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是美國兩大主要資產階級政黨之一，1791年成立，當時稱共和黨。1794年改稱民主共和黨，1825年，民主共和黨發生分裂，以安德魯·傑克遜為首的一派在1828年改組為民主黨。1861年南北戰爭前夕，民主黨內部分裂，該黨的南方奴隸主策劃叛亂。南北戰爭結束後，民主黨在野24年。1885年克利夫蘭當選總統。此後該黨又大部分時間在野。1933年開始，民主黨人羅斯福（1933年3月至1945年4月）、杜魯門（1945年4月至1953年1月）、甘迺迪（1961年1月至1963年11月）、詹森（1963年11月至1969年1月）、卡特（1977年1月至1981年1月）、柯林頓（1993年1月至2001年1月）、歐巴馬（2009年1月至2017年1月）先後當選總統執政。
2017年2月25日，湯姆·佩雷斯當選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基本介紹
歷史沿革,組織架構,標誌名稱,主要派系,議題立場,經濟議題,社會議題,外交議題,法律議題,歷任總統選舉,
歷史沿革
起源（1792-1828）
民主黨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托馬斯·傑斐遜和詹姆斯·麥迪遜在1790年代創建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當時還簡稱為共和黨，以突顯擁護共和主義的原則。民主共和黨組成了史稱第一黨系（First Party System）的政治勢力主軸。民主共和黨專門反對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領導的執政黨-聯邦黨和其政策，當時聯邦黨提倡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放寬對於憲法的解釋、以及一個由精英統治的政府。傑佛遜黨人（1801年之前）在英國與法國的戰爭中支持法國，並且反對與英國簽訂媾和的傑伊條約（Jay Treaty），因為擔心那將會助長美國國內的君主主義勢力。民主共和黨將獨立的農夫（自耕農）視為是共和國的中流砥柱，輕視都市、銀行、和工廠。傑佛遜和他的朋友麥迪遜於1798年將地方州的州權樹立為該黨的核心理念。民主共和黨在美國南部和西部擁有最多支持，但在東北部六州則勢力不大。
傑佛遜民主（1828-1854）
安德魯·傑克遜是民主黨的第一位總統（1829-1837）。
安德魯·傑克遜
安德魯·傑克遜史稱的第二黨系（Second Party System）則是民主黨與他們的主要對手—輝格黨之間的對峙。民主黨根據支持度最高的紐約、賓夕法尼亞州、維吉尼亞州、以及邊境地區建立起了一個全國性的聯盟，但他們在東北部六州的新英格蘭依然勢力不大。如同傑斐遜黨人一般，民主黨強烈反對“貴族的”精英統治和銀行，並且將他們的民意基礎訴諸於“人民”。到了1820年代時，選舉權已經沒有一定規模財產的限制，因此幾乎所有地區的白人男性都能參與投票了。
民主黨是一個複雜的政治聯盟，由來自全國農村的農夫、以及都市地區的勞工團體所支持。民主黨在1830年代的主要議題是建立起一個更強的政黨機制、反對國家和中央銀行、並且反對那些以犧牲納稅人來達成工業發展的現代化政策。與工業垂直的分工不同的是，民主黨強烈擁護新農業土地的擴張，在1846年後驅逐西部印地安人並取得大片土地便是這種例子之一。
馬丁·范布倫在1836年取得了總統職位，但1837年的經濟蕭條卻使他在重新選舉中失敗。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在1844年贏得了選舉，在總統任期中他領導了美墨戰爭、降低關稅、建立了國庫的分行、並且將現如今的華盛頓州、奧勒岡州、和西南部地區併入國土，之後他便退休不再連任。在1848的選舉中，一個名為自由之土黨（Free Soil Party）的派系反對奴隸制度的擴張，最後與民主黨決裂。民主黨在1850年通過了一份調解蓄奴州與自由州的法案，但只是延緩了衝突爆發的時間。隨著輝格黨在奴隸和排外主義問題上出現內部分歧，民主黨在1852年輕鬆的選出福蘭克林·皮爾斯、以及1856年的詹姆斯·布坎南擔任總統。
內戰和重建（1854-1877）
民主黨在參議院裡的領導人—來自伊利諾州的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在1854年時不顧強烈的反對聲浪，推行了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Kansas-Nebraska Act），成為美國內戰的肇因之一。當時政治聯盟、政治家、和選民結構都大為改變，新的政治議題和政策也大量浮現，這段時期史稱第三黨系（Third Party System）。輝格黨這時也徹底解散了。民主黨在繼續發展的同時，許多北部主張廢奴的民主黨人（尤其是1848年以來的自由土壤黨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共和黨。從堪薩斯州引發的奴隸制度爭議最後造成了民主黨的分裂，大多數北方的民主黨人最後選擇支持史蒂芬·道格拉斯。
在1860年的總統選戰中，道格拉斯在民主黨的提名大會上也沒能取得三分之二的提名票數。在激烈爭議後，民主黨選出北部的道格拉斯和南部的約翰·布瑞肯里奇（John C. Breckinridge）搭配競選正副總統。在內戰中，聯盟國國內不允許政黨政治的出現，但黨派紛爭在北方仍然相當常見。戰爭爆發後，道格拉斯曾試圖重整北方的民主黨人支持聯邦，但他在1861年的6月去世，民主黨頓時失去突出的全國性領導人。民主黨內部由於對戰爭的意見不同而產生極大分裂。在1862年的國會選舉中民主黨依然維持一定表現，但到了1864年總統選舉時民主黨所提名的好戰派候選人喬治·布林頓·麥克萊倫（George B. McClellan）將軍卻與原先設定的溫和派政策不合，結果大多數好戰派民主黨人都投給了林肯。在1866年的選舉中，共和黨在國會中拿下了三分之二的多數派地位，徹底掌握了國家政策。尤里西斯·格蘭特帶領共和黨在1868年和1872年的選戰中相繼獲得大勝。
美國在1873年爆發的經濟蕭條，使得民主黨得以在1874年的選戰中奪回國會裡的多數派地位。內戰後南方白人對於重建時期的不滿和對於共和黨的怨恨情緒也得益了民主黨。當重建時期結束後，南方各州的非裔美國人再次於1890年代被剝奪公民權，南方也在接下來的近一個世紀裡成為民主黨的大票倉。在南方的許多地區經常只有民主黨一黨稱霸，在民主黨的提名大會上贏得勝利也經常等同於選舉的勝利。
鍍金時期（1877-1896）
全國性的選舉在1880年代時仍保持均衡態勢。雖然共和黨在1884年之前都牢牢控制白宮，民主黨依然維持相當的競爭性。當時民主黨由等人所率領、擁護商業階層的派系所主導，他們在南方有著穩固的支持度、並且在美國中西部的農村地區也有極大影響力，同時也受到大都市里德裔和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支持。他們在那段期間裡也控制了眾議院。在1884年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黨改革派的紐約州長格羅弗·克利夫蘭贏得了總統選舉。他在1888年的連任選戰中失利，但在1892年再度當選。克利夫蘭是民主黨里保守派的領導人，代表了商人、銀行、以及鐵路公司的利益，反對帝國主義和海外的擴張，他也擁護金本位制度，並且反對貪污、高稅賦和關稅。民主黨保守派在1896年被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所擊敗。
格羅弗·克利夫蘭
格羅弗·克利夫蘭進步時期（1896-1932）
1896年總統的選舉中政治生態大為改變，開始了史稱的第四黨系（Fourth Party System）。以農業為主的民主黨人要求開放銀幣自由鑄造，淘汰了格羅弗·克利夫蘭，並提名威廉·詹寧斯·布萊安參選總統。布萊恩在提名大會上誓言推行金銀雙本位的貨幣制度，宣稱要對抗東部的貨幣利益集團。但他仍在選舉中慘敗給共和黨的威廉·麥金萊。
共和黨在接下來的36年裡控制了28年的總統任期，支配了大多數的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以及一半的西部地區。布萊恩在南部和大平原地區擁有穩固支持度，在1900年再次獲得總統選舉的提名，但又一次的輸給了麥金萊、在1908年又輸給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民主黨的保守派在1904年贏得了提名大會，但仍輸給了共和黨的西奧多·羅斯福。到了1908年布萊恩已經放棄了銀幣自由鑄造和反帝國主義的主張，改支持當時主流的進步主義政策，尤其是“反托拉斯法”以及反商業壟斷的法案。
趁著共和黨內部的分裂，民主黨在1910年控制了國會，並且在1912年和1916年提名改革派的知識份子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總統。威爾遜成功的使國會通過一系列進步主義法案，包括了將反托拉斯法系統化的克萊頓反托拉斯法（Clayton Antitrust Act），對個人的所得稅、對農民的新政策、以及對鐵路工人的8小時工時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創建了聯邦儲備系統，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中央銀行。他並且透過最高法院將童工非法化。頒布禁酒令的第十八號憲法修正案，以及確立婦女投票權的第十九號憲法修正案都是在他任內通過，不過兩個修正案也是兩黨斡旋下的結果。威爾遜終結了關稅、貨幣、和反托拉斯等長期以來的爭議，這些政策支配了之後的40多年。
威爾遜
威爾遜威爾遜領導美國贏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簽訂了包括成立國際聯盟在內的凡爾賽條約。但在1919年威爾遜的政治運勢和他的健康都開始衰退，政治局面也開始逆轉。參議院拒絕加入凡爾賽條約以及國際聯盟，同時全國性的罷工潮和暴力活動也產生了不小的動亂。民主黨內部也因為禁酒令而分裂為南北對峙。最後黨內的分歧使得共和黨在1920年、1924年、和1928年的總統選舉中都獲得了壓倒性勝利。不過，在此時期艾·史密斯（Al Smith）替民主黨在東部的大都市區域鞏固了天主教的票源支持。
新政和二戰（1933-1945）
經濟大恐慌使得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1932年的選戰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羅斯福在選戰中提出了一套模糊的政見，承諾將廢除禁酒令，並大肆批評赫伯特·胡佛的執政失敗。羅斯福在就任不到一百天內便發起了一連串龐大的政府計畫：新政。這些計畫注重於平緩、恢復並改革美國的經濟，亦即解除失業現象和農業的蕭條、將經濟的發展恢復到大恐慌前的水平、並且對體制進行改革以避免日後蕭條重現。
富蘭克林·羅斯福
富蘭克林·羅斯福1932年的選舉使民主黨在兩院以及各州州長都取得了多數，1934年的選舉更進一步鞏固了多數派地位。1933年的一連串計畫被歷史學家稱為“第一波新政”，第一波新政基本上代表了當時大眾的普遍輿論；羅斯福試著將新政繼續深入推展至商業和勞工、農民和消費者、都市以及農村。然而，到了1934年，羅斯福的政策越來越具爭議性。羅斯福試著將民主黨的支持根基從商業界轉往農民和勞工。新政在根本上是一連串因應經濟艱困時期而產生的政府管制和制度。也是在這個時期，兩個古老的名詞在美國被徹底改變了涵義，“自由派”和“自由主義”開始代表支持新政的立場，而這兩詞的古典涵義則被貼上了“保守派”和“保守主義”的標籤。民主黨內的保守派被新政所激怒，在艾·史密斯的領導下他們於1934年組成了美國自由聯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試圖反擊，但為時已晚。
在1934年控制了國會後，羅斯福繼續展開了被稱為“第二波新政”的立法計畫。這波新政大幅增強了工會的影響力、將社會福利國有化並大幅擴張、對商業進行更多管制（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業）、並且提升對商業利潤的課稅。他以這些政策替民主黨建立了一個新的、由不同群體組成的選民結構，稱為“新政聯盟”，包括了工會、少數族群（最值得注意的：天主教徒、猶太人、以及首次的—黑人）。除了1952年和1956年兩次選舉外，新政聯盟稱霸了美國政界長達數十年，直到1968年為止。
在1936年選舉的壓倒性勝利後，羅斯福宣布將擴張最高法院，這卻與他的新政計畫產生了衝突。一次激烈的衝突在民主黨內爆發，羅斯福的副總統約翰·南斯·加納起頭反對他。最後國會裡的共和黨和保守派民主黨人組成同盟，一起封殺了羅斯福接下來任內幾乎所有的立法提案。由於受到黨內保守派的威脅，羅斯福試圖展開清黨，但最後仍未成功。
從這段時期開始，新政使“自由主義”一詞在美國開始代表社會福利、工會、以及對商業的管制。而那些新政的反對者—即那些重視長期經濟影響、支持企業精神和低稅賦、小政府的人則開始自稱為“保守派”了。
杜魯門（1945-1953）
羅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哈利·S·杜魯門接任，羅斯福所掩蓋的民主黨內部的衝突開始浮現。前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譴責杜魯門是個戰爭販子，批評他推行的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畫、和NATO。然而，華萊士的支持者以及黨內的極左翼最後遭到驅逐，而代表工會的產業工會聯合會（CIO）也在1946-1948年間被青壯派反共份子如休伯特·漢弗萊等人排擠。而共和黨也大力批評杜魯門的政策，並在1946年的選舉中重新奪回國會，扭轉自1928年以來的少數派地位。
杜魯門
杜魯門許多民主黨領導人也都準備要顛覆杜魯門，但他們卻沒有替代的接班人選。杜魯門也做出反擊，他大膽的在7月時召集由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送出一堆他預期會對共和黨議員造成大麻煩的法案審查。最後果不其然，共和黨國會陷入僵局且毫無進展，杜魯門趁機在全國批評他們“毫無用處”。接著1948年的總統選舉出現了大逆轉的結果，杜魯門擊敗托馬斯·杜威而得以連任，同時民主黨也重新奪回了國會。不過，杜魯門的許多政策，例如全民的保健制度，仍然遭到國會保守派的封殺。在1952年，德懷特·艾森豪擊敗了伊利諾州州長阿德萊·史蒂文森，替共和黨重新奪回了白宮。四年之後，艾森豪再次擊敗史蒂文森。在國會裡民主黨則被這位戰爭英雄的陰影所籠罩，經常必須向艾森豪妥協。在1958年，由於勞工的組織得當，民主黨在國會選舉里得到出人意料的表現。
甘迺迪
甘迺迪參議員約翰·甘迺迪在1960年贏得總統選戰，擊敗副總統理察·尼克森。雖然甘迺迪僅執政了一千天左右，他在任內仍於古巴發起豬灣入侵，並試圖阻止柏林圍牆的建造，同時也派遣了16,000名士兵前往南越擔任越南共和國軍的軍事顧問。他也升溫了美蘇之間的太空競賽，讓美國人在1969年登上月球。在古巴飛彈危機後他則試圖緩和兩國的緊繃關係。甘迺迪同時也推展民權和種族融合。甘迺迪總統在1963年11月22日於達拉斯遇刺身亡。很快的副總統林登·詹森便就職為第36任美國總統。詹森是新政的堅定支持者，他擊垮了國會裡的民主黨保守派，並且通過了一連串重要的進步主義的法案，被稱為“大社會”（Great Society）法案。詹森也成功的通過了主要的民權法案，開始了美國南部的種族融合。同時，詹森也升級了越戰，使得民主黨內部對此開始產生衝突，並且最後在1968年的選舉里失利。
民權運動（1963-1968）
總統林登·詹森簽下了1964年的民權法案。
自從內戰以來一直堅定支持共和黨的非裔美國人在1930年代開始逐漸轉向支持民主黨，主要是因為民主黨的新政濟貧措施、福利政策、以及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對於民權的支持。在許多大都市，例如芝加哥，經常有一整個原本隸屬共和黨的黨部瞬間轉變為民主黨。不過，在1960年代後期，新政聯盟開始瓦解，由於越來越多民主黨領導人表態支持民權運動，使得民主黨在南方傳統的保守白人票源以及在北方都市的天主教支持度開始崩解。在杜魯門於1948年代表大會上表態支持民權以及廢除種族隔離法條後，許多南方的民主黨人便改投票支持南卡羅來納州的州長斯特羅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
民主黨對於民權議題的支持在林登·詹森於1964年簽訂民權法案時達到高潮，他對此發表演講道：“我們（民主黨人）已經失去南方長達一個世代了。”同時，共和黨在理察·尼克森的領導下則開始實行他們的南方戰略，以抵抗聯邦政府侵蝕地方州權利為目標，同時訴諸於保守派及溫和派南方白人的支持。
1968年對於民主黨乃至整個美國都是艱困的一年。越共在一月發起的新年攻勢雖然在戰術上失敗了，但卻帶給美國輿論極大的打擊。參議員尤金·麥卡錫（Eugene McCarthy）以反戰為訴求在大學校園獲得支持，並贏得新罕布夏州的提名預選。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是林登·詹森在3月31日放棄參選，接著前總統甘迺迪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宣布參選。就在他於預選中一路進展順遂時，卻於洛杉磯突然遇刺身亡。當時民主黨的代表大會會場外便是激烈的學生反戰示威，在芝加哥警察的隔離下，大會最後提名了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參選，來自明尼蘇達州的漢弗萊是一個堅定的新政支持者。同時阿拉巴馬州的民主黨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決定獨立參選，最後選戰成為三邊的競賽。共和黨的理查·尼克森最後以些微差距獲勝，但民主黨依然掌控國會。
1968年的選舉標誌了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在政治立場上的轉戾點，除了德克薩斯州外的每個南方州都選擇投給共和黨的尼克森或脫黨的華萊士。從此民主黨的選票基礎開始轉往東北方都會區，與該黨的傳統歷史產生戲劇性的顛倒。
轉型年代（1969-1992）
在1972年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黨提名了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參選，麥戈文以他鮮明的反戰立場為號召，主張立即從越南撤軍，並保障所有美國人的最低收入。麥戈文試圖對抗尼克森的政策，但卻被他搭檔競選的夥伴湯瑪斯·伊格頓（Thomas Eagleton）所拖累，在證實了伊格頓患有憂鬱症且還曾接受電擊療法後，民主黨緊急替換候選人，但已經毀損了麥高文的公共形象。最後大選便成尼克森的壓倒性勝利，麥戈文僅贏得了麻薩諸塞州。不過，民主黨依然在國會和大多數州議院保持多數派地位。
詹姆斯·厄爾·卡特儘管這些努力，卡特最後在全國健保計畫或稅賦制度改革上都失敗了，而這些卻都是他競選時所承諾的。同時國內通貨膨脹也急遽攀升。在國外，伊朗人質危機（1979年11月4日-1981年1月20日）使得52名美國人成為人質被拘禁了444天，卡特嘗試的外交和軍事手段也都以失敗告終。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也使美國大眾越感卡特的無能和脆弱。在1980年的選舉中，卡特雖得以通過民主黨的提名大會競選連任，但最後在11月被共和黨的羅納德·威爾遜·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擊敗。同時民主黨也失去了12個參議院議席，這也是自從1954年以來共和黨首次奪回參議院控制權。不過，眾議院仍以民主黨為多數。
促成共和黨總統里根當選的原因，還包括了當時許多民主黨人也開始支持保守派的政策。這批被稱為“里根民主黨人”（Reagan Democrats）的選民在里根任內前後仍是民主黨員，他們大多數是來自東北部和中西部的白人，被裡根的社會保守主義和他的強硬派外交政策所吸引。到了1984年的總統選戰，民主黨推派的候選人—前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仍是新政的堅定支持者，最后里根囊括了49個州的壓倒性勝利。而在1988年的選戰中，來自麻薩諸塞州的州長麥可·杜卡基思（Michael Dukakis）則拋棄了新政的色彩，改以公共行政專家的形象參選，但仍遭到副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以壓倒性勝利擊敗。
民主黨在國會依然保持多數派，儘管共和黨曾在1980-86年間控制參議院。民主黨經常在許多議題上與里根產生衝突，他們反對里根資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擊隊（Contras）推翻左派政府。民主黨沒能阻止里根對於所得稅率的大幅減稅，他們支持里根對軍事預算的增加，但卻反對里根大幅裁撤扣減社會福利計畫。民主黨控制的國會最終通過了大多數里根提議的減稅與增加國防預算案，但卻拒絕了其他的減少預算提案。結果導致里根任內聯邦的預算赤字和國債飛漲到前所未見的紀錄。
為了挽回連續三次的壓倒性失敗（1980、1984、1988），一些保守派民主黨人開始試著將民主黨轉向中間派的立場。在保留了中間偏左的支持者的同時，也吸引了一些在各種議題上抱持溫和或保守觀點的選民支持，從這時開始民主黨開始混雜較多元的政治觀點了。
柯林頓（1993-2001）
在1992年，經過了整整12年後，民主黨終於成功當選一位總統。總統比爾·柯林頓開始了自從甘迺迪以來第一次的試圖平衡聯邦預算，並且繼續維持當時繁榮成長中的美國經濟。在1994年，美國經濟達到了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25年來最低的紀錄。柯林頓並且簽下了槍械管制的布萊迪法案（Brady Bill），規定手槍販賣必須一律等候五天；他也立法禁止了許多形式的半自動射擊槍械的買賣（到2004年終止）。他的家庭與醫療假期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則涵蓋了四千萬的美國人口，提供勞工12周的停薪留職假期以照顧小孩或病患。他協助恢復了海地的民主制度，並且積極斡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同時達成了北愛爾蘭史上第一次停火，另外也促成達頓協定（Dayton Agreement）的簽訂，終結了在南斯拉夫將近四年的戰爭和屠殺。柯林頓在1996年再次當選連任，成為繼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在1944年以來首次成功連任兩屆的民主黨總統。
柯林頓
柯林頓然而，民主黨在1994年失去了他們在兩院的多數派地位。柯林頓否決了兩次共和黨提出的福利制度改革案，但在1996年接受了第三次的提案。而改革司法體制的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Pri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則在他行使否決權下也通過了。而自1960年代以來便逐漸失去影響力的工會，則發現他們自身對於民主黨內部的影響力也逐漸衰退；儘管工會的強烈反對，柯林頓依然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2]。
當民主黨逐漸轉向為中間派的立場，一些來自中間派或保守派背景的民主黨人開始突顯而出，並且也在黨內取得一定的領導地位和影響力。一些自由派和進步主義者則感覺他們被民主黨孤立了，並認為民主黨不再關心一般人民與左翼的議題了。
21世紀（2000年總統選舉）
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提名了柯林頓的副總統艾伯特·戈爾作為候選人。戈爾與他的共和黨對手—喬治·沃克·布希在許多議題上都有不同政見，但戈爾與柯林頓的緊密關係卻也招致左派的批評—包括了綠黨候選人拉爾夫·納德在內，宣稱戈爾與布希並沒有差別。戈爾在普選中獲得的選票超過了布希五十萬票，但由於選舉人團制度而落敗。許多民主黨人批評是納德的搶票效應造成戈爾的落敗。儘管戈爾的失敗，民主黨在參議院中奪回了5個席次，使得原本與共和黨的45-55的差距拉至50-50的平手狀態（而由共和黨的副總統保有一票否決權）。不過這種平手並沒有維持太久，共和黨再次於2002和2004年於參議院取得多數派地位，民主黨一度只剩下44席，創下1920年代以來的最低紀錄。
在九一一襲擊事件之後，美國的政治焦點開始轉向國防安全的議題。除了1個議員投反對票外，其他所有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都選擇授權發動2001年入侵阿富汗。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民主黨領導人也都支持了美國愛國法（USA PATRIOT Act）的簽署以及2003年入侵伊拉克。2003年時民主黨在為了是否入侵伊拉克的議題上產生分歧，一些民主黨人逐漸表示他們對於反恐戰爭的進展和正當性的擔憂，也批評一些由美國愛國法所衍生的國內法案侵蝕了民權和公民自由。
由於安然和其他公司的金融詐欺醜聞的影響，國會的民主黨人推展一項改革監督商業會計事務的法案，希望以此避免進一步的詐欺產生。這使得兩黨在2002年聯手通過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民主黨在2002年中旬的選舉中也支持一些經濟復甦的政策。
2004年大選
主條目：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和2004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預選
麻薩諸塞州的參議員約翰·克里是民主黨在2004年的總統候選人。
2004年總統選舉的準備工作早在2002年底便已開始進行，戈爾宣布他將不會再尋求提名。霍華德·迪安（Howard Dean）以反戰的姿態參加了民主黨的初選。麻薩諸塞州的參議員約翰·克里也被提名，因為他被認為比迪安還要“有資格”參選。
由於許多美國產業的外包，美國勞工失業率逐漸增長，一些民主黨人如霍華德·迪安開始改變他們對自由貿易的立場。在2004年，布希政府遲遲無法在伊拉克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美軍的死傷增加、加上反恐戰爭的前景不明，都成為選舉的熱門議題。在那一年裡，民主黨強調對失業率的緩和、解決伊拉克危機、並且更有效的對抗恐怖主義。
逆轉
在2004年選舉之後，許多民主黨人開始思考改變政黨的走向，許多不同的策略也被提出。一些民主黨人建議應該將政黨朝向更中間和右傾的路線，以奪回在兩院的席次和2008年的選舉；一些人則主張將政黨左傾以成為更堅定的反對黨。
這些爭論也反映在2005年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選舉上，霍華德·迪安最後勝出，迪安主張分散民主黨的中央體制，並支持地方州的黨部組織，即使是共和黨控制的州亦然[7]。
當第109屆國會開始時，民主黨在參議院挑選了哈里·瑞德（Harry Reid）作為領導人。瑞德試圖凝聚民主黨議員在一些議題上的立場，他也阻止了共和黨對於福利制度的民營化。在2005年，民主黨保住了他們在維吉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的州長。然而，民主黨卻失去了一向屬民主黨重鎮的紐約市市長選舉。
與共和黨的阿布拉莫夫有關的遊說案醜聞爆發後，民主黨把握機會以此作為2006年的競選議題大肆炒作。布希總統在颶風卡特里娜中的救災進度遲緩也成為議題之一。公眾對伊拉克戰爭的看法對共和黨也有負面影響，同時許多保守派也認為布希使政府開支超出了控制，這都使布希的總統認可度持續下降。
民主黨在2006年美國期中選舉中於眾議院取得多數派地位，並且也在參議院掌控優勢，這次110屆的國會於2007年開始（參議院有49名屬民主黨、49名屬共和黨、以及2名親民主黨的無黨籍議員）。這是12年來民主黨第一次於眾議院贏得多數派地位。民主黨的勝利主要是因為中間選民改投給民主黨的保守派候選人[8]。民主黨在州長選舉上也有所進展，在各州議會的議席也有所增加。不單使得民主黨提名的加利福尼亞州的蘭希·佩洛西，成為第一名女性的美國眾議院議長。還利用人數的優勢，使得自伊拉克撤軍的提案在眾議院闖關成功。
民主黨支持度最高的地帶原先是美國南方—亦即之前參與聯盟國脫離的州份，變為在東北部（新英格蘭區）、北邊的中西部、和五大湖區域，加上大西洋海岸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和夏威夷州在內的地區。民主黨在主要的大城市也有較高支持度，包括了紐約市、洛杉磯、芝加哥、費城、波士頓、底特律、舊金山、達拉斯、以及華盛頓特區。民主黨在一些南部州如維吉尼亞州和佛羅里達州也有不錯表現。
2008年大選
主條目：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
歐巴馬
歐巴馬希拉蕊·柯林頓很早便被視為是2008年可能的民主黨候選人，她於2007年1月20日宣布參選。參選的人還包括德拉瓦州參議員喬·拜登（Joe Biden）、康乃狄克州參議員克里斯多夫·杜德（Christopher Dodd）、前阿拉斯加州參議員邁克·格拉韋爾（Mike Gravel）、和愛荷華州州長湯姆·維爾薩克（Tom Vilsack）、非裔美國人的伊利諾州參議員貝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最終由非裔參議員貝拉克·歐巴馬獲得民主黨的總統提名。喬·拜登則是他的副手人選。
最終，2008年11月4日美國東部時間晚間11時，計票結果顯示歐巴馬已經當選為美國第44任總統。
2019年
2019年4月13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民主黨人理察·尼爾再次為國稅局下達了一個新的期限：在當地時間4月23日星期二17時前，提供總統特朗普的納稅申報單，否則將被視為拒絕國會要求。尼爾的要求是45年來眾院籌款委員會首次向國稅局要求提供在職總統稅務信息。
組織架構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DNC）負責組織協調民主黨的競選活動。雖然DNC也負責監督民主黨政見編撰的過程，但它主要還是聚焦於競選活動和組織策略，而非整體的公共政策。在總統選舉上它負責主導全國代表大會的進行過程，包括了初選階段、募款、民調測驗、並協調競選策略。在選出提名人之後，依據選舉募款法條，超過一定金額的競選募款活動就只能在政黨的架構內進行了[16]。
全國委員會的主席（霍華德·迪安）則是每隔四年由委員會成員選出[17]。當總統是民主黨籍時，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會支持總統挑選的候選人擔任主席。霍華德·迪安在2005年初擊敗眾多對手當選為黨主席，他主張民主黨不該只聚焦於那些支持度與共和黨差距相近的“搖擺州”，而提出了所謂的“五十州戰略”。他的目標是要讓民主黨在每個州、每個層次的選戰上都獲得勝利，在全國的每個選區都有健全的黨部組織[18]。
依據民主黨黨章的規定，其實全國代表大會才是民主黨的最高權威，而非全國委員會，全國委員會只是負責組織平常的政黨活動[17]。全國委員會是由每個州的民主黨黨部的代表所組成，總計兩百名的代表席次則依據每個州的人口所劃分，而代表通常是由各州的初選或當地黨部所選出，一些被選出的代表也會擔任其他職位，有些也是民主黨在各地的眾議員。
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Democratic Congressional Campaign Committee, DCCC）負責協助各地的眾議院選舉，它在2005-2006年的選舉中就募集了超過千萬的資金；當前DCCC的主席是伊利諾州眾議員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另外也有民主黨參議院競選委員會（Democratic Senatorial Campaign Committee），同樣也在參議院選舉中替各地候選人募集大量資金，擔任主席的是紐約的參議員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其他規模較小的募款組織包括了負責地方州議會選舉的團體—民主黨議會競選委員會。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旗下也有兩個年輕人的組織：民主黨青年部（Young Democrats of America）和學院民主黨人（College Democrats）。
每個州都擁有獨立的黨部，由選出的委員會成員組成（通常是被選出的官員以及主要選區的眾議員），並且由他們選出黨部的主席。而郡、鎮、市和選區的委員會通常是由當地層次選出的人員組成，州和地方的委員會通常依據他們的管轄權協調競選活動，監督地方的大表大會或是初選和幹部會議，有時也會依據當地州的法律規定提名候選人。雖然它們通常很少取得募款資金，在2005年時黨主席迪安開始了一個新計畫，以全國委員會的資金協助這些地方州的黨部，並且雇用全職的黨部員工。迪安對於參議院和眾議院競選委員會不斷要求集中資金投注於選情逼近的州感到相當不滿，因此決定將所有資金平均的分配給各州，而無論它們的選情好壞[19]。
標誌名稱
托馬斯·納斯特所繪的“一隻活驢踢一隻死獅”。
在1790年代，聯邦黨故意使用“民主黨”和“民主黨人”這一詞來羞辱傑佛遜黨人。不過，到了1830年代時這一詞已經從貶抑詞逐漸轉變為該黨的名稱，該黨開始正式自稱為“美國民主黨”了。到了19世紀末時，“民主黨人”也成為了該黨的簡稱。
驢子是民主黨最普遍的標誌，雖然民主黨從來沒有正式採用過它[20]。這一標誌的由來並不明確，對此還有好幾種解釋的理論。依據第一種理論，驢子這一標誌來自競爭激烈、雙方互揭瘡疤的1828年總統選戰，安德魯·傑克遜的對手布置了一齣戲劇，將傑克遜（Jackson）描繪為公驢（jackass）以挖苦他，並將他稱為“安德魯·公驢”，然而傑克遜卻欣然的接受了這一暱稱。
而第二種理論則宣稱在1870年1月15日，一幅由托馬斯·納斯特（Thomas Nast）畫的政治漫畫出《哈潑斯》周刊上，標題為“一隻活驢踢一隻死獅”，A Live Jackass Kicking a Dead Lion第一次把民主黨標誌為“驢”。從此驢便成為民主黨的標誌，而象則成為共和黨的標誌。
《幸福的日子又來了》（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則是民主黨的非正式黨歌。這首歌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於1932年於民主黨代表大會上被提名總統候選人時播放的歌曲，直到現如今依然是民主黨非正式的代表歌曲。
民主黨也常將黨舉行的各式募款慶祝活動日取名為傑佛遜-傑克遜日（Jefferson-Jackson Day），以此紀念民主黨最引以為傲的兩名早期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和托瑪斯·傑弗遜。
雖然美國的兩大黨（以及其他小政黨）都習慣以美國國旗傳統的紅、白、藍三色作為它們的宣傳和代表顏色，自從2000年以來藍色已經成為民主黨的代表顏色，而紅色則成為共和黨的代表色。2000年的選舉日也是歷史上第一次，所有主要的電視新聞頻道都在選舉結果圖示上以藍紅兩色區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得票，自從那時以來藍紅的區分也被主流媒體廣泛採用了。藍色也被民主黨的支持者和民主黨本身所採用，在2006年中期選舉里也將選舉計畫命名為“紅變藍計畫”。
民主黨新舊黨徽比較
民主黨新舊黨徽比較在美國，“Democratic”和“Democrat”也成為民主黨和其候選人的簡稱。自從1920年代以來，一些共和黨人故意強調“Democrat Party”這個完整稱呼，以諷刺民主黨在實際上“不民主”，也因此許多民主黨人傾向於避免這個全稱。 此外，美國民主黨已在2010年11月2日中期選舉前推出了新黨徽，取代沿用逾百年的驢子黨徽（見左下圖）。新黨徽（見左上圖）是一個簡單的大寫英文字母“D”，代表民主黨，外面加上一個圓圈，顏色仍是沿用多年的藍色，下面分別以藍色寫著民主黨人（Democrats）字樣、以紅色寫著“需要的改變”（Change That Matters）的口號。
主要派系
新民主黨
雖然中間派的民主黨人在各種議題上立場也有所不同，他們通常支持混合的政治觀點和立場。與其他民主黨派系相較，他們通常支持使用軍事力量，包括了在伊拉克的戰爭，並且也更願意削減福利制度，支持福利制度改革和減稅。中間派主張他們的立場與大多數美國人相符合。由於他們更樂意支持共和黨的政策、並接受商業公司的資金援助，進步主義的民主黨人將這些新民主黨人稱為“共和黨清淡版”（Republican Lite）。
中間派
民主黨最具影響力的派系之一是一個稱為民主黨領袖委員會（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 DLC）的非營利組織，這個組織支持民主黨的中間派立場。組織成員通常也將自身稱為“新民主黨人”。由於1984年沃爾特·蒙代爾在對抗羅納納·雷根的總統選戰中的慘敗，一些民主黨領導人成立了民主黨領袖委員會以改革民主黨的政策，希望以此奪回白宮。DLC大力支持總統比爾·柯林頓，認為他反映出了第三種道路的可行性和成功。DLC對於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並沒有正式的控制。許多進步主義的民主黨人認為DLC應該替民主黨在1994年和2002年國會選舉中的失敗負起責任。當前的民主黨主席霍華德·迪安是1992年來第一個與DLC沒有正式關聯的黨主席。不過，許多評論家認為DLC仍然是一個有極大影響力的派系，因為他們確保了民主黨的候選人和政見不會脫離商業界的利益。
DLC
與DLC有深切關聯的民主黨政治人物包括了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康乃迪克州參議員喬·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紐約州參議員希拉蕊·柯林頓、前副總統艾伯特·戈爾（直到2000年為止）、前維吉尼亞州州長馬克·沃納（Mark Warner）。當前DLC的主席是愛荷華州州長湯姆·威爾薩克。
自由派民主黨人
自由派（新政自由主義）民主黨人屬於民主黨內的左派。雖然他們在比爾·柯林頓等中間派勢力崛起後影響力逐漸萎縮，但在那之前他們一度主導了民主黨長達數十年。與其它保守派和溫和派系相較，自由派民主黨人通常支持公平貿易以及其非保守派的經濟政策，並反對好戰的外交政策，同時他們也以支持公民自由著稱。自由派民主黨人也常與進步主義派的民主黨人重疊。
突出的自由派民主黨人包括了麻薩諸塞州參議員泰德·甘迺迪、以及當前民主黨的眾議院領導人蘭希·佩洛西等。
進步主義
許多進步主義民主黨人都是源自1960年代反越戰運動下所浮現的新左派，例如當時競選總統的喬治·麥高文（George McGovern）；其他人還包括了當前民主黨的黨主席、佛蒙特州州長霍華德·迪安，以及其他對綠黨抱持不滿的人。進步主義的民主黨候選人在大都會地區（美國南部以外）擁有極高支持度，同時也受到非裔美國人的廣泛支持。進步主義民主黨人的共同主張包括了反對伊拉克戰爭、反對經濟和社會保守主義、反對商業公司和財團對政府的影響、支持全民的健保制度、發起大規模的政府公共建設、並且將民主黨朝向更堅定的反對黨姿態。與其他民主黨派系相較，進步主義民主黨人對於共和黨最具敵意，並且主張社會和經濟的平等。
進步派國會小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 CPC）是進步主義民主黨人在美國國會的組織。它是民主黨在眾議院裡最大的派系，雖然它還沒有參議院的成員。CPC擁護全民健保制度、公平貿易協定、最低生活收入法案、所有勞工組織工會並發起罷工集體談判的權利，撤銷美國愛國法的許多條文、在聯邦政府成立一個“和平部門”（Department of Peace）、同性婚姻合法化、嚴格的選舉籌款改革法案、徹底自伊拉克撤軍、打擊企業犯罪和企業利益、對於那些他們認為“富有”的人增加所得稅率、對那些他們認為“貧窮”的人減少稅率、並且增加聯邦政府的福利制度開銷和規模。
民主黨為美國（Democracy for America, DFA）也是支持進步主義候選人的政治組織，它是由當前的民主黨主席霍華德·迪安在之前參與總統提名競選時所創立的；DFA的主席是霍華德·迪安的弟弟詹姆士·迪安（James H. Dean）。DFA反對美國政治上的極右翼，並且宣稱要“從底部做起”改造民主黨。美國進步派民主黨人（Progressive Democrats of America）則是另一個在民主黨內抱持進步主義理念的派系，它是由俄亥俄州眾議員丹尼斯·庫欽奇（Dennis Kucinich）在2004年爭取總統提名時創立的，這個組織被認為是進步主義色彩最濃厚的之一，但它對民主黨的整體影響力並不大。
工會
自從1930年代以來，工會成為民主黨最重要的聯盟之一。工會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基層的政治組織、以及投票支持民主黨的勞工。美國工會在私營經濟部分里的成員數量於過去五十年內已從35%下降至8%，但它在一些工業州仍占有一定影響力。在21世紀仍然相當重要的工會包括了政府雇員的工會，例如教師、警察、護士、和獄警，同時也包括一些服務業的勞工，例如飯店業和保全業。
這些傳統的產業工會通常更支持貿易保護主義、集體談判、以及健康保險的制度。與工會有關聯的突出政治人物包括了俄亥俄州參議員拜倫·多根（Byron Dorgan）、南達科他州眾議員謝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當前的黨主席霍華德·迪安也與工會有所牽連。大多數這個派系的成員也都與進步主義派繫緊密連結。
保守派民主黨人
民主黨也有一些保守派的成分存在，大多是來自南部州和邊境區域。從1980年代開始，隨著共和黨逐漸奪回南部地區的支持度，這些人在民主黨內的數量開始急距減少。在眾議院裡，他們組成了一個稱為“藍狗民主黨人”（Blue Dog Democrats）的組織，結合財政和社會保守主義的民主黨人，大多是來自南部地區，他們通常比其他民主黨人更容易和共和黨妥協。他們在過去曾經組成團結的投票聯盟，曾擁有超過四十位眾議員的實力，使他們一度有能力左右立法結果。2006年美國期中選舉也替藍狗民主黨人添加了幾個新成員[15]。突出的保守派民主黨參議員包括了內布拉斯加州的班·納爾遜（Ben Nelson）、路易斯安那州的瑪麗·蘭德魯（Mary Landrieu）、科羅拉多州的肯·薩拉查（Ken Salazar）等人。
反墮胎的民主黨團體和候選人有增加的趨勢。這些候選人有一些是出自他們當地州的民意。雖然這些反墮胎的民主黨人中有一些人在整體上比其他民主黨人都要保守，但大多數人在其他議題上仍都屬於主流的中間派立場。民主黨最大的反墮胎團體是Democrats for Life。
自由意志主義
公民自由意志主義者也經常支持民主黨，因為認為民主黨在一些議題如民權和政教分離上的立場比共和黨要來的理想，也可能是因為認為民主黨在經濟議題上比自由黨更符合他們的理念。他們反對槍械管制、毒品管制、貿易保護主義、財團補貼、政府借貸、以及外交政策上的干涉主義。民主黨自由派（Democratic Freedom Caucus）便是代表這個派系的組織。
議題立場
經濟議題
最低工資
民主黨支持最低工資的制度、並增加商業的管制，以協助貧窮的勞工階級。政黨領導人如蘭希·佩洛西便宣稱增加最低工資是民主黨在第110屆國會的最重要議程之一。許多在地方州發起的增加最低工資的倡議也被民主黨支持，所有六個州的倡議都通過了。
再生能源和石油
民主黨反對政府對石油產業的減稅，主張發展一個國內的再生能源政策。許多民主黨州長也注重這個議題，例如蒙大拿州州長便支持風力能源的農場和“無污染煤燃料”的計畫。
醫療保健和保險制度
民主黨主張一個“負擔的起而高品質的保健制度”，許多民主黨人要求對這個領域進行更多政府干預。許多民主黨人支持一個全國的健保制度，以此解決現代醫療保健的高成本風險。在1951年，總統哈利·S·杜魯門提議了一套全國的健保制度，不過最後不了了之。一些民主黨人如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便呼籲要建立一個“照顧所有人的醫療保險。”
環保
民主黨通常支持環境保護主義，並主張自然資源的保留以及嚴格的環保法律以對抗污染。民主黨支持保留瀕危的生物和環境區，提倡對土地的管理和污染源的管制。民主黨所支持的議題中最具爭議性的是全球暖化，尤其是民主黨前副總統艾伯特·戈爾，強烈主張對溫室氣體的嚴格管制。而共和黨在另一方面，則懷疑全球暖化理論的真假，並且擔憂這些管制對產業的影響。
學校教育
大多數民主黨人長期以來都支持一個低成本低學費、政府維持的學校教育體制（如同西歐大多數國家），並且應該開放給所有適齡美國學生，或至少要增加國家對學生的補助如獎學金或學費扣減[10][11]。
社會議題
歧視
民主黨主張所有美國人民應該擁有機會上的均等，無論他們的性別、年齡、種族、性取向、宗教、職業、或原國籍。因此大多數民主黨人支持實行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政策鼓勵雇用少數和弱勢族群，以此改善在僱傭上的平等，不過民主黨反對採用嚴格的雇用配額制度。民主黨也支持設立法案禁止僱主以身體或精神殘障為由拒絕雇用某些人。
同性婚姻和LGBT權利
民主黨在同性婚姻的議題上產生分歧。一些民主黨人支持同性伴侶之間的民事結合，一些人較傾向法律的婚姻，而一些人則由於宗教理由而反對同性婚姻。不過幾乎所有人都同意，根基於性別取向的歧視是錯誤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霍華德·迪安曾在一些支持同性戀的民主黨人提議下，非正式的規定民主黨在2008的代表大會必須至少有5-10%是同性戀者。
生殖權利
民主黨相信所有婦女都應該有取得生育控制資源的管道，並支持政府替貧窮婦女籌備避孕工具。民主黨在2000和2004年的政見上，主張應該讓墮胎變的“安全、合法、而少見”—亦即，避免政府干涉墮胎的抉擇以使墮胎合法化，並藉由對生產和避孕的認知減少墮胎的數量，並鼓勵收養小孩。
民主黨也反對撤銷1973年時最高法院認同了墮胎權利的羅對偉德案（Roe v. Wade）的決議。基於隱私權和性別平等的理由，許多民主黨人認為婦女都應該有選擇生殖與否的權利，而無需政府的干涉。他們主張每個婦女，都有權利依據自己良心判斷墮胎是否道德。許多民主黨人認為政府應該替貧窮婦女籌備墮胎資金和管道。
不過民主黨內也有反對墮胎的團體如Democrats for Life，相當一部分的民主黨人也在這個議題上抱持中立態度。一些人認為應該減少墮胎的發生機會、並且至少應使墮胎變得合法。參議員希拉蕊·柯林頓在2005年初便曾說她認為反對墮胎的人士應該尋找一個爭議的“共通點”來避免不必要的懷孕和墮胎產生[12]。
幹細胞研究
幾乎所有民主黨人都支持幹細胞研究，約翰·凱利還支持在“最嚴厲的倫理尺度下”由聯邦政府籌資主導幹細胞研究。他解釋道“我們不會放過任何可以拯救生命並減少人類受苦的機會。”[13]
外交議題
入侵阿富汗
在2001年，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民主黨人幾乎毫無異議的投票授權對於阿富汗的入侵以對抗那些“應替最近美國遭受的恐怖攻擊負起責任的人”，支持由NATO（北約）主導這場侵略。
伊拉克戰爭
在2002年，民主黨的參議員在是否要授權入侵伊拉克的的議題上產生分歧，而大多數眾議院的民主黨議員則選擇投下反對票。自從那時以來，許多民主黨人表示他們後悔支持了授權入侵，例如參議員約翰·愛德華（John Edwards）便稱這場入侵是一個錯誤。除了民意代表外，民主黨內也有許多對伊拉克戰爭最突出的批評者。
單邊政策
民主黨通常反對單邊主義的政策，認為即使美國遭受國防安全上的威脅時，也不應該在沒有其他國家支持的情況下發動戰爭。他們認為美國應該在外交舞台上擁有穩固聯盟和廣泛的國際支持時才採取行動，這在約翰·凱利2004年總統選戰的外交政策上成為主要議題，他並譴責單邊政策是造成美國於伊拉克失敗的原因。
整體來說，現代的民主黨通常較傾向國際關係理論里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而非現實主義，雖然現實主義理論也對民主黨有部分影響力。
法律議題
逼供
民主黨反對美軍以逼供方式審訊逮捕的囚犯，並且反對將軍事囚犯歸類為“非法戰鬥人員”（Unlawful combatant），認為他們也該享有日內瓦公約賦予的權利。民主黨認為逼供是違反人道的，並且會減少美國在國際上的道德正當性，而且也會產生其他不良影響。
美國愛國法
除了來自威斯康辛州的Russ Feingold外，所有民主黨的參議員都投票支持了最初的美國愛國法（USA PATRIOT Act）。而在輿論開始關心法案對於“隱私的侵犯”以及公民自由的限制後，民主黨在2006年是否延續法案的投票上產生分歧。大多數民主黨參議員依然選擇延續法案，不過大多數民主黨的眾議員則投票反對之。
隱私權
民主黨主張個人應該有隱私的權利，並且通常會支持那些限制美國執法和情報單位監視美國公民的法案。一些民主黨人則支持消費者保護法，限制商業公司能取得的消費者個人資料。
大多數民主黨人認為政府不該管制經過雙方同意的、非商業的性行為（成人之間的），認為那是個人隱私的事務。
犯罪和槍械管制
民主黨經常聚焦於預防犯罪的議題上，認為防止犯罪能夠節省納稅人的稅金，減少在監獄、警察、醫療開銷等不必要的成本。他們主張改進社區的治安、並增加更多巡邏的警察來達成這個目標。民主黨在2000和2004年提出的政策中指出對於幫派和販毒的打擊作為預防犯罪的方法。民主黨的政策也提出了避免家庭暴力的議題，主張嚴格懲罰犯罪者並保護受害者。
為了減少犯罪和謀殺，民主黨提出對於槍械的各種管制，尤其是1968年的槍械控制法案、1993年的布萊迪法案（Brady Bill）、1994年的犯罪控制法案。不過，許多民主黨人，尤其是來自農村、南部、和西部的民主黨人則反對槍械的管制，並且認為民主黨在2000年的失敗便是因為在這個議題上失去了農村地區的支持[14]。因此在2004年的選舉中，民主黨提出的政見上唯一指名支持槍械管制的，只有要求對1994年攻擊武器禁令的延期。
歷任總統選舉
| 年份 | 選舉結果 | 總統 | 副總統 | 當選任數 | 任期 |
|---|---|---|---|---|---|
1828 | 成功 | 第7任 | 1829–1837 | ||
1832 | 成功 | ||||
1836 | 成功 | 第8任 | 1837–1841 | ||
1840 | 失敗 | ||||
1844 | 成功 | 第11任 | 1845–1849 | ||
1848 | 失敗 | 威廉·奧蘭多·巴特勒 | |||
1852 | 成功 | 威廉·魯弗斯·德韋恩·金 | 第14任 | 1853–1857 | |
1856 | 成功 | 約翰·C·布雷肯里奇 | 第15任 | 1857–1861 | |
1860 | 失敗 | 史蒂芬·阿諾·道格拉斯(北方) | 赫謝爾·維斯帕西安·詹森 | ||
失敗 | 約翰·布雷肯里奇| 約翰·C·布雷肯里奇(南方) | 約瑟夫·萊恩 | |||
1864 | 失敗 | 喬治·麥克萊倫 | |||
1865 | 繼任 | 安德魯·詹森[4] | 無 | 第17任 | 1865–1869 |
1868 | 失敗 | 霍雷肖·西摩 | |||
1872 | 失敗 | 班傑明·格拉茨·布朗 | |||
1876 | 失敗 | 塞繆爾·瓊斯·蒂爾頓 | 托馬斯·安德魯·亨德里克斯 | ||
1880 | 失敗 | 威廉·海頓·英格利希 | |||
1884 | 成功 | 托馬斯·安德魯·亨德里克斯 | 第22任 | 1885–1889 | |
1888 | 失敗 | 艾倫·格蘭伯里·瑟曼 | |||
1892 | 成功 | 阿德萊·尤因·史蒂文森 | 第24任 | 1893–1897 | |
1896 | 失敗 | 亞瑟·休厄爾 | |||
1900 | 失敗 | 阿德萊·尤因·史蒂文森 | |||
1904 | 失敗 | 奧爾頓·布魯克斯·帕克 | 亨利·加薩韋·戴維斯 | ||
1908 | 失敗 | 約翰·沃斯·克恩 | |||
1912 | 成功 | 第28任 | 1913–1921 | ||
1916 | 成功 | ||||
1920 | 失敗 | ||||
1924 | 失敗 | 查爾斯·W·布賴恩 | |||
1928 | 失敗 | 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 | 約瑟夫·泰勒·魯濱遜 | ||
1932 | 成功 | 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3] | 第32任 | 1933–1945 | |
1936 | 成功 | ||||
1940 | 成功 | 亨利·A·華萊士 | |||
1944 | 成功 | ||||
1945 | 代理 | 無 | 第33任 | 1945–1953 | |
1948 | 成功 | 阿爾本·W·巴克利 | |||
1952 | 失敗 | 約翰·斯帕克曼 | |||
1956 | 失敗 | 埃斯蒂斯·基福弗 | |||
1960 | 成功 | 約翰·甘迺迪[2] | 第35任 | 1961–1963 | |
1963 | 代理 | 無 | 第36任 | 1963–1969 | |
1964 | 成功 | ||||
1968 | 失敗 | ||||
1972 | 失敗 | 薩金特·施里弗 | |||
1976 | 成功 | 第39任 | 1977–1981 | ||
1980 | 失敗 | ||||
1984 | 失敗 | ||||
1988 | 失敗 | 麥可·杜卡基思 | |||
1992 | 成功 | 第42任 | 1993–2001 | ||
1996 | 成功 | ||||
2000 | 失敗 | 喬·李伯曼 | |||
2004 | 失敗 | ||||
2008 | 成功 | 第44任 | 2009-2017 | ||
2012 | 成功 | ||||
2016 | 失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