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約前340年～前278年），羋姓（一作嬭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雲名正則，字靈均，出生於楚國丹陽秭歸（今湖北省宜昌市），戰國時期楚國詩人、政治家。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後代（一說屈氏的來源是西周前期的楚國人屈紃）。
少年時受過良好的教育，博聞強識，志向遠大。早年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兼管內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力主聯齊抗秦。因遭貴族排擠誹謗，被先後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前278年，楚國郢都被秦軍攻破後，自沉於汨羅江，以身殉楚國。
屈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奠基人，“楚辭”的創立者和代表作家，開闢了“香草美人”的傳統，被譽為“楚辭之祖”，楚國有名的辭賦家宋玉、唐勒、景差都受到屈原的影響。屈原作品的出現，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大雅歌唱到浪漫獨創的新時代，其主要作品有《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以屈原作品為主體的《楚辭》是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之一，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影響。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璀璨明珠，“逸響偉辭，卓絕一世”。“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求索”精神，成為後世仁人志士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種高尚精神。
基本介紹
- 別名：屈平、屈子、屈正則
- 字：原、靈均
- 所處時代：戰國末期
- 出生地：丹陽秭歸（今湖北宜昌）
- 出生日期：約 公元前 340年
- 逝世日期：公元前 278年
- 主要成就：內政上主張舉賢修法
外交上力主聯齊抗秦
文學上創作騷體新詩 - 主要作品：《離騷》、《九歌》、《九章》、《天問》
- 本名：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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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周顯王二十九年（前340年）正月初七日，一說周顯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十四日，屈原生於楚國丹陽秭歸。次年，居樂平里。
屈原像
周顯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樂平里。自幼嗜書成癖，讀書多而雜，“石洞讀書”與“巴山野老授經”當在這一年。
周顯王四十年（前329年），居樂平里。屈原雖出身貴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眾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響，故十分同情貧苦百姓。從這時起，小小年紀便做了許多體恤民眾的好事，博得了眾口一詞的讚譽。
變法改革
約周慎靚王四年（前317年），屈原擔任楚懷王左徒，從事變法改革，制訂並出台各種法令。在接下來的數年中，屈原繼續深入變法改革，與舊貴族和一切頑固勢力進行鬥爭。楚之形勢大變，舊貴族面臨著覆滅的命運。
讒而見疏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見疏，被罷黜左徒之官，任三閭大夫之職。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秦國張儀破楚齊聯盟，楚懷王興師伐秦，結果都被秦打敗，漢中郡淪陷，史稱“丹陽之戰”。
陳洪綬《屈子行吟圖》
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國發兵反擊秦國，在藍田（今陝西藍田一帶）大敗。楚懷王重新啟用屈原，讓他出使齊國，目的是讓齊楚兩國締結新的聯盟。
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願分漢中之半給楚，與楚結盟。楚懷王比起漢中的土地，更想要獲得張儀。張儀來到楚國，由於重金賄賂了靳尚，並得到楚懷王寵姬鄭袖進言，得到釋放回到秦國。秦惠文王死，子武王盪立。屈原出使齊國，回來楚國的時候張儀已經離開，屈原勸諫懷王說：“為什麼不殺張儀？”懷王后悔，派人追張儀沒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張儀由於不被武王滿意，離開秦國趕赴魏國。屈原仍事懷王為三閭大夫。
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齊宣王欲為縱長，惡楚之與秦合，遣使遺楚王書，懷王猶豫不決，昭睢力諫，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韓宜陽。屈原居住在郢都，設壇教學。
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發兵出武關，攻楚，斬首五萬，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十五城而去。
流放漢北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初次流浪漢北（漢江以上，今河南南陽西峽、淅川一帶）。秦楚複合，與屈原謀劃相反，而奸人必有讒言害之，避地漢北，當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歸不得之意。
傅抱石《屈子行吟圖》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齊、魏、韓三國聯軍攻打楚國，楚懷王派太子橫到秦國為人質，請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擊退了三國聯軍。次年，秦國一大夫與太子橫因為私事爭鬥被殺死。太子橫懼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國。此事使秦、楚兩國關係惡化，導致了此後秦國對楚國的頻繁進攻。“屈原憎恨楚懷王聽信小人讒言，讓不真實的語言蒙蔽了正確的語言，這些謠言將會損害楚國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時已從漢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勸懷王不要赴會，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懷王的幼子子蘭怕失去秦王歡心，竭力慫恿懷王前去。結果懷王一入武關，就被秦軍扣留，劫往鹹陽，要挾他割讓巫郡和黔中郡。楚懷王被劫往鹹陽，楚由齊迎歸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公子子蘭為令尹，不肯向秦割讓土地，秦又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放逐江南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懷王死於秦國，秦國將他的屍體送回楚國安葬。諸侯由此認為秦國不義。秦、楚絕交。屈原被免去三閭大夫之職，放逐江南。他從郢都出發，先到鄂渚，然後入洞庭。
張翔洲作品《屈子投江圖》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達長沙，在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覽山川形勢，甚起宗國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頃襄王六年，秦國派白起前往伊闕攻打韓國，取得重大勝利，斬首二十四萬。秦國於是送給楚王書信說：“楚國背叛秦國，秦國準備率領諸侯討伐楚國，決一勝負。希望您整頓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戰。”楚頃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懷王最後落到客死他國的下場，就是因為“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區。這次流放的路線，按《九章·哀郢》分析，是從郢都（今湖北江陵）出發，先往東南順江而下經過夏首（今湖北沙市東南）、遙望龍門（郢都東門）經由洞庭湖進入長江，然後又離開了夏浦（今湖北漢口），最後到了陵陽（據說在今安徽青陽縣南）。時間長達十六年，在這之間並寫下了大量優秀的文學作品，如《九章·悲迴風》等。
自投汨羅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進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頃襄王只好跟那些執政的貴族們一起，狼狽不堪地逃難，“保於陳城（今河南淮陽）”。在極度苦悶、完全絕望的心情下，屈原於農曆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自盡。這一年大概是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當時六十二歲左右。
主要影響
文學成就
屈原是個詩人，從他開始，中華才有了以文學著名於世的作家。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也稱“騷體”），被譽為“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離騷》一篇，《天問》一篇，《九歌》（《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十一篇，《九章》（《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迴風》）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各一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據郭沫若考證，屈原作品，共流傳下來二十三篇。其中《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離騷》《天問》《招魂》各一篇。
楚屈原像
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
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裡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
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
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製。《離騷》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跡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曲、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詩經》）以上”（《漢文學史綱要》）。著名詩人郭沫若曾為其編劇《雷電頌》，以紀念其事跡。
屈原作品想像最為豐富，詞采十分瑰麗。《離騷》中大量運用神話傳說，把日月風雲，都調集到詩篇中來，使辭采非常絢燦，他還突出地描寫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達自己執兼比興”。他善於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惡木穢草，以喻小人，通過比興手法把君王信讒、奸佞當道、愛國志士報國無門的情景，寫得淋漓盡致。
屈原的作品充滿了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其主要表現是他將對理想的熱烈追求融入了藝術的想像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風調激楚，是屈原楚辭風格。屈原由於受霄小的排擠陷害，使曾經對他十分信任並依靠他變法圖強的楚懷王，對他產生懷疑以至疏遠放逐;楚襄王當政後，更為昏庸，朝政日益腐敗，楚國面臨亡國的危機，而對屈原這樣的愛國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潔的人格，愛國的行動，反倒都成了罪過。他將自己滿腔憤激的情緒，發而為詩，形成了激楚的情調。這種激楚的情調，在《九章》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屈原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對後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特別是中國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還有意識地學習屈原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創作手法，李白的詩篇，也是大量羅智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日月風雲等入詩，構成一幅幅雄奇壯麗的圖畫。
屈原的作品還以一系列比興手法來表情達意。如他以鮮花、香草來比喻品行高潔的君子；以臭物、蕭艾比喻奸佞或變節的小人；以佩帶香草來象徵詩人的品德修養。這種“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使現實中的忠奸、美醜、善惡形成鮮明對照，產生了言簡意賅、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效果。如《九章·哀郢》開頭寫道：“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詩人對國破家亡之痛，民離失散之苦，表現出十分憤懣的情緒，寫出他獨有的奇崛憤激、淒涼幽冷的詩歌。
武漢東湖屈原像
屈原在許多詩歌中他對當時社會不重視賢才、自己懷才不遇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在憤慨中又流露出淒涼幽怨的情調。屈原楚辭雖然情調激楚，然由於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讀來毫無浮泛或輕躁之感。這種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創作的各類詩中。且不說《離騷》表達的那種深厚的愛國熱情以及詩人對國家民族的涓涓之誠，深深地扣動著讀者的心弦，就是《天問》那種以問句構成的形式奇特的詩歌，在反問中包含著相當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現出他的淵博和睿智，使詩歌意趣豐富，神理超拔，給讀者以美的啟示。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徵手法繼承並發揮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屈原的創作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了情感的解放，從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氣和強大感染力的詩歌風格。由於這種情感表達的需要，就不能滿足於平實的寫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話材料，用綺麗的幻想，是詩歌的境界大為擴展，顯示恢弘瑰麗的特徵。這為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開闢出一條新的道路。後代的個性和情感強烈的詩人，如李白、李賀等，都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可以說，中國古代文學中講究文采，注意華美的流派，最終都可以溯源於屈原。
屈原是愛玉之人，在他自己作品中描述了對玉的認識和感受：“撫長劍兮玉珥”“白玉兮為鎮”“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chéng，一種美玉）美之能當”。
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的出現，不僅標誌著中國詩歌進入了一個由集體歌唱到個人獨創的新時代，而且他所開創的新詩體——楚辭，突破了《詩經》的表現形式，極大地豐富了詩歌的表現力，為中國古代的詩歌創作開闢了一片新天地。《楚辭》這種詩歌樣式無論是在句式還是在結構上，都較《詩經》更為自由而且富於變化，因此能夠更加有效地塑造藝術形象和抒發複雜，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辭》以雜言為主，突破了傳統的四言句式。就語言描寫而言，楚辭善於渲染、形容，詞語繁富，很重視外在形式的美感，這為漢代賦體文學的產生創造了條件。《楚辭》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氣質，主要表現為：感情的熱情奔放、對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現、想像的奇幻等，通過幻想、神話等創造了一幅幅雄偉壯麗的圖景。後人因此將《詩經》中的《國風》與《楚辭》中的《離騷》並稱為“風騷”。“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同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還影響到漢賦的形成。
政治功績
屈原為實現振興楚國的大業，對內積極輔佐懷王變法圖強，對外堅決主張聯齊抗秦，使楚國一度出現了國富兵強的局面。關於屈原此次變法的內容，《史記》和《戰國策》記載非常簡略，後人無法窺其全貌。而從《離騷》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變法是受楚懷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繼承前輩革新家的遺業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為中心內容的；四是以國家富強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楚史專家湯炳正經過繁瑣嚴謹的考證，把屈原的變法總結為六條：
湖南汨羅屈原祠
第一，獎勵耕戰。獎勵農耕，是為了增加賦稅，富國富民，獎勵征戰是為了加強軍事戰略裝備；商鞅和吳起的變法都是這一套路子，使百姓無論是務農還是出征，都有盼頭、奔頭和念頭，只有建立獎罰制度，臣工和百姓才會心甘情願的為爵位的驅使去竭盡全力。
第二，舉賢能。戰國時代魏文侯首開禮賢下士之風，使魏國在戰國初期首霸百餘年；其次田齊的齊桓公辟稷下為學宮，招賢納士，到了齊威王時期，稷下學宮依然是超越大梁穩坐天下風華，成為天下士子趨之若鶩之地。屈原此時，這樣的改革也算是正當其時。不過與當時趙武靈王的軍事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來年後，趙國強勢的崛起為戰國強國的時候，楚國以文弱之勢卻日漸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於老百姓之間的溝通障礙，要讓楚王下達的命令準確即時的傳達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時間把王宮下達的命令傳達給廣大百姓；讓楚王與百姓互通有無，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圍的態勢；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聽偏信。而臣民的意見也可以高速地直達楚廷。
第四，禁朋黨。鑒於楚國的貴胄和老世族往往結黨營私，狼狽為奸，對不同政見的臣工大肆攻訐，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約束杜絕。
第五，明賞罰。無論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吳起，都注重嚴格的律條來約束將士的功過。在變法這樣的問題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華而獨成一體。
第六，移風易俗。屈原對楚國不正之風深惡痛絕，一個個能言善辯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損害國家的主體利益來投機取巧。此次的變法也把楚國的不良之風用法律形式來約束。
人格精神
屈原的生命意識對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
程連歐畫作《屈子吟》
屈原的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時光飛逝、美人遲暮的時間緊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識。面對大自然的四季變換，能引發人類共通的時間意識和生命意識，中國古代文人對美人遲暮之感的抒發，代不乏人，歷久彌新。但是還沒有誰像屈原那樣面對時間飛逝而產生緊迫甚至恐懼的感受。時間對於屈原來說，最現實的意義在於早日實現自己的美政理想，政治生命遠遠高於他的生物生命。
另一方面是自戀人格和人格編織的臣妾意識。屈原一生以侍奉君主為自己的終生使命，至死也忘不了要為楚懷王盡忠，這就是屈原的臣妾意識。屈原在作品中常常用到“美人”“香草”“婚期”“成言”“媒里”“求女”等，所以屈原《楚辭》中最重要的“比興”材料是“女人”，而這“女人”是象徵他自己，一個被君王拋棄的婦人。在屈原的作品中深深隱藏著“臣妾意識”，即使懷王不知君子小人情狀，以忠為邪，即使自己陳情自白，指天為誓，即使自己飽受難以忍受的痛苦，他依然希望是昏聵的國王醒悟過來。屈原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這份天真，無疑是一種激情澎湃的政治理想主義，值得後人深思。自屈原而下，中國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識”不斷強化和穩定，以至於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政治人格——臣妾人格。一旦官場失意，美人遲暮的自戀自傷便婉轉不盡。辛棄疾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辛棄疾參透了南宋苟且偷安的必然結果，但辛棄疾依然難以釋懷，隨著年華的老去，隨著君臣苟且的繼續，國家大事，恢復大業，變得越來越渺茫，他的心情如同屈原那樣唯有“斷腸”當之。可以說，辛棄疾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真正在人格和藝術創作上自覺繼承屈原的一個典型。他的被棄置，他的“忠君愛國”，他的臣妾意識，他的藝術創作特色，無不是屈原的異代知音。
屈原文學作品中的愛國精神對後世的影響
屈原作為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詩人為後世所景仰。他那深厚執著的愛國熱情，在政治鬥爭中堅持理想、寧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對現實大膽批判的精神，給後世作家作出了示範。在《離騷》中有許多表現屈原拳拳愛國之心的詩句。
漢初賈誼在政治鬥爭失敗後，被貶謫長沙，當他經過汨羅江時，有感於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寫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賦》，一方面對屈原進行悼念引屈原為知己；一方面學習屈原的創作精神，對是非不分的黑暗社會現實做了大膽的揭露和鞭撻。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更是對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記》中為屈原立傳，正確地肯定了屈原在歷史上的地位。他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史記》是一部歷史散文著作，它寄託著作者的理想，洋溢著作者愛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這也正是屈原偉大文學精神的繼承。兩漢以後，屈原精神在許多作家身上得到進一步發揚。唐代偉大詩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視權貴，反抗現實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繼承與發展。另外，中國歷代詩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壓迫的關頭，總是寫出慷慨激烈的愛國詩篇。還有許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時代，堅持理想，堅持鬥爭，不隱瞞自己的愛憎，甚至在政治鬥爭中犧牲了他們的性命，為中國古代文學史增添了光彩。這種偉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清黃應諶《屈原卜居圖》
軼事典故
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於楚國貴族，和楚王一樣，羋姓。該姓相傳出自祝融氏，當傳到熊繹時，因功受周封於楚，遂居丹陽（也就是現在湖北宜昌）。這就是屈原的故鄉。
屈原像
春秋初期，約公元前七世紀，楚武王熊通的兒子被封在“屈”這個地方，叫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類似的，還有春秋時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戰國時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國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夠從春秋前期一直延續到戰國後期，一直處於楚國的高層，這個家族可謂經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閭大夫，據說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務。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當時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國的關係，當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孫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國都曾擔任過要職。到了屈原這一代，屈氏當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後來被秦國俘虜的大將屈匄。據屈原《九章·惜誦》詩句“忽忘身之賤貧”，可知當時這個貴族家庭已經衰落。
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據近代許多人研究，約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間。照甲子推算，那年應該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國曆法的老話是“人生於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為歲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於“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離騷》中說：“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貞於孟陬”意為太歲星逢寅，說明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說明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則說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據鄒漢勛、劉師培用殷歷和夏曆推算，定為周顯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陳瑒用周曆推算定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學界一般定為周顯王二十九年（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覺得自己的生辰有些與眾不同，所以他在《離騷》中說：“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意思是說：父親看到我生辰不凡，給我起了個好名字，名叫做“平”，字叫做“原”。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解釋屈原的名字時說：“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來，照字面上講，“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徵；“原”是又寬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徵，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開於子，地辟於醜，人生於寅”的天地人三統。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好兆頭。司馬遷曾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國王室為羋姓熊氏，羋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後，和楚懷王熊槐為本家。春秋時期，楚武王封兒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領，因為瑕王子本來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錯，就讓他去享用屈邑的物產，人們於是稱他為“屈瑕”。由此，楚王為羋姓熊氏，屈氏就成為了熊氏的一個支氏。
先秦時期男子稱氏不稱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羋原。後來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這個問題。
歷史評價
正面評價
古代
班固《離騷序》：”雖非是明智之士，可謂妙才也。”
屈原半身像
王逸《楚辭章句序》：“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如石砥，顏如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
洪興祖《楚辭補註》：“屈原，楚同姓也。同姓無可去之義。”“同姓兼恩與義，而屈原可以不死乎？”“楚無人焉，屈原如去國，則楚必從而亡。”“屈原雖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爭強諫，死猶冀其感。”“雖死猶不死也。”
蘇軾：“吾文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近現代
梁啓超：屈原是“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郭沫若：屈原是“偉大的愛國詩人”，一顆閃耀在“群星麗天的時代”，“尤其是有異彩的一等明星”。
毛澤東：“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箇中國人的腦海里。無論在國內國外，屈原都是一個不朽的形象。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人。”
聞一多：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繼吳起之後，在楚國主張變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國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個黃老之學的傳播者。他在文學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為他的文學成就所掩。其實他的文學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為內容的。他的文學作品之所以偉大，正是因為它有這樣的內容。”
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會作為當年全世界紀念的四大名人之一，當年的《文藝報》集11號社論《屈原和我們》：“屈原是世界性的偉大詩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學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
前蘇聯科學院院士費德林《論屈原詩歌的獨特性與全人類性》：“屈原詩篇有著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屈原的思想是全人類的財富。”
《屈原辭賦垂千古》：“中國古代詩人屈原的不朽名字，排在中國詩歌、世界語言藝術最優秀的作者的前列。屈原作品是屬於這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現象，它的偉大和社會意義，越是到後來，便顯行越充分、越清楚。”
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國語文學教研室主任謝列勃里亞可夫《屈原和楚辭》：“楚辭最主要的作家屈原的英名也赫列於世界文豪之林。”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美國科學和藝術科學院成員、亞洲研究協會成員詹姆士·海陶瑋《屈原研究》：“一個大詩人，又如此追求創新，這在世界文苑中確實極為罕見。”
負面評價
揚雄：“過以浮。”“蹈雲天。”
班固：“與日月爭光云云，斯論似過其真。”“露才揚己，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
顏之推：“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
人際關係
父母
配偶
根據《屈氏宗譜》，屈原妻子為鄧夫人。晉代《襄陽風俗記》：“屈原五月初五投汨羅江，其妻每投食於水以祭之。”意思是說屈原投江以後，他的妻子每年五月初五這天向汨羅江中拋投食物祭祀屈原。清代《古今圖錄集成》記載，湖南益陽縣西南六十里有一座鳳凰廟，專門祭祀屈原的夫人和兒子，清代《益陽縣誌》也有同樣的記載。陝西省山陽縣清代同治十一年《屈氏宗譜》上有屈原妻子的畫像，注為“靈均公元配鄧夫人遺像”。
子女
相關爭議
任職解釋
一、張守節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屈原列傳》說：“左徒蓋今左右拾遺之類。”但據近現代學者褚斌傑、趙逵夫等人考證，認為後世的拾遺實為言官，可以上書言事而無實權，唐代的拾遺官階只是“從八品上”，同《史記》中的所述屈原所從事的政治活動不相稱。陸侃如《屈原評傳》說：“左徒是左右拾遺之類的官，僅次於令尹。”
二、林庚說：左徒是太傅之類的官。林庚《民族詩人屈原傳》所附《四注·說左徒》一文中，在引《史記》關於春申君為楚之親信，任左徒再升令尹的記述後說：“左徒所以說是宮廷的親信，因為是親信，所以侍從太子，其情形大約如賈誼之為‘長沙王傅’，秦因此也稱黃歇為‘太子之傅’。”
四、趙逵夫說：左徒是行人。趙逵夫在《屈原與他的時代》中有《左徒·征尹·行人·辭賦》一文。在該文中，他從出土的文物及相關資料進行考證，認為“徒”、“尹”二字是雙聲假借。並舉《離騷》“濟沅湘以南征”，《九歌》“駕飛龍兮北征”，又引《爾雅·釋者》：“征，行也。”說“征尹”之取義，同於中原國家所謂“行人”，是指負責外交的官員。
五、湯炳正說：左徒是左登徒。湯炳正在《屈賦新探·左徒與登徒》一文中認為，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上記載的官職有“左登徒”、“右登徒”字是古代典籍中“升”字的通假字，“升”字古音跟“登”字完全相同，並且互相通假，因此，“左徒”是“左登徒”的省稱，在楚國朝廷上屬於大夫級別。同時，湯炳正也對“左徒”的職掌進行了說明，認為“左徒”雖兼管內政、外交，但從《屈原列傳》，尤其是《春申君列傳》的記述來看，他們的主要活動都在外交方面。如屈原的幾次使齊及其與張儀的鬥爭等方面都可以證實。
八、王一軍說：左徒即楚懷王左司徒。王一軍在《屈原左徒即左司徒考》（《現代語文》2010年第8期）中指出司馬遷《史記》中的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即左司徒之略寫。根據《屈平列傳》中的相關記述，屈原所任職務即起草憲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與《周官書》所規定的大小司徒職守相近。楚人尚右，故右司徒為正，左司徒為副，所以楚君以左右司徒以取代《周官書》的大小司徒之名稱。
子女數量
關於屈原有幾個子女，主要有六種說法。
河南西峽屈原國小屈原雕像
一、“四子”說：湖南邵陽一帶於清代乾隆年間修撰的屈氏族譜說屈原有4個兒子，長子承開，次子承元，三子承天，四子承貞。湖南省社科院著名歷史學家何光岳於2003年出版的《中華姓氏源流史》，以及四川瀘縣、雙流縣的清代屈氏族譜上也有這樣的記載。
二、“三子”說：在陝西耀縣和安徽東至縣發現屈原有3個兒子的說法。《耀州志》上說：屈原死後，他的3個兒子都進入秦國，其中一個在耀州改姓為孫，並說隋唐醫學家孫思邈是其後裔；一個家居蒲城，仍然姓屈；另一個在韓城，改姓為房。但都沒有記載具體名字。安徽東至縣黃荊村保存的乾隆四十一年屈氏族譜記載屈原有3個兒子，長子稱孟師文華公，次子稱忠虞武安公，三子稱季敏孝思公。
三、“二子”說：北京國家圖書館和江蘇大學、常熟市圖書館珍藏的《臨海屈氏世譜》記載屈原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屈署，一個叫屈鮒，又稱屈侯鮒。
四、“一子一女”說：清代《長沙府志》說屈原有一女名叫繡英，也稱緯英，並說其墓在湖南益陽花園洞。清代《桃江縣誌》有同樣的記載。明代《蘄州志》說屈原有一子，俗名“黑神”，同治年間的《益陽縣誌》又說“俗呼鳳凰神”。
五、“一子”說：麻城市沈家莊保存的民國七年的《熊氏族譜》記載屈原有一子，名“岳”，並說屈原受“屈”也就是受“冤屈”而死，所以他的這個兒子又恢復為熊姓，因為屈原的遠祖叫熊繹。
六、“一女”說：湖南汨羅一帶民間傳說屈原有一女叫女嬃，汨羅屈原紀念館原館長、屈學專家劉石林寫有一本《汨羅江畔屈子祠》一書，其中對此專門有考證，認為女嬃為屈原之女。
後世紀念
悼念文章
宋玉悼辭
屈原死後，當時社會不少人都不認可他，就像司馬遷說的“不容於世”。唯有宋玉卻為屈原寫悼辭，他是第一個為屈原寫悼辭的人。其辭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眾，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己，濟物而不務功，是以惠無所歸，怨無所集。”宋玉在悼辭中表達了對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辭賦上學習屈原，並且在屈原的基礎上對楚辭進行了發展，所以在當時人們將宋玉稱作是繼屈原以後最傑出的辭賦家。
荊州屈原大雕像
吊屈原賦
西漢初年政論家、文學家賈誼創作的《吊屈原賦》是紀念屈原的騷體賦名篇。漢文帝四年（前176年），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在被貶途中經湘水時感懷屈原而作《吊屈原賦》。《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為賦以吊屈原。”賈誼在賦中深切緬懷了屈原光輝的人格、壯烈的理想和悲劇的一生。
文物建築
屈原祠
屈原祠最早建於唐朝元和十五年（820年），建設三峽工程時，與重慶的張飛廟、白鶴梁、石寶寨一起成為三峽庫區文物搬遷復建的四大單體建築。復建的新屈原祠占地2萬多平方米，投資5000多萬元，是三峽湖北庫區規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復建工程。新屈原祠採用石木結構，繼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傳統工藝。
秭歸屈原祠
屈原祠內共分12個展覽陳列廳，分別為前殿、南北陳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歷代詩人讚頌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廳）。秭歸屈原祠，記錄了一代又一代屈鄉兒女緬懷先賢的動人事跡，也保存了屈原祠風雨滄桑的歷史過程及其古風遺韻。
屈原墓
屈原墓有兩處。一處是位於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鳳凰山屈原故里景區內。屈原墓重建於清道光七年（1827年），1976年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時搬遷到秭歸老縣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峽工程興建，湖北省文物部門復建到鳳凰山上，以恢復其歷史原貌。
屈原墓
另一處位於湖南汨羅市城北玉笥山東5公里處的汨羅山頂。因在2公里範圍內有12個高大的墓冢，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閭大夫墓”或“楚三閭大夫墓”石碑，相傳為屈原的“十二疑冢”。
屈原崗
屈原崗位於河南省南陽市西峽縣回車鎮。相傳屈原流放於漢北，他聽說楚懷王欲到武關（今陝西商洛東）與秦王會盟，便在此崗攔住懷王“扣馬諫王”，秦如虎狼，決不能去。懷王不納，屈原在崗上捶胸頓足，仰天長嘆：“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恐皇輿之敗績。”後懷王被俘，客死秦國。後人為紀念這一事件，將此崗稱做“屈原崗”。崗上原有一座屈子廟，內塑屈原披頭散髮、面孔朝天的行吟圖像。現僅存“屈原崗”三個大字的青石碑一方。屈原崗是全國唯一歷史遺存下來用屈原名字命名的古地名，已經成為西峽屈原文化的一張名片。
南陽西峽屈原崗（扣馬諫王發生地）
明代詩人李蓘《屈原崗》詩：“靈修何到此，應問古蹟難。試向高岡想，將無是屈原。”
明嘉靖《南陽府志》：“內鄉縣（今西峽縣歷史上隸屬於內鄉縣）有屈原岡——三閭大夫扣馬諫懷王”。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內鄉縣誌》卷一詳細記載：“屈原岡在（內鄉）縣北60里，昔楚懷王興師伐秦，為秦兵所擊，敗北歸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後人因以名其地。蓋史記所載大破楚師于丹淅時也。”
屈原廟
河南西峽屈原廟是中國最早的屈原廟。《後漢書·延篤傳》：延篤“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這裡關於南陽屈原廟的記載，是已知見於正史的最早的關於屈原紀念建築的記錄，這說明最遲在東漢，南陽已建立了屈原廟。
屈原廟位於屈原崗上，有三座各三間的清末建築風格磚木結構瓦房，是歷代文人墨客祭祀弔唁屈原西邊那座正間後山牆鑲有清戊寅年間（1878年）內鄉知事高袖海題寫的石碑文，石碑正中豎寫：“楚三閭大夫屈子神位。”左右兩側鑲刻有對聯，上聯為“清節表三閭想當年芷澤行吟香草餘騷客賦”；下聯為“忠魂昭一代悵今日菊潭奉祀落英猶是楚臣餐”；橫批為“清忠一世”。西山牆上鑲嵌有民國重修著屈原廟石碑，碑文記載：“此屈夫子祠也，據屈夫子祠肇建於關帝廟東邊，渺焉，斗室不堪容膝，鄉人士爰改建於茲，規模極欲其合法，棟宇力求其宏暢，庶有以慰夫子在天之偉大忠魂於既祗，申屈拜者亦得以進退周旋而無憾也。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吉日。”屈原廟的牆壁上繪製有大量具有楚風格的壁畫，屈原廟現存主要文物還有：明朝“犀牛望月”柱頂石、“八仙過海”洗輿用具、清朝“二龍戲珠”碑碣、功德碑等文物30餘件。
南陽西峽屈原廟
中國屈原學會的專家曾到屈原廟考察，認定屈原廟裡的壁畫和湖南馬王堆里有相似的地方，並在屈原廟的牆壁上發現有唐代的方磚。由此推斷，屈原廟在唐代已經修建。
端午佳節
屈原投江自盡的日子相傳是農曆五月初五，即端午節。端午節最初是中國人民祛病防疫的節日。吳越一帶春秋之前有在農曆五月初五以龍舟競渡形式舉行部落圖騰祭祀的習俗。後因屈原在這一天死去，便演變成了中國人民紀念屈原的傳統節日。
把屈原和端午節捆綁在一起始於南朝的文獻。端午節起源於屈原，最早就是流傳在荊楚地區的傳說。南朝梁宗懍編撰的記錄古代楚地歲時節令風物故事的筆記體文集《荊楚歲時記》載：“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載：“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輒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並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端午競渡的習俗，也是荊楚地區人們紀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書·地理志下》載：“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到了隋唐一統後，端午節紀念屈原的習俗就不僅限於荊楚地區，而成為全國性的節日風俗，一直流傳至今。
中國行星探測任務被命名為“天問（Tianwen）系列”，首次火星探測任務被命名為“天問一號”，後續行星任務依次編號。該名稱源於屈原長詩《天問》，表達了中華民族對真理追求的堅韌與執著。
史料索引
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 西漢·劉安《離騷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