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主要作品,個人成就,主要影響,後世紀念,
人物生平
1815年12月20日，理雅各出生在於英國蘇格蘭阿伯丁郡的哈德利鎮。1815年至1822年間理雅各家與在馬六甲傳教的英國傳教士米憐經常通信，這些信使理雅各初步接觸了傳教事業。1822年，美魏茶（米憐之子）與理雅各在同一所學校讀書，此時理雅各更多地受了傳教士家庭的影響。
1829年，理雅各完成了在哈德利教區學校的國小學業，進入阿伯丁語言學校開始接受中等教育。
1831理雅各經考試獲阿伯丁皇家學院一等獎學金。此前他因遇到公眾集會騷亂而遇險，但是死裡逃生。1831年至1835年理雅各就學於阿伯丁皇家學院，即大學教育期間。1835年畢業時獲阿伯丁皇家學院授予的最高獎學金哈頓尼恩獎學金。
1837年，理雅各在倫敦海伯里神學院攻讀神學。
1838年，理雅各加入倫敦會，決心到海外傳教。是年理雅各與倫敦會理事會的成員約翰·摩里遜的女兒瑪麗·伊莎貝拉·摩里遜訂婚。
1840年1月10日理雅各到達馬六甲，此後理雅各夫妻水土不服，健康欠佳。在馬六甲，理雅各擔任倫敦聖教書會的記者與顧問，兼任馬六甲英華書院的伊雲士的助理，同時管理書院的印刷事宜。是年，馬六甲發生霍亂。11月，伊雲士與約塞亞·修茲染霍亂而死，理雅各獲得書院一個教高級的職位。這時英國與清廷正談判開放通商口岸，理雅各向倫敦會建議將英華書院遷至香港。
1841年，理雅各編寫了《英、漢及馬來語詞典》，後用作馬六甲英華書院的教材。此時理雅各已經開始了漢學研究，並進行基督教漢語文獻方面的整理，翻譯與編撰工作。馬六甲流行霍亂之際，理雅各寫了《致馬六甲華人有關霍亂書》在當地頒發，從醫學角度勸人們放棄迷信，皈依基督教。此時華人何福通成了理雅各的傳教助手。1841年7月13日理雅各因“為基督教世界與文學領域的顯赫貢獻以及虔誠的信仰”獲美國紐約大學所授予的神學名譽博士學位。11月理雅各正式擔任英華書院校長。
1844年，英華書院更名為英華神學院。1844年第二個安息日理雅各在香港開設了倫敦會的第一座華人禮拜堂下市場堂。教堂由理雅各主持，但其後理雅各暫時返回英國時，何進善受理雅各委託管理教堂，實際上許多事務也由何進善負責。是年起由何進善和黃勝做理雅各的助手編寫，印刷漢語的宗教宣傳冊子。其中理雅各撰寫的宗教文冊《耶穌山上垂訓》(1865年再版）是由何進善合作翻譯註釋的。
1845年年初，理雅各對香港政府提出應該有一所政府資助的學校，“免費”為中國人提供教育，但該建議未被採納，因為計畫“過於繁雜，而且代價太高”。是年理雅各籌建的佑寧堂落成。這年理雅各與麥都思博士談了他的基督教文獻的翻譯觀，認為“神”是翻譯“Elohim”與“Theos”的合適字眼。11月，理雅各因幾次長時間高燒不退而回國治療，並帶去三個中國學生：吳文秀、李金麟與宋佛儉。
1846年，理雅各一行到達英國，在英國社會引起注意。從到達英國至1848年，理雅各週遊英國講道。此間，理雅各向國務大臣格萊斯通談了香港傳教近況，尤其是教育的發展，試圖推行教育世俗化的改革，後來得格萊斯通就此事致信香港總督德庇時。
1847年5月20日，理雅各在返回香港的途中立志要研究漢學，翻譯中國經書，襄助傳教。7月2日，《聖經》修訂工作開始，到5日就出現了嚴重分歧，形成了後來曠日持久的譯名之爭，理雅各不可避免地將捲入這個問題。是年，理雅各推崇的補助書館計畫開始在香港實施。12月6日，港府在《香港政府憲報》上宣布以每月10元的標準資助三所中文學塾，並成立教育委員會，負責監督。這標誌著政府對教育干預的開始。但此時政府並沒有與教會爭奪教育控制權，而且此時宗教教育的氣氛仍頗為濃重。（註：1847年理雅各尚未抵達香港，仍在路途中。）
1848年4月，啟程返香港。途中離開新加坡的時候，理雅各與家人乘坐的船發生火災，理雅各指揮男乘客滅火。7月22日到達香港。1848年8月香港與廣州的傳教士開會建立傳教站，理雅各任秘書。傳教站每三個月聚會一次，協調兩地傳教事宜。8月31至12月1日，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一次摧毀性的颱風。是年理雅各的第四個女兒安妮死去，理雅各夫婦悲痛不已。黃勝任職於英華書院，曾協助理雅各翻譯儒家經典。自1848年起，理雅各改變了自己在“術語之爭”中的立場，選擇了“上帝”一詞來翻譯基督教的“God”。
1849年，理雅各撰寫布道文冊《上帝的日子》。
1850年，理雅各第一任妻子瑪麗寫信給倫敦會東方委員會，要求加大對英華書院附屬女子學校的支持。該校是英華書院遷港之初理雅各授意瑪麗創建的，該校是中國最早的女學之一。倫敦會基本同意瑪麗的提議。3月20日，理雅各向總部提出了到廣州建立教堂的想法。8月20日，總部致函理雅各，否決理雅各的提議。
1851年12月28日，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二次摧毀性的颱風。
1852年，廣東南部農民起義軍被清軍擊潰後，清軍大肆屠殺。理雅各從清軍手下解救一個中國女孩，並幫助急救一個老人。是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中國人的鬼神觀》，這是理雅各研究中國宗教學術的真正開始。這年理雅各又撰寫了宗教文冊《約瑟紀略》、《養心神詩》（後改名《宗主詩章》）與《重休禮拜堂仁濟醫館祈禱上帝祝文》。10月17日，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三次摧毀性的颱風。也在10月，理雅各第一任夫人瑪麗病逝，其後兩個女兒先後夭折。11月22日，理雅各繼續進言倫敦會總部要求到廣州建立教堂，但沒有結果。
1853年，理雅各應邀進入教育委員會(1853—1862,後改為教育局），提出了官學的獎學金制度：《聖經》或《四書》知識掌握得最好的獎勵1.5英鎊，英語或地理讀得最好獎一英鎊。是年起理雅各主理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由黃勝協助。同年，淘金熱使大量華人湧入美國加州與澳洲，理雅各以傳教為目的撰寫了關於移民美國事務的冊子《往金山要訣》，並安排五位英華書院的學生到美國加州建立教堂與兩個青年到澳洲宣教。也在1853年理雅各最小的女兒在被送往蘇格蘭的路上死了。理雅各悲痛不已，當時只剩下他一個人在香港。大約在1853年前後，理雅各幫助太平天國確立了“拜上帝會”的名稱。
1854年理雅各撰寫中文傳道冊子《勸崇聖書》、《新約全書注釋》與《耶穌門徒信經》並初次翻譯《周易》。同年韓山文把在逃的洪仁玕帶來見理雅各，理雅各幫助安排他去教書。
1855年，理雅各發展一個道士皈依基督教。1855年1月12日，理雅各繼續堅持要倫敦會總部到廣州建立教堂，提出將印字局移到中國腹地上海去發展，沒有結果。《遐邇貫珍》因人力不濟停刊。1855年（至1858年），洪仁玕受僱於倫敦會，成為牧師，解經布道，做理雅各的助理。
1856年，理雅各編譯的教材《智環啟蒙塾課初步》在香港出版，作為英華神學院的教科書。(1859年香港官學把該書作為標準教材,1862年、1864年分別在廣州、香港重版；1867年傳入日本，首先由江戶開物社出版訓點翻印本，名為《翻刻智環啟蒙》，在日本廣泛流傳，成為許多學校的教科書，出現多種版本。）但1856年在香港維持了13年的英華神學院因人手不足及經費問題而停辦。是年理雅各撰寫了《聖書要說析義》、《亞伯拉罕紀略》。同年理雅各給車錦光施洗。這一年，理雅各要求付給中國醫生王風與西方傳教士同樣的工資，引起外國人的議論。（關於給華人基督教徒與西方相同的工資的問題，理雅各與倫敦會之間的商議持續至1860年。）是年理雅各在英華書院的學生樑柱臣離開香港到澳洲維多利亞省與傳教士建起禮拜堂。(60年代初樑柱臣在澳洲的巴拉臘特又建了兩所教堂,1866年在中國內地建立佛山堂，這是華人自發自資並成功建立起來的第一個教堂）。1856年起，理雅各在香港的公理宗用英語、漢語布道，閒暇時間翻譯中國經書。
1858年，理雅各在英格蘭的時候，通過其長兄喬治所在的公理宗之安排，結識了寡婦漢娜，其亡夫也是牧師，已有一個女兒。後來理雅各與她結了婚。同年理雅各帶著第二任夫人及其女兒和他原來的兩個女兒到香港。回港後，香港最高法院的註冊主任拜訪理雅各，要黃勝到法院任口譯。黃勝出於傳教工作的志向而婉拒。
1859年，理雅各發表了《秦國——倫敦會成立六十五周年講話》。10月間，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四次摧毀性的颱風。50年代後期，理雅各的兩個女兒加入理雅各的事業，分別在理雅各所建立的不同學校里教書，並都在香港結了婚並居住下來。
1860年，洪仁玕被洪秀全封為乾王，此後與理雅各通信頻繁，理雅各希望他能夠糾正太平天國在信仰上的偏差，並堅持與外國人和解的路線。洪仁玕曾托人給理雅各送錢，但理雅各拒收。這年，理雅各撰寫了宗教文冊《聖會準繩》與《基督教信仰與行為》，並為車錦光帶來的人施洗。同年，香港教育委員會被改組為教育局，成為專管官立學校的政府機構。此時理雅各已成為該機構的權利人物，便大張旗鼓地推崇世俗教育。7月3日，理雅各在教育局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計畫”，後來又以書面形式刊登在《香港政府憲報》上。他建議停辦所有位於維多利亞城的皇家書館（即受資助的學校），把全部學童集中於一所新的中央書院並強調英語教學。在理雅各的推波助瀾下，香港教育事業的重點從19世紀60年代起始由宗教教育轉向世俗教育。
1861-1872年間《中國經典》第一版在香港陸續出版。其中，第一卷含《論語》、《大學》與《中庸》，出版於1861年，第二卷《孟子》出版於1861年，第三卷《書經》與《竹書紀年》（分兩冊）出版於1865年，第四卷《詩經》（分兩冊）出版於1871年，第五卷含《春秋》與《左傳》（分兩冊）出版於1872年。
1861年，廣東被英法攻陷之後，理雅各與他的朋友在廣東河南（廣州市的地名，現中山大學康樂園的一帶）參觀，看一座佛教寺廟遭到襲擊，原因是民眾敵視所有外國人。同年春天，理雅各與湛約翰乘船到廣東的博羅等地去看看車錦光的傳教工作，一路上受到當地人的歡迎。他們此行長達四個星期，但後來遭到了襲擊。10月，由理雅各施洗的廣東人車錦光被其仇家所害，理雅各曾冒著生命危險去解救車錦光，而且臨走前叮囑英國領事：萬一他死了，不要動用軍艦，因為他要把清白的名聲帶回家。
1862年，理雅各在香港太平山與灣仔籌建兩所教堂。2月，在港府的支持下，中央書院正式開學，標誌著香港教育事業把重點轉向了世俗教育。中央書院首任校長由史釗活擔任。史釗活承襲了理雅各的世俗教育主張，並付之於實踐。理雅各就此解除了教育局繁重的文秘和管理職責。是年，理雅各的一封信在英國公開發表，抗議戈登率領的英法聯軍鎮壓太平軍的行為。同年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五次摧毀性的颱風。這年王韜流亡香港，開始襄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歷時20年。（從1862年到1865年，理雅各為香港政府培訓筆譯、口譯人員三年。）
1863年年底，理雅各為修建佑寧堂籌捐了21000元。
1864年6月6日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六次摧毀性的颱風。是年理雅各再次陷入健康危機，於是到廣東省的西河去遊歷、養病。
1865年，理雅各與教育理事會其他成員退位，政府辦學部取而代之。同年因為理雅各在公益事業上的突出貢獻，被邀到香港政府用茶點。是年，理雅各陪第二任妻子漢娜到汕頭、廈門、上海，後到日本治病。漢娜終因水土不服回國，也帶走了女兒。
1866年，香港發生了罕見的火災，理雅各成功地進行了募捐活動以賑災。是年他又探訪感染猩紅熱的學生，還為一個他認為無罪的死囚奔忙。理雅各在香港昂船洲經歷一次爆炸的事件，一艘載著80噸炸藥的商船被引爆，原因不明。
1867年2月，理雅各因健康欠佳暫回英國養病，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工作暫時中斷。理雅各不久來信邀請王韜去蘇格蘭。年底王韜赴蘇格蘭，並遊歷了法國等國家。
1870年1月5日，理雅各及其女瑪麗與王韜一起返華。3月，抵達香港，此後王韜成為獨立的報業人士並逐步成為社會改良者，開始了自己的事業。理雅各與倫敦會簽訂契約，在佑寧堂做了三年牧師。由於佑寧堂有印刷業務，理雅各印刷其譯著《中國經典》更為方便。
1871年，理雅各在英國士兵中開《聖經》課。是年撰寫了布道文冊《無償的福音》。2隻，理雅各聯合其他傳教士和一些商會，組織了一千多人簽字，要求取締賭場。
1872年7月，理雅各深夜翻譯過勞而休克，手部摔傷。
1874至1875年，約翰·萊格牧師等人為理雅各再譯《詩經》提供幫助。
1875年，穆勒約理雅各為《東方聖書》系列譯著提供譯稿。4月20日，牛津大學決定讓理雅各做首任漢學教授。
1876年，理雅各因翻譯中國經書的成就獲儒蓮中國文學首屆國際獎。10月27日，理雅各在謝爾德廉戲院發表就職演說，開始了執教牛津大學的生涯至去世。
1877年，理雅各的著作《儒教與基督教對比》在對華傳教士上海大會由人代讀，在傳教士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因被認為過高評價儒教和再次引發術語問題而被拒絕出版。後該文在友人資助下獨立出版。是年理雅各準備重新翻譯《易經》，再次邀王韜前往。但王韜未受此邀。
1878年，理雅各發表論文《中華帝國的儒教》、兩小卷的《孔子生平及其學說》與《孟子生平及其學說》。
1880年，理雅各以他在牛津大學講課和研究心得，在倫敦發表了《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是年，理雅各提名中央書院第二任校長。同年理雅各的第二任妻子漢娜去世。
1882年，理雅各完全失聰，但仍然堅持授課與翻譯。是年，理雅各譯出《東方聖書》第十六卷《周易》，為第九版《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了《老子》的條目。
1883年，理雅各的《基督教與儒教關於人生教義的對比》由倫敦聖教書會出版。
1884年，理雅各到授予他神學博士的愛丁堡大學參加校慶。
1885年，理雅各譯出《東方聖書》第二十七、二十八卷《禮記》。
1886年，理雅各譯出了《法顯行傳》（或稱《佛國記》）。是年理雅各患中風，健康狀況惡化。
1887年，理雅各發表漢學研究論文《菩薩的形象》。
1888年，理雅各開設“在華基督教傳教史”的講座，再一次對鴉片貿易深表痛惜。同年理雅各發表了《基督教在中國：景教、羅馬天主教與新教》一書。
1891年，理雅各譯出《東方聖書》第三十九、四十卷《道德經》與《莊子文集》，並發表漢學研究論文《因果報應論》。
1892年，理雅各的《四書》譯本經他修訂後再版。
1893年至1895年理雅各修訂《中國經典》，並由牛津克萊仁登出版社再版。
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病逝牛津。
主要作品
中文
1. 《致馬六甲中國僑民的一封關於霍亂的信》 （Letter addressed to the Chinese residents at Malacca，on the subject of the Cholera），馬六甲；1841年
2. 《養心神詩》 （Hymn Book），馬六甲；1842年。1852年在香港出版了該書的增訂本，共30頁，收錄了79首讚美詩和7首頌歌。1862年，該書經修訂後又以《宗主詩章》為名在香港出版，共35頁，收錄了85首讚美詩和7首頌歌。
3. 《耶穌山上垂訓》 （Sermon on the Mount，with Commentary），香港；1844年1865年在香港出版修訂本， 24頁。
4. 《英華通書》 （Ang1o-chinese calendar），9頁；香港；1851年。開篇為《十誡》，之後是中英目歷對照，標示出了禮拜日、教會集會日、舉行聖餐儀式日，最後是關於這些制度的說明以及香港教堂每天舉行儀式的時間。
5.《約瑟紀略》（Brief History of Joseph），28頁；香港；1852年，共六章，每章的正文前是一首詩，正文後是對本章所述內容的概括，1862年在香港重版，有插圖，共30頁
6.《重修禮拜堂仁濟醫館祈持上帝祝文》（Prayer used at the Reopening of the Chapel and Hospital at Hongkong），6頁；香港；1852年，這份小冊子還收錄了對於相關經文的說明以及在這一場合使用的講道詞。
8.《新約全書注釋》（Commentary on Matthew），128頁；香港；1854年，該書注釋部分由理雅各的中國助手何進善編寫，他還撰寫了一篇長達9頁的有關《聖經》的前言，之後是2頁是緒論，再接著是2頁關於該書的序言 ，後全書經理雅各博士允許修訂重版，前14章由他們自己於1854年出版，其餘部分後曾獨立成冊出版。全書總序曾以《新舊約聖書為天默示》為名在廣州單獨發行，共9頁，1855年發行了另一版本，名《新舊約聖書證據》。1862年在香港又出現了一個新版本，名《聖經證據》，共9頁。
9.《勸崇聖書略言》（Incentives to reverence the Scriptures），宣傳單；香港
10.《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這是在香港出版的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資助的月刊，每期12頁到24頁不等，1853年創刊時，麥都思為主編，第二年美禮爾（c. B. Hillier）接任；最後由理雅各在1855年接手，其擔任主編直至1856年5月該刊停刊為止。
11.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 （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in 200 lessons.Gradationl.），55頁；香港；1856年。這是貝克先生（Mr. Baker）初等教育讀本的中譯本。英文原文在上，中文譯文在下，純中文本1859年在廣州出版，共51頁，1864年在香港出版了理雅各博士根據原本進行修訂的新版本，同第一版形式一致。
12.《聖書要說析義》（skeleton sermons），24頁；香港，該書收錄了27條《聖經》原文並逐條進行了簡要的論述。
13.《亞伯拉年紀略》（Brief Historv of Abraham），香港；1857年，全書共四章，每章的正文前是一首詩，正文後是對本章所述內容的概括，有一篇2頁長的序，1862年在香港重版，共26頁
15. 《聖會準繩》（The Faith and Practice of a Christian Church），29頁，香港；1860年。這是義大利德·桑克蒂斯博士（Dr. De sanctis）一篇小論文的中文譯本，第一部分關於教義，分19個主題展開；第二部分關於教會戒律，通過各個主題下所引用的一系列經文， 《聖經》的權威得以在每一條陳述中體現。
16.《新金山善待唐客論》（Address to the Chinese settlers at Sydney），8頁；香港；1862年，該篇為悉尼的牧師對澳大利亞華僑基督徒所作的演講，譯者添加了一篇序言。
17.《落爐不燒》（Unscathed in the Furnace），6頁；香港，這份用廣東話撰寫的宣傳冊講述了沙得拉、米煞和亞伯尼歌的故事，其後是關於這一主題的一篇論述文。
18.《浪子悔改》（The Prodigalrepenting），6頁；香港，這份同樣用廣東話撰寫的宣傳冊講述了浪子回頭的寓言，其後是關子這一主題的一篇論述文。
英文
19.A Lexi1ogus ofthe English，Malay，and ChineseLanguages（《英語、 馬來語和漢語辭彙》）， 同時收錄了漢語的福州方言和廣州方言，4開本； 3+111頁；馬六甲；1841年，匿名出版。
20.The Ordinance of the sabbath（《安息日的儀式》），這是分別關於安息日制度、基督教安息日、殖民地安息日的三篇布道文，8開本； 83頁，香港；1850年。
21.An Argument for上帝（Shang-te）as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1ohim and Theos，in the chinese Language（《用“上帝”作為“E1ohim”及“Theos”兩詞中譯名的商権》），包括對文惠廉贊成用神”一文的批評等，8開本； v+43頁； 香港；1850年。
22.Letters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name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關於“God”一詞中文譯名的信件》），8開本； 73頁； 香港；1850年，，這六封信最初發表在《香港紀錄報》（Hongkong Register）上。
23.Reports of the Preparatory School，and the Theo1ogical Seminarv in Hongkong，of the London society（《倫敦會預各學校和香港神學院通訊》），維多利亞，1849年開始每年出版。
24.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中國人關於上帝和靈魂的觀念》），對為美國聖公會主教文博士討論“E1ohim”和“Theos”正確中文譯名的文章所作的辯解，作者在書中也進行了分析，8開本； vII+166頁； 香港；1852年。
25.Lectures on Theology，Science，& Revelation，by the late Rev. George Legge，L. L. D.，of Gallow tree gate chapel，Leicester（《已故法學博士、絞架門教堂牧西治·里戈關於神學、科學以及啟不的演講》），同時收錄了由倫敦會派駐香港的傳教士理雅各博士為其撰寫的傳記，該書由理雅各博士和文學碩士約翰·里戈編輯，8開本； vIII+xcvIII+420頁； 倫敦；1863年。
26.The chinese classics（《中國經書》），包括譯文、評釋、緒言以及詳細的索引，共七章，8開本，卷一包括《論語》 、《大學》和《中庸》， xIv+136+376頁， 香港， 1861年， 卷二包括《孟子》，vIII+126+497頁，香港， 186]1年，卷三分兩部分， 收錄了《書經》， 735頁，香港， 1865年，這一大部頭作品以後的幾卷至今尚未出版發行。
個人成就
翻譯古代經籍
作為一名傳教士，理雅各也許不會意識到其古代經典翻譯工程對溝通東西方橋樑的作用，他的所作所為均為傳教鋪路，但最終的結果卻遠遠超出了傳教的範圍。
理雅各把英華書院遷到香港後，開始研究和英譯中國古典文學的工作，他計畫將中國儒家傳統典籍“四書”、“五經”譯成英文，並各自附以原文、注釋及長篇緒論。1861年“四書”譯本依序在香港出版，為《中國經典》一、二卷。當時由一些傳教士如湛約瀚、麥高溫、史超活、合信、謝扶利和華人黃勝等人參加助譯工作。在此後二十五年間，他陸續翻譯出版了中國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春秋》、《禮記》、《書經》、《孝經》、《易經》、《詩經》、《道德經》、《莊子》等名著。
中國儒家經典向西方的傳播，對西方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文學思想，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此，理雅各是有貢獻的。但是，另外還有一位中國學者王韜的功績也不應該埋沒。王韜原來在上海倫敦傳教會開辦的墨海書館工作,1863年王韜乘船來到香港，擔任理雅各的助手。當時理雅各的《中國經典》頭兩卷英譯本已經出版，他正在翻譯《書經》。由於王韜的具體幫助，給他解釋難懂之處，幫他寫注釋，使他得以順利地完成英譯《書經》和《竹書紀年》等，並作為第三卷出版。隨後王韜又幫助理雅各英譯《詩經》，作為第四卷，於1871年出版。第五卷《春秋》、《左傳》，於1872年出版，以上均在香港出版。《禮記》於1885年在倫敦出版，這是王韜幫助理雅各英譯的最後一部書。
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對中國典籍也曾多有譯述，但都只譯片斷，且因漢語不精，或對於儒學經義鑽研不透，或請學養淺陋的華人合譯，譯文往往辭句粗劣，語義欠通，謬誤百出。《中國經典》的翻譯是理雅各傾注幾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一項宏大工程，他明確意識到，只有透徹地掌握中國人的經書，親自考察中國聖賢所建立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生活基礎的整個思想領域，才能被認為與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承擔的職責相稱。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理雅各始終貫徹著嚴謹的治學態度，除了認真參考和吸取王韜的研究成果外，他自己也十分注重旁征博採，力求持之有據，絕不主觀臆斷。在他以前別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語種譯出的有關文字，凡能找到的，他都拿來仔細比較，認真參考，然後再反覆斟酌，慎重落筆，甚至常常數易其稿。加上與王韜等人的切磋討論，就大大減少了可能有的失誤，使翻譯質量得以確保。
《中國經典》陸續出版後，在西方引起了轟動，歐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譯上的成就與漢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於1875年獲法蘭西學院儒蓮漢籍國際翻譯獎(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1870年，阿伯丁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在愛丁堡大學舉行三百周年校慶慶典中，理雅各是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在多次訪問巴黎的過程中，曾同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朱利昂，進行對漢學的高水平的討論，並獲得朱利昂獎金的首獎。理雅各的獲獎促使英國朝野開始重視對中國學術的研究。獲獎後，理雅各又譯了（在牛津大學任教期間的譯著）：《法顯行傳》(1886年加注付印）、《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考》、《中國文學中的愛情故事與小說》、《致繆勒函有關中國人稱帝與上帝》、《中國編年史》、《帝國儒學講稿四篇》、《扶桑為何及在何處？是在美國嗎？》、《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孔子生平及其學說》、《孟子生平及其學說》、《詩經》（英文押韻詩體譯本）。以上是單獨出版的一些主要譯著，另外由英國語言學家繆勒收進他主編的《東方聖書》叢刊中的理雅各譯著，還有：《書經》、《詩經中的宗教》、.《孝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因果報應論》。
90年代理雅各再次把注意力轉到他的系列譯作《中國經典》，這也是他在牛津的教學材料。1893年至1895年《中國經典》修訂後在牛津大學克萊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在這個版本中，理雅各對孔子的態度有改變，似乎與中國古代的聖賢有了很多相同的觀點。1895年，也就在理雅各謝世的前兩年，他還翻譯出版了屈原的《離騷》。
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
1873年，理雅各離開香港返回英國，他竭力主張應加強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社會思想的支柱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當時在英國的一些原來在中國當外交官或經商的英國人，提出應在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並推薦理雅各為該講座的第一任教授。推進此項計畫最努力的，有英國前駐華公使阿禮國，和前香港總督德庇時等，他們募集了捐款，專供牛津大學開設漢文講座之用，但英國的正統派仍嫌理雅各不是牛津或劍橋大學畢業生，不是貴族，又不是英國國教的教徒而加以阻撓。經過各方疏通，加上理雅各的大量譯著和它們對歐洲影響的客觀存在，使得那些正統派也只好讓步，最終讓一名傳教士出任第一任漢學教授。阿禮國等多方奔走，一共募得三千英鎊之巨，專給牛津開設漢學講座。
理雅各採取的是語言與文化並重的教學策略和注重翻譯的教學模式，他的學生為數不多，因為漢學在當時還是偏僻的學科。理雅各所做的學術報告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中國人物傳評、中國天文和中國社會宗教等。他在牛津大學前後共二十二年，培養了不少漢學家。
理雅各回到英國後，著有一些論文、書評、講稿與小集子，計24項，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漢英詞典手稿。理雅各曾提出如果中國能有一部按正確的原則編撰的字典，那么解經、詮釋工作將大大簡化。這可能是他編撰字典的動機。詞典收入漢語的字、詞、俗語及情景性日常用語，在文字上方用符號表現漢字的陰平、陽平、上聲與去聲四種語調。收入內容以國語（官話）為主，兼顧廣東方言。
漢學答疑
理雅各回英國後用不少的時間為外國人解答漢語知識方面的問題。實際上，這項工作始於他在華期間。
理雅各對中國的了解可謂詳細，求教的信很多，很難統計，諮詢的領域涉及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傳記、中國天文，也有不少信件的內容是請他翻譯檔案和翻譯刻在碗、扇等等上面的文字，還有人把翻譯的稿子和研究漢字的論文寄給他審閱，為此理雅各回復了大量的信件，這當然也是對中國文化傳播的貢獻。
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從1843年到1873年，理雅各一生中最美好的30年都是在香港度過的，對香港的教育、報業乃至戒菸戒賭、賑災救難等公益事業均有種種貢獻。從1847年到去世，他一生半個世紀的時間都在譯介中國經書，而且是在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總體歧視下進行的。對中國文化的長期研究使他認為中國文明雖與西方文明有很大區別，但絕非野蠻文明，因為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在那塊土地上生活、繁榮，不斷生長、壯大；當諸多的優秀文明經歷了興旺、鼎盛和衰亡後，中國仍然存在，所以中華民族必定有些頗具力量的美德和社會規範。
主要影響
理雅各向西方輸出的不只是中國的經書，還有中國的宗教以及其他文化現象。與早期傲慢的新教傳教士相比，理雅各對待中國宗教的態度是客觀、認真而尊重的，像他那樣重學術理性的宗教專著在早期新教傳教士中甚為罕見。他的論述中見不到對中國的謾罵、無理的攻擊，相反，他對中國文化表現出一種親和態度，體現出蘇格蘭神學思想的開放性與獨立性。他呼籲傳教士不要在孔子的墳墓上橫衝直撞，他讚美中國宗教中對真理的追求。
理雅各主持的英華書院（後為英華神學院）引進了西式教育，衝擊了中國的舊式教育，他在實用化的課程設定、教材使用等方面表現出了近代化的特色，有助於培養中國奇缺的專業人才並提高人才的素質。他與華人的交遊使他們成為頗有作為的社會改革人士，如黃勝、王韜、洪仁玕、何進善父子，這些人受他的影響摒棄了惟我獨尊的天朝幻念和傳統儒學中的迂腐成分。
後世紀念
理雅各葬在牛津以北的墓地，阿伯丁花崗岩做的墓碑上寫著“赴華傳教士與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
20世紀60年代初，香港大學為紀念理雅各，再版了他的五卷《中國經典》，並設立理雅各獎(James Legge Prize)。1961年，倫敦會捐款5000英鎊設立該獎，獎給中文系四年級本科生在畢業前用漢語或英語寫的對中西文化的詮釋有所貢獻的最佳論文。
自1948年以來，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提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努力促成成員國文化經典的翻譯工作，尤其是亞洲國家，但缺少能勝任的翻譯家，而且時間緊迫。最後，儒蓮編輯的《東方聖書》系列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代表文集推出，理雅各是該系列的主要譯者之一。該系列在189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在1966年與1968年由印度的Motilal Banarsidass再版。
在中國，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注釋校正華英四書》全部採用理雅各的譯文。新中國成立後，湖南出版社系統出版中國古代文獻的系列譯本，其中《四書》仍選用了理雅各的譯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