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

高敬亭（1907—1939），河南省新縣城郊董店人，1907年8月出生，1939年6月24日被軍長葉挺據國共雙方指示槍斃。高敬亭是鄂豫皖根據地主要領導人，在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開始長征後，其創立紅28軍堅持鬥爭，為其間各南方游擊隊最成功者。

抗戰時期，以南方各游擊隊為基礎建立新四軍，下轄四個支隊，紅28軍被改編為4支隊，實力居各支隊之首。但由於張國燾（已叛逃）和四方面軍的問題，源自鄂豫皖的四支隊在新四軍內的狀況比較微妙，首先高由於長期與組織失去聯繫，仍處在被中共中央進一步觀察的階段，雖說實力強勁，但並沒獲得更重要的任命。高對此有所牴觸，認為“新四軍吃四支隊的飯”。鑒於高對所屬部隊有絕對的權威，其牴觸情緒，加之張國燾的出逃等等複雜背景，造成新四軍，乃至中共中央，都有所警惕，派出政工人員強化組織的影響力，並在基層做了相應的工作。這些工作，被高敬亭認為是“挖牆腳”和向上級告狀，也激化了矛盾。此間新四軍、長江局和中共中央往復的電報中，對皖北的高敬亭第4支隊反覆出現“教育”“幫助”“推動”“說服”“爭取”“改造”“處置”等字眼。

在這種大背景下，一些工作上的內部矛盾，就很容易激化，尤其是高的四支隊實力在各支隊之首，新四軍軍部對這些問題極其敏感，最終矛盾激化到中共中央決定採取處死高敬亭。

1977年，解放軍總政治部為高敬亭平反。

高敬亭的資格很老，能力很強，他的警衛員萬海峰上將，任成都軍區政委。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高敬亭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河南省信陽市
• 出生日期：1907年
• 逝世日期：1939年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紅二十八軍創始人之一

人物簡介

高敬亭（1907—1939），河南新縣人。1928年參加革命，192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當選為鄉蘇維埃政府主席，不久又調任區蘇維埃武裝委員。1930年，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1年後，歷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員、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蘇維埃政府主席，光山縣書記，豫東南道書記，紅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政治委員。1934年11月，紅二十五軍長征北上，高敬亭奉命重建紅二十八軍，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在大別山堅持了三年堅苦卓絕的游擊戰爭。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9月，紅二十軍同國民黨衛立煌部談判，改為鄂豫皖工農抗日聯軍。10月，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談判達成協定，將南方八省十三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鄂豫皖抗日聯軍遂改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1939年6月，高敬亭被錯誤處決。1977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為其平反，對高敬亭的功過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

人物生平

參加革命

1927年11月著名的黃麻起義爆發，高敬亭參加了工農革命軍。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重新組建紅28軍，並任政治委員，他以超人的膽略，領導和堅持了三年的游擊戰爭，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奇蹟般地戰勝了百倍於己的強敵，在多次反圍剿中，他無比忠貞地捍衛了大別山的革命紅旗。

高敬亭領導的紅二十八軍自成立之日起，儘管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也曾遭到過損失和傷亡，但在根據地人民民眾的支持下，始終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隊，英勇地打擊了敵人，成為根據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堅持戰鬥的旗幟。1937年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奉中共中央命令，率軍抗日。7月在高敬亭的指揮下，先後在皖中連續取得了13次戰鬥勝利。

高敬亭塑像

在高敬亭率四支隊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由於受錯誤路線影響，將他秘密逮捕，並押在安徽省肥東縣青龍場儲家圍子。6月24日上午8時，將高敬亭槍殺在青龍場。時年，高敬亭年僅32歲。 高敬亭是鄂豫皖蘇區三年游擊戰爭中的紅軍主要領導人，也是一位黨內很有爭議的人物，他曾誤殺過不少自己的同志，而他最終又被自己的同志誤殺。直到1975年毛澤東親自批示為他平反，對他的爭議才有所平息。

剿殺運動

高敬亭是一位傳奇人物，他率領2000名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最後3年裡，戰敗了率領10多萬軍隊“剿共”的國民黨3任總指揮。特別是最後一任總指揮衛立煌，除率領10多萬正規部隊外，又武裝30多個縣保全團，修築8萬多座碉堡和40多條封鎖線，對紅軍實行所謂“駐剿”、“圍剿”、“追剿”，也無濟於事。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剛發表戰報稱“高敬亭被擊斃”，第二天其部屬國民黨一O二師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創，氣得他懸賞十萬大洋要買高敬亭的人頭。

高敬亭不僅在紅軍時期戰功卓著，在抗戰時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辭世之前的一年多時間裡，其領導的四支隊抗日戰績位於新四軍4個支隊之首。也就在這個時期，他走向生命的盡頭——他被定上“消極抗日”等諸多“罪名”，被借蔣介石之名以共產黨人之手，成為權力內耗的犧牲品……

1934年11月16日，大別山最後一支主力紅軍——紅二十五軍，奉中央軍委指示，撤離蘇區開始長征。留下省委常委、皖西道委書記高敬亭重新組建大別山紅軍，開展保衛蘇區的鬥爭。當時，在大別山的國民黨軍隊有10萬多人，曾親自兼任大別山“剿共”總司令的蔣介石命令安徽省省長劉鎮華任“剿共”總指揮，限一月之內完全肅清大別山尚存的紅軍。

面對氣勢洶洶的敵人，高敬亭臨危受命，迅速將活動於皖西和鄂東的部分紅軍游擊武裝組織起來，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自任政委（未設軍長），下轄八十二師和手槍團。八十二師下轄3個營和1個特務營。八十二師師長羅成雲，政委方永樂，手槍團團長余雄。全軍1100餘人。紅二十八軍成立之後，接連在霍邱、潛山等地打了幾個大勝仗，殲滅了安徽保全第三團2個營和敵十一路軍九十六旅二一三團1個營。2月9日，又打掉了潛山衙前鎮區公所，生俘敵區保全隊80餘人。此時，蔣介石限劉鎮華“一月之內完全剿清大別山小股游擊紅軍”，已經過了期限，劉鎮華正在為難，又接蔣介石要他在4月底前“剿清紅軍”的急電。

劉鎮華接電後，立即召集各軍長開會，將大別山蘇區劃為4個“駐剿區”，在指定區域內“清剿”，另外還設立追剿部隊，不分剿區，跟蹤“追剿”。

戰略智慧

高敬亭探知敵人新的“清剿”部署後，立即召開連以上幹部會議，他說：“敵人雖多於我們幾十倍，這是他們的優勢，但他們地域不熟，調度慢，各部行動也不可能一致，特別是十一路軍和二十五路軍及東北軍為了保存各自的實力，互相矛盾重重；我們紅軍雖然人少，是劣勢，但我們地情熟悉，調動靈活，有人民民眾和地方黨組織支持，能夠及時得到敵人的情報，有大別山良好的根據地掩護，便於游擊，完全可以堅持下來，消滅敵人，發展自己。因此，我們是不可戰勝的。”會議決定：以游擊戰為主要作戰形式，以分散游擊為主，時聚時散，分散敵人，調動敵人，疲勞敵人，拖垮敵人，相機打擊敵人，保衛根據地。

1935年2月15日，敵二十五路軍司令梁冠英得悉紅二十八軍在太湖涼亭坳一帶活動，立即調動9個團兵力，四面圍來。中共潛山縣委很快將這個情報報告了紅二十八軍。高敬亭決定利用敵人“圍剿”心切，狠狠地調動、疲勞一下敵人，相機殲敵。他親率二四四團一營、二營和手槍團，穿過敵人圍堵空隙，向鄂東遊擊。24日，敵九十四、九十五兩個旅和六十四師一九一旅向鄂東跟蹤而來，高敬亭率部拖了敵人4天后，於28日行至長嶺關。他看到兩面山林遮天蔽日，中間一條伸向木子店的大道，感到這裡正是埋伏殲敵的好地方，便一邊將主力隱蔽在兩面樹林裡，準備伏擊，一邊命手槍團一分隊繼續引誘敵人。果不出所料，被拖得疲憊不堪的敵一九一旅2個團立即追蹤而來。我一分隊且戰且退，下午3時，敵人進入伏擊圈，高敬亭一聲令下：“打！”各種火力一齊向敵人射擊。敵人猝不及防，倉促應戰，由於山溝道路狹窄，敵人人多，互相擁擠，自相踐踏，重火力又施展不開；紅軍勇猛射殺，敵人不知紅軍虛實，慌忙後退。特務營按事先部署又從背後殺來，打得敵人四處亂竄，激戰近半個小時，2個團的敵人被殲近半。高敬亭擔心後續敵人增援，立即率領部隊向西轉移到立煌（今金寨縣境）抱兒山。此役繳獲機槍6挺，步槍200多支，子彈萬餘發。

高敬亭

3月3日，高敬亭率領的手槍團兩個分隊與方永樂率領的二四四團在金家寨匯合。這時，敵一九四旅六二二團跟蹤追來。3月7日，高敬亭率部在吳家店樟樹坪設伏，將其全殲。

劉鎮華得知一九一旅戰敗和六二二團被殲的訊息，氣急敗壞，他認為紅軍之所以難以殲滅，主要是各“駐剿區”畫地為牢所致，他命令各“駐剿區”各組織2至3個團的“追剿”部隊，不分地區界限，跟蹤“追剿”紅軍，務必在4月底前“剿清”紅軍。為了給各“駐剿區”做出樣子，他將其看家精銳部隊獨立第五旅組成“追剿隊”。3月10日，獨五旅旅長鄭廷珍偵悉高敬亭率手槍團在雙河一帶活動時，便傾巢出動。高敬亭得悉後，率領手槍團鑽進深山老林和獨五旅轉圈子，一連轉了5天。敵獨五旅一直沒和紅軍手槍團接上火，加之他們重武器多，山路又不熟，士兵們被拖得十分疲勞。3月18日，手槍團在雞冠山設伏，將鄭廷珍所率六一三團和特務團，殲滅大半，鄭廷珍率殘部逃回雙河。

鄭廷珍為報雞冠山之仇，3月24日又率部向活動在英（山）霍（山）邊區的高敬亭部追來。高敬亭率部上大山，帶著敵人兜大圈子，前後半個月，鄭廷珍率領的獨五旅2000多人，被拖得人困馬乏。4月9日，高敬亭率部在英霍交界的送子關桃花山設伏，命特務營長林維先率領一連引誘敵人。鄭廷珍果然上當，立即派六一二團配一個炮兵連追擊而來。林維先且戰且退，退至桃花山花心處，登上花心制高點，以火力引誘敵人。敵六一二團以其炮兵連火力開路，向花心攻來。高敬亭命在高處隱蔽的二四四團、手槍團和特務營，衝殺下來。敵人還沒弄清怎么回事，便死傷一大片，林維先率領的一分隊也從花心小山上俯衝下來，敵人被包圍在一個大田畈里，激戰近半個小時，敵六一二團和炮兵連除少數逃遁外，全部被殲，團長張永和被擊斃。戰後，高敬亭率部向西疾行。鄭廷珍忙又率殘部跟蹤不放，在麻城西南棺材溝，又被消滅一個團，其六一五團團長被擊斃，鄭廷珍負傷，落荒而逃。劉鎮華一氣之下，取消了獨五旅的番號，從此不可一世的獨五旅在大別山銷聲匿跡了。

走向成熟

劉鎮華雖然費盡心機，對紅軍圍追堵截，卻屢遭失敗，到5月中旬，其10多萬軍隊不但沒“剿滅”紅軍，還被紅軍消滅了不少。蔣介石一氣之下，免去了他的總指揮之職，由二十五路軍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紅軍。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隊師團以上領導人開會，重新劃定“清剿區”。並嚴令在哪個“清剿區”發現紅軍流竄，就拿哪個“清剿區”負責人是問。會後，他到各“清剿區”邊界巡視，又在各“清剿區”之間建立聯防隊，負責各防區之間的聯絡，以為這樣，紅軍便無處游擊了。但無論敵人如何變換花樣，紅軍有人民民眾的支援，游擊戰總是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3個多月來，部隊由初建時1100多人，發展到1800多人，武器裝備也有了很大改善，每個連隊都建立了機槍班，彈藥也較充足。更可喜的是，部隊積累了很多游擊戰的經驗，高敬亭將這些經驗總結為：在策略上，堅持“三打三不打”原則，即敵情明、地形好、繳獲大則打；敵情不明、地形不好、繳獲不大則不打；無大傷亡則打，傷亡大則不打。對待各路強弱敵人的作戰原則是：拖垮二十五路軍，相機打擊十一路軍和東北軍，堅決打擊地方保全團；在戰術上執行“拖垮敵人，疲勞敵人，擾亂敵人，打擊敵人”的“十六字訣”；利用敵人互不相識，保存各自實力的矛盾，化裝成敵人，殲滅敵人；在通訊聯絡方面，充分發揮地方黨組織作用，派紅軍骨幹到區、鄉、村，組織區、鄉、村便衣隊，白天為民，勞動生產，晚上為軍，宣傳紅軍政策，偵察敵情，鎮壓地方反動分子，團結一切可以爭取的革命同情者，特別是爭取國民黨基層政權的小頭頭，建立兩面政權，為紅軍服務。高敬亭總結的這些經驗，都是從實戰出發的成功經驗，易於掌握和運用，對堅持大別山蘇區鬥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高敬亭這位農民出身的游擊專家走向成熟的標誌。

5月30日，高敬亭率領手槍團在霍山西界嶺活動時，接到由中共鄂東道委書記陳守信送來東北軍一一O師參謀長李有光（其家屬王芹3月18日攜女兒由西安來大別山時，經固始被土匪劫持，是紅軍手槍團將其解救並安全送到一一O師，從此李有光和紅軍建立了秘密聯繫）的關於梁冠英接任“剿共”總指揮後新的“圍剿”部署的情報，決定利用繳獲的敵人軍裝，進行化裝，殲滅敵人。7月12日，高敬亭率化裝成敵人的手槍團由皖西向桐城、潛山游擊，剛到潛山袁家河，敵九十六旅旅長王修身率3個團就跟蹤追來。高敬亭立即率手槍團向桐城方向回返，行到朱屋廟時，被敵三十二師聯防隊兩個哨兵發現，哨兵喝問：“哪一部分的？！”事態緊急，如與敵開火，勢必引來周圍敵人圍堵。高敬亭便命手槍團一面搶占有利地勢，以防萬一，一面命手槍團一分隊隊長詹化雨與哨兵接洽，伺機殲滅敵人。佩戴敵少校軍銜的詹化雨一個箭步來到敵哨兵面前，劈臉兩個耳光，拍著胸前符號罵道：“媽的，老子是二十五路追剿隊的！”這時，佩戴敵上校軍銜的手槍團團長余雄也來到敵哨兵面前，喝問敵哨兵是哪一部分的。當得知敵人是十一路軍三十二師一個營的聯防隊時，余雄便命令一個哨兵帶路到隊部找隊長說話，同時命詹化雨通知高敬亭率手槍團跟進。到敵隊部，敵聯防隊長聽說是二十五路軍“追剿隊”的，便禮貌接待，因當時二十五路軍勢力較強，其司令梁冠英又是總指揮，所以其他部隊對這個軍的人都恭而敬之。余雄命聯防隊長集合聯防隊訓話，聯防隊長俯首聽命。聯防隊剛集合完畢，手槍團300多支長短槍一齊對準他們。高敬亭大聲喝到：“我們是紅軍，你們誰動一下，就叫你們全部完蛋！”就這樣，一個營的聯防隊乖乖地當了俘虜。當晚，部隊順利地繞過敵人封鎖線，到達中共皖西工委所在地店前河。

高敬亭故居

7月底，紅二十八軍在店前河整訓，交流各自的游擊作戰經驗，一致認為化裝戰術是打破敵人劃區“圍剿”、聯防堵截的有效方法；特務營營長林維先又介紹了他去平漢鐵路沿線，到敵人後方打敵人地方武裝的經驗，認為敵人後方防禦鬆懈，到敵人後方游擊，既可得到武器彈藥的補充，又可調動敵人出山回援，減輕根據地的壓力，一舉兩得。

偽裝戰術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個多月里，紅二十八軍以營為單位，一會兒山里，一會兒山外，時而紅軍，時而“白軍”，3次往返平漢路，打到了武漢邊緣的蘄春、黃梅、廣濟、黃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陽，迫使武漢行營主任何成俊連連向蔣介石告急：大別山總指揮梁冠英“圍剿“不力，縱匪出山，危及武漢、開封。

1936年2月12日，高敬亭率手槍團化裝成敵二十五路軍追剿隊去浠水活動，在新洲受到了敵區保全隊的熱情接待。敵保全隊長凌宗常向高敬亭透露敵十一路軍有個長官當天由武漢行營押送給養回大別山，中午要在這裡吃午飯，他正在布置。高敬亭聽罷，立即說有緊要任務，率領手槍團向武漢方向運動，行約10多里，果然有3個騎馬的國民黨軍官和10多名背槍的士兵押著30多副挑子向這邊走來。佩戴國民黨軍中校軍銜的詹化雨率一分隊搶先來到敵人面前威嚴地說：“我們是二十五路軍追剿隊的，奉命在這裡檢查來往行人，你們把證件拿出來！”

其中一個騎馬的敵軍官大聲怒吼道：“我是十一路軍秘書長，你敢檢查我？！”

詹化雨說：“你就是蔣介石也不行，我們梁總指揮命令我們寧可錯殺一千，不可錯放一個，你們怕是給紅軍送給養的吧！”

敵秘書長破口大罵，揮起馬鞭就朝詹化雨打來，詹化雨一閃身，掏手槍罵道：“媽的，你八成是紅軍的秘書長！”命令戰士們：“下了他們的槍！”一分隊100多名戰士一擁而上，將3個騎馬的拉下馬來，繳了他們的手槍，後面跟著的10多個敵兵也跟著被繳了械。

敵秘書長還不服氣地大罵著。這時，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紅軍，你再罵，老子就敲掉你！”敵人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釋放了敵士兵和兩個副官後，將裝滿銀元和將校服裝的30多副擔子，仍由挑夫挑著，晝伏夜行，於2月底返回大別山。敵秘書長中途逃跑被擊斃。

敵十一路軍給養被紅軍截獲，使敵武漢行營主任何成俊大為惱火，又向蔣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狀，說梁冠英在大別山圍而不剿，使得紅軍到處流竄。蔣介石鑒於他限期年底“剿清”大別山紅軍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氣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總指揮之職，令其愛將衛立煌重返大別山就任總指揮。

挫敗衛立煌

衛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圍剿”時，蔣介石親任總司令併兼任中路軍司令，衛立煌是第六縱隊司令兼14軍軍長，在“圍剿”大別山紅軍的過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故而蔣介石在金家寨建縣，以衛立煌之名，命名為“立煌縣”，這實在是蔣介石對衛立煌的最高獎賞。衛立煌這次再任大別山“剿共”總指揮，深感蔣介石對他的“厚愛”，國民黨《中央日報》1936年3月3日報導衛立煌在上海就職時演講云：“立煌奉蔣委員長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邊區少數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職……。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三省邊區共匪，回憶前後共有三次，第一次驅徐向前、鄺繼勛兩大股（指紅四方面軍，作者注）；第二次正欲追剿根株徐海東部（指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作者注），因江西剿匪事緊，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擔任清剿任務，已為第三次。三省邊區殘匪，為數無多，現決定分四個綏靖區，於最短時間內徹底肅清……”

衛立煌離開上海到達金家寨後，部署“圍剿”，也沒有什麼新花樣，不外乎還是圍、追、堵、截。他劃的4個防區也和原來劉鎮華、梁冠英的“駐剿區”相似。所不同之處，在於他搞“剿撫兼施”、“軍政並進”和“碉堡政策”，擴建地方保全團。特別是“軍政並進”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軍政並進”，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區、鄉、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裝，逼迫民眾訂立“五家連環保”條約，一家“通共”，五家俱殺。碉堡設定猶為苛刻，其命令規定：“凡重要村鎮、山嶺、隘口，交通要道，築能容營、連碉堡，其餘次要地點，則築排碉。至於一地帶內，碉堡數量與密度，能以互相通視火力為要。”據國民黨安徽省政府1936年5月12日碉堡統計表所列數字，僅皖西地區即新建碉堡24700餘座，整個鄂豫皖蘇區，碉堡密如蛛網，很多碉堡為了能“通視火力”，相距僅半里之遙。

此外，各縣、區、鄉、保還規定了訓練壯丁數目，作為區、鄉、保的武裝組織，以實現“軍政並進”的目標。

然而，等待衛立煌的還是失敗。

高敬亭根據李有光提供的情報，於4月5日在太湖涼亭坳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根據前一段經驗，會議作出了3條決定：深入敵後游擊；縮小目標，全軍以營或連為單位活動；加強地方便衣隊建設，有計畫地在各地區原有便衣隊的基礎上，補充部分骨幹，建成一鄉一支便衣隊，對付敵人地方鄉、保武裝，為紅軍提供情報，安置傷病員，籌集給養。會議還根據形勢的變化，對政策做了修改。對待根據地內國民黨地方政權和民團，實行“攻心為上，攻擊為下”的政策。加強與地方開明人士的聯絡，建立兩面政權。改變過去“對地方民團堅決地打”為“三不打”，即：地方民團不先開槍打紅軍，紅軍不打；地方民團願意和紅軍聯絡，紅軍不打；在紅軍沒有走之前，地方民團不去向國軍報告的，紅軍不打；對地方開明人士的生命財產給予保護，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動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與紅軍為敵，不殘害紅軍家屬，紅軍也不打不殺；對向紅軍提供錢糧幫助的，或給紅軍掩護傷病員的，紅軍給予保護，並為其保密。這些政策的實行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國民黨基層政權及鄉紳與紅軍的矛盾，方便了紅軍游擊。

由於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紅軍信息靈通，在廣大農村活動自如，而衛立煌的“軍政兼施”卻難以實施。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領手槍團特務營在麻城大畈活動，被駐麻城福田河的敵三十三師發覺，敵師長馮興賢率3個團三路合圍。福田河區公所開明區長李明學立即將敵情報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連夜向王通山轉移，敵人緊追不捨，被便衣隊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七零八落，一九七團團長也被炸死。可敵人卻謊報軍情，說他們打了大勝仗。

國民黨中央巡視專員袁德情向蔣介石報告說：“共匪在黃安、麻城一帶死傷、被俘無數，特務團團長林維先被擊斃，屍體解往黃安示眾，所繳槍枝已匯報軍委會。”可笑的是，早在1936年6月13日，敵一○二師在姚家山戰鬥詳報上已有“在姚家山殲紅軍200餘，匪首林維先被擊斃”，這次已是林維先第二次“死”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敵一○三師1個營向活動在黃岡牡羊山的林維先部追來，林維先率部向西急行30里，在一個小山村隱蔽休息。敵人未尋到林維先，便在牡羊山住下來糟蹋老百姓。開明紳士王貴先將此情況報告了林維先。林維先當晚率部返回牡羊山，全殲敵一個營！

衛立煌得知林維先並未被“擊斃”，反而在牡羊山殲其一個營，實感羞愧，便以十萬銀元懸賞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維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報》一則訊息云：“京訊：皖鄂豫邊區剿匪總指揮衛立煌，對邊區殘匪，原則剿撫兼施，冀其就範，惟匪首高敬亭、林維先迄今無悔悟表示，衛為防滋蔓，貽害地方起見，已飭各部嚴厲圍剿，如能將該匪生擒或擊斃，或殲擊其主力者，給予破格嘉獎，以資激勵……”

衛立煌看到《申報》的一則報導：“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銳不過千餘人，在邊區各縣時聚時散……國軍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後，大軍進剿，則彼雲無匪，大軍過去，匪眾皆是……”衛立煌便把罪過歸於國民黨地方政府。他認為紅軍之所以能四處游擊，與國民黨地方政府避而不戰或與敵為友有關。特別是牡羊山之戰的失敗，他認為是國民黨地方官員在紅軍走後才向國軍報告的，以致於國軍撲空；國軍住下又被襲擊，也是地方官員向共產黨報的信。7月8日，衛立煌與其參謀長郭寄嶠親率其警衛團到牡羊山調查，並對牡羊山聯保主任張一函嚴厲審訓。

衛立煌覺得在牡羊山審訓，不能殺一儆百，便把張一函帶到黃安縣城，召集邊區各縣、區長、聯保主任參加聽審。張一函原來僅是一私塾先生，從沒見過這么大官，這么大陣勢，當衛立煌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如何向共匪報信時，張嚇得張口結舌，語無倫次，只一個勁地承認他“有罪”。

參謀長郭寄嶠以為他真的是共產黨，把盒子槍往桌子上一摜：“你是什麼罪？何時加入共產黨？不如實招來，我立刻槍斃了你！”

張一函被郭寄嶠這么一聲喝問，要他招認是共產黨，又聽說要槍斃他，神智居然清醒起來，說：“我今天死也要死個明白，你說我是共產黨，有什麼證據？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勞，國軍不管哪次經過我們牡羊山，我們都殺豬宰羊招待，索要擔架、民夫，從沒打頓，只要有紅軍活動的訊息，我都立刻報告。就說這次紅軍過牡羊山吧，我當時就向縣裡報告，你們追來時已是第二天下午，紅軍跑了，我有什麼辦法呢？紅軍夜裡返回牡羊山，你們那么多部隊都不知道一點訊息，我怎么知道呢？你們這次損失，恕我直言：貴軍到牡羊山，沒找到紅軍打仗，便一窩蜂地抓雞捉鴨，搞女人，紅軍夜襲時，一點戒備也沒有，有些弟兄還在女人床上。據說紅軍不過百人，而國軍多紅軍幾倍，結果卻兵敗如山倒……”

“住嘴！”郭寄嶠哪能容他再講下去，惱羞成怒，說：“我說你不是共產分子，就是通共！你現在還在替共產黨說話，誹謗國軍！”便命兩個警衛：“把他拉出去槍斃！”

張一函對郭寄嶠說：“你殺自家人很有本事，你和紅軍打仗要有這樣凶就好了，真是‘煮豆燃豆萁’，親者痛仇者快！”

張一函被處決，嚇得那些縣長、區長、聯保主任們面如土色，個個都擔心這種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衛立煌感到處決張一函達到了殺一儆百的目的，便假惺惺地說：“各位同仁，今天郭參謀長此舉也是不得已而為之。你們多數都是對黨國忠心耿耿的，但也保不住有少數像張一函這樣的共產黨奸細。大家想想，國軍10萬多人，四處圍剿，紅軍卻能到處如入無人之地打我們的游擊，如果不是有像張一函這樣坐探，紅軍能生存嗎？今天請大家來，無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蔣委員長交給我們剿清大別山殘匪的任務，維護地方治安，保衛民眾生存。希望諸位今後要務必小心，一發現紅軍，立即報告，如發現在哪個地方有紅軍不及時報告者，定然嚴懲不貸。”衛立煌正在滔滔不絕地訓話，有一位參謀遞來一份電報給郭寄嶠，郭看後，大為震驚，立即呈衛立煌。衛立煌看後，草草結束訓話，率領隨從離開會場——原來是7月7日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蔣介石來電，要衛立煌去廬山參加高級軍事會議。

岳西談判

七七事變，震驚全國，也引起全世界關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聯繫的紅二十八軍，卻一點訊息也不知道。7月13日，高敬亭與皖鄂特委書記何耀榜在岳西南田村開會時，看到了姜樹堂從西安辦事處帶來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等檔案和一些報紙，這才知道抗戰爆發，時局發生了大轉變。

姜樹堂家住西安，原是國民黨十一路軍中的一個排長。1936年秋，在一次戰鬥中被紅二十八軍圍困，率全排投誠，此後在紅軍中任排長，後因身體不好，經批准回家休養。西安事變後，他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真正代表國家與民族利益的。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駐西安辦事處報告了大別山紅二十八軍的情況，辦事處負責人葉劍英等熱情地接待了他，並將上述檔案交給他送往紅二十八軍。

高敬亭根據中央檔案內容和中央呼籲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國民黨鄂豫皖邊區督辦公署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停戰談判倡議。經過艱苦的談判，7月27日，雙方達成協定。至此，堅持大別山三年游擊戰爭的大別山紅軍在高敬亭的領導下，完成了偉大使命，寫下了光輝一頁。

東進抗日

7月中旬，黨中央相繼派鄭維山、肖望東、程啟文、方毅等到達鄂豫皖。其後，董必武、葉劍英、郭述申等也到達七里坪，傳達黨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同年10月2日，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下轄七、八、九團，共3100多人。高敬亭任四支隊司令員，肖望東為政治部主任。

高敬亭

根據中央“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脈進至蚌埠、徐州、合肥三點之間作戰”的命令，1938年3月，高敬亭率部奔赴皖中和皖東，成為新四軍進軍敵後最早的部隊。他們在進軍和縣、含山等地途中，發現處處是難民，國民黨軍隊不戰而退，“皇軍不可戰勝”的論調甚囂塵上。高敬亭決定打幾個勝仗，鼓舞軍民士氣。1938年5月16日，高部在巢縣蔣家河口戰鬥中擊斃日軍第六師團巢縣守備隊20多人而自己無一傷亡，揭開了華中敵後游擊戰的序幕。這也是新四軍挺進敵後的第一仗，比蘇南韋崗戰鬥還早一個月。當日，蔣介石親自致電葉挺、項英：“貴軍四支隊蔣家河口出奇挫敵，殊堪嘉慰。”5、6月間，又先後發動大小戰鬥數十次，斃傷日偽軍800多人，擊毀汽車100多輛。

棋盤嶺位於安慶至桐城之間，離桐城十幾里路，安合公路從嶺上穿過；路兩邊的高地高出公路10多米，形成一個天然要隘，卡住公路。在棋盤嶺西側，則有一個七八里長的小坡，長滿小樹，可以隱蔽部隊。安合公路是日軍進攻武漢的重要通道，公路上每日均有幾十輛到上百輛軍車通過，是我軍伏擊敵人運輸隊的有利地點。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據偵察員的報告，了解到我軍9月1日在范家崗伏擊了一股敵人，敵人的注意力已經集中到范家崗西側地區，而對於棋盤嶺方面的警戒有些忽視。高敬亭抓住戰機，果斷命令支隊特務營配合七團三營，由七團政治處主任胡繼亭帶領，立即從駐地黃甲鋪出發，到棋盤嶺設伏。受命部隊於3日拂曉前到達伏擊地域，對伏擊地域兩端的范家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個排擔任警戒，其餘部隊按照主攻、預備隊分工，各占據有利地形設伏。上午9點左右，由80多輛汽車組成的敵人車隊逐漸駛近。當敵人前面兩輛汽車來到棋盤嶺隘口時，埋伏的便衣班一躍而起立即將其炸毀，第三輛車接著被集束手榴彈炸翻，車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擊斃。這時，敵人的車隊全部進入了我軍的伏擊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長。敵人正在遲疑，我軍迅猛出擊，車上200多押車的日本兵紛紛跳車，四散逃跑；一部分被我軍火力殺傷，一部分至棠梨山頑強抵抗。我軍用汽油燒毀了20多輛汽車，又用手榴彈炸毀了20多輛車，戰鬥持續了半個多小時。此時敵人的6輛增援車載著步兵、炮兵100多人，在楊小店下車，從公路東面向我包圍過來；接著發現敵人騎兵大隊500多人，正由公路背面向我實施包抄。此時我軍的伏擊任務已經勝利完成，高敬亭指示指揮員發出信號，部隊按照預案，有條不紊地從何家老屋前隱蔽徒涉小河，向長沖里方向撤出了戰鬥。棋牌嶺伏擊戰，我軍以傷亡各1人的代價，共擊斃敵人70餘人，擊毀軍車50餘輛，繳獲大量槍彈和軍用物資。

棋盤嶺戰鬥後，皖中一帶國民黨潰兵如蟻、土匪為患。高敬亭指揮部隊先後攻克廬江、無為縣城及肥西的劉家老圍子，肅清了皖中的國民黨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開闢了皖中抗日根據地。為了鞏固根據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幹部到地方上去做民眾工作，四支隊很快發展到8000多人，成為新四軍的主力部隊。

據不完全統計，高敬亭從東進下山至1939年6月罹難的1年零4個月裡，指揮所部先後同日偽軍戰鬥90餘次，其中，同敵千人以上集團作戰4次；阻擊80至500輛汽車的車隊6次；斃、傷敵2300餘人（包括日軍1700餘人）；俘敵400餘人（包括日軍9人）；消滅反動武裝和土匪3700餘人；繳獲長短槍1400餘枝、輕機槍17挺、軍馬20匹；擊毀汽車156輛、汽艇兩艘，給日偽軍以沉重打擊，給人民民眾以極大鼓舞。

被定罪名

高敬亭功昭大別山，征戰皖中、皖東，功勳卓著。雖不能說高敬亭是常勝將軍，但他領導的部隊，確是勝利之師。高敬亭在對敵鬥爭中是勝利者，但在革命內部鬥爭中，卻被革命的子彈所誤傷。高敬亭在任紅二十八軍政委時，由於受“肅反”擴大化的影響，錯殺過自己的戰友，但那是在失去黨中央領導，在敵軍圍困萬千重，一時難辨真偽的情況下發生的，當然，後來對高敬亭的批判鬥爭，還有其他更“重要”的條款，如擁兵自重、獨立王國、山大王主義、違抗中央指示、不服從軍部指揮、消極抗戰、破壞統一戰線等等。最後批判他是“反革命”、“反黨”、“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則界線。

上述加在高敬亭頭上的罪過，多是在高敬亭領導四支隊一年多的時間裡發生的事。可前面所列的高敬亭率領四支隊東進抗日所取得的戰績，列新四軍各支隊之首，這本身就證明他是忠於黨的，更是積極抗戰的，是執行中央命令的，而不是反革命、反黨、反中央。

無須諱言，高敬亭在三年游擊戰爭時期，遠離黨中央，缺乏組織監督，獨攬一方黨政軍大權，養成了一些獨斷專行、一言堂的家長作風，這對其當時和後來正確處理上級和同事之間關係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在“肅反”擴大化問題上，他錯殺了一些同志，積怨很多。他領導的紅二十八軍堅持大別山作戰和他領導的四支隊東進抗日不斷取得的勝利，也使他產生了居功心理。他創建的以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巢縣為中心，背靠大別山的皖中抗日根據地，不願讓給國民黨，是他“拒不執行新四軍軍部命令”延宕進軍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終被處決的主要原因。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在肥東青龍廠被捕，24日被槍決。高敬亭這位共產黨的優秀兒子，國民黨花10萬銀元買他的人頭沒買到，卻被自己人的子彈奪去了年僅32歲的生命。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時，將高敬亭槍殺在青龍場。年僅32歲的高敬亭在刑場上大義凜然地說：“死對共產黨人無所畏懼，我的做法是正確的，我是共產黨員，我要死在紅地毯上。請代轉史玉清同志（高敬亭愛人），孩子送給人民撫養。我是忠於工農革命的軍人！”

沉冤昭雪

高敬亭被錯誤殺害後，四支隊被支解為幾個部隊，有2000多戰士認為革命無望而脫離隊伍。高敬亭的親屬受到極不人道的虐待，女兒剛10個月被送給一戶農民撫養，後被餓死，高敬亭臨死之前給妻子史玉清留信一封：“玉清同志，我覺得革命才有出路。已決定我明日上午八時處以死刑......”

高敬亭槍殺後，史玉清被開除黨籍，逮捕入獄，在獄中生下小女兒高鳳英。

高敬亭被殺不久，毛澤東氣憤地發電報質問葉挺、鄧子恢等人：“我們讓高敬亭回延安，你們為什麼殺他？速查清原因報中央。”事後，主要當事人葉挺、張雲逸、鄧子恢都嚴肅檢討了自己的責任。

同年11月，周恩來、劉少奇到達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質問有關人員：“高敬亭招革命的兵，買革命的馬，有什麼不好？我們開闢的根據地為什麼要讓給國民黨。離開大別山，我們沒有根據地。”

1943年，參與殺害高敬亭的周駿鳴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毛澤東、劉少奇再次質問：“按你們說的，高敬亭有錯誤，為什麼你們不聽中央的，為什麼要槍斃高敬亭！”劉少奇說：“有大別山根據地不是更好嗎？到路東沒有基礎。”

談起高敬亭的罹難，當年9月起任新四軍四支隊司令員、建國後的十大將之一徐海東總是很激動地說：“殺高是極其錯誤的，高敬亭同志堅持三年游擊戰爭，把鄂豫皖蘇區的紅旗扛下來，是有功的。他雖然在‘肅反’擴大化等方面有嚴重的錯誤，但這是執行錯誤路線的錯誤。他的問題主要是思想問題，是認識問題，決不是什麼反革命問題。”

在中共七大期間，毛澤東和新四軍代表談話，問某負責人：“那個高敬亭，不殺頭可不可以？”對方肯定地回答：“應該可以。”聽完這句話，毛澤東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1952年2月，毛澤東到皖中視察工作。安慶地委書記在匯報工作時說：“高敬亭同志在這裡影響很大，至今上年紀的人還常提到他。”毛主席低沉地說：“高敬亭不該殺。中央發電叫不殺，他們不聽，還是殺了。”

1975年10月，幾位過早離開工作崗位在合肥休息的原紅二十八軍、新四軍四支隊的老首長告訴史玉清：“主席、總理的身體都不太好了，要抓緊申訴。”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訴了女兒高鳳英。11月10日，高鳳英在父親老部下、老戰友的幫助下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長信：

敬愛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紅二十八軍軍長、 新四軍四支隊政委兼司令員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中共黨員，現在安徽省軍區105醫院任醫師。.....我父親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卻又為什麼被殺呢?......我希望能夠早日知道這個結論，來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壓力。

同年11月30日，毛澤東主席收到信後批示：“請汪(汪東興，筆者注)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詢問一下，以其結果告我。”12月9日，汪東興將調查的事情真相如實向主席匯報。毛澤東主席在報告上指示：“請軍委討論一次，我意此案處理不當，其責任我懷疑主要是項英。”

1976年1月和9月，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相繼去世。1977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機密5號檔案--《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人物評價

1937年底，黨中央派鄭位三、蕭望東等去4支隊，毛澤東同志在接見他們時說：“高敬亭同志在大別山，以那樣少的部隊，吸引國民黨17萬正規部隊，支援了主力紅軍長征，是作出重大貢獻的。”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四支隊參謀長林維先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參加新四軍編制會議，周恩來指著高敬亭和林維先，向中共長江局書記王明介紹說：“這兩位就是聞名於大別山的游擊專家高敬亭和林維先同志。”

1938年2月，高敬亭到武漢，周恩來同志對他說：“中央紅軍長征後，你們在十分艱苦、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敵後鬥爭，你們的功績很大。你們在敵後保存住這樣一支紅軍部隊，這是很了不起的。”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將軍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合肥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帥、譚震林、栗裕、肖望東將軍，張勁夫、程子華、郭述申首長以及高將軍的部下萬海峰、林維先、李世安將軍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老部下、老戰友參加了安放儀式。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合肥接見了史玉清和高鳳英，親切地說：“如果有人認為平反後還應有尾巴，那是錯誤的。”他對高鳳英說：“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學習。”

1988年11月，徐向前元帥題詞：堅持鄂豫皖武裝鬥爭未斷，功召大別山業績永存史冊。

1988年11月8日，原中顧委常委張勁夫同志題詞：高敬亭同志在重建紅二十八軍、堅持大別山三年游擊戰爭中，在抗戰初期組建新四軍四支隊東進抗日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勳，永遠值得我們的尊敬懷念。

1988年11月14日，原中紀委副書記郭述申題詞：高敬亭同志永垂不朽。

大事年表

1907年8月12日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董家店(今屬河南新縣）。家境貧寒，青少年時走南闖北給地主殺豬，有“高屠夫”的綽號。好結交朋友，與董家店老街“春和暢”雜貨店管賬先生梅光榮是十分要好的私塾同窗。兩人常在一塊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

1927年秋，梅光榮將表弟方進賢（共產黨員）介紹給高敬亭，從此高敬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當選為光山縣弦東區第一鄉蘇維埃武裝委員，不久，任鄉蘇維埃主席。同年秋，弦東區蘇維埃成立，高敬亭調任區蘇維埃武裝委員。

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舊址

1930 年 5 月，高敬亭被選為光山縣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1 年 3 月擔任中共光山縣委書記。

1930年底，任鄂豫皖特區蘇維埃糧食委員、特區主席。

1931年5月，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員、省委組織部長，同時兼任光山縣委書記。

1931年7月，當選為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兼任光山縣委書記。先後創建光山獨立團，光山赤衛師和光山游擊師。

1932年秋，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失利，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征後，高敬亭奉命調往赤城，任豫東南道委書記。

紅二十五軍重建時師以上幹部

1932年11月，鄂豫皖省委在黃安檀樹崗重建紅二十五軍，高敬亭任紅二十五軍七十五師政治委員。

1934年4月，紅八十二師在皖西重建，高敬亭任師長。同年11月，紅二十五軍長征，高敬亭兼任皖西北道委書記，率部分紅軍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

1935 年2 月 1 日，高敬亭與 鄂東北獨立團勝利會師； 2 月 3 日，高敬亭率部來到安徽省太湖縣涼亭坳 （今屬岳西縣），根據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涼亭坳會議，重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

1937年7月15日，紅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致函國民黨豫鄂皖邊區督辦衛立煌，建議舉行停戰談判，共同抗日。7月28日上午8時，高敬亭化名李守義，以紅二十八軍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岳西談判會議。

1938年2月，紅二十八軍和豫南紅軍游擊隊奉黨中央命令，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支隊司令員，率部開赴抗日前線。他領導四支隊在巢縣、相城地區打擊日本侵略軍，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為而後我軍開闢華東抗日戰場，打下了基礎。

1939年5月，新四軍軍部葉挺以不執行軍令為名電請國民政府處決高敬亭，同月蔣中正回電照準。6月4日，高敬亭被新四軍軍長葉挺奉命逮捕，6月24日處決。

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之女高鳳英在父親老部下、老戰友的幫助下給毛澤東主席寫信要求重新審查高敬亭的問題。

1977 年4月27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 《 關於給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國務院民政部發文，追認高敬亭為“革命烈士”。

1980 年4月19日，高敬亭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