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所創建革命根據地之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以大別山為中心，最盛時期包括周圍20餘縣，成為僅次於中央蘇區的全國第二大革命根據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0年4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邊特委。同年6月，召開鄂豫皖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
1931年，紅軍攻占光山縣新集（今新縣縣城）後，將鄂東、豫南和皖西三個根據地連線成鄂豫皖蘇區。同年11月，成立紅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下轄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
1932年11月，由於第四次反圍剿的失敗，紅四方面軍開始了戰略轉移。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的紅軍重建了紅二十五軍。
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長征北上，當地又組建了紅二十八軍，在高敬亭等領導下，堅持游擊戰爭，直到1937年國共合作抗戰的開始。
中國共產黨擁有第一架軍用飛機的時間可以追溯回1930年鄂豫皖蘇區自中華民國國軍部隊擄獲之德國制雙翼機，該機後改名列寧號，飛行員龍文光（1899-1933）投誠，成為中共第一名飛行員。
基本介紹
歷史沿革,紅軍故鄉,紅四方面軍誕生地,紅二十五軍誕生地,紅二十八軍誕生地,將軍搖籃,發展歷程,工農武裝割據,順利的發展,根據地嚴重困難,
歷史沿革
它的前身是鄂東根據地、豫南根據地和皖西根據地。1927年11月，潘忠汝等領導了湖北黃安、麻城地區的農民起義，開闢了鄂東根據地；1927年11月，中共黃麻特委領導黃安（今紅安）、麻城農民起義，組成工農革命軍鄂東軍
1928年1月，鄂東軍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7軍，在黃岡、羅田、黃安、麻城、黃陂、孝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同年5月，第7軍進入黃安、麻城、光山三縣邊界的光裕山、摩雲山、羚羊山、木城寨地區發動民眾，建立基層革命政權。至7月，初步建成擁有20萬人口、以柴山保為中心的根據地，第7軍改編為紅軍第11軍第31師。
1929年5月，徐子清等領導了河南商城的農民、士兵起義，開闢了豫南根據地；組成紅軍第11軍第32師，創建了以南溪、吳家店為中心的豫東南蘇區。此後6至10月，紅31、紅32師互相配合，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鄂豫邊界地區三次“會剿”。
1929年11月至12月，中共六安中心縣委在紅32師的支援下，舒傳賢等領導安徽省六安、霍山農民起義，組成紅軍第11軍第33師，創建了以金家寨為中心的皖西蘇區。與此同時，鄂東北、豫東南兩蘇區統一為鄂豫邊蘇區，成立了以徐朋人為書記的中共鄂豫邊特委和以曹學楷為主席的鄂豫邊革命委員會。
至1930年2月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會議，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軍委書記周恩來主持，討論了劃鄂豫皖特區，成立中共鄂豫皖邊特委、鄂豫皖邊界紅軍改編問題。2月25日，中共中央給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及皖西六安中心縣委發出指示信，決定將湖北省的黃安（今紅安）、麻城、黃陂、孝感、羅田、應山（後又決定增加黃崗、安陸）；河南省的商城（包括金寨縣）、光山（包括新縣）、固始、潢川（又決定增加加羅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壽縣、穎上、合肥等縣，劃為鄂豫皖邊特別區，建立中共鄂豫皖邊特委，統一領導鄂豫皖邊區的革命鬥爭。3月18日，中共中央發給鄂豫皖邊特委並轉紅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的指示信，決定將這三個師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邊區黨代表大會3月20號在湖北省黃安縣（今新縣）箭廠河召開。中共中央巡視員曹大駿主持了大會。會議決定中共鄂豫皖邊特別委員會由25位委員組成。郭述申、許繼慎、曹大駿、何玉琳、王平章、姜鏡堂、周純全、甘元景、徐朋人等組成常務委員會，郭述申任書記。
1930年4月10日，郭述申主持召開鄂豫皖邊紅軍領導幹部會議，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成立紅一軍的決定，宣布成立紅一軍前敵委員會，由曹大駿任書記，許繼慎任紅一軍軍長、曹大駿任政治委員，徐向前任副軍長、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
1930年6月下旬，鄂豫皖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河南省光山縣南部（今新縣）王家灣召開，成立了鄂豫皖邊區蘇維埃政府，民主選舉產生了蘇維埃政府組成人員，甘元景為主席。至此，鄂豫皖邊界地區黨政軍統一組織起來，把分散在大別山區的三塊革命根據地結成了一個統一指揮的有戰鬥力的整體，進一步發揮“一面可以控制平漢鐵路，一面可以截據長江交通，有直接威逼武漢，進而與全國紅色區域打成一片”的重大作用。
1930年夏，紅1軍南下作戰，連克霍山、英山、羅田、雲夢、花園等城鎮，蘇區和紅軍得到迅速發展。10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由蔡申熙任軍長，陳奇任政治委員的紅15軍及其所在的蘄（春）黃（梅）廣（濟）游擊根據地劃歸鄂豫皖蘇區。
1931年1月，紅1軍與紅15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曠繼勛任軍長，余篤三任政治委員。1～5月，以曾中生為書記兼軍委主席的中共鄂豫皖特委和軍事委員會，領導蘇區軍民取得兩次反“圍剿”的勝利。5月，成立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和軍事委員會，張國燾任書記兼軍委主席。其後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澤民任書記。1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成立，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
1932年6月，紅四方面軍乘國民黨軍新的“圍剿”尚未準備就緒之際，連續取得黃安、商潢、蘇家埠和潢光四次進攻戰役的勝利。紅四方面軍發展到2個軍、6個師另4個獨立師、1個少共國際團共4.5萬餘人，各縣獨立團、游擊隊和赤衛軍等地方民眾武裝發展到20餘萬人，蘇區擴展到東起舒城、西迄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附近，北達潢川、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的廣大地區，總面積達4萬餘平方公里，人口約350萬。
在蘇區內建立了26個縣蘇維埃政府或革命委員會，普遍建立了工會、共青團、貧農團、婦女會、互濟會、少年先鋒隊等民眾組織，農民普遍分到了土地，還興辦了兵工廠、被服廠等軍事工業和造紙、染色、五金、印刷等民用工業，蘇區的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也有很大發展。
1932年7月，國民黨軍調集30餘萬人的兵力，由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由於張國燾戰略指導的錯誤和在蘇區推行過“左”的政策，蘇區軍民雖經英勇奮戰，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10月，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和紅四方面軍總部率紅軍主力撤出蘇區。
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後，國民黨軍先後集中10～16個師的兵力，進行“清剿”和“圍剿”。中共鄂豫皖省委領導留下的紅軍重建紅軍第25軍，並以原紅25軍第221團和特務營等改編為第28軍（後編入第25軍），反對國民黨軍的“清剿”和“圍剿”，但由於力量懸殊，紅軍不斷遭到損失，蘇區日益縮小。
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也離開了鄂豫皖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即長征）。
1935年2月，原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書記高敬亭匯集分散的紅軍和地方武裝，重建紅軍第28軍，在鄂豫皖邊地區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
紅軍故鄉
紅四方面軍誕生地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是在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第四軍、第二十五軍開始組建。11月7日，在湖北省黃安縣（現為紅安縣）七里坪鎮建立，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 政治委員，劉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實際領導權由張國燾控制。方面軍下轄第四軍、第二十五軍。第四軍軍長為徐向前（兼），政委為陳昌浩（兼）；第二十五軍軍長鄺繼勛，政委為王平章。原四軍部改為方面軍總部，兩軍所轄各師歸總部直接指揮。總兵力3萬餘人。時為中國共產黨控制下僅次於中央紅軍的軍事力量。
紅二十五軍誕生地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創建於鄂豫皖蘇區。1931年10月成立於安徽金寨麻埠，軍長曠繼勛、政治委員王平章，下轄第七十三師：師長劉英、政治委員吳煥先；1932年秋，主力隨紅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紅二十五軍一部編成新的紅二十五軍，軍長吳煥先、政治委員王平章，下轄第七十四師：師長徐海東、政治委員戴季英；第七十五師：師長周希遠、政治委員高敬亭。1933年1月，紅二十八軍併入到紅二十五軍。1934年，第二次組建的紅二十八軍再次併入紅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政治委員吳煥先，下轄第七十四師、第七十五師，全軍共3000餘人。不久，紅二十五軍進行整編，軍長程子華、政治委員吳煥先、副軍長徐海東、參謀長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鄭位三。
紅二十五軍軍旗
紅二十五軍軍旗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在遠離黨中央的情況下，孤軍遠征十個月，艱苦轉戰萬餘里，先期到達陝北，為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會師陝北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上寫下了別具特色的光輝篇章。毛澤東主席曾多次稱讚過紅二十五軍的主要領導人徐海東，說他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這既是對徐海東個人的高度評價，也是對紅二十五軍孤軍北上，勇做先鋒的高度評價。
紅二十八軍誕生地
史載紅28軍有兩支：鄂豫皖紅28軍和陝北紅28軍。1935年2月，鄂豫皖蘇區紅25軍西征後留下的部隊與鄂東北獨立團又重組28軍，未設軍長，高敬亭任政治委員。下轄第82師和手槍團，共1000餘人。高敬亭以超人的膽略，領導和堅持了三年的游擊戰爭，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奇蹟般地戰勝了百倍於己的強敵，在多次反圍剿中，他無比忠貞地捍衛了大別山的革命紅旗。
紅二十八軍領導高敬亭銅像
紅二十八軍領導高敬亭銅像將軍搖籃
在中國十大將軍縣中，有五個位於鄂豫皖蘇區。它們是湖北紅安(中國第一將軍縣，72位開國將軍），安徽金寨（中國第二將軍縣，59位開國將軍），河南新縣（43位，）湖北大悟（37位），安徽六安（裕安區34位）。
鄂豫皖走出的共和國主席 ：董必武 ，李先念
共和國元帥
大將 10人
來自鄂豫皖蘇區的3人： 王樹聲， 徐海東（紅25軍）， 陳賡（先鄂豫皖蘇區，後受傷後回上海治療，傷愈後，去中央蘇區）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授予上將 57人
中將 176人，1956年和1958年各補授1名
來自鄂豫皖蘇區的44人：
徐立清 ，陶勇， 程世才 ，李天煥， 杜義德，王必成， 王近山，歐陽毅， 詹才芳， 倪志亮，鄭維山， 徐斌洲， 滕海清， 周希漢， 胡奇才， 劉昌毅， 秦基偉， 李成芳， 陳康，鮑先志， 周志堅， 張祖諒， 劉飛， 錢鈞，張仁初， 楊國夫， 吳瑞林，孔慶德，徐深吉， 曾紹山，張天雲， 吳先恩， 聶風智， 張賢約，范朝利， 皮定鈞，陳慶先， 劉興元， 陳先瑞（紅25軍）， 張池明（紅25軍），李耀（紅25軍）， 林維先（紅28軍）， 梁從學（紅28軍）
共和國少將
丁世方、丁先國、卜萬科、於俠、馬忠全、馬琮璜、王大華、王才貴、王鳳梧、王世仁、王遠芬、王誠漢、王政柱、王奎先、王海清、王德貴、毛和發、方子翼、方升普、尤太忠、方毅華、鄧岳、鄧少東、鄧忠仁、甘思和、石志本、帥榮、葉泰清、葉建民、葉道友、盧燕秋、田厚義、馮仁恩、甯賢文、成少甫、呂清、呂仁禮、朱少華、朱玉學、朱致平、伍瑞卿、鄔蘭亭、劉何、劉少卿、劉華清、劉健挺、劉善福、劉福勝、劉德海、齊勇、江波、江鴻海、江騰蛟、關盛志、孫光、孫儀之、杜彪、嚴光、嚴家安、扶廷修、蘇煥清、李發、李士懷、李少元、李長如、李書全、李世安、李世焱、李發應、李慶柳、李迎希、李國厚、李定灼、李鐵砧、李家益、李德生、楊森、楊中行、楊以山、楊克武、楊明山、楊銀聲、楊植亭、肖永正、肖永銀、肖全夫、肖志賢、肖選進、肖德明、吳傑、吳世安、吳永光、吳華奪、吳釗統、吳林煥、吳宗先、吳誠忠、吳振挺、吳瑞山、何光宇、何柱成、何輝燕、何德慶、餘積德、餘明、余成斌、餘克勤、餘述生、餘品軒、餘嗣貴、鄒國厚、閔學勝、閔鴻友、況玉純、汪乃貴、汪少川、汪運祖、汪家道、宋文、宋治民、宋承志、宋維栻、張忠、張天恕、張漢丞、張吉厚、張百春、張行忠、張志勇、張希才、張國傳、張宗勝、張宜愛、張樹才、張貽祥、張培榮、張竭誠、張震東、張潮夫、陳宏、陳波、陳奇、陳祥、陳發洪、陳伯祿、陳明義、陳炎清、陳宜貴、陳美藻、陳鶴橋、林彬、林乃清、范朝福、羅應懷、羅厚福、金世柏、金紹山、周世忠、周發田、周時源、周純麟、周明國、周學義、周浣白、鄭本炎、鄭國仲、官宗禮、胡大榮、胡正平、胡立聲、胡立信、胡賢才、胡繼成、胡鵬飛、查玉升、趙傑、趙俊、趙文進、趙正洪、趙炳倫、趙遵康、趙鶴亭、祝世鳳、姚運良、賀健、秦光遠、桂紹忠、桂紹彬、耿錫祥、袁彬、袁克服、徐光友、徐體山、徐其孝、徐其海、徐明德、徐國夫、徐紹華、殷國洪、高林、高立忠、高先貴、高志榮、高厚良、席舒民、唐哲明、塗錫道、塗學忠、陶國清、黃仁廷、黃立清、黃光霞、曹廣化、曹思明、戚先初、常玉清、康烈功、韓衛民、韓東山、董志常、董洪國、喻新華、程明、程世清、程業棠、程啟文、程悅長、程儒珍、傅紹甫、傅春早、魯加漢、曾憲池、謝正榮、謝甫生、雷紹康、鮑啟祥、詹大南、詹少聯、詹化雨、蔡炳臣、廖政國、漆遠渥、譚友夫、譚知耕、熊挺、熊作芳、熊應堂、黎原、黎錫福、顏東山、潘鋒、潘焱、潘壽才、戴克林、戴克明、嚴智澤、鄭勤、李南征、許援朝、邱型柏、范震江
發展歷程
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陵園1、從黃麻起義到鄂豫皖特委成立；
2、鄂豫皖特委成立到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
3、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到中央分局和紅四方面軍離開根據地西去；
5、紅二十五軍長征至抗日戰爭開始。
如更集中一點，也可以分成以下三個大階段：
工農武裝割據
工農武裝割據的形成階段(1927·10—1930·3)：如前所述，一九二七年十月，鄂東特委在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指導下，發動了黃麻起義。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解放了黃安縣城。不久黃麻起義勝利後組成的鄂東革命軍，由於黃安失守，剩下七十二人上木蘭山改編為工農革命第七軍。一九二八年春，第七軍返回黃麻老區。同年五月，即進入柴山保開闢工作，得到很快發展。到一九三○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紅一軍成立時，三支紅軍，已有二千一百餘人。這就標誌著鄂豫皖工農武裝割據已經形成。
順利的發展
比較順利的發展階段(1930·3—1932·6)
中共鄂豫皖特委一成立，就是在“六大”精神指導下進行工作的，方向、路線，基本正確，這是根據地發展比較順利的一段。一九三○年十月十八日中央給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中說：“鄂豫皖三省邊境，東以安徽的六霍、潛山一帶與皖省紅色區域相接，西以鄂北的應山、棗陽一帶與鄂西、豫西南陽、襄樊區域相接，南以黃梅、廣濟一帶與鄂東南以及贛東北紅色區域相接。你們這一區域……有便於紅軍改編與訓練的條件，有武器、給養的來源，尤其是一面可以控制平漢鐵路、一面可以截據長江交通，直接威逼武漢，進而與全國紅色區域打成一片的前途。這完全合於革命根據地的作用，因此，中央特將此區域劃分為六大根據地之一”。
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到鄂豫皖工作，並指定張國燾為中央分局書記。五月，撤銷了鄂豫皖特委，在新集（河南新縣）建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逐步在鄂豫皖地區黨的領導機關占了統治地位。他們認為立三錯誤是左傾掩蓋下的右傾。他們反對立三錯誤，不糾其左，反當右來反，實際上他們比立三更“左”。張國燾一九三一年四月來到鄂豫皖蘇區，九月份就在光山縣的白雀園開始“大肅反”，通過逼供信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殺害了不少這個地區的創始人和好同志。諸如許繼慎、曹學楷、周維炯、姜錦堂、熊受暄、戴克敏、陳琪、肖方、王秀松、徐朋人等四百多位黨政軍領導骨幹和堅強的革命戰士，都被殺於白雀園的東河坡!一九三二年一月，擔任四方面軍政治委員的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做的所謂《鄂豫皖蘇區肅反的偉大勝利》的報告中曾說：“這次總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這一千改組派，AB團、第三黨分子中，大半是地主、富農、流氓地痞、青紅幫國民黨偵探、黃埔學生、譁變俘虜士兵及開除的CP、CY分子。這一千裡面有七百多個共產黨員……”。實際上整個大肅反中被殺害的人數是很多的，惡果也很大。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里說：這次肅反，共逮捕六百多人，軍人占三分之一，實際上被肅的只有許繼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其他徒刑者約百人。這全是騙人的鬼話。張國燾在鄂豫皖大肅反中是有其不可告人的野心的。他主要是用肅反這把刀子，排除異己。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舊址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舊址由於鄂豫皖蘇區的地位重要，國民黨蔣介石也特別仇恨它。在鄂豫邊區時期，就曾經過“羅(霖)、李(克邦)會剿”，劉峙組織的“鄂豫會剿”和“徐(源泉)、夏(斗寅)會剿”等。鄂豫皖特委成立後，一九三○年冬開始，又經歷了敵人的五次“圍剿”。第一次“圍剿”時，國民黨武漢行營專設了“鄂豫皖三省邊區綏靖督辦公署”指揮；一九三一年三月，第二次“圍剿”開始，蔣介石下令限五月底“完全肅清鄂豫皖紅軍”；一九三一年秋，蔣介石親自到武漢布置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但是，這三次“圍剿”都被我們粉碎了，而且紅軍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帶來了鄂豫皖蘇區的猛烈發展，那時的鄂豫皖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京漢南段，北達潢川、固始，南至黃梅、廣濟。總面積四萬多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萬，主力紅軍壯大到四萬五千餘人。解放了黃安、商城、英山、霍邱四座縣城，建立起二十多個縣的革命政權。
為什麼在錯誤路線統治下，紅軍還能打勝仗?根據地還會猛烈發展呢?毛澤東思想告訴我們：對任何事情都應取分析態度，簡單地肯定一切，或者簡單地否定一切，都是錯誤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開創以來，我們黨領導這個地區的廣大軍民，開展了武裝鬥爭，進行了土地革命，推翻了幾千年來壓在人民身上的反動統治，廣大貧苦農民第一次分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經濟上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從而迸發出極大的革命熱情。這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一開始就能比較順利的發展，以及後來在左傾錯誤占統治地位的開始，還能繼續發展的重要原因。此外，還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在鄂豫皖領導機關中也有堅持執行正確路線的同志。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中，真正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只是張國燾等極少數人。就連和張國燾最接近的沈澤民和陳昌浩在某些問題上也和張國燾有矛盾和分岐。其他如曾中生、鄺繼勛、許繼慎、郭述申等許多人都是堅持正確路線的。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張國燾的錯誤做法也不是暢行無阻的。例如，一九三一年七月紅四軍南下黃梅、廣濟，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就是對張國燾的明顯抵制。就連錯誤的大肅反政策，也因遭到強烈的反對一度有所收斂。據鄭位三同志一九七四年回憶：一九三一年，紅安五區農民起來反對張國燾的大肅反，赤衛隊繳了保衛總局的槍。全區五萬多人動員起來，準備和張國燾打仗。他們的口號是：“擁護蘇維埃!”“擁護紅軍!”“打倒張國燾!”“打倒保衛局!”
其次，是根據地廣大紅軍和民眾都是堅持革命的。他們雖說對“左”傾的領導非常氣憤，但是，敵人來了，卻能顧全大局，一致對敵，英勇戰鬥。黃安三區就是一個典型，當時人們稱它是“小莫斯科”。這個區人口不過三萬人，各鄉游擊隊加起來僅有四百條槍。然而，民眾覺悟高、組織的好，敵人從南邊來，他們很快跑到了北邊，很少有被敵人殺害的。他們說：“娘的，你燒老子的房屋，燒不了老子的土地，再有一個好年成，我們還住新房子。”
中央分局成立的時候，正是敵人對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的時候。宣化店南陳家河的赤衛隊員繳獲敵機一架，發動民眾組織搬運隊運到新集，改為“列寧號”，還設立航空局，參加了反“圍剿”的戰鬥。第三次反“圍剿”中的蘇家埠戰役，紅軍激戰四十天，殲敵三萬餘，活捉敵總指揮厲式鼎。這是一次成功的圍城打援，取得全勝的典型戰例。
鄂豫皖軍委航空局舊址
鄂豫皖軍委航空局舊址另外，還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即使犯了路線錯誤的人，也不是一切都錯了。正如我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在否定各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時，同時，要牢記和實行毛澤東同志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應當指出：犯了這些錯誤的同志的觀點中，並不是一切都錯了，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等問題上的若干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仍然是一致的。”我們對當時鄂豫皖蘇區的領導也應當這樣看待他們。
根據地嚴重困難
第三是根據地嚴重困難和三年游擊戰爭階段(1932·6—1937·9)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張國燾被勝利沖昏頭腦，錯誤地估計形勢，把國民黨的軍隊看成了“偏師”。當國民黨第四次“圍剿”到來的時候，張國燾便不顧紅軍戰士的疲勞和盛暑天氣的炎熱，命令部隊不停頓地進攻，倉忙應戰。結果，數戰不利，未能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從此，鄂豫皖工農武裝割據便進入嚴重困難的發展階段。
在這個困難時期，根據地出現了三個突出的問題：一是敵人瘋狂摧殘革命根據地；二是根據地人民被迫跑反，耕地幾乎全部荒蕪；三是紅軍靠打糧吃飯，經常餓著肚子打仗。鄂豫皖根據地曾一度縮得很小。皖西蘇區只剩下東西長不過二百里，南北寬不過五十里，最窄處只有十幾里。一九三三年十月，國民黨又開始了第五次“圍剿”，七里坪又被敵侵入。我紅二十五軍在包圍七里坪的戰鬥中，靠民眾每天送稀飯，堅持了一個月，終因戰士體力不支，不得不放棄對七里坪的包圍。
敵人對根據地的摧殘是非常兇狠的。據光山中部蘇區六十五個鄉統計，被敵人摧毀二十九個鄉，殺害乾群一萬二千四百多人，燒房一萬二千三百多間，全家殺絕的二百多戶，燒光村子四百多個，一千多人下落不明。摧毀較輕的三十六個鄉，也有九百多人被殺或被關，三千八百多間房屋被燒，一百四十多戶被殺絕。中央交通員劉士傑，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間，在鄂豫皖蘇區停留幾個月，曾將自己所見所聞向中央寫了三次報告，其中一段話就描述了當時鄂豫皖地區的困難情景：“蘇區內房屋，自國民黨十月間實行五次圍剿大進攻以後，全蘇區內的房屋完全被匪燒個乾淨。民眾大半被匪虜到白區里去了。剩下的最多不過三分之一。耕牛差不多快被匪拉完了，民眾的糧食完全被匪搶去了，甚至於民眾埋在地下的谷完全被匪挖去了。民眾很早就沒有糧食吃了，完全靠跟著游擊隊打糧回來吃飯。現在民眾完全吃野菜及樹頭葉子，民眾現在已經有餓死的現象。但今年的春耕及去年的秋種都不到萬分之一。現在的蘇維埃各機關及紅軍完全都是靠打糧吃飯。所以有幾次紅軍比較容(易)消滅匪的勢力，因為沒有糧食所以就放棄了這個機會去打糧了。”
我們黨領導的根據地軍民，並沒有被敵人的屠殺摧殘所嚇倒。他們為了保衛紅色的土地，忍受了極大的犧牲和痛苦，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咬緊牙關，繼續戰鬥，發揚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敢，決心把大別山的紅旗扛到底!正象當時根據地的民眾所說的那樣：“樹也砍不完，根也挖不盡!留得大山在，到處有紅軍”。
三年游擊戰爭，是鄂豫皖根據地極其艱難的最後一個時期。鄂豫皖人民為保衛紅色土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一九三四年秋，紅二十五軍長征後，國民黨反動派以為鄂豫皖的紅軍走光了，便用十餘萬人的正規部隊，配合各種地方反動武裝，對這個地區進行了滅絕人性的摧殘。他們採取“三光政策”，一次又一次的大“清剿”，瘋狂地殘殺我革命幹部和民眾。甚至在我們的部隊經常活動的地方往井水裡放毒，在饅頭裡放炸藥，妄圖撲滅我留在大別山的革命火種。
當時，在根據地內堅持鬥爭的主要武裝力量，是高敬亭重建起來紅二十八軍和逐步恢復發展起來的便衣隊。他們在鄂豫皖邊界機動靈活地跳到外線，分散兵力，搞游擊戰，英勇頑強、艱苦卓絕地與敵人周旋三年。他們不僅未被敵人消滅，反而在戰略戰術上創造了豐富的經驗，打破了敵人無數次的“清剿”、“圍剿”、“追剿”、“堵剿”和“駐剿”，終於保住了鄂豫皖蘇區，堅持了大別山紅旗不倒，還保存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爛的鋼鐵紅軍二十八軍，直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編入新四軍。
新四軍名將高敬亭
新四軍名將高敬亭象鄂豫皖蘇區黨、人民和軍隊的這種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是值得我們永遠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在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鬥爭的新長征中，尤其需要這樣堅強的革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