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涯,早年經歷,金趙之爭,垂簾聽政,晚年生涯,死後風波,影視形象,
人物生涯
早年經歷
神貞王后趙氏，通稱趙大妃（조대비）。嘉慶十三年戊辰（朝鮮純祖八年）十二月六日（1809年1月21日）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豆浦坊雙湖亭私宅中。她的父親是趙萬永，母親是恩津宋氏（牧使宋時淵之女），她還有一個哥哥趙秉龜。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純祖十九年）八月，12歲的趙氏被揀擇為朝鮮世子李旲的世子嬪，並於當年十月十三日行嘉禮於於義洞本宮。趙氏入宮以後，每日都向王大妃金氏（孝懿王后）、王妃金氏（純元王后）請安，呵護備至，兩殿都稱讚趙氏為孝婦。
丈夫孝明世子（朝鮮翼宗）
丈夫孝明世子（朝鮮翼宗）道光七年（1827年，純祖二十七年），趙氏生下兒子李烉，並在道光十年（1830年，純祖三十年）被冊封為王世孫。然而就在這年五月，趙氏的夫君王世子李旲病逝了，諡號為孝明世子。這對於趙氏來說無疑是飛來橫禍。儘管他的兒子已被封為世孫，但她在宮中的地位也隨著丈夫的死去而下降，此後她“不進常膳，日夕哀號”，熬過了一段艱辛的歲月。終於，道光十四年（1834年，純祖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趙氏的公公純祖病死，8歲的世孫李烉於十一月十八日繼承王位，是為朝鮮王朝第24代國王——朝鮮憲宗，尊其母趙氏為王大妃，純祖之妃金氏升為大王大妃，垂簾聽政，孝明世子也被追尊為朝鮮翼宗，兩年後又給王大妃趙氏上徽號“孝裕”。神貞王后趙氏終於翻身，而她的家族——豐壤趙氏也隨之登上歷史舞台，主導一股新的勢道政治。
金趙之爭
朝鮮憲宗即位後，豐壤趙氏一門作為國王的母族而雞犬升天。神貞王后的父親趙萬永被封為豐恩府院君，他的弟弟趙寅永被擢為領議政，而神貞王后的哥哥趙秉龜、堂兄趙秉鉉等人也躋身中樞，掌握大權。這自然引起了先前把持朝政的勢道家族安東金氏的不滿。當時朝鮮國內資本主義萌芽發展較快，廣大商人迫切希望打開國門，天主教傳播也逐漸廣泛起來。安東金氏由於鎮壓不力導致影響力衰退，豐壤趙氏抓住了這個機會，發動了一次全國性的排外行動。道光十九年（1839年，憲宗五年），趙萬永、趙寅永製造“己亥邪獄”，大肆捕殺天主教徒，並趁機打壓安東金氏及開放派的勢力。趙萬永、趙寅永兄弟終於鞏固了豐壤趙氏勢道政治的地位。
父親趙萬永
父親趙萬永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憲宗七年）底，大王大妃金氏撤簾歸政。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憲宗十一年），安東金氏集團成員糾彈趙秉龜的不法行為，趙秉龜憂懼而亡。趙萬永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第二年就病死了。趙萬永死後，他的弟弟趙寅永暫任豐壤趙氏的首長。趙寅永雖然地位很高，但由於兵權在安東金氏手中，所以很難發揮作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憲宗十五年）六月六日，神貞王后唯一的兒子——憲宗逝世，得年二十三歲。因憲宗無子嗣，金趙兩族為王位繼承問題明爭暗鬥，最終純元王后金氏利用自己的長輩身份壓制了神貞王后趙氏，指定將居住在江華島的李元范過繼給自己當養子，繼承純祖大統而即位，改名李昪，是為朝鮮哲宗。豐壤趙氏試圖擁立的李夏銓後被流放濟州島，最後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神貞王后被迫遠離政壇中心，而豐壤趙氏的勢道政治也被遭到安東金氏壓制，走向了低谷。
垂簾聽政
鹹豐七年（1857年，哲宗八年）八月，純元王后金氏去世，被純元王后壓抑多年的神貞王后成為了宮中最高長輩，晉升大王大妃。她一直試圖推翻安東金氏，捲土重來。當時朝鮮國勢衰落，全國農民起義不斷，歐美列強的威脅也愈發嚴重。神貞王后利用這個機會，準備重振豐壤趙氏的勢力。趙寧夏、趙成夏等年輕一代挑起了大梁，而神貞王后則屬意於沒落王族興宣君李昰應，準備立他的兒子繼承自己夫君翼宗的大統，藉此擊垮安東金氏。興宣君也透過結托趙成夏、趙寧夏及趙大妃近侍宮女，說服趙大妃將他的兒子立為王位繼承人，延續翼宗大王大統。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十二月八日，體弱多病又沒有子嗣的朝鮮哲宗終於死去，金趙兩族圍繞王位又一次發生對立。神貞王后以豐壤趙氏家族為後盾，聯合李昰應及朝中鄭元容、金炳學等元老大臣，壓制住了安東金氏，以宮中最高長輩的身份宣布興宣君李昰應之嫡二子李命福為自己的養子，繼承翼宗大統，登上王位。這一招也是從安東金氏的純元王后立哲宗之事如法炮製學來的。李命福即位後，改名李熙，是為朝鮮高宗，神貞王后本人仍為大王大妃，因高宗當年才十二歲，無法處理朝政，便由神貞王后以高宗養母的身份垂簾聽政，豐壤趙氏再度得勢。另一方面，神貞王后許可已成為大院君的李昰應“參決庶政，待之以不臣之禮”。而此時的朝鮮政局也一度出現了大院君與趙大妃聯盟的狀況。
高宗即位後的3年為趙大妃垂簾聽政的時期，所有朝廷政令都以大王大妃的名義發出。野史記載，趙大妃垂簾聽政時，大院君就坐在她身後。不過事實上大院君當時並未臨朝，而是等宮中的內官或承旨將趙大妃在朝中作出的決議通報給大院君，最後由大院君致書於政府稟決。高宗剛即位時，神貞王后就發表了她作的“諺書訓誡”與“諺教”，提出了“謹慎節儉”、“濟生民、裕國計、懲貪墨、振紀綱”的施政方針。在她垂簾聽政期間，扶助大院君重建景福宮，嚴禁政府官員貪污腐敗，廣泛賑恤，祛除貢弊。她還鎮壓了東學道的勢力，處死其教祖崔濟愚，同時向大院君施壓，迫使其加緊對天主教的鎮壓，製造“丙寅邪獄”，屠殺了8000多名天主教徒。此外，神貞王后還讓高宗將黃海道作為自己家族的地盤，此後十餘年間，黃海道監司（觀察使）都由豐壤趙氏及其姻親擔任，因此民間將黃海道監司稱為“趙大妃監司”。
晚年生涯
同治五年（1866年，高宗三年）哲宗祔廟以後，神貞王后宣布撤簾。此後她與大院君的關係也出現裂痕。史載大院君“乃恣橫專擅，不少讓於大王大妃趙氏，從此趙後亦漸疏隙”。據說大院君曾進入趙大妃的寢殿，與宮人徐氏及張氏淫亂，甚至還收徐氏為妾，趙大妃因而對大院君大為不滿。大院君種種過分的鐵腕政策，迫使貴族與士大夫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甚至包括他親自選定的媳婦——閔妃。神貞王后終於和閔妃聯合，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十一月發動宮廷政變，成功逼退了大院君的勢力，史稱“癸酉政變”。大院君倒台後，神貞王后重新得勢，她的侄子趙寧夏也升任武衛都統使，控制了兵權。但這觸犯了驪興閔氏的利益，加深了閔趙兩家的矛盾。很快，閔妃以清朝為後台，於光緒二年（1875年，高宗十二年）將自己的兒子李坧立為王世子，迅速趕走了豐壤趙氏的勢力，神貞王后被迫又一次退居幕後。
神貞王后陵墓
神貞王后陵墓至此之後，神貞王后本人再也沒有掌握實權。光緒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二月趙成夏過世後，豐壤趙氏的勢力已是日落西山。但高宗十九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六月爆發“壬午兵變”，大院君趕走閔妃，又成為豐壤趙氏振興的一個機會。壬午兵變時清軍來朝，神貞王后的侄子趙寧夏引導清朝將矛頭指向大院君，並參與了清軍逮捕大院君的行動，甚至當時朝鮮和清朝都有人建議借神貞王后之命殺掉大院君，比如金允植主張：“既入京城，便可圍住其（大院君）第，以康穆王妃命數其罪，而賜之死，則名正言順，為國除害，此一機會也。”（清朝賜翼宗諡號“康穆”，因此趙大妃也被稱為“康穆王妃”），薛福成主張：“罪人既得，或未及致之中國，而亂黨有劫奪之慮，不能不便宜從事，則臨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賜昰應死可也。”不過後來因計畫改變而沒有實現。清軍進入朝鮮後，不但壓制了日軍，還俘虜大院君，將其押送天津，被監禁於保定府。凋零殆盡的豐壤趙氏因此一度迴光返照，趙寧夏控制了兵權，並與閔台鎬聯手，扶植金炳國為傀儡領議政，把持了朝鮮的軍政大權。然而，神貞王后一生的命運經歷隨著家族興衰而跌宕起伏，經歷了政壇的大風大浪之後，她愈發感受到世態炎涼。特別是其愛侄趙寧夏在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爆發的甲申政變中被殺，豐壤趙氏徹底沒落，再加上風雨如晦的時局，更是讓晚年的神貞王后悲傷痛楚。史書記載“國家禍變頻仍，其艱險萬狀，（神貞王后）皆備嘗之。嘗對宮人流涕，嘆不死。”
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大王大妃趙氏（神貞王后）於景福宮之興福殿升遐，享年八十三歲。高宗雖是趙大妃的養子，卻對她十分孝順，史載“上於君人之德無一允蹈，而惟事大妃以孝謹聞”，趙大妃生前受尊號25次，其中18次是高宗所上，足見高宗對趙大妃的尊崇。趙大妃死後，高宗又親自撰寫《神貞王后行錄》，以示祭奠。趙大妃諡號曰“神貞”（民無能名曰神，大慮克就曰貞），徽號曰“景勛哲范”，殿號曰“孝慕”，與翼宗合葬於綏陵。大韓帝國建立以後，朝鮮翼宗被高宗追尊為“文祖翼皇帝”，而神貞王后也於光武三年（1899年）獲得了皇后封號，其尊號與諡號合為“孝裕獻聖宣敬正仁慈惠弘德純化文光元成肅烈明粹協天隆穆壽寧禧康顯定徽安欽倫洪慶泰運昌福熙祥懿謨景勛哲范神貞翼皇后”。
死後風波
神貞王后之死曾引發中國和朝鮮兩國的外交爭端。按照過去宗藩關係的規矩，像朝鮮這種屬國的國王、王妃等薨逝時，須派“告訃使”前往京師，向禮部告知喪事，而中國則派出專使前往屬國賜祭，稱為“賜奠使”或”弔祭使”。然而自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壬午兵變”以後，清朝全面加強對朝鮮的干涉與控制，朝鮮也欲擺脫清朝，追求獨立自主，因此這種矛盾造成了1880年代一系列涉及多國的外交爭端，如朝俄密約事件、朴定陽事件等。而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四月神貞王后去世，又成為一個圍繞宗藩關係而產生矛盾的敏感時刻。朝鮮雖然告知了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關於神貞王后死亡的訊息，但不願按照慣例派遣“告訃使”。事實上，在趙大妃還沒死時，袁世凱就注意到這個問題，電告北洋大臣李鴻章，以趙大妃“歷事四朝，傾心慕華”，且依成例應派使賜奠，主張在趙大妃死後行“吊賻禮”，以“彰明體制，宣示各國”，藉此機會強化宗主權。等趙大妃一死，朝鮮果然不願派使，在袁世凱的敦促下，朝鮮才勉強以承旨洪鐘永為告訃使赴華，而名義上是告訃，實際上卻擔負著懇請清朝不要派“賜奠使”的任務。朝鮮的請求遭到清廷的斷然拒絕，中國還是根據舊例派遣了以戶部左侍郎續昌、右侍郎崇禮前往朝鮮致祭神貞王后，只是不走陸路、改由海路，以減免朝鮮方面的“支應煩費”。
朝鮮方面仍不罷休，因為仁川外國人口眾多，不願行藩屬禮，故先要求中國欽差“改道”馬山浦登入，被拒後又提出取消在迎恩門（今獨立門）舉行的“郊迎禮”，於是正使續昌乾脆在出使前發表聲明：一、有關宗藩禮儀不得寬假；二、不接受朝鮮饋送；三、不接見駐朝各國使節。清朝使團到仁川以後，又宣稱如果朝鮮國王不親自出迎，則絕不入漢城。關於高宗是否舉行“郊迎禮”的問題，在當時引起了各國的注意，從當時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記錄便可見一斑：
“大家都很注意朝鮮國王怎樣接見這兩位欽差，美國人和主張朝鮮的那一派人力勸朝鮮國王不接待這兩位欽差（指續昌和崇禮），或即使接見時也不行跪拜禮或其他足以表現中國的宗主身份和朝鮮的藩屬地位的儀式。如果國王聽了這些人的話，就不免迫使中國採取更強硬的對策；如果他不聽從，並且公開表示他的藩屬身份（因為跪拜儀式必須公開舉行），就可以迫使這些人打消想要證明朝鮮是獨立國的企圖。”
果然，在清政府的強硬態度下，朝鮮高宗還是在光緒十六年（1890年，高宗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親自前往敦義門（西大門）外的慕華館迎恩門迎接中國欽差，並行三跪九叩之禮。在此之前，朝鮮請美國讓停泊在仁川港的軍艦上的50名海軍士兵登入入漢城護衛，亦被袁世凱以不合宗藩體制為由阻止。事後，英國駐朝總領事禧在明向本國報告說：“我們曾經懷疑過中方所要求的對朝宗主權有效一事，現在這種懷疑得到了證實。 我認為，無論對朝鮮內治外交的自主（the independence of this country in respect to her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and her foreign relations）有何種意見，只要看一下朝鮮國王對諭祭文和弔祭使所表示的敬意，就可以看出朝鮮無疑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就連主張朝鮮獨立自主、反對高宗迎接弔祭使的美國駐朝公使何德也不得不承認：“朝鮮國王對諭祭文所表示的敬意是不容置疑的”。由此可見，通過神貞王后之死，中國利用“告訃”和“賜奠”這種延續數百年的宗藩儀式成功地宣示和鞏固了對朝鮮的宗主權，在列強面前保住了宗主國的面子。這也是中朝關係史上最後一次中國以宗主國身份派往朝鮮的使節。
送走清朝使臣後，又在十月初一為神貞王后舉行“朔祭”，然而眾臣皆因接待敕使而精疲力竭，加上當天又是雨天，因而本該參與祭祀的文武百官中多達480餘人缺席，只有6人參與，高宗震怒，下令將所有缺席者下義禁府治罪。於是朝鮮的宗戚百官被迫前往義禁府待罪3日，朝鮮政府在這3日中遂處於“停擺”狀態。當時的綱紀鬆弛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