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蕩平”一語出自中國古代典籍《
尚書》中“
洪範九疇”的第五條“皇極說”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之語。本意是人君的政治要達到沒有
偏私、沒有
阿黨的大公至正的“皇極”。在朝鮮王朝,自
朝鮮宣祖時東西分黨以後,朋黨之爭日益激烈。黨爭中的黨論不是攸關國家安危、民生休戚的政綱或政策,而是諸如王室服喪制這類禮儀問題,或者以冊封世子、冊立王妃這種宮中變動為契機而黨同伐異、爭權奪利。在激烈的黨爭中,成功一方掌握權勢,而失敗一方往往面臨竄逐乃至誅戮。而且在君主專制的王朝時代,宮中、府中不分,君主的恣意也會給政局變動帶來決定性的結果。黨人對此加以利用,挑動君主的感情,從而促成政局變動,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雖然這是出於黨爭的陋習,但君主的態度也是造成黨爭的一大原因。
到了
朝鮮肅宗時期,黨派的勢力此消彼長,一個朋黨壟斷朝政的現象開始出現,也成為削弱王權的一個原因。在這樣的政局下,“蕩平”的用語開始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個提出“蕩平”的人是1683年的
朴世采。1694年他被拜為領議政時再次提出“蕩平”。他出於調停日益激烈的老、少論黨爭的目的,主張打破派黨。他把對派黨打破的理念求之於“皇極說”的蕩平,並提出將東西分黨初期
李珥所主張的調停是非和人物登用方法作為實踐方法。但他很快病死,他所最早提出的“蕩平”只停留在旨在調停黨爭的一種理念和原則的層面上。此後,少論宰相
崔錫鼎也標榜蕩平,曾一度提出要起用
南人。而肅宗自己也通過備忘記來多次闡明“蕩平”的理念。但肅宗也就停留在口號而已。在《
家禮源流始末》導致老、少論之間的黨爭白熱化以後,他就不再提“蕩平”。因此這一時期雖然有蕩平的構想,但缺乏將這一理念實踐為一種政策的政治基礎。
經過
“蕩平”再次被強調並形成了將這個理念推進為一種政策的政治集團、由此將“蕩平”確立為一種歷史術語是在
朝鮮英祖時期。英祖深知黨爭之弊貽害國家,而且他親身經歷了因為自己被冊立為世弟以及代理聽政的風波而引發的“
辛壬獄事”這種慘烈的黨禍。在反思的過程中,蕩平政策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和預防對策應運而生。
1724年英祖即位之際,當初不希望自己成為世弟的少論領袖李光佐正在掌權。英祖一即位,就下教闡明黨爭之弊,成為蕩平政策的序曲。接著他肅清了製造辛壬獄事的金一鏡、睦虎龍等人,並在1725年實行乙巳處分,使老論重返朝廷。但老論並未回響英祖所希望的蕩平政局,其中的強硬派對少論窮追不捨,使老、少論之間的黨爭再起。於是英祖就在1727年驅逐了老論強硬派,接著在1729年實行己酉處分,均衡起用老、少論中的穩健論者,奠定了初期蕩平政策的基礎,並採取“雙舉互對”的人事政策,例如老論是
領議政的話,
左議政就讓少論出任,與之“互對”,其下的清要職也採取同樣的方式,使老、少論互相牽制。而且起用的這些人物也是排除各黨派內的強硬論者,由蕩平論者構成。這種方式只在於均衡任用老、少論,而不關注人選的賢能與否。英祖在按照自己的意圖整合了朝廷後,就摒棄了“雙舉互對”的方式,採取“惟才是用”的人事政策,此後南人、小北也獲得起用,從而使蕩平局面在英祖中期定型。
1742年,實學者
柳壽垣在蕩平論者趙顯命的推薦下進入英祖的經筵,他主張朋黨之爭的一個原因在於
弘文館官員的選拔方式,建議從吏曹官員中選拔能夠進入承文院者,經過考試之後按成績高低從弘文館正字開始依次起用,所有官制每三年按次序晉升,並將這種主張編撰為《官制序升圖說》。趙顯命認為這種升序法首先適用於吏曹的弘文錄和台諫的通清,於是英祖接受其建議,將一直以來吏曹
銓郎所行使的通清權歸於吏曹判書,並將翰薦法從自薦制改為會圈制,許可權移交宰相。這種措施對宣祖以來的朋黨政治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同年,英祖也親筆寫下“周而弗比,乃君子之公心;比而弗周,寔小人之私意”的一段話,立碑於
成均館泮水橋,是為“蕩平碑”,以這種方式來警告成均館儒生將來入仕後不得再搞“黨論”,顯示出他對蕩平政策的高度重視。
英祖初、中期的蕩平政策是基於黨派間的並駕齊驅,被稱為“緩論蕩平”。但在蕩平政策基礎的確保過程中,老論的優勢地位不可避免。蕩平政策也受到老、少論中以“清流”自居的強硬派的反對,英祖為了克服這個困難,通過聯姻的方式尤其是與穩健派老論大臣(如
洪鳳漢)的聯姻來培養支持勢力。英祖雖然暫時緩和了黨派間的激烈對立,但因為其直接手段是聯姻,所以造成外戚干政的局面,由此分化為南黨、北黨、東黨等新朋黨。所以在蕩平政局的表面之下,黨爭的波瀾仍在持續,並引發了
莊獻世子慘死的“
壬午禍變”。
1776年即位的
朝鮮正祖依然延續蕩平政策,他將自己的居室命名為“蕩蕩平平室”,以明其志,但他的“蕩平”方式有所變化。正祖即位後,清洗了外戚勢力,大舉起用清流,形成清流蕩平或峻論蕩平的局面。同時,他建立奎章閣,實施抄啟文臣制度,使非老論系的官員陸續參政。1788年以後,正祖更是起用了
蔡濟恭為首的南人勢力,謀求老論和南人的“保合”。南人與之呼應,於1792年呈上萬人疏,請求為莊獻世子翻案,觸及了高度敏感的壬午義理問題,再加上老論內部也分化為
時派和
僻派,使時局大為變動。在此時的政局中,所謂四色僅保留名目,而朝廷實則分為時、僻兩派。就這樣,正祖採取“調劑保合”的方式,起用人才,繼承蕩平政策,重視士大夫的義理與名節,大舉起用清流,與英祖的“緩論蕩平”有所不同。
評價
英、正時代所採取的蕩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朝鮮王朝激烈的黨爭,可以說是比前代更加有效的政策運作。但在實施蕩平政策的過程中,國王以戚族勢力為手段,因此自己未能徹底保持政治中立。再加上因為四色登用政策而被排除的舊政治勢力又被召回,由此產生新的政爭。也就是說,由於沒有根除朋黨之間對立的矛盾,所以後來也就形成了
勢道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