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鄭位三
- 別名：鄭植槐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馬鞍山
- 出生日期：1902年10月21日
- 逝世日期：1975年7月27日
- 職業：軍人、政治家
- 畢業院校：湖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
- 信仰：共產主義
- 政黨：中國共產黨
人物簡介,人物事跡,百折不撓,堅持真理,勤學苦思,熱愛人民,顧全大局,保護幹部,位高不居,仗義執言,反對文革,組織評價,
人物簡介
鄭位三(照片3)1922年自湖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畢業後返鄉。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鄭位三同志歷任國民黨黃安縣黨部常務委員、黃安縣農民常務委員、黃安縣總工會委員、中共黃安縣委委員和中共黃安縣代理縣委書記，積極開展農民運動，領導反土豪劣紳的鬥爭。
大革命失敗後，鄭位三同志在白色恐怖中繼續堅持鬥爭。他到武漢尋找黨組織。聽取中共長江局負責人羅亦農同志傳達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關於在湘鄂贛粵等省發動武裝起義的指示，組織領導了黃麻“九月暴動”，揭開了黃麻起義的序幕。
1928年至1932年間，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初創時期，鄭位三同志先後擔任中共黃安縣委秘書長、縣委書記、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長、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員等職。
鄭位三(照片2)
鄭位三(照片2)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鄭位三同志被選為全國第一屆蘇維埃政府委員。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鄭位三同志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留在根據地，擔任鄂東北道委書記、游擊總司令，領導指揮蘇區軍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為保衛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大貢獻。
1934年11月，鄭位三同志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書長、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隨軍長徵到陝南，擔任中共鄂陝特委書記、鄂豫陝特委書記，創建與堅持了鄂豫陝蘇區的游擊戰爭。組建了紅七十四師。
1937年春到延安。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位三同志受黨中央派遣，從延安重返鄂豫皖，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歷任中共鄂東特委書記、鄂豫皖區黨委書記、淮南區黨委書記兼路西軍政委員會主席。
鄭位三(照片5)
鄭位三(照片5)1940年2月兼任新四軍第四支隊政委。
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第二師政委兼皖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同師長張雲逸等領導所部開展敵後抗日武裝鬥爭，鞏固和發展淮南抗日根據地。
1943年秋，作為中共中央中原局代表，被派往新四軍第五師活動的豫鄂邊抗日根據地，參加黨政軍的領導工作。曾任第五師政治委員、邊區臨時參議會議長。
1945年6月，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作出了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鄭位三同志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書記兼中原軍區政治委員，1946年6、7月間，同李先念等同志率部隊勝利地舉行了中原突圍，並隨北路部隊進到陝南。不久到延安，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嘉勉。
1945年1月攝於新四軍五師駐地後右三鄭位三
1945年1月攝於新四軍五師駐地後右三鄭位三1949年9月，鄭位三同志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全國解放後，鄭位三同志曾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在體弱多病的情況下，他仍然刻苦學習馬列主義，長期密切關注、深入研究國際國內革命和建設的諸多理論與實際問題，提出了不少至今仍有參考價值的獨特見解，為黨的事業嘔心瀝血，竭忠盡智。
“文化大革命”中，鄭位三同志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氣節，大義凜然，堅持原則，同林彪、江青反黨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深受林彪、“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被扣上種種莫須有的罪名，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受到很大摧殘折磨，於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含冤逝世，享年73歲。
鄭位三(照片1)
鄭位三(照片1)十年動亂期間，無端對鄭位三同志進行了“審查”並作出了《關於鄭位三問題的審查報告》。這都是錯誤的，這些已全部予以撤銷。強加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已予推倒，為鄭位三同志徹底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同時，為其受株連的家屬、親友平反，徹底消除影響。
人物事跡
百折不撓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黃安縣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反動派到處張貼通緝令，懸賞捉拿包括董必武、鄭位三在內的92名共產黨員。在一片白色恐怖、縣委主要負責人脫離革命隊伍的情況下，鄭位三大義凜然，處變不驚，果斷地將縣委機關轉移到七里坪，還派人分赴各鄉，號召黨員、農會幹部堅定信心、堅持鬥爭。他還主動聯絡戴克敏等人，商議重組黃安縣委，並受命擔任代理縣委書記。他提出“以革命繼續革命，以革命發展革命”的口號，緊緊依靠民眾，大力組織革命武裝，恢復和發展黨、團組織。9、10月間，他又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關於發動秋收起義的計畫，組織領導了著名的黃安“九月暴動”，由此揭開了黃麻起義的序幕。
鄭位三(照片6)
鄭位三(照片6)1932年10月，國民黨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四次反革命“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西征川陝。鄭位三受命危難，擔任鄂東北道委書記和游擊總司令，挑起了領導鄂東北革命鬥爭的重任。他像中流砥柱，保持著必勝的信念，堅持不懈地進行各項工作。他一面動員區、鄉幹部深入民眾，一手拿槍，一手握鋤，堅決同敵人鬥爭；一面積極恢復和建立地方武裝，在不長的時間裡，就組建了6個獨立游擊師，總計5000餘人。1933年是大別山鬥爭最為殘酷的時期，鄭位三同志始終高擎革命鬥爭的大旗，領導著鄂東北部隊和民眾進行反第五次“圍剿”的鬥爭。他生活艱苦樸素，作風踏實無華，愛護戰士，教育幹部。他和戰士們一樣，天當被，地當床，野菜樹皮當食糧。他經常給大家講革命故事，善於套用部隊先進事跡和英雄人物的實例，指出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即使剩下少數人也要堅持戰鬥，爭取勝利。在他的鼓舞和帶領下，部隊和根據地的革命民眾始終保持著高昂的鬥爭情緒。
1934年11月，鄭位三同志作為鄂豫皖省委秘書長隨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陝南後不久，擔任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創建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為配合黨中央和主力紅軍北上，決定西出甘肅，北上陝北。鄭位三同志再次臨危受命，留下堅持鬥爭，擔任鄂豫陝特委書記。面對敵人20多個團的殘酷“清剿”，鄭位三同志毫不動搖，他和陳先瑞等同志一道，將各路游擊武裝合編組成紅七十四師，集中力量與敵人周旋。他冷靜地分析形勢，準確地判斷敵情，採取“兜大圈子”的游擊戰術，機動靈活地與敵鬥爭，先後3次粉碎了敵人的“圍剿”。在嚴酷的鬥爭中，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紅旗始終不倒，紅七十四師亦由600餘人壯大到2000多人。對此，賀龍同志曾高度評價說：“紅七十四師能在陝南堅持近兩年的游擊戰爭，位三同志的正確領導起了重要作用。”
堅持真理
1931年初夏，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進行錯誤“肅反”時，鄭位三同志就不顧個人安危，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做法進行抵制。他認為肅反擴大化是紅軍自殺性的破壞方法，會引起全黨全軍的恐怖，嚴重地脫離民眾。1933年3月，受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鄂豫皖蘇區又一次錯誤“肅反”，鄭位三同志再次勇敢地進行抵制，因此被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而受到批判。但他毫不妥協，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觀點。
1943年11月，鄭位三同志以華中局黨代表的身份到鄂豫邊區和新四軍第五師工作，上任伊始就與李先念、任質斌等領導整風運動。在他的正確領導下，五師和邊區沒有搞“搶救運動”和“逼、供、信”。當康生從延安給鄂豫邊區黨委來電介紹一些地方搞出多少特務、反革命分子的所謂“經驗”時，鄭位三同志堅定地說：“共產黨員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原則，從實際出發，幹部中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沒有特務、反革命，就不能把好人當特務、反革命抓。”對康生給邊區黨委轉來的某某人是“叛徒”、某某人是“特務”的“材料”，鄭位三及邊區黨委更沒有簡單從事，而是本著實事求是和對黨員、幹部負責的態度，認真細緻地調查研究，澄清事實，妥善處理，從而保護了一大批黨的幹部。為此，他贏得了五師和鄂豫邊區廣大幹部的普遍讚譽。
1946年春夏之際，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準備以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發動大規模全面內戰。大戰之前，鄭位三同志牽掛著一大批抗戰期間成長起來的黨的幹部的安危。他與其他領導同志商議，對大批在地方工作的幹部和不能隨軍突圍人員作出了符合中原地區的實際的組織決定，為保護中原軍區大批幹部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左”傾思想的影響，一些幹部卻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反右”運動時，許多同志由此背上罪名。得知這些情況後，鄭位三同志主動承擔責任。他與陳少敏同志聯名給中央組織部寫信，詳陳當年所作決定的實際情況，要求組織上實事求是地對待中原突圍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鄭位三同志遭到批鬥，有人說他們向中央組織部寫信是為叛徒辯護，充當保護傘。然而，身在逆境中的鄭位三同志，始終認為這樣做沒有錯。他這種堅持真理、敢作敢為的大無畏革命精神，贏得了廣大的新四軍老戰士的由衷敬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終於作出決定，為因中原突圍而遭受打擊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
勤學苦思
鄭位三同志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始終如一、堅持不懈地學習革命理論，善於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指導革命鬥爭事業，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他是一位堅強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戰士。
鄭位三同志堅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在革命鬥爭中所表現出的聰明才智，是與他幾十年一貫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分不開的。1934年12月，他隨紅二十五軍長征，一路上敵人圍追堵截，為了輕裝，他將日常生活用品一件一件地拋棄，但所攜帶的馬列著作和黨的檔案卻一件沒丟。每逢有閒，他就抓緊時間閱讀、學習，還堅持寫讀書筆記。全國解放後，他因病休養，但學習不輟，20多年中留下了幾千張卡片，寫下了數百萬字的讀書心得、理論文章、報告和日記。
鄭位三同志不僅自身注重革命理論的學習，而且還十分注意加強自身的黨性修養和對黨員、幹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1939—1942年在淮南和新四軍二師工作期間，他曾同戰友談到肖楚女的蠟燭人生觀：“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他很敬佩肖楚女同志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他的革命生涯也充分體現了蠟燭精神。他走到哪裡，就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到哪裡。在他的一生中，先後主持創辦了“鄂東北特委黨務幹部學習班”、“便衣隊訓練班”、“七里坪游擊隊幹部訓練班”、“青年訓練班”、“中原民主建國大學”等，為黨培養了一大批幹部。
鄭位三同志注重理論聯繫實際，深入淺出，用理論指導革命實踐，並在實踐中摸索和總結經驗。在土地革命時期，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鄂豫皖地區的鬥爭實際相結合，起草了一批“議案”、“法令”、“細則”等檔案，在指導鄂豫皖根據地的革命鬥爭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1933年，在堅持游擊鬥爭中，鄭位三同志發現一些區鄉幹部三五人一隊，攜帶短槍匕首襲擾敵人，串聯民眾，有效地保存了自己，很值得推廣，便及時總結了便衣隊“游擊戰爭、晝伏夜行、兩面政權、統一戰線”的經驗。對此鄂豫皖省委曾給予高度評價，認為“現在最有發展希望及最重要的運動，就是便衣運動”，並在其他地區進行推廣。鄭位三同志這種在實踐中不斷摸索、豐富理論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讚譽。劉少奇同志曾說：“鄭位三同志是鄂豫皖地區幹部中學習馬列主義最好的一個。”
新中國成立後，鄭位三同志因身體多病，未負責具體領導工作。在養病中，他仍非常關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帶病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關注並潛心研究經濟建設和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提出了一些富有創造性的主張。他認為“革命勝利後主要任務是建設”，並提出了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黨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的意見。他說：“階級鬥爭將是局部性的，今天的任務應該相當著重於建設。”對於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鄭位三同志認為，是“關係到革命事業成敗的關鍵性問題”，要“正確擺正領袖、政黨和人民民眾三者關係”，要建立制度，強調監督。他在五六十年代提出的這些理論觀點，現在看來都是正確和極為寶貴的。
熱愛人民
密切聯繫民眾，一切從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為人民謀幸福是我們黨的優良作風和一貫宗旨。鄭位三同志始終牢記黨的宗旨，保持勞動人民本色。為了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和生活幸福，他孜孜以求，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鄭位三同志滿懷激情，奔走於家鄉，發動和組織民眾，領導全縣農民掀起了農村大革命高潮，使廣大農民民眾在鬥爭中爭取到了他們應得的權益。發動和組織起來的廣大農民民眾，自編歌謠傳唱“董必武、鄭位三，領導人民把身翻”。
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後，根據地一片白色恐怖。敵人逼迫民眾“插白旗”、“反水”以示“歸順”。針對一些區、鄉幹部不能正確對待“反水”農民和“插白旗”民眾的問題，鄭位三同志教育幹部要從農民民眾的切身利益考慮，指出民眾是被敵人逼迫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擁護黨和紅軍的。他反覆向各級領導講明道理，要求各級幹部嚴格執行政策，嚴禁侵犯這些民眾的利益。由於鄭位三同志採取了正確措施，很快安定了民心，爭取了民眾，穩定了根據地的局面。許多民眾都說：“別看我們插了白旗，我們的心是紅的。”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難歲月里，鄭位三同志時刻不忘民眾的生產、生活。1940年，淮南抗日根據地發生嚴重春荒，人民民眾衣食困難，鄭位三寢食不安。他指派專人，將如何組織農民度春荒、如何向地主富農借糧等問題編印成小冊子，發到部隊和地方，讓廣大幹部討論學習。1946年春，國民黨軍對中原解放區實行嚴酷的經濟封鎖，中原軍民生活極其困難。鄭位三、李先念等號召部隊打魚撈蝦，挖野菜，開荒種地，進行生產自救，以減輕解放區人民的壓力。他還手書“民為邦本”的匾額，親自送給民眾，表達了拳拳的愛民之心。
鄭位三同志心中只有人民民眾，從來不為自己打算。國家實行薪金制之前，他將組織上每月發給的300元津貼，全部用來接濟生活特別困難的軍烈屬和無依無靠的烈士後代。實行薪金制後，他仍然省吃儉用，接濟軍烈屬，僅紅安縣就達幾百人之多。“文化大革命”期間，鄭位三同志在遭受“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之時，仍然惦記著民眾生活。他托人捎話給當時還未被“打倒”的老幹部：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抓生產！不抓生產，不搞建設，老百姓吃什麼、用什麼？
顧全大局
1932年紅四方面軍被迫撤出鄂豫皖蘇區之後，鄂豫皖省委決定重建紅二十五軍，以便集中兵力，粉碎敵人的“圍剿”。鄭位三同志以全局利益為重，將自己歷盡艱辛、親手創建起來的6個游擊師總計5000餘人，分批補充給紅二十五軍。同時，他還和鄂東北道委要求各縣要積極支持紅軍，要人給人，要槍給槍，調哪個部隊就給哪個部隊，一切服從大局。
據《新四軍文獻》記載，1943年5月，中央曾決定鄭位三同志任鄂豫邊區黨委書記兼第五師政委。然而，鄭位三同志到鄂豫邊區後，並未公開這一任命，只是以華中局黨代表身份，到鄂豫邊區和新四軍第五師工作。他這樣做，實際上是從鄂豫邊區的具體情況、黨的事業的大局著想，是他顧全大局的典型表現。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原部隊本可順利轉移到兄弟解放區生息發展，但鄭位三和李先念領導的中原部隊，忠實地執行中央的命令，為全局利益而戰，在中原地區苦熬十個月，牽制了30萬國民黨軍隊，為兄弟解放區作好反內戰準備贏得了寶貴時間。中原突圍前夕，中央要鄭位三乘軍調部的飛機回延安，但他考慮大戰在即，作為中原部隊主要領導之一，離開部隊，可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他帶病堅持工作，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謀劃突圍方略，制訂突圍計畫，參與指揮了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戰役，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帷幕。對中原突圍的偉大勝利，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當年給予了高度評價。眾所周知，中原突圍是顧全大局的歷史典範，而這與作為中原局代理書記、中原軍區政委的鄭位三同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保護幹部
鄭位三1943年來五師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整風審乾，消除中央對五師、邊區某些誤解。鄭位三來五師之前，邊區和五師曾於1942年進行了“戰時整頓三風”，但由於嚴重的敵頑夾擊，環境十分動盪，邊區整風運動未能全面深入開展。鄭位三來了以後，才正式大規模地開展了整風審乾工作。1943年11月18日，豫鄂邊區黨委發出了《關於徹底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邊區各級黨組織抓緊相對穩定的局面，立即全面開展整風。鄭位三親自掛帥，在任質斌的協助下，領導邊區和五師高、中級三期整風班。在工作中，鄭位三首先抓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介紹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共產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和抗戰初期共產黨內鬥爭的情況，使長期孤懸敵後的邊區和五師骨幹，進一步了解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同王明“左”傾路線和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鬥爭的實質及其重大歷史意義，武裝了黨員幹部的思想。儘管延安發來康生的一些“內供”材料等，但邊區的整風審乾工作在他的領導下排除了這些干擾，堅持了啟發乾部自覺交代，不迫不逼，實事求是，治病救人的方針，認真貫徹中共中央於1943年8月15日作的《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的精神，對個別有問題的幹部及時作出有關規定，注意吸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肅反擴大化的歷史教訓，沒有搞“逼供信”和擴大化，沒有傷害同志，保護了大批幹部，保持了五師、邊區幹部隊伍的團結。三期整風班中，沒有發現一個特務和內奸。鄂豫邊區整風審乾工作的順利開展，充分體現了鄭位三高度的政策水平、成熟的黨性和慎重的作風。
1943年冬至1944年春，在當時豫鄂邊區四地委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對黃岡中心縣委所屬地區的整風審乾，採取“逼供信”辦法，咬出一大批“特務”，犯了擴大化錯誤。因黃岡地區環境動盪，不得不在1944年春在邊區黨校開辦了四個“長江整風班”，集中黃岡中心縣委下屬的幾乎所有鄉以上幹部300多人進行整風審乾，在學習班中仍然採取“逼供信”，搞擴大化那一套，局面十分混亂。鄭位三發現後，親自到邊區黨校作報告，闡述黨中央和毛主席關於整風審乾的方針、政策和辦法，認真吸取土地革命時期肅反擴大化的嚴重歷史教訓，開展甄別平反工作。至此，在邊區唯一的在整風審乾中犯有“逼供信”和擴大化的案件才算糾正過來。
1980年，任質斌在《新四軍第五師是怎樣成長壯大和完成她的歷史任務的》一文中說：“在1943年底開始的整風審乾中，雖然康生轉發很多所謂‘搶救運動’的經驗，但當時華中局派來邊區領導工作的鄭位三同志和邊區黨委沒有受這些東西的影響，沒有搞肅反擴大化，沒有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因而，五師對所有有歷史問題的老同志作出的審查結論都是實事求是的，沒有傷害幹部，始終保持了幹部隊伍的團結。”
位高不居
鄭位三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後來又在新四軍二師、五師、中原軍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他資格老、功勞大，但從不居功自傲，擺官架子。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始終堅持黨的民眾路線，與人民民眾緊密聯繫，打成一片，深得黨員幹部和人民民眾的尊敬和愛戴。
1946年中原突圍前夕，為了戰勝蔣介石30萬大軍對中原軍區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擔任中原局代書記、中原軍區政委的鄭位三和其他領導一起，進一步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全軍指戰員團結一致、艱苦奮鬥、生產自救、渡過難關。他還特別重視教育駐地部隊要與民眾緊密聯繫，依靠人民民眾的支持，爭取反內戰、求和平的勝利。在禮山（今大悟）縣宣化店的一次人民民眾大會上，鄭位三親自把一塊由他題寫的“民為邦本”四個大字的大匾贈送到人民代表的手中，以此表達中原軍區的人民解放軍對人民民眾的感激之情。他曾在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上，用生動貼切的比喻說：“民眾好比母親，小孩沒有母親就沒有奶吃。我們的黨和軍隊沒有民眾，就不能生存。”
在1946年6月的中原突圍戰役中，鄭位三以身作則，聯繫民眾，緊隨部隊，帶病突圍，為廣大指戰員作出了表率。在突圍前夕，中央考慮他的身體有病，不便隨軍突圍，發電報要他先去延安。但他不顧個人安危，回電謝絕，堅持隨部隊一起行動。他還說：“中央要我離開部隊回延安，這是中央對我的關懷。但我是部隊的主要負責人，若在此時離開部隊，會影響幹部和戰士的情緒。”在突圍過程中，無論環境怎么困難，鄭位三總是堅持同大家一起戰鬥。他與李先念、王震、任質斌、陳少敏等領導人日夜操勞，聽從黨中央的指揮，認真分析和研究敵情，沉著指揮戰鬥。當部隊衝破敵人重重封鎖線進入陝南後，由於秦嶺山高坡陡，連馬都不能騎，鄭位三和陳少敏因身患疾病隨軍行動實在艱難，李先念便安排顧大椿等人負責照顧兩位首長，並指令陝南遊擊隊直接護送他們到陝北去。雖然是這樣安排，但鄭位三畢竟是四十多歲的人，而且正在病中，在崇山峻岭之中跋涉，實在是舉步維艱。然而，為了不加重同志們的負擔，他強忍著病痛的折磨，用繩子綁著鞋子，拄根棍子，咬緊牙關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有時，他還強打精神，說幾句笑話讓同志們樂一樂，使大家精神飽滿地趕路。為了大家的安全，他擔心小孩哭聲驚動敵人，硬是橫下心讓妻子蒲雲將兩歲多的兒子鄭非遲留在老百姓家裡，使隨行的幹部、戰士感動得流出了眼淚。
中原突圍到達延安後，鄭位三主持召開過中原局會議，初步總結新四軍第五師和中原局的工作。常年艱苦的革命活動，使從小體弱的鄭位三患上了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膽結石和膽囊炎。雖然他的忍痛能力很強，但經十幾年的南征北戰，中原突圍戰役勝利結束後，他的病越來越嚴重，使他無法堅持第一線領導工作。1948年秋，根據組織的決定，鄭位三來到山東臨朐縣倪家莊華東軍區高幹休養所療養。1949年6月，又轉到山東濟南市特別師警備司令部休養。新中國成立後，因體弱多病，黨中央同意鄭位三不擔任具體工作職務，留在湖北休養治病。1949年至1955年初，鄭位三居住武漢，休病不休閒，始終關心著湖北、武漢的革命和建設。其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等十分關心他的健康，希望他儘快康復，及早出來擔任領導工作。
1955年8月，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首次實行工資制度時，鑒於鄭位三對黨、對人民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經毛主席、周總理批准，他被定為行政3級工資，享受政府副總理級待遇。黨中央、國務院對鄭位三的政治、生活給予了優厚的待遇。1955年4月，黨中央把鄭位三接到北京定居養病，一開始住前門打磨場胡同北官園20號。這裡是一套氣勢恢宏的建築群，總占地面積有十幾畝地，由3個院子合成一個大院。1960年，鄭位三全家搬遷至景山前街14號。這是前蘇聯首任駐華大使尤金的官邸。鄭位三在這兩處居住時，中央警衛局都派一個班的戰士值勤，還有秘書、衛侍長、公務員、駕駛員、炊事員。面對這種新的生活環境，鄭位三仍然保持著清平、簡樸的生活習慣。實行供給制時，每月補助給鄭位三的300元津貼，他全部用作解決老區人民和革命烈士後代的生活困難問題，自己和家人過著十分節儉的生活。他對於衣食住行，從來不提任何要求。廚師做什麼，他就吃什麼，用車、衣著等都十分節省，始終保持一位老共產黨員特有的廉潔和自律。
鄭位三功高不自居，不為名利所動心。建國後，對於報刊、書籍、紀念館、博物館，提不提到他的名字，或將他的名字擺在什麼位置，他從不計較。別人請他講軍史、革命史，講到他自己時，總是讚揚別人，不提自己。鄭位三不僅從嚴要求自己，而且對子女要求十分嚴格。他的女兒鄭復康說：“父親從不強求我們做什麼，也不說教，他始終相信身教重於言教，以自己處世待人的方法影響著我們，他對我們的教育方式是潛移默化的，潤物細無聲。他希望我們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正直的人。他要求我們具備細緻觀察問題、全面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理論學習上，父親希望我們20歲時不僅應該通讀《資本論》，而且應該談出一些想法來。父親留給我們的最大遺產，就是‘一切靠自己’。父親無所畏懼，不計名利。他不會說假話，不會辦虛事，不會搞關係。他的胸懷、他的預見性、他的學習精神、他與病魔鬥爭的頑強毅力讓人折服。他所體現出來的偉大人格力量，不僅教育了我們這一代，還教育了下一代，甚至影響無數的後人。”
仗義執言
建國以後，雖說是在休養，但鄭位三也閒不住，經常到武漢市的民眾中去了解民情。他曾用詩句寫道：“閒休非學隱，民情我不忘”，時刻告誡自己不能脫離民眾，要與人民民眾在一起。1949年冬，鑒於湖北省各級組織都感到幹部缺乏，他向時任省委書記、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提出了在民眾中選拔優秀分子擔任幹部的三條標準，即“革命性強、聯繫民眾、服從黨的領導。”他還強調，這三條都很重要，缺一不可。革命性不強，就不會有革命熱情；不聯繫民眾，就不能帶領民眾投入革命鬥爭；不服從黨的領導，革命鬥爭就沒有方向。為了抓好各類幹部的培養和教育工作，他還多次接受李先念的邀請，到湖北人民革命大學向學員們作政治報告，宣講馬列主義的理論知識，幫助學員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和學會聯繫人民民眾的方法。湖北人民革命大學從1949年6月至1953年5月，先後招收4期學員共1.5萬餘人，畢業後分配到全省各地，充實了各條戰線的基層幹部隊伍。這其中也有鄭位三的一份功勞。
建國初期，湖北曾出現過有4000多名舊職員和一大批黨外民主人士要工作、等分配的事件。為幫助省委處理好這個問題，鄭位三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後，認為此事解決得好與壞直接體現黨與民眾的關係。他將那些舊職員分成三類，建議省委根據不同情況分別進行恰當安排。省委書記李先念完全採納了他的意見，除少數政治歷史未搞清楚的人員等待分配外，將絕大多數人安排了適當的工作。對一些思想進步、具有較大政治影響的舊職員和黨外民主人士，省委還安排他們擔負一定的領導職務，充分調動其積極性，發揮他們的作用。時隔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一些健在的當時得到妥善安置的人士每當談起解放初期的這件事，無不稱讚鄭位三在湖北留下的這份功績。
1957年5月29日，為正確解決一大批在中原突圍時復員、隱蔽和掉隊人員的黨籍問題，鄭位三與陳少敏聯名向中央組織部寫了一封信，懇請中央考慮當時中原局的實際情況和組織決定，承認和解決好這批革命同志的黨籍問題。6月6日，中組部將此信批轉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委據此妥善解決了這批同志的黨籍問題。不少老同志每談及此，都非常敬佩地說：“位老和陳大姐作為領導者，是有政治勇氣和敢於承擔政治責任的。如果沒有為革命同志擔政治風險的無私無畏精神，是不會這樣做的。”但這些人在“文革”中又遭批鬥，而且大多數人又被戴上“叛徒”、“反革命”的帽子。鄭位三本人在“文革”中，也因為向中央組織部寫了這封信，遭到批鬥和迫害。但他始終堅持黨性，剛直不阿，寧願自己經受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也不推諉責任，牽連別人。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本著實事求是和有錯必糾的原則，推倒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結論，為一大批在中原突圍時復員、隱蔽和掉隊人員恢復了黨籍和政治名譽，對被迫害致死的人重新舉行追悼會，平反昭雪，讓其子女們卸掉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如今，湖北省以及省外還有數以萬計的新四軍、中原軍區老戰士健在，每當他們回憶中原突圍的血火征程時，總忘不了鄭位三1957年5月29日向中央組織部寫的那封信，心裡充滿感激之情。
在如何評價高敬亭的問題上，鄭位三敢於秉公直言。高敬亭是紅二十八軍政委，在1935年至1937年領導鄂豫皖三年游擊戰爭中作出過重大貢獻。抗日戰爭開始後，由於他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認識不夠，犯有錯誤，本屬思想認識問題。但當時組織上沒有很好地分析問題的性質，以反黨的罪名將他處死。鄭位三對這個問題始終有自己的看法，多次講到要重新認識。1960年5月，他不顧“左”傾思想的壓力，再次提出自己對高敬亭問題的看法。他說，高敬亭這個人，第一，他有錯誤，特別是在與中央的領導關係上處理不夠好；第二，他不是反革命；第三，他確有大功；第四，當時對他的處理研究不夠。1980年5月，黨中央決定為高敬亭徹底平反。此時，鄭位三已病逝，但事實證明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關於歷史事實的處理上，鄭位三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最典型的是如何實事求是地分析鄂豫皖蘇區。早在50年代末，鄭位三就指出：鄂豫皖是僅次於中央蘇區的第二塊大的革命根據地，對全國革命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特別是鄂豫皖蘇區大膽地提拔使用一大批作戰勇敢的農民幹部，為我軍建設作出了貢獻。當時有人問鄭位三對鄂豫皖蘇區歷史上兩條路線鬥爭如何體現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時，他說，由於敵人分割封鎖，交通阻塞，當時鄂豫皖沒有見到反映毛澤東思想的材料，一點也沒有接受到毛澤東思想。因此，在研究這段歷史時，不能講毛澤東思想當時怎么指導鄂豫皖蘇區兩條路線鬥爭，只能說如何運用毛澤東思想去研究鄂豫皖的歷史。鄭位三說：“中央錯誤也好，正確也好，鄂豫皖執行時都是天高皇帝遠，獨立自主的作用大。中央不能經常直接指示，很大程度上是本地人當家。不能作這樣的判斷，中央正確的時候，鄂豫皖就正確；中央錯誤的時候，鄂豫皖就錯誤。鄂豫皖本地幹部沒有哪個自始至終代表正確路線，情況往往是，這個人在這個問題上正確，那個人在那個問題上正確，這是鄂豫皖兩條路線鬥爭的特殊情況，沒有哪個始終代表正確，沒有哪個始終代表錯誤。”鄭位三這段話講得很樸實，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實事求是的。鄭位三無私無畏，敢講真話，實屬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