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形成背景,主要特徵,政治活動,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指導思想,
形成背景
朝鮮半島政權長期以來有對中國“事大”的傳統，1392年朝鮮王朝建立後，即向中國明朝稱臣，成為明王朝的藩屬國，此後一直保持宗藩關係，事大主義也是朝鮮王朝的基本國策之一。1636年丙子胡亂以後，朝鮮成為清朝的屬國，對清採取事大政策，19世紀以後朝鮮更是心甘情願地做清朝的藩屬，因此並不存在“事大黨”或“親清派”這一說法，即便是1876年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打開國門以後也是如此。這從一件事例中即可看出，1880年朝鮮修信使金弘集（當時名為金宏集）從日本帶來了中國人黃遵憲寫的小冊子《朝鮮策略》，主張朝鮮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但是習慣“事大”的朝鮮人對於“親中國”這一說法感到很奇怪，以致朝廷大臣發出了“二百年來我國事大之誠，未嘗一分或懈，上國亦待之以內服，至今曲（加）庇覆，更有何別般效（敦）親者乎？”的疑惑。1882年在野儒生白樂寬也上疏反駁道：“中國我已服事三百年，別無加親之道。”由此可見直到1880年代，在當時環境下的朝鮮可謂是“集體事大”，不存在某一黨一派“事大”或“親華”的狀況。但這種狀況在朝鮮開港後就悄然發生變化，外國資本主義尤其是日本勢力的滲透，使許多朝鮮人拋棄事大主義，開始出現了脫離中國的想法，“開化黨”就是其代表。於是親清和親日兩種勢力的對立不可避免地在朝鮮王朝出現了。
1882年7月朝鮮爆發的壬午兵變是形成“事大黨”的關鍵因素。這場由興宣大院君從閔妃手中奪權的政變引發了中國和日本的同時干涉，也是清朝全面插手和干涉朝鮮半島事務的開端。中日兩國因為壬午兵變而在朝鮮半島發生的對立自然而然地引發了朝鮮統治階級內部的對立，因此在壬午兵變後，作為與親日的開化黨對立的“事大黨”開始登上歷史舞台。壬午兵變平息後不久，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同時派出了兩個使節團分別出使中國和日本，一路是以趙寧夏為首的謝恩兼陳奏使，包括金弘集、魚允中等人員，前赴中國；一路是以朴泳孝為首的謝罪兼修信使，包括金玉均、徐光范等人員，出使日本。兩者在各國的活動也相反，表現出親華和親日兩種極端：趙寧夏使團與清政府締結《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使清朝強化了對朝宗主權；朴泳孝使團則在日本朝野廣泛活動，竭力呼籲朝鮮獨立。至此，朝鮮政府中“事大”與“親日”兩派發生明顯的分化，許多史學家將此事件看做穩健開化派與急進開化派的分化，其實也是“事大黨”形成的開端。
主要特徵
“事大黨”嚴格來說並不是一個政治團體或朋黨，只是人們對於當時朝鮮政府中具有某種共同點的政治人物的歸類或統稱，而這些被稱為“事大黨”的政治人物本身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結黨行為，只是他們在與開化黨等勢力對立時表現出一致性，這種共同點或一致性就是他們都採取事大主義的立場，主張保持與清朝的宗藩關係，默許清朝對朝鮮的干涉，反對日本及其他勢力滲透朝鮮。“事大黨”是親日開化黨和日本人對他們的稱呼，主要用於日本境內，比如從1882年起支援朝鮮開化黨的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主筆的《時事新報》中就不斷採用“事大黨”來稱呼朝鮮的當權者，而開化黨與之對應地自稱“獨立黨”，標榜自己獨立自主的反華主張，同時他們還把事大黨稱為“守舊黨”。除了事大黨和守舊黨這兩個稱呼，其他叫法還有“清黨”、“支那黨”等。其中“清黨”在朝鮮國內用得相對較多，反映19世紀末朝鮮社會狀況的《梅泉野錄》有如下記載：“世稱金允植、魚允中為清黨，金弘集、俞吉濬為倭黨，李范晉、李允用為俄黨，三黨迭進，而愈不可以國矣。”開化黨領袖金玉均的《甲申日錄》中也稱閔泳翊等為“清黨”，而事大黨的代表人物金允植也說“余得清黨之目”。甚至少數激進的開化黨人還稱事大黨為“胡奴”、“清奴”等，不僅為金玉均等所常用，在少壯派開化黨人尹致昊的日記中可以得到體現。
很多史家將“事大黨”與閔妃集團或閔氏政權劃等號，或等同於“穩健開化派”或“東道西器派”，這些都是不準確或不全面的。壬午兵變後事大黨剛形成時，閔妃集團的確是事大黨，但這只是閔妃用中國來牽制日本的一種策略，並非真心忠於清廷。1884年甲申政變以後，作為事大黨的對立面的開化黨被消滅，日本在朝鮮的勢力大為退縮，因此事大黨對於閔妃來說也失去了利用價值，轉而投向俄國、美國等國來牽制中國，反倒成為事大黨的對立面，所以閔妃集團並不是所有時候都與“事大”或“親清”劃等號。當然，其後閔妃集團不再是事大黨，但仍有閔泳翊、閔泳駿等少數人堅持親清，是事大黨的一份子。而且閔妃集團從未像開化黨那樣宣布與清朝決裂，所以其與事大黨雖然有矛盾，但關係並非像同開化黨那樣不共戴天，至甲午戰爭前夕又出現合流的趨勢。而“穩健開化派”或“東道西器派”固然是事大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並非全部。事大黨與極端保守的“衛正斥邪派”有所不同，區別在於事大黨都具有變法或變通的思想，依照其程度不同主要有以下兩種組成：一種是主張“東道西器”，要求大規模引進西方科技，但不主張改變朝鮮政治等方面的現狀，包括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如同中國洋務運動那樣“中體西用”。這種“穩健開化派”或“東道西器派”是事大黨的骨幹，他們支持洋務路線，大多數人都有出使中國的經歷，比如閔台鎬、趙寧夏、金允植、金弘集、魚允中等。另一派則是傳統的士大夫、老臣，他們深受事大主義影響，因為反對歐美日本侵略而親近中國，變通思想不多，最多要求“利用厚生”等改革，如金炳始、洪淳穆、金炳國等。另外事大黨還有個共同特點，他們的後台都是清朝，而直接靠山則是長期擔任清廷駐朝大臣的袁世凱。事大黨與袁世凱關係融洽，袁世凱也加以扶植，並常利用他們刺探朝鮮情報，作為其與朝鮮宮廷溝通的中介。
基於以上特徵，近代朝鮮的事大黨官員可以判斷出來的。其中在1882年到1894年期間始終是事大黨、並且最活躍的是金允植、金宏集（後改名金弘集）、魚允中，被稱為“事大黨三巨頭”，其他代表人物有閔台鎬、趙寧夏、尹泰駿、閔泳穆、閔泳翊、閔泳駿、朴齊純、金炳始、卞元圭、成岐運等。
政治活動
第一階段
事大黨的政治活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82年到1884年，第二個階段是1885年到1889年，第三個階段則是1890年到1894年。 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領袖人物，在朝鮮政壇亦時有浮沉。
首先是從壬午兵變平息到甲申政變爆發的1882年至1884年兩年時間，這兩年可以說是事大黨的黃金時期，關鍵原因是清朝在朝鮮樹立的優勢地位及得到了高宗和閔妃的支持。日本學者田保橋潔曾對此論述道：“當時的朝廷是以外戚閔氏、趙氏為中心構成的。……他們的革新是漸進式的，願意向宗主國清國，特別是……李鴻章及其幕僚尋求指導和援助。外戚之所以被稱為守舊或事大就是因此。但從中朝一直以來的關係來看，這種做法也很自然，在當時也被認為是最為穩妥的政策。金宏集、金允植、魚允中等與外戚合作，是因為上述政治方面的理由，並不一定是阿附於外戚的權力。”因此這一時期可以說是閔妃外戚集團與事大黨的合流時期。壬午兵變被清軍鎮壓，閔妃集團的政敵興宣大院君被押往中國，大院君的黨羽也被肅清殆盡，因此閔妃及驪興閔氏家族對清朝感恩戴德，倒向事大黨一方，因此這一時期也是清廷和閔妃集團的蜜月期，朝鮮政府可謂一切指揮聽清朝。把持實權的閔台鎬和趙寧夏（親華的神貞王后趙大妃的侄子）是當時事大黨的領袖，名義上的政丞金炳國、洪淳穆等也傾向中國。閔氏麾下的閔泳翊、閔泳穆、閔應植、尹泰駿、李祖淵、韓圭稷、金允植、金弘集、魚允中等事大黨亦十分活躍，把持著朝廷要害部門，與袁世凱、陳樹棠等清朝駐朝官員和將領保持密切關係，比如金允植請袁世凱為其練兵，尹泰駿更是公開聲稱：誰敢駁斥清朝駐朝代表陳樹棠，“以辱北洋大臣”，誰就是朝鮮的亂臣賊子。這些事大黨大多數都有出使中國的經歷，他們對中國的洋務運動感佩不已，因此在他們執政期間以“自強”相號召，走清朝的洋務路線。1883年，金允植在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三清洞成立了朝鮮歷史上第一個近代企業——機器廠，並按照清朝的建議，效仿中國總理衙門分別設定了內衙門（統理軍國事務衙門）和外衙門（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設立海關，由清朝代購洋槍洋炮、訓練朝鮮軍隊等。事大黨當權者還同清朝簽訂了《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不僅使清朝在朝鮮獲得領事裁判權，還賦予了清朝比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列強更多的權利，清朝則在朝鮮建立租界，使其宗主權實質化。清朝也利用朝鮮事大黨當權的機會，明確中朝宗藩關係，公然在漢城南大門（崇禮門）豎起一面大書“朝鮮是中國之屬國”的旗子，並將穆麟德（德國人）、王錫鬯（王伯恭）、馬建常（馬相伯）等人安插進朝鮮政府要害機關，與事大黨相互利用，加緊對朝鮮的內政干涉。
事大黨的如日中天，自然令親日的開化黨和日本人非常不滿，與之不共戴天。開化黨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載弼、尹致昊等年輕士族為主，他們都有留日的經歷，十分仰慕日本的明治維新，企圖在日本的支援下趕走中國勢力，實現朝鮮獨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因此他們又被稱為“獨立黨”。當時金玉均、洪英植等任外衙門參議，朴泳孝任漢城府判尹，利用他們的職權進行了許多開化改革事業，如設立博文局、治道局、警巡局、郵政局，開辦《漢城旬報》等，也與日本簽訂了一些協定，以出賣國家利權的代價換取日本的支持，以反對事大黨。事大黨察覺到開化黨的舉動，於1883年夏開始反擊，將金玉均、朴泳孝等外調，阻撓開化事業。開化黨處處遭到事大黨的壓制，動彈不得，因此對以閔台鎬、閔泳翊父子為首的事大黨恨之入骨，決心採取非常手段來對付所謂的守舊黨——事大黨。事大黨和開化黨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也給事大黨的統治造成較大威脅。
事大黨的另一個威脅來自外部因素。原來當時中法交惡，清朝處於劣勢，使原想託庇於清廷的朝鮮王室開始疑懼，而1884年春清朝內部發生甲申政潮，恭親王奕訢被慈禧太后逼下野，醇親王奕譞上台。醇親王是清德宗（光緒帝）的生父，而興宣大院君則是高宗李熙的生父，兩人境遇相似，因此清廷此舉被朝鮮解讀為釋放被關押在中國的大院君回朝鮮的信號，風傳大院君即將歸國，因此加劇了閔妃集團對清朝的離心。至此，閔妃集團和清朝的蜜月期已經結束，因此從1884年2月開始，閔妃集團中的一些人就脫離了事大黨，開始尋求聯日或聯俄的方針，比如前營使韓圭稷就受國王密令拜訪日本代理公使島村久，請日本出兵保護朝鮮，防止大院君回國奪權。甚至還磋商閔妃前往日本公使館避難。而李鴻章派來監管朝鮮的穆麟德則背叛清廷，向朝鮮王室鼓吹引俄拒日，導致朝鮮於1884年7月背著清朝與俄國簽訂了《朝俄修好通商條約》。而清軍在朝鮮的一些不法行為也引起了朝鮮人的反感，比如1884年6月發生的李范晉事件，陳樹棠對此事處理不當，引起了朝鮮普遍不滿，就連事大黨核心人物金允植也在對清朝官員周馥的一封信中猛烈批判。如此種種內外因素，使表面上政權鞏固的事大黨處境愈發困難，也給正在等待時機的開化黨以可乘之機。
1884年夏，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回到朝鮮，對開化黨釋放積極信息，開化黨如虎添翼，開始與日本方面一道策劃發動推翻事大黨政權的政變。竹添公然譏諷事大黨，比如他對金弘集說：“吾聞貴國外衙門內，亦為清國奴隸者數人，吾恥之同周旋！”又對金允植說：“君素能於漢學，又深有附清之議，何不入仕於清國？”據當時開化黨人朴泳孝分析，事大黨在1884年下半年已經分為兩部分：第一事大黨（支那黨）完全聽從中國調遣，認為依賴中國可以國家太平，日本則不可信賴，包括閔台鎬、趙寧夏、閔泳翊、金允植、尹泰駿；第二事大黨雖然表面上也從屬中國，但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與開化黨（日本黨）對立，包括閔泳穆、韓圭稷、李祖淵、閔應植。由此可見事大黨已經非常削弱。事大黨內部人員不斷流失，外部遭到開化黨和日本人的攻擊，其政權搖搖欲墜。
在這種情況下，開化黨在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的支持下於1884年12月4日發動甲申政變，一舉暗殺了韓圭稷、李祖淵、尹泰駿、閔泳穆、趙寧夏、閔台鎬6名事大黨，並砍傷了閔泳翊。而金允植、金弘集等事大黨不僅幸免於難，還被列入開化黨新政府名單中。隨後金允植等事大黨殘餘乞求清軍出兵，於是袁世凱於12月6日率軍攻入王宮，與開化黨及日軍作戰並取得勝利，粉碎了甲申政變。開化黨要人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載弼等人隨竹添進一郎逃亡日本，洪英植等上百人其後被朝鮮政府逮捕並處死，開化黨的勢力至此基本被肅清。但不管怎樣，這次政變對於事大黨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事大黨的後台——袁世凱也不禁感慨包括與他交際最深的尹泰駿在內的事大黨諸臣“一時俱殺，羽翼孤矣！”於是，事大黨的政治活動進入了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甲申政變後，開化黨作為一支政治勢力在朝鮮政壇上一度消失，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也大為削弱，不得不採取“退嬰政策”，袁世凱在1885年被清廷任命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面加緊對朝鮮的干涉，儼然朝鮮的太上皇，這為事大黨提供了溫床。另一方面，作為閔妃集團對立面的開化黨的暫時肅清，事大黨對閔妃集團來說也失去了利用價值，所以在甲申政變後不久高宗和閔妃就倒向俄國，企圖藉助俄國之力來遏制中日的衝突和清朝的干涉，於是引發了“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這也為袁世凱扶植事大黨提供了必要性。在1884年到1889年這一階段，閔妃集團幾乎集體倒向俄國和美國，只有閔泳翊起初仍堅持效忠中國；而袁世凱重點扶植的事大黨則是金允植、魚允中、金宏集（後改名金弘集），此三人被稱為“事大黨三巨頭”，特別是金允植當時出任外務督辦，獨當一面，是這一階段事大黨的領袖人物。
1885年7月，日本駐華公使榎本武揚將日本外務卿井上馨所擬的《朝鮮外務辦法八條》呈給清朝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這是日本勸中國加強對朝宗主權、防範俄國的建議書，也是甲申政變後日本對朝“退嬰政策”的反映。其中提到“金宏集、金允植、魚允中諸人，皆可托以國事者也”，即建議中國扶植事大黨。然而，高宗和閔妃卻對此頗不以為然，極力打壓事大黨，袁世凱報告當時朝鮮政況說：“韓廷群小執政，賄賂公行……疑忌百出，又欲盡除廷臣及華黨，杜絕人口”。因此事大黨縱然有袁世凱扶植，其處境亦十分艱難。1886年春，魚允中又因事忤領議政沈舜澤而被罷官，而後另一名事大黨卞元圭亦因彈劾閔應植而得罪閔妃集團，而遭“削職遠配”之處分。不久，朝鮮政府在閔泳煥、閔泳韶等人的策劃下以肅清開化餘黨為由進行大整肅，申箕善等九人遭懲處，而作為事大黨的金允植、魚允中也被牽連（罪名是埋葬朴泳孝自殺的父親朴元陽，將以附逆律論處）。但在金、魚兩人定罪之前，袁世凱向朝鮮政府施加壓力，加以維護，他說：“允植僅存之碩果，一人之去留，系乎韓邦之安危，關於中朝之政令，在他人或可不爭，在允植斷不可不力爭。……從此不問，以後……藩邦名實亦將漸次無存，諸事棘手。”由此袁世凱暫時保住了金允植和魚允中二人。
到1886年夏秋之交，又發生第二次朝俄密約事件，事大黨閔泳翊向袁世凱告密，結果導致袁世凱圖謀廢黜高宗、另立大院君之孫李埈鎔為王的事件，直接導致了閔泳翊與袁世凱反目，脫離事大黨。閔妃集團一方面在積極聯俄、美以求自主的同時，另一方面加緊對事大黨的攻勢，魚允中、金宏集都被調任閒職或外職，遠離權力中心，對擔任外務督辦的金允植，閔妃集團一直非常忌憚，尤其是1886年第二次朝俄密約事件後，金允植捲入了袁世凱的廢君陰謀，更為閔妃所不容，直到1887年夏隨便找了個藉口將金允植予以罷黜並流放，此後到甲午戰爭時金允植離開了朝鮮政壇。到這時，事大黨要人幾乎被閔妃集團全部逐出朝鮮政壇，進入了事大黨最低谷的時期。
儘管金允植、魚允中、金宏集等事大黨巨頭相繼倒台，但袁世凱仍不放棄扶植事大黨的努力。閔妃集團雖然打壓事大黨，但其只是反對清朝的內政干涉，而並未像開化黨那樣完全斷絕與清朝的宗藩關係。因此利用這點，袁世凱轉而拉攏閔妃集團的近臣閔應植、閔泳煥、韓圭卨、李鐘健等人，讓他們在高宗和閔妃面前說中國好話，並為事大黨輸送血液。袁世凱甚至連朝鮮宮中的宦官都要扶植為事大黨，他曾在報告中說：“韓王有中官金圭復、黃允明等，為宦官中之最有權者。甲申之亂，頗感卑府之恩。近見勢孤禍急，宮內一切動靜，時派小宦來署密報。卑府存中國體制，均不答報，只慰問其來人。”以上事例既說明袁世凱為扶植事大黨無所不用其極，又反映出當時事大黨處境睏乏、捉襟見肘的狀況。這種狀況進入19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中朝關係的緩和，才有所起色。於是事大黨的活動進入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
甲申政變以後的幾年時間中，事大黨遭到閔妃集團的打壓而陷入低谷，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則竭力維持。到1890年以後，隨著圍繞朝鮮半島的各種外交風波次第平息，中朝關係逐漸緩和，在朝鮮政壇中一度低迷的事大黨也有所起色。首先是袁世凱的籠絡和扶植政策取得成效，其中閔妃重用的外戚閔泳駿成為這一階段事大黨的領袖。閔泳駿是繼閔泳翊之後驪興閔氏家族的頭號人物，很受閔妃寵幸，同時又是一個大貪官，是賣官鬻爵的高手，“聚斂已久，眾怨叢歸”，不過卻堅持事大主義，效忠清朝，對袁世凱也頗為敬服。袁世凱開始認為他臭名昭著，“心未之善，絕少往還”，但到1891年夏以後改變了主意，開始於閔泳駿聯絡，並加以扶植。閔妃親信洪在羲（洪啟薰）也是袁世凱培養為“事大黨”為的對象，從1888年“朴定陽事件”發生以後，洪在羲與袁世凱的關係日趨密切，成為袁世凱與朝鮮宮廷之間的橋樑，多方為袁世凱奔走，袁世凱每以“大義”激勵，頗得提攜之力。閔妃的另一寵臣鄭秉夏也在1892年以後被袁世凱極力拉攏，逐漸由親俄派變為親華派。隨著閔妃身邊的親戚和近臣被袁世凱“改造”為事大黨，高宗和閔妃的對華態度也發生變化，不再熱烈地追求自主，而重新加深對中國的依賴。這從袁世凱在1892年的報告中可以看出：“泳駿因乘機約同近臣鄭秉夏等，每當晉見，必盛言中國富強，天朝寬大，憲台（李鴻章）之厚德可感，職道（袁世凱）之籌助為誠。其君妃漸悟前非，遇有事端，必遣人與職道密商籌辦……泳駿等尤得所藉口，持議愈堅，時勸君妃敬服中國，恪守藩禮。雖其君妃自主妄念刻尚未能盡消，然頻年猜忌之心，已去十之七八……”。1893年，朝鮮忠清道報恩郡發生東學道集會事件（報恩大會），朝鮮高宗首先想到中國出兵平亂，並派朴齊純與袁世凱商議，此事雖然未成，但反映出事大黨在這一時期的活動所起到的效果。
雖然在19世紀90年代初事大黨逐漸恢復元氣，但好景不長，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事大黨首腦閔泳駿與袁世凱磋商借兵助剿，並慫恿高宗向中國乞援。應邀來援的清軍抵達朝鮮以後，自甲申政變以來已隱忍十年的日本認準這次大好時機，決心在朝鮮半島與清軍決一死戰，因此不請自來，也派大軍來朝鮮。日軍抵朝後，一面脅迫朝鮮政府進行內政改革，一面扶植金嘉鎮、安駉壽、俞吉濬等新一代親日開化派活動，閔泳駿等事大黨的處境日益艱難。1894年7月19日，袁世凱撤離朝鮮，7月23日，日軍突襲漢城景福宮，事大黨把持的政府被解散，由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出面建立親日政權。7月25日，甲午中日戰爭爆發，隨著清軍的迅速潰敗，中國在朝鮮的勢力被日本驅逐，事大黨自行消失。就這樣，清廷和袁世凱歷經十多年辛辛苦苦扶植的事大黨隨著甲午戰爭的爆發而宣告瓦解。
事大黨瓦解以後，閔泳駿逃往中國，金弘集、金允植、魚允中等前事大黨搖身一變，加入親日政權並擔任要職，逐漸成為親日派，在“甲午更張”中發揮重要作用。而金炳始、沈舜澤等老臣則變為親俄派。不過日本人也對金弘集、金允植等由事大黨變身的親日派不甚滿意，稱：“金總理（金弘集）、金外務（金允植）、魚度支（魚允中）三人……多少帶有支那臭味”。但不管怎樣，事大黨作為一支政治勢力在甲午戰爭後不復存在了。
指導思想
朝鮮王朝一直是中國明朝和清朝的屬國，基於儒家理念的“事大主義”思想支配了朝鮮人好幾個世紀（“事大”一語本身就出自儒家經典《孟子》中的“以小事大”），因而當時大多數朝鮮人對中國尊敬和依賴，對日本則一直懷有疑慮乃至仇恨。朝鮮近代史上存在了12年（1882～1894）的“事大黨”的思想理論基礎自然也是事大主義。因此事大黨在朝鮮縱使有開化黨的對立和閔妃集團的打壓，仍在朝鮮有廣泛的民眾基礎，事大黨頭子——金允植曾在給一個日本人的信中寫道：“貴國（指日本）之於敝邦……向來通問絕罕，情志未孚，小民無知，見其衣服言語之不同，便懷疑懼。至清國則往來較數，耳目習熟，制度文字，多仿於是。自前世以來，恪守事大之義，現時局雖變，不便遽改前規。小民之心，亦知清國是庇護我，非貪害我。”金允植還說：“與清國稍近者，輒目為清黨，視若異類，仆亦大笑，甘心受之。”毫不迴避甚至樂於承認自己是“事大黨”（清黨）。
但是，由於時代的變化，事大黨所秉持的“事大主義”與傳統有很大不同。這在金允植的言論中同樣有很明顯的體現。早在1861年，金允植就在送他老師朴珪壽出使中國的文章中寫道：“我之於清，大小雖殊，實唇齒之國也。清之不幸，非國之福。今海內鼎沸，山川幅裂，藩鎮之雄，擁眾觀變，其細作往來旁午，以報朝夕之奇，獨我東限以鴨水一帶，閒若無事，不聞門外之事可乎？”並以為朝鮮“今臣事清亦二百有年矣，其盛也，與之深好；其衰也，豈可無咫尺之書，以示共患難而全終始乎？”這就是金允植的事大思想，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中國局勢的關心及對中朝唇齒相依、同甘共苦的深刻認識，但已基本不是出自儒家所謂的“君臣義理”，而是出於現實主義的考量。金允植等人也是效仿中國洋務運動，主張“東道西器”，以此使朝鮮富強，因此與走日本明治維新路線的開化黨有隙。金允植在1881年出使中國天津時就曾對李鴻章明言：“敝邦在中國為屬國，在各國為自主。”後來金允植出任外務督辦，處理外交事務時，亦曾在1887年對美國公使丹時謨（Hugh Anderson Dinsmore）說：“朝鮮是真正自主的王國（truly independent Kingdom），清國只不過是我們的兄長（elder brother）。我們因為自己弱小，所以要求清國給我們建議和援助”，後來美國人問他：“清國皇帝也是朝鮮的皇帝嗎？”金允植回答：“豈有此理。朝鮮有朝鮮國王，清國有清國皇帝。”美國人又問：“那么，清國皇帝是朝鮮國王的皇帝嗎？”金允植明確告訴他：“不是。朝鮮國王和清國皇帝是對等的（of equal rank）。但因為清國皇帝擁有更強大的國家和力量，所以國王一直把他看做是自己的兄長。”從上述金允植對中國人和美國人的發言中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事大主義”思想，即在堅持朝鮮的獨立自主的前提下藉助比自己強大的清朝的力量。因此也不難解釋金允植後來變為親日派的原因，因為這同樣也是出於現實主義。
持這種思想理念的不僅是金允植，其他事大黨也是如此，閔泳翊也是為了防止朝鮮受日本和俄國侵略才接近中國，事實上他曾對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表達自己對中國干涉的強烈不滿，後來又在袁世凱企圖廢黜高宗時脫離事大黨，並主導朝鮮派使美國的脫華自主活動。魚允中曾在1883年的勘界活動中故意說“土門江”不是“圖們江”，企圖向北蠶食中國土地，可見事大黨即便親華，也是為本國利益活動。金弘集、金允植、魚允中等人投靠日本，閔泳駿更是被定性為“韓奸”（親日反民族行為者）。由此可見，清末朝鮮的“事大黨”出於現實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思想理念與明代（尤其是明末）朝鮮士大夫出於儒家義理、視明朝為“君父”的事大主義及後來的尊周思想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也注定了事大黨不能長久維繫、在失去靠山後立刻瓦解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