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背景,經過,爆發,7月23日,7月24日,大院君執政後,結果,中日介入,朝日談判,誘捕昰應,懲辦亂黨,影響,評價,
背景
壬午兵變是19世紀末（特別是1876年開港以後）朝鮮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1873年12月，朝鮮王妃閔妃以“國王親政”為由發動宮廷政變，原先執政的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朝鮮國王李熙的生父）被迫引退下野。此後，名義上是國王李熙（朝鮮高宗）掌權，實際上卻是以驪興閔氏為核心的閔妃集團統治朝鮮。閔妃外戚集團一改大院君時代厲行的鎖國政策，而以對外開放標榜。1876年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朝鮮的國門從此被打開；1882年又同美國締結修好通商條約，外國勢力開始全面進入朝鮮。閔妃集團還推倒大院君時代的一切政策，表示要“開化自強”。閔妃集團效仿中國清朝正在實行的“洋務運動”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對內按照清朝總理衙門的模式設立了統理機務衙門，對外分別派使團赴中國和日本訪問和學習。1881年又創立了一支新式軍隊——別技軍，由閔妃的侄子閔泳翊掌管，並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閔妃集團的這些開放和親日的措施引發了大院君和廣大人民的不滿。
閔妃（明成皇后）
閔妃（明成皇后）事實上，閔妃集團的這些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維持權力、打擊反對派的手段，他們醉生夢死，並不想為了朝鮮的未來而實行真正的改革，而對外開放也是在日本的脅迫下倉促而成，並不是平等、自主的開放，導致日本開始從各方面滲透和侵略朝鮮。閔妃集團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大力排斥異己，從中央到地方任人唯親，扶植親信。閔妃集團的骨幹人物閔謙鎬、閔台鎬、李最應（興寅君）等人都竊弄威權、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官場既如此，朝鮮王室自然是腐敗墮落。史載當時的朝鮮宮廷“每夜曲宴淫戲，倡優、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燈燭如晝，達曙不休”。閔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剛山一萬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錢千兩。後來在壬午兵變被鎮壓後國王高宗頒布的“罪己綸音”中不得不承認：“玩好是求，賞賜無節，是予之罪也；過信祈禳之事，虛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廣，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宮闈不肅，婦寺乾澤，是予之罪也；賄賂公行，貪墨不懲，窮民愁苦之狀，莫達於上，是予之罪也；儲胥久虛，軍吏失哺，貢價積欠，市井廢業，是予之罪也；聯好各國，乃是時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坦承了當時高宗和閔妃為首的朝鮮統治者的失政。閔妃集團不願犧牲既得利益，而且變本加厲地剝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相當有限，不但沒有使朝鮮達到富國強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鮮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階級矛盾空前尖銳。
此時，包藏禍心的日本也開始了對朝鮮的蠶食。日本商人利用《江華條約》賦予的特權大肆在朝鮮廉價掠奪糧食，導致朝鮮賴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斷流出，本來就貧困不堪的朝鮮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鮮的社會危機。日本還積極在朝鮮物色代理人，逐步展開對朝鮮的滲透，朝鮮的新軍由日本人充任總教官，就是日本對朝鮮內政初步的干涉行為。朝鮮人的反日情緒不斷滋長，“語到倭邊，咬牙欲殺之，小民尤甚”。1879年6月，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進入漢城時，一路遭到民眾投石襲擊，狼狽不堪。1882年3月，日本大倉組職員兒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職員大淵吉成和東本願寺的和尚蓮元憲誠無視開港條約的規定，擅自到朝鮮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邊府遊歷，結果就遭到朝鮮百姓二三百人的襲擊，兒玉和大淵遭重傷，蓮元則當場身亡。甚至於“嶺湖山谷之間，有大夥匪類，蜂屯蟻聚，橫行里閭，持兵縱火，上納錢木，白晝搶奪富村饒戶，傳檄征索，稱曰舉義而伐倭，譁然指逆而為忠”。因此，開港後的這種瀰漫整個朝鮮社會的仇日心理也成為後來“壬午兵變”爆發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社會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騷動的跡象已經出現，大院君也企圖趁機奪權。1881年，大院君的親信安驥泳密謀廢除國王李熙，另立李載先（大院君庶長子）為王，但事泄失敗，李載先被賜死，安驥泳等人被凌遲處斬。然而閔妃集團並未因此有所收斂，依舊驕奢淫逸，揮霍無度，以致出現了“ 府庫倉廩枵然空虛，百官之頒祿難繼，軍兵之放料多闕”的狀況。到1882年，朝鮮國庫空虛，軍隊已經連續13個月沒有領到軍餉，埋下了兵變的種子。在以上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壬午兵變終於釀成了。
經過
爆發
19世紀末的朝鮮天災不斷，1882年春季，朝鮮又發生了大旱，又有宮中鬧鬼的異象傳出，京城內人心惶惶，民間普遍認為是閔妃引進“洋妖”和不守婦道而招致的天譴，並且謠傳當年將有兵災。當時，朝鮮政府決定擴充新式軍隊——別技軍，因此縮減了舊式軍隊的規模，將京軍五營軍（訓練都監、龍虎營、禁衛營、御營廳、總戎廳）縮編為武衛營和壯御營，超過半數的舊式軍人被迫解甲。這本來就引起了舊式軍人的不滿，而縮編後的武衛營和壯御營的士兵並未得到良好的待遇，由於宣惠廳堂上閔謙鎬剋扣軍餉並中飽私囊，加上連年的旱災和日本的掠奪性貿易，武衛營和壯御營的士兵已經連續13個月沒有領到軍餉了。與此同時，別技軍的裝備和待遇卻遠高於舊式軍隊之上，而且由日本人充當教官，這又引發了舊式軍人的極度反感，憎稱其為“倭別技”。武衛營和壯御營充滿著怨恨的氣氛。
別技軍
別技軍1882年7月19日發生的都捧所事件是壬午兵變的導火索。當時，全羅道漕米運抵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主管俸祿的宣惠廳決定先給武衛營和壯御營發放1個月的軍餉。但是米中摻入砂糠等物，不堪食用。於是兩營士兵前往宣惠廳的倉庫——都捧所，與庫直（即庫吏，是閔謙鎬的家僕）理論，其間發生衝突，大批憤怒和飢餓的士兵沖入都捧所，砸毀倉庫，奪取糧食，還毆打了庫直，但這之後士兵便作鳥獸散。此事被上報給宣惠廳堂上閔謙鎬，下令逮捕了為首的金春永、柳卜萬、鄭義吉、姜命俊四名士兵，並交漢城捕盜廳懲處。於是在漢城民眾中流傳這四人將被斬首，訊息傳到漢城東郊士兵聚居區往十里，引起了士兵們的極大憤慨，武衛營和壯御營的士兵為了挽救即將被害的同袍，決定聚眾譁變。金春永之父金長孫和柳卜萬之弟柳春萬兩人商議後，由金長孫起草了通文，要求大家在六月九日到東別營集合，救援4名士兵。一場對內反閔、對外排日的士兵起義便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7月23日
1882年7月23日（農曆壬午年六月九日），以金長孫、柳春萬為首的上萬名士兵及其眷屬麇集漢城郊外的東別營譁變，壬午兵變由此爆發。起初他們的目的很單純，就是援救被捕的4名士兵，其方式也是示威和請願而已。譁變士兵先找到他們的長官——武衛大將李景夏，請求他出面解決此事。李景夏雖然對士兵有所同情，但沒有實權，不敢得罪閔家，遂只寫了一封陳情書，讓他們直接去找閔謙鎬。士兵們便攜帶陳情書前往磚洞閔謙鎬家討要說法。閔謙鎬當時在景福宮監督工役，不在家中，士兵們剛到閔府，就撞見了擔任都捧所庫直的閔謙鎬家僕，又看見閔府內金銀財寶堆積如山，譁變士兵一時積怨爆發、群情激憤，完全把陳情抗訴一事拋到九霄雲外，便打死了庫直，衝進閔府大肆破壞。士兵們將閔府的各種奇珍異寶、山珍海味燒成灰燼，“芳烈聞數里”。
閔謙鎬家的被砸使“壬午兵變”的事態擴大化。譁變士兵在泄憤之餘冷靜下來，自知闖下彌天大禍，搶劫了當朝權貴——閔謙鎬的府邸，已是罪在不赦；又發現自己以一介兵丁的身份起事，竟然沒有靠山，事後一定會被朝廷像屠宰牛羊一樣盡數剷除。於是，譁變士兵決定前往並包圍雲峴宮，請求蟄居在裡面的興宣大院君予以協助。大院君已經引退了八九年，但仍不斷試圖干涉政事，這次又一直密切關注事態進展，準備利用士兵們的反抗情緒從閔妃手中奪回政權，因此大院君對於如何“引導”兵變和掌握大權可謂是胸有成竹。然而當大院君面對上萬名士兵和軍眷向他求助時，他卻說“吾老矣，國事何知？聖上慈仁，必無他……”云云，並厲聲喝退士兵；暗中又召來兵變的發起人金長孫、柳春萬等人，授之以“密計”，還派自己的家臣許煜化裝成士兵潛入兵變隊伍中與金長孫等人一起指揮之。“密計”的內容現已不得而知，但從事件的發展來看，士兵從無組織、無計畫變得組織有序、計畫嚴密，應該是依大院君之計策而行的。所以，大院君可以說是壬午兵變的催化劑，他的參與如同給士兵一方添加了重重的砝碼，注定了閔妃集團的即刻垮台。
在士兵行進的同時，大量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城市貧民等漢城普通市民加入了這次起義，使“兵變”迅速轉化為社會矛盾總爆發的“民變”，成為朝鮮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起義。壬午兵變爆發的當天下午，隨著反閔排日的情緒被全麵點燃，起義士兵和市民先到東別營，占據武庫，奪取武器武裝自己，然後兵分三路展開暴動：一路襲擊捕盜廳和義禁府，釋放被關押的金春永、柳卜萬等士兵和其他犯人，以及著名的衛正斥邪派儒生白樂寬，後者由於上疏反對開放政策而被閔妃集團逮捕，救出同袍後起義士兵和市民又順路搗毀了閔台鎬、閔泳翊等外戚權貴以及與日本人有交往的人士的府邸，高呼著“殺光閔氏”的口號，閔妃經常派人去祈禱的城郊各處寺廟也被付之一炬；一路襲擊別技軍軍營所在地——下都監，處死日本籍教官堀本禮造，從而使朝鮮政府手中唯一能鎮壓起義士兵的力量被消滅；一路則占領京畿監營，扼制朝鮮政府的有生力量，接著與暴動民眾一起攻打附近的日本公使館，“聲言將盡屠倭人”。日本公使館方面在當天下午3時接到別技軍軍官尹雄烈的信函，通知日方局勢大亂，忠告其做好防範準備。日本公使館要求朝鮮政府派兵保護，未果。下午5時許，成千上萬的朝鮮軍民開始圍攻日本公使館，起義士兵和市民與日本人激戰至深夜，他們焚毀了公使館周圍的民房，以斷日本人之後路，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被迫燒毀公使館，與使館人員28人一路放槍，擊斃不少圍攻的朝鮮軍民後衝出一條血路，倉皇逃竄。
起義士兵與日本人交戰情景
起義士兵與日本人交戰情景花房一行幾經周折，逃到仁川避難，得到仁川府使鄭志鎔的款待。不料很快兵變波及仁川，當地居民圍攻花房一行，迫使其於7月26日乘小船出海逃走。恰在此時花房義質遇到一艘英國測量船“飛魚”號，花房與艦長熟悉，遂搭乘英國船逃回日本。在兵變過程中共有13名日本人被殺死（下都監別技軍被攻擊時死了7人，花房一行逃跑過程中死了6人），為之後日本進一步侵略朝鮮提供了口實。
此時漢城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下雨，兵變爆發後卻下起傾盆大雨，到7月25日早晨才停（時人日記記載從夜五更即7月24日拂曉開始“雨下如注”）。人們都認為這是洗冤的徵兆。
7月24日
起初，朝鮮政府面臨變生肘腋的這種情況，並沒有給以足夠的重視，把這次兵變當作一般的變亂處理，在暴動蔓延時只讓武衛大將李景夏再度出面，去曉諭解散，被起義軍民轟走；而其派去鎮壓的一點兵力，竟也全部倒戈，結果使閔妃集團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漢城的軍隊和政權機構一日之內全部癱瘓。日本公使館得不到朝鮮政府軍的保護，也成為日本後來對朝鮮要求駐軍權的藉口。
興宣大院君
興宣大院君1882年7月24日晨，三路起義士兵和市民匯合後冒雨向漢城王宮進發，準備一舉推翻閔妃集團的統治，途中殺掉了前領議政興寅君李最應（大院君胞兄）和吏曹參判閔昌植。起義士兵和市民氣勢高漲，勢不可擋，從敦化門攻進了王宮——昌德宮，打死了躲在王宮的金輔鉉、閔謙鎬等大批閔妃集團官吏，其中閔謙鎬連腸子都被打出來，可見民怨之深。起義士兵和市民還攻入後宮，四處追殺閔妃。閔妃在混亂中急忙化裝成宮女，在武藝別監洪在羲（後改名洪啟薰）的保護下逃離王宮，先躲在司御尹泰駿的府邸，而後伺機逃出漢城，藏身於老家驪州郡的親戚閔泳緯家中。她逃走時得到了已隨大院君進宮的驪興府大夫人閔氏（大院君之妻）與李載冕（大院君長子）的協助，府大夫人將四人轎借給閔妃，李載冕向士兵鄭義吉、許氏同、張泰辰、洪千石四人說這是府大夫人的轎子，吩咐他們抬轎出宮，走到重熙堂門外時，金春永、姜命俊、尹尚龍、成仁默、柳卜萬等起義士兵止住他們前進，掀開四人轎將閔妃拖出，扈衛閔妃的洪在羲急中生智，大呼“此吾妹尚宮也，勿誤認！”然後背上閔妃就跑，終於使閔妃得以逃出生天。權傾朝野的閔妃集團就這樣在軍民的怒吼下土崩瓦解，局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朝鮮高宗李熙面對這種突髮狀況，驚慌失措，被迫急召大院君入宮隨侍，自己避往別殿，並宣布歸政於大院君以挽回局面，大院君便與其妻驪興府大夫人和長子李載冕一起進宮。大院君如願以償，在起義士兵和市民的擁護下第二次掌權攝政。大院君執政後第一件事就是收拾宮廷的亂局。此時宮中湧入成千上萬的士兵和市民，搜尋閔妃，捕殺官吏，剎那間變得腥風血雨、混亂不堪。大院君先命令士兵撤出宮廷，不料士兵們表示：“中殿（王妃）在，必盡戮我等；死，寧行大事而死，決不敢退！”大院君不得已，馬上宣布閔妃已死於亂軍中，並發布國喪。他還下令赦免起義士兵和市民，遣散他們出宮，並發給士兵積欠的軍餉。起義士兵和市民這才放下武器，從昌德宮撤走。壬午兵變暫時平息下去。
大院君執政後
興宣大院君再次執政後，全面廢除了閔妃集團所實行的開放措施。他首先進行人事調換，罷斥了閔妃集團的餘黨，起用自己的親信和申應朝等保守士大夫，釋放了因反對開放國門而下獄的鄭顯德、李晚孫、金平默等官員和儒生。他還讓自己的長子李載冕兼任武衛大將、戶曹判書、宣惠廳堂上等重要職務，掌握兵權和財政。除了人事的安排外，大院君在奪回權力之後，亦立即著手推行改革以緩解社會危機。他先下令把京城附近郡邑的糧米運往京城，作為軍士的俸米及民眾的糧食。此後，他又下令嚴禁私自鑄造貨幣，廢除都賈制度，強調人人均須納稅，並將地方物產直接運至漢城，以免各地豪強從中牟取非法利益。他還宣布了恢復五營軍和三軍府，廢除別技軍，裁撤統理機務衙門等命令。
壬午兵變雖然平息下去，但並未完全結束。7月25日夜晚，民間謠傳閔泳翊等逃亡在外的閔妃集團殘餘勢力糾合褓負商數萬人，準備進京洗城。當時“都下大亂，坊民俱勒帕揭竿，沖塞街巷，聲言御賊，勢如潮湧”。大院君則親自走出敦化門，安撫漢城百姓，並宣布關閉城門，開放武庫，將武器發給大家共同防備。於是士兵和市民又一次武裝起來，展開了對閔妃集團的新一輪清洗，不少人被認為是褓負商而死於非命，甚至連進京趕考的舉子也被當作褓負商的內應而被殺害，原因僅僅是因為袖子裡藏著的應舉花名冊被認為是褓負商名單。從這個褓負商謠言事件可以看出民心對閔妃的恐懼怨毒和對大院君的支持信服。
與此同時，大院君還在全國範圍內對閔妃集團成員發下海捕文書，密遣御史到各地探察避難者情況。起義士兵將逃亡官僚的家產沒收，並毆打辱罵在漢城設定的閔妃望哭處弔祭的人士。起義士兵也不相信閔妃已死，仍然到處搜捕閔妃。閔妃被迫離開靠近京城的驪州郡，在洪在羲、尹泰駿、閔應植、閔肯植、李容翊等人的護送下向南逃亡到忠州長湖院避難。
結果
中日介入
壬午兵變本來是朝鮮的內亂，但因為其引發的排日風潮而使事件極大地複雜化。壬午兵變中日本人的蒙難令日本輿論大為震驚，朝野爭論不休。花房義質公使逃回日本後，便在報告書中主張武力解決。日本統治階級中的大部分人也認為進軍朝鮮的時機已至，要求利用這次事件侵略朝鮮，比如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撰文極力鼓吹討伐朝鮮，揚言“未達城下之盟不罷休”；而此時日本明治政府面臨著國內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矛盾以及自由民權運動的勃興而倍感威脅，考慮到朝鮮作為中國屬邦的地位以及夾在中日俄三大國之間的特殊地理位置，鑒於自身羽翼未豐，遂不敢輕舉妄動。因此，在明治天皇的親自裁決下，決定先派花房義質率領軍隊前往朝鮮接觸大院君政權，脅迫其簽訂不平等條約，否則便發動對朝戰爭。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將日本政府的各種條件及應對朝鮮的策略詳細闡釋在一份“機密訓令”中，交給花房義質，自己坐鎮下關遙控指揮，另有代理陸軍卿山縣有朋率大軍待命。同時發布戒嚴令（八·五）和徵發令（八·十二），為談判破裂後的對朝開戰做準備。於是，花房義質會同陸軍少將高島鞆之助、海軍少將仁禮景范率領的1500名士兵氣勢洶洶地開赴朝鮮“問罪”，於8月12日抵達朝鮮仁川港（濟物浦）。
花房義質
花房義質中國是朝鮮的宗主國，但中國和朝鮮的宗藩關係不同於國際法，朝鮮除了定期朝貢以外並不負有嚴格的義務，中國也對朝鮮的內政外交從不與聞。由於中國清王朝經過洋務運動後實力有所增強，而周圍的屬國不斷喪失，其中之一的琉球就是被日本所吞併，所以清廷對日本格外防範，既有心、也有力去控制經營中國碩果僅存的藩屬國——朝鮮，以牽制日本的勢力。在壬午兵變前夕，中國對朝政策已經出現轉變的傾向，而此次壬午兵變正好給清廷以強化對朝宗主權的大好時機。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樹聲（當時李鴻章母喪丁憂，尚在安徽老家，由張樹聲署理）於1882年8月1日從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的電報中得到朝鮮兵變及日本出兵的訊息和中國也應迅速向朝鮮派出軍艦的建議後，立即決定對朝鮮採取積極政策並報告總理衙門，又命令天津海關道周馥與朝鮮來華領選使金允植、問議官魚允中接洽數次以了解朝鮮國情。金、魚得知訊息後也一頭霧水，無法確定何人所為、目的為何。8月2日，金、魚態度驟變，在筆談中指出亂黨“不特絕倭洋，將謀不軌之變”，懇求清朝出兵平亂，並提到李載先、安驥泳，暗示是大院君所為（金、魚自稱是回去互相商量後得出的結論。有說法認為是逃亡中的閔妃密派卞元圭到中國要求金允植等乞援，但此說無史料依據，且從時間上來看可能性不大）。8月4日，張樹聲接到黎庶昌的又一封電報，提到朝鮮王宮被襲擊，印證了金、魚的看法。8月5日，水師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奉張樹聲之命乘坐威遠、超勇、揚威3艘去朝鮮“觀變”，魚允中隨往；周馥則招來金允植，追問兵變主謀者。金允植以書函形式回復周馥，首次明確提出大院君是兵變的罪魁禍首，向清朝介紹了大院君其人及其與王室的矛盾，在同日他與周馥的筆談中，提出了“既入京城，便可圍住其第（雲峴宮），以康穆王妃（神貞王后）命數其罪而賜之死”的處置方法。由於不了解大院君其人，周馥還以為大院君是親日的，擔心他與日本勾結，金允植則糾正了這一看法，指出大院君是排外分子，並警告說日本將藉機侵略朝鮮，中國須儘快派兵收拾亂局，以免給日本以可乘之機。
與此同時，張樹聲奏請清廷出兵朝鮮，抗衡日本，並鎮壓亂黨。8月7日清廷批准了出兵計畫，8月13日決定鎮壓亂黨、平定兵變。另一方面，丁汝昌、馬建忠和魚允中一行於8月10日到達朝鮮仁川，他們通過與朝鮮及日本方面的接觸與調查，也斷定大院君為兵變禍首，並且感到了日本的威脅，因此丁汝昌在8月14日回天津後，帶來了馬建忠極力主張出兵朝鮮的報告書：“乘迅雷之勢，直取王京，掩執逆首”。（馬建忠本人和魚允中則繼續留在朝鮮“觀變”）。8月17日，淮軍6營約3000大軍由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和統領水師提督丁汝昌率領，前赴朝鮮平亂，並於8月20日抵達。隨軍人員中不僅有給吳長慶當嚮導的朝鮮官員金允植，還有張謇、袁世凱等後來中國的風雲人物。但清軍並不想與日本發生衝突（避免與日軍衝突是在朝清軍的基本方針），便在仁川西面一百二十里處的南陽府馬山浦登入，與從濟物浦趕來的馬建忠、魚允中等會合，並按兵不動，所以日本一度占了先機。
朝日談判
日本對清廷出兵大為震驚，因此井上馨訓令花房義質“一秒也不要猶豫，馬上進入京城（漢城）”，以速決談判，避免中國的干涉。8月16日，花房義質率一個大隊約1500名日軍朝漢城靠近，準備強行進城與朝鮮政府談判。大院君雖非常不願意日本人進入，但因日本兵臨城下，被迫於19日同意日軍入城。8月20日，花房義質在昌德宮謁見了國王高宗和大院君，並與負責接待的朝鮮領議政洪淳穆、禮曹判書李會正等人談判。日本在所謂的“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項條款，包括懲辦壬午兵變兇徒、對日本遇害人員和各種損失給予賠償、增開通商口岸和允許日本駐軍朝鮮等，並威脅朝鮮政府以三天為限答覆。洪淳穆等人藉口為閔妃辦理國葬而一再拖延，一向排外的大院君也為日本人的無禮和刻毒所激怒，在表面上對花房表示不再固執於鎖國的同時，暗中準備動員全國兵力擊退日軍。花房義質對朝鮮方面的拖延戰術非常不滿，便於8月23日上午率日軍撤出漢城，回到濟物浦，以示談判破裂。他向朝鮮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打算按照既定計畫，一旦談判破裂就訴諸武力。朝日雙方在漢城、濟物浦一線對峙，局勢空前緊張。
日軍一怒之下的撤退，使清軍獲得後發制人的機會。朝鮮上下“斥和攘夷”的呼聲雖一度高漲，但畢竟實力弱小，冷靜過後許多朝鮮人對同日本作戰感到恐懼，不少士兵甚至開小差，被日本人弄得焦頭爛額的大院君只好向清軍求助。8月21日，大院君派人急馳清軍駐地南陽灣馬山浦，請求馬建忠前往調停，並附上了日本的“要求函件”和朝日雙方談判內容的抄件，馬建忠便率領200名清兵以“調停”為名趕赴漢城。8月23日，即花房撤離漢城、對朝鮮下最後通牒的那天，大院君又派人催促馬建忠入漢城。馬建忠在委託接伴官趙寧夏確認花房已經撤離以後，便於當日傍晚進入漢城，受到朝鮮官民的熱烈歡迎。大院君與其長子李載冕前來迎接馬建忠於南別宮（中國使臣館），與馬建忠進行筆談，馬建忠強調：“中國兵來，專為牽制日人，別無他意。”大院君信以為真，沒有太多懷疑，雙方交談甚歡。
誘捕昰應
馬建忠來漢城的真實目的“非為朝鮮居間調停”，而是要平定兵變，具體而言就是推翻大院君政權。之前，張樹聲在金允植的影響下認定大院君是兵變禍首，但又考慮到他是朝鮮國王的生父而感嘆“辦理極為費手”。8月12日，張樹聲的幕僚——薛福成上述提出了處置大院君的幾種方案，包括押往中國、逮捕監禁以及由康穆太妃賜死等。薛福成首次提出了拘捕大院君並押往中國的處置方案，對張樹聲的決策產生重要影響。8月13日，金允植又在張樹聲參與的筆談中提出了逮捕大院君的新方案，即“婉辭先請接談，彼不肯來，連用好言撫之，諭以勿警，節節進兵，逼住城外，更防四門走路”，最後迫使大院君自投羅網，張樹聲則回應稱“高論極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張樹聲在8月18日正式向總理衙門提議將大院君“設法誘拴，奏請聖裁”。8月23日，慈禧太后下令：“即著該督（張樹聲）飭令吳長慶酌度情形，穩慎進扎，務將李昰應獲致，庶該國之亂自平。”正式批捕大院君。
在清廷拍板之前，馬建忠等人就已經開始行動了。8月13日，馬建忠對大院君派來迎接他的趙寧夏稱日本正在施壓，只有大院君親自來濟物浦與花房商議，才可化解危機，這被認為是馬建忠將大院君騙出漢城以實施綁架的計策，不過大院君以“漢城人心未定”為由予以婉拒。 張樹聲在吳長慶出發前向他交代了逮捕大院君和對日交涉的事宜，8月20日吳、丁大軍在馬山浦與馬建忠會合時，還帶來了張樹聲的密信，該密信無疑指示他們抓捕大院君，也提及了同日本交涉的對策。8月23日馬建忠應大院君之邀率先遣隊進入漢城，其後在24、25日往來於漢城與濟物浦之間，兩度與花房義質會晤，達成了推翻大院君的默契。此時吳、丁率大部隊抵達漢城，駐軍於城外南壇，8月25日兩人入南別宮與馬建忠密議逮捕大院君事宜，吳長慶主張先解決對日交涉問題再逮捕大院君，馬建忠則指出大院君本身就是對日交涉的一個障礙，即使能同日本交涉成功，也是幫助大院君而非幫助國王，因而他們決定馬上逮捕大院君。8月26日中午，吳、丁、馬先前往雲峴宮拜訪大院君，為了避免猜疑，吳長慶還特地“減從而往”。大院君率其子孫迎於門外，並邀請三人遊覽雲峴宮，雙方交談歡洽，沒有一絲不和諧的氣氛。吳長慶等臨別時，特地囑咐大院君“報謁”。其後吳長慶返回城外清軍大營，馬建忠和丁汝昌則前往南別宮，布置逮捕大院君的兵力。部署完畢後，馬建忠偕丁汝昌同赴清軍大營，等待大院君的到來。
當時的駐朝清軍
當時的駐朝清軍此時的大院君對清朝毫無警惕，果然中計，在當日下午回訪清軍大營。儘管有親信鄭顯德勸阻，大院君依然“坦然命駕”，吳長慶、馬建忠等在黃仕林之軍營與大院君筆談，在這過程中控制住了大院君的僕從。筆談期間，馬建忠對大院君有所指責，大院君察覺氣氛不對，對吳長慶寫了“將軍將作雲夢之游耶”（指漢高帝游雲夢澤而逮捕韓信的典故）一行話。吳長慶便聲稱他握有聖旨，叫大院君去中國一趟，於是大院君立刻被清軍扶進肩輿里，星夜送往馬山浦，乘“登瀛洲”軍艦發向天津（馬建忠自稱宣布逮捕大院君的人是他，並在宣布前向大院君交代了他“擅竊大柄，誅殺異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冊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實輕皇帝也”的罪狀，但結合其他當事人記載來看，馬建忠的記載可信度較低）。
這天夜裡，清軍控制了漢城四大門和王宮內外，維持城內治安，翌日發布告示，安撫民心，宣稱：“今年六月之變……頃者變告上聞，道路流傳，皆言爾國太公（大院君）寔知其事。皇帝用是赫然震怒，念爾國太公既知其事，必能得其主名……今統領北洋水師丁軍門暫與國太公航海詣闕，處人骨肉之間，全恩嚴義，我大皇帝自有權衡，必不於爾國太公有所深責，但舉動倉卒，恐爾上下臣民未諭斯意，妄生疑懼，以元代執高麗忠宣、忠惠為例，大負乎聖意之高深。”清軍之所以急於用近乎綁架的方式逮捕大院君，表面上是為了懲辦壬午兵變的禍首，實際上是為了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爭取和平的結局。就這樣，大院君的第二次上台經歷了33天就煙消雲散了。隨後大院君在天津受到清政府的審問，並被軟禁在直隸保定府，1885年才獲釋返回朝鮮。
懲辦亂黨
隨著大院君的被捕，剿滅起義士兵成為清軍下一步的計畫。8月28日，清軍扣押了大院君長子李載冕，同日夜，清軍得到金允植帶來的朝鮮國王請求鎮壓“亂黨”的手書。8月29日，吳長慶、袁世凱等人率清軍攻打漢城東郊的往十里、梨泰院（舊式軍人及眷屬聚居地），抓獲了170多名參與兵變的士兵，其中11人被判處死刑。但金長孫、柳春萬等兵變領導者逃脫，不久紛紛落網。其後，李會正、鄭顯德、趙采夏、許煜、張順吉、白樂寬等大院君派系的官員和儒生被先後賜死或問斬，金長孫、柳卜萬、鄭義吉、姜命俊、洪千石、許氏同、尹尚龍、鄭雙吉等8名兵變“魁首”被判處大逆不道之罪而凌遲處死，孫順吉、崔奉圭及孔致元等帶頭圍攻日本公使館、殺死日本人的漢城市民在慕華館前被斬首。另外金春永等人雖然僥倖逃走，成為雲峴宮的家臣，但在3年後朝鮮政府查出並凌遲。
閔妃在逃跑後就秘密透過李容翊、沈相薰等人聯絡高宗，告知她還活著的訊息，到兵變被清軍平定後，閔妃的“國喪”宣告取消，將她迎回宮也提上議事日程。1882年9月6日，陳雲龍、吳長純二將率領100餘名清兵和高宗派遣的領議政洪淳穆等朝鮮官員一起前往忠州長湖院奉迎閔妃回宮，9月8日到忠州長湖院，9月12日閔妃一行抵達漢城。閔妃回宮後，護送她避難的人全部飛黃騰達，閔氏家族的氣焰更勝往昔，而閔妃從忠州帶來的一名姓李的巫婆則被封為真靈君（自稱關帝之女，因準確預測閔妃還宮時間而被寵幸），成為宮中禍福吉凶的發言人。總之，壬午兵變最終被清軍鎮壓下去，閔妃集團重新掌握朝鮮政權。
影響
1882年壬午兵變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第一次反對封建統治、反對外國侵略的民眾愛國運動。壬午兵變以士兵和市民階層為主體，規模浩大，來勢猛烈，1天之內迅速推翻了封建統治集團。但由於起義隊伍自身的階級屬性和所處時代的局限性，因而起義缺乏組織性、目的性和計畫性，從根本上導致其失敗；起義士兵並未將革命進行到底，而是擁戴了另一個封建統治者執政，幻想由此獲得解放；而且兵變盲目排外，拒絕改革，並不代表歷史的發展方向；再加上反動勢力和外國軍隊的強大，壬午兵變只持續了1個月便在清軍的鎮壓下以失敗而告終。它推翻閔妃集團、驅逐外國勢力的目的並沒有達到，反而使其加重。但它仍然充分顯示了朝鮮人民不畏強暴、勇於反抗的精神，並種下後來甲午農民戰爭等一系列波瀾壯闊的民眾鬥爭的遠因。
壬午兵變還從客觀上促進了朝鮮的近代化，初步喚起了朝鮮民族的覺醒。壬午兵變是朝鮮政局的一次大洗牌，朝鮮雖仍由閔妃集團掌控，但勢力已經重組，保守勢力由於壬午兵變的失敗而被打壓，朝鮮社會在兵變後由封閉進一步走向開放，主張朝鮮近代化的開化黨亦得以登上政治舞台，並引發了1884年的“甲申政變”。朝鮮高宗也在兵變後下旨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的過失，並宣布他將“洗心滌慮，懲前毖後，政令之從前不便於民者，悉令除之，擇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講究實效，思與一國更始”。在清朝洋務派的主導下，朝鮮開始了漸進式的近代化改革，設立內外衙門，開辦外交、通商、海關等事務，代購洋槍洋炮，代訓新軍，培養朝鮮的軍事人才。這些都可以說是壬午兵變間接對歷史起到的推動作用，因此壬午兵變是朝鮮由傳統社會轉化為近代社會的關鍵性事件。
壬午兵變還直接導致了外國勢力對朝鮮滲透和干涉的加劇，並且是近代朝鮮問題國際化的契機，是清朝和日本在朝鮮半島展開競爭的開端。朝鮮和日本在1882年8月30日訂立了《濟物浦條約》，日本提出的包括駐軍權等要求得到滿足，進一步加大了對朝鮮的侵略。清朝和朝鮮也於同年10月在天津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獲得了領事裁判權、海關監管權等一系列特權，並在朝鮮的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設立了清租界，從而使朝鮮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附屬國。在清朝的斡旋下，朝鮮也進一步敞開國門，與英國、德國、俄國、法國等列強簽訂條約。此後清朝和日本在朝鮮京城均有駐軍，從1882年到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鮮明爭暗鬥，日趨激烈，直至甲午中日戰爭中日本戰勝中國為止。因此，壬午兵變也為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埋下伏筆。
評價
壬午兵變在當時被認為是一起叛亂事件而被否定，朝鮮高宗曾表示：“……六月之變，失信鄰國，貽笑天下。國勢日以岌嶪，賠款至於巨萬，寧不寒心？日人之入我國，何曾虐我侮我，有乖和好？而特以軍民之妄生疑阻，積懷忿怒，有此無故而先犯。爾等思之，其失在誰？”在當代，朝鮮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和主體思想，對這一事件進行重新評價並高度肯定，將其上升到“朝鮮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起義”的高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著的《朝鮮通史》（下卷）這樣評價道：“朝鮮人民通過這次士兵起義，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腐敗無能和賣國的本質，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外來侵略者，充分顯示了自己的愛國精神和革命鬥志，進一步提高了民族和階級的覺悟。”1982年，即壬午兵變爆發100周年之際，朝鮮歷史學家李鐘賢在朝鮮《歷史科學》雜誌上撰文稱壬午兵變“是封建統治集團的極端腐敗墮落和日本侵略者的橫暴干涉而日益激化了的社會與民族積憤的大爆發；是開港以後，穿著軍服的農民和城市貧民為打擊封建壓迫、保衛民族主權而展開的第一次大規模反侵略反封建鬥爭。”“參加暴動的軍人通過給予日本侵略者和閔妃反動統治集團以巨大打擊來擺脫封建和民族的奴役，保持人的尊嚴，從而表現了自己堅定決心和意志。但是，因為沒有得到先進思想和正確戰略戰術的指導，以致軍人暴動沒能擊退內外反動勢力的反革命攻勢，遭到敵人的殘酷鎮壓”。還對壬午兵變中的大院君評論道：“大院君在遇到決定自己政權命運的危急情況時，不是採取打退外來侵略勢力的有效措施，而是打算依賴封建中國的勢力來擊退日本的侵略陰謀。……大院君的被綁架，是他想依賴大國來維持自己統治權力的事大主義所產生的悲劇性結果。這一事件是一個歷史性論據，它表明一個人如果搞事大主義，就要像大院君那樣變成一個傻瓜。”
韓國史學界則對壬午兵變的評價並不是那么高，因而對這一事件的稱呼沿襲了帶有貶義的“壬午軍亂”（임오군란）。韓國史學界的主流將壬午兵變作為“開化與守舊的衝突”之一環。代表韓國官方觀點的《韓國史》寫道：“壬午軍亂是韓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底層民眾展開的抗爭，因此儘管是暫時的政權更迭，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壬午軍亂對當時朝鮮所處的國際局勢產生巨大影響，也是政治史上的重要的事件。”並指出：“城市下層民眾的抵抗運動並沒有發展為從根本上改革社會的變革運動，而只是停留在依賴保守的大院君政權的層面上。與提出新的近代的理念與改革案的運動相比，（壬午軍亂）只在破壞中世社會體制方向上發揮了作用；雖然顯示出短時間推翻政權的強硬力量，但與近代社會體制形成的契機相比，（壬午軍亂）只是促進中世社會體制崩潰、解體的運動。”韓國歷史學家李泰鎮則認為壬午軍亂打斷了高宗推進的開化政策，“軍亂的漩渦中興奮的軍人火燒了日本公使館，乘這個機會日本對朝鮮實行強壓政策。……中國以搜捕主謀為由派遣軍隊，實際上它不想讓逃出其影響圈，反而要使朝鮮成為中國的屬邦。軍亂造成了一下子多出兩三個甚至更多敵人的非常困難的局面，這與君主高宗和輔佐他的官僚們的期待完全不同。”朝鮮和韓國之所以會對“壬午兵變”有這種不同的評價，是因為朝鮮是站在革命史觀的立場，而韓國則是從現代化史觀的角度進行評價的。
日本最初稱這次事件為“朝鮮事變”，後來由於朝鮮的變亂實在太多而改稱“壬午事變”。日本認為壬午兵變不僅是朝鮮政權的內斗，更是一次類似中國義和團運動的排外騷亂，嚴重侵犯了日本的尊嚴，亦是近代日本對朝鮮半島用兵之始。現今日本對此事件評價較為中肯。堀本禮造、鈴木金太郎等13名被朝鮮起義士兵和市民所殺的日本人被供奉入靖國神社。
中國近代著名評論家王芸生評價壬午兵變說：“中日之戰，一以韓亂為導火線，而光緒八年之舊黨犯闕，為韓亂之初作，亦即中日戰爭之序幕。中國於此一幕，以敏捷之手腕，勘平韓亂，與日本未成正面衝突。然自此中日兩國各駐軍於朝鮮，成露刃對立之局。且以中國屯兵監政之故，使日人得以自主獨立之說構煽朝鮮君臣，因有光緒十年甲申之變，因而演成甲午之戰。論者成以此役為中國之勝利，而不知其即馬關結盟之種因也。故此役關係近代中國之命運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