唐，那時中國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兩宗，和唐朝一樣產生所謂山嶽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叢林，以出世靜修。平安後期，以《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為主的祝福個人來世的淨土宗風行日本，倡導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生活痛苦，他們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託於來世。淨土宗正好迎合勞苦大眾的這種心情，所以發展很快。同時淨土宗沒有浮華的儀式和供奉，宣稱通過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眾的信奉。
日本佛教雖然是從中國移植的，但傳到日本後逐漸日本化了。日本佛教國家主義色彩濃厚，最澄、空海以鎮護國家為宗旨，“為國念誦，為國祈禱，為國講《般若》”、“國無謗法之聲，家有贊經之領，七難退散，國界守護”，他們提倡“為國忠，在家孝”。空海回國後的一切活動都是為國家的，他把東寺（在京都）改為教王護國寺，還將高雄寺改為神護國柞真言寺。這種濃厚的鎮護國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奈良時代以來，佛教極盛，日本固有的神道教不得不退避一隅，苟全於佛教之下。但到平安後期，學習中國的高潮已經過去，日本進入“國風時代”。又由於經濟重心從中央轉到地方，氏族勢力抬頭，日本固有文化開始復活。於是神道教又復活起來了。
寶龜6年（公元775年）朝廷令諸國國司修理神社進行祭祀。延曆17年（公元798年）又令將當地物產作為幣帛支付地方神社（以前經費要到京都領取），並下令禁止出雲、筑前兩國國造兼神主以神宮的采女為安，禁止祭祀時開設酒宴、表演歌舞，同時還改訂對神事犯罪的處罰條例，對神社進行整頓。
平安前期有官幣社737所，國幣社2395所，各分為大小兩級。從中央神祇官直接領取經費的稱官幣社，從國司領取經費的稱國幣社。當時有名的神社有賀茂神社（京都）、春日神社（奈良）、大原野神社（京都）、石清水的八幡宮（京都）等。貞觀元年（公元859年）為提高神位的聲望，還把階位授與神社，並下令給神社優厚待遇。如延曆13年（公元794年）對賀茂神社授與從一位，大同2年（公元807年）升為正一位；桓武天皇的皇后高野氏賜給藤原氏的祖神——今木神以正一位.承和3年（公元836年）把佛僧安置在神社裡，以佛教經典充實神道教的理論。天平勝寶年間在常陸的鹿島神宮建造神宮寺，至9世紀初，越前的氣比神宮，伊勢的大神宮，下野的二荒山神宮，尾張的熱田神宮都建造了神宮寺。由此可見，當時的神道教雖已復活，但還不能擺脫佛教的影響。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宮，被稱為“南祭”，其次是賀茂神社，被稱為“北祭”，整個亞洲都赫赫有名的陰陽師安倍晴明便出在平安時代。
假名與文學
在假名沒有發明以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漢字傳入後，日本將漢字作為國家官方文字，並通過漢字引進中國文化。由於日本文化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有一種能夠表達本國言語的文字，假名就是隨著歷史演進而產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所謂假名就是將漢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極簡草體化而創造出來的表音文字。採用正楷漢字偏旁的叫做【片假名】，漢字偏旁草體化的叫做平假名。當初日本把漢字稱作真名即實在的文字的意思，把省略化真名或草體化的簡略文字稱作假名，這種假名棄掉漢字的意義，只取其音。當初片假名用於佛經的注音，後來發展成片假名與漢字混合的形式。平假名在平安時代很流行，特別是宮中女子非常喜歡使用平假名，男子和政府仍使用漢字。日本的假名不是某個人發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當然有它的借鑑和背景，據說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圖”是以印度的悉縣（梵語韻母）學和中國舶來的音韻學為背景產生的。
平安後期，日本出現了完全用假名寫的詩歌，雖然大部分文人依然使用純漢字創作作品。但政府檔案和學術著作採用漢字中間夾著極少量假名的混合書寫法。這種混合書寫法一直使用到19世紀。如今假名已經規範化，片假名一般使用於外來語，公文書一律用片假名平假名。
平安前期，漢文學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學史上稱為“國風黑暗時代”。但這時日本文學開始逐漸擺脫漢文學的影響。至平安後期，由於古代國家經濟崩潰和莊園制的產生，日本人將中國文化進行了本土化。隨著假名的出現，日本文學開始登場了。
散文方面出現了在原業平的《伊勢物語》（短篇故事集，125篇）。其後又出現了《竹取物語》（作者不明，10世紀的神話故事集）、《大和物語》（戀愛故事集，170多篇）、《字津保物語》（作者不明，10世紀的長篇故事）。同時還出現了日記文學，如紀貫之在承平4年（公元934年）從土佐到京都途中寫的《土佐日記》；10世紀藤原道綱之母寫的，以她的結婚為主要內容的《蜻蛉日記》；平安末期女詩人和泉式部寫的《和泉式部日記》；11世紀紫式部夫人寫的《紫式部日記》；11兒世紀菅原孝標之女寫的，幻想阿彌陀佛接她到淨土極樂世界去的《更級日記》等。
11世紀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學上出現了服務於宮廷的女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語》。此書由紫式部（公元978年—公元1014年）所寫，成於11世紀初，共45篇，以主人公光源氏的戀愛生活和命運為題材，出色地描寫了宮廷貴族的奢侈生活與人物微妙的心理狀態。
11世紀末出現了兩部以歷史為題材的貴族小說《榮華物語》和《大鏡》，作品通過對以藤原道長為首的攝關家發家史的記述，表露出沒落貴族的懷古情緒。與此同時，描寫武士、名主和勞動人民生活的《今昔物語》問世，它是一部有關中國、印度和日本等國的故事集，文字使用當時的民間語言。詩集方面，出現了小野半守編的《凌雲集》，藤原冬嗣編的《文華秀麗集》，良半安世編的《經國集》。
《源氏物語》是一本描寫平安時代當代人物“光源氏”的長篇小說，對於平安時代貴族的男女情事、服裝器物、日常生活等等有深刻的描述。
建築與雕刻
平安前期的建築遺存下來的極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層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圍的自然為背景，按地勢布局。建築物極簡單，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築的簡素優美的特色。平安後期日本建築大為發展，具有明顯的日本本土化後的中國特色。
寺院方面，寬仁3年（公元1019年）藤原道長建造了法成寺。它是平安時代最大的建築，完全確立了日本式樣。京都的平等院鳳凰堂也是平安時代極重要的建築物，原來是藤原賴通的別墅，公元1052年改為寺院。鳳凰堂是平等院的阿彌陀佛堂，因柱上雕著鳳凰而得名。法成寺和鳳凰堂都是日本人想像中極樂世界的現實化，體現了淨土宗的美學思想。陸奧（東北地區）藤原氏在平原（岩手縣西磐井郡）建造的中尊寺、毛越寺、觀自在院、無量光院都是庭園建築，如有寺前開池，池中有島，島上架橋等景致。
住宅方面，平安時代完成了寢殿式建築。所謂寢殿式就是日本式貴族邱宅建築，一般由水池、寢殿、對屋、渡廓、中門廊、中門、釣殿、雜屋組成。早期寢殿式是中國傳統的手法，即布局左右對稱，晚期寢殿式則沒有別國的影響，左右不對稱了。當時無論宮殿、官府和陵墓，一律為寢殿式。
平安後期開始出現了日本風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風雕刻是定朝（一公元1057年），他成功地表現了當時貴族理想中的佛像，如鳳凰堂的本尊阿彌陀如來坐像。定朝式的特點是佛像的眼睛一律向下看，定朝死後，其子長勢（公元1010年—公元1090年）繼承父風，進一步推進了日本風雕刻。其後是圓勢（一公元1134年）及其子長圓、賢圓。由於貴族大量造像，出現了許多佛所（雕刻工場）、各個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師（佛像雕刻家）。佛師的社會地位比以前大大提高。從而促使產生許多有個性的作品。
繪畫與音樂
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繪畫還受唐和五代的影響，到平安後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產生了摹寫日本風土和人物的“大和繪”或“倭繪”。大和繪是純粹採用日本畫題的畫，與此相對，以唐朝的人事和風景為題材的畫叫做“唐繪”。當初描寫四季風情的叫做“四季繪”，描寫名勝風景的叫做“名所繪”。後來進一步以和歌為題材，達到了繪畫、書寫、詩歌三位一體。
大和繪產生於延喜、天曆（公元901年—公元956年）年間，到11世紀中葉，大和繪全面成立，還出現了宮廷畫師。飛烏部常則就是村上天皇的宮廷畫師，巨勢廣貴也是活躍於10至11世紀的宮廷畫師。大同（公元806年—公元809年）年間成立了宮廷畫院“繪所”，它由中務省的畫工司和內匠察合併而成。最典型的大和繪是描寫物語（世俗故事）的畫卷，其中最傑出的是《源氏物語繪卷》（現藏東京五島美術館和愛知縣福川美術館）。《源氏物語繪畫》是描寫平安貴族女性的風俗畫，表現了宮廷貴族女性的風貌。
畫卷中《信貴山緣起繪卷》也很著名，描寫領主、大名主、勞動人民生活生產的場面，反映出武士階級興起，人民力量壯大，貴族沒落的特徵。
《伴大納言繪詞》也是非常優秀的大和繪，表現了應天門放火的伴大納言（伴善男）的政治陰謀。京都乎等院鳳凰堂的《阿彌陀迎來圖》是從唐風被接納後發展為為日本風的佛畫，背景是日本的風景，平安後期佛畫的特點是投合日本人之好，菩薩面相特別端美，如教王護國寺（在京都）的十二天神像和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的普賢菩薩像。
日本把從朝鮮、渤海、唐朝、印度傳來的外國音樂總稱“雅樂”，其管理機構叫做“雅樂察”。雅樂傳到日本後深受日本上層社會的歡迎，用於寺院的法會和貴族的宴會。當初雅樂和日本固有音樂同時並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樂採取了折衷形式，即在起源於日本的儀式上用日本固有音樂，起源於外國的儀式上用雅樂。當時貴族喜歡採集古樂，還成立了“大歌所”，專門傳授日本音樂。過去雅樂察全是外國人，這時日本樂官樂人占大多數了。
嵯峨（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年—公元849年）、一條（公元986年—公元1011年在位）三位天皇皆諳音律，熱衷於日本音樂。一條天皇親自規定了神樂和催馬樂的譜子，嵯峨和仁明天皇在統一房樂、高麗樂的基礎上復興，改編了16種樂舞，還創造了幾種音樂形式：①神樂（用於祭樞）、②東遊（東國民謠）、③風俗歌（即興耿謠）、④朗詠（朗誦中國名詩，以音樂伴奏）、⑤今樣歌（在宴會上演唱，著重歌詞表情）、⑧和贊（由誦讀漢譯經文的聲明演變而成的一種道歌），醍醐天皇初期產生了用管弦樂演奏的“御游”，這種音樂形式的產生表示日本音樂開始擺脫宗教的束縛和表現貴族華麗的生活，而獨立音樂成為一種娛樂了。御游之後，又產生了獨樂和田樂，最後民間音樂逐漸代替古代音樂，成為日本音樂的主流。
書道與茶道
所謂書道就是中國的書法，日本書法從中國學來，日本書法有受中國影響並吸收了精髓。奈良時代日本還沒有發明假名，所以日本人寫的是行書和草書。平安前期假名開始產生，儘管上流社會寫的是漢字，但多少有日本風格。
空海是“和習書道”即日本書法的創始人，他在唐朝曾跟韓方明學書法，有“五筆和尚”之稱，所謂“五筆”就是韓方明《授筆要說》中的五種筆法，因空海學到這五種筆法，故有此稱。據說他在唐時，憲宗曾請他補寫宮廷屏風上的王羲之書法的缺字。空海與桔坦勢、嵯峨天皇合稱“三筆”。空海的書法經嵯峨天皇傳給小野篡，再傳給紀夏井。紀夏井傳給弟子藤原敏行，再由敏行傳給“三跡”。
平安後期流行草假名，於是出現了小野道風（公元890年—公元966年），藤原佐理（公元904年—公元998年），藤原行成（公元972年—公元1027年）等草假名書法家，他們三人合稱“三跡”。小野道風受王羲之的影響較深，有“羲之再世”之稱。藤原佐理則中國唐代風味很濃，被稱為“佐跡”。藤原行成揉合小野道風和王羲之書法之長。形成一種優雅溫和的書風，從中國風被日本人接受之後轉變到既可蒼古雄勁又可豐潤優美的日本風。它和這個時代的其他藝術一樣，表示著日本文化的獨立。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規矩，一般認為源自中國隋代，用以修養心神，學習禮儀。它是日本的一種文化，被譽為“東洋精神真髓”。茶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公元6世紀前後日本就有茶了，但當初只作為藥用，限於部分貴族和僧侶之間飲用。
關平安初，嵯峨天皇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該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獻。同年6月在銀內、近江、丹波、播磨試種。平安後期飲茶的風氣很流行並將這種愛好持續到現在。由榮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從中國帶回的茶種試種於筑前（福岡縣）的背振山，後移植於畿內山城的拇尾山。榮西還寫了《吃茶養生記》2卷（公元1211年）。平安時代是茶道的產生期，到鎌倉時代才逐漸流行於一般武士之間，成為進行社交禮儀的一種學問。
教育與學術
平安時代以前日本只有官學，中央是大學，地方是國學。空海在唐朝學習時，看到長安每坊有間塾，每縣有鄉學，教育機構完備，對日本沒有私學感到遺憾。於是回國後於828年開創綜藝種智院，培養人材。於此稍前，和氣廣世創立弘文院（9世紀初），後來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創立勸學院，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創立學館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創立獎學院，私人講學之風興起。後來有的大學教官在私邱進行講學，如菅原氏的菅原清公（公元770年—公元842年）、菅原是善（公元812年—公元880年）、菅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三代相繼為文章博士，門人滿朝野。由此而登高官的世稱“龍門”，也叫“菅原廊下”。這種私塾俗稱“紅梅殿”，如滋野安成的私塾專授老莊學說，大藏美行的私塾專授經學。平安後期，私塾形式的私學終於代替了官學，教育得到普及。官學和私學衰落後，學問以家門相傳，如明經道是清原氏、中原氏，明法道是扳上氏，算道是三善氏，陰陽道是安倍氏，中醫道是和氣氏與丹波氏，各家壟斷學問。
服飾與器具
平安時代始於公元770年光仁天皇即位，終於公元1071年後三條天皇三年。這是一個沒有太大戰亂，百姓生活安定的時代。而遣唐使的派出，模仿長安建造平安京，《源氏物語》及《古今和歌集》的完成也預示著這個在鎌倉，室町，戰國及江戶時期之前的時代有著自己的不同之處。平安時代的女性服飾，基本上有三種：禮裝、正式服裝、褻服。顧名思義，禮裝當然是公式儀式時所穿的盛裝，正式服裝則為後宮女官平素穿的服裝，褻服是家居服。正式服裝俗稱十二單衣，在宮廷或貴族宅子服侍的女官、女侍，因必須接待來客，平日都穿十二單衣。十二單衣上加裙帶、領巾，頭上再戴寶冠、髮釵，便是禮裝。褻服是家居服的一種，後宮眾后妃及皇女，平素只穿褻服，而女官只在夜晚回自己廂房睡覺，或生病請假回娘家時，才有機會換穿褻服。無論十二單衣或褻服，下半身最裡層均是褲裙，而非長裙。
顏色有紅、青、蘇方、蔥綠、櫻、紫、藍、葡萄染、白等等。其中，紅、青、黃、深紫等七色是“禁色”，除非皇上允許，女官不能穿“禁色”服。但若逢皇子誕生或皇上行幸時，女官可以破例。旅遊時，穿的是“壺裝束”，腰上系帶子，以免下擺拖地；袖子捲起來，頭上戴“市女笠”。“市女笠”是饅頭形笠子，本為市場叫賣女人所戴的草笠，不知何時開始，竟在貴族間流行起來。另有一種山野用笠子，四周圍上透明紗。當時的服裝既寬鬆又重重疊疊，女性無法顯現身材線條，只得盡力在袖口、下擺、顏色下功夫。另外以刺繡、螺鈿等裝飾，呈現自己的風格及才氣。女性美集中在牛車垂簾外或寢殿垂簾外的袖口、下擺重疊顏色。另一種是“襲色”，大概因養蠶及紡織技術問題，古代絲綢比現代絲綢薄，透明度約百分之十，外層配內層的顏色，正是“襲色”。種類二百多，名稱均取自四季花草，例如“躑躅”是表紅梅、里青，“女郎花”是表黃、里青，“柳”是表白、里青。還有一種是上濃下淡的顏色，上面染成濃色，往下逐漸染成淡色，最後成為白色。除了服裝可以呈現女性美，家具及日用器具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寢殿出入口最外面一層是竹製垂簾，絲綢鑲邊。緊貼垂簾的是絲綢布簾，外側通常有花鳥圖樣，里側白色。幔帳及屏風可移動，用來隔廂房。而對女性來說，扇子最重要，不僅可避免直接露出五官，躲躲藏藏也可增加女性魅力。
主要照明是燈台、燈籠、脂蠋、篝火。燈台是竹竿頂有個小盤子，盤子上有三腳鐵環，鐵環上擱油器，倒油，置燈芯，點燃。燈籠有四角、六角、八角形三種，材料是石、竹、木、鐵等等，四周用紗布或紙圍住，吊在半空。脂蠋是圓形松木，長一尺五寸，直徑三分，尖端用炭火燻黑，再塗上菜油，烘乾，手持部分捲紙，室內專用。室外則用火把。篝火是鐵籠內放鬆木，點燃，庭院專用。交通工具是牛車。種類很多，但各種牛車均有貴賤之別，無法隨意挑選。乘坐牛車時，後方上車，前方下車。單獨一人乘坐時，靠左側、面向右側；兩人以上乘坐時，前方右側及後方左側是上座。因背對左右兩側相對而坐，若男女同乘一輛牛車，男子應坐右側，女子則坐左側。此外，平安時代與現代一樣，無論朝廷或民間，都有固定“更衣日”，朝廷是四月一日及十月一日。這天，不僅裝束，所有家具與室內裝飾都要更換。
對外關係
平安時代日本與中國有非常緊密的交往，在日本儒學得到推崇，大乘佛教得到發展。
紀事年表
784年 桓武天皇降下聖旨遷都至平安京，史稱“平安京遷都”；794年徹底完成遷都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