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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俄羅斯帝國是一個富有擴張性的國家，自彼得大帝以後，俄國對外擴張方向主要是西方。但到了19世紀以後，沙皇俄國的擴張逐漸力不從心了，19世紀50年代，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失敗，其鋒芒開始移向東方，侵入中亞並鯨吞了中國黑龍江流域大片領土，甚至成為了朝鮮的近鄰；1878年俄土戰爭結束後，俄國雖然在軍事上取得勝利，但在同年召開的柏林會議中遭到西歐列強的遏制。於是俄國開始把目光投向亞洲，於是便有了俄國的“南下政策”、“亞細亞使命”等說法，引發中日等遠東國家的警惕。同時英國也害怕俄國的南下妨礙其在亞洲的既得利益，故對俄國全力遏制圍堵，從而在亞洲形成了俄英爭霸的局面。然而俄國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最開始並不積極，因為俄國在新開拓的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立足未穩，同時又希望維持朝鮮人的偷渡與朝俄走私貿易以促進遠東地區生的鞏固與開發，而與朝鮮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無疑會減少偷渡和走私的狀況，所以俄國無力也不願在朝鮮進行擴張。但是19世紀80年代以後，俄國的對朝政策發生變化，開始嘗試與朝鮮締約建交並向朝鮮滲透。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簽訂以後，俄國駐華公使布策（Евге́ний Ка́рлович Бю́цов）曾請求清朝重臣李鴻章出面斡旋朝俄建交，防範俄國南下的李鴻章並拒絕了俄方的要求。隨後俄國政府委派其駐中國天津領事韋貝爾（Карл Иванович Вебер）負責與朝鮮的締約事宜，並赴濱海邊疆州考察與朝鮮的貿易狀況，最後得出結論稱與朝鮮的合法貿易刻不容緩；而俄國輿論亦不斷呼籲在朝鮮半島分一杯羹，外交大臣吉爾斯（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Гирс）則強調：“帝國必須儘快（與朝鮮）簽訂條約，在第一時間內取得和其他國家的平等地位”。由此沙俄勢力開始進入朝鮮半島。
擔當俄國對朝外交十多年的韋貝爾
擔當俄國對朝外交十多年的韋貝爾當時的朝鮮王朝原本在中日的影響下對俄羅斯的擴張感到十分恐懼。而自1882年“壬午兵變”以後，朝鮮就處在中日兩國的競爭之中，並為中國實際控制，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及掌握實權的王妃閔妃雖然表面上接近中國，但內心對當時內憂外患的中國並不放心，逐漸想到依靠俄國保護。尤其是1884年“甲申政變”後，日本國內與中國開戰的呼聲甚囂塵上，朝鮮王室對此十分擔心。為避免中日戰火的侵擾，朝鮮統治階級部分人士便打算尋求俄國保護。另一方面，朝鮮王室也受到了民族意識的影響，並非真正的“事大黨”，內心深處想擺脫中國的羈絆，而投靠俄國正是脫離中國的好辦法。此時朝鮮國內出現了以韓圭稷為首的親俄派，他們向高宗進言說中日都不足依賴，而俄國“據天下形勝，為天下最強，為天下最畏”，故力主引俄自衛。高宗受其蠱惑，於是朝鮮開始謀求和俄國接近，而首先便是謀求與俄國建交，在這一點朝俄兩國可謂不謀而合。
但是，在中國政府的嚴格管束下，朝鮮的外交很難有所作為。一個人為朝俄兩國的溝通打開了門路，他就是中國政府派去朝鮮的德國人——穆麟德。穆麟德在1882年底受到李鴻章之託，任朝鮮外務協辦兼總稅務司，控制朝鮮的外交和海關。然而，穆麟德卻背叛清朝，對內一再對高宗和閔妃鼓吹“引俄拒清”，對外則暗中促成朝鮮與俄國的接觸。在穆麟德的積極撮合下，朝鮮和俄國竟能瞞天過海，於1884年7月7日背著朝鮮宗主國清朝私下締結了《朝俄修好通商條約》。此事引起了清朝的不滿，穆麟德在條約簽訂後不久就被叫去天津問話，7月23日重返朝鮮。但穆麟德並未因此悔改，甲申政變以後，穆麟德背華投俄的活動更加頻繁，終於導致了“朝俄密約事件”的發生。
第一次密約事件
醞釀
1884年12月初，朝鮮的親日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很快政變就被清廷駐朝將領袁世凱率軍鎮壓。日本因捲入這場政變，因此與中國的關係頓時變得緊張起來，風傳中日即將於朝鮮半島開戰，高宗李熙和閔妃對此感到不安。於是穆麟德趁機建議說：“俄國之為鄰國，宜預請該國，萬一日清在朝鮮開啟戰端之日，務仰該國之保護。”他在1884年12月14日與禮曹參判徐相雨一起訪問日本，在與日方談判之餘，會見了俄國駐日公使達維多夫（Алексей Павлович Давыдов），明確提出把朝鮮置於“俄國保護國”（русский протекторат）的地位，並派遣士兵保護高宗。這是朝鮮方面首次對俄國提出的“保護”要求。達維多夫沒有當即答應，而是派參贊士貝耶（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пейер）訪問朝鮮，以探明朝鮮的形勢與朝鮮政府的意圖。1884年12月30日，士貝耶抵達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1885年1月1日覲見高宗，他還在漢城與中日代表接洽，並特別會見了穆麟德。穆麟德又一次極力慫恿俄國保護朝鮮，他說雖然朝鮮感激清軍平定甲申政變，但朝鮮需要更強大的保護者，故希望俄國視朝鮮如保加利亞而予以保護；如果俄國不想這樣做，那么就把朝鮮變成比利時那樣的中立國作為回報，朝鮮租借給俄國一個不凍港（如迎日灣）作為軍港，雙方為此要簽署秘密條約。但是，士貝耶只是來探明情況的，並沒有締約的委任，故朝俄雙方未在這時達成密約，不過這為後來的朝俄密約做好準備。
士貝耶回日本後，通過駐日公使達維多夫將朝鮮的情況報告給外交大臣吉爾斯。吉爾斯在給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上奏中認為俄國若答應朝鮮的請求“既要和中國發生衝突，也會激化和日本的關係，這要求我們很努力，並要做出一定的犧牲，而這些付出大概勉強同我們獲得的有限的好處相抵消”。所以那時俄國很矛盾，一方面不想放棄這次插手朝鮮的機會，另一方面又擔心激化和其他國家的矛盾。經過一番權衡後，決定既不給朝鮮正式承諾，也不讓朝鮮失去希望。接下來外交部指示達維多夫，讓其在處理朝鮮問題時遵循這樣的原則：在確信保護朝鮮不會和中日發生衝突前不採取行動，對朝鮮提出的保護請求，要向其表示，俄國駐朝公使韋貝爾到任後與穆麟德商量出一個保護朝鮮安全的萬全之策。
士貝耶（一作士貝邪）
士貝耶（一作士貝邪）就在穆麟德、士貝耶往來於漢城與東京的同時，朝鮮高宗又派出了近臣金鏞元、權東壽、金光訓、申先郁四人為密使，於1885年2月11日由朝鮮慶興府渡圖們江潛入俄境，向俄國邊境當局遞信稱：“儘管朝鮮和日本訂立了條約，但是由於發生了暴亂事件（甲申政變），我們現在不指望它的友誼；至於中國，雖然它把我們國家變成它的保護對象，但是我們對它也不抱有希望。我們把目光轉向了貴國……”他們還表示：“朝鮮不希望請中國人來防衛，因為我們懼怕清軍的強化和完全的隸屬”。俄國沙皇聽說後要求濱海邊疆州當局保護朝鮮，滯留俄國的另一名朝鮮人趙重協（後改名趙重應）則抄錄了這份敕諭，內有“命皇城（指北京）之大臣出使朝鮮，批准國書陸路通商一事，專任此大臣與朝鮮政府相議，審度利害，務使朝鮮有利無害”“命東海濱省將軍及東海水師諸大將自行駕駛兵船，巡視朝鮮沿海，盡心保護，無受他國侵犯”等內容。
締結
朝鮮與日本與1885年1月9日簽訂《漢城條約》，其中第一條規定朝鮮派使臣攜國書到日本“表明謝意”，於是朝鮮政府任命徐相雨為全權大臣、穆麟德為副大臣再赴日本。穆麟德受閔妃集團委託，負有與日本政府交涉引渡金玉均、朴泳孝諸人及引進俄國勢力以對抗中日這兩項使命。2月15日，徐相雨、穆麟德一行抵達日本東京，4月5日返回朝鮮漢城。在使團滯留日本的期間內，穆麟德與俄國駐日公使達維多夫當面提交了有自己簽名的德文備忘錄，備忘錄中有“朝鮮王國只有被置於比這（中日）兩國更強大的第三國的保護之下，才可能有正常的發展，而這個國家只能是俄國”的言辭，備忘錄還寫道：“俄朝關係如何決定——是對日中兩國使朝鮮中立化並保全之的俄、日、中三國協定或者保證、關於軍事性保護的協定或者保證朝鮮獨立的一般性保護——選擇哪一項必須聽憑俄國政府的決定。……在日本提出的要求中，包含讓中國把軍隊撤出朝鮮的條款，日軍也一定會和清軍同時離開漢城，由此就產生了朝鮮需要本國的軍事組織的問題，招聘歐洲人教官也在所難免。”由此可知穆麟德已從由主張俄國單獨保護轉變為中日俄的共同保證，並加入了聘請俄國教官訓練朝鮮軍隊的要求。這主要是由於他對形勢的判斷由中日開戰轉變為中日撤兵所致的。隨後穆麟德與達維多夫、士貝耶展開秘密談判，最終簽訂了所謂的“朝俄密約”。這份“密約”未任何載於任何檔案資料，只能從後面的交涉中了解相關內容，而主要內容則在於聘請俄國軍官4名、士官16名為朝鮮訓練軍隊，朝鮮因財力短缺，可能會讓出利權以抵付俄國教官薪俸。
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的關鍵人物——穆麟德
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的關鍵人物——穆麟德就在此時，發生了英國強占朝鮮巨文島的事件，巨文島事件促使俄國對“朝俄密約”作出迅速反應。俄國外交大臣吉爾斯在1885年5月7日上奏沙皇時強調：“我們在朝鮮最終目的不是取得同其他國家同樣的地位，而是在這個國家確立我們絕對的影響力，取得這樣的結果不僅會對我們太平洋地區產生有益的影響，還會影響其他國家。朝鮮對於我們在遠東的地位而言，如果不是危險的鄰居，那么就是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我們不得不顧及的鄰居。”5月16日，穆麟德會同嚴世永為處理巨文島事件第三次渡日，他利用這個機會在長崎致電達維多夫公使，表示朝鮮國王已經同意了“朝俄密約”，請按既定計畫實行。而此前，達維多夫就已經收到了關於沙皇敕裁“朝俄密約”的通報，遂於5月18日派士貝耶再赴漢城以履行“朝俄密約”的內容。
轉折
然而，此時朝鮮國內的事態發生了變化。此前在高宗和閔妃的授意下，由穆麟德和金鏞元等人分兩路行動，進行勾結俄國的秘密外交，朝鮮政府及中日等各國毫不知情。但是金鏞元、權東壽等人的行動被中國吉林琿春副都統依克唐阿偵知，遂由吉林將軍希元轉咨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乃於1885年6月5日命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質問朝鮮。在此稍早前，金鏞元等人的活動也被朝鮮內部知情人告發。當時的朝鮮政府主要由金允植、金炳始等“事大黨”（親華派）把持，因此均不同意聯俄，此事遂敗露了。朝鮮高宗對此矢口否認，外務督辦金允植則招來趙重協（趙重應）、金光訓、申先郁對質，最後把他們及金鏞元等5人流放了事。
金鏞元等人的詭秘行動東窗事發以後，高宗和閔妃迫於中國及朝中事大黨的壓力，不得不暫時放棄聯俄的計畫，再加上《中日天津會議專條》已經締結，中日將同時從朝鮮撤軍，戰爭陰雲消散，因而貪圖苟安的高宗和閔妃也就不再堅持引俄自衛了。但是士貝耶並不了解朝鮮的變化，仍按原計畫出使朝鮮，於1885年6月9日抵達漢城。士貝耶來朝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和穆麟德秘密制定了《俄國陸軍教官招聘協定細案》。穆麟德害怕朝鮮政府中的事大黨官員反對，沒有經過朝鮮政府，直接秘密將此《細案》呈給了國王。但是穆麟德所託呈約稿之人將約稿內容報告給了外務督辦金允植，於是繼金鏞元等人的活動後，穆麟德的行動也跟著敗露了。金允植知道了此事後聯合金宏集（金弘集）、金炳始等人向國王力諫“此非小事，萬不可輕準”，阻止國王接受。但是高宗不想放棄此次“引俄”的機會，秘密派了三個近臣去見士貝耶。這三人告訴士貝耶，國王同意接受俄國軍事教官，但是由於事大黨的掣肘不得不秘密進行，國王近稱臣和士貝耶約定：高宗會見士貝耶時，先不提聘請俄國軍事教官的事；士貝耶離開漢城時，高宗會給他一封聘請俄國軍事教官的親筆信，等俄國軍事教官來朝鮮己成為事實後，高宗再命令政府簽署聘請俄國教官的正式協定。
兩天后高宗的計畫變了，讓士貝耶先和金允植談判，若不能成功的話，高宗再給士貝耶一封聘請俄國教官的親筆信，高宗讓近臣將這個計畫秘密通知士貝耶。士貝耶只好和金允植在外衙門進行談判，共會談了三次（6月20日、6月24日、7月2日），士貝耶按照事先在日本與穆麟德的約定，強迫朝鮮接受俄國教官練兵，質問朝鮮外衙門為何要將朝俄密約泄露給中國人，穆麟德在此期間也為士貝耶鼓譟說：“十中國無如俄國，何恃其不可恃而不恃其可恃？竊為朝鮮危之。此約未成，中國必百方阻之，此約已成，中國亦無如之何”，“朝鮮政府每事屈於人，何獨逞強於俄國乎？”金允植則不為所動，獨當一面，強調“朝俄密約”是穆麟德的擅自行動，以士貝耶沒有俄國正式委任狀及朝鮮已決定聘任美國教官為由，拒絕談聘請俄國軍事教官問題，最後士貝耶無功而返。6月22日，士貝耶又覲見高宗，試圖通過國王的渠道來解決此事，誰知高宗竟然拒絕了士貝耶的要求，後來也沒有按秘密約定的那樣給士貝耶親筆信。金允植也在談判期間展開外交活動，一方面向中國駐朝商務委員陳樹棠和日本駐朝代理公使高平小五郎發出照會，請求居中調停，阻止俄國的舉動，另一方面則催促美國派教官來朝，以化解俄國的圖謀（自1883年以來朝鮮一直請求美國派遣教官，但因美國反應消極而一度中止，朝俄密約事件後再度提起），甚至中日兩國在朝鮮的代表也請求美國趕緊派教官來。士貝耶在漢城四面楚歌，黔驢技窮，遂於1885年7月7日灰溜溜地離開朝鮮回日本去了。此前俄國軍方對向朝鮮派遣軍事教官很感興趣。士貝耶到朝鮮後不久，陸軍部長萬諾夫斯基就迫不及待地要派軍事教官去朝鮮，經上級批准後，他派什奈烏爾中校為團長的軍事代表團去朝鮮了解朝鮮軍隊的現狀及對軍事教官的需求情況。在士貝耶離開朝鮮後，沒過幾日什奈烏爾中校軍事代表團就來到漢城，鑒於士貝耶和朝鮮沒能達成什麼協定，他們一行很快離開了朝鮮。
獨當一面、阻止朝俄密約的金允植
獨當一面、阻止朝俄密約的金允植士貝耶剛走，高宗就派吏曹參判南廷哲來到中國天津見李鴻章，商定對俄方針及要求清軍暫緩撤軍。1885年7月20日，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又委託駐華公使榎本武揚將自己擬的《朝鮮外務辦法》八條獻給李鴻章，這實際上是日本調整對朝、對華政策的一個體現，裡面全是承認中國宗主權的內容及教中國如何防俄的問題。由此可見日本為了成為朝鮮半島最終的大贏家而採取的靈活策略，即先假借中國之手抵制強大的俄國，避免俄國攪局，其後再打敗中國。此後清廷在朝鮮行事基本與《朝鮮外務辦法》吻合，李鴻章在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後所撰的《復朝鮮國王》也多有引用《朝鮮外務辦法》的內容。不久，李鴻章下令罷黜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的關鍵人物——穆麟德，以美國人墨賢里（H.F.Merrill）和德尼（O.N.Denny）取代穆麟德，分別任朝鮮海關總稅務司和外交顧問。另一方面，李鴻章也知悉了高宗和閔妃的貳心，便於1885年10月放回了壬午兵變後一直軟禁在中國的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藉以牽制高宗和閔妃。同時，又任命負責護送大院君的武官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以三品道員的頭銜監視朝鮮，加緊對朝鮮的控制。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就以這樣的結果這樣收場了。
第二次密約事件
背景
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過去一年後，第二次事件又起。穆麟德的離開並未使高宗和閔妃停止聯俄的步伐，自袁世凱到任後，全面強化對朝鮮的控制與干涉，他在釜山、仁川、元山三港派出中國代理商務委員，加強對朝鮮通商口岸的管理；又時常出入宮禁，監視王室，引起了閔妃集團的不滿。漢城又風傳金玉均將聯合日本浪人入侵江華島，人心騷動不安。恰值此時，俄國首任駐朝公使韋貝爾於1885年10月6日（即袁世凱送回大院君的次日）抵達漢城，朝鮮王室內恐有中國支持的大院君奪權，外懼日本支持的親日派捲土重來，唯有向俄國求助一途，於是便迅速和韋貝爾相互勾結起來。就在10月15日韋貝爾謁見朝鮮高宗的當天，高宗就迫不及待地向俄國表達好感：“諸事商於貴政府，一切仰仗事甚多”，還問：“兵艦常駐仁川耶？何時可來？”公然展現出親俄的姿態。雖然俄國政府採取謹慎態度，並未派軍艦來仁川，但朝鮮沒有因此放棄引俄拒清的政策。當時中、英、俄深陷巨文島事件中，各國互相牽制，尤其是遠東地區俄英爭霸的背景，使得朝鮮的局勢十分複雜。在這種狀況下，發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約事件。
袁世凱
袁世凱進入1886年以後，朝鮮的親俄派不斷抬頭，事大黨勢力衰落，高宗“時以三千里山河臣服於華為恥”，閔妃也“厭諱藩屬”“尤忌華干預”，故高宗和閔妃成為親俄派的後台。親俄派以閔妃外戚為首，另有洪在羲（後改名洪啟薰）、金嘉鎮、鄭秉夏、趙存斗、全良默、金鶴羽（出身俄國朝僑）、蔡賢植（通俄語）等近臣策應。此外，高宗還將第一次朝俄密約事件時被發配的金光訓、申先郁等秘密釋回，策劃新一輪“朝俄密約”，尤其是申先郁的妻子，因懂俄語，遂成為閔妃與俄國駐朝公使館的聯絡人，閔妃還讓她教外戚閔致憲之妾俄語。除此之外，閔妃還與韋貝爾的妻子及小姨子孫澤（德國阿爾薩斯人）過從甚密。袁世凱於1886年7月初略知朝鮮王室又在醞釀引俄，但未明其詳。
發生
當時，朝鮮事大黨大臣、兵曹判書兼親軍右營使閔泳翊因事去中國，1886年7月上旬返回朝鮮，而後高宗和閔妃便把聯俄的秘密任務交給他。但是閔泳翊並不支持聯俄的做法，多次諍諫而無果，最後在1886年7月25日向袁世凱告密，稱朝鮮又準備與俄國簽訂密約。此後幾日又來見袁世凱數次。第二次朝俄密約至此浮出水面。袁世凱並未立刻決定採取手段，而是等密約檔案出籠後再行動。8月5日，袁世凱致電李鴻章，斥責力主附俄之金嘉鎮、鄭秉夏諸小人，並譴責一心“背華自主”的國王李熙，建議清政府搶在俄國之前“先派水師，稍載陸兵，奉旨迅渡，廢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賢者，次以數千兵繼渡”。而他在暗中已與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相勾結，準備立他的長孫李埈鎔為新王。李鴻章接報後，已有安排海軍快船去朝鮮海面“操巡”的打算，但因局勢並無明顯變化，故未立即採取重要措施。醇親王奕譞也認為事情相當難於把握，曾有“既難無題作文，又慮棋著落後”的感慨。
朝鮮王室的引俄活動仍在繼續。1886年8月5日，閔泳翊奉命去拜訪韋貝爾，和韋貝爾交談了四個小時。閔泳翊告訴韋貝爾，國王對袁世凱很不滿，袁世凱的舉措己經影響到“國王的權威和國家的富強”；國王認為“朝鮮不是為中國而復興，所以中國政府通過自己的代理人阻礙一切改革行為……在所有的國家中，只有俄國能把朝鮮從絕境中解放出來”；國王認識到“和俄國保持密切的友好關係是國家發展與和平的唯一出路。”韋貝爾沒有答應由閔泳翊轉達的朝鮮國王要俄國保護的請求，他建議朝鮮要避免“和中國關係破裂”，並認為，如果俄國答應了朝鮮的請求，“中國會利用俄國在烏蘇里地區軍事力量的虛弱，吞併朝鮮。”8月9日，閔泳翊又把國王和領議政沈舜澤鈐印的求俄保護的“密約”交給韋貝爾。閔泳翊奉國王命令聯繫韋貝爾並非親俄，而是“陽順引俄議，而陰密通華”，袁世凱亦得知韋貝爾正往俄國方面發去長電，料定是“密約”，故在袁世凱盤問下，閔泳翊於8月11日交出了“密約”抄稿。抄稿寫道：“密啟者：敝邦偏在一隅，雖獨立自主，而終未免受轄他國。我大君主深為恥悶。今欲力加振興，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國轄制，惟不免有所憂忌。敝邦與貴國睦誼尤篤，有唇齒之勢，與他自別。深望貴大臣稟告貴政府協力，默允竭力保護，永遠勿違。我大君主與天下各國一律平行，或他國有所威脅，望貴國派兵艦相助，期以妥當，深所景仰貴國也。肅此仰布，統希雅鑒，敬頌勛安。大朝鮮開國四百九十五年丙戌七月初十日，奉敕內務總理大臣沈舜澤，致大俄國欽命大臣韋閣下。”
告發第二次朝俄密約的閔泳翊
告發第二次朝俄密約的閔泳翊當時中朝之間的電線發生故障，故袁世凱於8月11日連發的五次電報至8月13日才被李鴻章收到，至此朝鮮引俄之謀完全暴露。李鴻章感到事態嚴重，一面致電駐俄公使劉瑞芬，請其探商俄國不要接受朝鮮的請求；一面致信醇親王奕譞。李鴻章在信中指出，“今事雖秘密，機緘已露，礙難遷就。恐非誅亂黨、廢國君無以挽回局勢。”但中國派兵應慎重，因而打算派曾在朝鮮管理電報的陳允頤以查看電線為名趕赴朝鮮，與袁世凱、大院君密商廢黜高宗之事。如果大院君有能力發動政變，誅滅親俄派，可於政變後向中國請兵，穩定局勢。然後再考慮是否請旨派欽差大臣赴朝，廢國王立新君。奕譞將李鴻章的主張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於8月17日降懿旨，指出現時情事未定，應先做好防俄的軍事準備，並酌調兵輪到朝鮮海面游弋，等陳允頤和劉瑞芬將辦理情況電告後，再請旨辦理。其後吳安康、丁汝昌率南北洋軍艦大部出動，游弋朝鮮，以壯聲勢。
就在清廷高層緊鑼密鼓地籌商之際，袁世凱也採取行動，與朝鮮撕破臉皮了。袁世凱於8月14日就“密約”一事向來訪的朝鮮署理外務督辦徐相雨提出嚴厲的質問。徐相雨驚恐萬狀，歸告國王。袁世凱一不做二不休，旋即邀請內署及諸營將來其官邸宴會，席間厲辭責問“密約”之事，並持一捏造的電報稱中國已決定出動金州七十二營來朝鮮問罪，不日可到。朝鮮官員滿座皆驚，紛紛離席入告國王。其後民心惶惶，高宗大恐，派領議政沈舜澤、右議政金宏集及內外諸臣接踵到袁世凱處辯白，表示國王和政府對此事均不知情，肯定是小人假造。袁世凱表示：既然國王及政府不知情，就應將文稿索回；如系假造，就應查辦作假者。又恐嚇朝鮮諸臣說：“聖朝東顧，義盡仁至，何負於朝鮮？有此一舉，顯系背華。如天朝震怒，將興大師問罪，未知韓何以應？！”而後又與大院君共謀，並讓大院君入宮向高宗及閔妃等人痛陳利害。大院君“入宮執王手大哭，並泣奏大王大妃”，此舉值得注意，因為這是與廢君聯繫起來的。朝鮮高宗是奉大王大妃趙氏（神貞王后）旨意入承大統，而大院君的“泣奏”當是以歷史上燕山君、光海君以大妃（貞顯王后、仁穆王后）名義所廢之先例來恐嚇高宗，導致宮中哭聲一片，唯獨閔妃佯裝淡定地說：“索回文憑即可無事，華雖百萬兵，何慟之有？”當時袁世凱的叔叔袁保齡亦吩咐袁世凱“朝（鮮）之君臣既不認帳，此時此事即可宕延下去，一字不必提，專心做構亂召變文字，以便韓有民變，石老（指大院君，號石坡故稱石老）可借詞出頭，中國可借題發兵”。可見袁世凱勾結大院君所策劃的廢君政變即將出爐，再加上清軍軍艦相繼東渡，朝鮮局勢可以說到了千鈞一髮的程度。
結束
其後的事態發展依然是朝鮮堅稱絕無求俄保護之事，並多次向韋貝爾索回文稿，韋貝爾感到非常惱火，聲明絕無“密約”文稿可給，並指責袁世凱不應過問此事。在袁世凱的淫威下，朝鮮政府還於8月16日將金嘉鎮、趙存斗、金鶴羽、全良默4名親俄“小人”下獄治罪，以示解決問題的誠意；袁世凱則一面持續對朝鮮施加壓力，一面催促李鴻章趕緊“派大員率兵查辦”，即派人帶兵來朝鮮行廢立之舉。但李鴻章仍按既定計畫，等劉瑞芬和陳允頤分別調查之後再作定奪。1886年8月22日，駐俄公使劉瑞芬來電報告，稱俄國外交大臣倭良嘎喱（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Влангали）表示“未聞朝有求保護之事。”李鴻章當日復電劉瑞芬，囑咐他向俄國外交部聲明：“如有此事，即作廢紙。”俄方同意。與此同時，以查看電線名義來朝的陳允頤則報告“該處（朝鮮）中外人心慌惑，韓甚懼有兵至。李昰應勢力已孤，不敢多事”，對袁世凱聯合大院君廢黜高宗的計畫持否決態度。此時高宗於8月20日派去天津說明真相的閔泳翊中途溜到香港，不肯作證，查明“密約”真實性的線索遂中斷了；而日、俄、美等國亦對袁世凱逼迫朝鮮索回“密約”文憑的粗暴行為表示不滿，再加上李鴻章接到了劉、陳二人的報告，遂決定了結此事。1886年8月25日，慈禧太后根據李鴻章、醇親王等人的意見降下懿旨：“俄外部既稱實無此事，韓廷已拿匪治罪，且允備文申敘，非國王政府所知，前文可作廢紙等語。有此兩節，此事即可不再窮究”。第二次朝俄密約事件結束。
李鴻章勸告朝鮮高宗親華的信函
李鴻章勸告朝鮮高宗親華的信函事後，朝鮮高宗於1886年9月派外務督辦徐相雨去中國，分別向北洋和禮部表明“朝鮮無異志”，清政府則曉諭朝鮮國王親賢臣、遠小人。袁世凱亦在1886年9月底向高宗面呈“諭言四條”、“時弊十款”，力勸其改革內政，固依中國；又作《朝鮮大局論》，指出朝鮮對華向背之得失利害，斷言朝鮮非依靠中國不足存。此後直到甲午戰爭，朝鮮政府再無引俄之舉。俄國則通過1886年秋李鴻章-拉德仁會談及1887年2月、1888年5月的兩次遠東問題特別會議上確立了維持朝鮮現狀的不干涉政策。
爭議
第二次朝俄密約事件疑點很多。最大的疑點便是韋貝爾所收到“密約”的真實性。朝鮮高宗一直堅稱密約不存在，若有必是偽造；袁世凱則認為密約存在，朝鮮是在抵賴；韋貝爾雖然對外表明沒有密約之事，但他的確收到過密約。而這個密約的真實性在當時即被人懷疑，如朝鮮政府的美籍顧問德尼在事件發生時就指出這是英國人捏造的；而據英國駐朝領事莊延齡（E.H.Parker）致朝鮮海關總稅務司美國人墨賢理的密信中披露，所謂的“密約”乃是英國前任駐朝領事貝德祿（E.C.Baber）一手炮製的。而他的目的正是通過挑撥中、俄、朝之間關係，借中國之力趕走俄國、控制朝鮮，為英國繼續占領巨文島製造藉口。若果真如此，袁世凱和李鴻章被英國人耍的團團轉，竟然起了廢君的念頭，使中朝關係降至冰點。好在李鴻章等決策者謹慎處理，沒有按袁世凱慫恿的那樣興兵廢君，才使事件得以平息，免為英國人所利用。所以墨賢理評價道：“看來袁世凱在這件事中並不是個詭計多端的陰謀家，反而變成人家（指英國）戲弄的傀儡。”但是英國偽造“密約”一說，只有莊延齡的孤證，故亦難下斷語。
另外，此次密約的關鍵人物——閔泳翊的行動也是疑點。事實上，與韋貝爾直接聯絡、求俄保護的正是他本人，向袁世凱告密的也是他本人。而告發高宗與閔妃聯俄的做法關係到他所屬的閔妃集團的生死存亡，且其行動自相矛盾，難以解釋。袁世凱在當時就推測閔泳翊如此矛盾行為的動機有如下幾種可能性：一是閔泳翊見朝鮮國王與親俄派決心引俄，自知諍諫無效，便假裝執行聯俄政策，但暗地卻請求中國解決；二是當時朝鮮國王的本來目的是先挑撥他國與中國爭鬥，趁中國力不能支再來引俄，閔泳翊便想趁著中國還有力時先引俄，使其在中國干預下平息下去；三是閔泳翊也是親俄派，他在引俄時先試探中國態度，如果中國不過問便繼續進行下去；四是閔泳翊與朝鮮親俄派政鬥，便假意順從其引俄之謀，但卻密通中國，藉助中國之手剷除親俄派。如果與前面所提及的英國領事貝德祿偽造密約一事結合來看的話，第二次朝俄事件也有可能是出於閔泳翊的計謀，他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與貝德祿合謀，假稱或利用國王命令去見韋貝爾，並交給他假密約，然後再向袁世凱告密，但沒料到袁世凱不僅限於剷除親俄派，更要廢黜國王，因此閔泳翊十分尷尬，遂遠走香港，拒絕出面作證。1887年袁世凱又招閔泳翊回朝鮮商議廢君，結果閔泳翊不僅告發了廢君陰謀，還與袁世凱徹底反目，此後滯留中國不返。然而閔泳翊的動機到底如何，因缺乏史料佐證，也無法明確地弄清楚了。
影響
朝俄密約事件的實質是列強在朝鮮半島的角逐的體現，並且與同時發生的巨文島事件構成了這一時期遠東地區俄英爭霸的縮影。朝俄密約事件牽涉國家非常多，朝鮮、俄國、中國、英國、日本都不同程度的捲入了這場事件，這說明了那時的朝鮮已經淪為各大國的爭奪之地。然而，所謂的“朝俄密約”（尤其是第二次），仍是捕風捉影的產物，歷史學家對於到底有無書面密約仍無定論。但有兩點是肯定的：第一，兩次朝俄密約事件不管是事實還是傳聞，都是沙皇俄國“南下政策”和朝鮮王室出現親俄傾向相結合的產物；第二，兩次朝俄密約事件的發生對當時中朝的宗藩關係產生惡劣影響，使中朝關係發生嚴重波折，加劇了朝鮮對清朝的離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