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肯迪尼

約翰·費茨傑拉德·甘迺迪（英語：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年5月29日－1963年11月22日），通常被稱作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JFK 或傑克·甘迺迪（Jack Kennedy），美國第35任總統，美國著名的甘迺迪家族成員，他的執政時間從1961年1月20日開始到1963年11月22日在達拉斯遇刺身亡為止。

甘迺迪在1942年曾是一名海軍中尉，在1946年-1960年期間也曾先後任眾議員和參議員，並於1960年當選為美國總統，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當選總統，時年43歲。也是美國歷史上目前唯一信奉羅馬天主教的總統和唯一獲得普利茲獎的總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約翰·費茨傑拉德·甘迺迪
• 外文名：John Fitzgerald Kennedy
• 別名：Jack Kennedy
• 國籍：美國
• 出生地：麻薩諸塞州布魯克萊恩
• 出生日期：1917年5月29日
• 逝世日期：1963年11月22日（達拉斯被刺）
• 職業：政治家，軍人
• 畢業院校：哈佛大學
• 信仰：羅馬天主教
• 主要成就：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當選總統
• 當選：1960年當選為美國總統

人物生平

早年曆程

約翰·甘迺迪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布魯克萊恩，父親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Sr.）和母親羅斯·菲茨傑拉德·甘迺迪（Rose Fitzgerald Kennedy）於1914年10月結婚，共育有子女9人，4子5女，甘迺迪是次子。

約翰·甘迺迪的一生都在與各種疾病做著鬥爭。在三歲生日前三天，他患上了惡性猩紅熱。1930年秋天開始，他患上了一種無法確診的疾病，後來確診為愛迪生氏症（Addison's Disease）。這種疾病使得他的內分泌發生紊亂，免疫力降低。由於擔心自己的健康問題影響到政治前途，所以一直以來，甘迺迪都在嚴格保密著自己的醫療史，甚至這種隱瞞在他遇刺之後還在繼續。他一直以類固醇類藥物來抵禦愛迪生氏症帶來的身體虛弱的影響，並依賴大量的鎮靜劑、止痛藥、睪丸素、抗生素和安眠藥等來對付其他併發症。但另一方面，他的健康問題卻一直是公眾和媒體關注的話題之一。

約翰·甘迺迪在他五歲的時候進入愛德華奉獻學校（Edward Devotion School）學習，1922~1924年期間，他在那裡學習幼稚園到三年級的課程。1924年，7歲的甘迺迪和他九歲的哥哥小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Joseph Patrick Kennedy,Jr.）被送入德克斯特學校學習。

後來甘迺迪又被送到位於康乃狄克州瓦林福德（Wallingford）的坎特伯雷寄宿學校繼續學習、生活。1935年秋季，他請求插班學習普林斯頓大學的課程，但是遭到了該學校的拒絕。後來，他的父親經過努力，安排他於11月初入學。由於疾病纏身，他只堅持到12月就中斷了學習。1936年7月，甘迺迪申請進入哈佛大學學習並被順利錄取。

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他曾兩度到歐洲訪問。1937年夏季，他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在法國和英國旅行。探詢羅斯福政府新政下的美國的發展和歐洲的發展的情況、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是否使人們擔憂會再次爆發歐洲戰爭等問題。1939年春季，他再次訪問了倫敦和羅馬等地，並從天主教最高領袖教皇庇護十二世那裡領受了聖體。在這兩次訪問的間隙，他還於1938年7月大學二年級畢業後到達倫敦，利用暑假時間在美國大使館工作，並於假期結束後返回美國，參加哈佛大學三年級課程的學習。

約翰·甘迺迪的歐洲之行和課程學習的主要成果，是一篇論述英國綏靖政策根源的大學四年級優等生論文。他花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寫成了長達148頁的論文：《慕尼黑的綏靖政策——英國民主從裁軍政策緩慢轉化為重整軍備政策的必然後果》，《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阿瑟·克羅克幫助他進行了風格方面的修改，並根據溫斯頓·邱吉爾的作品《英國沉睡的時候》推薦了一個標題：《英國為什麼沉睡》（Why England Slept）。甘迺迪寫成這篇論文之後，他的父親鼓勵他出版成書，這本書在美國和英國都得到了好評，銷量巨大。1940年6月他以優異的成績從哈佛大學畢業，並獲得了國際關係榮譽學位。

1940年9月，甘迺迪到史丹福大學商學院學習。以便在加利福尼亞州恢復身體健康。他的研究生課程（只學了一個學期，到1940年12月）理應為商務和國際金融，但他仍然對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十分感興趣。健康問題再次導致他於1941年初回到美國東部，忙於找人撰寫他父親的回憶錄。甘迺迪曾考慮申請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學習，但他後來因陪同家人到南美洲旅行而放棄了這一打算。他遊覽了阿根廷、巴西、智利並且在烏拉圭、秘魯、厄瓜多、哥倫比亞和巴拿馬做了短暫停留。

軍旅生涯

1940年秋季，約翰·甘迺迪成為第一批被選定加入美國陸軍的青年。由於他被史丹福大學錄取學習1940~ 1941年的課程，因此他要到學年結束的時候才會被徵召。但在1941年春季，他在體檢時未能被陸軍、然後是海軍的軍官預備役學校錄取，這中間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背部、結腸和腹部的疾病問題。

後來通過艾倫·柯克上校（Alan G. Kirk）——柯克曾經是甘迺迪的父親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在美國駐英國大使館裡的海軍武官，當時負責華盛頓特區的海軍情報局（the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ONI）——的幫助，甘迺迪於1941年10月以海軍少尉的身份到海軍情報局外國情報處工作，成為一名情報資料傳遞人員，他的工作是核對並總結來自國外情報站的報告，用於海軍情報局的資料彙編。由於12月7日日本偷襲了珍珠港（即珍珠港事件），甘迺迪所在的部門開始24小時不間斷地工作，他的班次是夜班，從每日22:00到次日7:00，而且沒有休息日。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結識了英戈·阿瓦德（Inga Arvad）並開始了一段充滿浪漫的關係。但後來有情報顯示，作為《先驅晨報》記者的英戈在德國的一次新聞活動中獲得了可以接觸到包括希特勒在內的納粹高層的特權，所以英戈被懷疑是納粹間諜。當他們的關係被披露後，甘迺迪被海軍從情報局調往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海軍造船廠乾文職工作。後來，他與英戈的曖昧關係結束了，但仍保持了三年的通信和友情關係。

1942年7月海軍批准了甘迺迪的出海請求，安排他到芝加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一個分部的海軍學校學習。甘迺迪的願望是要指揮一艘魚雷艇（即PT艇，patrol-torpedo）。這一願望在1943年1月得以實現。他離開訓練工作，受

命帶著4艘船前往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並在那裡得到了新的任務，被安排到巴拿馬運河執行巡邏任務，由於他不願意“在戰爭結束前陷在巴拿馬”，便請求調到南太平洋。

1943年3月，他踏上了前往美國和日本正值激烈交戰的索羅門群島的征程。成為PT-109艇（Motor Torpedo Boat PT-109）的艇長。6月，甘迺迪的船被派往新喬治亞東南的拉塞爾群島，7月被派往位於戰區中部的新喬治亞西部的隆巴里島。8月1日，他的船前往布萊克特海峽參與攔截一個躲過美國驅逐艦攔截的日本船隊。

1943年8月2日，約翰·甘迺迪的船參加了攔截一個日本船隊的夜間攻擊任務。在戰鬥中，他的PT-109艇被一艘日本驅逐艦撞成兩截後沉沒，船上兩人喪生，11人落水，包括甘迺迪在內的6人抓住了漂在水面上的船殼，並將另外五名倖存者領回到漂浮的魚雷艇殘骸處。船上的工程師嚴重燒傷，因此甘迺迪不得不拽著他以抵禦強勁的水流。當日14:00，在漂浮了9個小時之後，魚雷艇殘骸開始下沉，甘迺迪用牙咬著受傷艇員的救生衣帶子，在經過5個小時之後終於游到了一塊60多米寬的小島上。由於該島位於弗格森水道南部，是魚雷艇的常用通道，因此，甘迺迪決定立即出發，以便打信號攔截船隻等待救援。當時他已經36個小時沒有休息。由於沒有與任何船隻相遇，他只能游回小島。

1943年8月4日，甘迺迪與其他艇員一起游到附近的歐拉薩納島。1943年8月5日，他與另外一名軍官游到克羅斯島。1943年8月6日，艇員們被兩名當地島民發現，甘迺迪在椰殼上刻了一段話：“當地人知道位置，可以引路，11人活著，需要小船。甘迺迪。”托島民帶到魚雷艇基地所在地倫多瓦島。1943年8月7日，島民帶回一封紐西蘭步兵中尉的回信，信中說：“我強烈建議你們跟這些當地人到我們這裡來，同時，我將用電台聯繫你們在倫多瓦島的上級，然後落實如何去接你們剩下的艇員。” 1943年8月8日，甘迺迪到達紐西蘭人的駐地。在經歷了7天艱苦逃生後，所有艇員在不到24小時裡都被送到了倫多瓦島接受治療。

甘迺迪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出的勇氣和決心使他成為了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人物，並先後獲頒二戰紫心勳章、亞洲-太平洋戰役獎章、二戰勝利紀念章、海軍勳章以及海軍陸戰隊勳章等諸多獎章。後由於身體上面的原因，他於1944年初回到美國就醫，其間在邁阿密魚雷艇基地當教官。1945年3月1日，他的名字上了美國海軍退役人員名單，僅僅幾個月之後，日本就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2002年5月一個由國家地理學會組織的探險隊在索羅門群島附近海域找到了據說是PT-109艇的殘骸。

進入政壇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約翰·甘迺迪進入美國政壇（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哥哥小約瑟夫·甘迺迪在英國戰場上執行任務時不幸犧牲，而他哥哥是全家寄予厚望，將來要培養成美國總統的人選。這樣一來，家人都將維護家族名聲的重任寄托在了甘迺迪的身上）。1946年，他參加了眾議院選舉。在那一年的選舉當中，民主黨的形勢不容樂觀，自1930年以來首次失去了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但甘迺迪的表現卻依然不錯，由於麻薩諸塞州的國會眾議員詹姆士·柯利（James Michael Curley）將出任波士頓市長，在國會中留出了一個空缺，經過努力，甘迺迪在競選中獲得了勝利。

1947~1952年，眾議員

1947年1月，約翰·甘迺迪到華盛頓特區上任。當時恰逢民主黨經濟狀況發生重大變化、全國上下開始擔心共產主義威脅的時候，而且哈里·杜魯門總統當時也受到了猛烈的抨擊。

在眾議院裡，他反對塔夫托·哈特利勞工法（即哈特利提案），發起國家退伍軍人住房會議。1948年11月他再次當選眾議員。此間，他提出過低房租公共住房和援助公私立學校的議案，建議削減對非洲和近東地區的浪費性援助。

1952~1960年，參議員

1952年他以"甘迺迪將為麻薩諸塞做的更多"（Kennedy Will Do More For Masschusetts）為口號參加了參議院席位的競選，並戰勝了勢頭強勁的對手亨利·洛奇（Henry Lodge）贏得了一個麻薩諸塞州參議員席位，在總計2 353 231票中領先洛奇70737票，兩人的得票率為51.5%和48.5%。

在成功當選參議員後，約翰·甘迺迪的首要考慮是要建立一個辦公室，以滿足他為之服務的麻薩諸塞州的需要。而甘迺迪將進入參議院視為他獲得更高權力的一個跳板是個不爭的事實。1955年9月，在德懷特·艾森豪總統心臟病發作，傳言他不可能競選連任的情況下，甘迺迪計畫獲得1956年

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並成為他擔任8年副總統的前奏，然後是1954年競選入主白宮，而到那時，他剛剛37歲。

但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田納西州的參議員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獲得了副總統候選人的黨內提名。競爭提名失敗後，甘迺迪於1956年~1957年間制訂了一項戰略，以照顧到民主黨在民權問題上的各個派別，在1956年，圍繞陪審團庭審修正案（Jury Trial Amendment）的爭論引起了相當的關注，而甘迺迪投票表示支持陪審團庭審。

1953年9月12日，約翰·甘迺迪與傑奎琳·李·布維爾（Jacqueline Lee Bouvier）在羅德島州結婚，他們的結合被描寫為“年度名人婚姻”。從1953年7月開始，他的背部疾病開始嚴重，在1954年4月進行的一次X光檢查中顯示，他的第五節腰椎已經斷裂。10月21日，他做了一個長達3個多小時的手術，將一個金屬盤插進了腰椎里以固定脊椎骨，但由於插入的金屬盤被感染，1954年2月的又一次手術將它取出。

甘迺迪一直休養到當年5月才返回參議院。在這段時間及其後的近兩年時間裡，甘迺迪數次面臨生命危險，曾先後四次接受了天主教的終傅聖事。1956年他發表了一篇有關自己脊背外科手術的文章《我的病中體會》（What My Illness Taught Me），最後定名為《當仁不讓》（Profiles in Courage），書中講述了美國歷史上8位著名參議員的職業生涯，該書出版後成為全美暢銷書，並在1957年獲頒普利茲傳記文學獎。

甘迺迪家族對麥卡錫主義的支持

自從1950年之後，約瑟夫·雷芒德·麥卡錫與甘迺迪家族的交往日漸頻繁，麥卡錫在成為參議院的焦點人物之前就與甘迺迪的父親老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老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曾花費數千美元的資金支持麥卡錫，並在後來成為了他主要的支持者之一。

20世紀40年代之後，老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常常在自己位於海厄尼斯港（Hyannis Port）的別墅里與麥卡錫共渡周末。而且麥卡錫曾經追求過甘迺迪的四妹帕特·甘迺迪（Patricia Kennedy Lawford）。在1952年的參議院競選當中，老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與麥卡錫達成了一筆交易：麥卡錫在麻薩諸塞州的投票中支持民主黨候選人，而約翰·甘迺迪則不會在國會關於譴責麥卡錫主義的表決時投票支持該決議。

1953年，甘迺迪的父親又要求麥卡錫聘請約翰·甘迺迪的弟弟羅伯特·弗朗西斯·甘迺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為自己的高級職員。1954年9月，在經過了9天的聽證之後，國會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建議“譴責”麥卡錫破壞參議院規則。當年12月2日，參議院以67:22的表決結果通過了這一譴責。而在民主黨中，惟一一個沒有投票反對麥卡錫的（更確切地說，沒有就此問題投票的）是約翰·甘迺迪。

1960年，他在一次為自己的辯解中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是個十全十美的人。我見過大多數人犯過的錯誤。麥卡錫的事情？我當時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處境。我的弟弟在為麥卡錫工作。”但甘迺迪後來十分後悔自己的決定，因為他沒有同民主黨夥伴和參議院的大多數人一起譴責麥卡錫的這一不光彩行為成了此後一個長期的政治遺留問題。事實上，在1954年7月，在陸軍聽證會結束的時候，即參議院第一次考慮公開譴責麥卡錫的時候，甘迺迪準備投票反對他。

當選總統

約翰·甘迺迪相信，由於他的年輕、天主教的信仰、來自民主黨內領導人的有限支持以及自己身體方面的疑問，都表明他無法在1960年有把握地競選總統。事實上，甘迺迪覺得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能力的表現。雖然在美國歷史上曾有一小批候選人在不到50歲的時候會入主白宮，但還沒有誰在43歲就登上總統寶座。在威廉·麥金萊總統遇刺後，西奧多·羅斯福繼任了總統職務，但他在1904年競選連任的時候已經46歲了。更重要的是，歷史上只有一位天主教徒競選過總統——1928年的阿爾·史密斯（Al Smith），並且他慘敗在赫伯特·胡佛的手下。

儘管如此，甘迺迪仍宣布他有意在1960年大選中競選美國總統。

甘迺迪在麻薩諸塞州成功連任參議員以及自1956年民主黨代表大會以來在全國範圍內越來越大的知名度，使他成了許多人心目中1960年總統競選的有吸引力的候選人。他的活力被看作是應對蘇聯挑戰、經濟蕭條、種族隔離和“雜亂無章的美國生活”的優勢。1957年，全美各地邀請他進行演講的邀請函多達2500多份，而他同意在47個州做144場演說，平均兩天一場。1958年初，他每星期收到的此類邀請函平均達100份。民主黨在48個州的領導人大都表示甘迺迪是個很有可能參加競選的人物。1956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1220名代表中有409人支持甘迺迪參加1960年總統競選。在對甘迺迪有所認識的所有潛在選民里，有64%的人相信他具有當總統的背景和經驗。

儘管甘迺迪取得了廣泛的支持，但畢竟他太年輕，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在總統候選人提名問題上將他排在第四位，列在林登·詹森、阿德萊·史蒂文森和密蘇里州參議員斯圖爾特·塞明頓之後。傾向於讓他競選副總統。甘迺迪並沒有接受這一建議，他曾說過：“我沒有興趣競爭副總統，我的興趣是競選總統。如果我要當選總統，我就會在1960年成功。如果我這次不成功，那么我可能要等上8年時間，那時會出現一些新的面孔，而我就會靠邊站。”

為了抵抗阻礙他的勢力，甘迺迪在一開始便公開否認自己是個候選人。在民主党進行的初選中，他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和德克薩斯州參議員林登·詹森。到1959年秋季，儘管甘迺迪還沒有宣布參加競選，但他已經啟動了緊張而疲憊的日程安排，奔波於全國各地，在形形色色的場合向規模不等的人群發表演講。提高甘迺迪的支持率是贏得勝利的關鍵，為此，他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放棄了在參議院的工作，擔任了競選運動的經理。並立刻於1959年10月底在海厄尼斯港別墅里召開了17位主要人員參加的會議。

1960年1月2日，星期六，甘迺迪在參議院秘密會議廳里向300名支持者正式宣布競選總統。4月5日，在威斯康星州的初選中，甘迺迪獲得了56.5%、總計476 024張選票，為該州57年來候選人在初選中獲得的最多票數。而且甘迺迪在10個地區中贏得了6個地區的多數票，從而贏得了該州60%的大會代表。

1960年5月10日，甘迺迪在西維吉尼亞州取得了60.8%:39.2%的壓倒性勝利，戰勝了休伯特·漢弗萊，此後10天內，甘迺迪又在馬里蘭州以70%:17%擊敗了韋恩·莫爾斯，在俄勒岡州同樣以51%:32%取勝。到此時，甘迺迪已經是第7次大獲全勝，打通了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道路。但形式並不就此一片樂觀。林登·詹森於1960年6月5日宣布參加總統競選，並就麥卡錫問題等話題公開抨擊甘迺迪。1960年7月13日，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甘迺迪獲得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儘管林登·詹森在這之前對他進行過中傷，但甘迺迪仍然邀請他加入競選隊伍，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甘迺迪的天主教徒身份一直被認為是能否公正履行總統職務的一大疑問。就這一問題，甘迺迪於1960年9月12日，在德克薩斯州的休斯頓（美國的太空城）對一群新教牧師進行的一次公開演說中作出了明確答覆：“我不是天主教的總統候選人，我是民主黨的候選人，只是恰好還是個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務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派——教派也不代表我。”（I am notCatholiccandidate for President.I am the Democratic Party's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who happens also to be a Catholic.I do not speak for myChurchon public matters—and the Church does not speak for me.）

在這次演說中，他還強調，相比於宗教信仰，1960年的大選中還有很多更加關鍵的問題。因為戰爭、飢餓、愚昧和絕望是沒有宗教界限的，並且懇求用宗教的寬容心服務於國家的安康。這次演說暫時抑制住了圍繞宗教問題的喧囂聲。

取得最後勝利

在1960年11月8日舉行的大選中，甘迺迪以極其微弱的優勢戰勝了尼克森。當天夜裡，雖然根據已經統計出的選票情況表明，甘迺迪可以充分肯定自己已經獲得了勝利，但由於在賓夕法尼亞州、密蘇里州、伊利諾州、明尼蘇達州、密西根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數字十分接近，無法做出決斷，因此他拒絕宣布獲勝。

第二天上午他起床後，他獲知已經贏得了這六個州的勝利。事實上，加利福尼亞州還在混戰之中。並且最終倒向了尼克森，但這已經無關大局。直到中午，最終結果傳來之後，他才肯定取得了勝利。尼克森的新聞秘書發表了承認失敗的聲明後，甘迺迪才同意以當選總統的身份與媒體見面。

在總計6883.7萬張選票中，甘迺迪的優勢極其微弱，只有118 574票。尼克森的支持者幾乎在選舉結果揭曉的同時指責說，甘迺迪取勝的原因是伊利諾州和德克薩斯州的選票欺詐行為所致。但這種指責無法得到證實。而且尼克森公開採取高姿態，拒絕置疑選舉結果。

甘迺迪之所以能夠獲勝，是有著諸多原因的，但主要的原因在於：

1.大選年出現的經濟萎縮。

2.民眾對美國失去應對蘇聯威脅的能力的擔憂。

3.甘迺迪的個人魅力和尼克森在電視辯論中的欠佳表現。

4.林登·詹森在贏得南方7個州（阿拉巴馬州、阿肯色州、喬治亞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萊納州、德克薩斯州）方面提供的幫助。

5.民主黨內部的團結一致和強有力的支持。

6.黑人選民的大力支持。

7.少數民族選民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天主教徒，但遠非僅限天主教徒的支持（尤其體現在紐約、布法羅、芝加哥、紐瓦克、費城、匹茲堡等大城市）。

8.尼克森在競選過程中提出的不明智的允諾。

總統任期

就職演說

甘迺迪於1961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35任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中對國際事物給予了極大關注。他呼籲美國

民眾承擔起更多的義務，做出更大的犧牲。甘迺迪的就職演說與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第一次就職演說被並稱為20世紀最令人難忘的兩次美國總統就職演說，總計1355個單詞的演說成為激勵型語言和呼籲公民義務的典範之作。

甘迺迪從當選之後就開始考慮就職演說，他不想在演說中偏激地指責當前事務，也不喜歡重新闡述有關於冷戰的陳詞濫調、論述一些有可能加劇美蘇緊張關係的有關共產主義威脅的問題。他希望用詞可以激起和平的希望，確定一個新時代的樂觀基調。

雖然有來自社會各界的建議和許多記者、好友、作家、陌生人提供的草稿和眾多的資料，最終的講稿卻是由甘迺迪親自撰寫的。他想使講稿能夠流暢地表達自己的意圖，顯然他達到了這一目的。

“我要讓每一個國家，無論他們對我們抱著善意還是敵意，我們將付出所有代價、擔負所有責任、面對所有艱難、支持所有朋友，對抗所有敵人，來確保自由的生存與成功。……在漫長的世界歷史中，只有少數世代有幸擔負起在最危急關頭時捍衛自由的使命。我對這樣的責任毫無畏懼，當仁不讓。我不相信我們其中任何人願意與其他民族或其他世代交換處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我們所付出的精力、信仰和忠誠將照亮我們的國家及為國效勞的人民，而它所發出的光芒也能真正照亮全世界。”

在演說中，他呼籲全人類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專制、貧困、疾病和戰爭，他在演說中提到的：“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一下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更是成為了美國總統歷次就職演說中最膾炙人口的語句之一。在他的就職演說後，約有75%的美國民眾認可了新總統。這表明甘迺迪平穩地渡過了權力交替期。

內閣組成

由於甘迺迪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是組織和結構，而是人，所以在他的內閣組成中存在著幾個顯著的特點：

1.內閣成員的年輕化。甘迺迪內閣中的重要組成成員的平均年齡不足50歲。

2.注重選拔人才。內閣中的每一名要員都曾接受過高等教育，工作能力較強。

3.沒有濃厚的黨派色彩。在甘迺迪的內閣中，出任財政部長和國防部長這兩個重要職務的克拉倫斯·道格拉斯·狄龍和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都是共和黨成員。

4.大膽任命親屬擔任重要內閣職務。甘迺迪在對他的裙帶關係的一片反對聲中，仍任命自己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為法務部長。

最高法院任命

甘迺迪提名以下法官至美國最高法院：

拜倫·拉蒙德·懷特（Byron Raymond White） - 1962年

阿瑟·約瑟夫·戈德堡（Arthur Joseph Goldberg） - 1962年

國內政策

甘迺迪在國內政策方面提出了眾多計畫，如：改善城市住房條件、發展教育事業、改革稅收制度、修改農業計畫、保

護和發展天然資源、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醫療保健、反對種族歧視、給黑人以公平權利等。但這些計畫在實施過程中大都遭到了來自各方的重重阻礙，尤其是國會。

到1963年07月，美國媒體在評論甘迺迪的內政計畫實施情況時指出：政府開支已經達到940億美圓，1963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到70億美圓，黃金儲備量下降到了自1939年來的最低點。大規模減稅的議案和給予黑人公平權利的議案被拖延再三，直到1964年甘迺迪遇刺身亡後才獲得通過。修改農業計畫、援助公立學校法案和其他一些議案，也紛紛擱淺或被迫放棄。

經濟政策

甘迺迪在其任期內廢止了一些苛刻的財政方針，放鬆了貨幣政策以保持低利率，從而鼓勵經濟成長。這個舉措之後被當做20世紀70年代經濟問題的組成部分而受到批評，因為政府龐大的開銷助長了通貨膨脹。在1962年，甘迺迪提出了總額為1000億美圓的年度財政預算，在1961年，甘迺迪任期內的第一個年度預算導致產生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非戰爭、非經濟衰退引起的財政赤字。

聯邦與軍事死刑

作為總統，甘迺迪審查了之前針對死刑政策的聯邦決議案和軍事決議案。愛荷華州州長哈羅德·休斯（Harold Hughes）是一名死刑反對者，他以個人名義联系甘迺迪，請求他寬待維克多·費戈爾（Victor Feguer）——一名曾經在愛荷華州法院被判處死刑的罪犯，但甘迺迪最終拒絕了這個請求，最後費戈爾於1963年3月15日被處以死刑。1962年2月12日，甘迺迪對一名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海軍士兵吉米·漢德森（Jimmie Henderson）予以減刑，把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民權

在美國，國家默許的種族歧視造成的動盪是甘迺迪時代最大的國內問題之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經於1954年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規定，在公立學校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是違背憲法的。然而，在很多學校，特別是在美國南部的學校，並沒有服從最高法院的相關規定。種族隔離在公車上、餐廳里、電影院里、廁所里和其他一些公共場所都在繼續著。

甘迺迪支持種族融合與公民權益，在1960年的一次活動中他致電給科麗塔·斯科特·金（Coretta Scott King）——被判刑入獄的牧師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的夫人，甘迺迪認為馬丁·路德·金可以為他帶來一些額外的來自於黑人的支持。甘迺迪和他的弟弟，法務部長羅伯特·甘迺迪的介入為提前釋放馬丁·路德·金奠定好了基礎。

1962年，詹姆斯·莫瑞德斯（James Meredith）嘗試去密西西比州大學（University ofMississippi）上課，但白人大學生對其百般阻撓。甘迺迪之後派了400名法警以及3000名士兵以確保莫瑞德斯可以順利的去上他的第一節課。甘迺迪還派遣了一些法警去保護主張自由的人士。

作為一名總統，甘迺迪最初認為民權的草根運動只會激怒那些南部的白人，從而使得民權法案更難在國會通過，因為國會主要被南部民主黨人士占據，所以甘迺迪自己也對他們和這件事敬而遠之。最後的結果就是，許多民權領袖認為甘迺迪不支持他們以及他們所作的努力。

在1963年6月11日，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堵住了阿拉巴馬大學教室的門以阻止兩個非洲裔學生，薇薇安·馬龍·瓊斯（Vivian Malone Jones）和詹姆斯·霍德（James Hood）去上課，甘迺迪總統對此進行了干預。喬治·華萊士在法警、副總檢察長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和阿拉巴馬州國民警衛隊到來之後站到了一旁。在那一晚甘迺迪通過國家電視及廣播作了著名的講話。甘迺迪的倡導最後變成了1964年公民權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

1961年，甘迺迪簽署了行政命令，建立了婦女地位總統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委員會統計顯示婦女仍然在經受著歧視。該委員會有關指出法律和文化障礙的最終報告於1963年10月，甘迺迪被暗殺前的一個月發表。

公民自由

面對對共產主義者馬丁·路德·金的指控，甘迺迪政府同意讓聯邦調查局對一些人實行竊聽，其中包括馬丁·路德·金。提出原始指控的除了J·埃德加·胡佛之外別無他人，他十分憎恨金，因為他認為金是個“經常製造麻煩的暴發戶”。儘管羅伯特·甘迺迪作為法務部長，只書面允許有限度的竊聽，但是在胡佛勢力控制下的聯邦調查局，將權力擴大到可以監控任何和金的生活有關的事，他們認為有必要這樣做。林登·詹森1967年在國家聯盟（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上的演說中，引用了“窺視”和“竊聽”來形容甘迺迪政府，而其實詹森自己還繼續默許對金和其他人的竊聽。

甘迺迪還使用了聯邦機構的權力去阻止美國鋼鐵的價格升勢。《華爾街日報》撰文寫到：政府利用“赤裸裸的權力、威脅和國家安全警察”控制了鋼鐵的價格。耶魯大學法學教授查爾斯·瑞克（Charles Reich）在《新共和》刊物上寫到：“行政當局利用大陪審團非常快的控制了美國鋼鐵，這個行為已經侵犯了公民自由。”

移民問題

約翰·甘迺迪最初提出了一個全面的美國移民政策，後來成為了《1965年美國移民和國籍法案》（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由甘迺迪的參議員兄弟愛德華·甘迺迪發起。這個政策戲劇性地指出，移民的來源地從北歐和西歐國家轉移到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並且把挑選移民的條件轉移到“促進家庭團聚”。甘迺迪希望可以突破原先以移民原居住國家為重點的挑選條件，他也把這項政策看做對民權政策的延伸。

對外政策

甘迺迪總統的對外政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不對有可能會傷害美國的那些

國家的武裝力量進行支持和幫助，不提供武器給共產主義國家，不提供核武器給中東國家。”

古巴問題和豬灣事件在甘迺迪當選總統之前，德懷特·艾森豪內閣建立了一個關於推翻古巴菲德爾·卡斯楚政權的計畫。這個計畫是由中央情報局和一小部分政府官員負責起草的，目的在於為古巴的反卡斯楚反革命抵抗者提供武器，然後讓這些受過美國訓練的抵抗者入侵古巴，並煽動古巴民眾，從而削弱菲德爾·卡斯楚在古巴的力量。

1961年4月17日，甘迺迪命令這些先前被訓練的抵抗者開始入侵古巴。在這次被稱為“豬灣事件”的入侵古巴行動中，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下，1500名來自美國訓練營的古巴反動軍“2506突擊旅”，帶著推翻菲德爾·卡斯楚的夢想，回到了那片土地。然而，甘迺迪在下命令的時候，要求“2506突擊旅”在沒有美軍的空軍支援情況下對古巴進行襲擊。1961年4月19日，古巴政府就已經逮捕或者擊斃了這群起義者，甘迺迪也被迫要去為釋放被俘的1189名生還者而進行談判。

這次計畫的失敗被歸咎于軍方高層之間缺乏溝通，其中所導致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讓反動軍在登入時完全沒有得到海上的任何支援，使得他們在登入之時就已經潰不成軍。20個月之後，古巴以價值5300萬美元的食品和藥品為交換條件，釋放了被捕的反動者。更嚴重的是，這次行動讓菲德爾·卡斯楚開始提防美國，並且堅信類似的攻擊會再一次發生。

古巴飛彈危機古巴飛彈危機始於1962年10月14日，美軍U-2間諜偵查機拍到了正在古巴建設中的蘇聯制中程飛彈發射井的照片。這張照片在1962年10月16日被提交給甘迺迪。照片預示美國很快就會被陷於嚴峻的核彈威脅中，甘迺迪也因此陷於進退兩難：如果美國攻擊這個飛彈發射井，可能會直接導致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核戰爭；但是如果美國不採取任何行動，則要一直忍受近距離的核彈威脅。由於距離太過接近，如果對方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發射核彈，美國很可能會在未還擊之前就被擊垮。另一個方面的考慮則是，美國會在它所在的西半球內成為弱者。

許多軍事專家和內閣成員希望對核彈發射井進行空襲，但甘迺迪則派遣海軍監視所有抵達古巴的船隻並做好封港準備。他開始與蘇聯談判並要求蘇方撤回一切在古巴的防禦武器及器械。如果不這么做的話，蘇聯和古巴人民則要面臨封港。

一周后，他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赫魯雪夫達成了一個基本的共識——一個長期的協定。赫魯雪夫同意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撤出飛彈，只要美國保證永遠不會攻擊古巴並且悄悄的移除美國在土耳其境內的飛彈發射井。在這次把整個世界向核戰爭拉近的危機是前所未有的，但所幸被兩個領袖的人性所阻擋下來。

拉丁美洲和共產主義伴隨著“那些讓和平革命變成不可能的人，終究會讓暴力革命變成必然”的爭論，甘迺迪決定採取“進步結盟”的方式來處理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其中包括對困難國家所在的地區進行外交援助以及在該地區建立更強大的人權體制。

他與波多黎各官員劉易斯·莫諾茲·馬瑞林（Luis Muñoz Marín）進行了緊密的合作以致力於發展“進步結盟”，對波多黎各聯邦自治區內發展的支持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項目。

和平部隊作為甘迺迪早期的幾個行動之一，他請求國會建立一支和平隊（Peace Corps）。在這個計畫中，美國志願者將在教育、農業、醫療和建設幾個方面對不已開發國家進行幫助。

越南

甘迺迪在越南方面所涉及的內容一直都被歸為機密檔案，直到“五角檔案”（Pentagon Papers）在1971年被公開後才被解密。在東南亞，甘迺迪早在1961年就受德懷特·艾森豪總統的影響開始在越南利用有限的武力對付當地由胡志明為首的共產黨力量。在宣布要與蔓延的共產主義做鬥爭之後，甘迺迪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對尚不穩定的南越政府給予扶持，其中包括運送16000名軍事顧問以及美軍特種部隊至該區域。甘迺迪還默許使用凝固汽油彈、枯葉劑、噴氣式飛機對所有區域進行攻擊。美國持續對這一地區進行各種干涉，直到之後直接參與到越南戰爭當中。

1963年7月，甘迺迪在越南面臨了一個危機。當時行政部門的決定是去幫助推翻南越天主教會的吳廷琰的政權。在1963年，南越軍官們推翻了吳廷琰的政權，逮捕並最終殺害了吳廷琰（他的具體死因尚且不明）。甘迺迪肯定了對吳廷琰政權的推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擔心吳廷琰可能會和中立政府（包括共產主義者在內）談判，類似的事曾經在1962年在寮國發生過。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曾經說過，“對中立的妥協……就等於投降。”

甘迺迪把美軍在越南的數量從800人增加至16300人，然而有歷史學家認為，甘迺迪絕非越戰的積極支持者。甘迺迪的以及後來林登·詹森總統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陳述過，甘迺迪曾經非常想在1964年的選舉後從越南抽身出來。在電影《戰爭迷霧》（The Fog of War）中，不僅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提到過這個，一盤由林登·詹森錄製的磁帶也證實了甘迺迪確實計畫過從越南撤軍——一個詹森並不贊成的計畫。

還有另一個證據就是在甘迺迪的國家安全措施備忘錄（Kennedy's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NSAM）第263號檔案（1963年10月11日）中下達了在1963年年底前撤軍1000人的命令。不過，由於需要推翻吳廷琰的政權，可能實際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但是，自從甘迺迪在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做了關於世界和平的演說後（1963年6月10日），他在冷戰中總體上確實走了弱鷹派的路線。

在甘迺迪遇刺之後，新任總統林登·詹森在1963年11月26日立即用他自己的NASM第273號檔案推翻了甘迺迪之前關於在1963年年底前撤軍1000人的決定。

西柏林演講二戰之後，在蘇聯和盟軍同時施加的壓力之下，德國被分裂成立兩部分——柏林圍牆把德國分成了東德和西德，而前者在蘇聯的控制之下。在1963年6月26日，甘迺迪訪問了西柏林並做了一次公開批評共產主義的演講。甘迺迪把柏林圍牆的建成當成了一個共產主義失敗的例子：“自由十分不易，民主也並不完美，但是我們從沒有把我們的人民用牆圍起來。”這次演講因為用到了一句非常有名的短語“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而家喻戶曉。在甘迺迪說出這句話時有將近5\6的西柏林市民站在街上聆聽。他在日後還補充到：“我們再也不會有像那天的一天了。”

禁止核試驗條約由於長時間受到放射性污染和核武器擴散的威脅，甘迺迪推動了一項“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條約中禁止在地面、大氣層以及水下進行核試驗，但是並不禁止在地下進行試驗。美國、英國和蘇聯是最初的簽約國。甘迺迪於1963年將這份條約寫入法案。

在1963年，甘迺迪管理處支持了一場由阿比德·阿爾·卡里姆·卡希姆（Abd al-Karim Qasim）將軍領導的針對伊拉克政府的政變，他曾經在1958年推翻了伊拉克的君主制度。中央情報局幫助新的阿卜杜勒·薩拉姆·阿里夫復興黨政府剷除左派及共產主義人士。在薩達姆·海珊統治時期復興黨的屠殺中，伊拉克政府使用了由中情局提供的左派及共產主義人士清單，系統性的暗殺了無數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上百名的醫生，教師，技術人員，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包括美孚，貝克特爾，英國石油在這之後開始在伊拉克得到發展壯大。

支持太空計畫

甘迺迪急切的希望美國在太空競賽中保持領先。謝爾蓋·赫魯雪夫回憶說甘迺迪分別在1961年6月和1963年秋兩度與他父親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雪夫商討在太空計畫方面的合資事宜。在早先，蘇聯在太空探索方面遙遙領先於美國。甘迺迪於1961年5月25日在議會發表了演說：

“首先，我深信我們的國家將在這個十年結束前完成一個目標，即讓太空人登入月球並安全反回。沒有任何單一的航天計畫會比這個更能是人類振奮，也沒有任何計畫比此對遠程宇宙探索更重要。也沒有任何計畫像登月一樣昂貴且充滿挑戰。”

遲些時候甘迺迪於1962年9月12日在萊斯大學發表了演說：“沒有一個期望成為其他國家領跑者的國家會在太空競賽上甘於落後。” “我們現在選擇登月或做任何別的事情不是因為他們容易，而是因為他們充滿挑戰。”

在與尼基塔·赫魯雪夫的第二次會談中，他勸說蘇聯人進行成本分攤是有益的，美國人在太空項目上穩步前進。美國發射了一顆同步地球衛星並在議會通過了超過250億的預算給阿波羅計畫。

尼基塔·赫魯雪夫在1963年晚期同意了合作，但甘迺迪在協定付諸實施前遇刺。1969年7月20日，甘迺迪遇刺差不多六年後，美國人最終登上了月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