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儒翰
- 外文名：John Robert Morr．son
- 國籍：英國
- 出生地：澳門
- 出生日期：1814
- 逝世日期：1843
- 職業：英國傳教士
- 代表作品：《英華行名錄》、《對華商務指南》
個人經歷,政治活動,修訂《聖經》,主要著作,個人評價,
個人經歷
馬儒翰是馬禮遜的長子，1814年4月17日出生於澳門，第二年1月21日和母親以及姐姐啟程回英國。1820年8月23日又同她們一起返回澳門，但是不到兩年，死神就奪去了他的母親，他被送回英國接受教育。在接下來的4年裡，馬儒翰最初是在位於曼徹斯特的J．克盧尼牧師（Rev.J．Clunie）的學校接受基礎教育，後來又到倫敦附近的磨坊山文法學校（Mill Hill Grammar School）就讀。
他的父親在英國逗留兩年之後，於1826年5月1日啟程回中國時將他帶在身邊，從那時起，馬儒翰的精力主要就放在漢語的學習上了。在澳門與父親共同生活了很短的時間後，他被送到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學習。兩年後，他又在廣州與父親重聚，並在父親的親自指導下繼續學習。
此後不久他就受僱做譯員，先是給在中國經商的英國商人做翻譯，然後又在1833年為美國政府派往交趾的傳道會做臨時翻譯。返回廣州後，馬儒翰重新為商人們從事翻譯工作，與此同時開始幫助勞累的父親，並漸漸博得外國團體的友誼和信任。
1834年在父親去世後，馬儒翰被指定為父親的接班人，擔任英國駐華商館監督處（Superintendents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的漢語秘書和翻譯官。之後不久，出於對傳教工作的熱誠和興趣，經過一番周折和努力，他曾將一名中國基督徒從牢獄之苦中解救出來，為此他不得不花了一大筆錢。
倫敦傳道會在廣州有好幾年都沒有直接的代理人，馬儒翰接受委託負責他們的事務，並且經常向他們的主管提出誠摯的建議，熱情地關注其事業的發展：在此期間他還協助印書館準備著作的出版、指導當地華人、與他們進行溝通等。
馬禮遜博士去世前不久曾表示希望兒子馬儒翰能夠承擔修訂漢語版《聖經》的工作，而且這也得到了美國聖經公會（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的承諾和支持。後來，他在麥都思、郭實臘和裨治文先生的協助下，出版了新版本的《聖經》。
在1839年3月至1842年8月那段英國和中國政府之間的衝突和困難時期里，馬儒翰一直擔任著為英國服務的重要職責，謹慎行事，令其上司非常滿意。
生病9天之後，馬儒翰於1843年8月29日因患瘧疾在澳門去世，終年29歲。
政治活動
1840年7月，馬儒翰隨英國侵華全權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1784—1863)和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到大沽口與直隸總督琦善談判；
1841年1月，陪同義律參加中英關於《穿鼻條約》談判；
他在整箇中英戰爭期間擔任璞鼎查爵士與中國當局談判的首席譯員，還擔任與中國人一起草擬奠定英、中兩國和解基礎的條約的英方首席代表。他在談判中精明強幹，在談判技巧上折中調和，既小心維護英國的尊嚴，也公正地對待中國，他以永不懈怠的熱情專心致志於責任重大而又繁重的任務，直到他的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建立起了和平。
《南京條約》簽訂後，他又同璞鼎查到定海、廈門等地，借台灣愛國軍民抗英事件進行訛詐，林則徐因此稱“馬儒翰最壞”。可能正是基於馬儒翰在鴉片戰爭中的系列作為，為英國侵華立功，鴉片戰爭後他被任命為香港議政局和定例局委員兼港督府秘書。
修訂《聖經》
除外交活動外，馬儒翰在宣教方面“也居於領導群倫的地位”：
一是參與修訂《聖經》中文譯本
馬禮遜的《聖經》中譯本於1823年出版後，馬禮遜就有意進行修訂，但因忙於其他事務直至去世未能如願。
1835年，由馬儒翰主持，聯合倫敦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及美部會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組成四人翻譯小組，對馬禮遜《聖經》中文譯本進行重新翻譯修訂。
《新約》由麥都思負責，1836年修訂完成，1837年以《新遺詔書》為書名在巴達維亞以石版印行，成為以後10餘年間中國新教教會主要的《聖經》譯本。《舊約》主要由郭實臘負責，1838年修訂完成，同年在新加坡出版。
1839年，郭實獵再度修訂麥都思1837年出版的《新遺詔書》，題名《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在新加坡出版。這個譯本被稱為“郭實獵譯本”，後來為太平天國軍隊所採用，在定都天京後印發，每冊封面印有太平天國徽號和太平天國年曆。洪秀全還將其中的《創世紀》、《出埃及記》和《馬太福音》，作為應試員生之參考本。
二是馬儒翰的印刷出版活動
馬禮遜是在華引進西方現代石印技術的第一人。馬禮遜在華的石印活動，主要由馬儒翰會同中國印工進行。而中國印工在協助石印過程中，逐漸掌握了石印技術，現知最早學會石印術的中國人是屈亞昂，是從馬儒翰學得石印技術的。石印術對中國出版業的影響是巨大的，“石印術的大規模使用使中國出版界真正進入了近代”，這裡面也滲透了馬禮遜、馬儒翰父子的首倡之功。
此外，在馬禮遜的鼓勵下，1833年馬儒翰開始鑄造中文鉛字，儘管因各種原因不到一年就被迫停頓，但“就像他率先在中國嘗試石印一般，馬儒翰也是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套用印刷技術與活字印刷的地方——鑄造活字的第一人，在印刷史上確有他的地位。”
主要著作
馬儒翰雖然只有一兩部著作出版，但是這些著作對於在華經商團體來說非常重要。下列的書出自他的筆下：
1.《中國飾物》（Some Account of Chcums，Tcdisrmms，and Felicitousppendages），中國人隨身佩戴、或懸掛在屋中、以及使用的護身符、避邪物和幸運飾物的說明。4開本，共6頁，倫敦，1833年版。該文發表在《皇家亞洲學會會報》（Transactions of the Roycd Asiatic Society）第3卷第二部分里，但是也有一些單行本出版。
2．《英華通書參考手冊》（Compcmionfothe Anglo-ChineseCcdendar），12開本，1832年版。
3.《中國商務指南》（A Chinese Commercicd Guide），共116頁，廣州，1834年版。作者去世後，該書經過幾次再版，書的內容全部重新修訂過。
馬儒翰還翻譯、撰寫了大量單篇文章，發表在當時廣州、澳門等地出版的中外文期刊上，像《中國叢報》、《廣州雜錄》(The Canton Miscellany)、《廣州紀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廣州新聞》(The Canton Press)以及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
當然，馬儒翰的絕大多數文章發表在《中國叢報》上。據統計，從1832年5月《中國叢報》創刊，到1843年馬儒翰去世的12年間，馬儒翰發表在《中國叢報》上的文章達84篇之多，發表的篇數僅次於主編裨治文和衛三畏。無怪馬儒翰感嘆，自己為《中國叢報》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兩種雜誌寫稿，甚至比兩刊主編裨治文和郭實臘還盡心盡力。這些文章內容廣泛，涵蓋中國地理、政治、語言、中外關係、商業貿易等，為西方全面了解中國提供了重要資料。
另外，馬儒翰對香港英文報刊的發展也有首倡之功。1841年5月1日，馬儒翰就在香港創辦《香港鈔報》(Hong—kong Gazette)；1842年3月17日，又創辦英文報紙《中國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同年3月24日，《中國之友》併入《香港鈔報》，易名為《中國之友與香港報》(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ong Gazette)。
個人評價
在英華書院的西人畢業生中，穰熟中文、並在晚清中英外交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寫下濃重一筆者，當推英國人馬儒翰。當然，他利用精通中文之便，襄助英國侵略者與華簽訂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攫取更多權益，這對中國而言，不啻是一種沉重災難。
